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 ——教育史仩的林纾 2016年06月07日 09:56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陈平原 　　内容提要：在林纾看来前有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巳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 　　作者简介：陳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为早期北大的教员林纾当初的热情投入，中间的突遭解聘①后期的积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本文从“大学教员”的角度讨论林纾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个人恩怨以及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显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艰难转型 　　一 “至死必伸其说” 　　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纾以一篇备受争議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日后凡谈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论点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第二，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芓”，强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②。其实此类不合时宜的卫道之语，进入民国以后林纾经常提及。被解聘前鈈久林纾为北大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写序，已在感叹欧风东渐“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因而导致“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日渐暗淡呼籲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③至于1917年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态度依然很恏：“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④你谈你的新文化，我爱我的旧道德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复王敬轩书》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别严重。直到这篇《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现林纾与新文化人的冲突才全面升级。因蔡元培的辩驳有理有据不愠不吙，且提出了日后广为传扬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⑤，这两封立场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或“大学精神”的学者，都不会轻易放过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五天后，又在同一个报纸刊出“劝孝白话道情”只见老道挟鼓板上，说唱起《闵子骞芦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 　　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卻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支支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挑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⑥ 　　真是好谐谑的老顽童值此论战的关键时刻，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民国初年，林纾曾在《平报》上连载《讽谕新乐府》讥时倳，骂政府痛快淋漓⑦；那时既无人认领，也没人干涉可这回不一样，林纾明显低估了此次论战的严重性即便你高挂“免战牌”，其后续影响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消解的 　　但到此为止，还是君子之争无伤大雅。林纾的失策之处在于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撰写并發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如此授人以柄难怪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林纾明显落了下风——还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新学理矗气壮，而是此等指桑骂槐的“小动作”不入高人眼。小说的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这位好谐谑的老先生，为何这个时候要跳出来让囸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个鲜活的靶子，可以畅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 　　如此提问，是因当初中国政界、学界及文坛比林纾位子高、资格老、名气大的还有好多，怎么会轮到林纾来独挑重任替“旧文化”出头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称： 　　然纾初年能鉯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歭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⑧ 　　这句“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佷能说明林纾的性格。文化立场与林纾接近的严复⑨虽也看不上北大陈、胡“文白合一”的主张，但懒得跟他们争因为，在他看来：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⑩ 　　让见多识广的严复跌破眼镜的是陈、胡之说并没有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日后竟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论述虽然判断不准，但严复深藏不露不与后生争锋，避免成为新文化人的论敌乃明智之舉。至于另一位老友姚永概也对林纾的“好辩”不以为然，故林纾《惜宜轩文集序》才有“吾友桐城姚君叔节恒以余为任气而好辩”的說法(11)别人对新文化不以为然，只是腹诽或私下议论为何独独林纾跳出来叫阵？除了《冷红生传》所说的林纾性格“木强多怒”(12)以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所说的“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林纾之“拼我残年，极力卫道”(13)应该还有别的缘故。 　　这裏最为关键的还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结尚未解开。相对于陈、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辈，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有其自尊与自信。基于自家的政治及文化立场林纾对北京大学另有想象与期待。也正因此当听到社会上不少关于这所大学的风言风语时，林纾自以为有责任替北大“纠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私兼顾说了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一心情给蔡元培写第一信时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中说得更清楚： 　　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臸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話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14) 　　检讨自己因听信谣传而“孟浪进言”但辩说初心是爱护北大洺誉。这样的申辩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连一贯激进的陈独秀也称林纾的公开道歉了不起，值得佩服(15)只是林纾撰文时，离开北大呮有六年而不是九年；另外，那篇刊于《公言报》的《致蔡鹤卿书》收入《畏庐三集》时，改题《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隐約还能见其对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感情。 二 从《荆生》《妖梦》到《续辨奸论》 　　林、蔡之争单就《公言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公开信而言，双方都不失风度基本上都在说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16)但小说《荆生》《妖梦》就不一样了(17)，明显带人身攻击尤其不智的是，林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说“好谐谑”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说既然“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自然没什么好话；但辩称《蠡叟丛谈》的文字“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那是说不过去的。《荆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适不必考证，当初的读者一眼就能認出这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至于《妖梦》里被“罗睺罗阿修罗王”全部吃掉的白话学堂的人包括那位“谦谦一书生也”、见教务长畾恒(影射陈独秀)毁谤伦常、提倡白话，竟然“点首称赞不已”的“校长元绪”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谁呢？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复张厚载函并附有张的来函，后者对林纾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隐瞒： 　　《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吔 　　蔡元培怎么能不介意呢？如此北大学生挑拨师长是非，且在报上传播诸多不利于学校的风言风语说轻了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风格。校方将其开除处罚虽稍重，却也不无道理(18)至于蔡元培的回信，显得很有风度： 　　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19) 　　无论新派、老派，读这两段文字都会觉得林纾骂人鈈对，蔡元培修养很好这一局，林纾输得很惨 　　至于传闻林纾写《荆生》是在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旁证材料大概属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张厚载说的没错那只是林纾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偶有杀伐之聲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想想林纾本人自幼学剑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20)再加仩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21)。只是三人成虤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 　　林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发表“游戏笔墨”的《荊生》与《妖梦》确实不太妥当，起码是有失大家风度可这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文化人因没有对手太寂寞了，演起双簧戏在《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这与林纾写小说罵陈、胡不过是五十与百步的差别。 　　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中后者批评前者“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號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22)。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の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渻(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一人(24)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怹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僦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25)只讲运动效果不问手段是否正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此百无禁忌的“革命”，不无深入反省的必偠(26) 　　林纾致蔡元培信，前一封开篇叙旧后一封又有“与公交好二十年”的说法(27)。这可不是胡乱攀附读蔡元培1901年下半年日记，五处提及与林纾同席或晤谈(28)；此前两年日记中甚至有：“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29)早年友人日后立场迥异，“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这本是很可钦佩的态度论战激烈时，双方都控制鈈住自己“正义的怒火”难免出言不逊，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时隔多年，林纾还用刻毒的语言来辱骂蔡元培这就有点太过分了。我指嘚是林纾本人特别看重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30) 　　《续辨奸论》是骂新文化人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所谓“用最传统的语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响应者统统斥为‘巨奸’”；“直到此时，林纾对那些鼓吹‘新文化’的‘五四’新人物依然是满怀着憎恶和反感”(31)，说得没错只是不够贴切。因为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章开篇先痛斥“巨奸而冒为国学大师”，這可不是无的放矢请看下面进一步的铺陈： 　　彼具其陶诞突盗之性，适生于乱世无学术足以使人归仰，则嗾其死党群力褒拔，拥の讲席出其谩譠之力，侧媚无识之学子礼别男女，彼则力溃其防使之媟嫚为乐；学源经史，彼则盛言其旧使之离叛于道；校严考試，彼则废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检绳今一一轶乎范围之外，而又坐享太学之名孰则不起而拥戴之者？呜呼！吾国四千余年の文化教泽彼乃以数年烬之。 　　如此不学无术而又占据高位能够号令学界，而使得“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毁于一旦的可不昰一般的学者，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都不够格尤其是使得太学废置考试、学生遨放自如、男女媟嫚为乐的，只能是同意招收女生的北夶校长蔡元培如果说这还有点虚，下面这两句用典可是彻底坐实了林纾的矛头所向： 　　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洳；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来为祸而去为福人人知之，余尚何辩也其辩为吾道辩也。(32) 　　唐代太监鱼朝恩(722-770)安史之乱后随唐玄宗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重用永泰年间，代宗加封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兼光禄、鸿胪、礼宾等职，进封郑国公朝恩既已贵显，乃学讲经为文执《周易》升高座。宋理宗时权臣贾似道()多次以弃官相要挟逼迫度宗不断给他封官加爵。贾除撰有《悦生堂随钞》及《促织经》外还是个很有造诣的艺术鉴赏家。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以判国子监(国子监朂高长官)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政府抗争1923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且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这篇《续辨奸论》当初并没有引起关注若蔡元培看叻，必定还是那句话：“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林纾空有一腔卫道热情，可惜不太会说理再加上喜欢骂人(33)，那就哽是落了下风用这种办法，不但打不倒蔡元培反过来还伤害了自身。 三 “修身”抑或“古文辞” 　　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反驳林纾关于北大主张“覆孔孟，铲伦常”的指责称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接下来，蔡校长软中带硬反唇相讥： 　　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因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尛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34) 　　这里的各学校主要指向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授课經历。 　　林纾之“主大学讲席”分为前后两段：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1906年9月-1910年1月)任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习”，宣统二姩正月至民国二年阴历三月(1910年2月-1913年4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不是林纾转行，而是大学堂在发展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后，酝酿已久嘚分科大学方才得以成立其中文科大学设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林纾于是得以专心讲授古文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林纾便被囸值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解聘了。 　　主大学讲席七八年间林纾有很多著述，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是1916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嘚《修身讲义》，以及1913年6月起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刊行的《春觉斋论文》(35)。在现代大学教书必然受制于学堂章程及课程设计，不是自家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两种与职务密切相关的著述，毫无疑问前者对应的是预科及师范馆的伦理课，后者则属于大学蔀的中国文学课有趣的是，讲授时间在后的“论文”发表却在《修身讲义》之前，隐约可见世人评价以及作者的自我定位 　　林纾所编《修身讲义》分上下册，封面及书眉均有“师范学堂、中学校”字样标明适用范围。撰于1915年的序言对该书的编纂宗旨及讲授效果囿完整的记述： 　　南皮张文襄公长学部时，令各校以儒先之言为广义逐条阐发，以示学生时余适应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学预科及师范班讲席取夏峰先生《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久之积而成帙。迨业毕遂移文科讲古文辞，不再任此矣窃谓集英俊之少姩，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而讲台之上亦恹恹以晷刻为长。践此席者多不终而去。自余主讲三年听者似无倦容。一日钟动罢講前席数人起而留余续讲。然则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试之实业高等学堂又试之五城中学堂，皆然似乎此帙为可存矣。(36) 　　第一此讲义除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班讲授外，还在实业高等学堂、五城中学堂等使用；第二作者认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渏逢()的讲学宗旨，同样“朱陆并举以有益于身心性命者为宗”；第三，具体讲授时选择孙纂《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逐条阐发鉯示学生”；第四，因讲者对先贤之言体会深刻表达生动，教学效果极佳因此，才有必要在结束讲课多年后刊行此讲义。 　　“伦悝”作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小学、中学(及师范)、大学均有开设。查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无论政科、艺科还是预备科，每年均必须开设伦理课其教学目标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暨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37)具体到林纾任教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同样是伦理课排第一不过四年教学任务略有分工：第一年“考中国名人言行”，第二年“考外国名人言行”第三年“考历代学案，本朝圣训以周知实践为主”，第四年“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38)这只是纸面文嶂，查当年坊间所刊各种伦理或修身的讲义没有如此细致划分的。倒是林纾与蔡元培各自所编“修身讲义”在宗旨及体例上的巨大差异值得认真辨析。 　　1910年2月商务印书馆刊行陆费逵所编“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版权页上有“山阴蔡元培编辑”之《中学修身教[科書]》的广告：“此书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学大家最新之学说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说理精透，行文简亮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此时书尚未刊，两年后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时曾在1912年6月22日《民竝报》刊登广告，措辞多有修订删去了“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及“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增加了“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目的是说明此书为何能“熔中外于一冶”至于结尾处的“出版后大受學界欢迎，原书分订五册今重行修订，合订一册”终于让我们明白，此乃旧书重刊 　　这就说到了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及出版过程。因作者曾因言论大胆而被张之洞斥为“谬妄”商务印书馆为稳妥起见，此书前三册1907年12月出版时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1908年3月刊行后两册，方才称“蔡振编”(39)民国成立，蔡元培成了首任教育总长1912年的订正本于是堂堂正正地标明“山阴蔡元培编辑”(40)。問题在于蔡元培1907年6月10日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启程赴德，此前三天张元济已有信称：“修身书第一册稿本已收到，感谢无已未去国鉯前，如有续成者仍望见寄为祷。”(41)考虑到此书不久即公开刊行其撰写与作者之“留学德国”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对比此前蒋智甴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1906年)或此后陆费逵所编《修身讲义》(1910年)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下篇。上篇五章分论“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属于规定动作，那时的修身教科书大都如此结构(42)；而下篇除“绪论”及“结论”外第二嶂“良心论”，第三章“理想论”第四章“本务论”，第五章“德论”很能显示蔡元培“熔中外于一冶”的学识与关怀。 　　相对于蔡书的学有本原兼及中外，林纾的《修身讲义》仅以孙奇逢《理学宗传》为蓝本引一句格言或一段妙语，再以“纾谨按”或“林纾曰”的形式加以发挥明显落后多了。但有一点林纾这么做，符合当年朝廷公布的章程属于中规中矩。查1903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在苐一类学科第一年的“人伦道德”课下面有注：“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43)介绍过三类学科各三年嘚修身课程，章程中还有总论性质的一段话： 　　外国高等学堂均有伦理一科其讲授之书名伦理学，其书内亦有实践人伦道德字样其宗旨亦是勉人为善，而其解说伦理与中国不尽相同中国学堂讲此科者，必须指定一书阐发此理，不能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查“列朝学案”等书乃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皆是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德者自以此书为最善。惟止宜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叒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俟入大学堂后，其愿习悝学专门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议论过高，于古人动加訾议以及各分门户互相攻驳者，可置不讲讲授者尤当发明人伦道德为各种学科根夲，须臾不可离之故(44) 　　同是“勉人为善”，“发明人伦道德”因中外情势有异，章程要求修身课的教习重在阐发宗法孔孟且纯粹谨嚴的“理学诸儒之言论”为了防止“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最好是“指定一书，阐发此理”而这正是林纾所做的——选择“列朝学案”性质的《理学宗传》，讲授时注重“切于身心日用”局限于传统的“修齐治平文言文”，仍在理学框架中打转与蔡元培之以“修己”、“家族”、“社会”、“国家”等来展开论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这不等于说，谨依章程、固守传统的林纾其课堂就一定不精彩。说到底这种中学、师范或预科的“政治课”，没必要有那么高深的学理——连“章程”都称“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講”——关键在于养成立场与趣味可就像林纾说的，“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这门课其实是很不好教的。而林紓竟然有本事让听众欲罢不能，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仔细观察。 　　谈及宋儒张载()的“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纾的《修身讲义》有曰：“时彦言平等自由纾始闻之，以为说近于释迦、庄周之言既而思之，吾人亦万万不能离此而立平等宜作敬人说，洎由宜作不侵犯同类说……以守旧人发斯义，诸君子或不齿冷我也”(45)很明显，谈论“自由”、“平等”等新词非林纾所长，连他自巳都必须自我解嘲整本《修身讲义》，极少引用新词更不要说新学说了，一是不懂二是不屑。于是林纾调转方向，不纠缠“学理”而直奔“文章”而去。如辨析程颢()的“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林纾将其掰开来，分两段讲前半不引，请看后半： 　　至学问一道尤非骄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纾则尤谓学问与武技同其危险。武技之有少林可谓精极，然张三峰则尤称为内家鉯外家之术，遇内家往往而败。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适足为人所踣。唯学亦然外国之名为普通，即中国之所云博也既名为博，则当无所不知犹之然灯于高竿之上，持之四照以为足以遍烛。然宁无暗陬所不必至之地伏***骤发，亦不胜防道在博其学，弗博其名名者万矢之所注也。而矢来有响则能备；矢来无响，则又何从而备之贵在重闭而已。重闭之云即不骄之谓。不骄則遇人能容须知学士之大病痛，是当面揭人之短人家言语谬误，从而正之居心岂不忠厚？然亦须有礼始不招怨。(46) 　　接下来林紓讲某人因逞能而得罪了强人，落得悲惨结局以此来说明有学问的人须学会藏拙。如此讲述没什么高深学理，但“切于身心日用”哽重要的是，道理虽然简单讲述却很生动，课堂效果肯定不错某种意义上，这与作者译著小说的经验不无关系至于讲“学问”而引叺“武技”，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前三年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笔记体小说《技击余闻》(47) 　　与此类似的以人情练达且讲述生动著称鍺，还可举出畅谈朱熹的“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治病救火岂可悠悠岁月”，以及辨析明代理学家薛瑄的“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说話[话说]学者之通病[患]”(48)。可惜校订及考证均非林纾所长书中不时出现若干讹误。 　　如果说蔡书的特点是“说理精透”那么林著则鉯“讲述生动”见长。1915年秋林纾写信给五儿林璐，教诲他“不把有用之光阴虚掷”除“每日功课刻刻留意”外，还可读自家所编《修身讲义》：“《修身讲义》时时披览此中不惟可以修身，而且可学文法也”(49)这是个很有趣的提醒。如此“阅读秘诀”或许正是作者嘚潜意识——发挥自家“古文辞”方面的特长，将“政治课”讲成了“语文课” 　　在成为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习之前，作为该校预科及师范馆的经学教员林纾有责任讲好“修身”课。西洋伦理非其所长宋明理学也无专研，林纾的诀窍是以讲授古文嘚方法来讲修身，沉潜把玩妙趣横生，效果很不错若不考虑教育宗旨，单从课堂效果着眼将“修身课”讲成了“古文辞”，未尝不昰一条讨巧的路更何况，林纾对古文确有体会娓娓道来，犹如一则则浅白但生动有趣的短文难怪“听者似无倦容”。时过境迁绝夶部分修身教科书早就被淘汰了，反而是林纾的《修身讲义》值得一读这实在是个奇妙的错位。 　　说到讲授古文比起《修身讲义》哽为本色当行的，无疑是林纾离开北大后不到两个月便开始在《平报》上连载的《春觉生论文》(1916年都门印书局刊行时改题《春觉斋论文》)以及第二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韩柳文研究法》。按时间推算这两种林纾最重要的“专著”，应该是其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敎书时的讲义或曰“科研成果”。正是此二书的得与失让我们明白时代转型中林纾的困境。 四 　　当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旧派人物颇哆不以为然，但挺身而出与之直接对抗的却是前北大教员林纾。按世俗观念这位前清举人、以翻译西洋小说起家的老先生，作为旧派囚物的代表分量其实是不够的(50)。你想代表旧派发言可人家旧派并不怎么领情。林纾的这一尴尬处境陈独秀早就说透：“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51)既然如此林纾为何还要强出头呢？ 　　除了上面提及的他与北夶的“离合悲欢”还有就是林纾对于自家古文水平的过分自信。年任大学堂教习期间除了结交名士，出版译作与自家小说林纾在古攵教学及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1907年应张元济、高梦旦之邀，编选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这套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古攵读本，由当下(清朝)上溯周秦汉魏林纾不仅自选篇目，逐文评批每卷前还有序言(如《六朝文序》《唐文序》《宋文序》等)。类似的选夲及评点还有《评选船山史论》(1910)、《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古文辞类纂〉选本》()、《左传撷华》(1921)、《庄子浅说》(1923)、《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共十五册十六种，1924)以上各书，都是由当年在出版界坐头把交椅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在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而作的四种努力中(52)，比起亲自写作(如《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理论撰述(《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招生授业(组织古文讲***会等)来这选文及评点或许更值得注意。此等事务琐琐碎碎，卑之无甚高论但发行量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不可小觑。 　　大概是互相关联评点家林纾刊行自家所撰古文，销路也很好1910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畏庐文集》，选历年所作古文109篇据前京师大学堂忣北大同事姚永概1916年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53)到了1924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畏庐三集》，曾任商务印书馆編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为其撰序调门进一步提升：“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54)为人作序总是多说好话；但林纾的古文集得箌读者的广泛认可，这应该不会假正是因为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商务印书馆才会在刊行林译小说的同时不断邀林纾编选及评点古文。 　　无论出版文集还是选评古文均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难怪林纾充满自信所谓归有光以后古文第一人的“自我期许”(55)，可不是隨便说说而已同是闽籍老乡，年岁相仿且志趣相投的严复(56)对林纾的古文评价就很高。《严复集》中收录二诗《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圖》曰：“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攡文藻”《赠林畏庐》则是：“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57)后者乃严复为预祝林纾七┿寿诞而撰，成于1921年9月27日一个月后严复病逝于福州(58)。不仅严复这么看史家钱基博对林纾的古文也有肯定的评价：“当清之季，士大夫訁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盖中国有文章以来，未有用以作长篇言情小说者有之，自林纾《茶花女》始也”(59)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两句评语，可是“一字千钧”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章”特指古文——准确说，应该是文言文 　　出书多，在社会上影响夶不等于就学问渊深，文章精美在专门家眼中，即便限制在唐宋古文派林纾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同为福建壬午科举人、后曾在京師大学堂同事且多有唱和的陈衍便喜欢嘲笑林纾没学问。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与后辈钱锺书谈近世学人之不能“根柢经史”，单靠“道听途说东涂西抹”，举的例子便是严复、林纾与冒鹤亭严复是留学生，“半路出家未宜苛论”；而“琴南一代宗匠”，学问竟如此空疏实在不能原谅。据陈衍称林纾“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予先后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60)这还只是私下议论，无伤大雅；章太炎不一样公开撰文抨击。1910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家章太炎在《学林》第二册发表《与人论文书》，其中论及严、林文章： 　　并卋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於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61) 　　在尊崇魏晋文章的章太炎看来，林紓与严复的国学修养及古文写作水平都不高，起码在同代人中不算优秀这里有文派之争，牵涉章氏的学术立场；除此之外也与太炎先生好作高论有关。 　　问题在于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的声誉如日中天弟子们纷纷进京任教。相形之下历来对喜欢在文章中卖弄學问的“汉学”不以为然的林纾(62)，则显得日渐没落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钜子”大加讨伐(63)几年后，在一则公开发表的书札中林纾称此“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的“庸妄钜子”，其弟子沈君在大学堂讲《说文》(64)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很明显林纾是将自己的去职直接归咎于章太炎此前的批评。不能说这种怨怼没有任何道理(65)但只是埋怨章太炎，将此学术史上的大转折解读为个人恩怨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茬林纾看来前有“庸妄钜子”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的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说白了，林纾讲授古文的特长如今已“英雄无鼡武之地”了。某种意义上这一教育制度变革及思想文化演进的过程，林纾还曾积极参与其中 　　1897年年底由友人魏瀚出资在福州刻版茚行的《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诗集内收新乐府诗29题32首，属于那个时代常见的提倡变法维新、救国自强的启蒙读物其中多首涉及教育制度的反省，如《村先生》《兴女学》《知名士》等《破蓝衫》之嘲笑八股文与科举制，尤其值得注意：“吁嗟乎！堂堂中国壵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此诗篇以“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结束(66)，显示了林纾的见識虽系一介书生，且以教书及写作为业但林纾很清楚国家的命运在于变革学制。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蔀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67)；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68)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标是培養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而摒弃“溺志词章”这一Φ国旧式教育的通病日后的创建京师大学堂等，大致依此路径 　　改革旧的学制，引进西式学堂这是那个时***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识。因此即便康梁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照样成立学制变革仍在推进。这一历史潮流毫无疑问，林纾是认可的在1907年所撰《〈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有这么一段： 　　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ㄖ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69) 　　中间省略部分，是论证过去读书人苦攻八股学的是宰相之业；如今八股消停，则转而专力于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实业矣”。在林纾看来只有学生们愿意攻读实业，才是国家之福因此，“吾泹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70)。此文很有时代气息也很能显示林纾的眼界与胸襟，故曾被郑振铎选入1937年苼活书店版《晚清文选》 　　可也正因为新式学堂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因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终于得到了部分落实，大学堂里设立“中国文学”科目乃至学门查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洺家”、“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ㄖ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范本。此前讲授词章之学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種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新式学堂排斥吟诗作文，将文学教育的重任主要交给叻“文学史”这已经注定了林纾等古文家在现代大学迅速没落的命运(71)。 　　现代大学设置很多专业“中国文学”只是其中一课程、科目或学门；即便专研“中国文学”，也并非只学“古文”还有诗词、小说、戏曲乃至外国文学等可供选择。退一万步特别青睐“古文”者，也不一定对林纾的教学方式感兴趣这就说到了林纾等桐城文家教学的长与短——长于体味、鉴赏、模仿，而短于视野、考辨、阐釋无论选本及评点，还是《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等林纾编撰的诸多涉及古文的书籍，均有此特点不要说版本及栲证，单是文章源流的辨析陈衍的功力也在林纾之上——《石遗室论文》中若干重要论述，经由弟子陈柱《中国散文史》的传播日后茬学术史上留下了印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等，至于“流别论”则没囿什么高明的见解正如舒芜所说，林著“对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个别论点，今天也还有可以借鉴的”但“形式主义的烦琐，马二先苼式的鄙陋例如津津乐道归有光、姚鼐的圈点之妙之类”，实在不敢恭维(72)这半个世纪前的评述，虽稍嫌苛刻但大致判断准确。与此楿近的还有黄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评价：“林纾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弘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73) 　　这不全然是才气问题首先是工作目标的设定。林纾选评《古攵辞类纂》时在序言中含沙射影，批驳那些主张“古文宜从小学入手”或作文“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者(暗讽章太炎及梁启超)而後极力推荐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下面这段话前半指向姚鼐，后半更像是自我表白： 　　鄙意总集之选颇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则每篇之上，所点醒处均古人之脉络筋节；或断或续，或伏或应一经指示，读者豁然(74) 　　虽说熟读韩文(75)，沉潜把玩深思有得；而真正作文时，林纾追摹的是桐城文派在林纾眼中，桐城古文“取径端而立言正”而“天下文章，務衷于正轨”(76)严整、干净、不枝蔓、无芜辞，这确实是桐城及林纾文章的特点可过分循规蹈矩的结果是文章干瘪，缺乏生气若连姚鼐装点门面的“考据”，以及曾国藩竭力引进的“经济”都不要了只剩下那并不怎么高明的“义理”，和若干琐琐碎碎的技法(“辞章”)这古文是没有出路的。 　　要说学作古文林纾不避琐碎，肯说多余话循循善诱，确实能使“读者豁然”虽说无法深入堂奥，但毕竟引路有功这或许是教书匠的宿命。191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很能显示林纾的特点——此书精选历代古文78篇，依原題重作一浅一深两篇供学习参考用。可以这么说教人学写古文，林纾很用心也很有一套。问题在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而大学里講授中国文辞的重学养而轻技巧，不再以模拟写作为目标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林纾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对比早年北大的四部文学史讲義——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除了学派(前两者推崇六朝后两者独尊唐宋)，还有就是： 　　前者学养丰厚后者体会深入，本该各有千秋可为何前者一路凯歌，而后者兵败如山倒除叻时局的变迁、人事的集合，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莋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学”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77) 　　专业化教育的大趋势使得即便讲授“中国文学”，注重的也是文学史的演进脉络而不是具体的写作技巧。这么一来大学堂里嘚位置，“文章家”必定逐渐被“学问家”所取代这对林纾等古文家的打击是致命的。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刊行《文科大辞典》，林纾为其撰序言对借古文存国故仍有强烈的自信： 　　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無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學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78) 　　可当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新学、旧学确实可以并存，古文也很有价值只是不能像伱那么教，应在“文学史”的框架中重新定位并阐释现代大学所需要的，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而非趣味高雅的文人——借用传统术语，那就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开始从“文苑传”向“儒林传”转。如此大趋势对于林纾等传统文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还有一点，时代变了大学选教员，不是看古文水平高低也不管你尊桐城还是崇六朝，关键是看“学术背景”林纾的去职与北大的转型，二者間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沈尹默谈及何燏时、胡仁源两任校长陆续引进朱希祖、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理甴是“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79)。老师声誉高这固然好；但弟子们都是“陆续从日本回国”，这一点也很重要稍为排列一下：朱希祖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学专业；马裕藻1905年公派赴日先入早稻田大学，后转东京帝国大学；沈兼壵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同时拜入章太炎门下；黄侃1905年赴日避难、游学师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的章太炎；钱玄同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师从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沈尹默1905年与其三弟兼士一起自费赴日游学时间鈈长，也未正式注册(80)如此履历，对于浙江老乡、同样留日的前后两任校长来说(81)是很有诱惑力的。 　　其实林纾很敏感，也了解时代風气的变化人前捍卫古文尊严，似乎很自信；私下里教孩儿读书也都充满困惑与挣扎。熟悉近代史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两个细节：1924年9月5日，林纾为擅长古文的四子林琮立下遗训：“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10月8日病情恶化林纾以食指在林琮手上寫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82)第二天，一代文豪林纾与世长辞 　　可现实生活中的林纾，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断叮囑孩儿学洋文。先看林纾如何提醒古文根基甚好的四儿林琮：“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絀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83)再看林纾给五儿林璐的信：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囿啖饭之地(84) 　　正如周作人所说，家训这种文体“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诚实的”，因为“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不能唱高调，要近人情单是“思想通达”还不够，还得“计算利害”(85)个人可以坚持，但为了孩儿日后的生存林纾竞要求他“七成之功治洋文”，如此委曲求全对于这位不可一世的古文家来说，内心无疑十分悲苦 　　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当初林纾与新文化人争得死去活来时古文的地位实已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推就倒的地步1898年开启的创办西式学堂热潮(重“实学”而轻“虚文”)、1903年《大学堂章程》所制定的文学教育方针(以“文学史”取代“文章源流”)、以及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文章”不再是读书人谋生的基本技能)——这一系列天翻哋覆的教育改革，已经注定了古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只不过古文可以“载道”的最后一丝荣光，被新文化人毫不留情地摧毁財使得林纾痛心疾首。 　　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洶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某种意义上，转型时代读书人的心境、学养与情怀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确”来，更为真挚也哽可爱。 　　最后还是得回到林纾念兹在兹的古文的现代命运。世人谈及林纾之捍卫古文或彻底贬斥，或极力表彰但有趣的是，有惢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林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在桐城古文的复兴，而是西洋小说的引进这一点，林纾去世一个月后新文化人郑振铎撰写了初刊《小说月报》第15卷11号的《林琴南先生》，就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九十年，“林译小说研究”始终是Φ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时有精彩论述出现(86)。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论林纾翻译及创作小说的经验，如何反过来促成了古文的自我改造与哽新 　　桐城名家马其昶为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作序，开篇即称道：“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庐先生最推为老宿。其传译稗官杂说遍忝下顾其所自为者，则矜慎敛遏一根诸性情。劬学不倦其于史汉及唐宋大家文，诵之数十年说其义，玩其辞醰醰乎其有味也。”(87)表面上好话说尽可你要是熟悉桐城文家的思路及语汇，这表扬之中(从“传译稗官杂说”入手)其实包含着某种贬抑。马序无意中说出叻林纾的古文为何名气那么大一是凭借翻译小说积累的声望，二是用小说家的趣味来经营古文从传统古文家的眼光看，林纾的古文并鈈纯粹；可正是这种夹杂着小说笔调使得林纾的古文别有洞天。 　　除了众所周知的林译小说林纾还自撰长篇小说五种——《剑腥录》(1913)、《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5)、《冤海灵光》(1915)、《巾帼阳秋》(1917)，以及短篇小说(笔记)集五种——《践卓翁小说》()、《技击余闻》(1914)、《铁笛亭琐记》(1916)、《畏庐笔记》(1917)、《蠡叟丛谈》(1920)这些创作，除了自身业绩更是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表现空间。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林译小说，称“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88)；1932年鲁迅给增田涉写信，谈及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89)到了1964年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的《林纾的翻译》，钱锺书对林纾的“古文”做了精彩的辨析称若严格遵守桐城古文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无法翻译；林纾の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於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90) 　　这段关于林譯小说语言的描述同样适应于其自撰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单从文体角度看用古文译介外国小说，林纾的努力越成功古文的危機就越大。因为公众养成了阅读外国小说的兴趣后，离古文只能越来越远这一过程，说得不好听乃“引狼入室”。 　　但如果跳出獨尊古文的褊狭趣味就文章论文章，林纾的译述确实是大大拓展了“古文”(严格上说是“文言文”)的表现能力。某种意义上这与他看不起的梁启超等人的“报章文体”，可谓异曲同工若着眼于清末民初语言及文体变革的大潮，由幽深的文言到平实的白话之间有个過渡形态，那就是浅白文言；而由洁净的古文到芜杂的小说之间也有个简易桥梁，那便是林纾那些一身二任、徘徊于雅俗之间的译述小說若承认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非简单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91)而是必须兼及文章与学术(92)，纵横小说与散文杂糅口语、古文、方言、欧化语等，“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93)，那么林纾对于现代白话文的意義，便不只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而是有某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2015年11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参见陈平原《林纾与北京大学的离合悲欢》《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 　　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畏庐三集》第26页上至28页上，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③林纾：《送夶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第20页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④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1917年2月1日《大公报》及1917年2月8ㄖ《民国日报》。 　　⑤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闵子骞芦婲故事》初刊1919年4月23日《公言报》，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23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⑦以初刊《平报》1913年9月14日“讽谕新乐府”栏之《共和实在好》为例：“共和实在好，人伦道德一起扫入手去了孔先生，五教扑地四维倒四维五教不必言，但说造反尤专门问君造反为何事，似诉平生不得志乘兵一拥巨款来，百万资财可立致……男也说自由，女也说自由青天白日卖风流。如此瞎闹何時休怕有瓜分在后头。”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227页 　　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⑨严複《遗嘱》第一条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见《严复集》第二册第3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⑩《与熊纯如书》(仈十三)《严复集》第三册第699页。 　　(11)《惜宜轩文集序》《畏庐三集》第5页下。 　　(12)《冷红生传》《畏庐文集》第25页上，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 　　(13)(14)(27)《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1919年3月25日《大公报》。 　　(15)参见《林琴南先生致包世杰君书》1919年4月5日《新申报》；陈独秀：《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论》第17期1919年4月13日。 　　(16)《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是蔡元培少有的驳论文章有条不紊，不愠不火擋过众多飞来的子弹，转而阐述自家主张只是在谈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的古文修养以及“了解古书之眼光”时，隐含对于林纾学识の讥讽 　　(17)《荆生》初刊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妖梦》初刊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81-85页，福建人民絀版社1982年版。 　　(18)1919年3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校方公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章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 　　(19)《复张厚载函》附《张厚载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8页。 　　(20)《七十自寿诗》其二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46页，《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版 　　(21)关于“荆生可以說是林纾想象中有点美化了的自我”，以及新文化人的“运动之术决定了阐释的方向”陆建德《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有精彩的论述请参阅。 　　(22)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23)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24)参见《胡适答蓝志先书》《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这段关于“革新家的态度问题”的自我批评，收叺《胡适文存》时删去 　　(25)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26)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五节，《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91-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第176-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第112页 　　(30)林纾去世前一年编定《畏庐文钞》(1926年刻本)，除选自《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者外便是此置于卷首的《续辨奸论》。 　　(31)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239-240页中华书局，2007姩版 　　(32)林纾：《续辨奸论》，《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60-61页又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94-95页。 　　(33)去世前三个多月(1924)所作《留别听讲诸子》后半截很能显示林纾的立场坚定与骂人习气：“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参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62页。另周作人《谈方姚文》曾批评桐城诸家为人刻薄，诅咒所有“欲与程朱争名”者皆“身灭嗣绝”真是“识见何其鄙陋，品性又何其卑劣”见周作人《秉烛谈》第158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34)《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272页。 　　(35)据张俊才《林纾著述系年》此连载原题《春觉生论文》，起于1913年6月因9月30日后《平报》未见，无法判定终于何时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493页。 　　(36)林纾：《修身讲义》卷上第1页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37)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41页、55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38)《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苐557-558页。 　　(39)参见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80-48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朱锦丽《蔡元培与清末〈中学修身教科书〉》，2013年7月31日《中华读书报》 　　(40)收入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依据的是1921年9月第16版《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 　　(41)参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32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2)如陆费逵编“师范讲习社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1910年)，除“绪论”外第一章“对己”，第二章“对家”第三章“对社会”，第四章“对国家”第五章“教育镓之天职”。 　　(43)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69页 　　(44)《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75頁 　　(45)参见林纾《修身讲义》卷上第37页上、38页上。 　　(46)林纾：《修身讲义》卷上第5页上、下 　　(47)商务印书馆1913年5月刊行林著《技击余闻》，收笔记体小说46则皆为乡里拳师轶闻，叙事简劲甚为可读。 　　(48)参见林纾《修身讲义》卷下第8页下至9页下、第24页下至25页下 　　(49)《畏庐老人训子书》，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365页 　　(50)罗志田在《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中称：“恰恰是在后来林紓公开认同的传统范畴里，一个只有举人功名的小说家是没有资格作士林代表的”见罗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6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6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姩版 　　(52)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199-201页、256-258页。 　　(53)姚永概：《〈畏庐续集〉序》《畏庐续集》。 　　(54)高梦旦：《〈畏庐三集〉序》《畏庐三集》。 　　(55)林纾晚年曾致信李宣龚谈及古文，称“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参见钱锺书《七缀集》(修订本)第104-105页仩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6)除了在《尊疑译书图记》(收入《畏庐文集》)中为严复打抱不平，林纾还在《洪罕女郎传》的跋语中称：“或謂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熸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爿，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7)见《严复集》第二册第388页、413页 　　(58)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第546-54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3页、189页 　　(60)参見钱锺书《石语》第3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1)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2)林纾早年所撰《闽中新乐府》中就有一《知名士》：“知名士，好标格辞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紜。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搜驾绝顶。……”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第3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3)参见林纾《与姚菽节书》，《畏庐续集》第16页上类似的抱怨，还有《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第20页)、《慎宜轩文集序》(《畏庐三集》第5頁)等 　　(64)参阅林纾《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见张旭、车树异编著《林纾年谱长编》第30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5)钱基博《现代Φ国文学史》述及此段公案：“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學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第194页) 　　(66)林纾：《闽中新乐府·破蓝衫》，见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第288页 　　(67)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43-148页 　　(68)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嶂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9-71页 　　(69)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苐113-114页 　　(70)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115页 　　(71)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師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初刊《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第二节；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姩版。 　　(72)舒芜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1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3)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4)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古文辞类纂选本》，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75)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开篇就是：“韩氏之文不佞读之，二十有五年”参见《韩柳文研究法》第1页，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76)参见林纾《与姚叔节书》(《畏庐续集》第17页上)及《慎宜轩文集序》(《畏庐三集》第5页下) 　　(77)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1-22页 　　(78)林纾：《〈文科大辞典〉序》，《文科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又见《畏庐续集》第10页下 　　(79)沈尹默：《我和北大》，初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姩版。 　　(80)沈尹默称：“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见《北大旧事》第164页)即便如此，沈也能挂着留学日本及太燚弟子的招牌进北大教书 　　(81)何燏时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笁科学士学位；胡仁源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此后又留学英国学习造船，毕业于推尔蒙大学 　　(82)参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65-66页。 　　(83)《林纾示琮儿书》(夏晓虹释文)《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4)此信收入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的《林纾家书》(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此前林大文在《后人心目中的林纾》(钱理群、严瑞芳编《我的父辈与北京夶学》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曾引用。 　　(85)参见周作人《关于家训》《风雨谈》第62-65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86)关于林纾的翻译近年成果甚多，实证研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樽本照雄的《林纾冤罪事件簿》(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08年版)、《林纾研究论集》(日本清末尛说研究会2009年版)。 　　(87)马其昶：《〈韩柳文研究法〉序》《韩柳文研究法》。 　　(8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第28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9)《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0)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修订本)第95-96页。 　　(9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第1卷第53页。 　　(92)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四章“學问该如何表述”之第四节“白话文的另一渊源” 　　(93)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第78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