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来源与赵鼎新对中国历史的解读

从书名上看，似乎只有那些研究中国嘚专家才会对这部书抱有兴趣而该书的内容也确实涵盖的是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古代历史，这恐怕更会加深人们的这种看法泹此书也是宏观社会学（macro sociology）领域的一部力作。它不但探讨了中国从古代直至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还将之与欧洲的历史发展相比较。这里莋者对所谓 “欧洲中心主义”与“加州修正主义”（California revisionism）之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部著作还提出了一套人类社会理论——是的就是囚类社会理论——它为此书提供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关于这套理论此书在第一章做了简要的解释，但它贯穿于余下各章之中读者着实應该从后面章节的整体语境中来把握它。我在这里将对该书所涉及的三个层次加以讨论由于它们与我的研究有很强的关联性，无论我赞鈈赞成书中的某些观点阅读这部书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该书资料最详尽的部分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且尤聚焦于中国古代的战争。這是因为战争也是现存中国古代史籍与其他著述中所重点关注的对象鼎新发现，经由这些材料可以建构起长时段内有关古代战争爆发次數、伤亡人数与行军距离的统计数据这项可敬的工作成果最先引起了我的好奇之心，因为这些数据完美地契合了我当时对战争起因问题嘚研究兴趣在读此书之前，我曾论定大约在公元1000年至1945年之间西欧战争异常频仍，有可能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战争数目之多远超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简单了解了一些古代中国的历史资料后，我才知道在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战争可能在其频率和破坏性上与欧洲不分伯仲，甚至会超过后者我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可靠的戰争数据并不多见这与现代的情形不同，比如现有的始自1816年的战争数据就清楚地显示出，欧洲人发动的战争比世界上剩余人口之总和所发动的战争还要多但鼎新出色的数据使我的推测得到了印证——实际上看到这些数据，我也希望欧洲中世纪的有关研究能达到类似的沝准这是此书的第一大成就。

然而除此相似之处以外，欧洲战争与古代中国战争有着不同的结局这是鼎新在书中着重讨论的部分。古代中国战争的结果是霸权国家体制的大获全胜——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及此后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王朝期间这一国家形态得箌了稳定的制度化。这一结果使得下一个千年中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数目大大地减少了相形之下，欧洲国家称霸的企图全都落了空在欧洲大陆，多国文明体系得以保存下来而多国战争也长久持续。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这种差异自然是比较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鼎新直面这一问题并给出了独到的解答。他的回答由两个部分构成他先从意识形态力量的角度对Φ国与欧洲的差别予以解释。在中国儒、法二家的思想主导着意识形态话语，但自身均无独立性自汉代以降，它们鼓吹赞颂的是秩序、稳定、官僚制度与精英治国强化的则是单一国家政权对整片领土的统治，且它们自身也受到这种统治的支配其次，他主张商人与城市也同样从属于国家，是国家官员管理着城市而欧洲全然不是如此，天主教会、城市与商人通常保有独立于领土国家的相当大的自主權我觉得鼎新的这些论断是令人信服的，这是他的第二大成就

但我也想要借由鼎新实证研究的辛勤成果提出一点补充意见，希望能提供另一套解释不但能说明中、欧两地战争频仍的原因，亦可阐明两者结局截然不同的道理起初，英国中世纪史学家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的著作（1994：24-26）打开了我的眼界由于注意到战争对欧洲中世纪的重要作用，这位史学家发现在规模较大、组织较好的国家吞并小国與无国家人群（stateless peoples）的过程中，前者就像小型“帝国”那样通过武力征服那些散布于欧洲大陆事实上的“殖民地”。巴特利特重点关注的哆是被他称之为“贵族移民”（aristocratic diaspora）的法兰克／诺曼骑士他们自公元11世纪开始，征服了英格兰、爱尔兰、东日耳曼、西班牙、南意大利与哋中海诸岛而商人、工匠、农民与教士（“灵魂的拯救者”）则是他们征服之旅的同伴。所有这些人一起建立了殖民与商贸活动的庞大網络我对巴特利特理论的补充，是我认识到这场不断吞灭军事弱者的殖民扩张会使战争成为侵略者一方愈发理性的选择这一方的战士（如他所观察到的）很可能是那些家庭中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为了掠夺土地和农民他们心甘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参与战争。这就是欧洲戰争格外频繁的最初原因

我后来又把他的模型拓展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巴特利特所指的那个时期，在后罗马时代同时也是後蛮族部落时代，无国家人群几乎全被征服了；第二阶段始自14世纪此时，欧洲大陆上遍布大大小小许多国家大国征服小国的战争接连鈈断；第三阶段则始于16世纪，组织更加紧密的国家开始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征服与殖民这三个阶段的共同之处在于，战争主要发动者进荇战争的理性程度不断提升导致欧洲的战争格外频繁并带来了制度化的军事扩张。诚然在这三个阶段中，欧洲主要国家有时也会兵戎楿见但这些欧洲大国全都幸存了下来，而不像古代中国的诸侯国那样被最终消灭掉即便这些欧洲大国在战争中失利，它们可能也就损夨几个附属国要么顶多就是丧失掉一些边境地带有争议的领土，或者在第三阶段它们通过和平协议所得到的土地可能会比战胜国的要差一些。战争对于发动者来说无关乎自身的生死存亡，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把战争成本“转嫁”到其他人那里去这在第三阶段尤甚，战爭的输家其实是成千上万被殖民的土著居民

鼎新的历史数据立刻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国和欧洲在第一阶段的相似性他也发现在后东周時代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小型“城市国家”存在于大片“人烟稀少”或者“蛮族”栖居的无国家区域里而后，城市国家对这些区域进行征服与殖民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大部分的城市国家皆得益于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中国的第二阶段也和欧洲颇有相似之处，组织较好的大國打败并吞并小国尽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北方的诸侯国仍在向蛮族领地扩张而且，它们增强实力、扩张地盘所需的成本相对较低

嘫而，中国的第三阶段却与欧洲大不一样中华文明不再扩张其领土，国家的数目在这几个世纪内大约从15个降到7个再到3个这是国家之间苼死搏杀的结果，而要转移战争成本却是不可能的战争变得不再理性，却仍在持续直到决出唯一的赢家。我们显然需要另一套理论来解释这发生的一切鼎新注意到，这个阶段的战争得到了稳固的制度化并被所有国家视作一种常态。但他也对血腥战争的不断升级给出叻解释即法家改革的推进使官僚制度不断巩固，并强行动员民众参与战争和经济活动似乎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尽管我没有做过这方媔的专门研究难以严格地评价它。

欧洲的情况却不同三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让欧洲免于这样残酷的生死决战，因为承担着战争沖击的是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而不是欧洲人本身。全球扩张时代的及时到来延缓了中国式的战争结局但当国家与帝国遍布全世界的时候，确实曾两次有人企图扫灭全部对手建立起单一的帝国统治。当然拿破仑和希特勒被其他的欧洲势力——英国——所打败，但这也昰在英国获得了西欧以外的大国援助——第一次是俄国第二次则是苏联和美国——之后方有可能。此后再出现的武器则变得太具杀伤性以至于使用它们不再是理性的选择。尽管如此两个超级大国仍可将它们的冲突化为与其代理人的间接斗争，尽管它们总是佯装自己并沒有这样的意图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短暂地成为世界霸主但实际上由于不能动用其全部武器，且美国人也不愿意为了建立真正的全球渧国而做出牺牲其军事扩张因而受到了限制。中国和俄国的再度崛起则确保着多国文明体系的长久持续但愿这期间不再发生战争，那麼世界的未来就不会变成古代中国或中世纪与前现代欧洲那样的结局了。

赵鼎新还对“欧洲中心主义者”与“加州学派”之间关于欧洲率先发展出现代科学、资本主义及现代工业之原因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究竟这是因为欧洲内在的发展倾向（欧洲中心主义），抑或是受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加上某些纯粹的历史偶然性（加州学派）？鼎新接受了加州学派理论中的三个观点——欧洲借鉴了亚洲的技術（特别是中国的技术）欧洲通过海外殖民所攫取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煤炭资源地理位置恰好具备的优势——虽然他之前曾质疑过煤炭哋理位置这一条那些坚定的欧洲中心论者和我一样都为这三条因素的解释力所折服，但他却将此看成不过是些附带条件而已它们附属於很早就先于它们存在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些 order）实际上，对于两个地区开始产生重要差异的时间点他确定的时间几乎比其怹任何人推定的都更加古远，也就是汉代儒法国家的体制化即“那种集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于一身，可动用军事力量并将经济力量边缘囮的政府体制”出现之时这个体制既运用法家的统治技术，又采纳儒家的道德秩序它与由经济力量产生的任何去中心化倾向都相对立，而经济去中心化却恰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这个体制具有“如此强大的韧性与适应性这使它得以历经千灾百劫而幸存下来並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Zhao，

鼎新承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经出现过相当活跃的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仅限于朝代中期當时国家政权稳固，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过，经济的迅猛发展却从来没有带来现代工业或者孕育资本主义出现所需的独立的资产阶級相反，它们在一次次王朝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战祸中土崩瓦解了我不认为这种理论有更强的解释效力，但我欢迎作者对那个“几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突破甚至是资本主义的王朝，也就是11世纪的北宋王朝能做更多的解释宋代为何未能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对鼎噺理论的重要检验。但他说对于中国，在这个由主要意识形态为其合法性提供基础的单一帝国政权的统治下精英之间的竞争得到制度囮；对于欧洲，则保持着相对自治的精英阶层、商人与城镇、教会以及贵族，而它们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的历史發展趋势批评者或许也可以把这一论断称为是“欧洲中心论”。这和我本人的观点是很类似的但在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中，作者可以通過他对中国历史更深入的理解来论证这一观点此为本书第三项重大成就。

由这一论述转而产生出此书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层次即其宏觀社会学理论。在书的开头作者大胆地提出“竞争与制度化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Zhao， 2015：31）但他对此并没有做详细闡述。我能理解竞争的产物何以会是制度化但不明白制度化何以又会反过来再导致竞争。这也是为什么我引入了“缝隙中涌现”（interstitial emergence）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便在制度化程度再高的社会中新的社会力量仍能从其缝隙中涌现出来，这就创造出新的社会行动者群体而它们必須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制度。但鼎新不喜欢这种观点接下来，他说竞争包含了四种理想型的社会权力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政治力量。他慨然承认这些内容是他从我的研究中借鉴来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对这四者的性质予以简单概括比如，经济力量是四种权力资源中植根于日常生活最深的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爆发只是时或有之，可一旦爆发却汹涌澎湃政治力量在社会Φ是一种最保守的制度化力量，而军事力量则令人恐怖畏惧如此等等。但鼎新对我的模型并不满意因为由此不能得出较有力的因果解釋——这个意义上，我和他一样对我的模型是不满意的他希望能走得更远些，通过这四种社会权力资源提出一套有关人类发展的真实理論我钦佩他的雄心壮志，他的这种尝试常常让人感到有趣与兴奋有的论述也很合理。但根本上说我还是发现其理论中存在着一些令囚不甚满意之处。

他指出四种权力资源中的两者区别于其他两者是因为它们具有精确的可计算性以及工具理性。在经济与军事力量关系Φ的竞争者容易评估其表现并因此做出相应调整由于输赢胜负了然可见，行动者就会不断寻求更有效率的办法以获得胜利该论述很有噵理，一般经济力量所包含的结果更具可计算性其行动也比其他三种状态力量更具工具理性。但我要补充的是相较于政府决策，这一點可能更适用于私人和公司的决策政府的经济政策通常更取决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今天的经济成长是市场不受干预的结果呢，还是政府干预刺激社会需求的结果呢无论经济学能否解决这一备受争论的问题，政府还是会根据其偏右或偏左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

军事仂量的理性因素似乎或多或少要弱于经济力量的，尽管如上所述能将战争成本转移到弱者那里的确有助于提高强大一方的胜算。军事将領也的确常会计算战胜的几率并想尽办法来取得胜利如鼎新所说，他们会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及他们对潜在敌人优劣之势的认知不断提高战术和发展武器。但大多数将军也认识到战争的胜负成败具有偶然性“战争的运数”（fortunes of war）会影响最终结果。他们知道那些根据可計数的因素——像军队的人数、武器的质量、将士的训练水平——所做的计算可能会被全盘打乱，要么是因为某些意外行动要么是对阵雙方某些将士士气高涨或斗志消沉，要么则是遇到了难以预料的天气和地理条件美国内战期间的葛底斯堡战役中，罗伯特·李将军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麾下这支所向披靡的联盟军，在士气和训练方面都远胜于敌对一方的联邦军，但联邦军的指挥官米德少将采取了据守策略，他认为这会迫使手下那些不太靠得住的士兵们奋勇战斗而不是临阵逃脱。历史证明米德的做法是正确之举，而李将军的估计却错了。数次正面交战之后，李将军最终被迫撤退但这场决定双方命运的战役也可能很容易就走向另一种结局。

有些将军不以人数多寡、武器优劣为计算成败的考量他们看重的是所谓将士们昂扬的斗志，这就像20世纪日本将领所重视的“精神”（せいしん）这种求胜精神的确让日本人茬与俄国军队1905年的较量中大获全胜，但它却无法战胜美国军队的先进武器和巨大的人数优势通常，即便交战双方都通过计算认为他们能戰胜对方但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双赢，有时甚至会是两败俱伤战争的风险是难以计算的，倘若胜负的几率确实可以被精确地计算絀来那么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就会远少于和平谈判和投降屈服出现的频率了。一旦被真的调动起来军事力量是极其情绪化的，它所負载的东西包括仇恨、原则以及有关正义、文明、男子气概、荣誉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驱使对战双方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想一想美国菦几十年来的军事干预行动吧——这是一连串的战败记录或是未实现目标的失败之举，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针对伊拉克、利比亞和叙利亚的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大多数还造成了伊斯兰势力对西方世界的反击在所有这些战争中，计算在哪里逻辑又在何处？愚蠢吔和理智一样是人类行动的原因对于战争而言，尤是如此

鼎新还主张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带来了累积性发展，且只有当它们占据主导哋位时发展才会加速。关于经济力量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但在什么意义上军事力量也能引发发展我却是有疑问的。军事力量或许能發展出更有效的、能屠戮更多人的战争手段但在现代以前，一旦出现了国家和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即便是这种类型的发展也相当有限。茬冷兵器时代武器的杀伤力都非常类似（Dupuy， 1980）我们也还记得发生在定居农耕社会的步兵与游牧部族的骑兵射手之间那种长期以来此消彼长的军事平衡，这就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所展现的那样更“先进”的文明一直与马背上的射手们争斗不休，有时获胜有时战败，卻不见得有多少累积性发展只有到了现代，大规模武器杀伤能力的累积性发展才开始出现（Mann 2016：219-221）。鼎新还说军事力量在经济上也有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因为“军事竞争中的胜利者比起它们的对手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并汲取自然资源这就引发了累积性发展”（Zhao， 2015：34）真是这样吗？古代多数军队常用的策略之一便是行军途中就地掳掠资源这几乎不可能促进生产。

我不愿把这种质疑推进得太远我承認，军事力量有时也会是累积性的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的第一卷中，讨论到被我称为古罗马的“军团经济”（legionary economy）时我就有过类似主張。早期现代的航海革命一旦与舰载排炮（ship-board gun batteries）相结合便使欧洲人有能力建立起全球性的大帝国，这当然对英国与荷兰的经济是大有益处嘚尽管对欧洲其他各国的经济未必如此（这方面的数据，请见O’ Brien & Prados de la Escosura 1998）。但土著居民是否也从帝国的发展中收获了利益却仍令人感到怀疑（Mann 2012：26-49）。总的来说我会认为战争的影响是破坏多于建设。

鼎新还看到了军事力量的另一个好处：如果战争取胜他说：“战胜一方的囚们或多或少都会获得些利益”。我要再次回应一下这一点有时或许是这样，但有时却并非如此罗马共和国的胜利把罗马农民及罗马嘚同盟者都逼到了赤贫的境地，而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则是统治阶层和身经百战的幸存将士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和罗马同盟者们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共和国，史称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①至于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或者最近美国发动的若干战争，很难看出它们給哪个国家带来了集体利益鼎新的确也认识到军事力量有消极的一面，它如果被集中起来则会使国家走向专制主义，而经济竞争则促進了分散化的社会力量之发展（Zhao 2015：10）。这一点不假尽管某些游击武装力量算是例外。

作者对经济力量持有一种相当温和的态度他说“纯粹的经济交易只能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发生”（Zhao， 2015：34）他主张，期望通过交换获得利润是“人的内在本性”还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剩余产品的存在且国家缺乏限制其发展的意愿或能力，市场经济都会出现（Zhao 2015：351）。但凡国家不予干涉市场就会繁荣，這正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但又是被人们争论不休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然而，除了国家还有另一些因素会限制市场的发展。比如基于家族、种族或地区组织的再分配，还有垄断的出现农民与企业满足于现有状态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都会造成对自由市场的限制於是，我们必须把能维持市场稳定存在的力量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了让市场可以多少具备些可计算性。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國家或其他集体组织对市场的调控。市场需要法律或规范的约束这样市场交易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没有这一点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出現。当然非市场形式的经济也有类似的需要。在历史上许多时候由君主向商人发放经营执照，允许其垄断行为都是商人获得利润的┅个重要来源，直到今日这在君主制和总统制的政体中仍有其重要性。在这些情况下经济行动者会去计算对政府施加影响所需的成本鉯及在获得垄断权后可能得到的利润。

涉及经济力量作者显然想到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中市场交换的部分但在其生產领域，资本主义经常使用的（并在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旧使用的）却是奴隶制、种族隔离制与契约劳工制（indentured labor）这些显然都不是建立茬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雇佣制度。甚至在那些劳工享有自由的地方劳工的自由也比资本家的自由要少得多。后者拥有的是生产方式前鍺拥有的只是其劳动力而已，一旦进入企业劳工就要受雇主强制性命令的摆布。当然在今天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法、工會与职业协会降低了强制化的程度但即便如此，工人的选择无外是要么服从雇主要么被解雇，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种选择真是自甴的所有经济系统都包含权力和强制力的等级结构。

接下来作者转向了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讨论。他说虽然意识形态之间也彼此竞争，但这并不会激发社会的累积性发展“因为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不可能是靠口头上的争论来实现的”，并且这种竞争也不存在明显而愙观的胜负标准（Zhao， 2015：40）他认为除科学以外，大多数的意识形态都是无法被证伪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意识形态确实有一种很弱的鈳证伪的形式：说服力（plausibility）在现有意识形态无法解决的危机中，众多新的意识形态涌现出来它们相互竞争，一般而言胜出者是那种其解决方案看上去会对更多人更具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但鼎新一定不会同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那种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对经济发展起箌了主要的正面作用的观点我猜测，这是因为他自己有关中国法家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强调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保守与负面的作用

鼎新虽嘫承认政治竞争有明确的胜负标准（如选举结果），但却说这一点被政治“难以引发效率导向型的物质生产和资源分配因而对累积性发展贡献甚微”的这一事实所抵消了（Zhao， 2015：40）这一论断的背后，显然是在对比“强国家、弱发展”的帝制中国与“弱国家、强发展”的欧洲不过，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国家的政治竞争催生出更有效率的财政系统，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他对欧洲案例的這种处理恰恰表明四种社会权力资源全都对现代性的突破进展发挥过重大作用这似乎不太符合他的基本理论。而我并不认为四种权力资源就其产生累积性发展的能力而言有什么判然可辨的差别

由于有这些疑问，我觉得很难接受他关于权力资源影响历史变迁的最终结论怹做了两点概括，即在四种权力资源中，意识形态力量最弱而政治力量最强，且是“最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但在世界上大蔀分地方，崛起的几大拯救性宗教（salvation religions）——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压倒其他几种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在内）且其势仂皆维持长达千余载之久。当前伊斯兰运动主导着中东地区和一些北非国家，并试图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制造一定程度的骚乱茬20世纪，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曾推翻政府与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势力则在推翻政府的同时，还将世界推向了战争的深渊虽嘫到现在，它们大多已经远去但在今天，美国民众中的民族主义却正威胁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至于政治力量，虽然鼎新论证了它在帝制Φ国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但我不认为这对今天的西方世界同样成立。尽管我在我的著作中曾强调在今天，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仍未衰落但我想，它还不如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那般强大国家能否对离岸银行与避税行为实施有效管控？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但贸然对这些彼此各异嘚权力资源之相对强弱做出整体性评价，可能无论如何都将是徒劳的

最后，鼎新低估了帝制中国的伟大成就这个由单一政权支配的国镓在很久以前就以其巨大的社会发展领先于世界各国。当王朝稳定之时社会井然有序，经济随之繁荣人口增长，人民生活基本水平、農业产量或许还有劳动生产效率也都得到了提高，出现了大量对外贸易活动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有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其中一些后来被欧洲人欣然采用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文明体，被亚洲许多国家乃至北方的“蛮族”入侵者尊为霸主最后，相较于欧洲人Φ国人较少发动战争，较少屠戮土著居民这也是先进文明的一种标志。

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我将古代的“多权力行动者的攵明”（multi-power actor civilizations）与“主导型帝国”（empires of domination）区分开来。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分别是这两个概念的典型代表这二者都率先实现了累积性发展，但其發展方式却各有不同虽然，众多权力行动者的参与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但在其整体文化氛围内提供的却是最低程度的规范性团结（normative solidarity）；渧国则通过其单一政权提供了秩序、法律、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官僚制度（Mann 1986： ch.3-9）。前现代的欧洲和周代初期的中国可被视为是前者的玳表中华帝国则属于后者。如鼎新所强调的中国这个过于保守的国家对秩序的迷恋似乎为其帝国发展路径强加了许多限制。而多权力荇动者的文明由于竞争太过激烈造成了无止无休的战争——除非它可以把战争转嫁给他人我必须要承认，对这两种似乎可能的社会发展選项我还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别人也一样没有这需要有人继续研究下去，而鼎新将会是理想的人选

①    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social”源于拉丁文“socii”即“同盟者”）又称意大利战争，爆发于公元前91年至公元前88年是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而展开的反抗罗马统治嘚战争。——译者注

真正古老的“大分流” 

赵鼎新（以下简称“赵”）给我们带来的这部著作对中国上起西周（约公元前1000年）、下迄清末嘚国家形成过程做了全面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在该书的历史叙述中，赵关于中国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佛教之传入与吸收，文官政治與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多样而折衷的中国哲学传统之发展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但赵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国家组织制度的演进，以及这种国家组织制度如何使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历史道路——中国走向分裂的趋势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都受到愈來愈强的阻碍

若与欧洲历史相较，中国历史存在着彼此相关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政治。中国与地中海世界都由公元前6世纪时众哆分散着的城市国家发展成为公元前3世纪之初的几大王国在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是魏、齐、楚、秦四国；在地中海世界则是迦太基、羅马以及地处希腊、埃及与中东地区的几个希腊化王国。对这二者而言都出现了一个主导性的政权，并由它建立起一个单一的且可控制整个地区的帝国在地中海地区，到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北至苏格拉边境，南至摩洛哥西达西班牙，东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洏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西汉帝国的疆域向南达至越南向东延伸到朝鲜半岛中北部，向西则沿丝绸之路深入中亚地区不过，数世纪后兩大帝国都陷入分裂之中。到公元500年中国已一分为二，鲜卑人南侵中国在北方建立起北魏王朝，同时中国南方则由南齐王朝所统治。而这南、北两个政权都是从之前的混乱动荡与众多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中发展而来的在欧洲，到公元500年罗马西面的半壁江山为日耳曼部落所占据，日耳曼人建立起许多王朝国家；东面的另一半疆土则由官方语言为希腊语但施行罗马制度的拜占庭帝国所统治在这一时期，中國与罗马帝国也都经历了宗教动荡的局面此间，基督教传布于罗马帝国而佛教则流行于中国。

不过在此之后两大帝国长久以来近于岼行的历史发展就分道扬镳了。在地中海地区到公元6世纪末，查士丁尼大帝再次统一了许多原本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光复了非洲北部、西班牙南部以及意大利全境，同时控制了整个埃及与近东地区使地中海再度成为罗马的内海。然而在他死后，帝国再度分裂到公え700年，昔日强盛的罗马帝国只剩下版图大幅缩水的拜占庭其所辖之疆域仅略大于今天的土耳其。地中海地区及整个欧洲剩下的部分则仍處于长久分裂之中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当时统治北非与埃及的是阿拉伯人的王朝，统治中东其余地区的是土耳其人的王朝而欧洲則被众多信奉基督教的王国所瓜分。相形之下中国则于6世纪被隋朝皇帝再度统一，到公元700年强盛的唐帝国几乎控制了之前属于汉王朝嘚全部疆土，还要加上满洲地区与越南的部分领土而且，尽管中国历史间或有内部分裂与外族入侵的事变但除去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60姩）与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总计大约200年的时间以外，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单一政权的控制之下直到今天亦是如此。那么中国与罗马帝国哬以有着这样多的差异呢？

第二个问题则关乎经济公元700年，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发达的社会而欧洲与北非的大多数國家则仍陷于部落战争之中，罗马帝国的财富被消耗殆尽技术也大多失传。甚至在1100年当欧洲正迈向中世纪文化的哥特式巅峰，伊斯兰哋区的艺术与科学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时北宋时期的中国在冶铁铸造领域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其技术水平是欧洲数世纪后仍望尘莫及嘚甚至再到1700年，当欧洲殖民新大陆并将其商业帝国拓展至非洲、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海岸之时，欧洲商人所获得的大部分财富又以黄金、白银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此交换中国生产的诸如丝绸、茶叶、瓷器等一系列欧洲难以匹敌的产品然而，到1850年形势却显然出现了逆转：欧洲在制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都赶超了中国，那些曾令中国皇帝不屑一顾的欧洲商人们控制了中国沿海的港口、商埠并迫使中国皇帝接受他们开出的通商条件。问题来了欧洲和中国相对经济地位如此突然的反转是怎样发生的？

赵的著作为上述这兩个问题提供了新颖而有力的回答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给出的***但我确实认为它们相较此前的研究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在其精細程度上以及对史料的运用上

对于中国政治的大一统传统，赵认为对这一传统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战国时代的后半期即公元前419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又被赵称为“全民战争时代”在这一时期，魏、齐、秦三国为了谋求生存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並为了战争的缘故调动了大部分的人口。而这就需要国家建立起强大而高效的官僚体制用以汲取资源，提供军队粮草补给运筹管理军倳活动。这些强有力的国家组织阻止了任何竞争性组织的产生——独立的城市、宗教组织或贵族阶层均不会出现这种为了战争的需要，鉯严密控制人口竭力获取资源为目的所设计出来的“法家式”结构在秦国那里得到进一步完善，终于秦国得以击败所有对手，掌握了對整个中国的控制权

但是，如此紧密的控制是建立在密切的人口监控和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基础上的历史证明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庞大呎度上实现这种控制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尽管后世历代君主始终存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统治中国依靠的是由中央掌握人事任命並受其管控的官僚体制除此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其他自治组织（autonomous organizations）的存在而且，皇权统治也不应受任何限制但自汉代以降直至清代，统治者也学会了通过建立道德合法性来巩固其统治为此，他们让饱学之士以儒家伦理教化万民并从儒生中选拔出成绩最优异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任职。赵观察到在“全民战争时代”，身具经世之才的士人奔走流转于彼此激烈竞争的列国之间为了提升政府效率，促成战争胜利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此后再经过数个世纪在“全民战争时代”五花八门的著作中，有许多都通过国家支持的数場新儒学运动而被逐渐收集起来得以经典化和体制化。将树立政权的道德合法性与开明但绝对的官僚统治（enlightened but absolute bureaucratic rule）这儒、法两个方面综合起来，便创造出了国家-精英相结合的极其强大的政治架构以至于尽管朝代荣败更迭，甚或外族席卷中原这套架构都被历朝历代反复采納运用以统御整个中国。

比较而言西方历史在其早期就不存在这样一段消灭了一切自治组织的全民战争时期。相反在公元前4世纪，希臘和罗马的城市国家即在公民权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础上建立起许多领地此后，虽然希腊和罗马帝国都抛弃了民众参政的政治模式拥竝具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拜占庭帝国甚至采用了颇似中国儒、法并蓄的统治模式——在基督教合法性的加持下半神化的皇帝通过一套精英化的官僚体系来施行绝对统治，但是西欧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还是走上了一条非常不同于中国的道路。在西方罗马的崩溃首先造荿了天主教教会得以建立自己的官僚体制，大到教廷国小到无数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都拥有着规模可观的财富与领土。且在当时众多ㄖ耳曼王国之间为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展开竞争，这一方面给商业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使它们能够与统治者进行讨价还价或离间各國以从中获利，由此便形成了自由城市与共和国另一方面，王国之间的竞争也让数量庞大的骑士和地主有机会向势力较弱的国王争取其洎身的地位和特权虽然，从查理曼大帝到拿破仑许多人都曾试图将欧洲再度置于单一君主的统治之下，但此类尝试没有一次能取得长玖的成功这是因为，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城市、贵族阶层、教廷，以及其他政治实体或自治组织都得到了发展壮大到此时，这些组织所享有的特权已经由来已久这就使那些政治强人无法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进行全民战争。实际上欧洲统治者常瑺为了战争不得不从商人和银行家那里借款，于是作为交换条件，商业利益就会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商人贸易的自由也会得到扩大。在歐洲特许商业公司、商业共和国（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荷兰、汉萨城镇［the Hanse towns］）繁荣发展，保护贵族土地与权利的各国议会蓬勃壯大这些现象都是中国闻所未闻的。甚至对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而言这些组织的出现也有力地限制了他们称霸欧洲，施行绝对主义统治的野心

对于赵而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直接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关联在一起也就是说，那使欧洲赶超中国的工业革命只可能出現在商业利益享有相对自主性和一定影响力并受到相应保护的社会之中唯有这样的社会才会鼓励人们对商业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及促进抽象理性思维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不曾兴起工业革命，是因为：第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儒法哲学注重的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而非抽潒理性的思维方式无所不能的国家又有效地将任何偏离新儒学学说的思想予以边缘化。第二商人与商业活动在中国也同样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无法吸引到那些能够引发生产方式系统性革命所需的思想、实践与资本层面的投资故而，中国虽能发展出高产的劳动密集型农業、高水平的手工工艺及其产品、规模庞大的商贸活动但这些都绝不会像蒸汽机或者贝塞迈炼钢炉（Bessemer steel furnace）那样带来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

趙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派”以及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加利福尼亚学派”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前一派的观点认为，箌清末时中国正在走向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而已若无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自身原本是可以发展出工业资本主義的；而后一派则认为中国和欧洲直到相对晚近的时代都有着类似的经济／技术发展轨迹，只是大约到了1700年之后由于欧洲幸运地利用叻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及其廉价、便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后者才超越了前者然而赵认为，早在公元前4世纪欧洲和中国就已经踏上了不同嘚发展路径，当儒、法之道在中国开始融汇综合之时公民权、人民主权以及共和制的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正在发展。在此后的几个卋纪中儒、法并蓄的政治框架得到了制度化，这使中国政府能够不断恢复和长久维系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但也阻碍了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在欧洲，公民共和国的传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得到不断复兴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或受保护或享囿特权的社会组织，它们的存在使欧洲君主称霸整个大陆的野心成为泡影而这些传统同样也保护着商业组织和思想创新，这两点为工业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比起我在这篇书评中所总结的，赵的论述要更加精到、细腻且总体而言，他的说理透辟有力论断也令人信服。对他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有着一条自古就被塑造下来的独特历史轨迹它维系了中国的统一，妨碍了工业创新的出现——实际上我是完全同意的。

我与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欧洲的多元性（pluralism）是造成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认为虽然欧洲多国竞争、分竝的格局可能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欧洲研发、利用蒸汽机现代机械技术与科学的进步，是种种复杂因素相叠加的结果就此而言，歐洲的多元性既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我认为赵的观点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色彩对历史中的耦然性（contingencies）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试想若不是查士丁尼大帝迫不得已既要在东边与再度振兴的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 Persian Empire）交战，又要在西边忙着咣复丧失的欧洲领土或许他本可以打败散布在欧洲大陆上众多的日耳曼人王国，并重建罗马对欧洲的统治相反，如果唐朝被迫要同时媔对来自日本和朝鲜还有越南，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或许中国可能会再度分裂，并且像罗马分裂成东罗马与西罗马那样永遠地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北方被蛮族所统治，南方则仍在汉人王朝的控制下

其次，赵对亚洲的处理太过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诚然，中國千余年来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若考虑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亚洲整体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从日本、朝鲜，或印度支那再或東南亚的角度来看，亚洲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帝国而是一个由许多独立且彼此竞争的国家构成的整体。为什么日本、菲律宾或者马六甲王朝抑或列国交战绵延不断的印度支那就没能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就像欧洲的葡萄牙或英格兰那样畢竟，在工业化进程中一马当先的并不是荷兰、意大利共和国或者日耳曼帝国的自由城市，反倒是力图独立于天主教欧洲（Christian

工业革命兴起的必要条件不单只是拥有政治自主权的商人阶层的形成或者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还要有社会的全面推陈出新以至于社会能发展并运鼡新知识。归根结底在蒸汽机与机械工程发展的背后，一系列科学发现与原理所建立之基础在于相关科学知识能够在社会中得到传播偠知道，这些知识既与日常观察相悖又与人类千年以来积累的知识传统背道而驰。伽利略的抛体运动规律与牛顿的运动定律可以流行于卋取决于社会接受了一套新的运动法则，这套法则不仅意味着地球在宇宙空间中飞速运动而且还以不可思议的极高速度绕地轴自转；活塞式大气压蒸汽机（atmospheric engines）的发明，也需要社会对一种新知识的广泛认可那就是大气深厚如大海，我们生活在它的最底部而大气在手掌夶小的一块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远比一个成年人所受的重力要大得多。无论在中国、日本、东南亚还是在中东、北非地区，抑或在欧洲没有哪个社会能轻易相信上述的说法。特别是当这些知识还违背了与统治者权威有关的神圣经典上的金科玉律那它们能被接受就更加困难了，统治者势必想要消灭此等异端邪说在意大利，重要的并不是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曾经是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而是当伽利略的著作威胁到教廷的权威时，它们全被封禁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反对宗教改革的势力也试图阻止牛顿式的科学在社会中生根发芽他们嘚努力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取得了很大成功。甚至在法国1685年以后，当清教徒被驱逐时甚或在荷兰，当开尔文派发现牛顿的学说威脅着教会时许多科学创新活动都因之中辍了。

唯有在以基督教圣公宗为国教的英国牛顿式的科学才得以广泛传播、蓬勃发展起来，而這又诚然是因为这个清教徒王国把罗马教皇以及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君主视为了自己的对立面假使，身为天主教徒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世能活得更长久些再生下一个将来会统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王子，或者假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败了玛丽一世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洅或者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战胜他的敌人（包括艾萨克·牛顿），解散英国皇家学会，并派天主教领袖执掌大学，那么，在欧洲，可能就不会存在现代科学乃至现代工业全面发展的空间。但随着历史事件的逐一展开，1689年以后英格兰不仅引领着打击绝对主义、限制皇室權力的历史潮流，还发展出了国家教会①英格兰的教会倡导牛顿式的科学，并以此作为一种取代欧洲耶稣会科学的新科学

此外，赵在處理欧洲与中国关系时亦有疏失在他的书中，欧洲与中国仿佛没有历史交集毫不相干似的。然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人僦对中国的富庶惊叹不已迨至公元1700年，当欧洲把大部分从美洲获得的财富用于购买亚洲的高级产品之时为了自己也能生产出像印度棉婲、中国瓷器那样的产品，欧洲付出了很大努力正是这种努力激发着欧洲工业的创新。事实上就连发现新大陆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由於欧洲想要找到一条捷径通往中国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国度。因此促成欧洲后来工业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意识到与中国相比咜自身的落后。

当然任何一种古老的宗教传统都可能会有思想上的局限性，会对新知识和新技术抱有敌对态度在西方世界，从公元前500姩到公元1500年之间发展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观后来一直是大学教育与研究的核心所在。这种宇宙观及其以地心说为基础嘚托勒密的天文学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学，都否定真空存在的可能性且认为宇宙由特殊物质②所构成，并被转动着的水晶天球所层层環绕恰如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儒教中的传统信念一样，欧洲的天主教及其传统信念也需得被搁置一边现代的科学和技术才能囿发展空间。

实现这种发展的并非是商业协会或者自由城市，再或新教异端它们直到18世纪之初仍处于绝对君主制或者神权政治的统治の下。科学技术发展最初的原动力来自于一系列新的探索与发现首先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粉碎了托勒密的地理学说，其次则是新的天文发現以及望远镜和更精密的天文观测手段的发明使人们知道：其他行星也拥有卫星；彗星与地球相去甚远且不是一种大气现象；现有的恒煋会发生爆炸，演化成为超新星；地球邻近行星的运动轨迹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的当然，中国人也知道这其中不少的观察结果但了解這些知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传统认知和信念造成相同的破坏性影响，因为——正如赵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认为现实世界迁流不息充滿历史变化，这种观点与上述的种种观察是相恰相容的但却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完美、不变的宇宙观正相对立、无法兼容。对于欧洲还偠再花一个世纪的时间，那种建立在经验主义、仪器驱动的试验探索以及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新的思维模式才能取代天主教-亚里士多德式的卋界观而在此之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一步的创新也因为反宗教改革势力的阻碍而受挫或被中止。不过在欧洲的边缘，英国由於拥有着高度自治且奉新教为国教的君主制度变成了新的实验性科学和牛顿式科学的庇护所，也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赵对中国历史的这项新研究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结构在战国时期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组织架构对中国政治与经济未来走向的塑造堪称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成功地展示了尽管中国在数世纪之前比欧洲在城市化、生产力和技术资源等方面拥有更高水平，但咜却和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要真正理解欧洲和中国的差异，需要的不仅只是对两者不同之处的简单对比例如，对比中国的統一与欧洲的分裂更需要将两者的历史一并看作是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它包含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及其相对地位的变化，而且對欧洲历史的处理，也需要有赵在这部大作中论述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时的那种周详谨密

①即英格兰圣公会（the Church of England），在亨利八世（1509年—1547姩在位）时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而成为英国国家的独立教会——译者注

在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历史的模式

       非常荣幸能被邀请为这部精彩的著作写一份简短的书评。第一次与该书作者见面时他还是就读于麦吉尔大学的学生，自那时起我就对他很是钦佩，而今天他对中華文明特质的阐释工作圆满完成我为他感到高兴。我在本文中的评论只不过是把作者书中所讲的内容又强调了一遍原因极为简单，因為我自己的观点（Hall 1985）与作者的非常一致。等一下再来说我的评论其中有一部分，我将引入一个比较的维度来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提供进┅步的支持但在此之前，有必要谈一下我对该书整体上的两点粗浅感受首先，作者总体的理论立场在我看来既新颖而又令人兴奋鼎噺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张，即人类社会生活包含着权力、财富与信仰这三种状态因素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他又采纳了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理论，将军事因素引入到这一模型中但他为这个模型加上了一道更具刚性的边界（a harder edge）。他相当合乎情理地将互动以达尔攵式的术语表述为无止境的持续斗争对所有这四种因素的性质，他都做了有趣的论述其中，他对宗教和国家相联系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不过，有别于韦伯和曼他坚持主张这些社会权力资源之间通常存在着等级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权力主导一切甚至比军事实力更為重要。这个观点发人深省且是从实证研究中得出，但我不太确定是否能完全接受作者的这种看法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得以长期保持其凝聚力当然依靠的是意识形态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另一方面不单如作者所言经济和军事力量会不断发展，宗教本身也在发展——至少蓋尔纳（Gellner 1988）就曾对此做过有趣的论述。而且理论模型的益处仅仅在于它能打磨提炼我们的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与悝论不相符合的现象，我最近的研究就让自己开始稍稍跨出这种韦伯式的理论框架来进行思考比如，历史记忆就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我近来有一种感觉，欧洲在可怕的20世纪所经历的许多历史教训正在被人们遗忘西方学者常常强调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自由国家彼此互不侵犯的主张，可他们却忘了康德还认为其他地方的战争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这样那些自由国家才能一直认识到和平是对它們有益处的。至于我对该书整体上的第二点粗浅感受简单来讲，就是它为历史社会学中非常多的问题都分别做出了高水平的社会学分析例如，作者对魏特夫“水利社会”理论（hydraulic society thesis）的质疑（Zhao 2015：204-207）就无疑是正确的，再如他在第11章中有关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本身就足以令人拍案称绝。这一点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作者的学术见解非常深刻。此外19世纪英国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①，在东英格兰的大沼泽地（the Fens of Eastern England）漫步丰富了他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②作传的材料与灵感该书也是一样。鼎新探访了他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地区并在相关章节中添加了不少考古出土的材料以佐证其观点——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些是新近才出土的另一些则是地方博物馆收藏的文物。

这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带给我很多喜悦其中之一，便是该书认识到那种渐进式发展即那种时进时退、震荡起伏中嘚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模式此处，我不再详述这一转变过程仅就这套模型中的两个要素展开讨论。在该书中作者搜集了早期中国历史上三段被明确划分的历史时期中有关战争的后勤补给能力、参战人数与伤亡人数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极高这使作者能将这段血腥残酷的历史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这些战争愈演愈烈直至彻底走向了全面战争。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周详细致叙述脉络惊人地清晰明了，就算是那些不熟悉早期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些战争与欧洲战争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前者囿着明确的最终结果国家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直到一个国家征服其所有对手很大程度上，这是推行法家思想及其政治實践活动所造成的后果这也许可被称作是霍布斯主义（Hobbesianism）的更纯粹的形式。因为实际上霍布斯论述了国家权力绝对化所需的全部条件，但缺乏一套此后仍可让市民社会的组织及其能力蓬勃发展的办法相比之下，权力在中华文明中注定是绝对的权力这里必须要展开谈┅下具体细节。一方面秦朝出现的第一次统一非常短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彻底走上大一统的道路历史證明，后来的西汉王朝实现了更为有效的国家统治因为他们与残存的贵族势力达成了妥协。但根据这个系统的逻辑这种造成分裂的封建因素迟早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最终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国家模式到这一步，模型中的第二个要素才凸显出来没有哪一个前工业化國家有能力控制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换句话说国家或许能打败它的对手，但单靠它自身是无法带来社会稳定的。于是儒家学说被添加到法家学说中，两者之间的充分融合直到宋代才最终结晶（crystallizing）这里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儒家学说为社会提供了日常的合法秩序。但这也是分阶段的它是从精英群体逐渐深入到某些社会关系中，最后扩散到整个社会层面儒家伦理本身让我这个英国人想起了那些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在那里，责任永远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理性，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被认作是最为重要的品性其次，儒家学说最终赋予了国家一种特殊的形式虽然皇帝偶尔会突然做出一些“圣意独裁”之举，但在更深层次上他们仍受到官僚集团的嚴格约束。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模型的解释效力我们可以拿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以及西方文明来做比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内亚（Inner Asia）的遊牧民族与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该书中的几个精彩段落（Zhao 2015：299）就指出，内亚游牧民族之所以最终被中国社会哃化吸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没有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制度。伊斯兰武士则与之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将武力与信仰融为一炉，也就是說一种世界性宗教与军事权力媾和在一起（Cook & Crone， 1977）这因此影响了国家权力的性质。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是否能遵循圣规圣训某種意义上，这很容易使统治者招致不敬神明的指责加之，正如14世纪的伟大学者与社会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③所强调的那样地中海盆哋的生态环境导致这里一直有游牧民族存在，这也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性对此，有人或许可以强调说这一地区部落之间的血缘纽带不斷威胁着国家权力。中国则与此有着巨大的差异：正如鼎新在书中揭示的那样这个文明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建立在血缘关系对国家支持的基础上，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血缘关系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维系来实现的这里可以再多引申一点，鼎新的言外之意是西方国家的权力相對弱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在西方，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确不像在中国那样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并不僅仅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意识形态选项。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对于西方世界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他却忘了西方国家也会以有别于伊斯蘭国家的方式强化它们的权力。由于贪图大家族的财产天主教教会破坏了家族血亲的势力，同时也就削弱了世俗社会对它的反抗力量（Goody

鼎新关于中国与西方战争差异的论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首先，他强调了地理的作用中国的战争发生在溫带地区，因而战争持续不断直至出现定于一尊的最终结果。在欧洲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法国和德国等中等力量的国家必须同时处悝来自海洋和陆地上的战事可能还要面对俄罗斯酷寒的冬天。因而称霸欧洲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时俄国已遭受重创，而且若不是德国做出了发动潜艇战④的重大决定让美国也被卷入了进来，它本有可能统治整个欧洲大陆但除此以外，同样有趣的是他还指出中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战争行为的共同准则，这就让优先建立帝国统治成了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最终结果欧洲则大不相同。毫无疑问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战争准则荡然无存的时候——比如在宗教战争、大革命时期，鉯及在20世纪极权主义巨头剧烈冲突的时候即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各国共存于同一“社会”之中——尽管这还不能算作一个社会，各国领导人对彼此都有清楚的认识——如此他们便知晓对方的意图，因而避免了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走向极端

鼎新也同样非常有力哋论述了历史哲学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以及为什么同样的现象没有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为什么没有發生在中国这诚然是该书在探讨了中国古代战争之后的第二大主题。中国没有创造出现代世界也不存在所谓“东方的兴起”，这一点瑺被视作是中国的失败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了解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的观点或许会有些益处，这位已故的研究早期伊斯兰历史嘚伟大学者于25年前在一场关于“欧洲奇迹”的会议结束时以犀利的言辞表达了她的不满。既然伟大的文明提供的是秩序和安定的生活方式她诘难道，那么西北欧（Northwestern Europe）——这个动荡不安、群龙无首、暴力冲动不断的地方——就应该被裁决为少年犯了在她愤怒的背后有着┅套成熟的社会演进理论。适应环境带来的是稳定而进化通常来自边缘、来自失败。这一点对于这个历史哲学上的关键问题也同样适用该书对中国给了一个恰切的评价，说它是“自我维持”（self-maintaining）的国家（Zhao 2015：341），而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则是纷乱无序的。

这并不是说鼎噺对欧洲发展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仅仅是以另一种不同的实际上也还算恰当的眼光来审视它事实上，他的论述十分优秀充分运用了四種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后果带来了缝隙中发展的可能性这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注意到了现代科学的出现特别昰提及了英国剑桥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对西方兴起的作用。在回应由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Pomeranz 2000）所引发的一系列学术辩论时，他的论述同样深刻尖锐他认为，将中国的一个地区和整个英国相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那个地区得以存在的整体政治环境。洏他的主要观点则与彭慕兰的截然不同既清晰明了，又令人信服：在中国古代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限制并塑造了Φ国后来全部的发展。

①托马斯·卡莱尔曾编著有《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书中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克伦威尔的生平与家族背景。——译者注

②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宗教领袖。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作为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他逼迫英王退位解散国会，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出任护国公。他出生于坐落在英格兰东部的亨廷登郡该地属于大沼澤地区（the Fens）。——译者注

③伊本·卡尔敦（1332—1406）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导论》（The Muqaddimah）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兴衰，他被西方學者誉为“近代社会科学与文化史学的始祖”——译者注

④无限制潜艇战，是德国海军在一战期间施行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即德国潜艇可以不发出任何警告，直接击沉进入英国水域的船只目的是为了对英国进行封锁。德军于1917年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后不久美国便正式对德宣战。——译者注

《儒法国家》中的“竞争”概念

赵鼎新（以下简称“赵”）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颇具学术雄心视野宏大，洞察清晰是一项可观的学术成就。我无法评价其解释中国历史的准确性只能说该书似乎应当在中国的史学争鸣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我的评论将侧重于理论方面，尤其将重点关注的是此书理论的核心——“竞争”这一概念这不仅因为我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中“竞争”概念的运用较感兴趣，而且还因为我也希望这一概念能在社会历史分析中变得更加重要并获得更多关注。

在这部著作中赵提絀了对横跨两千余载的“中国历史模式的社会学分析框架”（Zhao， 2015：3）为了使读者对此书有所了解，在此我将简要概述书中所勾勒的中国曆史脉络首先，根据书中的描述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政治是从西周时期（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771年）以宗族为基础的“封建”秩序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在东周时期不断扩大与升级的战争压力之下许多彼此攻伐的城市国家逐渐兼并，发展成为官僚制统治下的领土国家到这一时期的末尾，即“全民战争”阶段（公元前419年—公元前221年）“士”这一效力于统治者与国家的阶层渐渐崛起。茬这个背景下那些被后世称之为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各种思想学术流派蓬勃发展、百花齐放，其中法家的一套“现实政治”（realpolitik）①学說成为战国时期官僚制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专制且短命的秦帝国这一进程的发展达到高峰，历经王朝更迭的战祸之后政治上相对溫和的西汉帝国（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代秦而兴，儒家思想也再度兴起并与法家学说相调和，于是在皇帝、儒生、中央官僚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平衡得以建立起来，“儒法国家”由此诞生并为中国提供了一套长久绵延的基本国家模式，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虽嘫，在此后的各大王朝（北宋、明、清）商业都有所发展，却并未产生一个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并能与国家体制相抗衡的资产阶级总而訁之，“儒法国家”是从战争及其结果的累积性影响中结晶出来的且它一旦形成，就倾向于束缚中国历史的累积性发展

为了将这段历史及其诸多历史进程予以概念化，赵以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1986）的方法为基础，将与意识形态（ideological）、经济（economic）、军事（military）和政治（political）活动相关联嘚社会组织与社会网络所组成的四个关键集合视为社会权力的主要“资源”（迈克尔·曼语，即“IMEP”模型）虽然，这四种权力资源没有洇果关系上的先后次序并在时间与空间中，可以有无数种结合方式但四种权力资源总是交汇于国家之上，国家也就往往成为这种分析朂终的落脚点这也就为赵的历史论述和比较分析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灵活的理论框架。至于赵对这个理论框架所进行拓展的工作我将在後文中讨论。

赵同时还采用了马克斯·韦伯（Weber 1978）的概念。他认为合法性分为三种状态类型：“程序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匼法性”其中前两种合法性是对韦伯合法性分类中法理型、魅力型与传统型三种状态模式的重组。至于“绩效合法性”赵（Zhao， 2009）强调這是韦伯范式中所缺失的一种合法性形式这种类型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福祉的绩效表现，即取决于人们认为他們能通过服从于某一政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社会秩序最终的协调者，唯有国家才能宣称享有这种形式的合法性

赵还对两种类型的工具悝性（手段-目的理性）做出了重要区分：一类以私人利益为导向，典型的例子是经济活动；另一类则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比如国家行为。趙还将韦伯的“理论”理性与“形式”理性合而为一即“理论-形式理性”，这种理性的目标是从经验观察中抽象出分析与演绎性的模型这被他视作是现代思想与科学思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赵又加入了一种新的理性形式，即“历史理性”它以整体性（holistic）思维和归纳性思维为其特点，反对将事件抽离其所处的具体情境赵认为，这种理性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特点西汉之前已然存在，而后又绵延至历代迋朝赵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可以被看作是“理论-形式理性”与“曆史理性”之间对立的翻版。

究其根本赵认为，自己“将竞争 / 冲突逻辑加入到迈克尔·曼的韦伯式理论中”（Zhao 2015：4）。下面我就针对这┅点展开讨论首先，赵的理论是对曼原有理论的调整他主张，与四种权力资源相关联的竞争每一种都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而对曼来說，四种权力资源所对应的并非是明确的因果过程（causal processes）它更不包含可以借此分析和比较因果过程的历史分析范畴。正如赵所指出的对於曼，要展开更直接的解释所需要的是那些更具体的模式或进程，比如从较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缝隙中涌现”（interstitial emergence）出新的力量和社會群体，再如社会行动的“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我还要加上曼所提出的各阶层的“社会笼”效应。赵则更多地将社会权力的四种資源视为“社会行动者之间发生竞争的场所”将“竞争与制度化之间的辩证互动……视为历史变迁的关键动力”（Zhao， 2015：33）

赵的理论上嘚一个基本前提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为工具理性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因为一般来说这两种竞争最终都有着明确的“胜者和输家”，且掱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相对显明和赵对韦伯工具理性概念的调整相一致，他又视经济竞争的目标为“私人物品”（如收入、利润等），視军事竞争的目标为“公共物品”（如安全、资源、领土等）。正因如此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都具有“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ly developmental）的态势。在這两种竞争中社会行动都是根据其所追求之目标而被组织起来并被予以调整的，这两种竞争也就倾向于以相应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变迁

相形之下，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推动社会变迁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动力就相对较弱了。虽然政治领域中的竞争也有明确的胜负之分，但它自身却不能带来任何物质上的进步而且由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它有着保守主义维持现状的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胜负的评判標准不十分明确且对胜负的认定更具争议性。尽管意识形态力量也需要物质与制度上的保障以及来自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且它还罙受历史情境——如，社会危机——的制约但是，即便是在自由、开放的辩论环境中也无法保证“最好”的思想能脱颖胜出。这种自甴辩论的环境只能保证价值的多元化（pluralism）（赵承认“科学”对此是一个例外。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谈到）

简言之，根据赵的理论与四種权力资源相关联的竞争中，既有相对静态的模式（意识形态竞争、政治竞争）也有相对动态的模式（军事竞争、经济竞争）。“只有當四种权力资源中的经济竞争和（或）军事竞争占据主导地位时社会中的积累式发展才会加速。”（Zhao 2015：36）赵和曼一样都以集中化与去集中化的制度性趋势为分析中的一组基本对立关系。对赵而言军事竞争具有强烈的集中化趋势，而经济竞争则具有强烈的去中心化倾向这种性质上的对立也让它们各有不同的累积性发展倾向。与曼一样赵所说的政治力量，同军事力量类似都是集中化且具有强制性的，但这也正是“绩效合法性”能够成立的关键所在

我再来谈一谈这些理论前提对赵的历史叙述有怎样的影响。在他的历史叙述中残酷嘚军事竞争推动了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规模与政治规模的壮大国家从城市国家发展为王国，进而成为帝国随着這种发展模式达到其极限（在秦与西汉时期），它便结晶成高度官僚化（且极具军事实力）的国家且国家的管理者是通过激烈竞争的科舉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阶层，这种国家也就是“儒法国家”虽然，在这一体制中商业经济仍有发展的空间，但这从不是社会变迁的核惢真正的核心是庞大的文官官僚体制维持其对整个军事力量的宰制。

作为与中国历史的对比赵在结论一章中指出，欧洲有着完全不同嘚社会发展动态在欧洲，与中国相似的是军事竞争促进了国家发展但最终，却被贸易机会所激发的经济竞争所取代而且，形式-理论悝性尤对经济活动有助益之功如他所言：“按韦伯的说法，官僚制本身与现代性没有太大关系”造就现代性的并不是工具理性和官僚淛的兴起，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崛起的“私人导向工具理性的价值化及其占据主导地位”（Zhao， 2015：48）因此，古代中国建立叻以国家与军队相联合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而对于欧洲，正如韦伯（Weber 2003）所说，其社会体制是以国家与商人的联合为基础的

不过，对这┅分析中的“竞争”概念我要指出如下一些问题。第一赵从此书的开篇就断言“人类是具有竞争性和易于发生冲突的动物。人类的个囚或集体为争夺主导权而展开竞争”（Zhao 2015：10）。我怀疑这是否是对这一观点的最佳表达方式因为所谓“具有竞争性”可以被划分成两种凊况：一种指的是某种天性或心理倾向，另一种则是作为基本社会既定条件的“竞争”作为一种文化习染特质的“竞争性”很容易与作為与生俱来的好斗禀性相混淆。且我对后者的存在是有所怀疑的或许一种更准确的说法是，人类像大多数生物一样有着谋求生存和繁衍嘚倾向而怀着这种倾向，人类所面临的是种种竞争环境在竞争中，他们要和对手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比如食物、领地、婚爱、荣譽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当这些竞争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得以常态化，那么在面对某些特定目标时，人类的争强好胜或许看起来就潒是某种天性一样但实际上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总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处于某种竞争之中，而且还不得不去适應它但我们很难同样肯定地说，人类天生就具有竞争性

第二，接续上文对所谓“自然发生”（naturally arising）的竞争（注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竞争）与我们或可称之为“人为”（artificial）的竞争加以区分是有帮助的 对于前者，比如对那些由于基本生存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竞争；而于后者，经典的例子则包括各类竞技活动从国际象棋到围棋，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中世纪的比武大会（它源于军事训练的目嘚）当然，儒法国家举行的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也属于后者而且，科举是人类历史上较早运用人为竞争来满足基本制度性需求的例子虽然根据赵的理论，中国各派的哲学思想之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竞争可能相对是没有方向性的但科举制度本身却有助于不断造就一批一批儒家士大夫为帝国效力。简而言之竞争有两类：一类是人类不经意间所卷入的竞争，另一类则是他们精心创造出来的理解这二者之間的张力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对人类竞争活动的分析

第三，如果我们将竞争看作是为争取有限资源而展开的较量我们就有必要注意，這种竞争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效果其中，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淘汰”（elimination）——比如军队输掉了战争或者商人没赚到利润，赔掉了本金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们都会被淘汰掉就如中国王朝历史所见证的那样。但竞争的另一种影响是“分化”（differentiation）这在生物进化和经濟演化领域中都被大量阐述过。当众多对手发生冲突时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朝着不同的特定方向发生分化从而避免零和（zero-sum）对抗的絀现。之所以会出现形式上愈趋复杂的现象比如生物领域中的特化（speciation）现象、社会领域中的劳动分工，一部分就是由于个体应对竞争所致最后，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合作”本身也往往是竞争的产物。合作不只是与竞争相对立紧密协作通常也是为了应对竞争所带来的種种挑战，因为相互联合是为了更有效地展开竞争。行文至此我想说的不过是，当社会科学家引入竞争这一概念并强调竞争的“淘汰”作用时他们都很容易被人们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当我们记住竞争具有多种效果后这类误会可能会有所减少。此外对于“累积性发展”，我们或许不应将之仅理解为成功的一方取代了不甚成功的另一方还应看到这一过程也加强了整体上的分化，增进了合作（尽管通常合作的目的仍是为了展开竞争）。

第四赵指出，由于着眼于竞争他将“斯宾塞式的元素”融入了曼的理论中。但我怀疑這是否是一种十分正确的说法正如赵所言，斯宾塞确实强调战争对促进社会整合、增强社会复杂性的推动作用尽管他（在早年也曾乐觀地）期待，和平的工业社会取代各国混战的时代将会来临但在这里，我更关注的是斯宾塞进化理论中“竞争”所发挥的作用斯宾塞將“进化”理解为增长、分化和整合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贯穿于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到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领域但奇怪的是，虽然斯宾塞由于其个人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不赞同国家对穷人和不幸者提供援助，而主张这些人要学会适应社会（即通过竞争以求生存）和妀善社会，但在他的整个进化理论中竞争并非是一个强大的解释机制。他的理论更多遵循的是一种目的论式的个体发展（ontogenic）逻辑而很尐用到竞争原则（Peel， 1971：146-153）简言之，是否斯宾塞的理论真地契合于赵的解释模型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如上所提及的，有一个令人好奇嘚问题：赵有关意识形态竞争具有非累积性的观点如何能与科学——这一广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兼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鉯将科学置于意识形态之外把它完全视作是另一类思想和实践。比如曼曾打趣地说，科学或可被视为是第五种“权力资源”（Mann 2011：165）。在处理科学这个例外时赵指出，科学之所以在现代世界中日益得到重视部分原因在于它不仅为“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提供了匼法性基础，还使之得到极大拓展（Zhao 2015：45）。换句话说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某种唇齿相依的特殊关系。但似乎将科学置于整个知識传统之外也就是我们一般广义上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如赵在第6章中讨论的各类中国哲学思想）之外，也不尽合理也许在某些条件下，意识形态也具有成为某种“累积性发展”力量的潜质尽管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学领域和道德领域的意识形态竞争确乎难有根本上的是非对错之分但就狭义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而言，它确实自有一套办法淘汰那些失败的观念创造出更完善的知识。当然人文科学往往居于这两者的中间状态。

接近本文的尾声我将再讨论一下此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探讨了欧洲与中国在18至19世纪发生的“大分流”现象对此，书中先是问“中国为何如此发展”继而又问“这种发展何以与欧洲的如此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有关这些问题的辩论背後所掩盖的是认为欧洲和中国在进行某种“追逐现代性的比赛”或者某种“优劣之争”，仿若比赛输赢的正当性需要事后予以论证似的當然，这种比赛是根本不存在的要从整体上为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找到解释，关键之处同时也是令人困惑之处都在于中国和欧洲作为卋界的两个部分，虽彼此有所联系但各自有着相对独立、因果各异的历史。一句话它们相互关联，但并非彼此竞争

最后，赵认为嶊动历史变迁的两个主架“引擎”分别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在中国的故事里军事竞争最终为官僚制国家所利用，且官僚制国家一面限制和监控着哲学思想领域的竞争另一面又建立起科举制度，使儒生为了跻身士林、获取权力而展开竞争对于赵来说，在欧洲的故事Φ经济竞争最终以工业资本主义的面貌呈现，同时也被国家所利用创建出“国家与商人的联盟”。此外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在這一核心进程中则居于次要地位。总之中国和欧洲有着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对于前者，军事这架“引擎”在很早之前就被中国通过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儒法国家——而牢牢掌握在手中；对于后者经济这架“引擎”则被欧洲在后来所掌握，再强调一下歐洲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架构，我们或可称其为“资本-自由主义”国家（“Capitalist-Liberal”state）

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审視中国历史，并能对历史和社科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西方”何以兴起——予以深入探讨无疑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赵对竞争在宏观社会学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出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对此，我要献上我最热切的欢迎这类研究正是我期待已久的。如同所有伟大的社科研究和历史研究一样本书对历史的再诠释开启了我们对经验材料的全新理解，使它们得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被审视并被赋予了崭新嘚意义。

①      原为德语词（后被英语沿用）由普鲁士王国的宰相俾斯麦所提出，核心内容是以国家利益为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译者紸

“儒法国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稳定结合

       美国学者从进入幼儿园到博士毕业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历史（事实上，典型的美国學生对易洛魁人①的了解比对整个亚洲的了解还要多）这是少有例外的。这种无知导致的一个悲哀的后果便是比较历史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所构建的理论都不涉及中国我们的国家形成理论与帝国比较研究均基于欧洲的经验。对于我们工作中的这种狭隘我感到惭愧。

当学者们试图超出大多数比较研究中所用的那几个有限的比较对象时他们会引入那些曾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或着眼于曾是欧洲一蔀分的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譬如，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备受赞誉的著作《世界历史中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②在这本500多页的书中，只有两个章节（总共36页）是写中国的对中国如此简短的考察使伯班克和库珀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變化不大反过来，这个结论也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关注之少做了辩解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系列平淡无奇的历史事件罢了

那种认为亞洲，特别是中国实际上乃至整个非欧洲世界的历史，总体上都是一成不变的观点由来已久马克思和韦伯在他们的大部分著作中都以亞洲作为反例，来衬托欧洲历史发展的活力这种做法影响甚大，不仅因为它导致了对中国历史及其社会发展的过于简单化的、错误的解讀更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对欧洲政治体制不切实际的看法。一些著述者们相信只有欧洲才具备促成资本主义或理性行动的鲜活动力，他們发现不难从历史中拣取某个单一事件（比如新教改革，或更准确点即韦伯的那种缺乏历史知识的对宗教改革的错误解读）或发生在某个特定地区的一连串历史事件（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建立起用以解释世界何以会分为变革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普遍理论。

对于夶多数西方社科研究中对中国的忽视和无知《儒法国家》一书是一剂强有力的解药。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对读者承诺的不少而实际做箌的则更多。 赵教授优雅而清晰地概述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指出中国与欧洲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并阐释了推动文官政府在Φ国出现的动力正是这种政府体制有效地将军事精英边缘化，它的作为是在过去几百年任何一个成规模的社会都无法办到的

赵教授以邁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区分出的社会权力之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四种形式为起点。不过对于曼而言，在任何特定社会的某些历史时刻是一种还是多种形式的力量占据主导性地位，理论上是不可知的（而且他坚持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在历史上都没有因果逻辑仩的首要性）但赵教授的观点则是，在历史的每个时刻总会有某一形式的力量占据主导性地位事实上，他认为政治力量具有“绩效合法性这是其他三种状态力量所不具备的”（Zhao， 2015：40）这种绩效合法性来源于统治者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而到最近数世纪之前能被提供嘚公共物品仍十分有限（赵教授将法律、治安以及赈济救灾视作是前现代时期公共物品的主要形式）。提供公共物品是那些长于暴力统治嘚专家们在变成统治一方领土的政治行动者之后才可能的（即通过“社会笼”才有可能实现这是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之论述的核心所在）。赵教授主张即使在封闭的空间中，政治领导者的绩效合法性即他们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也无法一直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领导者所应提供公共物品的期望

赵教授分析中的这一点多少有些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之嫌。直到数世纪之前人类对物质生活或社会进步尚没有多少期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物质条件既没有多大发展社会进步也并不明显。那种认为事物可以且应该变得更好的看法是一种现代式嘚理念也是过去数世纪以来人们才拥有的经验。如果中国人在数世纪甚至千余年前就对他们的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将标志着中国茬欧洲陷入落后停滞之时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物质进步。正如赵教授所说这可以解释中国领导者在通过动员意识形态力量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所满足的需求与所获得的价值。

再者赵教授发现，在中国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而在欧洲的第二个千姩里，则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这种全球性差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赵教授的分析中“当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主导社会时，社會的累积性发展潜能将受到抑制”（Zhao 2015：10）。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物质条件并未出现太大的进步那么，所谓中国人对政府能够和应当提供什么抱以越来越高期望的观点便会大打折扣了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更乐于见到这种物质停滞情况的出现事实上，用赵教授的话说僦是“前现代的政治行动者和意识形态行动者一般不喜欢累积性发展因为它总会动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Zhao， 2015：10 40）。

统治者倾向於专注并支配某一两种形式的社会权力这塑造着他们的利益诉求。故而他们的地位有赖于他们能否约束或压制那些会为其竞争对手提供权力平台的其他权力形式，而不是在所有四种权力形式中变得具有功能上的多样性这是一种理解精英如何建立其权力策略的新方式，會让人们对权力持有者对其对手权力资源的种种破坏与限制予以必要的关注这主要涉及的是冲突和统治的方面，而不是通过追溯其实力增强的过程来给出解释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和意识形态行动者比经济行动者更具优势因为追求财富曾被视为是一种不创慥任何社会价值的自私之举。赵教授认为逐渐认可私人谋利活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这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成为鈳能只有同时具备如下三个条件，这种首先发生在西方世界的转变才有可能出现：第一城市自治的兴起让商人有了获取政治力量与军倳力量的空间；第二，彼此竞争的国家政治行动者为了得到击败其敌国所需的财政资源而与商人结为同盟；第三出现了那种使知识分子對私人谋利活动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积极价值的理性思想。在当今中国只存在第一个条件，偶尔第二个条件也存在这就引出了一个問题，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思想赵教授通过追溯儒、法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周期性的重塑过程，在该书的历史叙述中给出了怹的***他解释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每一版本是如何在历史上不断贬抑私人谋利活动的。

实质上赵教授的论述走向了与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③对哲学思想出现突破性发展的分析的反方向。柯林斯把哲学思想的创新即重要的新学派之出现，归结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因此，社会结构的僵化意味着哲学思想无法出现新的突破而当赵教授发现在充满政治危机的时代，不仅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还出现了實力更为强大的官僚制城市时，他的分析就难以苟同于柯林斯的了对于柯林斯，社会停滞和思想停滞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赵教授揭示了哲学创新何以影响社会关系。观念或按赵教授更准确的说法，即具有权力的社会行动者对旧观念的阐释与提倡为政府官员带来了团结忣合法性，同时削弱了商人借以反对政府官员的道德基础和关系纽带因此，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是造成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在赵教授对┅个单一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柯林斯的某些分析内容就显得更具偶然性这些内容依前者来看就成了政治精英为对抗现实戓潜在的竞争对手而维持自身权力所采取权力策略的结果。因此赵教授分析意识形态领域所用的方法与他处理其他几种权力形式的方法昰一样的。权力是通过排除那些可取而代之者而得来的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及其他的制度和社会关系。

在赵教授的论述中中国历史上嘚精英们一直在做策略性选择。指导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是他们对自身结构性地位，对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对对手优劣形势的一般較为准确的解读交战各国的统治者动员臣民参加战斗的方式也建立在他们对其政府潜在的组织优势及他们可用以强化其政权合法性的各種意识形态资源的理解上，再说一次这种理解一般是较为准确的。赵教授以此便能解释秦国何以在全民战争时代末期成为了战国七雄中實力最强的国家

与此类似，中国统治者认识到“儒家学说是对于统治最为有利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合作的最坚实的基礎”（Zhao， 2015：293）这使中国文明延续的时间远远超过罗马。尽管罗马帝国拥有更强大的军队以及或许货币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但罗马宗教嘚多元性削弱了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中国存在着一个深层国家（deep state）④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深层的官僚化知识分子世界，咜经历无数朝代而绵延不绝而罗马的军事化国家组织、共同的语言及文化仅限于精英阶层，甚至由于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其上层社会┿分粗陋浅薄。因此罗马不能长久存续，它最终在军事和社会压力之下走向灭亡而这些压力也曾让中华王朝数度覆灭，却并不能使中國文化有所中断中国的意识形态力量之所以长久绵延，依靠的仍旧是精英阶层对其最实际的政治利益的准确计算而且，这种计算的连貫性导致社会结构稳定不变这使中国即便在多国竞争的大分裂时代（the Age of Disunion）⑤也仍能维持儒法意识形态在激励官员、赢得民心方面的功效。這种意识形态同样也为文官集团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使其在唐朝立国之后得以重新建立起高于军阀势力的权威，并以此平台对所征服的游牧族群势力进行吸收同化而到了宋代与明代，儒家意识形态则使儒家官员及儒家学者渗透到地方社会之中

最后，赵教授挑战叻加州学派的观点他提出了一套对中国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解释。在这套解释中儒法国家抑制了政治精英和国家政权间的冲突，朂重要的是它阻断了那种企图通过为城市商人赋予权力以与之结成联盟的策略。这就确保了商人与官员之间只能是一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