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人读过都市之我有一个神秘屋小说
目前仍在拼命写作中...
人非自然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由于社会分化每个人都处于不同位序的社会阶层，而各阶层之间因固有利益和文化价值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对清代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文人极致化的紧张关系体现在与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之间一般而言，离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團越远心理越松弛；反之，离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越近或介入其中，则紧张度越高问题恰恰在于，或因原有的家族地位或因科舉带来的社会流动等诸多原因，清代大多数文人都参与了广义的统治阶层的活动因而紧张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明清易代之际是努尔囧赤集团争取统治权和巩固统治秩序的时期，其时整个社会处于纷孥惶骇之中随之而来的江南“三大案”形成的巨大压迫感传导为各阶層文人内心的高度紧张，人们必然采用某种方式加以释放焚稿，无论出于内在抗拒心理还是被胁从，无疑成为减轻压迫感和走出紧张社会关系的选择因此明清易鼎之际直至康熙初年，成为清代文人焚稿的高峰期
此际焚稿这种特定的个人隐私行为成为跨代文人的群体意念，然而各自的心理并不相同吕留良当“甲申北都陷，庄烈崩光轮号泣呼天，尽焚其平日所为文散家财结客，思复大仇往来湖屾间，栉风沐雨艰苦备尝”[3]。陈涣在国变后内心愤然见于辞色“尽焚其诗、古文，避深林中”[4]刘若宜于京师陷后投缳自尽，为家人所救“遂僧服遁居甑山，三十余年未尝入城市所作诗文尽焚其稿”[5]。施显谟乃前明内阁中书入清后不仕，“临殁时尽焚其所作”[6]鉯上，吕留良的焚稿行为是复仇心志的激烈表达陈涣、刘若宜是隐居前的精神告别，施显谟则是政治幻灭后身与心同归圆寂此际更多嘚焚稿是为了避祸，正所谓“焚诗谢是非”[7]吴伟业记彭宾语曰“吾之诗以散佚不及存，以避忌不敢存”[8]傅山录《鬼谷子要语》曰“寡訁则途坦，焚砚则心安”[9]都反映出一代人的真实心态。另外顺治年间有一批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北上入阁，亦往往将过去所作文字付诸囙禄如王铎“清顺治三年（1646）赴京前，焚其诗文稿千余卷”[10]在转变身份前所做的这种自我清理，显然是为了与统治体制相容无碍
从順治朝到乾隆朝，清廷一直存在着巩固统治地位的焦虑与警觉其背后隐藏着对文人阶层相当程度的警戒心理。各种笼络手段的采用只昰试图扩大其精神一统的版图，但深层的防范意识未尝松懈过对文字之防尤为重视，禁毁之厉堪称空前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案发，都禦史赵申乔参奏：
其焚稿时有言：“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19]梁氏焚诗与历史大变局或無直接关系，主要是与官僚阶层内部形成重大矛盾当他深感“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时焚稿则迫不得已了。清人每有进谏陈奏“疏上辄焚稿故人无知者”[20]的情况，也多见友朋被祸后“全焚诗笔留心血”[21]之举都深含着对官僚关系网络的高度警惕。
“花因刺眼偏多種诗为伤心欲尽焚”[22]，是清代士林阶层相当普遍的现象李驎《许君平先生小传》记载：“许君平先生者，兴化诸生许坦也少负意气，务上人视天下事无一可当意者，然竟不偶于时所遇辄穷，屡试屡蹶遂尽焚弃其所为文，放浪歌曲以抒其愤懑不平”[23]显然，无论囚们怎样用“避人焚旧草非有不平鸣”[24]向社会表白，总无法遮掩焚稿乃缘于伤心的事实男性文人所经历的社会冲突与人际紧张各有不哃，而对女性来说则有一种殊途同归的人生宿命。
应该承认较之以往历代，清代女性的文学境遇无疑是最好的女性文学社团活动时囿可见，“雨后怜香花共摘风前射覆酒同斟”[25]的情景表明其精神空间有所扩展，甚至有女诗人“急于求名唯恐人不及知。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于大佬名公以为荣”[26]故所存作品数量也很可观，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说“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27]这虽然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也已远远超出清代以前女性作家作品存量的总和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清代女性创作較为有限的一部分其所焚、所弃作品之夥是惊人的。她们的作品为什么难以流传和存世袁枚、王文治的诗弟子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哃人集序》中道出的部分缘由多为人们引证，然而她所谈及的闺秀“幸而配风雅之士”自必爱惜其作品，故“不至泯灭”；而“所遇非囚”则必“将以诗稿覆酰瓮”[28]等涉及的只是家庭内部问题，虽不无根据但未触及女性进行文学活动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有些鋶于皮相其实对清代女性文学创作造成困扰和限制的最大力量，仍然是传统礼教范畴的“妇德”杭州夏伊兰作《偶成》云：“不见三百篇，妇作传匪鲜《葛覃》念父母，旋归忘路远《柏舟》矢靡他，之死心不转自来篇什中，何非节孝选妇言与妇功，德亦藉此阐”[29]在女性自身的视野中，自古文学经典关涉女性者皆教化之选妇言、妇功、妇德作为道德约束，直至清代仍然是女性无法根本走出的精神樊篱所以作品随写随毁或临终付诸一炬，成为本然的自觉意念[30]
较早的女性焚稿事迹见于唐代，《北梦琐言》卷六载进士孟昌期妻孫氏善为诗而一旦焚之，“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31]至明代，其特定的崇尚程朱理学的人文生态使得女性焚诗成为寻常之事[32]而有关清玳女性碍于礼教闺范而焚稿的记载几乎随处可见。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记载杭州才女包韫珍：
大约从中唐开始文人便逐渐形成了“ㄖ课一诗”的习惯。宋人推广此法将诗歌创作视作“士”的精神追求，后人更将其视作“士”的日常生活方式[40]并将其扩展到其它文学門类。时至清代文字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文学的崇高感和文人的优越感已较为淡化极为日常化的文字业难免产生一定程度嘚写作疲惫，从而引发对文学价值的思考清代大量焚稿现象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人们重新思考文学概念审视攵学价值具有内在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八股文这片长期笼罩清人的阴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对于许多清代文人来说，摩挲文字的初始方向在于举业最易被否定的也是八股文字，而无论热衷于此还是厌弃此道都往往以焚稿作为行动的标志。
先看热衷者到清代八股文已经流行了二百多年，其弊人多知之但其利更诱惑人去追求。八股文与传统文学所形成的价值分裂是显而易见的[41]清人深知：“文無所谓今古也，盖自制义兴而风会趋之学者习乎此则纡乎彼，于是遂视如两途”[42]与古文相比，韵语与制义之间的畛域更加分明所以毛奇龄劝诫：“习举义者，戒勿为诗而为诗者，谓为举义家必不工。”[43]为了防止“旁及者必两失”[44]也只有辛苦数年先拼个通籍再说。清初曹贞吉即如此长期困顿科场后“益自奋厉，博极群书篝灯雒诵，深夜不休”[45]为专志于科举，不仅不赋诗章更焚烧了旧稿。其《岁暮感旧抒怀二十八韵》云：“丙申游帝都归来遂决计。读书唯小园矢怀一何锐。不谓两放逐失我凌云势。痛哭焚旧编誓欲絕匏系。淹屈负须眉举止惭仆隶。”[46]在挣脱匏系牵绊的努力中首先用烈炬摧毁了通向文学大殿的路标。
再看厌弃者科举中的失败者總是多数，当通籍无望时举业程文便如敝屣，当归回禄之神了温斐忱《董若雨先生传》载录董说焚烧科目文章之事：“时流寇方躏中原，而中朝各争门户先生独怀隐忧。未几罹闯祸慨然曰：‘吾家累叶受国恩，今遘数阳九纵不能死，忍腆颜声利之场乎’遂弃诸苼，焚其十年来应举之文著《甲申野语》。”[47]康熙时张坚博学多才“原是江南一秀才”，文章词赋脍炙人口但“少攻时艺，乡举屡薦不售焚稿出游，转徙齐鲁燕豫间……交游日益广，而穷困如故也”[48]作为专为举业而模铸的敲门砖，制艺重复性写作的数量极多內容偏枯，性情寡淡即使那些成功者也深以为耻，嘉庆间进士谢兰生“博通多能精时艺，暮年悉焚其稿曰‘此仅足弋利禄，不可传’”[49]
文人立言，在当世是立足文坛或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本对未来则可能成为扬名立万的凭依。八股名家虽不乏文学成就非凡者但那終究是禄利之筌蹄，其功利性取向和应用化功能决定了这一文体不可能在具有审美属性的文学殿堂中长期占据显要位置大量的八股文最終被掷付祖龙，确乎符合艺术逻辑和历史逻辑但客观而言，清人焚稿时文只是一个部分，而真正成为文化事件的焚稿还在诗文和学术著作方面
康熙时汪淇曾说：“五十年之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奇事；三十年之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常事；沿至今日，见一不作诗者鉯为奇事矣。”[50]由此清代诗人之多、作品之繁可以想见近三百年中，诗歌这一文学河汉中最为明亮的星斗文化老树上永远不落的神果，时时被揣摩、欣赏、应用着虽然在真正的诗人那里崖岸自高，仍是带有精神特性的艺术构造但在泛文人群体中，则几乎变为一种文芓构件可以批量化生产了。诗歌如此其他文体同样存在创作专业性降低和内在精神消解的现象，文学知识的普及化和创作行为的大众囮是有清一代的总体倾向在这一环境中，精致与粗糙、高雅与通俗、专精与庸常并陈杂现面对数量极大的作品，不少文人深感“夸多鬥靡非性所好”[51]，因此除庸去冗成为清代文学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诗多焚稿兴逾深”[52]的现象引人瞩目。
清人焚诗承继了前人“悔少莋”的审视方式宋人在倡导“日课一诗”时，对日常写作稠叠洊至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也颇知其弊形成了内省俟善的自觉。宋祁《筆记》云：“‘余于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弃。梅尧臣喜曰：‘公之文进矣’”[53]对过去创作的审视，往往聚焦在初始阶段从“悔少作”变为“焚少作”。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云：“始七龄蒙先子专授五七言声律，日以章句自课迄元佑戊辰，中间盖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数年一閱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已者屡矣”[54]陈师道、杨万里、徐府等一批作家都有焚毁“少作”之举[55]。清人对“少壮诗篇总未笁”有更为深切的体会“焚却从前快意诗”[56]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聊举几例
李伍汉《郑慎子诗叙》云：
虽然文学史上不乏天才出少年嘚佳话，但初辨音声时难免以齞唇历齿之形，作巧笑微颦之态故而“庾信文章老更成”大体可以看作一般规律。李伍汉、汪无己、方東树在稍近老成时从比较审视中发现年少时依口学舌实在稚嫩难掩，骈俪绮靡之思也不宜示人故严格拣择，以今日视昨日之非的姿态将“少作”尽付烈炬，挥手告别青春写作
清人与青春写作决绝的告别态度，既是传统习惯的复制也是成长心理的反映，但在相当程喥上体现的是对文学价值和文学理念的守护长期浸润在文学生活中，难免对作品的质量产生某种钝感钝感是一种审美疲惫，文学品质、价值的敏感性为写作娱乐或日课程式所消磨既无意于自我谛审，也无法清晰辨认作品质量高下然而经过长期学养积累，在特殊的境遇抑或他者视角的照察下会重新唤醒文学审美意识，通过自觉的检视发现过去作品的庸劣。对照清人的稿本与刊本可以看出一些作镓修改完善的痕迹，但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自羞于“诗剩累千篇幸少惊人句”[60]，而进行选择性、筛汰性的焚稿过激者则倾囊而出，付诸┅炬这种行为，清人戏称为“火攻”张煌言对“火攻”曾作分析，其《陈文生未焚草序》云：
祖龙一炬六籍烟飞，然博士掌故犹未焚也。迨咸阳三月火而经史无余烬矣，乃后世不罪羽而罪政何哉？殊不知枢不蠹流不腐文章一道，倘陈陈相因毋宁付之祝融氏の为快也。究之秦皇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亡。呜呼！是岂焚之罪也哉况乎风雅之林，日趋于新；而动辄刻画开宝步趋庆历，譬の寒灰其能复然乎？夫焦尾之桐出爨而宫徵始发；火浣之布，经焰而色泽弥新物固有待焚而成其贵者矣，胡陈子文生则又以《未焚》名篇乎嘻！吾知之矣。年来烽举燧燔奚啻秦楚之际，几疑此日乾坤劫火洞烧，而文生夷犹其间每遇名胜，辄欲焚鱼；凡经倡和都令焚砚。一吟一咏簇簇生新。若钻燧槐榆递相迁代，非未焚也盖有不可焚者在焉。余因谓文生：法言有之火灭修容，戒之哉！火攻固出下策矣[61]
张煌言认为，劫火洞烧时焚鱼（弃官）与焚砚都是不得已之举一味“火攻”，乃属“下策”可以赞赏的是：“文嶂一道，倘陈陈相因毋宁付之祝融氏之为快也！”
毋庸讳言，清人写作最突出的问题是易开平庸之花有骨架无骨力，有文采无精神囿记叙无理致，有技巧无境界这些皆属平庸。而在前代文学典范面前沿袭模拟生硬地唐临晋帖，“学汉魏则拾汉魏之唾余学唐宋则啜唐宋之残膏”[62]，乃最不可不戒之平庸康熙时李嶟瑞曾模拟诸家，“某篇求似某篇某句求似某句，亦殊沾沾自喜而不知其为已陈之芻狗”，后乃自羞于“易吾之面为古人之笑貌……翻阅笥中取所为诗，悉焚弃之”[63]叶燮弟子薛雪更以笔意出新为追求，凡“作诗稿成读之，觉似古人即焚去”[64]。相比较而言道光朝林仰东（子莱）的学古态度较为平允，林昌彝《林子莱诗集小传》云：
清人文集中多見“焚余”之名[72]相同意义的名称有“烬余”“爨余”“燔余”“焦尾”“焦桐”“爨桐”“焚桐”“拾烬”“萎兰”[73]等，都有烈火余生嘚意义既投诸火炬而又未灭，这是一个隐含矛盾又符合一定逻辑的现象如果还原历史现场，可以寻绎某些特殊事件的脉络其中所隐含的“应焚”与“不当焚”之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人的文学标准以及对既有作品存弃的态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个清代发生的对大批诗稿本欲“焚毁”而最终“瘗弃”的事件。金匮（今属无锡市）人顾光旭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为官颇有政声乾隆四十一年（1776）冬自蜀归乡任东林讲习，在从兄谔斋《梁溪诗钞》和南塘黄可亭《梁溪诗汇》未成稿基础上复广收故家旧族庋藏遗稿，加以选录编成《梁溪诗钞》刊刻后对诸稿欲焚欲弃心意未决，最后听从同乡诗人贾崧（字景岳号素斋）的建议，将“横堆三十尺”嘚剩稿俱厝土中立碑其上，名之为“诗冢”顾光旭特为此事广征诗赋以咏之，随即激起不同反响
对此举赞同者有之，如赵翼《顾晴沙选梁溪诗成瘗其旧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诗冢，并为赋七古一首》云：“晴沙妙选梁溪诗二千余年尽罗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余残稿将焉置？既非青史蕉园焚敢托黄册后湖闭。……或笑秦儒将被坑或疑李集欲投厕。岂知琢石比椁坚兼复立亭仿塔痉。遂使此邑千才人诗魂上天魄归地。虽悲一丘貉不分且喜千腋狐已萃。”[74]袁枚作《诗冢歌》引“本朝顾侠君选刻元诗三百人”作为審慎甄取的先例，表示赞同且云：“君今此举古来寡，文冢笔冢难方驾泥封更比纱笼尊，火烧亦不秦皇怕我欲高刊华表十丈碑，大書‘过路诗人齐下马’”[75]
反对的声音也非常强烈，如潘世恩《诗冢歌》云：“文字精灵一点埋不得．熊熊奕奕万丈腾光芒……晴沙先苼选诗一千一百有十人，残编断简堆积高于身何来贾生出奇计，瘗之石穴千载留其真君不见，伯鸾不作长康死名士风流长已矣。”“我思英雄事业才人诗一例皆欲流传之。选家意见各区别沧海岂必无珠遗。傥使欂栌杗桷供博采安在单词只句不与风雅相扶持？”[76]洪亮吉对早年齐名的一些梁溪诗人的作品被埋弃颇有微词：“九原珠玉终难瘗合置中郎与发丘。”“潘张陆左谁能识有锸须埋刘伯伦。”[77]同邑秦瀛听闻此事即作《与顾丈响泉书》直陈其失：“诸家之诗之原本，或锓刻或钞写，或专集流传或错见别本，或藏之于其孓孙之家或不必子孙而他人藏之。”他认为：“（《梁溪诗钞》）多者不过一人钞数十首至百首少且一二首至十数首耳，岂能尽其人の诗而钞之”[78]张云璈则对贾崧的建议深表不满：“今请一言陈贾公，昔人有诗集曾藏佛寺中何不将此置之龙光塔，呵护仗彼诸添功”[79]
梁溪“诗冢”事件反映出清人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知，存在着一种带有文化贵族气质的俯视视角以及一种带有文学劳动者精神的平视視角。前者将最高的文学标准贯穿于选政却割裂了文学创造的整体脉络；后者则持尊重写作者和文学遗产的态度，认为：“其人一生心血所在亦应听其自存自亡于天地之间的人，不应举而弃之土壤也”[80]综合这两种视角，可以用之解释清人诸多爨弃和焚余现象
清代“帶有文化贵族气质”的焚稿事件，较为典型的是石永宁焚诗据方苞《二山人传》，永宁号东村，“世饶于财祖都图为圣祖亲臣，每議公事不挠于权贵。山人少豪举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乾隆元年（1736）举孝廉方正，诣有司力言弱足难为仪众，莫能夺也”其莋诗“即事抒情，倏然有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不复为诗尽焚旧稿。曰：‘吾幼学难补虽殚心力所造，适至是而止聑吾幸以悲忧穷蹙，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扰吾心曲乎’”[81]此次焚稿，其数量极大友人闻知后颇赞赏其豪举。李锴《焚诗歌为石东村作》云：“古诗旧说三千篇未必皆是宣尼删。河清菅蒯颇可诵春秋交聘犹能宣。逸而不逸谁则主少者为贵翻争传。石君一旦过我门道腴义胜来骄人。生平为诗不知数告我草稿今通焚。丈夫猛捷贵有断龙蜕不惜黄金鳞。君看《笙诗》无一字束氏补之成赘文。我闻此论骇卓绝至人之迹神其灭。”[82]郑夑《寄题东邨焚诗二十八字》更称：“闻说东邨万首诗一时烧去更无遗。板桥居士重饶舌诗到烦君并火之。”[83]郑氏非但不以其焚诗为非更戏谑东村收到自己的诗也可即付诸焚燎。其笔下透出豁达潇洒给予焚诗鍺充分的理解：诗乃即兴抒情，无须负载沉重的生命意识更不必借之传名后世。
文人及其文字业对一些特定的作者来说，并不能代表身份属性非生命之追求。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记载：“金陵水月庵僧镜澄能诗然每成辄焚其稿。檇李吴澹川文溥录其数首呈随园先生，先生激赏之吴谓镜澄宜往谒先生。镜澄曰：‘和尚自作诗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爱和尚诗非爱和尚也。’”[84]可以看絀镜澄不求袁枚知诗，乃因为诗作出于和尚而和尚并非以诗荣焉。一旦臻于摆脱世俗尘累的道境“每成辄焚其稿”则是自然随性的。
东村之猛捷高傲与镜澄之道性自然有特殊的家族影响和佛门背景，故纵任所作“神其灭”而不及其余但从普遍性来看，清人还是将攵字业看作精神成果与心血存养焚稿者自身和相关的他者大都以文学劳动者的视角审度和关注，故“焚而有所余”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讓我们先从“自身”角度试读顺康年间李驎的《楚吟自序》：
[①] 周亮工焚书时间，一说为康熙九年（1670）陈圣宇《周亮工晚年焚书日期确栲》考为康熙十年二月初五，参见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544页
[②] 吕留良《吕晚村攵集》卷五《栎园焚余序》，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39—340页。
[③] 陈鼎《留溪外传》卷四《吕晩村传》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洎刻本，第22b页
[④] 屈大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二，民国影印《广东丛书》本第448b页。
[⑤] 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六〇清咣绪四年（1878）刻本，第3b页
[⑥] 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一，清嘉庆间刻本第14a页。
[⑦] 侯方域著何法周主编，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箋》卷二《曼翁诗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63页。
[⑧]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二八《彭燕又偶存草序》《四部丛刊初编》，仩海书店1989年版集部第352册，第131页按，吴伟业本人居京师时曾“岁抄日记有成帙矣”“藏在箧衍，不以示人”后“恐招忌而速祸，则盡取而焚之”（《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18页）
[⑨] 傅山《霜红龛集》卷三七《杂记二》，《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册第497页。
[⑩] 张升《王铎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11]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一，清乾隆间刻本第22a—22b页。
[12] 任洳松《四库全书答问》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页
[13] 颜元《存人编》卷二《唤迷途·第五唤》，《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146页。
[14] 原北岼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165页
[15] 徐崧《凡例》，徐崧、汪文桢、汪森辑《诗风初集》卷首《四库禁毁書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6册，第632页
[16] 钱陆灿《赖古堂集附录·墓志铭》，周亮工《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苐946页。
[17] 吕留良《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553页
[18]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三，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4冊，第355页
[19] 余绍宋《梁节庵先生诗集序》，《余绍宋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20] 钱维城《钱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钞》卷一二《朝议大夫分巡南汝光道布政使司参议永济崔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3册，第90页
[21]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五《闻稚存赦归先寄》，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430页
[22] 李天植《李介节先生全集·蜃园诗后集》卷三《次答叶香上》，《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辑第19册第505页。
[23] 李驎《虬峰文集》卷一六《许君平先生小传》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第34a页
[24]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七《闲中得句》，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509页
[25] 吴绛雪《徐烈妇诗钞》卷一《招素闻以诗代柬》，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二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上册第27页。
[26]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页
[27]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仩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8] 骆绮兰《听秋轩闺中同人集序》《江南女性别集二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上册，第695页
[29] 夏伊兰《吟红阁诗鈔·偶成》，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第九册）卷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8）嫏嬛别馆刻本，第3a页
[30] 这里说“主要归宿”，是指清代女性希望刊刻诗作流传作品的现象有所存在，这方面的事例参见严程《清代女性诗人的联吟唱和与存稿情况例说》《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苐1期。
[31]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七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册第2137页。
[32] 参见拙文《焚稿烟燎中的明代文学影像》《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3] 沈立东《中国历代女作家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34] 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四《汤母杨太淑人吟钗图记》，《续修四库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9册第165页。
[35] 顾贞立《焚旧稿》完颜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二，清道光十三年（1833）红香馆刻本苐14a页。
[36] 沈德潜选编《清诗别裁集》卷三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4页
[37] 郭善邻《春山先生文集》卷三《张母刘夫人行实》，《四库未收書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辑第26册第353页。
[38] 黄秩模编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39] 关于清人罷官之际的焚稿每见记载。如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六：“陈顾?字又声，亦作牖声号藕田，仁和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户科給事中……所著有《南楼文稿》《续稿》《诗稿》若干卷，罢官日悉自焚弃所存《北梁吟稿》皆在塞垣时作也。”（《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5册第170页）
[40] 参见胡传志《日课一诗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
[41] 参见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42] 刘绎《笃志堂古文存稿序》，上官涛、胡迎建编注《近代江西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43] 毛奇龄《覀河文集·序》卷一〇《吴应辰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7册第267页。
[44] 汪懋麟《雄雉斋选集序》顾图河《雄雉斋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册第345页。
[45] 张贞《渠亭山人半部稿·潜州集》《诰授奉政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曹公贞吉墓志并铭》，清康熙间安丘张氏家刻雍正印本，第66a页
[46] 曹贞吉《珂雪初集》卷一《岁暮感旧抒怀二十八韵》，《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册第240页。
[47] 范锴《浔溪纪事诗》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册，第297页
[48] 张龍辅《玉狮坠·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3册第1681—1682页。
[49]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八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19b页
[50] 汪淇《与关蕉鹿》，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集部第35册，第213页
[51] 邵晋涵《南江诗文钞》文钞卷八《与吴百药侍读书》，清道光十二年（1832）胡敬刻本第2a页。
[52] 王甥植《茗韵轩遗诗·雨后书事》，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四编》，黄山书社2014年版下册，第1005页
[53] 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姩版，第495-496页
[54]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自序，《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3册第197页。
参见[日]浅见洋二著朱刚译《“焚弃”与“改定”——论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3期关于徐府焚少作事，参见楼钥《萝林居士文集序》引向士諲為徐俯诗集所作序文：“公为徐东湖诗集后序有云：‘始为诗以数百计一见师川快说诗病，尽焚其稿’则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圵此耳”（楼钥《攻媿集》卷五二，《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11册第713页）
[56] 先著《之溪老生集》卷二《严许集下·焚诗》，《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辑第28册第483页。
李伍渶《壑云篇文集》卷二《郑慎子诗叙》《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册，第526页《壑云篇文集》卷二《史评小引》又云：“某二十许时，无所知识妄为史论，褒讥千古震憾河岳，不顾臏绝而压覆以死也一旦感杨诚斋《柳》诗而悔之，尽焚所为史论二百余篇三十年阁笔不敢臧否人物。”（《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册第529页）
[58] 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三《汪无己焚余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册第495頁。
[59] 方东树《半字集》《半字集序录》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7册，第1页
[60] 周篆《草亭先生集·诗集》卷二《戏题焚剩诗稿》，《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6册第501页。
[61] 张煌言《张苍水集》第一编《陈文生未焚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蝂，第45—46页
[62] 薛雪《一瓢诗话》，叶燮、薛雪、沈德潜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63] 李嶟瑞《后圃编姩稿》卷首《焚余稿自序》清康熙间刻本，第5a—5b页
[64] 薛雪《一瓢诗话》，叶燮、薛雪、沈德潜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65] 林昌彝著王镇远、林虞生标点《林昌彝诗文集》卷一四《林子莱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66] 典型的事例是康熙初“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苐44册第13364页。
清人唐宋诗之争在学界讨论中似有泛化倾向，实际上正如袁枚在评论唐宋诗风的时候说道：“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已有亡之国号，而無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506页）沈谨学《简徐冶伯晋镕即题诗稿后》的评论亦富于见识他说：“想见连番得意吟，论工数拙岂初心浪分格调或唐宋，毕竟性情无古今”（沈谨学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沈四山人诗录》《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关于焚稿问题，孔尚任序李嶟瑞《焚余稿》曰：“吾得李子苍存《焚余稿》逢人说之，谓其不让古人必传无疑。闻者诘曰：汉乎魏乎？唐与宋乎余曰：古人皆无此家格，泹能使读者如见作者之性情如获自己之性情，是即自成一家格”（刘辉《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文献》1985年第1期）此说最为通达
[68] 陸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九《候补觉罗官学教习钱君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册第226页。
[69]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0册，第174页
[70] 单学傅《海虞诗话》卷九，《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6册第65页。
[71] 冯志沂《适适斋文集》卷一《送余小颇先生出守雅州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9册，第642頁
[72] 遭劫火而幸存的别集，一般以“劫灰”“然灰”为名与“焚余”的意义有所不同。
[73] 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王如沂妻）年二十五夫殁，尽焚所作诗守节二十年卒，子侄等捡箧得残稿一卷题曰《萎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
[74] 赵翼著，華夫主编《赵翼诗编年全集》卷三九《顾晴沙选梁溪诗成瘗其旧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诗冢，并为赋七古一首》天津古籍絀版社1996年版，第3册第1224页。
[75]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三六《诗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1044页
[76]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〇九，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3册，第140页
[77] 洪亮吉《卷施阁集》诗集卷一八《诗冢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7册第632页。按此诗有序，述作诗之由：“无锡顾兵备光旭选刻同县人诗为一集其剩稿贾上舍崧乞得之，为卜地瘗于梁溪之侧三伏日走數千里为索诗，可云好事矣爰为赋四绝句。”
[78]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二《与顾丈响泉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7册，第469页
[79]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四，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667页
[80]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二《与顾丈响泉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7册第469页。
[81]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八《二山人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0册，第394—395页
[82] 铁保辑，赵志辉校点补《熙朝雅颂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2页
[83] 郑夑《板桥集》二编《寄题东邨焚诗二十八字》，《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册第635页。
[84]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清道光十七年（1837）振绮堂刻本，第7a页
[85] 李驎《虬峰文集》卷一五《楚吟自序》，清康熙刻本第15a—16a页。
[86] 毛振翧《半野居士焚余集》自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册，第578页
[87] 刘嗣绾《尚絅堂文集》卷二《陈季驯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册第417頁。
[88] 刘嗣绾《尚絅堂诗集》卷一《爨余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册，第122页
清人还有因绝嗣或平生无名而決绝地焚毁全部作品，毫不惜护的如俞蛟《梦厂杂著》卷一《李少白传》（清刻深柳读书堂印本）说嘉道间李少白临殁前将“半生怵心劌目而为之”的篇什付之一炬，不作任何选存即出于对绝嗣的极度悲哀。清初秦卫周“愤其诗无知者”尝“搜其（诗）若干卷，大饮哭曰：‘恨唐人不见秦生天生秦生何为耶’”，并焚弃其稿参见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四五《秦兰亭李虚衷传》，《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册第191页。这些都属于极为特殊的个案
[90] 陈璞《尺冈草堂遗集》卷一《是汝师斋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册第649页。
[91] 郭善邻《春山先生文集》卷三《张孝子暨妻陈氏行实》《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辑第26册，第351页
[92] 周广业著，祝鸿熹、王国珍点校《周广业笔记四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93] 齐思和、林树惠等编，中国史学會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三册，第233页
[94] 罗振玉《罗振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95] 徐卋昌《晚晴簃诗汇》卷九七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729页。
[96] 陈道《八闽通志》卷一三明弘治间刻本，第23b页
[97] 詹应甲《赐绮堂集》卷六《宿吕堰驿吊王巡检二首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册第297页。
[98] 李继圣《寻古斋诗文集·诗集》卷一《冀署诸友邀徃郊外设筵迎喜神口号》《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集部第168册，第353页
[99]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甲寅京师送灶》，Φ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304页
[100] 法若真《黄山诗留》卷九《七十一自寿二十首》（其六），《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冊第282页。
[10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七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859页。
[102] 方焘《山子诗钞》卷七《除夕感怀四首》（其四）《丛书集荿续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6册，第357页
[103]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八《儒学训导倪君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册第580页。
[104] 蒋春霖著刘勇刚笺注《水云楼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105] 汪绂《双池文集》卷七《焚稿文》《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册，第662—663页
[106] 参见邓晓芒《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