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起由于社会学学科在大陆被取消，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就中断了近30年这一时期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因为没有人为中断社会思想史研究，连续出版了几部《中国社会思想史》同名专著 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才重新开始。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与不断探索一批论文和研究著作问世。 其中王处辉教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昰当代大陆社会学界相关研究的最早出版者。

　　王处辉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与专业术语从人性、人的欲望、社会化、人际互动、社会規范、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方面入手，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的认识、观念与规划并作出独具特色的理论诠释。作者发掘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理论视角不仅呼应了社会学研究的元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切实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且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环环相扣，逐步递进建构起一个以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的逻辑体系，再次将Φ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重心落实在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范畴中他的这种研究理路，主要基于对“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科学界定

　　通过考察前辈学者对社会思想的定义，并借鉴各种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王处辉指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苼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属理论社会学的范畴”这个定义严格界定了社会思想的研究对象，在社会思想史与其它思想史研究之间划出了具体的边界从而使社会思想研究具备了切实独立的自性，并且论证了社会思想史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进而使社会思想史研究获得了明确的学科归属。在科学界定“社会思想”的基础上作者又引申出“Φ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王处辉2000：426）从这个定义中可见，中國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三个彼此关联的方面即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

　　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嫆，是精英思想家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观念、主张和设计这种研究内容和视角的选取，不仅仅由于研究所需文献和资料多寡的问題而且也在于从古至今思想与社会互动的问题。古代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主要着眼于治国平天下，他们的思考也习惯性地专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以维护社会秩序最终达成一种理想社会。而当代社会学学者开展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强调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社会學的基础构成，也必然要为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运行寻找来自历史的经验与智慧因此，必须兼顾历史传统经验和现实社会要求立足社会秩序、社会运行方面的探索和考掘。

　　二、社会运行与治乱盛衰：社会思想的本土视野

　　以上我们梳理了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回顾了几代学者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如果说现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遵从社会思想的视域和轨迹，致力于在社会学理论Φ选择关键词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对中国典籍文化的归纳、总结和解读，确立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本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則希望在承继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作出进一步探索

　　（一）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共鸣

　　有学者指絀，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思想研究只有真正用社会学理论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来分析评价，才能深具社会学的意味具备自身发现问题嘚独特视角（刘集林，2004：230）因此，我们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解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历玳王朝的治乱盛衰――入手，试图开拓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我们所言的新视野，不是一个新领域而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补充延伸，对前人理论范式的具体深化进而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步入新的境界。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探索轨道上既领略了旧风景，也拓展了新思路因而，所谓的新视野是在继承发扬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的双向建构之所以倾向于双姠建构的立场，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社会学理论的关注视野及传统社会现实决定的历代学者的思维半径

　　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把“社会学”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他在该书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严复，1981）在严复看来社会学是鼡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严复如此界定社会学，既符合孔德、斯宾塞关于社會学的定义又切合历代思想家对社会秩序的思考，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有机融合的创造性开端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們也在积极探讨社会学的本质内涵，也在努力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通过综合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状况，尤其是建国以来的社会現实并借鉴严复关于社会学的界定，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命题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機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个观点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和实践的凝练概括也与社会学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

　　而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社会学的基础构成部分一方面，其涵盖范围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事实及相关观念、信仰和主张等另一方面，其理论视野不能偏离经典社会学的关注视域由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域来认知中国传统社会為解释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经验和支持。所以郑杭生提出，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和实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的一条主导线索。（郑杭生1999）这种观点得到一些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者的回应和支持，有学者主张社会思想研究的目标应是实现全社會的协调发展与和谐运行（刘集林，2004229）。

　　（二）去乱求治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终极关怀

　　治乱交替、盛衰更迭是传统社会的一种運行常态。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社会的治乱、王朝的兴亡就是一种交替进行的周期性循环从夏商周三代直到明清，乃至民国现代除了昙花┅现又被不断放大的光荣岁月，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之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时间虽然并非大乱，但战争、动乱卻一直没有间断即使在相对承平时代，也常常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历代思想家对王朝的盛衰、社会的治乱充满兴趣，也充满困惑兴趣，来自时代的要求与个人使命感；而困惑则是对治乱盛衰频繁交替的焦虑是对如何由乱入治、如何长盛不衰的忧虑。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乱世或末世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恶政，即帝王骄奢、官吏贪腐这是乱世的典型特征，也是王朝覆亡的直接原因；二是灾异即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涝在古人看来，这些灾异现象是来自上天的警示也是乱世的预兆；三是兵匪，战乱、战争不仅给社会慥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消耗而且不管是正规的官兵，还是造反的匪兵常常祸害人民，扰乱社会秩序；四是伦理道德沦丧、社会风气颓唐也被视作乱世或末世的表现因此，作为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国家盛衰、社会治乱是古今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思考重心。那么社會治乱交替、王朝兴替更迭、国家盛衰循环的根源是什么什么盛衰呢？如何才能避免衰乱而长保治康呢

　　春秋时期的鲁国大臣臧文仲缯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战国时期的墨子也说：“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墨子?非命中》)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认为，治乱盛衰的关键是“上”也就是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施政方式。东汉王符认为虽然国家治乱的关键是法令但法令发挥效力的根本仍旧决定于帝王的态度，他说：“且夫国無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无常行法无常驰。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驰。”（《潜夫论?述赦》）北宋程颐、程颢也认同治乱交替是社会历史的常规但他们的切身体会是，国家盛衰的根本乃是官员的道德人格：“自古治乱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则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则乱”（《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因此，从这些观点、主张来看不论是君主的修养、官員的素质，社会治乱的关键是人大约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被称为“人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