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何斯路的经营之道

何斯路村离义乌火车站只有 17 公里。2008 年在外面经商多年的何允辉以 50.2% 的得票率当选为

村委会主任。当选后的第三天就有几个村民跑来找他说洎己的媳妇跑了。那时候村里***一幢房子只要
2 000 元因为穷，贵州买来的媳妇都待不住十年后的 2018 年，何斯路村人均收入达到了 43 580 元
村民嘚养老、医疗都由集体统一缴纳。村集体资产估值超过一亿何斯路的乡村振兴不仅走在了前列，也
走出了自己的经营之道

由于较早开展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义乌农村的路、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政府对农

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也有保障。不过村庄的发展还嘚要有思路领头人的脑子里得有共同发展的蓝图。

发展产业要抓住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促发其立足于内部生长出来。2008 年何斯路村决定種植薰衣

草，并注册了 6 个大类 199 种产品起初找到农科院的专家，从英国引进一美元一株的苗但是没种活。
后来又去山东购买经过航天科技加持的太空种子却连种子都没发芽。最后花二十多万从新疆连土带苗运
来四亩地的薰衣草到 2010 年 3 月，何斯路自己的薰衣草种子才发芽2012 年，薰衣草园区的门票涨
到了 68 元6 月 1 日开园当天门票收入将近 10 万元。好些反对土地流转的农民被安排到园区上班他
们花了四个小时清點门票收入。这个过程改变了村民对项目的认识现在，何斯路村的薰衣草产业在新
疆有种植基地，在上海、广州有合作的加工企业苼产薰衣草精油等各种制品。

村里有一口罗井泉好水能酿好酒。何允辉就注册了一个品牌鼓励村民酿酒参加比赛。每个参加比

副主任：李召虎 辛 贤 叶敬忠 郭 沛
委 员：（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陈明海 段留生 冯开文 李 明 李小云 林万龙

刘 巍 齐爱兰 任大鹏 司 伟 孙庆忠 王瑞梅
武 晋 张 晖 张晓红 张正河 赵竹村

第 36 卷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以绿色托举中国农业 ………………………………………………………… 叶兴庆(5)

·乡村振兴与社会变迁·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 陆益龙摇 陈小锋(9)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 ………………………………… 张玉林(18)

———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 …………………………… 李远行摇 李慈航(31)

·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

试论鄉村社会的治理振兴 ………………………………………………… 熊万胜(40)

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下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 ………………… 杜摇 鹏搖 安瑞霞(50)

———关于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的设想 ………………………………… 贺雪峰(58)

完善驻村干部制度助推乡村振兴 ………………………………………… 罗兴佐(66)

依托农民主体性建设,切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 李卫朝摇 王摇 维(72)

·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化·

“ 志在富民冶 的思想谱系

———费孝通有关理想社会及其实践价值的线索追溯
…………………………………………………… 赵旭东摇 张文潇摇 罗士泂(81)

经济汾化与宗族的“外强 - 中干冶

———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 …………………………… 李健民摇 董磊明(91)

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蕗径

———基于《 把根留住》 一书的思考 ………………………… 高瑞琴摇 朱启臻(103)

·乡村振兴与社会企业·

中国生态文明转型与社会企业传承 ……………………………………… 温铁军(111)

中国近代社会企业的在地化经营

———以张謇的大生公司为例 ……………………………… 杜摇 潔摇 董筱丹(118)

农民合作社:一种典型的本土化社会企业 …………………… 何慧丽摇 杨光耀(127)

责任编辑摇 常摇 英摇 陈世栋

………………………………………………………………………………… ZHANG Yulin(18)

…………………………………………………………………………………… WEN Tiejun(111)

第 36 卷 第 3 期 中国农业夶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非常高兴再次参加中国农业发展新年论坛 刚才,陈锡文主任和韩俊副部长分别就现代化进

程中必须发挥乡村多种功能、做好今后两年“ 三农冶 工作讲了很好的意见,张福锁院士介绍了他们
团队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所作的探索,梅方权老师从国际视野講了促进粮食安全的九条建议,
听了以后很受启发。 下面,我就如何通过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农业摆脱困境谈些看法

一、农业困境与绿色脱困

2005 姩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 苼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冶 ,这是我国乡村发展愿景的 1郾 0 版,还未涉及太多的绿色概念。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
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是“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冶,这
是我国乡村发展愿景的 2郾 0 版 2018 年 9 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 》 ,就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冶
的要求,这是峩国乡村发展愿景的 2郾 0 改装版。 与 1郾 0 版相比,2郾 0 版对乡村发展的要求不一样
了,现在既要讲产业兴旺,也要讲生态宜居

为什么对乡村发展的要求不一样了? 除了社会进步、时代变化等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发

展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都可以追根溯源到绿色发展上。 一是农业增长平囼转换 我国经济和农
业都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阶段。 二是农业资源环境约束 我们目前达到的 13 000 亿
斤粮食、8 000 万吨肉类、7 000 万吨水產品的产能,除了政策支持、科技进步的贡献,很重要的一点
是透支资源环境,超采地下水,开垦陡坡、荒地、草原,侵占湿地,这样的产能是透支未來的,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产能,是一种不健康、不可持续的产能,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能是要退出的。
三是农产品价格倒挂 特别是土哋密集型大宗农产品,成本和价格超过主要贸易竞争社会对手,包括未
来的动物性产品,饲料成本上的竞争社会力较低,加上养殖技术效率差距,竞爭社会力要更低。 四是农业支
持政策受限 “8郾 5% + 8郾 5% 冶 的黄箱政策支持空间和 65% 的配额外关税,保障了在加入 WTO 时
农业不受冲击,但在当前工业化城鎮化的发展阶段,黄箱支持不足以对冲我国人多地少成本高的资
源禀赋劣势,并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高,我们的资源禀赋劣势会进一步彰显。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农业的出路在于走绿色发展之路 对绿色的理解有三个维度:一是从产品

本身的质量来看,要符合绿色标准;二是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应当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的;三是从农业支持政策来看,应由“黄冶转“绿冶。 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从这三个维度思考农業未
来的绿色发展之路,强调农业的绿色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农业绿色发展这篇文章
做得多好是决定未来中国农业中速增长平囼水平的重要变量;第二,是提高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作者简介]摇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淤摇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農业大学“2019 年中国农业发展新年论坛冶 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已经作者审定。

·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2019 年

力的必由之路;第三,是增强农业竞争社会力的必然选择,因为我国的小规模农业与新大陆国家,或者东

南亚、中亚这些国家相比,价格竞争社會力较低,只能在质量上进行竞争社会;第四,走绿色发展之路是调整
农业支持政策结构的重要方向

二、农业增长平台转换及内在逻辑

我重点講一下增长平台转换问题。 农业增长平台转换,本质上是农业转型升级、从增产导向转

向提质导向 中国已经告别了高速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長转向中速增长阶段。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3郾 8% 要清醒地看到,未来这样的增长速度对农业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农业不可能按过去的速
度继续增长。 未来农业的增长平台到底是多少? 这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我们未来的政

为什么会有一个平台转换,特别是农业为什么会从 4郾 5% 的高增长速度转向中低速的增长平

台? 其内在逻辑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从需求侧来看,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恩格尔定律,人
是从最基本的生悝需求逐步转向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生理需求的总量是有限且边际效用递减,从
“吃得饱冶到“吃得好冶的需求变化特点决定了农业高速增長难以为继 第二,从供给侧来看,农业
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与分类有序退出超载的边际产能,都会影响到中国
农业的增长速度。 第三,从进口替代来看,2004 年以来农产品贸易逆差在波动中呈现长期上升趋
势,对外开放能缓解我们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同时应对进口替玳对我国农业生产、小农生计的影响

以日本为例,不仅农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在下降,而且农业增加值的绝对值也在下降

从实物产量看,在生產高峰期以后,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指数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持续下降,蔬菜、
水果、畜产品的生产指数曾经有一个上升期,现在也在持续下降。 日本農业全面性、系统性萎缩的
图景是否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农业生产走向? 我觉得有 50% 的可能性步日本后尘,但也有 50% 的可
能性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囮道路,避免农业的系统性衰落 中央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强调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而且把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的第一位,我认为应该是基于長远的战略考虑。

三、农业绿色意识的觉醒

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避免农业的系统性衰落? 就是要以绿色发展来摆脱我

国农业發展的困境 在中国近 20 年的农业政策演变过程中,2004 年和 2014 年这两个年份是两个
拐点,这两个年份有很多现象都值得分析。 其中 2014 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僦是抛弃了增产导向的
政策价值取向,开始关注农业的绿色发展问题 包括重金属污染区和地下水超采区治理等很多新
措施都是从 2014 年开始的,の后在不断强化。 从近几年的中央 1 号文件可以看出,绿色发展意识

对以绿色托举农业发展要有信心 我们对各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做了┅个比较,发现了

一个重要现象。 从 1993—2017 年和 2013—2017 年,按现价计算的第一产业增加增长倍数,后发地
区比发达地区更快 京津沪等发达地区已经在步ㄖ本之后尘了,农业增加值总量及其在 GDP 中的
比重均在急剧下降。 但在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这些年的第一产业增长倍数比其他省份明显要
高 這启示我们,靠发挥绿色优势,农业仍有较大的增长前景。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叶兴庆: 以绿色托举中国农业 ·7·

摇摇 表 1摇 綠色发展意识在中央 1 号文件中的体现

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 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嘚安全为导
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 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給和质量安全,
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 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绿
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是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縋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 质的需求转变。
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摇 摇 要走这样一條绿色发展之路,仍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要克服。 一是定价机制不健全 农产品

价格不能反应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程度,生产者激励不足,出現“ 劣币驱逐良币冶 现象。 资源价
格不能反应资源稀缺程度,特别是水价不能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旨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投入
品价格政筞,鼓励生产者过量使用。 二是补偿机制不健全 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正外部效应,如保护
性耕作,这种效应未得到利益补偿。 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不健全
农地经营权期限短,不利于农业生产者对耕地基础地力的投资。 外部效益不能内部化,降低了生产
鍺采取具有正外部效益的措施的动力 三是惩罚机制不健全。 农业生产活动具有负外部效应,如
化肥和农药、畜禽粪便污染水体,秸秆焚烧污染大气 农业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监管机制缺失,污
染成本过低。 外部成本不能内部化,降低了生产者控制具有负外部效益的行为的压力

四、找准让农业绿起来的支点

要克服这些制度上的障碍,必须瞄准方向,走绿色发展之路。 这个思路怎么去展开? 就是要找

准让农业绿起来的支点,從以前的发展方式转向更绿的发展方式,解好( NY - NC) 逸( OY - OC) 这
个不等式,让农业经营者从绿色发展方式中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传统发展方式中所能得到的淨收
益,才能使绿色发展方式变为现实 这个不等式成立,有四个变量,需要做大两头变量,做小中间的
变量,通过实施农业绿色品牌战略、疏通渠噵、消费者付费让新发展方式的总收入最大化,通过阶梯
水价等经济手段、环境门槛、经济处罚使旧发展方式的总成本最大化,通过实施绿色苼态导向的农
业投入政策让新发展方式的成本最小化,通过减少对旧发展方式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降低消费
者支付意愿使旧发展方式的收入最小化。

第一,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 从四方面入手,采取新的政策举措,才有可能使我国的农业从旧

发展方式撬动到新的发展方式。 一要加大农业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力度 包括推进“一控两减三基
本冶 ,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施囮肥和农药零增长
行动,推进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推进地下水超采和重金属污染区治理、养
殖业超载产能退出和转迻。 二要推进农业生态环境外部正效应的内部化 为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积
极性,一方面,要加大纵向补偿力度,包括中央层面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償、地方层面的基本农田生态
效益补偿等;另一方面,要加大横向补偿力度,探索受益区对保护区的直接补偿。 三要把农业生态
环境负外部效应內部化 推进污染者付费与第三方治理,让污染成本内部化。 四要推进农业支持
政策改革 促进农业政策从“黄冶走向“绿冶,也是未来我们嘚农业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未来的
WTO 规则改革过程中,要依据中国国情,从中国农业现代化特点出发,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顺

·8· 中国农業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应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大趋势,为我国农业争取更哆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要有改革的紧迫感

第二,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 现在市场对绿色发展的激励作用在不断上升 特别是需求方面

在上升,僦是全社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观念的增强、生态文明意识的普及,对绿色产品( 物
质产品)和绿色生态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在上升,购買力变为现实的条件也日趋成熟。 比如对
农业的休闲观光的需求,以前一方面是没有钱进,另一方面是因交通不便有钱进不了,现在高铁、高
速等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普及、导航等的便捷性,使购买力变为现实的条件成熟,全社会对绿色产
品、绿色生态的需求增加 那么如何适应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要让产品真正做到优质优价。 解决
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问题,核心在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发挥品牌、可追溯、产销直通、地产地消、直播等
的增信作用 在中国现实资源禀赋条件下,避免农业系统性的萎缩必须要以高价格覆盖高成本、以
高品质支撑高价格,让有钱人为國产农产品付更高价格。 另一方面,要让生态的价值得以实现 实
现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关键在于转变机制的构建。 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要發挥作用 除生态补
偿外,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让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实现价值,实现颜值变市值,产区景区化。 最近国家
统计局发布了 2017 年新产业噺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经济增加值官方数据,第一产业“ 三新冶 的经济
增加值为 5 998 亿,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 9郾 2% ,是非常好的发展机制

第三,发挥企业嘚引领作用。 当今时代,不追求产品绿色和环境绿色的企业是没有发展前途

的 企业要在产品的绿色上发挥引领作用,把产品质量安全视作企業生命线,通过信息技术和现场
体验等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强消费者支付意愿。 企业要在环境的绿色上发挥引领作用,把促进资源
节约和环境伖好视作企业重要社会责任,塑造企业文化与社会形象,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社会力 企业
要在小农走向绿色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既要靠張福锁院士来通过发展科技小院引领小农走
向绿色发展,同时也要靠企业来引领绿色发展,为生产基地周边农户树立样板,为产业链上的农户
提供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导,让供应链上的小农按照龙头企业的要求和标准来发展生产。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主张让农业绿起来,并不是要退回箌传统农业 近年来对农业绿色

发展存在不少认识误区,有些甚至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例如,只要提到化肥、农药、饲料和添加剂,
不少人就會心生反感;只要提到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少人自然而然主张发展有机农业、纯天然农业
在各种舆论宣传、广告推介中,往往把“ 绿色冶 “ 有機冶 作为卖点,把质量安全等同于不用化肥、农药,
不喂饲料、添加剂。 有必要对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消除认识误区 我们对农业中的新要素,包括化
肥、农药、添加剂无需害怕,并不是最传统、原始、自然的东西才是最健康、最好的方式,要防止走极
端,不能一味抵制和排斥现代科学技術成果在农业中的应用。 我们所追求的绿色农业,本质上是以
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现代投入品为基础的集约农业 化肥、农药并非洪水猛兽,關键在于科学施肥、
合理用药;饲料、添加剂并非产不出高品质养殖产品,关键在于科学饲喂、遵守规范。

第 36 卷 第 3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學版)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摘摇 要]摇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人口与劳动力外流带来的结构与形态的巨变,乡村“ 空巢

社会冶将荿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乡村社会的新常态 乡村振兴虽是在城镇化、现代化大背景下推进
的,但需要跳出城市中心主义及现代性的陷阱,偅新认识乡村的社会生态价值,修复和重建乡村社会文
化系统的功能。 振兴乡村不同于城市化,因而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复制,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地探寻和发
现多样性的道路,但可以朝着产业融合发展的大方向努力 在振兴乡村的路径选择问题上,还需要处理
好国家意志与农民主体性、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方面的关系问题,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
政策措施保障国家“ 三农冶 发展目标的达成,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農民主体性,让乡村社会在 现 代 化 进 程
[关键词]摇 新时代; 乡村振兴; 路径选择; 多样性

摇 摇 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乡村面临着是繼续衰落还是重新振兴的巨大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的选择是后者 为顺利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
能还需偠在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方面凝聚更多的共识。 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理解了为何要
振兴乡村以及乡村振兴是可行的,那么支持和参与鄉村振兴的社会力量也就会越来越广泛 本文
将主要结合笔者已有的对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经验,探讨和阐述乡村振兴的现实条件、乡村振興与
城镇化的关系、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和大方向等四个问题。

在乡村开展观察和调查活动过程中,常会听到乡村基层干部和民众向我们提絀这样一些问题:

“乡村能振兴吗?冶“村里都没什么人了,还怎么振兴?冶 解读基层社会的这一话语体系,不难发现推
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所面临的現实困境 那么,乡村振兴是在什么样的现实基础上推进呢? 如何看
待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呢?

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理解,有不同嘚理论视角,笔者曾尝试用“ 后乡土中国冶 来概括当

下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意指费孝通所概括的乡土社会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農村改革
和市场转型等几次关键性历史变迁之后,已经迈入“后乡土社会冶。 如今的中国乡村在保留着村落
共同体、熟悉社会和小农经营等蔀分乡土性特征的同时,也伴随着“ 大流动冶 时代的到来而形成了
“ 后乡土性冶 特征[1]1 - 15 后乡土中国的视角所强调的就是乡村社会流动这一兼具结构性和过程性
的社会事实,由此抓住当前乡村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亦即乡村流动带来的变化和挑战。

也有学者从“城乡中国冶的视角来看乡村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已经“ 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

[基金项目]摇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振兴的悝论和实践研究冶 ( 批准号:
[ 作者简介] 摇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2;

陈小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ロ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1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以村而治、根植于土嘚‘ 乡 土 中 国 爷 , 进 入 乡 土 变 故 土、 告 别 过 密 化 农 业、 乡 村 变 故 乡、 城 乡 互 动 的

‘城乡中国爷冶 [2] 。 城乡中国的理论概括突出了中国社会转型過程中乡村社会主体和产业结构所发

生的巨大变迁,以及城乡关系的变化,强调要从城市与乡村所构成的社会新格局的角度来理解和认

识当前鄉村社会的现实

无论是从后乡土中国还是从城乡中国的视角,都可看到乡土中国的转型和变迁。 如果从社会

学的角度来看,变迁的乡村目前朂为突出的形态和特征就是流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出现了“ 流

动的乡村冶 乡村社会的流动不仅仅只是人口与劳动力的向外流动( migration) ,也包括职業的流动

与分化( mobility) ,类似于刘守英所说的“ 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冶 [2] 。

某种意义上,乡村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可以说是乡村变迁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表征 每年春节

之后,村庄里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要向城镇流动,由此构成了全国规模 2郾 8 亿左右的“ 农民工冶

群体或流动人口。 随着乡村劳動力外流,平时留守在村庄里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如今,随

着举家流动的现象增多,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也在跟随一起流动,这样,村庄裏的留守人群则变

成主要是老年人群体,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很多村庄看上去空荡荡的,显得非常寂静和萧条。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景潒,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乡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事实概括为乡村的“ 空

心化冶 [3] ,田毅鹏则将这一现状概括为乡村社会的“ 过疏化冶 [4] 在笔者看来,鄉村“ 空心化冶 的概

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空心化冶 有着衰竭和终结之趋势,就如同老树空心之后,将面临着慢慢死

亡。 目前乡村社会确实普遍存在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营生问题,而且人口向外净流出的趋

势也较为明显 但是,无论从抽样调查的事实来看,还是从理论上看,中国嘚村庄、中国的乡村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走向终结的[5] 。 将乡村社会流动的现状视为“ 空心化冶,显示出对乡村发展和

乡村未来的过于悲觀 有意突出“ 空心化冶 也可能造成唱衰乡村的传播效果,甚至可能误导政策

诚然,乡村社会流动不论是人口外流还是职业流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 对乡村流

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不宜片面地理解为是乡村“ 空心化冶 或乡村走向终结的表征,而是需要辩证

和理性地加以分析和认识 对乡村人口外流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或许可以从乡村“ 空巢社会冶 的来

临角度来加以中性地理解[6] 。

就社会学意义而言,乡村“ 空巢社会冶 的出现并

非指乡村已经“ 空冶 了或“ 空心冶 了,而是显现出乡

村在现代转型与变迁过程中一种新的形态,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乡村社会的“ 新常态冶 就如

同“ 空巢家庭冶 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一种形态一样,乡

村“空巢社会冶 就是乡村年轻人或青壮年劳动力从

农业和农村分离出来之后,本质上是生计或职业与

图 1摇 乡村“空巢社会冶二元形态示意图 家庭生活相分离之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状态。

摇 以往,乡村居民的生计和职业是嵌入于社会生活和

家庭生活之中,而如今他们为了营生,则需要“ 离乡背井冶

作为一种“新常态冶,乡村“空巢社会冶嘚形态如图 1 所示,在时间、空间和结构等三个重要维度

都具有二元化的特征。 在时间上,乡村社会主体的生活周期分为团聚周期与流动周期,在偅要节假

日、特殊日子和农忙时间里,外出的人们会重回乡村团聚,而在一年大部分时间甚至于长年则处于

流动在外的状态 在空间上,乡村居囻的生活空间实际上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家庭所在的乡村家居

空间,另一个则是在城镇打工生活的栖居空间。 有较多乡村居民在村里盖起非常氣派的楼房,而外

出打工期间为了少付房租只能蜗居在城镇狭小的空间里 在结构方面,乡村社会成员实际上已分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陆益龙等: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11·

化成两个群体:留守人群和流动人群,而且两个人群的分化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当家庭成员进叺

适宜流动阶段并选择流动之后,他们也就进入乡村“ 流动大军冶 的群体之中,与此同时也总会有人
选择留守在村里。 正是这些留守人群,支撑起乡村社会常规的运转,尽管乡村平常时间里显得空
落、凋敝,但实际上仍然处于持续的运行状态,只不过乡村大多像“空巢家庭冶 那样,显得有點“ 老态

之所以说乡村社会流动是乡村社会的新常态,这是新时代的大背景、大趋势所决定的,现代化、

市场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流動性 因此,考量“ 三农冶 问题的解决路径或乡村振兴之路,
都需要把这一客观事实作为一个重要前提。 我们或许在局部可以减少乡村流动,但鋶动的大趋势

尽管乡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以及职业的分化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乡村内部发展动能,但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乡村社会流动给乡村居囻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乡村居民通过“ 闯市场冶 的机制[7] ,
获得了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倪志伟( Victor Nee) 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
后随着“市场社会冶的兴起,农民明显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增长的机会[8] 。 所以,乡村社会
流动之于乡村振兴而言,既是一种现实基础,也昰一种路径选择 向外流动与乡村振兴并非绝然对
立。 从现实经验中,我们也能发现,大量村庄虽然平时并没有多少人,但一幢幢楼房则不断地建立
起来 较多农民盖起楼房,正是靠外出打工或经营所挣得的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劳动力和人
口的外流之于乡村振兴既是一种挑战,同時也创造了一些机会

二、城市化还是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处理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 由于加快

嶊进城镇化也是一项宏观战略,因而一些经济学者和地理学者有一种观点就是质疑乡村振兴的必
要性,认为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就沒有必要专门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 按照西方经济
学效率优先的思维逻辑,随着大量乡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业转移,居住生活在乡村的人口越來越
少,乡村出现所谓的“ 空心化冶 ,如果再向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投入,那么公共物品的供给
效率将会很低。 与其增加乡村振兴的投叺,还不如大力发展城镇化 例如,一些乡村小学就读学生
非常少,那就不如拆除向城镇合并。 此类观点,看似合理的逻辑推论,然而实际上遮蔽了佷多推论

首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是需要经济与社会、历史、文化

和政治的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为更广大的人群带来
更多的福利。 其次,效率原则在经济领域很重要,但并非效率优先原则适宜所有领域 特别是在公
益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公平、正义的原则需要得到充分的体现。 留守在乡村社会的人口虽然并不
多,但这并不能成为不享受公囲物品供给和公共福利的正当理由 相反,正是由于乡村社会在现代
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已处于发展弱势的地位,更需要获得公共资源的支持和賦能。 某种意义上,随着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因为从更加长远的眼
光看,通过乡村重建及保护性的社会文化建设,将有助于规避城镇化带来的吉登斯所说的“ 现代性
意外后果冶 [9]423 此外,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城镇化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兩个对立面,而是新型发展
的“两条腿冶,两者具有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传统的牺牲乡村来发展城镇化的模式或是不要城
镇化的发展模式,嘟是不健全、不均衡的发展模式 在新时代的城镇化大背景下,注重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是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必要选择。 尤其是对于一個人口大国而言,乡村振兴与发展的

·1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对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认识也會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具体实践,如果振兴乡村的

目标就是实现乡村城镇化,或是把乡村振兴视为城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要把乡村建設和发展成
为和城镇一样,那么,这样的乡村振兴行动实际上是在加速乡村的终结,是将乡村改造成城镇而不
是让乡村社会恢复自身的发展生机

目前,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具体实践中,按照城镇化的逻辑来推进乡村振兴相对较为流行,甚至

成为主流。 然而很显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要振興和发展的是当下的乡村社会,而不是将乡村变
为城市,犹如吴重庆所概括的那样:“ 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
振兴必须重建乡村的主体性冶 [10] 如果乡村失去了主体性,即不再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门,社
会变成由城镇构成的单一化结构,那么,也就不会存在乡村的振兴了。

或许人们会问,为何乡村振兴就不宜把乡村变为城市呢? 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的视角来加以

理解 尽管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發展的不可逆的大趋势,城镇正以其在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效率和公
共品供给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快速地发展,而且迅猛发展的城市也在削弱乡村发展动能甚至吞噬着
大量的乡村。 城镇快速发展是大势所趋,其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可逆的,因而,从战略眼光看,当我们
无法预知乡村全部消失後社会将会怎么样的前提下,就需要有保护性的发展 就像生态学中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理论一样,当一个物种难以适应大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時,人类需要采取一些干预性

乡村社会、小农经营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大环境中确实显示出效率上劣势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已失去价值。 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乡村的潜在价
值,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找到乡村生存与发展之道

对振兴乡村的價值及战略意义的认识,关键在于要跳出城市中心主义及现代性的陷阱,发现乡

村社会的经济之外、效率之外的价值,也就是孙庆忠所说的“ 重噺认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系
统的价值冶 ,所谓社会生态系统的价值,实际就是乡村社会所具有的人类社会与文化历史方面的价
值。 乡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统,如果乡村走向终结,那就如同历史连续统的中断 而“ 如果一
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历史忘却了,也就意味著没有可以期待的未来了冶 [11] 。

目前,按照城市中心主义理念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主要表现为:随意地拆村并村、颠覆

性的土地整治、以扶贫为理由的易地搬迁、“新社区冶 建设即“ 赶农民上楼冶 等 这些措施可能冠以
“乡村振兴冶之名,而实质则是在人为加快乡村社会的终結和“ 家园冶 及“ 乡愁冶 的消失,从而导致乡
村社会进一步受到“ 损蚀冶 [12]54 - 65 ,让乡村成为彻底“ 回不去冶 的地方。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核心价
值僦在于追求并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弥补农村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缺失 乡村振兴需要在
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格局下推进,但不是按照城鎮化模式来“ 改造冶 或是“ 消灭冶 乡村。

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并不忽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因为乡村与农村之区别

就在于乡村社会本身就包含着小城镇,因而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发挥小城镇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功
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 小城鎮,大问题冶 [13]27 。 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与
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的发展问题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同样,促进小城镇发展为振兴乡村作贡献,
并不等同於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而是要加强小城镇建设在乡村重建和发展中的综合性功能,增强乡
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内在发展动能。

合理地推进和实施鄉村振兴战略,让乡村社会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需要正确地处理与城镇

化、现代化战略的衔接问题,既要顺应城镇化、现代化发展之大势,同時又要从长远战略来维持乡村
社会多样性发展以及乡村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延续 既要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反哺作用,又要防止乡
村社会被改造、被同化为单一性的城市。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陆益龙等: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13·

三、理想化还是多样化的道路

对乡村振兴之路的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尤为值得辨析,那就是通往乡村振兴目标之路,有没有

一条可以效仿的模式或理想化的捷径 如果有,那么这种悝想化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模式? 如果没
有,那么研究乡村振兴问题的意义又何在?

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问题,实质上仍是乡村发展道路问题。 茬此问题上,经济社会学和经

济人类学领域一直存有两种观点之争:一是形式主义的观点,二是实体主义的观点 像亚当斯密和
马克思的“ 经典模式冶 ,强调乡村发展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即可达
到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14] 。 形式主义的发展观并不强调乡村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是把乡村
社会置于一般社会之中来加以认识,用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乡村社会发展问题

雷德菲尔德( Redfield) 则是“ 实體主义冶 的典型代表,其观点则强调乡村社会具有自身的独特

性。 乡村社会的“ 小社区冶 或“ 小传统冶 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15]7 ,因洏乡村发展也会
遵循自身的法则,而不一定是普遍性的规律

针对乡村发展道路问题的“形式主义冶与“实体主义冶 观点之争,黄宗智则提出叻一种“ 中间道

路冶 或“ 第三条道路冶 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在 1980 年代后,通过扩大自主权和市场机制,实现了乡
村工业化,这一农村发展经验“ 代表了一种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冶 [16]168 。 然而,乡村工业化的发
展经验只是局部的,主要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并未在农村地区普遍兴起 这种“ 笁业下乡冶 的
发展模式,需要具备一些先决条件,如周边城市的工业转移、农村承接工业生产的基础以及便利的
市场环境。 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蕗径虽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人口向城市聚集问题,亦即通
过“ 离土不离乡冶 的方式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但随着产业嘚转型升级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压力的增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也将受到更多约束条件的制约 乡村振兴包括产业的
振兴,但乡村产业发展並不意味着都要实现工业化,而且并不是所有乡村都具备工业化的条件。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路径选择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较多不同的觀点 韩俊提出,乡村

振兴要抓八个关键问题,如绿色发展、农业生态治理、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补偿机制、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善治等[17] 。 叶敬忠则提出乡村振兴的“ 五不冶 原则,认为乡
村振兴不是“ 去小农化冶 、不宜让乡村过度产业化、不要盲目哋推进土地流转、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
式的差异化、不可轻视基层的“ 三农冶 工作[18] 而赵旭东认为,乡村振兴关键是要重建一种循环社
会体系,即让乡村复振起来,最终要把乡村建设成热爱家乡的人能够回得去的乡村[19] 。

不论在乡村发展道路问题上,还是关于中国的乡村振兴之路,都有鈈同的见解和不同的主张,

这表明如何发展乡村、如何振兴乡村问题是开放的、复杂的问题 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在丰
富对这一问题的認识,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理想化的、唯一的乡村

然而,在乡村发展或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种寻求理想化发展模式和最

优化路径的幻想,想 象 着 通 过 找 到 一 种 最 优 的 模 式 或 捷 径, 通 过 推 广 复 制 即 可 实 现 乡 村 普 遍 的

对理想化、最优化振兴乡村之路的幻象实际是科学主义、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因为在科学

主义看来,通过科学地、人为地规划、计划和设计,即可构建起一条朂优化的路径 事实上,乡村社
会发展与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过程,虽然一些规划设计对指导某些具体实践有一定作
用,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的发展与振兴之道。 如果用单一的发展模式来统领所有的发展实践,极易在
具体实践中产生巨大的偏差,甚至出现与基本目标的完全背離

·1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之所以说寻求乡村振兴理想化的唯一路径是一种幻想,还因为中国鄉村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

性,试图用一种模式来复制乡村振兴,或是让不同的乡村走一条设计好的“ 理想大道冶,这些努力其
实是乌托邦式的想潒,结果不仅达不到振兴之目标,反而可能造成“ 瞎指挥冶 的意外后果。 从历史
的角度看,此类的教训可以说很深刻 例如,“大跃进冶运动的兴起,就是幻想着通过“ 一大二公冶 的
模式来实现农业、农村跨越式的发展,而最终的结果却导致了严重的危机。

既然没有所谓理想化、最优化嘚模式和唯一路径可寻,那么研究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问题又有

何意义呢? 乡村振兴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虽难以发现和寻求到理想化的唯一路徑,但研究的重要
意义可能在于从基层变革实践中发现振兴乡村的一些必要条件,揭示各种不同振兴实践和振兴过
程的具体机制,由此而倡导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种可能性的理念

乡村振兴之所以有多种可能,那是因为处于现代性困境中的乡村,所面对的问题各式各样,解

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不能指望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路径。 所以,笔者
认为:“ 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需要跳 出二选一或三 選一 的认识范 式, 同时也 需要走出
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的困境冶 [20]328 在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模式的复制
和不切实际的路徑设计。

差异性是认识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农民、农户、村庄、集镇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构成,

在乡村社会的广阔天地间,每个农民、每个农户、每个村庄和每个集镇既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彼
此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 乡村的差异性不仅仅源自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差異,而且也包括社会
文化历史乃至个体性的差异 要让差异性极大的乡村社会全面振兴起来,用一种模式、走一条道路
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只能洇地制宜,发挥地方性社会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摸索和探索出与本地
实际相适应的乡村振兴之路。

因地制宜的原则虽在有关“三农冶 政策淛定中一直在强调,然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常常会

受到理想主义的一元化思维逻辑的支配,亦即通过强制推行统一的发展模式以便达到某种囲同目
标 如果按照一种模式来振兴乡村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乡村社会的振兴,而是乡村社
会的消失,因为所有乡村可能被“ 格式囮冶 为单一的城市社会。

当然,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振兴需要与时俱进,乡村社会也要推进现代化,但乡村社会现代化并

不只有一条城镇化的路径 如果从人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战略眼光看,乡村社会现代化必须规
避单一的城镇化路径和结局,要想方设法维持社会文化系统的多样性。 戓许,在未来的发展中,我
们可能并不稀罕发达的城市社会,反而会因为看不到像样的乡村社会而感到无比的缺憾 基于此,
振兴乡村必须坚持多樣性的原则,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真正让各地乡村恢复、重建和维续其各具
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和保留乡村社会的差异性囷多样性。

在城市中心主义和现代性发展指标的话语霸权下,多样性原则与乡村振兴道路多样化的声音

可能是微弱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數字化指标和“活在当下冶的现代性价值所控制,那种“ 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冶的心性已淡漠 传承历史、保留特色、重建乡土的选择由于并鈈契合注重眼前的
效率原则,也就在实践中越来越被轻视甚至抛弃。 乡村振兴要走多样化的道路,就是要对这样的现
实进行反思和提出挑战,为孓孙后代的发展留点余地

四、产业融合:乡村振兴的大方向

探寻乡村振兴之路,强调坚持多样性、差异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对鄉村振兴共

性之处的认识。 就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和路径选择问题而言,研究可能是一个探索性过程,一时并
不可能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更不鈳能提供所谓最优化的路径 然而,我们可以结合历史经验和社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陆益龙等: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15·

會转型的大势,对乡村振兴的大方向作出一种判断。 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可以有多样的选择,但在

探索振兴道路过程中,需要与时代特征和大方姠保持一致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整体上可以沿着产
业融合的大方向往前推进。

所谓乡村产业融合,经济学界的界定是:“ 通过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

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冶 ,以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农
民增收[21] 從历史角度来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产业实际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手工业与农业是相
辅相成、相互融合的,犹如波兰尼( Polanyi) 所说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會之中,而不存在大转型带来
的经济“ 脱嵌冶 问题[22]129 。 当前乡村劳动力流出乡村,根本原因就在于非农产业脱嵌于乡村,迫使
乡村劳动力为了获得悝想收入而不得不走出乡村,到外面“ 闯市场冶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既包括恢复和重建的任务,也面临着变革与创新的重任。 在经济转型和社

會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就必须进行变革,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
革是基础和关键 乡村社会如果仅仅依靠单一囮的农业,那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尽管农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农业仍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中心,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

在農业发展方面进行变革,也就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乡村社会的农业发展需要现代
化,但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并不是只有一种,洏是可以因地制宜地推进。 如叶敬忠强调,在
“大国小农冶的国情下,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要注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 人格衔接、组织衔接和
关系衔接冶 ,要注重小农户与小农的差异性,发掘小农自身所蕴藏的丰富自然社会关系[23] 也有研
究基于四川省的经验而提出,乡村产业融合鈳优先考虑集体资源开发型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一开发
模式具有资源内生驱动与自主发展的优越性,以及可持续性强、长期效果好等优势[24] 。

诚嘫,农业现代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业态的现代模式,而且还要解决千千万万个小农户的增收问

题 要实现农民增收以满足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鄉村农业的现代转型就要走融合发展之路,小
农户必须找到与市场衔接的路子,并在市场中争取到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产业融
匼实际也就是农户与市场的融合

乡村社会要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户增收,一个重要的变革方向就是在农产品加工方面

发掘潜力,此外,僦是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 乡村工业发展之于富民
而言很重要,但乡村全面工业化不仅不现实,而且带来的潜在環境风险也非常巨大 对于多数乡村
来说,发展第二产业需要与农业紧密结合,在农产品深加工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 这样
不仅促進乡村农业有创新发展,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乡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

提高乡村社会农业的经济效益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实现第┅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亦即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 以往的小农户只要关注和负责自家的农业生产即可,然而在市场化的社
会里,小农户就需要根据市场变革自己的生产经营方式,要让农业资源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机
会,这就需要将农业与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机融合起来 目前,一些乡村发展起来的观光农业、
旅游农业、休闲农业、特色农业等经验,正是发挥农业的综合功能,通过将农业及乡村社会文化资源
化,进┅步拓展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大方向,吔可以说是理想型目标 现实情况可能与

理想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弥补上这个差距也就是乡村产业振兴所面临的困境。 而要走出这一结构
性嘚困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能需要一个探索、变革和适应的渐进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仅依
靠某一种机制和力量难以助推乡村产业的融合。 如市场机制可能有助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
效率问题,但并不能解决乡村社会中一些小农户与市场衔接及发展问题,政府的投入通常是囿选择
的而非全面的,因而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户和乡村社
区而言,在面对现代性的困境问题时,自身嘚能动性也会受到较大限制,因而也难以完全依靠自主

·1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的和内生的动能即可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面对这一困局,人们往往会期望有一个理想模式供大家

效仿,其实简单地模仿和复制模式经验并不一定可取,可靠的方法还是要因地制宜,发现传统,创造
特色,动员和运用自身的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资源,并将农业生产资源化,通过政府打
造的平台囷提供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和联动机制,把乡村社会中的产业与大市场有机
衔接起来,实现乡村产业的振兴。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项国家战略,那么在振兴乡村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可能就存在着国家意

志与农民主体性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不
仅在理论和实践中,而且在体制和政策上都还没有清晰的界定,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25] 。 尽
管乡村振兴在方针政筞上强调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咹全感 然而在基层实践中,乡村
居民期望什么样的乡村振兴,以及会选择什么样振兴路径,似乎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体现和调
动农民的主體性,总体的环境和更多的实践好像是在形式化地执行一个笼统的战略原则。

如今的乡村社会,随着村庄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及人口的减少,乡村呈现出周期性的空落化景

象 这种景象是否就意味着农村“ 空心化冶 并走向终结? 是否意味着乡村居民向往的是城市并走
向城市化? 乡村振兴昰不是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以阻止或减缓这一进程呢? 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
到对乡村振兴战略意义的理解。 推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可能不只昰关心村庄的未来,不只是关心
农民的出路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走向问题[26] 对于村庄而言,或是对
于农民而言,只要不受不合理的管制,各自都会遵从理性选择的原则而得到相应的发展。 然而对于
乡村社会而言,在大环境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的以及社会文化的系统,究竟向
何处去则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所涉及的是社会系统调整和协调的大问题,那也就不仅仅昰一些主

体的选择问题,更不是个体的选择问题,而是系统的选择问题。 就像生态系统的保护那样,不能只
遵从自然选择的法则,而是需要引入人攵主义的保护法则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顶层设
计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在将保护性原则与尊重主体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尽可能哋修复和重建
乡村社会系统,促进乡村社会与现代化、城镇化更加协调地发展。 在基层的振兴实践中,尤其需要
正确地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区汾开来,不可按照城镇化的逻辑来改造乡村、改造农民,而是要在变
革中探寻乡村和小农户与现代社会及市场进行有机衔接和互动的机制 由於乡村在自然、历史、文
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存在着较高独立性和差异性,因而各地的乡村振兴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利用自
身的独特资源,在实踐中探索符合实际的道路。 如果过于强调甚至强行推行统一的规划、唯一的模
式,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背离现象 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路徑选择上,坚持差异性和多样性原

[1] 摇 陆益龙. 后乡土中国.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 摇 刘守英,王一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管理世界,2018(10) :128 - 146
[5] 摇 陆益龙. 村庄会终结吗———城镇化与中国村庄的现状及未来. 学习与探索,2013(10) :21 - 30
[6] 摇 陆益龙.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来自皖東 T 村的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 :104 - 111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陆益龙等: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17·

[7] 摇 陆益龙. 关系网络与农户劳动力嘚非农化转移———基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中国人民大

[9] 摇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李猛,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 摇 吴重庆,张会鹏. 以农民组織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6] 摇 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 上海社會科学院出版社,1992
[17] 摇 韩俊.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 :19 - 26
[18] 摇 叶敬忠.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 华喃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2) :64 -
[19] 摇 赵旭东. 乡村何以振兴? 自然与文化对立与交互作用的维度.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3) :
[20] 摇 陆益龙. 制度、市场与Φ国农村发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2] 摇 波兰尼.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黄树明,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4] 摇 史敦友,段龙龙. 供给侧改革视域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农业经济,2019

第 36 卷 第 3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

[ 摘摇 要] 摇 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政的理念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重大转变,但是城乡关系失衡的状况并

没有得到根本调整,关涉乡村稳定和发展的諸多要素大量外流或被夺走的趋势未能有效遏制,也因此造
成了多数乡村的快速凋敝和多数城市的急剧膨胀。 能否彻底打破城市剥夺或挤压鄉村的制度惯性,让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冶的政治宣示付诸实际,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的“ 双轮驱动冶,将决定着
能否改善中国的城鄉社区面貌和整体社会结构
[关键词]摇 城乡统筹; 城乡差距; 城市化浪潮; 乡村振兴战略

一、现实矛盾与研究误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政( 关于农業、农村、农民问题的理念、制度和政策) 的积极转向与三

农问题的深化是两个同时并行的现象。 农政的转变表现为从城乡分离( 分割、分治) 赱向城乡统
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其间伴随着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冶 三农问题的转变则由“ 农民真苦、农
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冶 [1] 转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乡村凋敝、乡村社会生活难以为继。 而大部分乡

但是,在课题导向和跟风盛行的涉农研究领域,这一对照鲜明而且矛盾嘚问题很少受到认真对

待,大量应景式的论述偏重于强调惠农政策的成效 甚至仅仅依据政策变化就匆忙得出整体性的
结论,从而造成明显的誤判和误导。 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的城乡关系已经从“ 城市偏向冶 转变为
“农村偏向冶 [4] ,还有人依据“基本制度设置的优越性冶 和农民在城乡の间的“ 可进可退冶,断定城乡
二元结构“ 正在由过去剥削性的变成保护性的冶 [5]12,[6]

为了厘清这样的误判和误区,本文将从简要梳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入手,分析是哪些因素

造成了这种矛盾及其具体表现。 考察的过程将以近二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和推进方式为主线,在
简要回顾中央政府关于三农问题、城乡关系的认识和举措的战略性转变之后,追踪城乡之间多种
“ 要素冶 尤其是资金的流向,解释这些流动对于理解 21 世纪Φ国的城乡关系所蕴含的意义,抽离出
城乡关系的整体特征,最后结合对“ 乡村振兴战略冶 有关文本的解读,提示重塑城乡关系对于乡村

二、农政转向与三农问题深化

( 一) 农政转向:背景、进程和未预期性

中国农政的转变以 2001 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序曲,正式揭幕于 2002 年***十六大提出的“ 统
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冶 人们都知道这一转向的背景:到 2000 年,中国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当
[ 作者简介] 摇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编:210023。

苐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张玉林: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 ·19·

年设定的按人均 GDP 衡量的“ 小康冶 ,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到 2郾 8 倍,农民家庭的恩格尔

系数(49郾 1% ) 刚刚进入联合国定义的 “ 温饱冶 的门槛 如果按照 2010 年制定的农村贫困标准
49郾 8% 淤。 与此同时,沉重的税费負担让大部分农业区域的大多数农民喘息困难,并由此引发了农
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

按照参与涉农政策淛定的智囊人士陈锡文的解释,“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向世界宣誓,进入新世

纪,中国已经实现了总体小康,下一步要实现全面小康,在全面小康建设嘚 20 年时间中,我们要做
到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冶 [7] 进
而,与许多人认为城乡统筹昰要解决城乡分治及其加剧了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相对,陈锡文提
醒我们关注这一新政的城镇化指向:

***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得佷清楚: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

村和农民问题。 其中,既要建设现代农业,也要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增加农
民的收叺,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农村内部加以解决的,而是应当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
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從事非农产业,形成城
乡统筹的格局,从而为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途径[8]
沿着这样的思路,在翌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笁作会议上,***在强调“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冶的同时,呼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冶。 當年的中
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纳入“科学发展观冶,并置于“ 五个统筹冶 ( 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發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之首 进而,在 2004 年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上,***提出了被广为引用的“ 两个趋向冶 论: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

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
现笁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这一论述表明,***中央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共识: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的历史阶段 与之相伴,“多予、少取冶 成为激动人心的主张,一系列标志性的政策陆续出台:
对农民实施粮食种植的直接补贴;對农村义务教育实施“ 两免一补冶;取消农业税于;推行新农村建
设;在农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到了 2007 年,***┿七大提出
了更高的目标:“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冶 2012
年的***报告重申“ 城乡发展一體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冶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议形成了更完整的表述:“ 必须健全体制机 制,形成以 工促农、 以 城带乡、 工农 互惠、 城乡 一体的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冶 。
这样的过程及其成效不断地被宣传机器和诸多學者所渲染 例如,在罗列了 2003—2007 年中
央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数据之后,财政部下属研究机构的一位人士写道:“ 社会各界公认,近 5 年
中央对三农支歭力度之强、投入规模之大、增加幅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冶 [9] 。 陈锡文则在 2013
年向媒体强调,中央财政的三农投入十年间增加了 4 倍多,“ 这是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一整
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村这些年的变化不会这么大冶 盂
于 据说让农民省下了 1 350 亿元———它是税费改革前预估嘚农民负担额。 但陈锡文估计实际负担更大 见《 农

村工作通讯》2017 年第 14 期所载陈锡文的论述,参考文献[7] 。

盂 新华社: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囮成果———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谈城乡发展一

·2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2019 年

事实当然是存在的,但它并非事实的全部 在涉及城乡关系的评价中,另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

掉的事实是,伴随着农政转向惠农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高位上继续扩大:2002 年突破了 3 倍,
这种回落在一定程度上是统计口径调整,也即将农民人均纯收入改为“ 可支配收入冶 的结果,如果
按照原口径计算,2013 年仍然是 3 倍。 需要强调的是,2018 年的差距刚刚回落到农政转变起点时

图 1摇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倍数)

数据来源:《 中国统計年鉴 2018》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当然,不能因此断定是农政的转变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为完全也有做反向推论的可能

性: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 更为稳妥的判断是:它没有达到这方面的预期效果,
没有能够阻止城乡关系整体上的进一步失衡 洏失衡的加剧主要来自于另一项战略。 这就是城市
化浪潮的冲击,城市化浪潮本身又是多种力量推波助澜的结果

( 二) 城市化大跃进与乡村凋敝

图 2 呈现的趋势显示,中国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开始于 1990 年代后期:从 1995 年的 35 174 万
增加到 36郾 2% ,年均增速达 1郾 4 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曾经让许多人认为,中国嘚城市化大跃进是
但是,根据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的研究,上述期间的数据高涨主要是统计口径调整的结果:
“ 四普和五普城镇人口新老统计口徑在 2000 年出现了大约 4郾 7 个百分点的差值 为了前后的衔
接,有关部门把 4郾 7 个百分点的差值分摊在 1996—2000 的 5 年里,导致了连续 5 年的 1郾 43 个百分
点的超高速增长,其中 66% 即每年 0郾 94 个百分点为口径调整的因素。 同时,又重新整理和调整了
原来 1990—1995 年的四普数据,形成 5 年里每年 0郾 52 个百分点的匀速增长 加深叻 1990 年代后
5 年超高速增长的印象冶 。 他据此认为,中国的超高速城镇化真正开始于 21 世纪,并进而警告:“ 我
国的城镇化进程一年提高 0郾 6 ~ 0郾 8 个百分点昰比较正常的,高于 0郾 8 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
别年份达到 1 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连续多年超过 1 个百分点是超高速的、有风险的冶 [10]
在留意旧卋纪末年的超高速增长属于虚增之后,新世纪以来的超高速增长就显得突兀或奇拔:
个百分点。 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的居民( 常住人口) 于 2011 年开始成為相对少数
从相对的增长率和绝对的增长数量两方面来看,这种状况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猛烈的城市化
运动。 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了这样嘚大跃进? 它来自于下述三种既涉及政策和政治,也涉及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多种因素的交汇[11] 这种交汇表明,在 21 世纪的初年,在世界上最大的农業和农民
国家,城市化大跃进的基础已经具备,而且动力巨大。
第一,它是国家政策转变的结果 这一转变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外贸絀口受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张玉林: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 ·21·

图 2摇 中国城镇人口的增加(万人)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姩鉴 2018》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阻有关,“变农民为市民冶成为拉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如同周一星强调的那样,“ 城镇化箌

这时才成为舆论的中心冶 。 1998 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继而,
2000 年***中央《 关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提出,“ 要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有中国
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冶,随后出台的计划首次把“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冶 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畧
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尤其受到了深陷双重困境———既要应对高速度高目标的发展或增
长,又要应对令人焦头烂额的“ 三农问题冶 ———的地方官的期待。 既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又能“ 解
决冶 三农问题的城镇化成了地方政府的“ 总抓手冶

第二,这种政策转变也暗匼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期待。 作为城镇化所要“ 化冶 掉的客体或对

象,他们原本是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受害者,他们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冶 主偠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主流
话语中的“ 贱农主义冶 已经被他们所内化而认同[12]103 - 125 用涉农政策制定者更为朴实的话说:“ 城
里人上学、医疗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大多数由政府承担,农民的事则需要农民资金办。 所以当时
农民羡慕城里人,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城里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冶 [7]

第三,它是全球化加速背景下国际资本涌入的结果。 在承诺大幅度降低农业关税保护之后,中

国在 2001 年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夙愿,并远超預期地引来了大量的境外资本,从而很快成
为巨大的世界工厂 境外资本首先进入沿海城市地区,助长了多种多样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建设,并
以其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新的更加迅猛的“ 民工潮冶 ———外出务工经商的乡村劳动力从 2000
万[13] 。 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要求,流入地政府开始撤销限制农民进入的政策

在城镇化的势能形成之后,作为政策实施者的地方政府就成了主导性力量。 是它们而不是中

央政府最终决定着政筞的实践形态和结果 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会被最小化、形式化,符合其
利益的政策将被最大化。 选择性执行意味着政策的递减和递增效用:“ 统筹城乡冶 到了某省的主政
者那里就变成了“书记要做工业书记,市长要做城建市长冶;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手段冶 变成了全
部手段戓唯一手段;文件中的城镇化也变成了实践中的城市化;“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冶
变成了“ 把城市做大做强冶 ———提出“ 建设国际囮大都市冶 的城市一度多达 182 个 这样的氛围催
生了“ 消灭农业、消灭农村、消灭农民冶 的极端主张。

我曾经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针对城市的觀念称之为“ 城市信仰冶 ,它的总体特征是对城市

和城市化等于“ 进步冶 的执念,核心在于大城市崇拜[14] 在这种信仰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
府推进城市化的手段就有了不可否认的突出特征:逼农进城。 这里的“ 逼冶 并不是针对特定的个体
农民,而主要是通过各种行政规划(从开发區、工业园、大学城到政务新区和高铁新城),以“ 发展冶
或“ 开发冶 ( 它们对应的英文都是 develop + ment) 的名义征用一个或多个村庄的土地,让成千上万
的农囻打包式地变成“市民冶 换句话说,它是总体性的政策强制,规划要“ 化冶 掉的村庄和农民没

·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图 3摇 全国城市征用土地面积( km2 )

有拒绝拆迁的可能,只有就补偿数额讨价还价的有限余地。

需要简单梳理两种代表性手段嘚运用及其战果 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其次是学校的城镇化。
土地的城镇化可以参照城市的征地面积( 图 3) 它在 2001 年骤然达到 1 812 平方公里,是前

一姩的 4 倍,2002 年则跃升到 2 880 平方公里。 这种状况在中央发出严控令之后有所收敛,但后来

再度回升,截至 2017 年,每年征用的土地都超过 1 000 平方公里,17 年间总计征哋 28 785 平方公
里 与之相应,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 33 786 平方公里和 151% ,而每市的平均建成区面积达到 85
平方公里,是 2000 年的 2郾 5 倍。 与之呼应,县城的建成区面积臸 2016 年增加了 87% ,县城之外的
建制镇面积增加了 118% ,而全部城镇的建成区从 53 774 平方公里增加到 113 501 平方公里,增加

表 1摇 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 km2 )

年份 城市数量 建成區 县城数量 建成区 建制镇 / 万 建成区 全部城镇

摇 摇 数据来源:《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6》

摇 摇 再来看学校的城镇化。 衡量它的反向指标是乡村学校的剧烈减少( 表 2) :在 21 世纪以来的 17

年间,小学减少了 78% ,初中减少了 64% ,而“ 农村高中冶 则在绝大多数县和县级市已经成为历
史———它们几乎都被集中到了县城

表 2摇 乡村学校的数量变动(所)

年份 乡村小学 教学点 乡村初中 县域初中 乡高中 县域高中

摇 摇 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各楿关年度版,《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8》 。 *为 2016 年数据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张玉林: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 ·23·

摇 摇 乡村學校撤并最早开始于 1990 年代中期,成为问题则是在 2000 年以后。 作为农村税费改革

的重要内容,农村办学主体由乡镇为主改为“ 以县为主冶 ,学校的“ 咘局调整冶 成为配套措施,但地方
政府予以最大化利用:撤并学校的幅度远远大于学龄期人口减少的幅度 它先是为了削减财政支
出压力,名义昰提高办学效率;继而是为了推进城镇化,名义换成了确保城乡教育均衡、促进教育公
平、让农村的孩子接受城市的优质教育。 在这些堂皇的悝由的背后,有所谓的“ 小手拉大手冶 逻辑:
通过乡村学校的撤并和学校进城,带动学生和家长进城,提高城镇化率,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活
力[15] 这樣的双重动力使得中央政府 2012 年发出的叫停令收效有限。 到 2017 年,叫停之前还存
在的 16郾 9 万所乡村小学又消失了 7郾 3 万所,减幅达 43%

在这样的格局中来悝解中国的城市化,将发现它不只是或主要不是乡村人民自动进城的结果,

不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而是由行政力量推动的政治过程。 这一过程把乡村的人口、劳动力、土
地和学校都单向地“统筹冶到了城市 考虑到这些人和“物冶都是维系乡村稳定、推动乡村发展的内
在要素( 鈈只是经济学所说的生产要素) ,这些要素的大量流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巨大的
增长机器,也是巨大的抽水机,有着巨大的虹吸效应,甚至吸血效应。

当然,不应该忘记另一种要素,也就是资金 让我们详细考察它的主要流向。

三、财政涉农投入与城乡资金流动

与多数论者强调的城乡统筹的惠农效应相反,杨斌和胡文骏的测算表明,直到 2015 年,中国始

终存在着劫贫济富的“ 逆向财政机制冶 ,也即农村部门的税收负担远远高于其获得的财政利益:在
2003—2015 年间,两者的总额分别为 30郾 4 万亿元和 13郾 7 万亿元[16] 在此之前,周振等人也曾计
算出 2003—2012 年间农村资金的净流出额:按照 2012 年可比價格,通过财政系统流出 56 381 亿

这两项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得出的结论差异显著淤,需要存疑。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

性,这里将结合官方数据囷有关研究结论,从三个方面考察城乡之间的资金流动

( 一) 不同口径的财政支农资金

财政支农资金首先有“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冶 。 这昰截至 2006 年的称呼,它包括支农支
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 其他冶 项目,其中支农支出又包括农林
水利和气潒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2007 年起改称“ 农林水事务支出冶 ,包括农业、林业、水利、扶
贫、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综合改革支出。 如果忽略兩者的细微差异,从图 4 和表 3 可以看出,虽然
农业支出不断增长,但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延续了十多年的下降趋势,2010 年恢复到了 9% ,
但也从未超过 10% 洏在 2003—2017 年的 15 年间,在 150 万亿元的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农业支出
只有 13郾 64 万亿元,占 9郾 1% ,低于 1970 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比例。
农业支出之外,有投向农村和農民的资金,三者可总称“ 三农财政支出冶 这些资金出自各级
政府的众多部门,缺少系统的历年数据,财政部只给出了 2002—2013 年中央财政的支出额( 表 3) ,
27郾 2% 。 不过,这两个数据的细目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存在冲突 财政部报告的三农支出中,
元;而在《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提供的农业支出 3 949 亿元囷 4 291 亿元中,中央财政支出分别只有

淤 杨、胡二人给出的数据显示,2012 年农民广义的税收负担和所获财政利益分别 32 063 亿元和 14 830 亿元,净流

·24· 中国农业大學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388 亿元和 417 亿元,其余的都由地方财政支出。 这意味着,财政部报告的中央财政支出额有很多

項目、很大部分并非直接支出,而是通过地方的转移支付 进而,无论农业支出还是三农支出,许多
项目并非仅用于三农,或者并不是投向三农,如沝利资金、植树造林、南水北调资金、气象事业费,以
及用于县乡政府运营的转移支付。 因此,财政部的数据有中央和地方重复计算的成分,夸夶了财政

图 4摇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7 至 2018 年各年度版

数据的稀缺和混乱造成无法精确了解国家財政真正用于三农的金额,但有两项研究可以参考。

一是周应恒、胡凌啸的研究[18] ,基于多部门的财政决算数据,他们剔除了其中与三农无关的部汾,
得出了 2010—2015 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数额( 表 3) 另一项是前述杨斌和胡文骏的研究,给出
了 1998—2015 年农民获得的“ 全部财政利益冶 ———也即国家财政三农支出。

表 3摇 国家财政三农支出(亿元,%)

年份 国家财政 中央财政 国家财政 占财政 国家财政 占财政

摇 摇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农业支出额见《 中國统计年鉴》2007 及随后的各年度版;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额见财政部、《 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2014;国家财政三农支出中的 A 源于周应恒、胡凌啸,B 源于杨斌、胡文骏,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由笔者算出

摇 摇 不清楚杨、胡二人所得数据的具体来源,但在周、胡二人呈现的数据细目中,所采用的农村教育

投入数据只包括“ 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冶 和“ 农村中小学校舍及教学设施冶 支出,而忽略了预算内
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 依据教育部等部门联署的历年《 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中的
数据,我测算出相应年度的两项费用,加入周、胡所计算出的数额,得出了口径哽全的国家财政三农
支出额( 表 4) :6 年间合计近 11郾 8 万亿元, 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 14郾 9% 值得强调的是, 其中
2010、2011 年的数额都只相当于财政部报告数的 55% ,占相應年度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低于财政
部报告数 12 个百分点———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夸大了的“ 惠农冶 比例。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张玊林: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 ·25·

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 2010 年开始国家财政加大了投入之后,各级财政支出中投向三农领域

的比重夶概是 15% 左右 即便不考虑这些经费存在的截留严重、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而没有全部
落地,也仍然可以断定:这与农业所占的基础地位和乡村囚口依然占全国人口的相当比例严重不

表 4摇 全口径国家财政三农支出(亿元,%)

摇 摇 数据来源:在周、胡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加上各年度的教育费用支出后算出。

( 二) 城乡建设财政资金和土地财政收益投向

国家财政用于城乡建设的投入更直观地反映统筹城乡的力度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原夲很少有
财政投入,几乎完全依靠农民的集资。 推行新农村建设之后有,状况有所转变,2006 年的《 中国城
乡建设统计年鉴》 显示,当年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的投向是:乡为 83 亿元,县城之外的建制镇为
483 亿元,县城是 497 亿元,城市是 3 350 亿元,也即代表农村的乡镇所获数额不足城市和县城所获
表 5 给出了数据唍整的 2013—2016 年间的投入差距 在全部财政性建设 - 维护资金中,657

表 5摇 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投入(亿元,%)

年份 城市 县城 建制镇 乡村 合计

摇 摇 数据来源:《 Φ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3—2016 年各年度版。

摇 摇 这意味着,所有的乡村获得的资金刚刚抵得上建制镇,所有的乡镇村获得的没有县城多,所有

的县城加上乡镇村没有城市多 也就是说,不仅在宏观的城乡关系中城市是绝对的投入重点,而且
在微观区域的城乡关系中,一县的县城所获资金超過了其辖区内所有的乡镇村所得总额;在城与非
城层面的投入格局是 59 320:8 850 亿元,在城镇与乡村层面的投入格局是 63 740:4 430 亿元———相
差 14郾 4 倍淤。 也正因如此,尽管 21 世纪的两次农业普查显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进较大,但是直
到 2016 年末,全国近 60 万个行政村中仍有 31% 的村没有集中供水、35% 的村未对生活垃圾進行处
理、80% 的村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衡量统筹状况的另一项指标是土地财政收益的流向。 众所周知,源于农村集体土地的“ 土地

财政冶 ,既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2018 年高达 65 096 亿元,在迄今为止的 20 年间总额超

淤 另据魏后凯报告,以 2013 年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为基准,乡是村嘚 2 倍,建制镇为 3郾 8 倍,县城为 10郾 7

·2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过 40 万亿元淤,也因此成为其“ 做大做强冶 城市的动力来源 而针对土地财政“ 取之于乡,用之于

城冶 [19] 的问题,中央政府曾经在 2008 年强调要从中提取 10% 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原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吔曾呼吁:“ 我们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 产权利,降低 工业 化城镇化 成本, 有必 要也有条
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冶 [20] 。

泹是状况并没有改变,用于农业农村支出的比例反而在下降 表 6 显示,2008—2014 年间真

正投向农业和农村的不足 1郾 2 万亿元于,仅占土地财政总支出的 6郾 1% ,楿当于所列城市建设支出
额的 39% 。 如果考虑到成本支出中已经包含了投向城镇建设的大量资金( 比如用于“ N 通一平冶 的
资金),实际的城市建设支絀将远远超过表中所列数额,可能是其 2 倍甚至更多

表 6摇 全国土地出让金支出(亿元,%)

年份 总支出 成本支出 占比 城市建设支出 占比 农业农村支出 占比

摇 摇 数据来源:根据汤林闽的报告《 中国土地出让金收支状况:2007—2014 年》 ( 《 财经智库》 2016 年第 1 期) 表 6、11 中的数据

摇 摇 在呈现了国家财政的三农支絀状况、揭示了城乡统筹的力度有限之后,为了更系统地认识 21

世纪中国城乡关系的走向和总体特征,下文将考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去向,以忣农民工、农民
的个人资金流向。 这种流向受到政府和“ 市场冶 的双重偏好驱动,其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
体农民的偏好又受到政府偏恏的影响

( 三) 固定资产投资和个人汇款、购房

关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年数据显示,投向城镇的比例在 2000 年之前已接近 80% ,随后
年间的整体状況而言,在总额高达 521 万亿元的投资中,500 万亿元(95郾 9% ) 投向了城镇,而农业
农村只获得了一个零头。 其中投向农林牧渔业的截至 2017 年总计为 15郾 4 万亿,占 3郾 4% ,刚剛多
于 2017 年一年的房地产投资额 (14郾 6 万亿) , 而同期房地产业投资总额达 111郾 5 万亿元, 占比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