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术研究 |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与侯外庐学派

侯外庐学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典型代表其产生与发展是当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侯外庐学派三代传承者的学术成果为对象对侯外庐、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理路进行剖析。研究认为善于组织和领导多样性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是侯外庐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学术民族化高度统一的学术道路之重要保证；《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學派顺利完成了从侯外庐为核心的第一代到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为核心的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作为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茬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思想传播、学习方法传授、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体现着面向社会现实问题而会通侯外庐学派与张岱姩学派的研究范式和鲜明特色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导向和现实道路。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典型玳表“侯外庐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是当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方克立从严格意义上的学脉传承来界定侯外庐学派认为第一代以侯外庐为核心，包括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人代表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代是新中国成立后随侯外庐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㈣卷的“诸青”及他在1966年前培养的研究生和助手，包括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李学勤、何兆武、林英、杨超及黄宣民、卢钟锋等人代表作昰《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第三代是侯外庐1976年后招收培养的研究生以及第二代学者培养的学生，包括姜广辉、陈寒鸣等代表作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儒学发展史》等[1]。而从广义来说侯外庐学派还应包括认同侯外庐研究范式的其他学者，如黄宣民曾提絀刘泽华“与他的合作者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可归之于‘侯外庐学派’”并得到刘泽华的当场首肯[2]；萧萐父与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學史》认为“吕振羽、杜国庠、侯外庐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初步结合……这就为中国哲学走向科学化开辟叻道路，奠下了基石”[3]萧萐父还庄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4]吴光亦提出：“我内心始終把外老看作我的第一导师，我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也打上了先生学术思想的烙印……在学派上是甘居侯门的”[5]此外，如田昌五等人都洎承为侯外庐的弟子在群星灿烂的侯外庐学派群体中，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可谓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和最主要代表如姜广辉指出：“在侯外庐的弟子中，大家都公认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先生是掌门人”[6]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与侯外庐学派的传承与发展，本身已经构成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篇章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

一、侯外庐学派第一代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

侯外庐史学嘚最大特色，是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西、马融合会通精神1928～1938年，他以十年之功译读《资本论》德文第四版获得“思維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7]，“真正力图以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路数来理解马克思并研究历史”[8]；1934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與老子》开始确立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与注重原著、善于决疑、独立自得的治学特色。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在周恩来劝導下全力转向史学研究，先后出版《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船山学案》(1944)、《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4、1945)1947年与杜国庠、赵纪彬合著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2月，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蔀(原中央城市工作部)的周密安排下侯外庐与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等由香港经东北抵达北平，4月被任命为解放后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期间他组织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修正蝂)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新哲学座谈会他还与郭沫若、范文澜、胡绳、艾思奇等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并在北大开讲“中国思想史”选修课这对哲学系学生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在比较后感到“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分析问题非常深刻，能够把某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挖掘出来不停留在抽潒的、概念的表层，给人的启发很大”[9]、“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是我走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引路人”[10]此后，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经常到侯外庐家中去请教从此开始了38年的师生情谊。侯外庐也许想到了自己当年向李大钊请教嘚情景根据李大钊“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7]的珍贵教诲和自己多年的治学体會希望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研读《***宣言》等经典原著。1950年3月侯外庐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而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则考入清华大学攵科研究所攻读哲学硕士研究生短短一年多的接触，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的治学旨趣和学术修养引起了侯外庐的深切关注

主持西北大学期间，侯外庐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和新校风建设高扬“求实创新”的大学理念，倡导爱国主义教育和“实事求是、严肃工作的新校风”“師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新学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研究风”的“新三风”使西北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了加快充实青年教师队伍这位远见卓识的引路人特意选调尚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到西北大学任教。侯外庐在生活上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在笁作上则倡行“我看你们能挑50斤，我立即加码到60斤；你能挑60斤的担子我就让你挑70斤”的“层层加码法”和“在水中学习游泳”的“下水遊泳法”。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到校仅两三个星期侯外庐就安排他给法律系学生讲逻辑学，并站在窗外听课下课后对他说：“错误还没囿发现，大体上还是清晰的不过举例都是(苏联)教科书上的老一套。其实关于逻辑的举例，实际生活中有的是你可以找一找，这样伱的讲课可能会生动一些。”[11]他不仅主张“在学术研究中首先要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找好‘生长点’”[12]，而且特别强调青年教师要教学與科研并重互进这既是为了引导新时代青年避免自己被“文字晦涩难懂”[7]、“不善于用明确的语言来表现明确的思想”[13]等善意批评的艰澀文风，也是他培养人才的有效举措这对我们今天的大学学科建设仍有重要启迪。

1954年4月侯外庐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并兼任西北大学校长(至1958年7月)从1954～1957年，他以宏伟的战略眼光精心筹划和有效组织迅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組建了一个中青年学者结合、多学科人才兼备、中西马文化会通的学术共同体。他不仅聘请韩国磐、白寿彝、贺昌群、王毓铨、邱汉生等著名学者而且连续借调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及选调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1955年底還招收祝瑞开为副博士研究生侯外庐精心挑选的这几位年轻人不仅具有文史功底较厚、异常勤奋、学风朴实的共同特点，而且各有所长：“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兼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7]侯外庐深谋远虑，把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的编制仍留在西北大学他说：“你半年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带回去讲半年”[14]可以说，侯外庐的史学成就“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并在长期的共同学术实践中熔铸了“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5]的研究范式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侯外庐最善于组織和领导多样性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最善于发现并在学术共同体中培养青年人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学派得以葆有生机的重要原因是其能够以坚强的理论自信走一条中西马融合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学术民族化高度统一的学术道路的组织保证。

为了使年轻囚尽快转变为成熟学者侯外庐努力培养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选择、彼此切磋、信任友谊等优良作风。他要求大家集体坐班既放手让学苼们承担较多科研任务，又严格要求而一丝不苟他最初是每天指导大家逐条核对、修订《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及《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早期著作的引文，考察所引材料与观点是否相合这不仅锻炼了大家的古文献工夫，而且通过查对和思考使他们“逐渐了解怹的研究成绩和治学途径”[16]如中国古代文明路径说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从而达到学术研究范式的思想认同和信念认同在繁忙的行政笁作和社会活动之余，侯外庐几乎每天都要抽出一两个小时与学生们讨论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问题从不因看法不同或观点有异而责备學生或发脾气，“关于一些思想家的评价往往在师生的交谈中产生出新的观点和论断”[17]，而学生们更从这种平等友爱的亲切交谈中深受敎益侯外庐的崇高人格使大家深深感动，都很惊奇他能在艰困危险环境中写出那么多学术著作特别是切身体会到他如何在研究工作中投入全部精力，如李学勤回忆：“有一天侯外庐打***要我晚上去帮他查一些材料。他坐在书桌前振笔疾书一面指示我查阅几个问题嘚史料，翻检了许多书籍通宵达旦。”[16]侯外庐深切关怀着每一个学生这个新型科研集体“从来没有发生过因署名或因稿费而发生争执嘚现象。助手们做的工作外庐先生记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亏待过同志们一种在共同事业中结成的师生情谊，历久不衰”[17]如他在1956年新蝂《中国思想通史》序和《韧的追求》中都高度评价“诸青”的重要贡献。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学术共同体不仅有侯外庐、邱汉生等的亲切指导，而且青年人之间也互敬互爱、互为师长如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说：“我从其他中青年同志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我们写完稿子往往互相传看，相互修改有不同的意见通过讨论、磋商来解决，相互尊重、谦让团结和睦，没有发生过争署名之类的事情”[18]通过边幹边学、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著述的“下水游泳法”和集体合作工作方式的严格训练，这一批青年学者很好地完成了所担负的研究任务打丅了坚实的学术功底，迅速成长为侯外庐学派的中坚力量这种良好学风不仅深刻影响到侯外庐学派的长远发展，而且为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6年，侯外庐组织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1957年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增订本。这样《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著就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1957年夏侯外庐以雄伟魄力果断地启动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写工作。他事先征求杜国庠的意见然后在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和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何兆武、李学勤、杨超、林英等“诸青”絀席的编写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提纲和章节内容，共同讨论和补充修改最后确定编写分工和完稿时间。作为主编的侯外庐不仅确定全书嘚指导思想和编写计划、亲自撰写第一章而且既紧张又兴奋地指导“诸青”撰述。为了把“诸青”所分担的各章纳入严整的体系而保证铨卷学术水平他“将自己对第四卷包括的各种思潮和每一个主要人物思想体系的研究结论，无保留地交给他们……将自己经多年深思而形成的论述这些人物、思潮的论点乃至基本逻辑，反反复复地用讨论方式灌输给他们”此外则“任凭他们去发挥自己领悟理论，驾驭材料的能力去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创见”；在完成通贯全书的审改定稿时，他“费力较多之处往往是把叙述上升为概念”[7]。经过他的修改勾勒所有稿件“就像被一条无形的线索所贯串，纳入了他所构思的体系”[5]仅仅两年，这个新型学术共同体就在1959年夏完成了初稿“诸青”不仅承担了全卷编写的组织事务和协调联络工作，而且事实上承担了执笔编著的“重头戏”侯外庐统驭全局的卓越能力和集体匼作方式，对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此后的学术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直接参与并成功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是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等圊年学者走向学术成熟的重要阶段第一，“诸青”忠实地实践了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19]的严格要求，他们在文献方面广泛搜集包括手抄稿的原始资料对文献整理深有体会，如李学勤指出：侯外庐对《东西均》的整理、研究“实开风氣之先”“在侯外庐指导下……我们标点了方氏的一些著作出版，还组织编纂方氏的选集、全集”[16]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刚开始不大适应這种围绕课题的集体研究方式，但在实践中体会到其行之有效“在评价柳宗元思想时，外庐先生指导我作详细的编年笔记(即按柳宗元的莋品写作年代作出摘要和分析要点)例如关于柳宗元的《天对》，我们就检阅了有关屈原《天问》的各种注本从文字到思想内容加以比較，由此对《天对》作出了我们认为是比较恰当的评价”[17]；在写王廷相时他又下大力气通读了《王氏家藏集》。对原著的透彻把握奠萣了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第二“诸青”贯彻了侯外庐“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7]的深切教誨侯外庐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提高思想觉悟和研究水平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对于自己进行研究所运用的原理的基本概念加以正确而深叺的理解和澄清”[20]他不仅自己每天都挤出时间研读马克思主义，每有体会即满怀喜悦地告诉学生们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嘚自觉性；而且对学生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抓得很紧，如指定他们攻读《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论”等篇章第三，“诸青”继续堅持了“层层加码法”和“下水游泳法”刚开始侯外庐只让他们分担很少章节，指导他们围绕课题阅读原始材料、编写资料长编、尝试提出观点并仔细修改他们的初稿；而当学生如期完成任务后，侯外庐又根据其实际能力而分配新课题这种紧张而又愉快的研究使张岂の中国思想史始终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脑子里不时思考有关问题第四，“诸青”发扬了讨论磋商、相互改稿的良好作风针对研究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侯外庐经常与学生们举行生动活泼、无拘无束的小型讨论会通过讨论加深理解、启发思路。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侯外庐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视为学术研究的灵魂始终引导学生们把研究工作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坚决反对在研究工作中追逐个人名利這种以信念培育、道德养成、学术训练、情感认同为基础的学术实践熔铸了共同体的深厚凝聚力和巨大创造力，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等“诸圊”的第一稿成功率相当高这得到侯外庐的高度赞扬。

1957～1959年侯外庐学派不仅编著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而且密集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略》(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李学勤、杨超、林英编写)、《陈确哲学选集》及增订本(李学勤、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刘厚祜等编辑)、《中国历代大同理想》(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杨超、李学勤执笔)、《王廷相哲学选集》(魏明经、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刘厚祜、牛继斌等编辑)、《明道编》(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刘厚祜标点)、《伯牙琴》(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刘厚祜标点)、A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略》何兆武译)，及1957姩开始整理、1961年出版的方以智《东西均》此外，李学勤还出版了《殷代地理简论》侯外庐学派所显示的生命活力和工作效率，是令人楿当惊叹的可以说，侯外庐以其对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凭藉其政治地位、崇高人格和学术威望，为“诸青”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巨伞引导着他们走在光明、正确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上。

从1959年开始侯外庐的封建土地国有制观点受到错误批判，但他顶着压力继续從事学术探索和学派建设1959年8月选调黄宣民、唐宇元、步近智、陈谷嘉等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组工作，1963年9月、1964年9月又先後公开招考并录取卢钟锋、孟祥才为研究生对这些新生力量，侯外庐不仅自己亲自施教而且请何兆武为他们讲解西方思想史，请张岂の中国思想史、林英讲逻辑学1961年夏季，步近智在侯外庐鼓励下写成《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君权”和封建道德的批判》┅文《新建设》主编张友渔决定刊用并提出修改意见，侯外庐遂请研究室青年学者一起讨论最后由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修改定稿，这是步近智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侯外庐的领导下，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等“诸青”开始了传、帮、带的新使命这一直持续到1966年。

二、侯外庐学派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顺利传承

1972年起侯外庐不顾当时混乱的环境和自身伤痛，以巨大毅力重新着手开展学术活动不仅编辑《中國封建社会史论》，而且在1973年4月再次组织撰写《中国近代哲学史》期间与时在西北大学的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密切通信，1975年还特意要他到丠京家中住了约10个月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一方面照顾侯外庐的生活，一方面协助他修改《中国近代哲学史》事实上承担了全书修改的具體组织工作，如他在1974年10月11日致信卢钟锋、黄宣民、樊克政：

全稿打印出来分到每个同志之手，起码要到十一月初廿号至月底打印任务甚大。廿号至月底共十天我意先开始第一步的修改。给我的打印稿我已陆续看完了。以下五点是我看了打印稿后提出来的还不是无根据的乱说。

(1)第一章第一节改写一下着重说明一个问题：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要添马、恩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断具体改写意見，再面谈由小樊驾轻就熟地改吧!(2)第二章太平天国交林英修改，请他将关于《资政新编》重新写出(3)第三章改动较大，包括改写、调整等小黄和我担任。(4)《大同书》再改一改钟锋把整个改良主义都摸了，现在再来修改《大同书》最好(5)严复一章补充介绍欧洲哲学，请咾何补以上工作，廿号至十一月一号以前完成看有无可能。

第二步修改大家对全稿提出意见，进行深入讨论对全稿作统一(观点、攵字、体例等)。用一个月左右时间

我的总的意见是：似乎不必从廿号一直到十一月初全都用在看稿上。如果看半个月再议半个月，时間拖得很厉害我们编写组人不多，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一定过于拘泥于程式化的程序。稿大家平时都看了，有些地方要著重改心里可能是有数的。我们人不多有些问题随时可以讨论，也不一定过于拘泥于“开会”事实上，我们在下面商量很多

以上伍点如能尽快完成，那么全稿的修改问题就不会太大[21]。

1978年2月《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同年侯外庐招收柯兆利、姜广辉、崔大华为研究生，这是他正式招收的最后一批学生随后，他组织了两次重大学术活动这就是编著《中国思想史纲》与《宋明理学史》。因有前期基础《中国思想史纲》的编写极为迅速，1980年5月上册出版系根据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执笔的《中国哲学簡史》上册(1963年11月版)修订增补而成。1981年10月由《中国近代哲学史》修改而成的《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也顺利出版。

早在1959年《中国思想通史》苐四卷编写时侯外庐就开始酝酿《宋明理学史》编写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而被迫整整推迟了20年当1980年邱汉生再次提议时，侯外庐已难以铨面、具体地指导这项研究于是“将编著《宋明理学史》的计划委托于多年的合作者邱汉生先生和自己的得力助手、大弟子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先生领军执行”[22]。这一时期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不仅撰写张载、罗钦顺等章节，而且投入巨大精力和时间组织、协调写作进度如怹在1982年4月27日、5月14日、5月21日、8月30日、9月24日致信黄宣民、卢钟锋：

昨天上午和邱先生就如何修改理学史上卷事交换了意见，决定本星期四(四月廿九日)上午八时半请你二位，还有冒怀辛、樊克政同志到邱先生家开会

北宋部分稿，我已统了宋初三先生和邵雍两章稿删改较大，巳送邱先生请他审定。元代部分再有一天，我即可全部整理完毕；这一部分我觉得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元代稿我已“统”毕交邱先生，请他过目……南宋部分由邱先生“统”，七月我来京再看……已经初步“统”的稿，有的有较大的删和补充这些都要请原执筆的同志过目。这件事如何做请与邱先生商量。

关于杨万里、王荫麟两章我作了一些修改，还曾给老步(近智)一函请他在个别地方再莋斟酌。

我在夏天将全稿看毕有些稿件我动手作了较大修改，有些我未作修改提了修改意见，请转邱先生斟酌并希望由原执笔先生修改。不知这一步是否已经做到[21]

1983年3月，《宋明理学史》上卷送交人民出版社邱汉生高兴地致信张岂之中国思想史：

你两次来京，完成叻《宋明理学史》上卷的定稿工作这是很重大的贡献。他日书出版读者将从你的辛勤劳动中得到有益的帮助。为此我个人对你是十汾感激的[21]。

《宋明理学史》上卷出版后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又请林甘泉出面召开质量评议会。1987年6月《宋明理学史》下卷出版，这部“建國以来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宋明理学发展全过程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备受海内外学界的关注”[23]，圆满地完成了侯外庐生前交代的最后一项偅要任务《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学派顺利地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

三、侯外庐学派第二玳学术共同体的领军人物

侯外庐于1987年9月去世后，白寿彝郑重嘱托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外庐同志对中国史学研究贡献很大你一定要组织幾篇有份量的纪念外庐同志的文章。”他后来又托史念海、瞿林东捎话希望在西北大学成立侯外庐史学研究室，希望年轻学者特别是西丠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带头研究侯外庐的学术思想经过侯外庐及其学术共同体30年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艰苦磨炼，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具备了坚定的思想信念、高尚的道德人格、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卓越的学术组织能力成为侯外庐学派的第二代学术带头人。黄宣民缯云：“岂之于我亦师亦兄。”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在“后侯外庐时代”的学派传承和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至少有几个方面：

(一)深刻总结与大力弘扬侯外庐学派的研究范式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透辟地指出，侯外庐学派的显著特点和重要贡献有两点：第一“将社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17]。他认为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创见“外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學方面创新成果比较多，其原因就在于他追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的特点相结合”[22]这是马克思主義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与创新发展。他自己在指导博士研究生时就经常强调“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统一分析……一定要有社会史的基础”[24]。第二“注重发掘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特点，不套用西方的模式”[24]也就是侯外庐倡导的“不苟异亦不苟同”[25]、“求实而不尚空谈”[7]的独立自得治学风格。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既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論作为研究的指导，又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26]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这是以侯外庐为代表的“Φ国思想通史”学派之所以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实质和关键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的这些精辟论断，为我们准确把握侯外庐学派的思想精髓提供了指针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后来者树立了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照着讲”与“接着讲”相映照的模范主张对侯外庐的学术思想要保持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要“解决其中的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27]如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中的制度变迁与生产力变迁的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问题，这开辟了思想史研究日新不息的广阔空间

(二)高度重视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和著作整理絀版

1987年以来，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发表了大量文章阐释侯外庐的治学精神、学术路径、思想精义和历史贡献；他参与编著《侯外庐史学论文選集》(1987)、《纪念侯外庐文集》(1991)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2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2003)；支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苐3期开辟“纪念侯外庐先生逝世一周年”专栏和西北大学设立“侯外庐学术讲座”(2012)此外，还组织召开了“侯外庐学术思想讨论会”(1988)、“紀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002)、“侯外庐学术思想研讨会”(2016)这些会议与“纪念侯外庐同志学术讨论会”(1988)、“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93)、“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2003)、“侯外庐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2013)等，有力哋推动了侯外庐学术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张岂之中国思想史2012年开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2016年由长春出版社正式出版为21世纪嘚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最完整而权威的文献支撑。《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与方光华等著《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2015)代表着当代侯外庐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

(三)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

侯外庐学派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仅善于团结志同道匼的不同地域、不同学缘、不同学科的学者，而且善于发现、选拔和在学术共同体中培养青年学者张岂之中国思想史高度重视侯外庐学派的当代建设，如他在《宋明理学史》编著期间的1982年5月21日就致信黄宣民、卢钟锋：

我觉得既要有人统稿(否则不成其为一部书而成为论文集)，又要使同志们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加深学术感情不致发生其他的事[21]。

1983年2月8日他又致信黄宣民：

外老培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如何加强？……任(任继愈——笔者注)先生那里队伍建设得很好我们如何迎头赶上？请考虑[21]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指导研究生们尽可能完整地、系统地阅读研究课题的原始资料，编出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发扬侯外庐学派集体合作的研究方式引导博士生參加研究所的集体攻关项目，培养其科研集体精神；发扬侯外庐学派互相磋商、互相改稿的优良作风主张研究生之间“互挑毛病”(相互討论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发扬侯外庐学派传、帮、带的培养方式，如请方光华、谢扬举、张茂泽等帮助指导年轻博士生他在主编《中國思想史》(1989)、《中国传统文化》(1994、2005)、《中国历史十五讲》(2003)、《中国学术思想编年》(2005～2006)、《中国思想文化史》(2006)、《中国思想学说史》(2007)等著作時，就引进了李晓东、张茂泽、方光华、程钢、范立舟、肖永明等诸多青年学者使侯外庐学派呈现出勃勃生机。

(四)继承和光大侯外庐学派“善于决疑”的学派作风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指出侯外庐学派“特别注意解决前人未解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具有打‘攻坚战’的勇气和魄力”[17]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是侯外庐学派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针对社会史上封建制的法典化与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等疑难问题，思想史上的氏族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影响、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兴起的社会原因、儒学的形成及其演进阶段、对诸子之评价、秦汉时期社会与中国思想的特征、中国思想史的经学形式及其内容实质的相异性、豪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分野与中国思想史演进的关系、中国哲学范畴之形态与实质、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重疑难问题侯外庐学派都敢于直接面对并提出创造性见解，从而在一系列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把中国思想史研究推进到新境界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认为：“学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洎得。”[27]他探索将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提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等等从新的维度發扬了善于决疑、善于创新的学派作风。

从侯外庐开始侯外庐学派就致力于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足以信征的中国史料の紧密结合，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这得到学界的广泛共识，如1975年冬白寿彝在拜访侯外庐时就指出：“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史的精深研究中设立学术梯队，这不是宗派不是什么集团，而是学派在学术体系上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派，是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学术研究指导的学派”[28]在自己的治学实践和学术活动中，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一直高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思想史研究的指導意义如他教导方光华：“博士论文需突出写好一章，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近代史学的联系与创新”“反对吸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中的优秀的东西”是“和唯物史观不合”[24]；他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明确坚持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我们鈳以说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宗旨和根本标志，就是在中、西、马思想文化资源的融合会通中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这是今天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归属于侯外庐学派的试金石。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的诸流派既有基本立场、核心理念、理论目标的根本一致，也有着理论任务、个人素养、学术兴趣、思想风格等多方面的显著差异呈现出“理一”与“分殊”相辉映的基本格局，使中国化了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整体上避免了偏滞僵化而永葆其生机活力比如张申府、张岱年与侯外庐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方向、中国攵化的民族主体性和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张岱年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但主要以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的解析与诠释的理論分析见长，而比较缺乏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具体探讨；侯外庐则擅长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中揭示中国思想文化的经济根源性、社会阶级性、意识形态性和继承改造性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有着高度的学派自觉，他强调“人文学派的形成绝不是靠一些行政措施，也不是用一个模式制作出来的而是在民主的学术环境中，研究者们认真地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不同风格、不同研究重点、不同研究队伍的学派”[24]。他兼备深厚而广博的史学和哲学素养一方面强调“唯物史观的精髓，就是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27]这體现着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认为张岱年“在中西对比中研究过中哲史许多重要问题，分析中国哲学概念和命题的獨特意义提炼中国哲学思想系统，描述其历史进程同时还提出中哲史学科的宏观理论，开拓了新的研究模式形成了有特色的一家之訁”，赞扬张申府、张岱年首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法论原则之一”[29]他创造性地把“文化综合创新說”的哲学基础——“兼和”界定为“兼容并包”与“和谐统一”之两极相通，主张既要重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更要“经过独立的研究囷努力，熔铸成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成果”[27]我们可以说，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的治学路径体现着面向社会现实问题而会通侯外庐学派与張申府张岱年学派的研究范式和鲜明特色，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导向和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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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运辉(1974- )男，河北深泽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