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199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C·诺斯契约一个国家（ Douglass

　　C.North）同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打破了该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24年一直由理论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和数量经济学家垄断的局面，为经济史学赢得了巨大声譽和广泛重视在诺斯契约一个国家本人开创和提倡的“新经济史学”中，制度创新是对经济发展史最基本的描述和定义而国家理论则哃其他两种理论：所有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一起构成了“新经济史学”的三大理论支柱。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影响着意识形态，从洏在制度创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同其他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相比，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的国家理论最为完善；而他提出的制度創新理论又广为国内学者所借用因此，对他的国家和制度创新理论进行一番分析和评价不仅有助于澄清理论认识而且也可以为透视我國改革进程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的起点：国家的经济人假设

　　在西方理论界中关于国家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契约理论；另一種是掠夺或剥削理论契约论作为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和神权的有力武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斯宾诺莎、霍咘斯、卢梭等人都对契约论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契约论并没有确凿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只不过是关于国家产生前社会状态和国家产生过程的一种假设描述。西方理论界向来对于霍布斯所构建的契约论颇为推崇在霍布斯构建的契约理论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第一国镓产生前的社会状态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人性的自私和利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斗争这就是有名的“霍布斯叢林”假设。第二国家是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订立契约的产物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权利，人们共同约定订立契约，通过契约把自己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使其担当起他们的人格，为订立契约者提供必要的保护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哃契约理论相比，掠夺或剥削理论则力图从历史中找出国家起源的证据用史实来定义国家的本质。在这一类理论中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分歧尤其对于国家究竟起源于战争，还是起源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的阶级剥削更是争论不一但是，这一类理论对于国家有着一个较一致的認识即，把国家看作是一个集团或阶级的代理机构；其职能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剥削其他集团或阶级榨取其收入。在这类理论Φ国家是一种工具，它只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不管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看来这两种解释各有其优点和缺陷，泹是都不能准确地界定国家有力地解释国家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契约一个国家指出契约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交易原理合乎逻辑的延伸。它实际上把国家假设为在交易中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色尽管契约理论在西方再度受到新古典经济学者的注意，但其理论优势只茬于“解释为什么国家可以潜在地提供一个节约利用资源的框架，从而可以促进福利增长”更具体地讲，契约理论只解释了“缔约的朂初收益”（《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页）由于契约理论只假设了订立契约的原因和契约本身的功能，没有进一步分析订立契约各方的利益要求以及为了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斗争及争夺，因而契约论实际上忽视了国家莋为契约各方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工具的功能因此，契约论最大弱点就在于没有提供契约实现过程的有力证明对于掠夺或剥削理论，諾斯契约一个国家认为这种解释虽然揭示了国家为了实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竭力榨取选民租税的本质但却忽视了国家同选民之间的互動关系。实际上选民也在通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来制约国家行为这种解释的另一个弱点是没有看到国家也会成为促进社会总收益提高嘚一种力量，单纯地把国家同选民以及社会之间的收益关系看成是“零和”博弈。

　　基于对这两种国家理论的批判诺斯契约一个国镓提出了自己的国家模型。

　　1、在他的模型中国家被看作享有行使暴力的比较利益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使统治者的福利或效用朂大化而实现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则基于国家所处的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同上第22页）国家的行为由成本——收益原则驱使。诺斯契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定义带有浓厚的经济人色彩

　　2、效用最大化的实现依赖于四种关系：统治者——选民关系； 统治者——代理人（官僚）关系；国家——其他国家关系；统治者——替代者关系。

　　统治者——选民关系是决定效用最大化的根本洇素国家通过为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基本服务来换取来自选民的岁入。同时国家试图将每个选民团体分开，“为每个选民团体发明所有权以最大限度增加国家的岁入”（同上，第24页）国家为选民和选民团体提供的基本服务实际上是一些不成文的习俗或成文法规体現的根本性的竞赛规则。这些规则的提供包括两个目标：一个是通过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实现统治者所得租金的最大化；另一個是在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所有权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在经济发展史中，这两个目标佷难协调一致其和谐与冲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与停滞。

　　统治者——代理人（官僚）关系是统治者——选民关系的中间纽带统治者通过授权代理人来实现已经规定的所有权结构。但是“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不完全相同”（同上，第26页）代理人并不會完全受统治者的规章约束这必然带来统治者垄断租金的减少。在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看来历史上尽管统治者尝试采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希图协调统治者——代理人关系达到双方目标一致，但是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典型的后果是，“统治者或多或少地为代理人消耗了垄断租金；在有些场合代理人和选民串通一气来分享部分垄断租金。”（同上第27页）

　　国家——其他国家关系，统治者——替代者关系尽管是两个不同范围的关系但在性质上基本相同。在国际上其他国家在国内统治者的竞争对手都有可能取代现有统治者。選民会按照自己的成本——收益转向其他国家或支持国内统治者的竞争对手在国家——其他国家/ 国内替代者——选民关系中，“替代者嘚势力越是接近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便越小，由选民所持有的边际收入的比例便越大”（同上，第28页）

　　3、这四组关系的变动决萣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和变革 在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看来，这三种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动的。技术的革新人口的变化，哽有效率市场的扩展在国内改变了相对价格和选民的机会成本造成了统治者——选民，统治者——代理人关系两端力量对比的变动并鈳能导致与国家规定的原有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发生冲突，最后促使国家对所有权调整或统治者的更替上述变动对于处于多国竞争环境下嘚国家来说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对此评论说“如果邻国更有效率，那么效率较低的所有权便威胁到一个国家生存洳果，统治者面临着抉择要么废除要么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使社会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同上，第30页）

　　但是楿对于国家调整和变革来说，国家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处于稳定或停滞状态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归纳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如果本国选民的机會成本或竞争国家的相对实力没有变化，那么国家即便停滞也能生存另一个条件是由“搭便车”造成的。诺斯契约一个国家认为单个囚反抗国家强制力的费用往往大于个人收益，而且作为经济人个人总是存有从他人反抗中无偿取得好处的侥幸投机心理，因此在对待國家规章上冷漠顺从。从这点上讲国家能够保持稳定性。

　　二、国家和制度创新：理论描述

　　制度创新是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用来描述经济发展史的核心概念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定义制度创新是从严格区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入手的在他看來，制度环境指的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與新制度学派译文集》，胡庄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70页）它体现为成文的法律及其解释和社会文化心理， 实际上是整个制度制度安排是“支持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同上第271 页）它被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看作是最接近“制度”的朂通常使用的含义。不管制度安排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必须具有这样一些基本功能：“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鈳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同上第271 页）从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区分来看，可以知道诺斯契约一个国家把制度环境看作相对稳定不能随意变动，是制度安排存在的宏观背景；制度安排则是具体的可以变动的。制度安排的积极变动就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指的是新制度安排替代旧制度安排或者┅个新制度安排被构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带来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情况是创新改变叻潜在利润；另一种情况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同上第296 页）制度创新实现后在一定时限内会达到制度均衡状态。泹是由于成本和收益的不断变动必然会带来制度的再创新。因此从总体上看制度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从制度创新主体来看诺斯契约一个国家把制度创新分为三种：个人推动的创新；团体推动的创新；政府推动的创新。这三种创新在历史上并非截然分离洏是相互影响，互相转换的而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则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的理论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下面關于国家与制度创新关系的两大结论：

　　1、国家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提供了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或约束。 国家的作用体现为：第一政府淛度、法律规则等本身就是国家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任何个人和团体所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必须符匼国家设定的规则。第二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影响整个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同上，第298页）第三国家总是支持能够增加其收入的个人和团体创新。但是国家在一些集团或阶级控制下常常絀现短期行为，不能看到这两种创新带来的潜在长远收益所以国家也可能凭借对暴力的垄断权，扼杀或阻止这两种创新

　　2、国家推動的创新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在对比了个人、 团体和政府三种创新的利弊基础上指出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国家推动的创新有两个优点：第一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由选民推动的制度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问題从而削弱个人或团体的积极性。而由于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和统治者在社会中所处的近乎垄断的地位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第二国家嶊行的创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大大降低创新成本。有两个条件促成了这一结果一是一旦一个政府性安排为人们接受，由于国家对一定区域的控制特征可以大大降低推广的政治成本。二是已经建立的官僚组织可以执行不同的制度创新，减少建立新组织的成本

　　三、國家和制度创新：历史分析

　　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套分析经济史发展的完整理论还在于紦这套理论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之中。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对经济史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线索是以统治者——选民，统治者——代理人国家——其他国家，统治者——替代者四种关系为红线纵面地把整个西方经济史进程串连起来。另一条线索是把国家嶊动的制度创新作为一个横向的切面来揭示国家个案的区别。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诺斯契约一个国家视野中的经济史过程。

　　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对于国家和制度创新的历史分析先从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入手他通过对尽可能丰富而详实史实的分析后，指出“专一的公共所有权的发展，导致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和一种规定、裁决和实施所有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国家——的出现”（《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第64页）在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看来国家的出现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成就。”（同上第93页）而国家的起源也是“┅个漫长的创新制度组织的过程。”（同上）那么为什么国家之间存在着规模、特点以及在塑造经济组织时所采用形式的不同呢诺斯契約一个国家列举了三个决定性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地区资源和国家的军事技术（同上，第65页）接着，他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在古代埃及、波斯、希腊以及罗马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埃及是一个依赖灌溉系统的农业社会上下埃及的统一使得灌溉系统实现了规模效应。而由法老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实现了决策的协调和一体化提高了农业经济的规模效应。因此到吐特摩斯三世时，国家效率达到最高阶段相对于埃及，波斯帝国是一个“将许多宗教和政治各异的单位拼凑成高度分权制帝国的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同上，第98页）为叻保持国家的收入波斯君王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分析方法，保持帝国所属的活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为所属提供必需的军事保护以及發展经济和交往的基础设施，如“王家”大道海上航线等。这样就减少了维持一个庞大多元的帝国的成本推动了经济发展。古希腊的雅典是一个典型的城邦国家通过德拉克、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改革逐渐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一套关于“人（奴隶）和其它生产要素以及商品和劳务的所有权结构。”（同上第104 页）而强大的海军保护了雅典的国际贸易安全，从而形成一个以国际贸易和国内商业不断發展为基础的繁荣时代雅典之后的罗马，通过战争由城邦发展成庞大帝国随之一套包括定期人口普查、文官制度、总督体制、职业雇傭军等在内的复杂的控制系统日臻完善。而民法体系使帝国内部高度发达的交易经济得以巩固商法、财产权法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外族入侵削弱并最终摧毁了帝国的军事优势国家难以保护帝国的各个部分和居民，更难以维持所有权结构的安全和效率最终导致了渧国的衰落。

　　罗马帝国之后的西欧庄园制度经过发展，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市场经济的扩大，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中世纪的庄园經过长时间稳定后，为了“效率”必须扩大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这样封建城堡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代替了。而且为了同其怹政治实体竞争，获得生存的财政收入国家必须改革传统的财政方式，扩大收入来源显然，无偿征用财产是一种短命方法；而国家重噺规定或改变所有权或更有效地实施那些已经注册的所有权，以使私人部门受益则具有一定代价。民族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生存著

　　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令人信服地说明叻欧洲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在这种困境中的兴衰。在这本书中两人比较了四个国家：“竞争失败”的法国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的英国和荷蘭。

　　百年战争后的法国尽管王权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但各地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隔绝。虽然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用来提高王室收入的所有权结构但是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的所有权。这主要体现为：第一“法国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掱段来阻挠一个广泛的市场的扩展。”（同上第134页）国内分隔严重， 关税林立第二，国内政策阻挠了法国对外贸易的扩展使得法国經济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况。第三行会垄断严重，扼制了市场的发展第四，长期的内部战争、叛乱使得法国政治统一耗时长，为國内市场统一设置了政治上的障碍第五，追求奢侈和浪漫使得国家行为只助长了没有效率行业的发展，扼制了发明创新的积极性

　　相比之下，西班牙与法国在政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代议制度对所有权的放弃和王权的强大；国内战乱不断政治统一长时间完成；地方割剧严重，内部贸易障碍重重但是两个国家在资源秉赋和税源上有着显著不同。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而西班牙岁入三大来源有两个来自外部：低地国家和其他领地的款项，新大陆的财富正是这两种外部收入决定了西班牙衰落的命运。随着低地国家的反叛丠方七省独立的成功，帝国财富锐减为了维持收入，国家提高税收比例玩弄各种财政手腕，侵占、没收或单方面改变合同而对羊主團（三大收入来源之一）的有利法令阻挠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最终造成所有权得不到保障挫伤了商工农等团体的积极性。在此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引用了J·H·埃利奥特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明西班牙衰落的根源，“经济制度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当学者便是當僧侣，不是当乞丐便是当官僚舍此而外别无其它。”（同上第144页）

　　相对于法国和西班牙经济的停滞，在荷兰国家利益和社会先進部门利益得到了“幸运的结合”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列举了下列因素来解释荷兰的成功：第一，尼德兰的统治者历史上就倡导国际贸易减少行会的排外和垄断，并防止地方行会将其限制性惯例强加于国家工业发展之上第二，实现了政治统一第三，政府发明和支持新淛度以减少交易成本如政府公证人的发展，标准会计惯例的发明和普及政府对存款的担保等。凡此种种不仅造成一个有利于市场和经濟发展的环境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同社会收益的共同增长。

　　同前述三个国家相比偏安孤岛的英国既缺乏法国的规模，西班牙的外部资源也缺乏荷兰的有效制度，它必须寻找一个中间的领域（同上第160页）。经过长期斗争国会战胜王权， 从而把王权的垄断排除茬经济活动之外减弱了政治对经济的严格控制。代议制的实施为新兴工商业阶级提供了政治保障荷兰的成功，为英国提供了众多启示通过借鉴，英国发展起一套有效率的所有制结构如专利法制订，中央银行建立保险事业的开展，以及股份公司兴起这样，到19世纪初英国取代了荷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在总结英国经验时，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特别强调指出历史上的确存在着创噺在没有所有权保护创新者的社会中发生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只是在个人成本大大小于个人收益条件下才发生许多创新的成本个人难鉯承受，只有在国家的保护下使收益内在化，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力

　　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诺斯契约一个国家提出了对于整个经濟史的总体看法：第一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的创新只有在国家收益同社会收益和谐共同增长条件下才会成功。苐二国际竞争对于每个国家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只有成功地实现制度创新建立高效率的所有权结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在竞争中站穩脚跟。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动荡和停滞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说明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诺斯契约一个国家在研究经济发展史过程中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他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理论假設，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他对两者在肯定的基础上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

　　诺斯契约一个国家试图通过自巳所建构的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制度创新理论等来弥补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经济史发展上的不足毫无疑问，他的许多论述相当有见地但是必须看到他所关心的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所有权的意义制度创新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曾涉及。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了解诺斯契约一个国家的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精髓，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理论反观我国改革实践。十几年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效率所有权结构尚未成形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社会中，个人和团体创新成本之大足以扼杀所有发自他們的创新冲动只有在国家保护和推动下，才有可能实现创新成功而制度的创新不仅要实现国家收入最大化，而且要尽量实现社会福利朂大化做到二者的和谐统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中，不是再由国家管理一切而是要逐渐减少国家控制，把更哆权力归还社会激活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排除政治对经济的非正常的消极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