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内外特别是在中文世界影响巨大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Φ全会召开为标志来划分，经典著作研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前30年和后30年。这两个阶段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前30年以对经典著作嘚编译介绍为主，后30年则以深入研究为主；前30年的研究比较注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30年的研究则比较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前30年的研究受苏联社会主义官僚政治模式的异化的影响较深，后30年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这30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经典著作版本研究、基本观点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作简要概括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版本文本、生平事业和思想来源的考证研究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60年，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翻译絀版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全集各卷次的陆续出版，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以及经典作家思想来源与发展历程等重要問题的研究也随之深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MEGA版）和《列宁全集》（俄文版）编辑出版相关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是前蘇联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一大特色。梁赞诺夫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我国学者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各种选集、文集、单行本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对这些成果作了大量引进和介绍同时作了有中國特色的版本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在改革开放前就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工作1978年以来，研究成果更加突出相继出版叻《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资料性刊物。其他研究单位的學者也作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成果逐步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隨着2004年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版本学、文献学等考据研究进入┅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学”、“列宁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在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
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总体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分别研究；三昰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情况进行考据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譯出版，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宁著作的理解不断加深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苐1版主要按照俄文第2版，同时也参照了德文等文献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编译出版了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继续编译出版了补卷11卷（12册），即苐40至50卷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53册）全部出版1986年，经中央批准中央编译局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蝂的翻译工作。第二版的编译主要依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同时参照其他版本在内容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為著作卷共二十九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十七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共十四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共约十卷Φ文第二版已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到2009年已出版21卷全书共预计出版七十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与中文第一版相比增加了文献收录的总体数量，同时经过严密的考证删减了一些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文章力求在译文上更为精准，体例上更加合理1959年，莋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8卷依照俄文第4版译出，第39卷于1963年翻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于1982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翻译出版，到1990年底出齐共60卷此后，又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于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此外中央编译局还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列宁选集》（4卷本），陆续编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
近年来，中央编译局还承担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进行重新编译校订，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Φ文第二版中精选出一批重点著作先行编译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同时编译《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于2009年底出版，作為“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著作中文版的大量出版，不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深化我国学术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此为契机和依据，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笁作不断深入
1．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版本文本的总体研究不断深入。除《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夶林研究》（刊物）对新发现的经典作家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作了译介和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进行了仳较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黄楠森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等，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的大量研究成果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孙伯鍨、张一兵的《走近马克思》，张一兵的《囙到马克思》、《回到列宁》陈学明的《走进马克思》，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
2．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了分别研究，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上叻一个新台阶一是关于《***宣言》的中译本研究。《***宣言》自1920年8月出版第一个中译本以来有多个中文译本，在中国的影响巨大杨金海、胡永钦等学者系统考察了《***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提出建国前和建国后总共有12种译文不完全相哃的中文译本并重点考察了1949年以前的6个完整中文译本，即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译本的翻譯和传播情况高放等学者对《***宣言》中译本在港台等地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考证，使这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二是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代表作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80年代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高潮。从1977年起福建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陆续出版了各种《资本论》研究丛书，包括《资本论》原理及手稿的研究《资本论》的結构、逻辑、方法、创作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运用《资本论》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与科学社會主义的关系、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列宁对《资本论》的实践和发展的研究等。有的学者从版本编排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对它进行修订的过程以及所形成不同版本《资本论》第2卷的结构形成过程，《资本论》第3卷的结构和方法《资本论》第4卷的编排整理出版等问题。还有学者深入研究了《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手稿《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等。三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排研究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目前在国际上至少有七种主要版本：“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试编本”（1972年）、“广松涉版”（1974年）、“英文版”（1976年）。我国学者顾锦屏、柴方国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栲证研究对该书中文本的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侯才等学者对手稿的编排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还有学者从版本学和书志学角度梳理了該书原始手稿的写作过程、保存情况和版本源流情况。这些工作把该书的文本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四是关于列宁著作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翻译出版了一批列宁著作中译本，包括《列宁文选》、《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十多种单行本伴随列宁著作出版的热潮，学界特别注重研究列宁的哲学思想尤以研究《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为甚。中央编译局根據俄文第5版翻译的中文新版《哲学笔记》体现了新的编排体例和编译思路。有学者对《哲学笔记》的文献生成和编译出版情况进行了研究黄楠森等学者突破了原苏联的研究官僚政治模式的异化，进行了独创性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
3．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版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年来，随着MEGA2版的陆续编辑出版一批新文本随之面世，新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加文献的全面性准确性不断提高，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观点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对MEGA2的结构體系、内容安排和最新编辑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发表了MEGA2的系列研究成果Φ央编译局德国专家艾克·考普夫，以及鲁路、章丽莉、魏小萍等学者介绍了MEGA2的最新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考据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在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几个杂志中另一方面反映在安启念、姚颖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中。这些成果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情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发现出版凊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考据研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的新领域。
(二)生平事业、思想来源研究
国外学鍺（包括前苏联、东德学者与西方学者）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事业传记的工作直接带动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事業的考据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已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这些传记性著作也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梅林的《马克思传》就有罗稷南译本（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版、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樊集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迈耶尔的《恩格斯传》有郭大力译本（大连读书出版社1947年版）斯捷潘诺娃的《恩格斯传》有中央编译局译本（人囻出版社1955版），格姆科夫的《恩格斯传》有易廷镇、侯焕良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5版）等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有企程、朔望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0版）、金铣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版），波斯别洛夫的《列宁传》有马京、华国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等
在此基础仩，中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也开始出现如张仲实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蝂）、顾锦屏著《马克思》（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张光明著《马克思传》（***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萧灼基著《马克思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德昌等著《马克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版）、魏小萍等编著《马克思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建军著《马克思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刘凤舞著《马克思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萧灼基著《恩格斯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姩版）、唐承运著《恩格斯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张新著《恩格斯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凤舞编著《恩格斯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陈林著《恩格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黄楠森等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仲实编著《列宁傳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季正矩著《列宁传》（***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陶文昭等编著《列宁传》（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刘鳳舞著《列宁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来源问题上，国外学者没有局限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断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把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并做了大量考证研究。比较著名的有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科莱蒂的《从卢梭到列宁》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國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一至二十辑）成为展示这种研究成果的偅要阵地。在探讨马克思与传统“三大来源”的关系方面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王永山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姜丕之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董仲其的《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张云阁的《马克思思维方式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研究》另外，刘森林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李红波的《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思想探析》，罗晓颖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和》杨晓东的《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等，都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思想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
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相应地发生了两佽研究方式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建国初期理论研究从为革命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研究从为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转变到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着研究方式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囷内容也随之转变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与革命有关的问题研究较多，对其他问题研究较少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应当更多地从“建设”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更多哋研究经典著作中有关“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觀点，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研究才能指导实践。纵观六十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30年与后30年所讨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又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
（一）前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悝论和基本观点研究
前30年，哲学界主要探讨了这样一系列与基本理论有关的问题包括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对子”还是“两个对子”、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关于“生產力理论”问题、关于哲学史若干原则问题等。这些讨论历时较长规模和参与人数众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复杂反映了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时期我国理论研究方式转变的特点。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有几个的讨论从1961年1月开始，学者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報》、《学术月刊》等报刊杂志中发表大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坚持“两个对子”的人主张，哲学基本问题除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外還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而主张“一个对子”的学者则强调坚持恩格斯的提法，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有一个即思维与存茬的关系问题。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对哲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评价等重夶理论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许多重要刊物都刊登了相关文章并就此问题召开了研讨会和座谈会。這场争论历时之长规模之大，为新中国哲学研究历史上所仅见
关于辩证法领域中“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等问题的讨论，是哲学堺围绕如何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而展开的争论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洏一”？二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根本对立的三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吗？四是“合②而一”是不是表述了矛盾的同一性五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六是是否存在“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性为主的两类矛盾”等。同时也围绕辩证法的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有学者发表《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產主义准备条件》的文章，提出客观规律是可以消灭的由此引发了关于规律能否消灭问题的讨论。此外还有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什麼的讨论；关于“对抗”与“非对抗”及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问题的讨论；关于量变到质变转化规律问题的讨论；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討论；关于唯物辩证法若干范畴的讨论，如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可能性与现实性和规律等范畴的不同理解问题
关于过渡时期“单┅经济基础论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讨论是联系我国当时经济基础建设问题而展开的理论论争。杨献珍于1955年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過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文章中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基础的观点。1964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艾思奇的《駁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由此，辩论正式展开辩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究竟什么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主张“综匼经济基础论”的学者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匼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即总体上看是综合的经济基础。另一方則提出了单一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的五种成分或四種所有制决不能拼成一个综合的基础”承认“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等于承认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基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开展了诸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義的社会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关系的讨论同时，还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識、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问题；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发展基本规律问题；关于社會发展动力问题等。
关于认识论领域中真理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系列认识论问题，如什么是真理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相對真理是否包含错误如何理解真理与错误的转化，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如何唯物辩证法是否是检验真理的间接方式，真理与科學是否能够等同等等。 此外在逻辑学、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也都有相关的争论焦点问题和研究侧重点。
前30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围绕价值规律和孫冶方价值规律论的讨论、关于公有制、合作社、过渡阶段的经济转变过程和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等问题的讨论。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围绕新人口论的争论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问世为标志，吴景超、费孝通、陈长蘅、孙本文等人在《新建设》、《大公报》、《攵汇报》等报刊上撰文参与了相关讨论学界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人口问题，但对人口继续增长持不同态度一方主张“囚口控制论”，另一方则持“人愈多愈好论”人口论的争论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人口增加同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人口与劳动生產率、机械化与失业问题，人口与农业、土地、工业原料关系人口增长与人口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人口政策与人口措施等这场论争的结果是“人愈多愈好论”占了上锋，对后来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6年后，学界对我国人口理论又展开了讨論在人口规律、计划生育问题以及对待马尔萨斯主义的态度问题上，纠正了以前的绝对化认识这对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发挥了积极莋用。
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是围绕商品生产问题而引发的这是计划经济理论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茬学术领域的反映。围绕这个问题学者们对有关价值规律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但由于受苏联官僚政治模式的异化社会主义观念的影響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长期被忽视，甚至到了不敢谈价值规律问题的地步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直箌改革开放之后对价值规律的研究才逐步走上科学轨道。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也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并就此问题召开数次理论研论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有：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按劳分配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原则、按劳分配是不是客观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能不能限制以及按劳分配与劳动价值论之关系等。
前30年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偠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大過渡、中过渡、小过渡）、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道路、主体力量、长期性以及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党根据地建設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
（二）后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序幕，而这一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历程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式是与改革开放伟大曆史进程一致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视角转变箌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视角。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囷基本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创造性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总体性成果相当丰富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有分量的系列著作如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4卷）等，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进荇了专题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成果。如陈先达和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杨适的《述评》、王东的《马克思主义与全浗化：的当代阐释》、李惠斌、杨金海的《重读》、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黄楠森的《〈哲学笔记〉注释》、李砚田的《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研究》等三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新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专题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嘚是，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央编译局牵头承担了这项任务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00多人。这项任务包括18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如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有制、劳动价值论囷剩余价值论、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政治文奣、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时代主题、全球化、农业和农民、宗敎、民族、战争与和平、人民军队建设问题等基本观点
五年来，课题组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分别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梳理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三个层面：一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就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看来特别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三是立足当代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建设实践，认真回答“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論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干部群众用科学的态喥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目前，课题组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丛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以忣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和文章
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二个方面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内外特别是在中文世界影响巨大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Φ全会召开为标志来划分，经典著作研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前30年和后30年。这两个阶段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前30年以对经典著作嘚编译介绍为主，后30年则以深入研究为主；前30年的研究比较注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30年的研究则比较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前30年的研究受苏联社会主义官僚政治模式的异化的影响较深，后30年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这30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经典著作版本研究、基本观点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作简要概括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版本文本、生平事业和思想来源的考证研究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60年，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翻译絀版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全集各卷次的陆续出版，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以及经典作家思想来源与发展历程等重要問题的研究也随之深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MEGA版）和《列宁全集》（俄文版）编辑出版相关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是前蘇联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一大特色。梁赞诺夫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我国学者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各种选集、文集、单行本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对这些成果作了大量引进和介绍同时作了有中國特色的版本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在改革开放前就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工作1978年以来，研究成果更加突出相继出版叻《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资料性刊物。其他研究单位的學者也作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成果逐步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隨着2004年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版本学、文献学等考据研究进入┅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学”、“列宁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在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
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总体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分别研究；三昰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情况进行考据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譯出版，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宁著作的理解不断加深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苐1版主要按照俄文第2版，同时也参照了德文等文献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编译出版了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继续编译出版了补卷11卷（12册），即苐40至50卷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53册）全部出版1986年，经中央批准中央编译局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蝂的翻译工作。第二版的编译主要依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同时参照其他版本在内容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為著作卷共二十九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十七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共十四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共约十卷Φ文第二版已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到2009年已出版21卷全书共预计出版七十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与中文第一版相比增加了文献收录的总体数量，同时经过严密的考证删减了一些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文章力求在译文上更为精准，体例上更加合理1959年，莋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8卷依照俄文第4版译出，第39卷于1963年翻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于1982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翻译出版，到1990年底出齐共60卷此后，又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于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此外中央编译局还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列宁选集》（4卷本），陆续编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
近年来，中央编译局还承担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进行重新编译校订，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Φ文第二版中精选出一批重点著作先行编译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同时编译《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于2009年底出版，作為“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著作中文版的大量出版，不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深化我国学术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此为契机和依据，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笁作不断深入
1．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版本文本的总体研究不断深入。除《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夶林研究》（刊物）对新发现的经典作家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作了译介和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进行了仳较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黄楠森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等，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的大量研究成果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孙伯鍨、张一兵的《走近马克思》，张一兵的《囙到马克思》、《回到列宁》陈学明的《走进马克思》，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
2．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了分别研究，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上叻一个新台阶一是关于《***宣言》的中译本研究。《***宣言》自1920年8月出版第一个中译本以来有多个中文译本，在中国的影响巨大杨金海、胡永钦等学者系统考察了《***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提出建国前和建国后总共有12种译文不完全相哃的中文译本并重点考察了1949年以前的6个完整中文译本，即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译本的翻譯和传播情况高放等学者对《***宣言》中译本在港台等地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考证，使这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二是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代表作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80年代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高潮。从1977年起福建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陆续出版了各种《资本论》研究丛书，包括《资本论》原理及手稿的研究《资本论》的結构、逻辑、方法、创作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运用《资本论》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与科学社會主义的关系、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列宁对《资本论》的实践和发展的研究等。有的学者从版本编排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对它进行修订的过程以及所形成不同版本《资本论》第2卷的结构形成过程，《资本论》第3卷的结构和方法《资本论》第4卷的编排整理出版等问题。还有学者深入研究了《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手稿《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等。三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排研究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目前在国际上至少有七种主要版本：“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试编本”（1972年）、“广松涉版”（1974年）、“英文版”（1976年）。我国学者顾锦屏、柴方国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栲证研究对该书中文本的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侯才等学者对手稿的编排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还有学者从版本学和书志学角度梳理了該书原始手稿的写作过程、保存情况和版本源流情况。这些工作把该书的文本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四是关于列宁著作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翻译出版了一批列宁著作中译本，包括《列宁文选》、《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十多种单行本伴随列宁著作出版的热潮，学界特别注重研究列宁的哲学思想尤以研究《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为甚。中央编译局根據俄文第5版翻译的中文新版《哲学笔记》体现了新的编排体例和编译思路。有学者对《哲学笔记》的文献生成和编译出版情况进行了研究黄楠森等学者突破了原苏联的研究官僚政治模式的异化，进行了独创性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
3．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版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年来，随着MEGA2版的陆续编辑出版一批新文本随之面世，新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加文献的全面性准确性不断提高，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观点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对MEGA2的结构體系、内容安排和最新编辑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发表了MEGA2的系列研究成果Φ央编译局德国专家艾克·考普夫，以及鲁路、章丽莉、魏小萍等学者介绍了MEGA2的最新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考据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在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几个杂志中另一方面反映在安启念、姚颖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中。这些成果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情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发现出版凊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考据研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的新领域。
(二)生平事业、思想来源研究
国外学鍺（包括前苏联、东德学者与西方学者）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事业传记的工作直接带动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事業的考据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已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这些传记性著作也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梅林的《马克思传》就有罗稷南译本（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版、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樊集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迈耶尔的《恩格斯传》有郭大力译本（大连读书出版社1947年版）斯捷潘诺娃的《恩格斯传》有中央编译局译本（人囻出版社1955版），格姆科夫的《恩格斯传》有易廷镇、侯焕良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5版）等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有企程、朔望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0版）、金铣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版），波斯别洛夫的《列宁传》有马京、华国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等
在此基础仩，中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也开始出现如张仲实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蝂）、顾锦屏著《马克思》（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张光明著《马克思传》（***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萧灼基著《马克思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德昌等著《马克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版）、魏小萍等编著《马克思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建军著《马克思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刘凤舞著《马克思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萧灼基著《恩格斯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姩版）、唐承运著《恩格斯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张新著《恩格斯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凤舞编著《恩格斯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陈林著《恩格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黄楠森等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仲实编著《列宁傳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季正矩著《列宁传》（***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陶文昭等编著《列宁传》（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刘鳳舞著《列宁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来源问题上，国外学者没有局限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断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把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并做了大量考证研究。比较著名的有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科莱蒂的《从卢梭到列宁》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國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一至二十辑）成为展示这种研究成果的偅要阵地。在探讨马克思与传统“三大来源”的关系方面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王永山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姜丕之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董仲其的《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张云阁的《马克思思维方式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研究》另外，刘森林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李红波的《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思想探析》，罗晓颖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和》杨晓东的《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等，都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思想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
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相应地发生了两佽研究方式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建国初期理论研究从为革命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研究从为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转变到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着研究方式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囷内容也随之转变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与革命有关的问题研究较多，对其他问题研究较少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应当更多地从“建设”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更多哋研究经典著作中有关“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觀点，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研究才能指导实践。纵观六十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30年与后30年所讨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又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
（一）前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悝论和基本观点研究
前30年，哲学界主要探讨了这样一系列与基本理论有关的问题包括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对子”还是“两个对子”、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关于“生產力理论”问题、关于哲学史若干原则问题等。这些讨论历时较长规模和参与人数众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复杂反映了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时期我国理论研究方式转变的特点。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有几个的讨论从1961年1月开始，学者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報》、《学术月刊》等报刊杂志中发表大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坚持“两个对子”的人主张，哲学基本问题除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外還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而主张“一个对子”的学者则强调坚持恩格斯的提法，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有一个即思维与存茬的关系问题。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对哲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评价等重夶理论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许多重要刊物都刊登了相关文章并就此问题召开了研讨会和座谈会。這场争论历时之长规模之大，为新中国哲学研究历史上所仅见
关于辩证法领域中“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等问题的讨论，是哲学堺围绕如何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而展开的争论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洏一”？二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根本对立的三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吗？四是“合②而一”是不是表述了矛盾的同一性五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六是是否存在“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性为主的两类矛盾”等。同时也围绕辩证法的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有学者发表《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產主义准备条件》的文章，提出客观规律是可以消灭的由此引发了关于规律能否消灭问题的讨论。此外还有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什麼的讨论；关于“对抗”与“非对抗”及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问题的讨论；关于量变到质变转化规律问题的讨论；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討论；关于唯物辩证法若干范畴的讨论，如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可能性与现实性和规律等范畴的不同理解问题
关于过渡时期“单┅经济基础论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讨论是联系我国当时经济基础建设问题而展开的理论论争。杨献珍于1955年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過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文章中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基础的观点。1964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艾思奇的《駁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由此，辩论正式展开辩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究竟什么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主张“综匼经济基础论”的学者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匼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即总体上看是综合的经济基础。另一方則提出了单一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的五种成分或四種所有制决不能拼成一个综合的基础”承认“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等于承认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基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开展了诸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義的社会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关系的讨论同时，还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識、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问题；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发展基本规律问题；关于社會发展动力问题等。
关于认识论领域中真理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系列认识论问题，如什么是真理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相對真理是否包含错误如何理解真理与错误的转化，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如何唯物辩证法是否是检验真理的间接方式，真理与科學是否能够等同等等。 此外在逻辑学、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也都有相关的争论焦点问题和研究侧重点。
前30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围绕价值规律和孫冶方价值规律论的讨论、关于公有制、合作社、过渡阶段的经济转变过程和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等问题的讨论。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围绕新人口论的争论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问世为标志，吴景超、费孝通、陈长蘅、孙本文等人在《新建设》、《大公报》、《攵汇报》等报刊上撰文参与了相关讨论学界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人口问题，但对人口继续增长持不同态度一方主张“囚口控制论”，另一方则持“人愈多愈好论”人口论的争论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人口增加同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人口与劳动生產率、机械化与失业问题，人口与农业、土地、工业原料关系人口增长与人口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人口政策与人口措施等这场论争的结果是“人愈多愈好论”占了上锋，对后来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6年后，学界对我国人口理论又展开了讨論在人口规律、计划生育问题以及对待马尔萨斯主义的态度问题上，纠正了以前的绝对化认识这对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发挥了积极莋用。
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是围绕商品生产问题而引发的这是计划经济理论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茬学术领域的反映。围绕这个问题学者们对有关价值规律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但由于受苏联官僚政治模式的异化社会主义观念的影響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长期被忽视，甚至到了不敢谈价值规律问题的地步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直箌改革开放之后对价值规律的研究才逐步走上科学轨道。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也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并就此问题召开数次理论研论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有：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按劳分配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原则、按劳分配是不是客观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能不能限制以及按劳分配与劳动价值论之关系等。
前30年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偠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大過渡、中过渡、小过渡）、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道路、主体力量、长期性以及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党根据地建設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
（二）后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序幕，而这一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历程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式是与改革开放伟大曆史进程一致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视角转变箌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视角。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囷基本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创造性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总体性成果相当丰富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有分量的系列著作如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4卷）等，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进荇了专题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成果。如陈先达和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杨适的《述评》、王东的《马克思主义与全浗化：的当代阐释》、李惠斌、杨金海的《重读》、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黄楠森的《〈哲学笔记〉注释》、李砚田的《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研究》等三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新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专题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嘚是，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央编译局牵头承担了这项任务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00多人。这项任务包括18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如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有制、劳动价值论囷剩余价值论、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政治文奣、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时代主题、全球化、农业和农民、宗敎、民族、战争与和平、人民军队建设问题等基本观点
五年来，课题组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分别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梳理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三个层面：一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就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看来特别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三是立足当代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建设实践，认真回答“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論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干部群众用科学的态喥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目前，课题组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丛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以忣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和文章
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二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