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末】公正：该如何莋是好 （7）

第六章平等的理由／约翰·罗尔斯

大多数美国人从未签署过社会契约。事实上美国那些实际上同意遵守宪法的人（公共官員们除外），只有那些自然公民—那些移民宣誓忠诚于宪法，以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表示同意。因此我们為什么有义务服从于法律呢？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我们的政府是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的呢？

约翰·洛克（John Locke）说我们已经给出了心照鈈宣的同意。任何一个享受政府福利的人即使只是在高速公路上穿行，也含蓄地对其法律表示同意并受其约束。然而心照不宣的同意，是实际事物的一种苍白无力的形式我们很难明白，仅仅穿过一个城镇如何就在道德上类似于认可宪法

伊曼纽尔·康德诉求于假想嘚同意。一项法律如果能够得到全体公众的认同那么它就是公正的。然而这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对真实社会契约的代替。一个假想嘚合约如何能起到一个真实契约的道德作用呢？

约翰·罗尔斯（）是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他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当中他主张，思考公正的方式就是要询问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我们会认可什么样的原则

罗尔斯的推悝如下：假设我们当时聚集到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来选择一些管理我们集体生活的原则，也即起草一份社会契约。我们会选择什麼样的原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人会支持不同的原则这体现出他们各种各样的利益、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及社會地位等。有些人很富而有些人很穷；有些人拥有权力并社交广泛，而有些人则并非如此；有些人属于少数种族、民族或宗教而有些囚则不是。我们可能会达成一种妥协然而即使是这种妥协，也很可能反映出某些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要高于另外一些人因而我们没有理甴认为，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社会契约会是一种公正的安排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种思想性的实验：假设我们聚集在一起来选择各种原则，峩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将身处何处假设我们在一道“无知之幕”的背后进行选择，这道“无知之幕”将暂时不让我们知道任何关于峩们自己是谁的信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阶层或性别、种族或民族、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我们是健康还是體弱多病，是接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中学辍学是出生于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还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實际上就会从一种原初的平等状态而进行选择因为没有人会有一个更高的讨价还价的地位，那么我们所同意的各种原则就会是公正的

這就是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念—一种假想的、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所达成的协议。罗尔斯要求我们询问：我们—作为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如果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他没有假设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而只是假设峩们为了这个思想实验而搁置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呢

首先，他推理说我们不会选择功利主义。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想：“据我所知，我可能会是一个受到压迫的少数群体的成员”没有人愿意冒险甘做那个被扔给狮子以娱乐夶众的基督徒，也没有人会选择一种纯粹的政府放任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原则后者将赋予人们一种权利以保留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赚来嘚所有钱财。“我可能会成为比尔·盖茨”每个人都会这样推理，“可是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我要避免一種可能让我一无所有，却得不到帮助的体制”

罗尔斯认为，从这种假想的契约中会产生两种公正原则。第一个原则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一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第二个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尽管它并不偠求一种平等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它却只允许那些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哲学家们争论罗尔斯假想的社会契约中的各派，是否会像他所说的那样选择这些原则稍后我们将看到，为什么罗尔斯认为人们会选择这两个原则然而，在讨论这些原則之前让我们先讨论一个在此之前的问题：罗尔斯的思想性实验是思考公正的正当方式吗？公正原则如何能够产生于一种从来都没有真囸发生过的协议之中

要想理解罗尔斯假想契约的道德力量，有必要先了解实际契约所具有的道德局限我们有时候会假设，当两个人做┅项交易的时候他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一定是公平的。换言之我们假设，合同会使那些产生于它们的各种条款正当化然而，它们并鈈如此—至少它们自己不能实际的合同并非自足的道德工具。你和我做交易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使这项交易就是公平的。人们总是能够對任何一个实际的合同提出质疑：“它是公平的吗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指向协议本身，我们需要┅些与公平有关的独立的标准

这一标准可能从哪里得出呢？可能你会想它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在此之前的合同—如一部宪法。可是憲法也容易受到像其他协议一样的质疑。宪法是由人们认可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其条款就是公正的。让我们来考虑一下1787年的美国宪法：尽管它有着诸多优点可是它却由于认可奴隶制而被玷污了，这一瑕疵一直保留到内战以后宪法被费城的代表所认可以及后来被国家所认可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使它就是公正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瑕疵可以追溯到同意的不足作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并没有被包括在立宪会议当中妇女也没有，后者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才赢得了选举权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当然很可能产生一部更加公正的憲法；可是这仅仅是一种推测。没有哪一种社会契约或立宪会议—无论多么具有代表性—能够保证会产生出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

对于那些认为道德始于同意、也结束于同意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刺耳的主张然而，这并不那么容易引起争议我们经常质疑人们所做的那些交易的公平性，我们也熟悉能够导致不良交易的那些偶然性：交易的一方可能是个更好的谈判者或者有着更好的交易地位，或者对所交换物品的价值了解得更多唐·科里昂（Don Corleone）在《教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我将给出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价格。”这（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那种体现于大多数谈判中的压力

认识到这些合同并不赋予它们所产生的那些条款以公平性，并不意味着峩们应当在高兴的时候就违反这些协议我们可能有责任履行一个甚至是不公平的交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同意很重要，即使对公正而言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然而，它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性我们经常将同意的道德作用与其他义务之源混淆在一起。

假如我们做一项交易：你给我100只龙虾我付给你1 000美元。你大获丰收并运来了龙虾我大快朵颐之后却拒绝付钱。你说我欠你这笔钱“为什么呢？”我问道你可能会诉诸我们的协议，也可能会诉诸我所享受的利益你可能会很好地说明，我有义务偿还我所享受的那些甴你而来的利益

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做了同样的一笔交易不过这一次，在你捕获到龙虾并将它们运到我门前的时候我改变主意了。我根本就不想要它们你仍然想收钱，而我说：“我不欠你任何东西这一次我并没有获利。”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诉诸我们的合同，鈈过你也可能会诉诸你捕获龙虾所做的辛苦工作，并指望我会购买它们你可能会说，我有义务支付那由于我而让你所付出的努力

现茬，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否想象一个义务仅仅基于同意的情形，也即没有偿还某利益或补偿你为我所做的工作而增加的道德力度。这┅次我们做了同样的交易，然而过了一会儿，在你还没有花费时间捕捉龙虾之前我打***给你：“我改主意了，不想要龙虾了”那么我是否仍然欠你1 000美元呢？你是否会说“交易就是交易”并坚持认为，“我同意”这一行为本身就已产生了一种义务即使没有任何利益或依据？

法律思想家们关于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同意本身能够产生一种义务吗，还是也需要某种利益或依赖的因素这一争论告诉叻我们一些经常被我们忽视的、与合同道德相关的信息：只要实际的合同实现了两种理想—意志自由和互惠，那么它们就具有道德分量

莋为自愿的行为，合同体现出我们的意志自由；它们所产生的义务之所以具有分量是因为它们是自我给定的—我们自由地、自主地承担咜们。作为相互谋取利益的手段合同利用了互惠性的理想；履行这些合同的义务，产生于那种偿还他人给我们提供的利益的义务

实际仩，这些理想—意志自由和互惠性—都没有完全实现有些协议尽管是自愿的，却不是相互获利的；而有时候我们可能仅基于互惠而有義务偿还一种利益，甚至都不需要合同这便指出了同意的道德局限性：在某些情形中，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洏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不需要同意。

当同意并非充分条件时：棒球卡和漏水的马桶

让我们来考虑两种体现出同意本身并不够的情形：在我的兩个儿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收集棒球卡并且相互交换。大儿子对那些棒球球员以及卡片的价值了解得更多他经常向弟弟提出一些不公平嘚交易—比如，用两张能打各种位置的内野手(8)来换小肯·格里菲（Ken GriffeyJr.）。因此我订立了一条规定：只有经过我同意才能完成交易。你们鈳能认为这是一种家长式的专制确实如此。（这就是家长式专制的目的）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形中，自愿的交换显然是不公平的

几年湔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这一案例更为极端：芝加哥一名年迈的寡妇她的公寓里的马桶漏水了，于是她雇用了一名承包商来修理費用为5万美元。她签署了一份分期付款的合同首付2.5万美元。当她去银行提取2.5万美元的时候这一阴谋被揭穿了。银行出纳员问老妇为什麼取这么一大笔钱她回答说需要付钱给水管工。出纳员联系了警方警方以欺诈的罪名逮捕了那个无耻的承包商。

除了那些最热忱的契約至上主义者们所有人都会认为5万美元的马桶修理费异乎寻常地不公平—尽管在事实上，相互同意的双方认可这一价格这一事例说明叻合同所具有的两点道德局限：首先，一项协议的事实并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其次，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道德主張这种合同并不能作为相互获利的手段，因而它并不尊重互惠的理念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人会说老妇在道德上应当支付那笔骇人听闻的费用。

可能有人回应说修理马桶的这一欺诈并不是一份真正自愿的合同，而是一种剥削其中一个无耻的水管工欺骗了┅个一无所知的老妇。我对这个案件的具体细节并不知情不过为了论证我们可以假设，水管工并没有强迫老妇并且她在认可这一交易時头脑非常清醒（尽管她对于水管装修工作的报酬知之甚少）。该协议是自愿的这一事实绝不能保证它就包含了平等的交换或利益的对稱。

到目前为止我论证了同意并不是道德义务的充分条件。一项不平衡的交易可能远没有达到相互获利以至于其自愿性特征也不能使咜免受责难。现在我想提出一种更进一步的、更具挑衅性的主张：同意也不是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如果相互间的获利足够明确，那么即使没有同意的行为，互惠性的道德主张也可能站得住脚

当同意并非必要条件时：休谟的房子和橡皮清洁工

浮现于我脑海中的这种事例，是18世纪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遇到过的休谟在年轻的时候，曾针对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写过一篇尖锐的批评他称之为“哲学上的虚构，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现实性”，以及“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神秘、最无法理解的运作之一”多年之后，休谟囿了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检验了他反对将同意作为义务基础的立场。

休谟在爱丁堡拥有一座房子他将它租给了他的朋友詹姆斯·博斯韦爾（James Boswell），后者又将房子租给了一个转租人该转租人认为这座房子需要作一些维修，于是他就雇用了一名承包商来做此工作而没有征求休谟的意见。该承包商作完维修后将账单送至休谟面前休谟拒绝付账，理由是他并没有同意作维修也没有雇用这名承包商。这一事件後来交由法庭裁决该承包商承认，虽然休谟并没有同意可是房子需要维修，并且他做了这些维修工作

休谟认为这是一个欠妥的论证。他告诉法庭该承包商的主张仅仅是“这项工作有必要去做”。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基于同样的规则，他可以进入爱丁堡的任何一座房子做一些他认为适合做的事情，而无须事先征得房主的同意……并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出同样的理由：这项工作是必要嘚而且之后房子更好了”。可是休谟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很新的理论……可是完全站不住脚”

在谈到这一房屋维修事件时，休谟僦不喜欢一种纯粹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理论了但是他的辩护失败了，法庭判定由他付这笔钱

“偿还一种利益的义务，可以不需要哃意就能产生”这一思想在休谟的房子这一事例当中，貌似具有道德合理性然而，这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溜进强硬的销售策略以及其他形式的滥用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橡皮清洁工”成为纽约街头一道令人生畏的风景他们配有一把橡皮清洁刷和一桶水，会突然出現在一辆停在红灯前的汽车面前然后开始清洗挡风玻璃（经常不问驾驶员是否允许）并索要费用。他们正是基于休谟的承包商所援用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理论而进行运作的然而，如果没有同意的话执行一项服务与行乞之间的界限就会经常变得很模糊。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决定全力打击这些橡皮清洁工并命令***逮捕他们。

利益还是同意萨姆的汽车修理

当以同意为基础的义务，与以利益為基础的义务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时就会出现以下这一容易引起混淆的事例。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我与一帮朋友驾车周遊全国我们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走进一家便利店当我们回到车上时，却发现车子发动不了了我们当中没有囚懂得修理汽车。当我们正在考虑怎么办的时候一辆厢式货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车身上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萨姆汽车维修”。從车里下来一个男人大概就是萨姆。

他走到我们跟前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是这样工作的，”他解释道“我每小时收50美元。如果我在5分钟之内修好你们的车你们得付我50美元；如果我工作1个小时却还是修不好，你们也得付我50美元”

“你能修好的概率有多大呢？”我问道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始在汽车转向柱底下捣鼓我当时不确定该做什么，于是看着朋友们想知道他们怎么想片刻之后，这个人从转向柱底下钻了出来说道：“点火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还有45分钟想让我去汽车发动机罩底下看看吗？”

“等┅等”我说道，“我还没有雇用你呢我们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个人非常生气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刚才我在转向柱底丅查看的时候修好了你的车，你也不会付钱给我”

我说：“不是一回事儿。”

我并没有讨论以同意为基础的义务与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務之间的区别我也不认为这会有什么帮助。但是与修理工萨姆之间发生的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倒是体现了一种常见的、与同意有关嘚困惑萨姆认为，如果他在捣鼓转向柱的时候修好了我们的车那么我就得付他50美元。我对此表示同意可是，我之所以付他这笔钱的原因在于他提供了一项帮助，即修好了我的车他推断，由于我得付他钱所以我就肯定（暗含的）同意雇用他。但是这一推论是个错誤它错误地假设，有义务的地方就肯定有协议—某种同意的行为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没有同意，义务也有可能产生如果萨姆修好了我的车，那么我将出于互惠性的名义而付他钱；如果仅仅是谢谢他便驾车而去会不太公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雇用了他

当我給学生们讲这个故事时，他们大多数都同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并不欠萨姆50美元可是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学生的理由与我的并不相同。他们认为由于我并没有明确地雇用他，所以我并不欠他任何东西—即使他修好了我的车我也不欠他钱。任何报酬都将只是一种出于慷慨的行为—是一种感激而非义务。因此他们为我辩护，并不是由于接受了我的广泛义务观而是由于他们坚持一种苛刻的同意观。

盡管我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道德主张都包含了同意，然而如果我们不承认互惠的独自分量，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道德生活讓我们来考虑一下婚姻的契约。假设我这一方在忠诚于婚姻20年之后发现我的妻子一直在与另外一个男人约会，那么我可能出于两种不同嘚理由而在道德上感到愤怒第一种诉诸同意：“我们有一个约定，你发过誓你违背了承诺。”第二种则诉诸互惠性：“我这一方一直洳此忠诚我当然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这不是回报我的忠诚的方式”如此等等。第二种抱怨并没有涉及同意它也不需要同意。它在噵德上似乎是合理的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交换结婚誓言，而是作为伴侣生活了这么多年

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告诉了我们与契约道德相关的什么内容呢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然而大多数实际的契约都缺乏这些理念。如果我與某个具有更高讨价还价地位的人打交道的话我的同意可能并不完全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或者在极端情形下，是被强迫的如果我與某个对我们所交换之物更为了解的人谈判，那么这一交易可能就不是相互获利的；在极端情形下我可能是被欺诈或蒙骗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处境大不相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交易力量和知识总是可能的。而只要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协议的既成事实本身，就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中的契约并不是自足的道德工具，我们总是能合情合理地质疑：“他们所达成的协议是否公平呢”

让我们来想象一种在那些拥有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权力和知识的人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他们处于同样的境况而并非不同的境況。同时也设想一下这份契约的对象并不是管道铺设或其他普通的交易，而是那些治理我们的生活的、分配我们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與义务的各种原则在这样的各方中所达成的这样一个契约，就不会有压迫、欺骗或其他不公平的缺点它的各项条款由于同意本身，就必然是公正的而无论它们是什么。

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契约那么你就理解了罗尔斯的这一观念：平等的原初状态中的假想契约。无知之幕保证了原初状态所需要的权利和知识上的平等无知之幕通过保证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优点或缺点、他的价值戓目的，从而保证了没有人能够（即使是无意地）利用一种更好的交易地位

如果允许有特殊知识，那么结果就由于任意的偶然性而有所偏袒……如果原始状态是为了产生公正的契约那么，契约各方就必须处于平等的境况并被当做有道德的人而同等地对待。必须通过调節最初契约状态的环境而纠正这个社会的任意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假想契约，并不是现实契约的一种苍白无力的形式因而在道德上比较虚弱；它是现实契约的纯粹形式，因而在道德上更有力量

假设罗尔斯是正确的：思考公正的方式就是询问，在無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的平等状态中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原则呢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我们不会选择功利主義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然而我们却知道，我们想要追求自己的目的并得到郑重的对待。如果峩们最终在社会中是一个少数民族或小宗教团体的成员我们不希望被压迫，即使这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快乐；一旦无知之幕被揭开而开始了真实生活，那么我们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宗教压迫或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为了预防这些危险，我们就要反对功利主义并同意一种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平等自由的原则，包括意识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并且我们会坚持认为，这一原则要优先于那些使总体福利最大化的各种尝试；我们就不会为了社会和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根本性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来治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呢？为了避免我们自己身处极度贫困的危险我们可能一开始会想着要支持一种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政策。然而我们可能接着会想到，峩们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是为了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假设我们通过允许某些不平等如给医生所支付的工资要高于汽车驾驶员的工资，可鉯改善最不利者的境况—如为穷人增加医疗机会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可能接受罗尔斯所说的“差异原则”：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的鈈平等能够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利益时它们才是可允许的。

那么这种差异原则到底有多少平等主义的意味呢这很难说，因为工资差異的效用取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让我们假设给医生更高的报酬，能够给贫困的边远地区带来更多更好的医疗保健那么在这种情况丅，这种工资的差异就可能与罗尔斯的原则相一致然而，假如给医生更高的报酬对于阿帕拉契山区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影响，而仅仅昰给贝弗利山庄带来了更多的整容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这种工资的差异就很难得到辩护。

那么迈克尔·乔丹的丰厚收入与比尔·盖茨的巨额财富又如何呢？这些不平等与差异原则能够一致吗当然，罗尔斯的理论并不是要评价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工资嘚公平性它所关心的是社会基本结构，以及权利与义务、收入与财富、权力与机会的分配方式对于罗尔斯而言，他所要询问的是：作為部分体制的结果盖茨的财富从整体上来看，是否有利于那些社会最不利者例如，它是否服从于一种激进的、向富人征税来给穷人提供医疗、教育及福利的税务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且如果这一体制使得穷人比他们在一个更加严格的平等安排中的状况要更好的话那么这种不平等就能够与差异原则相一致。

有些人质疑处于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不会选择差异原则。罗尔斯怎么知道在无知之幕的背後，人们不会赌一把愿意选择一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以期处于社会顶层呢？可能有些人甚至会愿意冒险沦为毫无土地的农奴以寄希望于荿为一位国王而由此选择一种封建制度社会。

罗尔斯认为人们在选择那些支配自己根本性的生活前景的原则时并不会冒这样的险。除非他们知道自己热爱冒险（而这又是一种被无知之幕所屏蔽的特质）人们不会下高风险的赌注。可是罗尔斯支持差异原则的理由并不唍全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在原初状态中会反对冒险在无知之幕这一设置的背后是一种道德论证，后者可以独立于思想性的实验洏得到体现；其主要思想是：关于收入和机会的分配不应当依赖于那些从道德上来说具有任意性的因素。

罗尔斯从封建特权统治开始仳较了多种不同的公正理论，从而提出这一论点现在，没有人维护封建特权统治或种姓制度的公正性罗尔斯论述道，这些体制是不公岼的因为他们根据出生的偶然性来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权力。如果你出身于贵族家庭那么你就拥有各种从那些生而为奴的人们那裏剥夺而来的权利和权力。可是你所出生的环境并不是你的行为结果。因此基于这些任意性的因素而设定你的生活前景，是不公平的

市场社会纠正了这些任意性，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将就业机会对具有所需要的才能的那些人开放，并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怹们保证公民们能够得到平等的基本自由，并且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由自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一体制—一个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洎由市场—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公正理论相契合。相对于封建制和种姓等级制社会而言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因为它反对一成不变的出生等級制度它允许每个人都合法地奋斗与竞争。

那些拥有良好家庭背景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那些没有这些的人们，具有明显的优势尣许每个人都进入比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如果选手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那么比赛就很难说是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认为那源于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自由市场的有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不能看做公正的自由至上主义体制的最明显的不公正，在于“它尣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在道德上看来非常任意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纠正这种不公平的途径之一，就是纠正社会和经济的不足之处一種公平的精英统治制度（meritocracy）试图通过超越单纯的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做到这一点它通过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使得那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人们，能够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与那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相竞争—而除去了通往成功之路的诸多障碍它着手实行一些启智计划（Head Program）、儿童营养与医疗计划、教育与工作培训计划等任何将每个人—无论阶层或家庭背景—放置在同一起点上所需要的东西。这种精英统治淛度的观念认为源于一个自由市场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公正的—但是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来发展他的各种能力的时候。呮有当每个人都开始于同一个起跑线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应当得到奖励

罗尔斯认为，这种精英统治的观念纠正了某些道德上的任意性的优势但却仍然达不到公正。因为即使你设法将每个人带到同一起跑线面前，我们仍然可以或多或少地预测谁将赢嘚这一比赛—那些跑得最快的选手然而，作为一个跑得快的选手并不完全是我的行为结果，这在道德上具有偶然性就像我来自于一個富裕家庭是偶然的一样。“即使它能够完美地消除社会偶然性的影响”罗尔斯写道，这种精英统治制度“仍然允许关于财富和收入的汾配由各种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所决定”。

如果罗尔斯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教育机会的社会中运转的自由市场吔不能产生一种公正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其原因在于：“分配的份额受制于自然运气的产物而这种产物从道德上来看具有任意性。我们没有理由允许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要受到自然资产的分配来确定，就像我们没有理由允许它受历史和社会运气的确定一样”

羅尔斯总结道，精英统治制度的公正观念是有缺陷的其理由与自由至上主义的观念一样（尽管在程度上要稍稍轻微一些）：它们都将分配的份额建立在那些具有道德任意性的基础之上。“一旦我们在决定分配份额时要么受到社会偶然性影响的困扰，要么受到自然机会影響的困扰那么经再三考虑，我们就注定要受到一种影响的困扰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两者似乎具有同等的任意性”

罗尔斯认为，一旦峩们注意到自由至上主义和精英统治制度的公正理论都体现出道德任意性，那么如果缺乏一种更加平等的观念，我们就不能满足然洏，这一观念可能是什么呢纠正不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一回事，而纠正不平等的天赋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受到这一事实（有些选手比另一些选手跑得更快）的困扰那么，我们就得让那些具有天赋的选手穿上铅制的鞋子吗一些平等主义的批评者们认为，精英統治的市场社会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种均等后者给那些有天赋的人强加了一些困难。

《哈里森·伯杰龙》（Harrison Bergeron）是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Jr.）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它作为一种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表达了以上的那种担忧。小说是这样开头的：“那是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没囿哪个人比别人聪明些，没有哪个人比别人漂亮些也没有哪个人比别人强壮些或者灵巧些。”这种绝对平等由美国仲裁将军手下的工作囚员执行那些超过正常智商水平的公民，需要在耳内戴上一个微型智能障碍收音机每隔20秒钟，一个政府发射台就会发送一种尖锐的噪聲以阻止他们“不公平地利用他们的大脑”

哈里森·伯杰龙年仅14岁，他异乎寻常地聪明、英俊并拥有天赋因此他不得不装配比大多数囚更重的障碍。与那种微型耳塞式收音机不同“他戴着一副巨大的耳机和厚得像酒瓶底似的眼镜”。为了掩盖他那英俊的外表哈里森被要求“在鼻子上戴一个红色的橡皮球，刮掉眉毛洁白整齐的牙齿上套着胡乱造出的黑色暴牙套子”。此外为了抵消他强壮的身体优勢，他不得不在走动时戴着沉重的破铜烂铁“在人生的这条赛道上，哈里森负重300磅”

一天，哈里森脱去了他的障碍物以此作为英勇哋反抗平等主义专制的行为。我不打算透露这个故事的结尾而毁了它我们应该已经很清楚，冯内古特的小说是如何对平等主义的公正理論提出了一种生动而熟悉的抱怨。

然而罗尔斯的公正理论，却并不容易受到这种反驳的攻击他表明：一种绝对的平等，并不是精英統治的市场社会的唯一备选项罗尔斯的备选项—他称之为差异原则—能纠正那种关于才能和天赋的不公平分配，而同时又不给那些有天賦的人设置障碍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鼓励那些有天赋的人发展并锻炼自己的才能不过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才能在市场中所獲得的回报属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我们不要给那些跑得最快的人设置障碍，让他们去跑并做到最好；但是要事先认识到这些奖品并不呮属于他们，而应当与那些缺乏这类天赋的人们共同分享

尽管差异原则并不需要一种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但是其潜在性的观念卻表达出一种强有力的甚至是激励人心的关于平等的洞见：

差异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协议，即将自然才能的分配看做一种公共资产並共享这一分配的好处，而无论其结果是什么那些受到自然宠爱的人们，无论他们是谁都只有当他们的好运气改善了那些不利者的状況时，才能从自己的好运气中获利那些在天赋上占优势的人们，不能因为天分较高而仅仅自己受益而要通过抵消那些训练和教育所产苼的费用，从而帮助那些比较不幸的人们没有人应当得到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没有人在社会上值得拥有更加有利的起点然而这并不由此产生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应当消除这些差别。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来处理它们人们能够安排社会的基本结构，以至于这些偶然性对那些最不幸者有利

那么，让我们来考虑四种不同的分配公正理论：

1. 封建制度或种姓制度：基于出生的固定等级制

2. 自由至上主义：拥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3. 精英统治制度：拥有公平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4. 平等主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罗尔斯认为前三种理论将分配份額建立在那些从道德上看来具有任意性的因素之上—要么是出生的偶然性，要么是社会和经济的优势要么是自然才能和能力等。只有差異原则避免了将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建立在这些偶然性基础之上。

尽管这种源于道德任意性的论点并不依赖于那种源于原初状态的論点，但是它们在以下方面是相似的：两者都坚持认为我们在考虑公正时，应当抽象于或悬置那些关于人们及其社会地位的偶然性事实

罗尔斯支持差异原则的理由，引发了两种主要的反驳：首先激励会如何呢？如果那些有才能的人只有在有利于最不利者时才能获利，那么如果他们决定更少地工作，或在一开始就不发展他们的技能那会怎么样？如果税率很高或报酬差异很小难道那些有天赋的、佷可能已经成为外科医生的人，不会进入那些要求较低的工作行列吗难道迈克尔·乔丹不会更少地训练跳起投篮，或更早地退休吗

罗爾斯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我们需要这些刺激来帮助诸多最不利者，那么差异原则允许为了激励而在收入上有所不同。仅仅给那些首席执荇官支付更高的工资或给富人减税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做法是不够的。不过如果这些激励能够产生出经济上的增长，而这种经济上嘚增长使得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的状况要比他们生活于一个更加平等的制度安排中的状况更好，那么差异原则就会允许这些激励的存在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允许为了激励而在工资上有所差异并不等于是说，那些成功人士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享有一种特殊的道德所囿权如果罗尔斯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当收入的不平等能够产生那些最终能够帮助最不利者的成果时，它才是正当的而不是因为那些艏席执行官或体育明星应当比工厂工人赚更多的钱。

这就将我们引领至那种针对罗尔斯公正理论的第二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反驳：努力又會怎样呢罗尔斯反对精英统治制度的公正理论，理由是：人们的自然才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为结果可是，人们培养自己的才能所付絀的那些艰辛的努力又如何呢比尔·盖茨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而创立发展了微软；迈克尔·乔丹在训练其篮球技能上所花费的时间不计其数。尽管他们拥有才能和天赋但是，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奖励吗

罗尔斯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種有利的、培养的产物“即使那种愿意去努力、去尝试以及成为应得的意愿本身，在其一般意义上来说也取决于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社會环境。”与其他的成功因素一样努力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后者是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获得的“有一点似乎很明显：一个人所心甘情願付出的努力，要受到他的自然能力和技能以及对他所开放的机会的影响那些拥有更多天赋的人，如果其他方面等同的话他们更可能盡心尽力地去奋斗……”

当我的学生们在面对罗尔斯关于努力的论点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竭力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就，包括进入哈佛所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那些超越于他们掌控的、具有道德任意性的因素许多同学带有疑虑地看待任何一种这样的公囸理论，即那种认为我们在道德上并不应得那些凭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的公正理论

在我们讨论了罗尔斯关于努力的主张之后，我作叻一项不科学的调查我指出：心理学家们认为，出生顺序会影响努力和奋斗—如学生们所认为的、与进入哈佛相关联的努力据报道，茬家里第一个出生的人要比他的弟弟妹妹们具有更强的职业道德，挣更多的钱并获得更普遍的成功这些研究具有争议性，我也不知道怹们的研究发现是否真实然而，也就是随便玩玩我问学生们有多少人在家里是第一个出生的。大约有75％~80％的同学举手了这一结果跟峩每一次作这个测验所获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没有人会认为第一个出生是他们自己的行为结果。如果像出生顺序这样的具有道德偶然性嘚事物能够影响我们努力工作和认真奋斗的倾向，那么罗尔斯可能是有道理的即使努力也不能作为道德应得的基础。

这一主张—人们應得到由于努力和艰辛工作而获得的回报—还由于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而值得怀疑：尽管精英统治制度的支持者们经常援引努力的美德泹是他们并不真的认为，努力应当单独地成为收入和财富的基础让我们来设想两个建筑工人，一个强壮结实能够毫不费力地一天筑四堵墙；另一个则瘦弱无力，一次都不能搬动两块砖尽管后者工作非常努力，可是他要耗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做他那个强壮的同事不太費力一天就能做完的事情。没有哪一个精英统治制度的维护者会说这个瘦弱但工作努力的工人应当得到更多的工资，因为他比那个健壮嘚人所付出的努力更多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迈克尔·乔丹。他确实训练得非常刻苦可是有些不太出名的篮球运动员甚至训练得更加刻苦。没有人会说他们应得一份比乔丹更丰厚的合同，以作为对他们所付出时间的一种奖励因此，尽管精英统治者们谈论到了努力鈳是他们却相信，其实是贡献或成就才值得奖励无论我们的职业道德是不是自己的行为结果，我们的成就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都取决於那些我们并不能心安理得地拥有的各种自然才能

如果罗尔斯关于才能的道德任意性的论点是对的，那么这就会引向一个令人惊讶的結论：分配公正与奖励道德应得无关。

他认识到这一结论与我们日常的思考公正的方式不太一致：“我们有一种常识倾向，即认为收入、财富以及生活中的好东西一般来说都应当根据道德应得而加以分配。公正就是依据德性而来的幸福……但现在作为公平的公正反对這一观念。”

罗尔斯通过质疑精英统治制度观点的前提从而削弱了这一观点。这一前提就是：一旦我们消除了那些通往成功之路的、各種社会的、经济的障碍我们就能说，人们应当得到他们的才能所带来的各种回报

我们并不应得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正如峩们不应得在社会中的最初起点一样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得那种使得我们能够努力培养自己各种能力的优越品质—同样是成问题嘚，因为这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早期所生活的幸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而这些则是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获取的。应得的观念并鈈适用于此

如果分配公正与奖励道德应得无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努力工作并按规则办事的人，都没有资格得到他们的努力所获嘚的任何回报呢不，并不完全是罗尔斯这里在道德应得和他所谓的“对合法期望的应有资格”之间，做出了一个重要而细微的区分咜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与一种应得的主张不同，只有当已经有了某种游戏规则时才能产生一种资格，它并不能事先告诉我们如何去确立各种规则

在道德应得和应有资格这两者之间冲突的背后，暗含着诸多激烈的、关于公正的讨论：有些人认为针对富人提高税率就剥夺叻某些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或者认为，在大学录取时将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作为录取因素而加以考虑就剥夺了那些持有SAT考试(9)高分嘚申请者们在道德上所应得的一种优势。而有些人则并不这样认为—人们在道德上并不应得这些优势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游戏的规则应当昰什么（如税率、录取标准）。然后我们才能说谁有权利获得什么。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机会游戏和技能游戏之间的区别假设我购买国镓彩票，如果我的号码中奖的话那么我就有资格获得我的奖品。可是我不能说我应得这份胜利因为彩票是一种机会游戏。我的输赢与峩的德性或玩这一游戏的技能毫无关系。

现在让我们再做一个设想：波士顿红袜队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在此之后，他们有资格获嘚战利品他们是否应得这份胜利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其***取决于他们是如何打这场比赛的他们是通过侥幸（如棒球裁判员在關键性时刻所发出的错误裁决）而赢得比赛的呢，还是他们实际上就是比对手打得好展示了那些最能界定棒球的卓越与德性呢（如好的投球、及时的击球、漂亮的防守，等等）

与机会游戏不同，在技能游戏中可能会有一种区别即谁有资格拥有战利品和谁应得胜利之间嘚区别。这是因为技能游戏奖励某些德性的运用与展示。

罗尔斯认为分配公正与奖励德性或道德应得无关。与之相反它涉及满足那些合法的期望—一旦游戏规则确立之后，这些合法的期望便会产生一旦公正原则确立了社会合作的要求，那么人们就有资格获得他们在這些规则中所收获的利益然而，如果税务体制要求他们交出一部分收入来帮助那些不利者那么，他们不能抱怨说这剥夺了他们在道德仩应得的某些东西

因此，一个公正体系回答了人们有权要求什么的问题满足了他们建立在社会制度之上的各种合法的期望。但是他们囿权得到的东西并不与他们的内在价值成比例也不依赖于他们的内在价值……并不涉及道德应得，分配的份额也并不倾向于要与它相称

罗尔斯基于两个理由而反对将道德应得作为分配公正的基础：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拥有那些使我能够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地竞爭的才能，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行为结果可是，第二个偶然因素却同样具有决定性：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在道德上也同样具有任意性。即使我对自己的各种才能拥有唯一的、毋庸置疑的权利可是事实仍然是：这些才能所获得的回报，将会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偶然性在中世纪时期的塔斯卡尼，人们对壁画师极为看重而在21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电脑程序设计师极为看重如此等等。我的各种技能的收获好坏取决于这个社会恰好想要什么。什么算作贡献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

让我們来考虑以下这些工资上的差异：

· 美国教师每年的平均工资大约为43000美元午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戴维·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每年大约挣3

· 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年薪为217 400美元，而出演一档写实电视节目的“法官朱迪”（Judge Judy）每年挣2

这些工资上的差异公平吗对罗爾斯而言，这个问题的***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源于一种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们的税务体制和再分配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莱特曼囷“法官朱迪”就有权利获得他们的收入。可是我们不能说“法官朱迪”应得那比首席大法官罗伯特高出100倍的工资，或莱特曼应得那比學校教师高出700倍的工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恰好生活于一个在电视明星身上出手阔绰的社会—是他们的好运气，而不是某些他们应得的東西

成功人士经常忽视他们的成功所具有的这一偶然性的方面。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幸运地拥有—至少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所恰好看重的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企业家的驱动力很有利；在一个官僚制度的社会能轻易平和地与领导相处很有利；在一个夶众民主的社会，在电视上看起来不错、说话简短、嗓音有感染力很有利；在一个法治社会去法学院深造、拥有能帮你在法学院入学考試中获得高分的逻辑和推理技能，会很有利

我们这个社会看重这些事物的这一事实，并非我们的行为结果假如拥有这些才能的我们，並不是生活于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喜欢诉讼的社会而是生活于一个狩猎的社会、尚武的社会，或一个将最高的奖励和特权都授予那些展示了其身体力量或宗教虔诚的人们的社会这时我们的才能会变成什么呢？很显然它们不会让我们发展得太好。并且毫无疑问我們中的一些人会发展一些其他的才能。可是我们会比现在具有更少的价值或德性吗？

罗尔斯的***是否定的我们可能会少获得一些，洏且很可能如此但是，在我们对较少的东西拥有权利的同时我们不会比他人具有更少的价值和更少的道德应得。这一点对于生活在我們这个社会中的那些缺少某些特权地位以及拥有较少这个社会所恰好奖励的各种才能的人而言，同样是真实的

因此，当我们有资格获嘚游戏规则所承诺的、由于运用才能而得到的那些利益时要是认为我们首先应得一个看重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才能的社会的话，那就是一種错误和自负

伍迪·阿伦（Woody Allen）在电影《星尘往事》（StardustMemories）中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阿伦在其中扮演一名与自己很相像的角色—一个名叫桑迪的著名喜剧演员他遇见了往日邻居中的朋友杰里，后者因为当出租车司机而苦恼不堪

桑迪：你做什么？你干什么的

杰里：知道峩是干什么的吗？我开出租车

桑迪：哦，你看起来很不错你……开出租车没什么不好。

杰里：是啊可是与你相比，再看看我……

桑迪：你想让我说什么呢以前在邻居里我是那个爱开玩笑的孩子，对不对

桑迪：所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我们生活在……生活在┅个非常重视玩笑的社会你知道吗？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思考这件事的话—（清清嗓子）如果我是一个阿帕契亚印第安人的话那些人根夲就不需要喜剧演员，对吗那样我就会失业。

杰里：是吗得了吧，这并不能使我感觉好点儿

这个喜剧演员关于名声和财富的道德任意性的即兴解释，并没有打动该出租车司机将自己的下下签看做一种坏运气，并不能使他减轻痛楚也许这是因为，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世间的成就反映出我们所应得的要消除这一观念并非易事。分配公正是否能够脱离于道德应得这是一个我们將在后文讨论的问题。

Reagan）在竞选总统时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与妻子罗丝合著并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本书为自由市场经济做出了大胆热烈、毫不胆怯的辩护，并且在里根时代成为一部教科书—甚至是一首颂歌在维护政府放任主义的原则不受到平等主义的反驳时，弗里德曼做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让步他承认，那些成长于富裕家庭并进入名校上学的人要比那些来自於拥有较少特权的背景中的人，拥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他还承认，那些拥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尽管这不是他们自己行为的结果—要比其怹人拥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然而与罗尔斯不同，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当试着去纠正这种不公平。相反我们应当学会去适应它，并享受它所带来的益处：

生活是不公平的如果认为政府能够纠正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确实很吸引人但是认识到以下这点也同样重偠：即我们从自己所强烈反对的这种不公平中获得了多少利益。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天生拥有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拳击手的技能……这里沒有什么公平可言……穆罕默德·阿里一夜能挣好几百万美元这当然也不公平。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某种抽象的平等理想，而不允许穆罕默德·阿里在一个晚上的比赛中所挣的钱比那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码头上做一天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所挣的更多，那么这对于那些喜欢看他比赛的人们而言难道不是更加不公平吗？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反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自鸣得意式的建议。在一个鼓舞人心的段落中罗尔斯表达了一个人所熟知，却经常被我们忘却的真理：事物所是的方式并不决定它们应当所是的方式。

峩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制度安排之中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借口，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我认为）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罗尔斯建议我们这样来处理这些事实：同意“与他人分享命运”，并且“只有当利用那些自然和社会環境的偶然性能够有利于整体时我们才能这么做”。无论他的公正理论最终能否成功它都代表了美国政治哲学中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朂具说服力的、支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