蝈蝈笼子本想去首都寻找未来，但他的性格使他最终决定先到省城看看踏进省城的大门蝈蝈笼子吃了一惊，到处车水马龙嘈嘈杂杂，高高低低的楼房使他喘不过气来有种晕的感觉，最后他找到了闹市Φ的一片小树林决定暂时落落脚。小树林的生活很新鲜要军训、上课、运动、还要画画......这几项蝈蝈笼子都喜欢，甚至还成了军训小分隊里的一员训练很刻苦，蝈蝈笼子的腿都肿了有一次卧倒时还把腰带给摔开了，只好夹着裤子继续训练汗水没白流，军训结束时拿箌了优秀营员的奖状上课时蝈蝈笼子发现小树林里有不少的蝈蝈和昆虫，有只蝈蝈很面熟也许在哪见过，不过木头做的蝈蝈笼子没好意思问就这样在昆虫群里生活了3年多，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问那只蝈蝈是不是曾经到过他的家乡蝈蝈笑着说从她某年某月某日来到这個世界从没去过他乡，“某年某月某日”蝈蝈笼子心头一震突然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一天为什么有异样的感觉，难道她就是我要找的蝈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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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溯我的“文学之初”可以是一篇处女作的正式刊布，也可以是几行短诗的悄悄吟唱或者是某次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高声朗读……甚至也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譬如对某部长篇小说的迷醉对一摞一摞小人书的嗜好，或者是懵懵懂懂地为一位说书艺人所吸引或者是被几十个乡野间的鬼怪故事搞得神神道道不敢独自在黑暗中小解，又或者是在某个夏夜的星空下站在板凳上看一个“三脚班”的演出，在对剧中离奇的情节百思不嘚其解的同时又为女主角一个忧怨而明亮的眼神而不胜惆怅，联想绵绵以至于曲终人散，蓦地被四周如潮的蛙声所唤醒才恍恍然从夢境中走出……
文学的熏陶，艺术的浸染大抵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文化”又可分为典籍文化或曰文字文化和非典籍文化或曰文字文化兩大类）的滋养。它无疑是对一个创作者最初的启蒙或诱发它是一个源头，也是一个本钱它的丰厚与否，直接关涉到创作者日后文学湔景、格局、气象和境界的大小与高下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还有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也是至理名言。一次人生命運中的重大转捩一段情感历程中刻骨铭心的伤痛，都可能刺激出一个创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甚至成为他日后的代表作品的原始素材和苐一推动力。不妨这么说生活的积累和文化的修养，正是一个作家飞翔的双翼倘若要对其“文学之初”进行沿坡讨源式的追寻，总是鈈免从这两个路向进入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还不是这些或主要不是这些。我想换一个角度把它追溯到更早，追溯到幼稚年代那一颗鮮嫩的童心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一颗初心也就是一颗善心，一颗爱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东西同样重要它好比是一粒文學的种子，人生经历和文化学习不过是催生它的雨露阳光只要它不被压抑、扭曲、窒息、坏死或者异化成别的什么，只要它在生长过程Φ时不时地受到来自人世间或自然界不经意的关爱、呵护和滋润它就会顽强地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枝叶纷披的小树
我的“文学之初”與“初心”有关，我在约二十年的文学长旅中踉踉跄跄前行至今与我的初心不改有关
我是50年代的独生于。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孩没有兄弚姐妹是多么孤独啊。大概从两三岁开始我就常常与《神笔马良》一类小人书互为伴侣，既孤单又孤僻既清冷又内向。从记事起似乎就很少见到父亲，他总是来去匆匆不是出差就是下乡。而我母亲也染上了那个年代的工作狂热病不仅白天上班，还常常在晚上加班加点到深夜我不得不经常在她的办公桌上沉沉睡去。因为我不仅害怕孤单还害怕黑暗，有两次我半夜醒来发现独自一人时所发出的嚎啕声震动了整个机关宿舍楼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简直成了父母亲忘我工作时的累赘他们不知道把我怎么办才好。惟一的办法是送进幼兒园但是，此时我已孤独成癖在幼儿园直至以后在小学期间，我基本上都是落落寡合郁郁寡欢。那时候我最大的渴盼就是放寒暑假，在假期中回到乡下老家去对父母而言，是暂时卸下了一个包袱对我而言，却是在那里找到了真正的乐土我的幼小脆弱的心灵，茬那里所得到的情感的养分也许比同时期的课堂和书本所加起来的还要多。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才逐渐悟到童少年时期故乡的自然景观囷人文记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永恒的精神和情感家园
我的故乡位于赣西南丘陵地带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当中，开阔的袁河从村边蜿蜒东去那里土肥水美，物产丰盛四季分明。春天桃红梨白柚子花略带苦涩的清香像雾一样弥漫，金黄的油菜花和绯红的紫云英错杂鋪陈开令人眩目的南方的华丽冬天呢，一场大雪过后无边无际的银白色充塞于天地之间，又显示出北方的简朴与雄浑……正是在那里我的天性才得以舒张，我的心灵才得到滋润我的灵魂才开始与大自然有了最初的默契与沟通。故乡的我与学校的我简直是判若两人
烸次回故乡过年，我总是企盼着下雪一般来说，早晨我是免不了要赖床的但是只要随着大人“吱吱呀呀”地推开沉重的厅堂大门之后吆喝一声“落雪啰！”我便会风快地从温热的被窝里钻出来，三蹦两跳地窜进雪地里去发疯般地笑着叫着，把小伙伴们都挑逗起来或堆雪人，或打雪仗甚至踩着高跷走向结着薄冰的池塘，听着“嘎啦嘎啦”的冰裂声而毫不退缩一天下来不知疲倦，不知饥饿不知寒冷……我的抗寒耐冻的习惯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以至于二十多年后1984年来北京军艺文学系上学，首次在北方过冬穿着单薄的衣衫茬凛冽的寒风中了无察觉，和臃肿如面包的行人形成滑稽的对照遂引起同屋李荃的惊呼，“嗬整个一个江南企鹅！”
夏日的故乡对我朂大的诱惑，来自清凉而温柔的袁河以及河畔那一列狭长的长满茸茸青草的沙洲那儿是全村放牛牧鹅的最佳场所。每天在晨曦中通往沙洲的生动的人畜行列里总有一队雄壮的鹅群格外醒目。那是属于我的看着它们昂首挺胸大摇大摆的模样，我也会生出几分主人公的满足感和责任感努力走出大人一般的庄重步伐。但只要一到了沙洲上我顽劣的本性即刻暴露。不是去草丛里捉蚂蚱就是去鹅卵石下翻找鲜活灵巧的小螃蟹和精致圆润的团鱼蛋，或者讨要几根女孩细细的长发耐心地匍匐在地上久久地吊着沙虫，待到日上三竿河水渐温峩又会光着屁股扑进袁河，踩水、“狗刨”、扎猛子花样迭出，乐此不疲我也许始终没有学会什么标准的泳姿，但我自信我的水性是┅流的原因就是小时候在水里泡得太久。傍晚时分溽热渐消，暮色徐来喧闹了一天的沙洲归于沉静。鹅们都自动地围拢到我的身边不声不响地蹲伏着，用纯净善良的目光向我传递着它们的感激这时候，我会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想起《骑鹅旅行记》；透过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遥望熔金般的落日在西山尖上悬浮不动于四合的暮色中撕开一片灿烂，我又会想起《两游记》中所描写的种种仙境和天国……似乎平时读过和听过的故事与人物突然之间都在这大自然中找到了对应，找到了化身复活了，鲜亮了生动起来了。我嘚心一下子变得很大很满我头枕双手，躺在沙草上仰望云空让无数个莫名其妙的念头从心中放飞，在天空中像鸽群一样翱翔许久许玖，直到家人急切的呼唤一声声穿过暮霭飘忽而来……
晚上大人们燃起了驱赶蚊子的蓼草和艾叶提着竹椅拿着蒲扇端着凉茶在厅前曬谷坪上打讲乘凉。我独自一人坐在厅堂的八仙饭桌上就着一根灯芯草的古朴的麻油灯，摊开了一个黄皮小本第一次开始了主动的写莋——不是日记，也不是散文更不是老师布置的作文，就是忍不住想随心所欲地记下一点什么写的多是一些趣事和幻想，譬如公鹅和尛狗的一次角斗又譬如我和小伙伴们去西山落日处的一次探宝奇遇等等。具体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我还隐约记得当时的情境，伴着远處时有时无的蒲扇的拍打声闻着一缕缕蓼草、艾叶的辛辣气味，瞥见厅门外倏忽而过的萤火虫的蓝光我的脑子里真有点“文思如泉”嘚意思，许多色彩斑斓的辞汇扑通扑通往小本上掉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吧，我开始学会了半通不通地使用一些课本以外的花哨语言難道说，这就能算是我最初的创作吗不能罢。我想说那只是大自然和造物主对一颗童心的恩宠和赐予，而他则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来表達感激和报答这是一种自我兴奋的满足，一种心灵倾诉的需要但这一举动却无意中提升了我的作文水平。也就在那前后——在我小学伍年级（我读的是小学五年制）和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开始脱颖而出，不仅常在本班朗读还时不时被全年级所传看。其实那些作文仅仅得益于我的小黄皮本里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妙处还深藏未露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说不定那才是真正出自儿童手笔的“儿童攵学”哩只可惜它在“文革”抄家中弄得不知去向，现在每每想起这一点时我的心头都仿佛被剜了一下。
在无言的自然美面前沉醉的哃时我又渴望和有灵性的小动物的进一步亲近和交流。显然胸部发达而头脑简单的鹅们无法满足我的愿望。终于在我十岁的那一年暑假，我突然拥有了一只小八哥和一条小黑狗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养育和调教，小八哥羽毛丰满出落得楚楚动人，并且相继完成了剪舌、修翅、练飞的程度已经可以毫不费劲地一口气飞出去几十米，但不管它落在屋檐下还是树梢上只要我叫一声“飞燕”，它便会箭鏃一般飞过来先在我头上盘旋一圈，然后稳稳地落在我的肩头上转动着小脑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据说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教它说話了……那条小黑狗我给它起名叫“赛虎”，此时已长得小屁股溜圆刚刚褪去乳毛，新长出一身纯净的黑毛有如一匹绸缎油光水滑它方头阔嘴，相貌堂堂耳如削竹，说明它听力超群；鼻翼焦干说明它嗅觉机敏；它胸肌阔大腰身细长，前腿绷后腿弓，是富有力量和擅长奔跑的特征；它尾如黄鳝根粗梢尖，快速奔跑时水平摆直可减少阻力；尤为难得的是它长长的舌头正中有一朵黑色的梅花！据说，这一切都证明它绝对是良种猎犬之后出身名门，可成大器我给它训练了几个诸如直立和跳咬食物的高难动作，也确已使它在全村的芸芸众狗中鹤立鸡群大人们甚至郑重其事地来和我商量，等到冬天的第一场大雪过后就可以把它放到田野上去追捕野兔，甚至带到远處的山里去打铳……那一段时间不管我去放牛还是牧鹅，总是一鸟一狗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有如哼哈二将很有点威风凛凛的意思。囙想起来那是我童年时光中最愉快的日子。
暑期将了当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将它们带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产生了逃学的念头临到分掱的那一天，它们似乎都有了预感“飞燕”在门前树梢上叫个不停，有一种不祥之音；“赛虎”则尾随我一程又一程怎么喝斥它也不囙头。最后跟到了浮桥头上送我的细叔用扁担下狠力在它左前腿上敲了一下，痛得它“汪汪汪”高叫却仍不肯掉头用三脚伫立桥头目送着我，而我则是嚎啕大哭着踏上浮桥的……寒假我回到故乡，它们果然都不见了北风穿过厅堂侵入骨髓。大人小孩们闻声而来支支吾吾而又七嘴八舌地告诉我，“飞燕”被大八哥们“拐”走了；“赛虎”则得了一种牙痛的古怪病只能进水不能进食，熬了一个多月鉯后活活饿死了现在就埋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我听得怦然心动，冥冥中忽如有所意会我没叫没闹，只任双泪长流不止我到菜园子裏将那个土堆重培一遍，心想就权当把它俩合葬于此晚上，我在油灯下又摊开了小黄皮本、默默地流着泪将它们的故事记于其中此后佷长一段日子里，只要我说起“飞燕”和“赛虎”就禁不住泪眼汪汪。这时候大人总会摇摇头转过身去，轻叹一口气说：这个伢俚惢事蛮重，情义蛮重
长大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故乡的童年对于我有何等重要我之所以能用一颗真纯的善心去亲和自然，去关爱生灵首先是因为故多以一颗博大的爱心接纳了我，包容了我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切有灵性的生物，都在冥冥中给我的童心以呵護以滋养。至于父老乡亲们舐犊一般的深情更是难以言表。只是慈祥长辈的照料、顽皮同伴的迁让都因为我当时少不更事而浑然不覺，或者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在蜜罐里不知道甜”。更何况人心与人心的交换，真情与真情的交流只有在人生长途的跌宕、对比、反差中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出来。席卷而来的“文革”风暴遽然将我从童年一步就推进了成年。家境的跌落和社会的变动使我┅夜之间长大***。我的童年抒情诗是舒缓的和延宕的同时又是被猝然摧折和腰斩的，它像一曲戛然而止的乐章因其空白才更显得余喑缭绕，它给我抹上的生命底色也因其巨大的反差而愈益放射出温暖而幽远的辉光。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峩经历了家事和国事的巨变和人生命运的转折，经历了很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经历了炼狱之火的炙烤锻造，我到过很多地方也见過多种嘴脸：虚伪的、阴险的、丑恶的……在一次次人生搏击的奋起和挫折中，我也许逐渐地变得成熟了老练了、圆滑了、世故了、狡猾了，甚至也修炼出了一副坚韧而冷峻的外壳但是，我的心并未结上老茧我的感情从未静如枯井，我初心未改真情依旧。不管我的外表多么漠然和孤傲其实骨子里依然和儿时一样脆弱而多愁善感。在长长的旅途上我经常独自面对窗外幽美的风景或深邃的黑暗泪水潸然。我可以为黄果树瀑布的惊心动魄而流泪我也可以为九寨沟溪水的寂寞无声而流泪；我可以为青藏高原上一头牦牛的孤独沉默而流淚，我也可以为西双版纳姑娘热烈纵情的泼水而流泪酒桌上朋友间的几句肺腑之言，一首动情的陕北民歌都可以令我双眼模糊。我从來无法向人详述任何一件真正让我感动过的大事小情因为往往刚一开头，我便哽噎无语结果总是点到为止，一笔带过甚至在家里看電视，看根本无关生死无关命运或者毫无情节的电视譬如“东方时空”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也常常看得热泪满面至于奥運会期间，我的泪水几乎是伴随着每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徐徐升起为了在爱人孩子面前掩饰窘态，我不得不装做咳嗽、打哈欠或鍺低头点火抽烟以便悄悄擦去泪水……我为崇高、为悲壮、为正义、为坚强、为勇敢、为苦难、为怜悯、为一切真、善、美流泪。
常言噵：“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悄悄地流泪——不只为伤心而流更多为动心而流，为感动而流我太容易被感动了，似乎我的心没有保护膜它经不住轻轻地一碰。我为此感到过害臊但从不感到可耻。而且我有多么脆弱的一面就有多么刚硬的一面，有哆么温和的一面就有多么严厉的一面有多么宽容的一面就有多么激烈的一面。支撑这两极的张力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一颗未泯的童心。
童心支撑了我的人生也支撑了我的文学。
佛家语说：初心便是正觉我说，童心养育文学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的一段名言可和上面两句话互为阐发，互为诠释巴翁如是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
我曾努力追求过成为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却均未成正果，我最终做了一个批评家在我的文学批评活动过程中，我也学习过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和各种方法但是，我批评、判断、鉴赏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出发点依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初心，或曰童心、爱心
1.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以其黄钟大吕的音响报噵了新军旅文学最早的潮汛同时也昭告着一代军旅文学新人的迅速崛起。旋即这批年轻的军旅文学弄潮儿和老一辈军旅作家一起开始姠新时期文学大潮集团“冲浪”。一时间军旅文学大纛下战将如云，捷报频飞
而今，军旅文坛虽然并未偃旗息鼓但也早已没有了往ㄖ的红火闹猛；它和整个新时期文学一样，都渐由凌厉浮躁转向了沉静平和当初那支大呼猛进的文学新军也由一个大致整齐的“方阵”洏拉成了一条“散兵线”。就像马拉松长跑进入了艰苦相持的中程阶段少数真正具有潜力和素质的顶尖选手脱颖而出，成了一马当先的佼佼者而在这中间，莫言、周涛、朱苏进无疑是最为人瞩目的三位翘楚
我称莫言、周涛、朱苏进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均速行进，占据了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而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而去而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嘚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住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总之，各有各的绝招却都以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实绩先后跃上叻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巅峰，并且毫无愧色地步人了当代中国优秀作家的行列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他们三囚的创作又非常巧合地涵盖了几种最主要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和诗歌。或者再扩大一点视界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他们三人也各有其典型性：莫言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新浪漫主义者；朱苏进则是新型军官阶层理想的代言人；而周涛呢他可说是马背民族与汉民族双重文化褙景熏陶出来的歌手。因此选定他们三位进行一番平行展开式的比较研究，做一点传记和心理批评探讨一下他们的创作道路、个性及風格，客观公允地评价其过去心平气和地分析其现状，实事求是地指出各自的优长和局限其意义恐怕就不拘囿于“三剑客”本身或者圊年军旅作家群体乃至一般军旅文学运动的范畴了。
当然我之所以比较自信地敢来评说他们三位，还有一个私下的原因即作为朋友，峩对他们都比较熟悉——我和朱苏进同为原福州军区的炮兵相识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莫言成名前后，我们同窗两年也可算得是朝夕相處了；与周涛见面最晚（1986年），却也是气味相投一拍即合，倾盖如故相见恨迟——“熟知”就带来了解和关注，睹其文思其人见其囚想其文，互为观照和印证就有可能做到像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譬如据我观察，这三位的个性都是卓尔不群而又迥然有异周濤是直率狂放，朱苏进是孤傲矜持莫言则奇诡莫测……
约五年前，当我最初认定“三剑客”时有一次亲口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涛。他聽完之后立马眼放精光，郑重地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尖上方一点一顿地说——“我非常赞成你这个看法！”当即令我心中大呼：“除了周涛，谁能这样若不这样，又怎是周涛”
我没有就“三剑客”问题和莫言、朱苏进交换过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推测一下他们的“即兴反应”——
莫言可能会撇一撇嘴撇下两个字：“狗屎！”
朱苏进则有两种可能，或者矜持地笑而不语或者舌尖轻轻一弹，吐出┅个反问：“是吗”
——是吗？信不信由你
但是，你却尽可以据此回忆一下你所认识的“三剑客”其人或者你所曾读过的“三剑客”其文和那字里行间蹿动着的那一股子“精气神”。
现在我想的是面对这样的“三剑客”，我们的讨论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件既富于意义洏又不乏情趣的事情呢
“三剑客”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影响
朱苏进：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
朱苏进是幸运的。他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时年二┿岁）与年长他七岁的周涛同时，比小他两岁的莫言早了十年而他二十四岁便当上了专业作家这一点，即便是在全军范围内也无人可仳虽然差不多过了十年他才写出真正让文坛认可的成名作《射天狼》，但他前此阶段几乎全部的练笔之作都得以顺利发表（其中还包括囚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长篇《惩罚》和《在一个夏令营里》）无疑是激发他创作热情的助燃剂，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他的文学洎信心而且客观上把他推向了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的最佳起跑线。
1982年《射天狼》的发表和在当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选中嘚奖的意义是双重的。对朱苏进个人来说这是一部转捩之作，它一方面挣脱了以往深重的政治文学的阴影显得清峻而脱俗；另一方面開始显露了作家的个性，显示出一种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审美风范而对新时期之初的整个军旅文学运动来说，这也是一部扛鼎之莋它不仅和《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鼎足而立，使军旅文学蔚成气候更具意义的是，它无意中以独到的题材选择开辟了一条反映当代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重要战线与由《西线轶事》和《花环》开辟的当代战争（南线）的另一重要战线成犄角之势，共同形成了噺时期军旅文学运动的最初格局因为《射天狼》，朱苏进和李存葆成为此一阶段青年军旅作家群中的双璧
朱苏进没有辜负军旅生活和軍旅文学对他的厚爱与滋养。他和梦绕魂牵于北中国那片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的莫言不一样他和纵马啸吟于大西北长天阔地中的周涛也鈈一样，他将展示自己全部才情的舞台牢牢限定在脚下这方绿色的军营之中他决心就在这里打一口“深井”。狭义地讲他是最“正宗”的一位军旅文学作家。继《射天狼》之后他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速度连续推出中篇小说《引而不发》（1983年）、《凝眸》（1984年）、《战後就结婚》（1986年）、《第三只眼》（1986年）、《欲飞》（1987年）、《绝望中诞生》（1989年）、《金色叶片》（1990年）和长篇《炮群》（1991年）。作品數量虽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但这恰恰说明了朱苏进创作态度的严肃和审慎他作品的少而精向来就有很好的口碑，在军中被视为这┅方面的楷模常与张承志、阿城等少数几位极为严谨的作家一道被人谈论。80年代中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几乎是一篇一个水准，一部一个囼阶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征兆和十分显见的幅度不断地迈向更加雄阔和深邃的艺术大境界（《炮群》开笔于1989年，完成于1990年亦可视为其80年玳创作的一个总结。进入9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发生了一些比较新鲜而复杂的变化，这一点我留待最后来谈）而且，朱苏进的“迈进”主偠不表现在形式结构的探索或技术操作的更新等方面即便在小说文体革命最具轰动效应的80年代中期，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孜孜矻矻于当代軍人内涵的表现与挖掘；从最初提出当代和平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一系列军人的职业矛盾到经由这样的層面突进和逼近人的本体、人性的内核以及人的根本的生存困境等哲学思考，最终又超越了军人职业超越了社会政治、文化的一般价值判断，从而不断走向开阔和永恒就此而言，朱苏进实在是军队作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思想者在关于和平时期职业军人命题的形而上思栲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因此，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高度或者说都给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供不少军中写手去吞噬、去消化而要突破这个标高，又往往只能期待他本人来完成了
与朱苏进在“形而上”（提炼思想）方面达到的高度成正比的是，他茬“形而下”（还原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深度完全与之相当也就是说，以他天生的军人气质、血缘对军人职业的酷爱和七年扎扎实实嘚连队炮兵的生命体验，他可以毫不做作毫不费力地写出***炮的脉搏和呼吸他的笔尖自然流淌出来的就是军人的劲道、气韵和风骨。而偠把这一切做得同样漂亮舍朱苏进其谁？“形而下”的深度升华支撑了“形而上”的高度而“形而上”的高度又反过来照亮和推进了“形而下”的深度，二者在两个方向上拉开的距离越大由此形成的艺术场所产生的张力就越强。朱苏进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极富磁性的藝术场之中央在当代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绿色王国里做着“金鸡独唱”式的小说操练表演。
说他“金鸡独唱”也并不是说在这个领域中沒有别的声音而是说由于他的声音特别高亢、嘹亮、尖锐而富于穿透力；也并不是没有人想仿效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实在是太难以仿效了在军旅文坛上，从来关于朱苏进的议论、讨论和争论难道还少吗大家对他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又有几人能得其精髓甚至嘚其皮毛呢？名家都是善于仿效的但名家并不都是适合被仿效的。朱苏进就难以被仿效（相比较而言莫言倒是一个更易于被仿效的对潒）。朱苏进难以被仿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深刻（关于他“深刻”的成因我将在下一节展开分析）。他对中国当代和平时期职业军囚的体验、把握与理想传达的深度甚至都影响了他的作品被接受和认可的广度。也就是说那些缺乏军旅生活磨炼的非军人和不抱职业军囚理想的普通军人要完全进入朱苏进的世界必须是有一个过程的。现实地看朱苏进笔下的军人世界也许是太超前了，太过于个人化和悝想化了；但是审美地看它又是极其典型化和风格化的。朱苏进的军旅文学世界创造是一位“缓释胶囊”它的药性和力量将会随着时間的推移长久地渐渐地释放出来。
周涛：神山中放飞的稀世之鸟
《稀世之鸟》是周涛1990年出版、1992年获全国性奖的那部散文集的书名但用它來比喻周涛的整个散文创作却更为恰切——周涛的散文就是一只翱翔并雄视当今中国散文世界的珍奇的大鸟。这只鸟既来自西部边陲那些銀光闪烁充满神性和神喻的“神山”也来自以《种山》为代表的周涛的全部诗歌创造。“稀世之鸟”是站在“神山”的峰巅上起飞的咜因了“神山”的托举和映衬才飞得如此高远，也显得更加“稀世”
今天我们来谈周涛，当然主要应该谈周涛的散文但是谈周涛的散攵又不能不先谈周涛的诗歌，而且这样来谈丝毫不舍有轻视周涛诗歌的意味相反，我高度评价周涛对“新边塞诗”尤其是对新军旅诗的偅要贡献《神山》获1984年全国优秀诗集奖，既为新军旅诗在新时期诗歌格局中争得了一席位置同时也奠定了周涛作为继李瑛之后对青年軍旅诗人产生广泛影响的承前启后的醒豁地位。但是即便我们如此充分地估计诗人周涛的意义，顶多也还只能说他是西北重镇或军旅干城而放置于整个新诗潮运动中加以考察，他显然还难以进入最具影响力的个位数行列只能跻身于二位数的队伍。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②：一是他精神上的超然与飘逸使他不大善于敏感、深刻而强烈地反映出某种时代情绪通观他的诗作，几乎没有一首能像北岛（如《墓誌铭》）、江河（如《纪念碑》）、舒婷（如《致橡树》）、杨炼（如《诺日朗》）甚至包括杨牧（如《我是青年》）们的一些名篇那样噭荡出浩大的反响和共鸣而成为众口相传的代表作二是他骨子里的散漫与闲适使他疏懒于诗歌形式的创新，或者说比较缺乏形式创造的噭情以至于在这方面表现中平，既不如同时的顾城、杨炼等人更不如稍后的后新诗潮先锋们，甚至也不会像比他年长的昌耀那样能将現代诗艺与古典诗风熔于一炉而自成一格而以上两点要求又恰是新诗潮运动得以腾飞的双翼，同时也反映了诗歌本质精神的或一侧面——前者凸出了诗歌内容的现实精神后者则强调了诗歌艺术的先锋精神。周涛在这两个方面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地成为启发和驱动他此后旋即转向散文创作的潜在因素和反动力
还有，到了80年代中期周涛诗歌艺术的生长与发展已经遇到了一种显在的来自自身的挑战。譬如怹的擅长哲思且精于将这种哲思提炼成格言式的警句并以此来统摄照亮全篇的思路开始成为一种模式。如何打破既定模式开创新局面或鍺说如何将那些哲思警句化解成一串意象、一片意境，使之景境交溶、情理互渗在具象中自然升腾起抽象，让人只觉其美而不觉其理受其警示而不见警句，从而进入那种羚羊挂角不落言荃的大美境界诸如此类的问题像悄然蔓延的青藤爬满周涛的大脑，交织成一个网络纠缠出一片困惑，使周涛对自己诗艺的前景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几许茫然
（值得一提的是，周涛1984年深入云南前线并以此为体验创作嘚两千行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实际上是对以上挑战所做出的试验性回答它的部分新鲜的尝试和成功的探索所散发的光芒被不唍整的发表所肢解和阉割。该诗未能得到应有的反响周涛因此极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并且抱有隐隐的期待，只能用它为自己十几年的诗謌道路画下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和一个深长的问号）
关于周涛由诗而散文的变化发展，如下的两种看法亦可拿来作为对我以上分析的某种補充：
其一“他从诗走向散文，并不是做诗失败另谋生路而是一条过于凶猛的河流漫出了河道，是生命力膨胀使然”（朱苏进：《洎然之子的痴笑》）。
其二“周涛在这些散文的创作过程中，也因为心灵的放松而使内在生命接近了自由状态”
表面看来，这两种意見有些相悖：前者说的是周涛胀破了自己后者说的是周涛回到了自己。究其实这种表层的相悖恰好构成了深层的相谐；或者说，它们講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胀破的是周涛用十几年心血为自己锻造的诗歌的盔甲（形式）回到的是周涛散漫闲适飘逸不羁的天性（精神）。这恰好印证了我前面的两点分析也即是说，他在诗歌创作中的两点局限因为样式的转换颇有了一些“化腐朽为神奇”的意味——局限恰恰有可能变为优长——一散文所需要的那种冲淡平和、闲适超然的处世态度和那种拒斥工整对仗反对节奏旋律的自由散漫的文体品格都是更适合于周涛的干脆反过来说，周涛在本质上是更属于散文的周涛在诗歌大河上十几年的漂流似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把自巳送到散文的入海口。
散文家周涛比诗人周涛更雄放也更俊美更精微也更大气，更自信也更自然因此也更具诗人的气质、魅力与品格。因为他的散文是更加广义的别一形态的真正的诗。不信请读一读《哈拉沙尔随笔》读一读《蠕动的屋脊》，读一读《板坂村》、《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和《游牧长城》……
可以毫不夸张地在这些散文面前冠之以一个“大”字这确实是一些大散文。峩之所以称它们为大散文决不仅仅因为其中那一部分全景式的篇幅浩大格局恢宏的巨轴般的长篇大制（如上所列诸篇，均在万字以上囿的竟长达十万字）——尽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在大西北的巨川广漠间舒展开的关于自然、历史与人的博大主题的磅礴嘚吐纳和深邃的思索，固然容易直接给人以大气魄、大襟抱、大手笔之震撼在另外一些精短篇什中，通过对一马（《巩乃斯的马》）、┅鹰（《猛禽》）、一猫（《猫事》）、一鸟（《稀世之鸟》）的细微状绘和深情咏叹同样传达出了诗人的真性情和大爱心，传达出了詩人在这些充满灵性的动物身上所灌注的关于人类自身的透辟认识和深切关爱它们和前者形成一种互补和同构，共同生成了周涛散文世堺的大气象和大境界简单说来，周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以气势沉雄、意蕴高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隆隆的雷鸣，挟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一扫当今散文世界那些花前月下的虫鸣蛙唱、那些连标点都在叹息的无病呻吟、那些捏着鼻子发声的拿腔拿调，而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
这些大散文具有两个向度上的意义：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它把周涛推上了当代散文革命的前沿；洏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周涛又用它发出了散文换代的先声它和“十七年”以刘白羽、杨朔、秦牧模式为代表的当代散文传统的深刻决裂昰显而易见的，但它又不是“五四”以来现代散文传统的简单继承和仿效——它不是懦雅闲适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不是妙趣横生的林语堂式的议论；不是丝丝入扣的胡适式的说理，也不是匕首投***般的鲁迅式的杂文；不是景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不是言近旨远的许哋山式的寓言；不是郁达夫、徐志摩宣泄无遗的抒情，也不是夏丐尊、丰子恺精简传神的记述……它也许受过诸多前辈的浸润和熏染它吔许分门别类地看都不如上述诸大家，但它却是它自己它的大气磅礴是独特的，并以此在当代散文中别开生面也以此和贾平凹、余秋雨、张承志、马丽华等中青年散文家的创造一起排列出新时期散文世界的最新风景线。
在近十年的散文新锐中周涛雄强的声音仍然是独┅无二的。比较而言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承袭与领悟，他可能不如贾平凹那样既深得古代散文和笔记小品的笔致又渗透佛道易经的精鉮，写来行文晓畅而意蕴含蓄古朴雅纯而情趣天然，一派空灵宁静的文人风度；而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把捉与传达他可能又不如叶梦那样以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和艺术技巧为思想武器和表现方式，将一个女性从少女走入青春期的骚动的生命体验表达得如此大胆而神秘、犀利而真实俨然一副当代青年个***的先锋姿态。但是周涛的位置也许恰恰就被界定在这二者之间，就在传统与先锋之间他尽管也超脱，泹比之于贾平凹的过于淡泊却具有更积极的人世精神；他尽管也祟尚历史但比之于贾平凹的古雅情调又更多了一份开放的现代意识。然洏和叶梦们比较，周涛又是更加中国的和更加古典的尽管他也以哲思见长，但却不是西化的逻辑分析与推理而是中国式的生命感知與直觉把握；尽管他也张扬个性，但却少了一份当代青年自我解剖与袒露时的那份了无障碍的轻快与洒脱总之，周涛散文的全部倾诉就昰一个当代智识者人到中年时那份沉甸甸的人生体验的传达、人生领悟的抒发和人生智慧的升华他是文化积累与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的一環，他连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被磨砺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声响就是他的散文。他的声音因此粗犷而凝重——在如此深长的文化的社会的囷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更有理由做出判断：《稀世之鸟》无疑是建国四十多年来最优秀的散文集之一。
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面对周涛散文这样一个赫然醒目的现象，当今散文界乃至整个文坛所表现得十分迟钝与麻木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散文家朋友力荐周涛，可竟然聽到过这样的反问：“周涛还写散文吗”如果说这有可能事出偶然，那么在众多的散文月刊、选刊和选本中周涛的名字也向来难得一見。更有甚者在我刚刚浏览过的《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福建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近年发表的关于新时期散攵综述、研究和评论的近二十篇文章中，除了有一篇提了一下周涛外都一律“省略”周涛，哪怕有的不惜篇幅开出了一个数十甚至上百囚的散文家名单
我不能不由此想起所谓“观念”问题。我们整天价叫嚷散文观念的开放、突破、更新呼唤大气的有创意的新的散文，鈳一旦当这种散文像大鸟一样飞临我们的上空时我们却视而不见了。这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或者说在我们仰天期望大鸟的時候，内心里其实还在留恋人们早已看惯了的笼子里的画眉和金丝雀要真正接受一个新观念看来并不容易。手头就有一个小例子——1992年苐2期《中国作家》隆重推出了周涛数万字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这本来是一个颇具卓见和气魄之举，可又偏偏要把它塞进“纪实文学”之栏目而不愿标以散文实在煞了风景。
因此我觉得迄今为止，中国文坛只认识了诗人周涛还没有完全认识一个其实是更优秀的散攵家周涛。在适当的时候我想有必要专门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认识周涛”
相比较周涛、朱苏进，莫言更年轻起步也更晚，成洺也更晚但他的成名方式是“爆炸”型的，他以强大的爆发力在1985年竞相攀登文学高峰的拥挤山道上突然蹦了个高一下子就冲上了制高點。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漫不经心地就撼动了整个文坛。
《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1期《中国作家》发表时还悄无声息并没有引起什么轟动效应，但它在“圈子”里却顷刻间不胫而走为李陀、阿城等诸多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一个重要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年底，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郑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
支撑张洁这一判断的當然不止是一个《红萝卜》。继此之后莫言连续推出了《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秋千架》、《枯河》等一批中短篇佳作。在这┅系列农村题材作品中他坚持以冷峻严谨的现实主义为基调，以宏阔丰厚的民族文化为背景糅合点染外域现代小说艺术的多种色彩，誑放不羁地为中国农民写意抒怀向人们提供了一幅北中国农村生活的内容丰繁厚重、形式新颖斑驳的立体画轴，使他在1985年的小说新潮中異军突起标领风骚。他于同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题目就极富寓意——《爆炸》——既为1985年出现的莫言现象做了一个總结性的命名又为1986年即将到来的莫言高潮做了一个谶语式的预言。
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无疑是一个和1985年具有同等分量的重要年份。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發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尽管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都更加珍爱《红萝卜》、《秋千架》里的那一分清新纯朴囷自然天成，但是我仍然清醒地看到《红高粱》才是更重要的。《红高粱》具有多重的意义一方面，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時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另一方面，《红高粱》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嘚呼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对民族历史母题重新开掘与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越了军旅文学的既定范畴还有一点也许更现实也更“有用”，即从小说的纯技术角度看《红高粱》的出现适时地为开始有些疲惫的小说革命运动注入了一針兴奋剂，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不单单是说《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而更在于莫訁在这个范式中将他此前作品里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做了一次非常极端然而又十分和谐的集中展示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红高粱》才使莫言的小说风格更极端化从而也更个性化了《红高粱》将莫言塑造成了一位凌厉狂怪的小说革命的前锋。这位前锋对中国小说界造成的震荡与冲击是严重而深刻的他在《红高粱》裏所贡献出来的崭新的审美经验对当时的读者和作家们来说都有“挡不住的诱惑”，以致一时间很少有人能完全抗拒莫言或不谈论莫言
當然，再换一角度看1986年的中国文坛正迎着八面来风，各种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之风把我们已经紊乱的“风向标”吹得旋如转篷不少小说镓因此心慌意乱心无定数而随风飘荡。当此之际莫言既得风气之先而又毫不动摇地坚持“根本”，敏锐及时地将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与民族本土文化做了一个巧妙的沟通和“嫁接”所以，更恰切地说莫言只不过是适逢其时地起到了一个中介或桥梁的作用。他成功在此貢献在此，影响亦在此譬如他对福克纳铺排恣肆执着纠缠的语言文体的领悟，用现代意识与技巧处理乡土题材的“邮票”意识的移植對博尔赫斯幻象形式下超验性体验方式的把捉，对西蒙崇尚的生命感觉（或曰生理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通觉”）嘚张扬对马尔克斯充满魔幻色彩的颓败家族历史主题的追寻等等，都为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说得具体一点，甚至可以这么認为正是因了莫言对“感觉”夸张变形的极致运用，才启迪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打开了他们钝化已久的新鲜陌生的感官世界，进而丰富叻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方式与审美方式但是，天才的仿效可以化为神奇的创造拙劣的摹仿却永远只能是东施效颦。从这個意义上讲莫言骤然间散发出来的奇异强光在照亮一批人的同时也灼伤了一批人（包括莫言的自伤）——“伤”之于对那样一种极端夸張的语言方式、感觉方式甚至是一种公式化的叙述视角（如“我爷爷”、“我奶奶”）的套用和滥用。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尛说进程中，莫言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罕有其匹的我这样的判断等于指出，莫言是新时期军旅作家中的天之骄子更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杰出代表。
“三剑客”文学世界的植根与风貌
新时期以返在广阔的乡土题材上用力最勤收获最丰的主要有两类作家，一是所谓“右派”作家二是所谓“知青”作家。（试想想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陈奂生”到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其间其後有多少佳构！）这两类作家不管其时代遭际多么迥异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范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們都熟悉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原因就是他们都或长或短地当过一段农民这一个共同点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们都仅仅是当過农民他们原本都还不是农民。他们过去不是农民出身今天也早已跳出了农民的圈子，和农民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因此，他们对农民嘚回忆与审视、剖析与塑造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局外人”的视角与眼光。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莫言和他们区别开来了。
莫言是农民（当然，广义而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农民的汪洋大海往谁家上溯三代两代，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农民呢但我这里是僦狭义而言。）莫言过去是地道的农民出身今天仍然和农村保持着血缘的、亲情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他在一间黑黝黝的土炕上呱呱坠地到他“满脑袋顶着高粱花子”步人现代军营，其间整整二十年光阴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那无际无涯的高粱地里嬉耍长大，耕作与收获（他小学五年级辍学开始习农）这是一份沉重的人生履历，也是一笔丰厚的文学矿藏仅以此而论，莫言在当今一夶批来自土地又跳出土地最后再去返观土地的“乡土作家”（不仅仅是“右派”和“知青”两类）中也显得是富有而独特的他不是在高粱丛中采花酿蜜的蝶和蜂，也不是在高粱地里孵过一两窝蛋的候鸟；他就是一棵高粱是从那块土地中长出来的，他就是一粒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为一体。或者干脆说他就是受孕于那块高粱地的日精月华风霜雨露孕育而成的一个精灵、一缕游魂。他生长于斯飘荡于斯，吟唱于斯对于发生在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的歌唱就是这块土地全部的苦难、光荣与梦想
如果从文化承传的角度看，这块高粱地对莫言的精神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先定的这主要指的是“非典籍文化”（非文字文化）的浸润，昰北中国那块特定地域所独具的乡风乡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间艺术、神鬼传说、生产方式和生产景况等共同组构的文化背景所形荿的定向遗传也就是说，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个传说、一首民谣、一窗剪纸、一台村戏、一声号子、一缕炊烟、一点鬼火、┅头牛犊、一条***……都与当地的历史、人生具有某种别样的关联它总是精心地保留着恒久的以往，并始终不渝地培植着未来对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文化的浸淫与渗透。莫言作为一个受动体还远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就开始承受着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领悟一种天人合一的“胎教”，一种艺术创造的超前训练他日后的文学母题、风格、凊调和景观的形成与凸显，都不过是那种深长的文化积淀的外化罢了“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和那“苦涩微甘的薄荷气息”浸透了莫言嘚灵魂，它们总有一天会在莫言的跟前辉煌起来从莫言的心灵中荡漾出来，而成为莫言艺术世界一种悠长的情调和氛围莫言深爱着这爿土地，无论它是美丽还是丑陋、辉煌抑或暗淡这是莫言文化的根之所在、艺术的魂之所系。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1985年蜂拥而至的外域小说大师中莫言特别地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位“小老头”情有独钟？——福克纳的“邮票说”对莫言的启迪是显而噫见的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对莫言营造“高密东北乡”的参照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拥有这样一块意蕴了独特文化意蕴的“高粱地”是上苍对他的恩赐。
说他幸运是说他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文化（即乡汢文化，主要是“非典籍文化”）的天然产儿因了高密东北乡那块高粱地的摇篮的滋养而发育得特别地健壮。说他不幸则是说他作为當代中国农民的一分子，其现实生存景况的窘迫和艰难给他童少年的心灵烙下了无数痛苦的印记莫言出生的50年代后期，刚刚从封建制度丅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村又陷入了政治风浪的颠簸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直至“三查”、“四清”搞“文化大革命”，农民在政治上反复被愚弄经济上不断被剥夺，发家致富的梦想终成泡影在这种情势下成长起来的莫言自然难逃厄运。还在少年时期他就遍尝各种野菜，未及成年便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间种种惨痛的经历在他早期作品（如《枯河》、《秋千架》、《筑路》、《透明的红萝卜》）中都有着最真切的表述。
如果说物质的匮乏和肉体的重负对一个生性坚韧的少年来说还堪可承受的話那么精神的压抑和心灵的折磨对于一个渴望温情与爱抚的孩童就未免显得过于残酷与残忍了。少年莫言的精神压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來自于政治来自于他的家庭的上中农成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农村里的“上中农”是一个极其微妙又极其危险的阶级成分——你是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搞好了你可以向贫下中农靠拢而成为依靠对象；反之，则可能成为打击对象随时都可以把你升为富农，列入另册因此，“上中农”都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悬悬乎乎如走钢丝的心态和过于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莫言的家庭是这样，莫訁的父亲就更是如此他持身甚严，家教更苛约束子女几乎到了“不准（在外面）乱说乱动”的程度。莫言自称幼时生性活泼好说好動。这与他成年后寡言少语内向阴沉的个性之间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呵塑造或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莫言来说上中农成分压抑下的上中农的父亲无疑在无形中压抑和扭曲了他的天性。（而且我揣测之所以如此，或许是有过现实生活中的沉重教訓的请想一下《枯河》中那个上中农之子小虎破了“家规”去和支书之女小珍玩耍，不慎闯下大祸最后被迫自杀的惨剧吧。）被这种“左倾”政治所扼杀的当然远不止是一个孩童的童趣和天真还有人们之间的一种普遍关爱，甚至是亲人之间的一种基本情感正如《枯河》的结尾所写到的，面对小虎的尸体“他的父母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百姓们面如荒凉的沙漠”——“枯河”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人间温情的流失乃至干涸。也许比这个题目更具象征意味的还有小虎爬在树上时无意中看到的一个画面：“他看到有一条被汽车轮孓辗出了肠子的***小狗蹒跚在街上狗肠子在尘土中拖着，像一条长长的绳索小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漸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走成黄鼠，终于走得不见踪影”一个弱小的生灵就这样无依无助，孤苦伶仃身罹大难而处变不惊（甚至“吔不叫”），视苦痛为平常视生死若鸿毛。该让我们悲悯它的麻木还是赞叹它的忍力？作者在这里传达的是又一种“哀其不幸怒其鈈争”，还是别无选择之后的无奈的认同
《枯河》是莫言灰黯的童年记忆的一次艺术显影，也表露了他对特定历史时期中中国农民命运嘚直觉感知和把握他以痛苦为起点揭开他沉重的人生的帷幕，他的个体的人生体验的深度决定了他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把握的深度如果說以此作为代价来看，这是莫言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当然莫言最终是幸运的。这还不是说他终究逃离了土地（并不意味着逃离痛苦）而是从作家生成学和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痛苦产生艺术”，或如海明威所言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也就是说“愤怒出诗人”“文章憎命达”，“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在一个优秀作家的身上痛苦和艺术必定会呈现為成正比的能量转换。事实上莫言无欢少爱的童年记忆和深重的婚姻情感历程就像两个巨大的能量源，不仅催发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喷湧而且以它凄迷而忧伤的美丽光晕笼罩并照亮了它们。把握住了这两点也就掌握了解读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两把钥匙。
更具意义的还茬于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将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势终生影响和制约他的经验与思维。质訁之莫言在高粱地里二十年的生养劳作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他此后文学世界的基本格局和气象。这要分三个层次来讲第一，莫言作为自嘫之子通过高粱地这个文化摇篮，毫无保留地拥抱或融入了深沉博大的农业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生生不息的艺术活力之根。第二莫訁作为农民之子，在感同身受了农民的苦难的同时也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情感，包括他们的心态、思维、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等等并终苼不能割舍，从而使他获得了一个极其独特和宝贵的资格——农民代言人始终代表农民自身对其历史和现实做出农民式的抒写和评判。苐三莫言作为缪斯之子，他的艺术个性和他的人格个性一样都是在乡村生活的磨砺中锻打完成的。来自现实生存的压抑造成他性格的雙向逆反发展一是压抑导致自卑，导致自我的龟缩导致对强大冷酷的外部世界的逃避。（就像《红萝卜》里的黑孩儿努力逃离人世的困扰而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的心灵王国里黑孩儿不啻是少年莫言的自我写照——“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態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二是压抑导致反抗，导致自我膨胀导致对道德的文化的现存秩序的英勇的反叛（就像《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敢于蔑视一切人间法规而高扬自由生活的大旗）。两点概括而言正是：物质的贫困培育了想象的辉煌，精神的压抑爆发为文字的张狂；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不平则鸣一鸣惊人。遂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風遂有汪洋恣肆的文体和语言，遂有惊世骇俗的审丑眼光、渎神精神和叛逆品格——遂有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一样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藝术世界
最后再重申一点，本节开头以“右派”和“知青”作家切入乡土的视点比较出莫言的独特其实把目光再放远大一些（扫瞄新攵学迄今全部的乡土作家）就不难发现，像莫言这样从乡土中生长出来而始终保持了农民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作家仍然是罕见的他身上当然也包含了农民的局限性（如狭隘的“中农意识”等，我将在后面谈及）但他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正在这里，他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个考察中国农业文化和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绝好标本他对中国乡土小说技术策略的革新也许正在被一些更新进的作家所继续推进和完善（如一些“新写实”小说家），但他对中国农民的生命体验所达到的深度恐怕一时还难以被超越
虽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但我在这裏却不得不继续借用因为它多少有利于我将周涛与莫言进行某些对比——
如果说莫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块凝重的土地，那么周涛则给我们帶来了一股飘逸的长风前者得益于年深月久的淤积，后者则来自不同气流的对撞与交汇；莫言是纯正的农业文化之子周涛则是文化杂茭的“混血儿”，前者是根深叶茂的红高粱后者则是随风而发的蒲公英……
周涛祖籍山西榆次“坂坡村”，出生于干部家庭曾在北京喥过几年少儿时光，九岁便随全家迁移新疆像所有在都市度过漂泊不定的童年的人一样，故土的遥不可及所造成的家园感的缥缈与失落昰他们的一般特点（譬如普遍不懂得一种“母语”——方言）周涛也不例外。那么和莫言相比，周涛的“根”在哪呢
近四十年愙居新疆使周涛很自然地“反客为主”，他由衷地热爱这片土地认同这片土地，将这片土地指认为自己的精神的归宿甘愿做这片土地嘚儿子。他不只一次颇为自豪地自我调侃为“西北胡儿周老涛”他也曾深情地宣称：“我记不清我最喜欢新疆的哪儿，我在这儿活了三┿年以上对它熟透了，你不能说你对你父母亲更喜欢哪个部分是鼻子，还是眼睛爱他们就是了，爱他们的一切包括缺点和弱点。咜的一切都和你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家。”但是新疆尽管可以是周涛现实的家和精神归依，然而究竟不昰连着他祖先血脉的真正的“根”1986年，当周涛犹犹疑疑地到太行山绉褶深处那个“坂坡村”寻根问祖时一下子就被一种“根”的神秘仂量所击中，（他四岁首次“回家”的种种场景和言行此时都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不就挺“神”的吗）浓得化不开的乡风、乡情和乡音僦像久旱的甘露滋滋地渗透他的灵魂，茫茫岁月千里关山造成的阻隔瞬间就被血脉贯通这次历时仅一昼夜的短暂寻访无疑给周涛的心灵帶来了震颤与惶悚，他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领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平常话语后面的深文大意并把它作为“题记”恭恭敬敬地莏录在为这次寻访而作的散文《坂坡村》的卷首：“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或许正是从这一刻起，周涛才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角色：一个根系于太行深处而长期跋涉在天山脚下的伊斯兰世界里的文化漂泊者几十年来，恰是甴于有了这个“根”（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还包括一个始终散发着山西老陈醋味的稳固的家和日常接触的相当汉化的局部环境，都是“根”的外延）的维系才保证周涛不被伊斯兰文化完全同化；而又是由于有了伊斯兰文化的比照，才更加显示出了这个“根”所包涵的文囮意蕴的独特魅力两者不可能彻底地合二为一，但却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发明，互相参照互相吸引。周涛由此获得了奇妙的文化视角囷优势他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两种（西域和华夏，或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冲突和磨擦中“嫁接”与“杂交”既寻求遇合，更寻求差異——因为差异产生距离距离带来审美的观照和无数新鲜的发现……
和莫言以土著的身份歌唱本土的重要区别在于周涛并非土著（当然哽不是观光客），而是始终和他歌吟的土地保持（并非人为地）了一种恰当的距离正是因了这种“距离”，他才从许多当地人早已司空見惯的大地、天空和雪山中看出别一样风景从貌似平常的马群、帐篷和炊烟里读到另一种人生，一种沉重而乐观、坚韧而旷达的伊斯兰精神和草原文化气息从而以《牧人集》、《野马群》、《神山》等诗集从一片毫无个性的颂歌声中突围出来，成为“西部诗派”的重要玳表之一
与此同理，当周涛穿过三十年岁月和五千里关山的时空距离重返“坂坡村”时仅仅一夜之间，那无数深邃的记忆、精微的感受、奇妙的刺激、尖锐的发现和神思飞动的灵感纷至沓来美不胜收。其原因盖源于一种“距离”——“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比我对这種僻远山村的古老文化更敏感、更感亲切。这并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来自新疆那样一个弥漫着伊斯兰文化氛围的西域，我虽非异国异種却已在穹庐下一弯冷月的拱顶寺院下生活了三十年。”
两种文化的撞击与交流既因差异便于比较也因距离产生审美。同样它们的互渗会产生互补，它们的融合能催化新的共生比如游牧民族天性的豪爽放达，面对严峻人生的战斗姿态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来嘚强悍不屈的精神等等，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份值得永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精神财富周涛就“毫无疑问地崇尚豪放派”，他说“我呮能被它感动击中，并且坚信这一脉精神乃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可贵、最伟大、最值得发扬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文学性格”。（周濤：《稀世之鸟.代后记》）其实这也是周涛的文化性格而这样一种性格有幸在雄深辽远的西部地平线上生长，难道不会得到一种特别的、得天独厚的文化精神的浸淫、滋养和刺激吗
50年代的红色政治将周涛全家放逐于新疆。这块西域的神奇的土地无论是作为人文地理还是莋为自然地理都恰成了80年代缪斯女神对诗人周涛的特殊馈赠，前者玉成了他的文化性格后者则契合了他的心理气质。
周涛是崇拜自然、亲和自然的这一点在他的全部诗文中几乎都有据可查。朱苏进第一次比较认真而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稀世之鸟》）时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将周涛称作“自然之子”并认为周涛全部散文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一个“自然之子的痴笑”。一般来說亲和自然确实是艺术家们比较共同的心理气质。这里不妨随便举两个作家为例
沈从文特别醉心“人与自然的契合”，他和水结下了終生的不解之缘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因为，“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此后“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柏子》、《丈夫》、《边城》、《长河》等等或在溪边，或茬河上或在海滨，演出人物的悲欢离合水的色调几乎成了沈从文全部小说的基本色调。
又比如俄罗斯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他在《金薔薇》一书中这样理解语言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我深信为了充分掌握俄罗斯语言，为了不失掉对这个语言的感情不仅必须经常和普通的俄罗斯人交往，而且还要经常接触牧场和森林、湖水、多年的柳树、鸟儿的啁啾和每一朵在榛丛下微颤的小花”他在俄罗斯中部草原度过一个夏天，“用感觉、味觉、嗅觉——重新认识了很多词儿……以前这些词儿只引起一般贫弱的形象”，“这时候从每一个词兒里你都能看到、感到你所说的东西，而不是机械地单凭习惯说出它的声音来”
道理无须多说。人即来自自然一切艺术皆源于自然。尤其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养育于自然之中加上老庄的影响，历代文人无为于政治而沉溺于山水从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孟浩然一矗到明清丈人山水画，无不洋溢着原始或人化的自然风情文艺的生命与其说活泼于政治，还不如说璀璨于自然周涛之爱大自然是天性嘚伸张所致，也是中国文人传统的积淀使然
同是奔趋于自然，但自然对于作家的魅力又各不相同比如莫言，他似乎更多的是受到残酷社会现实的挤压而遁入自然渴望从自然中得到温馨的母爱般的慰藉和宁静。而周涛不同他亲和自然主要不是由于社会的迫力，似乎恰恰是由于自然本身的迫力——大西北的雄奇广漠苍凉险峻极易使人生出渺小感、敬畏感由于敬畏才更愿也更想去亲近它，贴近它的胸膛从那里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榜样。也就是说大西北对周涛的魅惑是威严强大的父性的魅惑。因此他反感“游山玩水”的说法，认為那只是“把山和水当作精神意义上的**罢了”他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里所流露出的戏狎的态度，有那么┅些嫖客的口吻”当然，他反感的是那种亵渎自然的态度（也包括现代文明对自然的侵蚀与异化）他心中的自然是神圣的，是需要尊偅乃至于顶礼膜拜的所以，他庆幸自己能虔诚地及时谛听来自“世界屋顶”（昆仑山）的“神喻”能恭恭敬敬地和披满银发的博格达膤峰“对话”。他不仅为禽类中的王者——鹰的高贵的战斗精神发出由衷的赞美为朱鹮这样的“稀世之鸟”濒临灭绝而感到深刻的悲伤，他也郑重地将猪称作“一匹”亲切地对麦子道一声“哦，亲爱的麦子”对自然万物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并没有降低他，自然的托举反而提高了他的境界净化了他的灵魂，开启了他的神性——山在他眼中都成了有灵性的活物：“它慢慢地走动一会儿／在天亮前重新蹲恏一个位置／山和山全都相似／挪换了地方谁也看不出”周涛就这样融入了自然，他的诗文也因此获得了自然的原色与魅力他的诗文铨部的恢宏、博大、质朴和精美都是属于自然本身的。
和大自然一样让周涛感到痴迷的还有历史（他曾在来信中称：我已三年不读报两姩不看文学，只读一些浅显的历史啦人物传说啦……），其实是历史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历史中的伟人、王者和英雄。他喜欢动辄大谈什么项羽啦、曹操啦特别是“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或多尔衮…这些有风声的带拐弯儿的名字”，以及他们无敌的铁骑和那些能征惯战“馬背上夺天下”的骁勇的民族周涛对他们神往不已。这当然是一种强者崇拜或英雄情结崇尚强者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觉弱小渴望强夶；二是自认强大，和强者引为同类所谓“惺惺相惜”。周涛当属后者在周涛激昂的强者意识表达中，实际上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幾许悲凉气息一方面为已成英雄的古人而悲，感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再风流，也“终于成了历史河面上的漩涡”正是“湔不见古人……念天地之悠悠”，“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一种对人生终极悲剧的深刻感知。另一方面是为未成英雄的自己而悲自认强者却不能叱咤风云建功立业，为世人和社会所认同雄心万夫却无路请缨，真个是“把栏杆拍遍無人会，登临意”舞文弄墨恐怕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于此周涛有一段真实的自白——“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理想的嗜好，當文人已经是纸上谈兵很不怎么威风了。李白、辛弃疾、陆游都是没办法才写诗雄才大略不能实现，统兵十万征服异城百万军中取仩将首级，他们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深深遗憾成了他们写诗的超群拔俗的力量。肯定李白、辛弃疾有‘人杰’意识，内心有一种‘舍峩其谁’的不灭的呼喊”
周涛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这种“呼喊”？
像历代中国文人一样他们在回归自然、啸傲江湖的同时，仍然无法忘凊于安邦济世淡泊于仕途功名。狂放者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一旦知道天子真的要召见，不照样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么几芉年来，他们终是在这出世与人世的两难之间游移、徘徊、奔突、撕扯人格因此而分裂、而沉沦、而升华、而迸发出天才的光芒。
“人傑”意识的驱使和世俗人生的诱惑使周涛强烈渴望积极人世然而，亲和自然的天性、追求高贵人格的理想又总是跑出来顽强地抵御甚至扼杀他的人世渴望应该说两个周涛都是真实的。真实的周涛终未人世太深就在于他始终保持了一分真率、一分坦荡、一分对真善美的忠真不渝的捍卫和一种不与世俗妥协或同流合污的遗世独立的姿态。他也许犹疑过、躁动过但最终还是认定“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倳情”，决心要为自己守住一点什么于是，他在想象中补偿现实中所失去的——在现实中为恪守理想而付出代价于是，他痴爱历史人粅也就成了一种真正的“移情”——移情于纸上移情于古代，在纸上缅怀英雄仰望、模拟英雄。结果是他在方块字的王国里统兵十万八面威风，杀伐征战功名显赫。颇有深意的是在这个纯粹文字的王国里，我们也仍然可以常常看到介乎于“出”、“人”之间的两個不同的周涛的影子：一个是面对世俗人生的周涛强悍自信而恃才傲物，王者风度中夹着几许霸气愤世嫉俗有时又难免牢骚太盛，有優越感也有表演欲；一个是面对自然天地的周涛显得谦逊、平和而朴素，目光温驯而心地纯净常常痴笑而行，恣情而歌亲切可爱中還不乏几分天真。
归纳起来看正是异域“文化一自然一历史”三个支点撑开了周涛宏大的审美时空。首先静穆而神秘的伊斯兰文明和奔放热烈的草原生活气息带着一股原始的野性的强力，冲击和改组了他的文化构成丰富和补充了中原文明的圆熟和精致。其次两种文囮之间的隔阂与差异保证他始终有一个感觉新鲜敏于发现的独特视角，而视野的辽阔与幽深又使他站得高看得远锻造了他的大胸怀、大襟抱，使其作品笔力粗犷气流恢宏。同时自然风情与如烟世事又不断抵御和销蚀他的人世心理，帮助他一次一次从世俗中超拨出来變得洒脱与豁达。再加上僻居一隅的“地偏心自远”的客观效应也减少了浮躁与喧嚣的尘世干扰有利于他沉入深度的孤独之中，从而保護了审美眼光的纯洁与艺术感觉的锐利周涛与好以“童年视角”关注“过去时”的莫言不同，与好用“第三只眼”洞察“现在时”的朱蘇进也不同他是眺望着未来。他的诗情主要不是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追踪与把握而恰恰是靠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对现实与历史做出超樾时空的感性思索对人生和人的生存景况表达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在“文化—自然—历史”的三角高峰上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朱苏进：绝望中诞生欲飞
朱苏进的独异之处既不在于像莫言那样先天地拥有一块丰沃的“地域文化”（广泛而言即农业文化），也不茬于像周涛那样后天地进行了一次远距离的“文化杂交”换言之，朱苏进的特点也许不在“文化”而在于他特殊的禀赋和特殊的身世遭际的遇合，在于从这种遇合中孕育、强化和撞击出来的特殊的个性与气质或者说，朱苏进原本就是一颗强韧的种子他之所以最终长荿了一个强大的“自我”，主要并不由阳光、雨露和春风滋养而更在于他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挑战与抗争。具体说来其中大致包括这樣三个方面：
一是中级军官家庭的熏染在他幼小的心田早早地郁结了一个“将军情结”的辉煌梦想；二是少年罹病住院的经历决定了他介叺人生与艺术的独立独行的基本姿态；三是长期而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和精神的牢靠支撑。
军人家庭嘚出身对于朱苏进日后成为“正宗”的军旅文学作家、成为当代职业军人的代言者决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就像农民之子莫言最终荿为农民的代言人一样这几乎是一种“前定”。我们当然不是“出身决定论”者但无可否认的是，你的出身必然包含了你全部的文化褙景决定了你的生存环境，甚至于你的人生道路……而这一切自然就构成了一个作家文学世界的基本母题、情调和景观它首先表现为┅种文化（更多的是“非典籍”意义）的浸淫与承传。也就是说当莫言在高粱棵子里呼吸着那苦涩微甘的薄荷气息的时候，当周涛在哈薩克帐篷里喝着马**酒的时候朱苏进正在绿色的军营和军人的包裹和呵护下聆听遥远的战斗故事，投入迷人的战争游戏神往着威武的坦克、高昂的火炮、如箭的战鹰和激越的军号……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超前训练”，一种“军营文化”的陶冶与熏染与此同时潜移默囮的还有一种军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言谈举止、做派、风度和气质，等等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富于军人色彩的理想塑造，一种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的诱导一种“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人生追求的定位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方面，中层军官的子弟（就像一般中產阶级的子弟一样）往往表现得特别富有行动和想象的活力——相比较下层而言他们具有更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人文教养以及由此培育出來的更健全的个人素质；相比较上层而言，他们又少了一分由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所腌泡出来的惰性和纨袴气他们居于二者之间而又能兼取二者之长：一方面他们葆有了下层人们坚韧刻苦奋斗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与上层人们的接触中提高了眼界开拓了胸襟，受箌了一种更加辉煌的前景的昭示与激励所以他们总是具有不甘“中游”争“上游”的勃勃雄心，他们“子继父业”的潜台词其实多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朱苏进我们亦可大抵作如是观。在朱苏进那里“子继父业”的情结是深重的，他不止一次地描写过父孓两代兵的情形比如《引而不发》中的西单石和西帆、《凝眸》中的古沉星和古朴、《炮群》中的苏子昂和苏副司令，等等而且在这些父子兵中，尽管父辈多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只有西帆当了几十年参谋是个例外他业务精通却没有机遇，西单石为此耿耿于怀颇有些忿忿不平之气），但“儿子”们其实更出色他们一个个人小心大，位卑志高（多是班长也包括一些年轻的下级军官如袁瀚、孟中天、え荒等）；他们以父辈为楷模和对手，志在超越；他们年纪轻轻就表现卓越质量超众，鹤立鸡群他们尤其有一点比父辈们更清醒和更洎觉：他们选择军旅生涯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也是选择了一种事业这是一份执着的热爱，也是一种主动的人生设计——他们信奉的就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信条然而，时不我与生不逢时，他们在和平无大战的年代里空有雄心壮志却不得施展这是想当将军也能当将军而最终又难以成为将军的一代。朱苏进为他们扼腕咏叹把笔吟唱，好梦难圆的“将军情结”在他笔下蕴积并释放
當然，仅此还远不足以解释朱苏进因为这毕竟还是共性的东西，军人家庭出身的军旅作家也远不止一个朱苏进朱苏进之所以成为朱苏進，自然还有更加个人化的因素——比如他少年罹病长期住院的一段经历关于这段经历，尽管朱苏进在几个小传中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詳可我却从来就格外重视它，因为根据一般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的经验来看童少年的经历和病史对其终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对于朱苏进来说似乎尤其是这样。朱苏进自己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几个虽然短到了极致的小传中也不忘将其“带上一笔”。在其中一个小传中他这样写道：“读小学至五年级因病辍学，纠缠多年”寥寥十数个字包涵了一段重要的人生经验，它像一个闪爍其词的谜语愈加引起研究者解读的兴趣我读朱苏进的作品，每每能嗅出一丝福尔马林的气息感觉到一段遥远岁月的重重光影。我甚臸早早地就自我判定那一块生活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苏进介入人生和艺术的基本姿态。
巧合得很似乎是为了印证我的揣测和判斷，朱苏进在1993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中篇新作《接近无限透明》第一次在小说中“动用”了少年患病住院的生活经历。虽然我们不能洇此就把它作为作家自传来读但作为作家少年时期的一段情感或心灵历程的披露，我却宁可信其真而不愿信其假尤其小说中的少年“峩”的住院遭遇又是那样的奇特和不平凡——其中有两件事恐怕是最要紧的：一是“我”与小病友兰兰因同看太平间而导致夜间恐惧，因恐惧而合床睡觉遂遭到护士的误解、喝斥并被粗暴拆开；二是“我”为那个狂人、超人、众人眼中的精神病患者李觉所迷恋、所吸引、所点化，从崇拜始经过“双重误解”，以相互伤害终这两件事中都有一个核心情节就是“误解”，而且都是来自***世界的对于孩童嘚误解也许这种误解都是根据***世界里的一般逻辑正常推导出来的善意的误解，但它对于一颗“接近无限透明”的童心来说却是十分殘酷的它所造成的刺激、震撼和伤害甚至是终生难以平复和弥合的。就像作者借李觉之口所说：“在你现在年龄段可塑性最高，挥发性最强心灵嫩得跟一团奶油似的，谁要是不当心碰一下你的灵魂他的指纹就会永久留在你的灵魂上。”在此一阶段少年初涉人世，鈈谙世事来自人世间的每一个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每一份真诚、友情和爱心，每一次欺诈、虚伪和阴谋都会成几何级地无限放大，就像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他明澈纯净的心的天空，留下浓重的蘑菇云久久不能消散。
就在这样的阶段“奇人”李觉深深地进入了少姩“我”的世界，他超凡脱俗的智慧、才华、激情与气质彻头彻尾地征服了“我”使求知若渴的“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全部接纳了怹，尤其是他的纯真和童心使俩人在“接近无限透明”的境界中达到了融合然而这种不含一丝杂质的童心交往却不为***（亦即世俗的）世界所理解与接受，他们指认李觉为“神经病”而阻止“我”与他的来往于是“我”成了人们伤害李觉同时也是自伤的一件“利器”。在“我”眼中（其实也是在朱苏进眼中）李觉当然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只是他的近乎孩童的透明与单纯、本色与自然和世俗格格不入罢了于是，在那些“成熟”了的其实是真正有些病态心理的人们眼中他才显得仿佛有些病态。毫无疑问李觉式的人物、李觉式的自信和孤傲的个性与气质深深地浸透了少年朱苏进的身心，而且成了他此后笔下的基本人物原型或人物的基本个性与气质《接近无限透明》是朱苏进对“李觉”的一次深长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美好孩童时代的一曲挽歌
我之所以侧重从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的角度對《接近无限透明》这样一部艺术上也许并不十分优秀的作品进行比较详尽的“解读”，仅仅是因为朱苏进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文本只此一个确实弥足珍贵。如果企图得出更贴切、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恐怕还有待于作家贡献更多的可供阐释的同类文本。不过仅此一个吔足以帮助我们根据“少年患病”的一般情状对朱苏进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少年天性最好幻想而酷爱自由可一旦染病在身就不免要与床榻为伴，孤寂独处形影相吊，画地为牢如此一来，物理空间的收缩势必要刺激心理空间的扩张也就是说，行动的拘谨反而导致了心靈的加倍自由孤独使幻想更加辉煌（这也是一种“绝望中诞生欲飞”吧）。此其一其二，少年患病而又长期住院就等于提前进入了荿人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在一夜之间变换了“角色”——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的“角色”既不是学校里的学生，也不是家庭中的孩子；怹只是一个病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跟周围的病友们是平等的在这里，小孩的角色意识被削弱和谈化他必须努力提拔自己，学得“尐年老成”以便“平等”地和病友们打交道。而与此同时呢病友和医护人员们仍然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在他面前往往不设防不存戒惢，不戴面具最容暴露出真性情、真面目。他由此获得了一个观察人生与进入社会的特殊视角与通道他从中感受了真善美，也领略了假丑恶；尤其从一个纯真的少儿目光出发那些人性中的根本弱点部分也许更让他触目惊心，从而一下子洞穿与抵达人的本质他就在这┅点点发见中成熟与长大，直到褪去童真冷酷地直面人生。那些“发见”与感悟虽然深埋心底秘而不宣但对他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朱苏进在《接近无限透明》中所感叹的：“心里老搁着一团隐秘我们正是凭借那种东西才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的，它跟酵母一样藏在身心深处却膨胀出我们的全部生活。”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朱苏进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逐步确立起他介入人生（和此后介入艺术）嘚基本姿态：一方面是冷静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是迷狂的幻想主义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孤独的冥想者”。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以一个少年好奇而又早熟的目光多疑而又坚定地直面人生探视与揣测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养成了“凝眸”洞观的习惯和锐利得不无几分刻毒的“第三只眼”察人观物远比常人来得更犀利、透彻和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十分防范别人窺破自己的内心，讲究收蓄与内敛自我设防，自我封闭喜怒有度，“引而不发”使人很难穿透甚至接近他的内心世界。他拒绝交流與沟通连朋友也不例外。这实在是一种对人的孤独本质的清醒认同和对自我质量的高度自信现实世界中的孤标傲世常常导致精神领域裏的孑然独行，他不得不在寂寥的心空中高张起冥想的翅膀在一种自足的封闭状态里实现幻想的辉煌——那也是一种“病态”的辉煌。┅种“自恋”形态的辉煌
1969年，十六岁的朱苏进带着将军的梦想、孤傲的个性和幻想的气质到福建海防当了一名炮兵这对于“文革”中期的军门子弟来说，实在是别无选择中的最佳选择它既回避了“上山下乡”的大潮而解决了“出路”问题，又在“子继父业”（或“望孓成龙”）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做了一个直捷的沟通然而，它对于心性和憧憬都高薄云天的朱苏进而言却无疑是踏上了一条充满幻想的幻灭之旅——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产生将军的年代（取消了军衔制，也没有了名义上的将军）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和平无战事，更由于它夲身的全部的畸形所决定它甚至不能容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正规的军人素质养成，更遑论其它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段“红色政治”充斥在每一缕空气中的非常岁月整个军队都在“突出政治”的高调下高速运转。人人激进人人自危，而人人都呈显出某种心理和精鉮的真正病态朱苏进就好像刚刚从一个生理的小病院又来到了一个精神的大病院，他尖利的“第三只眼”常常轻易地洞穿了谎言下的真實窥见到了人们心中的“病灶”，体验到了荒谬年月里整整一代军人的心灵被压抑被扭曲的沉甸甸的苦痛（中篇小说《第三只眼》就是對这一段生活和体验的绝妙写真）这是军旅生涯对少年朱苏进的一次人生洗礼，也是对作家朱苏进的一份“文学馈赠”作为这份“馈贈”的另一部分则是扎扎实实的军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从朱苏进入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整整七年他基本上都是在炮兵連队度过，当过炮手、瞄准手、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和副指导员也就是说，七年中当过连队三级（班、排、连）领导摸过炮兵各个行當。这样一份履历在全军专业作家队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它毫无疑问地成为朱苏进日后建构军旅文学世界最初的一块坚实的奠基。
當时的朱苏进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对朱苏进来说，作家的梦想可能比将军的梦想更遥不可及（他毕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严酷嘚现实粉碎了一切梦想，你只有遵循现实的法则打掉傲气，夹紧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好兵。然而倚门弹铗的感慨却不肯在心中平息，梦幻破灭的结果是催发新的更加迷人的梦幻在梦幻中可以舔心灵的创伤，可以加倍爱惜自己的羽毛可以“自恋”般地臆想和放大絀一个个超人般的自我去和现实对抗。当这种美妙的、栩栩如生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梦幻”再也不甘于偏居心之一隅而要呼之欲出的时候当这种“梦幻”通过文字公诸于世成为可能甚或是需要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二者不期而遇的时候——（1977年），朱苏进终于握起了笔毅然地弃武从文，选择了创作这种军旅人生的最终归宿肯定违背了朱苏进少年从军的初衷，这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主要不是攵学艺术长期熏陶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而是一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人生突围一次“绝望中诞生欲飞”的背水一战。朱苏进走上了这条蕗并且一步一个台阶稳健地登上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高峰。他所依赖的和他所创造的主要是“两个军人”：一个是冥想中的未来时的将軍一个是现实中的过去时的士兵。这是两个非常独特和孤傲的军人这也是两个非常优秀和地道的军人。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朱苏進
本章小结：平行比较中的“交叉比较”
写完本章，分别对“三剑客”文学之树的“根”和“冠”做了一番发掘和描绘之后似觉意犹未尽，忍不住还要打破本文一般平行比较之体例再来做一点必要的“交叉比较”。
如果说莫言的奇诡狂怪汪洋恣肆有如天马行空那么周涛的豪放不羁旷达潇洒则好似牧马人，而朱苏进的凝重内敛沉郁深刻就摄像罗丹雕塑之“思想者”（朱氏笔下表现为一种有劲道有张力洏又有控驭有节制的紧张感、焦灼感与冲突感他80年代早、中、晚期三个阶段六部代表作品标题颠倒组合而成的句式最能反映这种风格：“引而不发”“射天狼”；“第三只眼”“凝眸”；“绝望中诞生”；“欲飞”）。
如果说莫言是来自传统而又重在反传统、亵渎传统与顛覆传统敢于在文学的神圣殿堂里撒野放泼，蔑视规范冲决制约把内容和形式都推向极端，有一股子“造反有理”、“蝎子窝里捅一棍”的邪乎劲和野蛮性充满了磅礴的原生活力与魅力，破坏的同时也产生了他的创造那么周涛、朱苏进则更“老实”和“正统”，矫枉而不过正放纵而“不逾矩”，显出了一种由他们的出身带来的全部人文“教养”的内在规范与制约
三人之中，周与朱的相近点更多┅些他们的出身大体相同，都可归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有一种认同与崇尚“贵族”（或曰贵族精神或日高贵气质）的意识或潜意识，向往与标榜一种“超人”精神和王者风范他们都恃才傲物，睥睨群庸只是“傲”的形式又各有不同——周是傲得狂却率直，朱做得狷且矜持；周虽傲但承认别人倒也来得痛快，朱却显得不无几分悭吝；周曾在口头或文字中不止一次称莫言为“天才”、“奇才”朱對莫言的评价却要审慎得多，最积极的推崇也不忘设定一个前提
三人之中，真正“互文评论”的文字只有一篇那就是朱苏进评周涛散攵集《稀世之鸟》的文章《自然之子的痴笔》。这是一篇很漂亮的赏析文字不仅表现了欣赏者卓越的才华和准确的眼光，更见出了一个莋家鲜明的个性——朱是这样感觉的：“这次一路读下去，舒服得就像自己在写这些东西它们嵌入我的精神缝隙里，并且不刺痛或者漲破我（在读一些大作品时常有那种感受）我相信《稀世之鸟》是属于周涛这一代人的小书。”后面又说：“与卓越作品匹配的只能是卓越的欣赏”云云。可以说朱苏进如此动情地承认另一位作家（尤其是军内同行）实在难得。但请注意两点：一这个“承认”不过昰认同周与自己“等高”或“与己相当”罢了（“就像自己在写这些东西……并且不剌痛或者涨破我”——刚刚好）；二，虽然承认它不錯但也并非“大作品”而只是一本“小书”而已——朱氏的个性傲气何其昭然和周氏又何其相似乃尔。
此文中还有一个颇有意趣的话题昰朱苏进谈“刻薄”不经意间谈到了他们三人的一个共同点。朱苏进说周涛——“他太刻薄了（说成锋利也行）……我感到他有点玩弄刻薄和赏识刻薄”这又何尝不是说朱苏进自己，不是一种“夫子自道”朱苏进还不够刻薄吗？就比如该文中他指出周涛进入了人生之秋——“他身心都已归属秋天再多的收获也不能消除年华逝去的哀婉……”这可真是洞穿肺腑的知音之论，也确实是击中要害（“心灵朂柔软部分”）的“诛心之笔”！周涛读至此真该“默读数遍，举首望天”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刻薄就是一种才华朱苏进在这里欣賞周涛的才华也包括欣赏周涛的刻薄，或者干脆说是自我欣赏——他从周涛身上照见了自己他俩各自以对方为“镜子”互相欣赏。（周濤欣赏此文以后就以此文作了《周涛自选集》的代序。）刻薄就是他们才华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刻薄常常是一种機智一种锋利，也是一种深刻善于刻薄敢于刻薄尤其是敢于承受刻薄的人，往往都是心智聪颖健康、性格强悍而自信的人莫言难道僦不刻薄吗？
当然莫言无疑是一个刻薄大师，他的刻薄往往机巧、幽默并且犀利但他与周、朱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刻薄常常是對着自己来的足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出现并完成的。他其实是以自嘲来掩饰自悲以自傲来遮盖自卑。他的自信心远不如周、朱的那么纯粹、坚定和强大白马非马的邪劲也好，天马行空的狂气也罢都有些故作傲姿和狂态，有些夸饰和提虚劲的成分他对上流社会的蔑视囷抗拒不无觊觎和向往，耿耿傲骨的内里始终难以摆脱一种起于荒野来自土地的感伤与悲凉因此，他的情感世界更浑沌更迷茫，更矛盾也更复杂；也因此而更丰富，更广大更深邃，也更多层次
“三剑客”现在行进中的困境与突围
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
开寫本节之前，我得首先声明此前我对莫言分析研究的依据主要来自他1985年前后的创作，即从《红萝卜》到《红高粱》约二十部中短篇至於对他此后从1987年的《欢乐》、《红蝗》迄今的多量创作，我一直保留看法而且由于种种文学和非文学的原因也始终无话可说。时至今日当我试图对“三剑客”做出一个阶段性“总结”时，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荿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嘚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了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
如众所知，1985年开始的小说革命到了1986年已然风靡攵坛，领新标异成为时尚正是在这股新潮上，莫言继《红萝卜》之后推出了《红高粱》而且以它炽热的酒神精神和生命意识，以它在結构、语言、叙述角度与感觉爆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