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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10-9-14 15:4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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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朝平还没有被正式批捕前，在ZF机构没有定性《大迁徙》为反动出版物前，我们看的，只是一篇纪实文学。 【代序】
十余年前，策划、组织过一个选题，后来成为一篇长篇通讯发稿：《鹿死谁手：检察官的败绩》。文章记录的一个个以失败收场的惨淡结局，是我们常常回避的。在我的记忆中，类似的选题或内容因其“敏感”再没有出现过。这类选题触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败。我们是忌讳失败的，谁都奢望胜利及其光环。战争年代、血雨腥风，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锦袍加身，然而，非战争年代、非血雨腥风，真正的勇者并非一蹴而就。于是，锦袍加身的人，我们常常投以怀疑和审视的眼光。而怀疑和审视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只有在荡涤私利、私欲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坦然面对。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多的忌讳。这些忌讳甚至不是“上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我们为什么要戴上它？因为一种合理的推定，让我们进行了安全的选择。“合理”是制度决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选择跟制度有关，更与潜规则有关；同时，也是宽泛而不能言说的利益决定的。一个7岁的孩子说：40亿年后，地球都死了。其实不用她说，几十年以后，我们都死了。但是在面对私利、私欲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常识。我们都以为自己长生不老。是孩子天真，还是我们天真？
最早知道三门峡，是一位诗人的诗。所以对于一些诗人，我很瞧不上，虽然我自己写了数百首的诗歌。我眼中的那类诗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着眼睛说瞎话，激情到了睁着眼睛也说瞎话，要不就是无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语。知识分子是要探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质的，如果诗人是知识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脚的那一层。
这本沉甸甸的《大迁徙》，竟然把我写进去了——说实话，在读到有关的文字时，我觉得羞惭。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
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当初撤稿之后我没想到的是，谢朝平后来又多次去了渭南、华阴等地，并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更是世界史。有关移民的专著在世界学术界更是蔚为大观，然而，对于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移民的研究我们却是缺乏的、回避的：学者们喜欢写跨国移民史，他们对天边外的事情似乎更感兴趣。屯守和掺水式的移民，是我们历史的常态。现实中，对于移民问题，我们也基本上处于行政操作的技术层面。中国水利工程项目和规模举世无双，而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宝贵和稀少，必然带来复杂且严重的库区移民问题。以这样的背景，这部《大迁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恶劣的生存状态中谋求生存本来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而备受挤压的生存空间更煎熬着他们的神经。面对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某一个地方一个应该有效、有益运行的行政体系轰然崩塌的时候，批评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评价体系坏了，纠错也就无从谈起，只能眼睁睁看着追求、捍卫私利者一步步侵蚀社会健康的躯体，直至身躯变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对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防，在民众的苦难面前麻木不仁的人，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对他们倒没有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不满以至愤怒，我只是觉得伤感。在一个上下利益攸关的体系下，他们已经被“锁死”了，不进则退，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样的人不是在我们身边蒙上眼睛就能抓出几个吗？
所以，《大迁徙》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这本书的完成告诉我们，在饱食之后，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忙于谋取私利，排斥不同的声音，却又在人前极力表现自己的厚道和忠诚的人，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的。
然而，这本书又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移民的著作。三门峡移民以一种“运动”的形式进行，而移民的或轰轰烈烈、或偷偷摸摸的17次大规模返库也不得不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进行。我们习惯了“运动”，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觉到“运动”的强大影响，“运动”的影子无所不在。如果竟然连行政操作层面上的准备都不够，那么，“运动”真的会害死人的!
《大迁徙》描写的是一群氓，一群在宿命的操弄下成为人类亚种的生存经历。他们向应许之地迈进，然而，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他们或者惊惊乍乍，或者偷偷摸摸鬼魅一样见不得人，或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们是在祈求。他们头上有两重天，一个可以不合时宜地晒死人让土地龟裂或者刮风下雨形成大洪水的天，一个青天大老爷几至于可以生杀予夺的天。所以，无论他们怎么人数众多，无论他们怎么热血豪情，他们始终在祈求。这是因为他们生命轻贱，如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被踩死一只蝼蚁一般的轻贱。然而，对于这些蝼蚁一般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轻忽。
因想撤前边提到的那两篇稿件，渭南的“灭火队”来北京时，我曾经向那位巧笑嫣然的女宣传部长讲了类似的话，但，她听不懂。她也不需要听懂。
处在一个社会的中下层，我们是一群最不活跃的人群。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那么，我们真的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儿？
历史不会记住那些在三门峡移民事件中的部长、局长、主任们，如果不是这些“不安分的”移民，这部30万多字的著作里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即便有，对于他们的评价也并非本书可以完成，最有资格给他们投票的，是那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几十万移民，他们会世世代代口口相传。那些上演了三门峡波澜壮阔的移民是这部书的主角，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三门峡因此而精彩。
我记住了那些移民曾经回忆搬迁前的日子：“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这不是我们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吗？
埃里克霍弗说过：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但却不是没有信仰的时代。
2009年10月2日于北京八宝山
（龙平川：资深媒体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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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10-9-14 15:4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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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大错铸成
这是一条奇特的大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几个泉眼淌出时，它还是清流汩汩，碧波粼粼，向东流过一座黄土高原后，它变成了一条浊浪翻滚的***泥河。
它因此而得名——黄河。
黄河用5464公里的长度和75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维系了炎黄血脉并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国人都公认黄河是自己的母亲河和“摇篮”，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灵魂……
面对黄河，一贯气壮山河的伟人***充满了敬畏之情。他告诫人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
他的敬畏中多少夹杂着一种无奈的矛盾心情——对海河，他说“一定要根治海河”；对淮河，他说“一定要修好淮河”；对黄河，他似乎没有了一贯的大气磅礴，而只是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然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基调伴着“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情怀和“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主义”的奋斗目标，还是使***无法放弃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他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等决策者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了被中外水利专家不约而同看好的三门峡水库坝址。
所有错误都是在绝对正确的信念下铸就的。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第二天的报纸说：邓子恢的报告赢得了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人民代表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代表因那“激动人心”的报告而彻夜未眠。
激动的代表们忘记了三门峡上游的八百里秦川。当年，德国的水利专家到现场勘测后曾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怀有阶级偏见的决策者们把这一警告当作了“不怀好意的危言耸听”。
1956年，“苏联老大哥”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完成，三门峡工程不可逆转地启动了。
大错由此铸成。
领导者错误的决策总是以无数小人物的利益和痛苦为代价。决策者的一念之差，陕西省渭南地区当初迁出的28.7万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几十万个子孙后代（注：库区目前有近48万远迁移民，还有10万就近迁移移民）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弯——就是从那时起，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前绝望的呼救，17次闹返库时的呐喊，对侵吞移民利益者的怒吼不断响起在西北高原和三门峡库区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记者希望也能像一篇写三门峡移民的文章里说的那样：让读者“读到那些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看到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看到**党人是怎样一步步接受着人民群众的考试。”更想让读者看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是怎样温暖和抚平广大移民那曾被伤害的心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录，记者也希望党和政府能关注并进一步惩治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把原本属于移民的利益早日归还给库区移民，使库区的政治更加清明…… 顶或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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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10-9-14 15:4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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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牺牲
1、“污点人物”
要采访的对象有“污点”——介绍刘怀荣的朋友提醒记者：他虽是黄河中游那场悲剧性移民的重要亲历者和幸存者，但站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看，他是有“污点”的。
朋友说刘怀荣有“污点”，是因为他81岁那年曾经“进去过”。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公安局的材料记载：刘怀荣，男，汉族，生于1922年，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华阴市华西村。因聚众闹事被**一年……
也许是担心记者知道了刘怀荣的“污点”后会放弃对刘的采访，提供这份材料的朋友用令人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介绍说：刘怀荣绝非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一个被几十万三门峡库区移民尊为“头家”，被当地政府列为移民“四大司令”之一的重要人物。少了他，三门峡库区移民史也许就会不完整，移民在某个时期就会觉得缺少主心骨，移民的故事就没有主角。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才知道朋友的介绍并非夸张而是精辟——单从刘怀荣进入86岁耄耋之年时，华阴甚至是渭南各阶层还不能为其“盖棺定论”，还在为他所干一切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一点看，他的确应算是一个“人物”。
2008年正月初三晚，在渭北下吉镇北七村五社的一间农舍里，这个昔日名扬库区的“人物”就坐在记者对面，认真地回忆着并不十分遥远的往事，然后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和辅以幅度较小的手势把他曾经无数次对无数人讲过的故事重复给记者。
他那些几乎涵盖了三门峡移民所有磨难与挣扎的故事早已烙印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有充满富庶和希望的甜蜜日子，有用谎言点燃的激情，有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与灵魂，有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的惨烈，还有被编排、被欺凌的漫长岁月里弥漫着的那种伤痛与哀愁……
重温悲伤是件残酷的事，它会令人更加痛苦。凄惨的往事触到了刘怀荣那本就难以弥合的伤痛，老汉双肩颤抖，老泪纵横。记者也难抑唏嘘之情，采访因此而数度出现中止。
老汉不懂新闻，却恪守着新闻“真实”的准则。在长达二十多小时的采访中，对那些记不清楚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姓名或者一件事情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他都绝不胡诌乱编。他会停下来安静而持久地冥思苦想，让记者边望着被灯光凝固在墙壁上的那个沉思的雕塑边耐心地等待……
很难把刘怀荣与那些紧扎裤脚、身穿对襟、头裹“白羊肚”的关中老农挂钩。这位曾统领过数十万移民的“司令”虽满头花白，年事已高，但他气质不减，风度依旧。一张富态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农民式的睿智和沉稳，他的沉稳甚至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老汉，是一个也许更适合做官的人——如今的官员就大多是一副沉稳老道，高深莫测的样子——遗憾的是，刘怀荣终究没能做成官，上世纪中期，黄河中游的那场大移民把一个“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和移民积极分子“锻炼”成了令当地官员头痛不已的“刺儿头”，他因此而常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送去**……
事实上，按弗洛伊德“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或曰“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刘怀荣的结局只能是这样——他的性格元素中除揉入了太多关中人粗犷仗义、顾群抱团又特别爱较真等特点外，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总爱“一吐为快”。还喜欢提意见或曰告状——当生产队队长时老给村干部提意见，当移民时，又常到乡里、县里、市里反映问题，当移民“司令”后，甚至还跑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干部……
“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的另一说法是：“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在我们这个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轨而来的社会里，朝代更替中“遗传”下来的尊者对卑者、上司对下级、城市人对农村人的那种人格歧视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我们的一些官员还并不真正**、开明、大度的时候，尊卑上下和城乡有别被注入了现代性，卑贱之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对一些权势者来说都是大逆不道并必将会被排斥的。刘怀荣口无遮拦地给村、乡干部提意见，甚至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政府干部，他“收获”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劳动教养这种“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命运”没有能改变刘怀荣的“性格”，时间的砂轮也没有能将刘怀荣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点的圆滑。他把胯下之辱深埋心底，以边缘存在的方式让记者从另一种角度在一个“污点人物”身上看到了也许应视为具有“闪光”意义当然也是可彰而不可学的东西……
讲到带领移民闹返库的动机时，刘怀荣一再向记者强调：“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记忆的揽绳已经把痛苦的往事牢牢套住，固执、倔强的老汉把自己的思绪定格在了五十多年前的岁月里，他无法忘怀关中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和那片土地给关中人带来的富庶生活，无法忘怀家乡那条潺潺流过的渭河，无法忘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迁徙，更无法忘记那些被穷山恶水困扰了数十年而变得贫穷不堪的移民……
“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的一诺千金成了刘怀荣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着，在赢得一片喝彩的同时也把一个斗士的坚强和脆弱表演得淋漓尽致——他放弃个人幸福和当地政府个别领导给他许诺的利益，与库区的几位移民“头家”结成“四大司令”，带领着他们的数十万部属，不屈不挠地闹返库、争土地使用权，直至被关进看守所那阴冷潮湿的监舍——那时，他有过沉默，有过被“震慑”后的短暂恐惧，但他终究没有屈服，甚至还对前去“招安”的某领导热嘲冷讽。于是，对其痛恨不已又无可奈何的人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给他制造了一个“被招安的事实”——铁窗内，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刘怀荣向某领导保证：“我今后不再**了……”
这样的电视画面使得“司令”的部下们一片哗然。有人惊呼：“刘怀荣投降了！”有人埋怨老汉委曲求全，有人猜想，这也许只是他寻求摆脱囚禁的一种“诈降”和权宜之计，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市里若把移民的事情解决好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被剪辑掉了。因为这句被剪辑了的话，刘怀荣在一些部下心目中没有能保持住一个移民“司令”的最后晚节和尊严。
显然，刘怀荣非常看重部下的感受和评价，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多次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夜空发呆。
记者明白，老汉是在为部下们的误解和评价而伤心。
其实，部下们的看法并不会影响或贬低刘怀荣的“司令”形象，连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都说：“移民能重返库区，刘怀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原政府官员的评价是中肯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终于，他和几十万移民不屈的抗争赢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中央下发文件允许15万移民走出缺乏起码生存条件高塬大山，返回他们数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库区……
如今，三门峡库区的“四大司令”已有三人作古，“司令”们手下的干将们大多徘徊在生命的边缘，再也无心、无力于耗去了他们大半生精力与财力的移民问题。然而，86岁了仍敢骑着摩托在马路上狂奔的刘怀荣却背负着历史的尘埃，依旧为移民返库人数、安置土地等问题奔走呼号，他无数次地层层找领导、找当地和上级政府、找执法部门。但令他郁闷和伤心的是，他和他反映的问题总是在层层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个别执法者还动辄就对他“绳之以法”，好像个别人对移民的侵害天经地义，被人蚕食了的移民利益从来就游走于当地政府及“法律”的思维之外。
刘怀荣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服，他对记者说：“当年，我们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才移民的，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有功之民，理应得到善待。可是，如今当地政府的个别领导不但不善待我们，还心安理得地侵吞我们的利益。更可气的是，移民利益受到侵害，渭南和省里还没有人管……”
激动和愤怒使得老汉的逻辑思维变得有些不大连贯，想指责“当地的个别领导”，他却又突然把话题转到从前。“上世纪五十年代移民前，层层政府的领导给我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给我们承诺了多少的好事啊！他们讲的那些话是何等温暖人心，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无怨无悔地移民大西北，移民陕西渭北高塬……”
刘怀荣记得，最初感动他和库区百姓的是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
他说，邓副总理那“激动人心”的报告传达到陕西省渭南地区华阴县时，已是1956年冬春交替时节。对国务院邓副总理那份报告，“刘司令”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唉，反正讲的都是如何修好三门峡水库为老百姓谋福利之类的事情；讲了黄河变清的美好情景；讲了建三门峡电站是治黄史上的千古大业；好像还讲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增强国力、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治意义。号召每个贫下中农要把自己的思想、命运甚至是生命都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刘怀荣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党和国家教育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
那时有一首歌：“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以歌词的标准衡量，刘怀荣绝对是一块好“砖”——当年，他“官场”的职务是华阴县(注：1990年12月改为华阴市)义合乡义升村三生产队队长。1956年初春，在乡上参加过“建设三门峡电站干部动员大会”回到村里的当天，他就同村干部们提着石灰浆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难看的“手迹”到处书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奉献三门峡、永远不后悔！”等标语。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怀荣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永远需要有国家和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利益确有需要时，个人应该无条件做出牺牲。
但他又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国家确实需要我们作出那样的牺牲吗？国家有能力修建三门峡电站或者的确需要修建三门峡电站吗？三门峡电站建设中的错误和几十万移民的巨大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牺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
对三门峡工程的怀疑颠覆了刘怀荣移民初期“国家至上”的觉悟，这种思想的变化使刘怀荣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演变——他因此而由华阴县移民初期的一颗小如萤火的“明星”蜕变成了一颗渭北平原上空很惹眼的“流星”……
2、“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五十多年前，华阴县义升村的“建设三门峡电站积极分子动员大会”是在村小学召开的。
那天，天公不作美，闹起了倒春寒。刺骨的北风夹裹着雪花来势汹汹地从渭北山区袭来，在渭河平原上凝聚、徘徊。窗外寒风怒吼，树木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摇曳挣扎，雪花在风里盘旋着，风在雪里撕扯着，打着尖利的响哨狂暴地扫荡着关中大地。
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里，全村近百名先遣队积极分子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往常开会，会场里比集市还嘈杂，难得聚在一起的村民们会格外珍惜这种机会，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嘻哈打笑地打趣聊天，大着喉咙讲些家长里短，牲口庄稼之类的闲话。一会儿工夫，会场就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主持会议的村干部要站在讲台上又是挥手又是用教棍猛敲桌子才能让乱哄哄的会场安静下来。
可这天的动员会，教室里却出奇地静，除偶尔响起几声咂吧着嘴抽土烟的声音和有人被呛得直咳嗽的声音外，连人们粗重的呼吸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乡政府主持会议的冯乡长（根据部分受访者要求，书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书中还有数人因读者可理解的原因，也都使用了化名。化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其后出现时不再注明）省去了以往开会时那冗长的开场白，只用严肃的口吻宣布：下面，由李运龙大队长传达中央重要指示！
坐在冯乡长旁边的村大队长（后改称村主任）李运龙一脸肃容，从怀里拿出笔记本开始传达乡里前几天召开的会议精神。李运龙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能说会道，口才极好，平时开会总是信马由缰，口若悬河。但在这天的会议上，他一改往日的滔滔不绝，诚惶诚恐地拿着在乡里开会时作的记录照本宣科，声音里的沉重超过了他故意的轻描淡写，一副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错说一个词的样子。
已在乡里开过“三干会”的刘怀荣知道，“教育”或者说动员的口径从省、地、县到乡、村、社都是一致的，在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上，谁要是突破了或讲错了上边统一的口径是要负政治责任的——那个年代的“政治责任”包含着批评、检讨、撤职、开除、遭批斗、坐大牢乃至于家破人亡等等“***”的处罚——这样的原因导致李运龙在整个传达中一直提心吊胆并格外地小心翼翼。
李运龙讲完，村支书刘柏松又表情凄然地念着为什么要把华阴等县作为库区的问题，肃穆的语气像是在给生他养他几十年的这片土地致永别的悼词。刘支书结结巴巴地照笔记本念几句，又忍不住离开笔记本想补充些什么，他费力地在脑海深处搜索并组织着语言的阶梯，竭力想表述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思想情感，但任他怎样搜肠刮肚也没能找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只言片语，一时，“卡”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卡”了片刻，刘柏松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沉重的叹息：“这里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啊！可如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讲完这句话，刘柏松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偏离了会议的主题和动员口径，于是赶紧又去照笔记本念会议记录。结果，费力地念了半天，他也没能从“八百里秦川粮仓”转到“库区”的概念。念着念着，刘柏松觉得自己还是没能进入会议所需要的状态，还是没能把库区的意思说清楚，便烦躁地站起身，从讲台上拾起一个粉笔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块瓦，接着，用教棍指着“瓦片”说：我们整个渭南地区都位于渭河平原东部，北边是渭北高原，南边是秦巴山地，黄土台塬，中间是渭河平原。地形呈现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像一块不规则的瓦仰放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东北部。我们华阴、大荔、朝邑、潼关四县就在“瓦片”最低的部位。所以，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就等于堵住了“瓦片”的东北部，我们这几个县就成了蓄水的库区。
刘柏松以“瓦片底”作模型解释的“库区”形象而直观，五十多年后，参加那次会议的积极分子们依然对“库区”的解释记忆犹新。但刘柏松对库区的解释毕竟过于简单，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村支书不懂库容、水位高程这些水利术语，更不知道“苏联老大哥”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巨大影响，所以，他没能讲清富饶的“瓦片底”为什么会变成库区。
当时，为了修建三门峡电站，中国从苏联请来了原就职于苏联电站工业部的科洛略夫等人为主的外国专家组。
对科洛略夫出任专家组组长一职，他的同门师辈们早有微词。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说：中国找错门儿了。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他仅能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
康恰洛夫一语成谶。在三门峡电站设计中，科洛略夫一门心思于高库大坝发电。在一次中外专家会议上，他用带卷舌音的俄语轻松而不可置疑地说：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
凭着苏联人的气势和那时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没换库容的观点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过十年，水电部党组在给***和周总理汇报的材料中言辞颇为沉痛地说：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研究过，解放后我们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1955年，针对不同意见，也组织了全国专家展开鸣放讨论，但是，我们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听不进不同意见，鸣放讨论只是走了个过场。
“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和“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不仅仅只是水电部党组，包括主席和总理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也都想把建三门峡电站的事定下来，当陕西官员有抵触情绪时，周恩来总理还让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力的彭德怀、习仲勋前去做说服工作，讲“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讲三门峡电站修好后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讲在朝朝代代都没能治理好的黄河上建修大电站对提升新中国形象的意义——当然，也暗示“圣人出，黄河清”高层梦想。终于，陕西官员们向中央作出了“无条件服从”的表态。由此，在修建三门峡电站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的同时，三门峡电站的大错也从此铸成。
为此，在1964年的半年内，总理曾两次实事求是地总结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承认：“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
对“科学态度不够”的原因，总理总结为，“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
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如此深刻而辨证地认识三门峡电站时为时已晚——修建三门峡电站的脚步已无法停止。按照苏联人设计的方案，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要达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库区移民87万人。后经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利部青年技术员温善章等专家多次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有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设计思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的修正方案：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按360米高程设计，汛前高程为335米。
即使是这样，专家们计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数字仍然大得惊人：库区要淹没山西省的平陆、永济、芮城和河南省的灵宝、陕县等县（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移民11万。而陕西省的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万亩土地也将成为“库区”，库区须迁出移民28.7万余人。须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和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在华阴县义升村召开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当这组淹地和移民的数据经冯乡长之口补充出来后，会场上发出了一阵唏嘘和惊叹。
在一片躁动声中，刘柏松缓缓坐下，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后才继续照着笔记本念道：这次库区移民动员的要点是，建设新宁夏，建设大西北。接着，他念了很多关于黄河祸害下游的事情，并念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的发电量，对工业建设发挥多大作用等等一大串数字。他说：中央已作出修建三门峡电站的决定，三门峡电站修成后，不仅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无私奉献精神……
几位干部照本宣科的传达虽有些古板，但却在会场上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了一种荣誉感。每个与会者都开始没由来地对自己肃然起敬：自己将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自己是国家的功臣，自己将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名垂青史……
人们还沉侵在自我陶醉的激动中，冯乡长又循循善诱，把另一个美好的场景推到了大家眼前：“我们的奉献不是没有回报的，上边讲了，我们迁一家保千家，今后，下游那些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获得利益的‘千家’也会反过来扶持‘一家’搬迁移民的！”讲到这里，乡长激动了起来，他同时高高地伸出双手，然后又将左右手的食指同时伸出，边用右手的食指压在左手的食指上边动情地说：“大家设想一下，一千家来帮助一家那将会是怎样一个概念啊，一家帮你一元钱是多少！帮你三元又是多少！帮你五元呢……”
这位高明的诱导者首先陶醉了自己——冯乡长眼里放射出发现阿里巴巴山洞般的狂喜，久久地伸着两根指头也忘了放下，给与会者留下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雕像”。过了许久，会场里交头接耳的嘈杂声才使他从那个由数字换算出的财富世界里走出。喝一口水后，他接着换算另一笔账，“退后一万步讲，即使没有一千家帮一家我们也不会吃亏，国家要给我们广大移民‘输血’，按搬迁政策什么都会有专门的搬迁补助。我给大家透透风吧，一棵树赔多少，迁一座坟赔多少，拆一间房赔多少，上级都是有规定的。上级还有一个对我们移民非常有利的重要规定：在迁移区新恳荒地前3年不能达到安置区同类土地常年产量的，其产量差额部分由国家予以必要的补偿，并在3年内免交农业税。我可以肯定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搬迁的移民只会越迁越好，越迁越富。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现在的水准！”
村大队长李运龙赶紧附和：“肯定会越迁越好，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嘛……”
冯乡长和李运龙等人在作这番宣传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明明知道，眼前这些先遣队员要去的宁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他们也知道，1956年，三门峡水库移民计划中移民补偿费为每人620元，远迁为每人800元，这点钱，除掉干部进行移民工作的办公费和移民的路费就会所剩无几了，还有什么钱去安置移民？还有什么钱去保证他们能“越迁越好，越迁越富”？还怎样使“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的水准”？
冯乡长更没有想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和人的作用，逐渐降低移民安置补偿标准，1958年减少到每人429元，1959年降为每人316元，有人甚至还提出不给一分钱也可以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关中移民安置质量的低下。
对此，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三门峡水库工地时曾痛心地讲道：“在移民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那就是去年增产节约预算下来以后,我后来才听说（移民资金部分）少发了一些钱,这个影响很坏。”总理强调：今后，有关移民问题,一切合理的要求,中央一定要负责解决。陕西一定要把迁移工作做好。
总理的指示并未能在陕西得到很好贯彻，导致不少移民无房屋栖身，无土地耕种，无饭吃无书读……
公正地说，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全怪基层的干部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确使冯乡长这样的乡镇干部陷入两难：“没有钱也要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使基层的干部们成了无米之炊的“巧妇”，他们不用虚幻的“画饼”和“美好的前景”去欺骗移民，移民就不会到风沙蔽日、环境恶劣的宁夏，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三门峡电站就不能开工，自己就完不成上边下达的任务，就会轻者受批评挨处分，重则丢官失职。在国家建设、自身利益与移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干部们只有选择欺骗去坑害28.7万关中移民。
世间的事似乎皆有因果报应。当年，冯乡长在会场上对“迁一家保千家”与“千家扶持一家”的即兴发挥和对移民迁往宁夏后那番美妙图景的描绘使他在几年后也遭到了点小小的报应——1961年底，在下乡的路上，冯乡长被从宁夏逃回的那些愤怒的先遣队员们用麻袋蒙住脑袋一顿狠揍，打掉了四颗门牙，从此说话吐词不清，只好安上假牙。
如今，早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冯乡长仍时不时会为过早离开自己的四颗门牙感到惋惜，也会良心发现地对当年那次会场上的欺骗感到歉意。但在有生之年，他也许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会场上受骗者如痴如狂的情景——自己的慷慨激昂使整个会场的人也慷慨激昂起来，自己带描绘性的煽动和李运龙的“画龙点睛”点燃了参会人员心中的烈火，会场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除一些可能有如刘支书所说的那种“狭隘小农意识”的人显得态度冷淡外，大多数到会积极分子都很激动，有的自觉地在鞋底上蹭灭烟头专心听讲，有的以点头微笑表达自己的心领神会，有的还用笔在黑乎乎的本子上记录着。这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渐渐演绎成了无法控制的狂热，义和村那个后来到达宁夏陶乐县平吉堡后聚众逃跑的李志强还带头呼起了口号：
“坚决支持国家建设！”
“牺牲我一家，幸福千万家！”
“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
按会议议程，积极分子代表开始表决心。这一议程也是事前就安排好的，决心怎么表，说些什么，乡里已派专人把关。所以，大家的决心都近似于“坚决支持国家建设”、“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之类的口号。
刘怀荣的发言却没有按乡里的“套路”来——他从人群里站起，先讲起了华阴、大荔四县的人文地理：“刚才，刘书记说我们这几个县像一块瓦片，这的确是一块令人难以割舍的‘瓦片’啊！这几天，我反反复复研究了地图，才发现我们这里的地势是以渭河为轴线，形成了南北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我们这里有山有川，有塬有滩，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尤其是水源丰富：黄河自北而来，沿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华阴边境流过。洛河自西北而东南入渭河，渭河自西而东，在境内汇人黄河。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我们丰衣足食的保证。秋季，我们这块“瓦片”上简直就是一片棉花、粮食、油、西瓜、苹果、花生、红枣的世界……”
“怀荣，别扯得太远了！”刘怀荣正讲得兴起，村支书刘柏松打断了他的话。平时开会，刘怀荣就常爱提些相反的意见，弄得村干部们很是难堪。在事关国家移民大事这样的会上，刘柏松见自己的这个部下信缰由马，山南海北地闲侃，怕他又唱反调，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忙进行发言引导：“你就代表全村八个队的干部，表表如何用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决心吧。”
刘怀荣有些激动地应道：“决心要表，但我想多说几句！”会场里有人应和：“刘队长已憋好多天了，让他讲吧！”“我们没机会发言，已托刘队长替我们讲讲，怎不让说呢？”
冯乡长见状，摆摆手说：“刘书记，怀荣心中有话，让他说吧！”
得到乡长首肯，刘怀荣重新接上了被村支书打断的话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源远流长。距今约8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就在我们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周、秦、汉、唐两千年间，我们这里是京畿重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被称为五岳第一庙的西岳庙，中外驰名的西岳华山就在我们县内。隋文帝杨坚这样的皇帝，杨玉环这样的美女，还有好多我说不出名字的文臣武将也都出在我们这里。这些都说明我们这一带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说到这里，刘怀荣话锋一转：“我们这里是金不换的风水宝地，最初听说要把我们迁走我还有些想不通，但通过上级的宣传发动，现在我想明白了，国家要治理黄河，要建水电站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这些托**党的福才翻身做了主人的贫下中农，我们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分子，还有什么二话可说？还有什么理由同党同国家讨价还价！其他人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刘怀荣一家决不含糊，坚决支持国家的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去建设新家园！”
冯乡长、刘支书等人带头为刘怀荣的发言鼓掌并带领大家把刘怀荣的发言内容变成了高昂的口号。“坚决支持国家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建设新家园”等口号透过教室，在茫茫雪野回荡……
3、导演激情
一棵不知有几百年的歪脖子槐树矗立在华阴县义升村村头，巨大的树冠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夏天纳凉，平时开会，小孩子们游戏嬉闹，走累了的人休息一下，农闲时，村里的婆姨们聊天做针线活都会选择在这棵树下。于是，有人戏称歪脖子槐树是义升村的“活动中心”。刘怀荣回忆说：动员大会召开的当天，渭南地委的文件便贴上了“活动中心”那棵歪脖子槐树：
“……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水库是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未做成的大事，它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这种对国家对人民都会带来极大利益的工程，必然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极端仇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对此，我们的移民工作必须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根据渭南地委的安排，华阴等县部分村社将移民宁夏。为了给移民宁夏创造条件，各县都以村成立了先遣队。地委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为主要力量，吸收部分表现较好，条件成熟的上中农。严格禁止地主、富农、管制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和直属亲戚进入先遣队。在移民过程中，对他们，要严格管制和进行秋风扫落叶般的斗争”。
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华阴县还规定：愿意参加先遣队的村民以社为单位报名，然后村里讨论，报乡政府进行政审，最后由县政府批准。
踊跃的报名在“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义升村第一个报名的是刘怀荣——本来，按政策规定，报名应“本人通，全家通，全社通”。可刘怀荣未与家人商议就缠着村干部硬要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赴宁夏先遣队。村干部说，先遣队不要老人小孩和妇女。刘怀荣说，我去总可以吧！他们第二批去。村干部劝他，“你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可要三思，一下子把十几口都迁去，就不留条退路？”刘怀荣两眼一瞪，“支援国家建设还留什么退路！”
这件事经华阴县委宣传部那帮笔杆子一提炼，刘怀荣很快就成了移民宁夏的典型。“典型”的事迹马上配合库区移民的大局四处流传——那些日子里，县、乡干部们起早贪黑地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村社，不断把刘怀荣这样的动人故事以通报、报告会等形式传递给本县或大荔、朝邑等县年轻的积极分子们，然后，又把大荔、朝邑等县积极分子的故事搜集给华阴的积极分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同刘怀荣等人一起闹移民返库的原朝邑县严庄乡新东市村的赵德龙也学着刘怀荣当了一回移民先进。1956年，赵20岁，是全家10口人的顶梁柱——他的奶奶70多岁，父亲患严重胃病，母亲是个瞎子，六个弟妹都还年少，像这样困难的家庭连乡干部也不同意他参加先遣队。但几次动员会后，赵德龙热血沸腾了，去先遣队报名被拒绝后，他找到乡长刘怀兵嚷嚷：“我是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先遣队？”好心的刘乡长劝他说：还是好好照顾家人吧，先遣队少你一个没什么，但你这个家少了你就更困难了。
赵德龙认为刘乡长不支持自己建设新宁夏，又去乡党委书记雷步怀那里缠，乡里“磨”不过他，只好同意他参加先遣队。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历史时，赵德龙仍然十分得意，“我是全乡第一个报名的！”
全乡第一个报名的赵德龙和刘怀荣一样上了县里的简报，他们“克服家庭困难建设新宁夏”的事迹在库区家喻户晓……
据刘怀荣回忆：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先进事迹。什么义和村只分了30个先遣队员名额却有**十人争着报名呀，什么杨村某妇女要求和丈夫共赴西北呀，什么父子兄弟争着报名当先遣队的事迹和妻子劝丈夫踊跃“建设新宁夏”的典型人物不断在渭河平原上传颂，激励着更多的人上演绎出了更多更动人的故事。
刘怀荣解释说：那时，人们响应政府号召的积极性是真实的，大家要一心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热情也是真实的。但大家的积极性和热情也有因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表现的成分，你不表现就显得落后，就会被人瞧不起，就会有人怀疑你不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那个年代，如果有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他离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南洛乡义和村的那份血书也许就是这多种复杂情感的“结晶”。该村二社有个叫赵少虎的中农也去报名当先遣队员，因成分“高”了点，且他是独子，村里担心其走后无人照顾他的父母，故劝他不要报名。这位20来岁的青年急了，当众咬破手指在白布上写下“坚决要求参加先遣队”的血书交到村里。村里向乡里报告后，乡里又把那份开始发黑的血书上报到县里，县里政审的干部为其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少虎参加先遣队的事不但很快解决，他还成了建设新宁夏的典型，被县里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好一阵子。
为了把“建设新宁夏先遣队”的声势造得更大，华阴县除在各乡、村、社不厌其烦地大会动员，小会发动外，还在县城东边的岳庙布置了大型的“治理黄河大展览”等活动。朝邑、大荔、潼关三县也组织各村社的先遣队员和贫下中农轮流到西安文庙参观了“根治黄河水害”的展览。
两处的展览内容、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电站的模型就放在中国地图的河南三门峡的位置上，女解说员用长棍一指，地图后西北五省的小灯泡全亮了起来。参观的先遣队员们激动得咬紧嘴唇边点头边鼓掌。在另一个模型前，黄河决口，泛滥成灾，把下游的人们淹得哭爹叫娘。女解说员一摁电钮，三门峡水库一下拦住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下游的群众立即脱离苦海，过起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参观的先遣队员们在拍红巴掌的同时，更觉自己责任重大，“迁一家，保千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4、“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选择什么？
1956年初，强大的宣传发动攻势把“迁一家，保万家”和“建设新宁夏”的号召传达到大荔、朝邑、潼关三县时，其响应程度远不如相邻的华阴县那样热烈——这三个县也不乏有为三门峡建设而热血沸腾的青年，也有母亲送儿赴西北的典型。据记载：大荔县杨村，先遣队员的分配名额只有150个，却呼啦啦地涌去了1000多人报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100多起兄弟相争要去宁夏的“情况”。这边已争得不可开交了，县乡干部们在汇总情况时，还统计出了有200多名妇女在动员丈夫报名参加先遣队……
但在这些动人的场面背后，细心的干部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紧靠黄河的潼关县有不少人对要拆迁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县城一事有意见；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那个70多岁的张老头不但不要孙子报名参加先遣队，还公开向乡干部叫板：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谁敢让我们迁走我就跟他拼了；大荔也有不少人质疑：宁夏有大荔这样的平原吗？那里一个劳动日可挣多少钱？有人甚至说：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条件，宁愿让水淹死也不离开……
这些与“一人迁，万人安”这一库区主旋律不谐调的“情况”被各县的领导们定为了“当前移民工作最大的隐患”。经过对大量情况的分析，几个县都终于找出了那些“隐患”背后的共同原因——富不愿迁！
大荔、朝邑两县地处关中平原东部，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两县县域面积177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3万公顷，当时总人口60余万。而潼关紧靠黄河，境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几县皆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的70％以上。几县皆畜牧业发达，盛产棉花、黄花、花生、小麦等农作物，早就有“关中白菜心”之称。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村民们的勤劳，使得这一带富甲一方，农民更是富得让人眼红心热。
曾在大荔县政府工作过的退休干部李松柏（化名）告诉记者：1956年那阵，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而当地农民每个劳动日差的能挣三四元，好的可以达到七元左右，年纯收入能达到1200元至2500元。那个年代能有一两千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2006年10月，陈思忠等几个大荔县移民到北京办事，记者请他们吃了顿便餐，席间，几杯下肚，朴实善良的移民们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他们说：如果当年我们不移民宁夏，后来不反反复复折腾这几十年，今天与你坐在一起的肯定不是几个穷移民，这顿饭说什么也得我们请你这个京城里的记者了。
这些落魄的移民念念不忘当年的富裕：“那时，县乡干部刚有人戴手表，我们农村马上也有人买来手表。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自行车，什么中国的名牌永久、日本名牌菊花、富士，英国的菲力普，我们那一带农村都有。一百多元一辆国产自行车，二三百元一辆的进口自行车，大家买时会轻松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大不过二三十个劳动日！”
如今，站在生活的废墟上回顾几十年前那些得意的生活细节，陈思忠等移民脸上笑着，眼里却泪光闪闪，“那时，我们县里的大多数干部都买不起自行车，下乡检查生产只能以步代车，我们这些农民却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走亲戚或办事。每当自行车从那些走路下乡的干部身边呼地超过时，啧，那个神气劲儿，真让那些国家干部羡慕死我们了……”
令国家干部羡慕的肯定不只是自行车，陈思忠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千方百计地都想自己的儿女去当国家干部，可我们那会儿有谁家去动这样的心思啊——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
讲到此，他卖关子地问记者：知道我家去宁夏前有多少存款吗？
记者猜不出。陈思忠得意地伸出四个指头。
“四千？”记者吃惊地问。
陈思忠哈哈一笑：太小瞧我们了。告诉你吧，四万！
记者采访过的十多个大荔人——准确地说，是1958年将朝邑县并入大荔后的朝邑人几乎都讲到了一个名叫李英的朝邑县干部嫁给当地农民的故事。那故事的大概意思是，朝邑县一个叫李英的女干部到上八户村去驻村蹲点，却被村民的勤劳和富庶所吸引，并同上八户村的一位农民小伙子相爱结婚。婚后，还居然放弃干部身份和城镇户口在上八户村落了户，心甘情愿当起了农村妇女……
如今，对这个被朝邑人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就已给无数记者、作家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已演绎出了多种版本，各种版本的故事元素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人们已记不得李英与那位农民小伙子结婚的具体时间，有说是1953年的，有说是1955年的，也有人说反正是解放后到移民前这段时间内的事情。李英下嫁那个白马王子尊姓大名大家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叫王某，有人说是张某，还有人说那男的好像姓刘。
故事元素在半个多世纪的传扬、演绎中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此事的真实。如今，这件事已深深扎根于库区移民的心中，在成为永不销褪的记忆的同时，也成为库区往日富庶的最好见证。
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1956年，突然要如此富庶的“库区人”迁移他乡，他们能不产生“宁夏是否有大荔这样的平原”，“那里一个劳动日可挣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吗？产生“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宁愿让水淹死也不离开”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干部们担心：村民思想深处的这种“隐患”会成为库区移民的最大障碍。于是，有针对的宣传发动在“库区人”中展开了。在村社的大小会议上，干部们鹦鹉学舌地讲三门峡电站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讲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种种好处，讲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这样的无私奉献精神，更多的是讲宁夏的富饶，讲宁夏的移民历史。
老移民马连保回忆说：我就是那时才知道，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宁夏，是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织缠绕的地区。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曾派兵在宁夏屯垦，并在宁夏境内修筑了著名的秦长城。汉武帝刘彻向宁夏移民70万进行大规模开渠垦田。唐、元、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移民更是以空前的规模进入宁夏。以至于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宁夏有天下人，而天下无宁夏人。
特别是明代，内地读书人以及官员和被流放者频繁进入宁夏，这些“知识移民”积极倡导中原先进文化，建立学校，大兴儒学，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带去了一整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宁夏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马连保说：当时，县乡干部给我们讲来讲去，无非想用宁夏的富裕来引诱我们。但他们所讲的富裕的宁夏离我们太遥远太空洞，一些人听后态度冷淡。干部急了，问：听说过“天下黄河富宁夏”这句诗吗？有人回答：好像听说过。干部们说，这就行了。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宁夏是天下最富裕的地方。你们总认为“关中白菜心”最了不起，现在，“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们选择什么？
村民们当然选择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诗句。干部们进一步巩固宣传成果，他们以谎言的道具蛊惑村民：宁夏也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过去后，每个人能分水田三亩，旱地七亩。并且，田地不会被黄河淹，水车就可以把黄河的水抽到田里，旱涝保收。
一个虚拟的“大饼”吊起了被发动者的胃口，村民们警惕的防线终于被发动者美妙的谎言击溃，视土地为生命的村民们砰然心动：在关中，自己才四五亩土地，还尽是旱地，移民过去不仅能多得一半的土地，还能分到水田！
远迁西北的好处令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干部们拿出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念道：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
干部们还给村民们念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1956年1月制定的《提纲》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村民到宁夏能分到十亩土地的佐证——“从水库区移民利益出发，主要考虑移民在迁移安置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水库区的原有水平并且要逐步有所发展提高……”
见仍有人将信将疑，县里派人去宁夏进行了考察。回来的人说：那边土肥地广，水源丰富，能保证一人分十亩田地，年收入肯定高出陕西这边！
后来，乡、村、社也派代表去了宁夏。代表回来的说法与县里完全一致。
这下，“库区人”不再瞻前顾后了。“走，建设新宁夏去！”
5、多情自古伤离别
《华阴县志》载：“1956年夏末秋初，关中多雨。麦登场，连降霖雨，麦生芽，损失严重。”
淅淅沥沥的细雨织成一张湿漉漉的密网，打捞着库区人的离愁和伤感，也打捞着库区人情感世界里的亢奋与凄惶。
多雨的季节，首批迁往宁夏的5200多名先遣队员于青春年少之时临危受命,带着一种朝圣般的神圣，将远离故土去西北高原续写使命的传奇……
随着先遣队出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华阴县的先遣队员及他们的家属们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粮食卖了，鸡鸭猪狗卖了，房前屋后的树木卖了，房子全以100至300元一间折价卖给了国家，祖坟也迁移到了南北两面“瓦片”的高处。先遣队员们打点好行装，只等一声令下。
乡、村干部拎着盛满石灰浆的桶在先遣队员们的房屋墙壁上写下了醒目的“拆”字和“一人迁，万人安”之类的标语。
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种由凄凉到悲壮的气氛中，先遣队员们开始同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告别，一种“建设新宁夏，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夹杂着“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的离愁别绪，构成了那个夏末渭河平原上最复杂的思想情感。
一首当时在青年人中流行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给这种离别前的伤感更增添了几分浓厚的忧伤情绪——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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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10-9-14 15:45:31 |
Re:转发《大迁徙》
第二章 移民泪 6、风沙月牙湖 1956年农历8月13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一则《三门峡水库区农民开始迁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 “11日，陕西境内三门峡水库区500多名农民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向甘肃省银川地区（注：1928年，以原甘肃省宁夏道八县等地置宁夏省，1954年宁夏并入甘肃省。1958年，又以甘肃的银川、吴忠两市及银川专区和固原、吴忠两回族自治州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驻地，根据移民们的习惯，书中统称他们的迁移地为宁夏）迁移。三门峡水库工程占地二百多万亩，其中大部分在陕西境内。水库区内的陕西农民们为了支援这一伟大工程的顺利进行，都决心响应政府号召，从今年开始分批迁移。第一批移民中都是青壮年和农业社骨干，其中有很多人是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将先在银川专区的安置区修建房舍，开垦荒地，为将来全家、全社、全村的迁移创造条件……” 消息强调：“国家将在安置地区分配给移民土地，并发给垦荒补助费。在安置区修建房屋时，国家将在材料、设计技术方面给予协助，以充分保证移民生活不低于现在的水平。现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购备的移民盖房用的六万多根木椽，已经运到银川安置区。首批移民盖房、开荒需用的一百多头牲畜，五十多辆大车和三千多件双犁双铧犁等农具，也由国家负责提前运往安置区……” 消息还说，在最近十天左右，还有4000多人也将分批出发。这500人是先遣队中的第一批。 500多先遣队员像汩汩溪流，从潼关、朝邑、大荔、华阴四县的村村社社汇向华阴的岳庙，然后，流向西边120余公里的省城西安，再经永叙、平梁、古源到达宁夏…… “西泻”的队伍中，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大队长（村主任）魏来玉带领的35名先遣队员也许是最风光的一个“方阵”了。为了显示“关中白菜心”的气派，村里安排各生产队筹款，由村里统一给先遣队员们各添置了两套棉衣、两套单衣、两床棉被，连碗筷茶杯也一应俱全。在他们的衣服上，还统一用红布白字制作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的胸章——这使先遣队员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同几年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装束联想起来，自豪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马连保是这个“方阵”中最显眼的一个——高平头，枣红色的脸膛，努力做出的严肃表情和挥抹不去的稚气同时集中在这个刚过完18岁生日的年轻人的脸上。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却喜欢用在识字班学来的知识攻读史书和背诵唐诗宋词的年轻人家境不错，在他18岁生日那天，有人上门提亲，但他不愿把自己固定在“家”这个“牢笼”里，他还想尽情地享受青春生活，在青春年少之时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听到三门峡水库库区向宁夏移民的消息后，马连保兴奋得夜不能寐——这倒不完全是因为马连保觉得自己找到了脱离家的“牢笼”的机会，也并非他觉得自己这个共青团员在开发黄河水利这一国家大事中负有什么神圣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尤其是听说自己所在的朝邑县豫安村要迁移到陶乐月牙湖，他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他听去宁夏考察的人回来讲，离陶乐不远，就是内蒙古毛乌素大沙漠。当时他就在想：到了月牙湖，就可以天天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景色了，那可是自己无数次在古诗中早就熟悉和神往的景色！到了那里，不仅可以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的土地，了却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还可以在把自己融入唐宋诗篇那种境界的同时，在宁夏给自己和家人建设起新的家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以报效祖国建设的忠心和古人征战沙场的那般勇气加入到了先遣队的行列。 15日，马连保一行到达银川。欢迎的场面十分热烈。宁夏的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说：银川地区下着蒙蒙细雨，但沿途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夹道欢迎这些新来的居民。移民们下车后，欢迎者都拥上前去，把塞上江南的时鲜苹果和梨、桃塞到他们的衣袋里。欢迎者和移民们还高兴地携起手来一道欢呼。银川专区的党、政领导人这天也前去欢迎移民，并且到住地向移民进行了慰问。 报纸还说，这批移民未到之前，当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早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等，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当地农民这种热情温暖的照顾，都表示要一边生产，一边安家，尽快建立起新的生活。同时，供销部门也加强了对移民的冬季供应工作，在移民集中地区设立了分销店，准备了充分的粮食、燃料、菜蔬和日用品…… 几十年后，记者找到那一批进入银川地区的数位先遣队员印证“当地党政机关早就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等情节时，有人一听就骂报纸“尽说瞎话骗人！” 据马连保回忆，先遣队当天从银川直奔陶乐，根据安排，先遣队要在陶乐县城休息一天。趁此机会，他溜了出去，四处打探新居情况和周边的人文地理。马连保说：“我没有打听到新居的情况，更没有看到800间房子和种蔬菜的土地。”停了停，他补充说：“在当地人那里，我倒是听到了一个个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 美妙或者美好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传说，都容易入脑入心，令人念念不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曾抱着要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土地的梦想前去宁夏的马连保，如今对自己当年听到的那些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依旧记忆犹新。 他边比划着边告诉记者：陶乐西临黄河，构成了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地域，从版图上看，那个狭长地域似一条长长的羊毛口袋，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系在黄河老人腰上的酒葫芦，当地人还煞有其事地说，黄河老人喝了葫芦里的酒，醉了，走起路来就扭秧歌似的一摆三摇，硬是把黄河摇摆成九百九十道弯。 马连保说：从人们的介绍中，我还了解到，中古和远古时期，陶乐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古称胡地，明代定名“套虏”，含有贬意，清初改为“陶乐”。秦统一中国后，就在县境内修筑军事城障——“浑怀障”。汉晋时，浑怀障仍为军事要地。明代在其南部修筑东长城和行堤后，大部境地划在长城之北，称为边外地。此后成为蒙古族游牧地。清朝光绪年间，在伊盟地区推行“放荒招垦”政策，陶乐许多地方得以开发。1921年，马鸿宾在今高仁镇的上下营盘一带相继招垦；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盟反蒋失败后控制绥远，相继办军垦，招民聚居此地。此时，邻省区的佳县、榆林、东胜、神木等地受灾，大批农民移居此地垦荒，平罗、贺兰的不少农民也移居此地。 陶乐既是移民垦荒之地，许多地名便带有浓郁的移民垦荒色彩。对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马连保如数家珍，他说：高仁镇是因一个名叫高仁的一户人家最先在此地定居，因此，此地先叫高家疙瘩，后改为高仁镇。白家台子最先由白姓人家居此。六顷地先是以土地面积起名，又因**最早于此落户，后人也称“六顷地”或“**的地”，后统称六顷地。 开发出六顷地，建起的村庄便叫做“六顷地”。后来，以马太为首的一伙人又在六顷地以北开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村庄，由于村旁有河沟，村庄便称为“马太沟”。 然而，每逢黄河涨水，河岸常常大片大片地陷落，成片的庄稼地被河水卷走，人们哭喊连天：“不好了，不好了，河岸被河水淘落了”。“淘落了！淘落了……” 河岸淘落，高仁寝食不安。他采用草、土、石头三结合垒筑码头引水的办法治理了“淘落”。之后，他又引导村民从黄河上游开口，挖出了一条纵贯南北的水渠。治理了“淘落”危害，又有水浇灌土地，这一带成了富裕之地。然而，“淘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百姓的心。这天，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淘落’害苦了我们，但把这两个字稍稍改动一下，意思就全变了。‘淘’取掉三点水放耳旁，就成了乐陶陶的‘陶’，‘落’同乐谐音，把‘落’改成‘乐’，‘淘落’就变成了‘陶乐’了。”大家齐声叫好。从此，黄河东岸的地盘就叫陶乐。 当时，这些美好的传说使马连保坚信：陶乐和月牙湖一定是个好地方。 16日午后两点，到达月牙湖后苦水井附近的安置点时，马连保和先遣队的小伙子们全傻眼了：这就是那个有着月牙湖美名的地方吗？ 没有报纸上所说的“当地党政机关为移民安排的新居”，看不见当地农民为移民腾出的800间房子，更没有当地人“帮助移民开垦好的种蔬菜的土地”！ 位于陶乐县城南25公里处月牙湖，东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台地接壤，北临毛乌素沙漠。古黄河在这里原是成一条幅度非常小的曲线由南向北流去，但数千年来，黄河多次改道，不断吞噬河西的土地，呈椭圆形地绕西向北，在20多公里外才与老黄河岸汇合。 改道后冲积的滩地与原来的老黄河岸形成了方圆数十公里的月牙状。在这块状若月牙的荒滩上，大多是不值钱的沙子和拳头大小的石块，唯有潇潇秋色的荒草丛中，那秦时古长城的残垣断壁和五里一个的大墩台似乎还在风沙中演绎着一个古国的兴衰荣辱，向后来者诉说一段久远的历史…… 东北方向光秃秃一片，大沙包一个接一个，一层连一层，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海，黄澄澄的沙湾像大海里层层叠叠的波澜。茫茫沙原上，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一只鸟，甚至看不见一棵树——即使偶尔看见一棵沙枣树，也一定是被沙埋掉了大半个树身，沙枣树周围那些稀稀疏疏的芦荟、金琥和刺人的骆驼草奄奄一息地瘫软在燥热的沙漠里。 站在高处的沙包上，先遣队员们仓惶地向西望去，远处，黄河朝西北方向匆匆而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凄美景色伴着一股热气腾腾的蒸汽在黄河的上空猛烈地升腾。在这股热浪的波及下，先遣队员们犹如置身蒸笼，不但大汗淋漓，而且呼吸困难。 更让先遣队员们不解和失望的是，月牙湖上非但无湖，连个找口水喝的井或池塘都没有。十几公里外倒是有一个村子有水，但那水也如这个叫苦水井村的名字一样，水质又苦又涩，根本无法食用。 这片沙漠边缘地带，因为缺少一种构成生命最基本的要素——水,使得这里成了没有生命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样毫无生机。靠西南倒是有一些植被，但那些半人高的茅草，在这夏末初秋时节便已枯黄衰败，把秋的萧杀气氛过早笼罩在这块荒凉的不毛之地。 这样的地方也配月牙湖这样美好的名字？ 置身此地，一种受人欺骗后的愤怒和被抛弃的孤独及恐惧一下笼罩了先遣队员们，几十号小伙子神色惊惶地打量着周围，继而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接着，有人哭泣。先是几个人低声抽泣，这抽泣立即传染了更多的人，耸着肩头的抽泣很快变成一片由低到高的呜鸣，最后，大多数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中，有人呼天抢地地高声骂了起来：“他妈卖×，不是说这边每人都能分到十多亩良田吗？良田在哪里呀！” “狗日的，还说可以抽黄河水浇地，哪有他娘的黄河水？” “遭千刀的乡干部把我们骗到这种鬼地方来，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马连保没有哭也没有骂——他相信，要是乡长、书记们知道了这些破口大骂中的任何一句，准得扒了这些落后分子的皮。更重要的是，马连保觉得，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不能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去骂政府骂上级领导——但他又觉得上级领导以欺骗的方法把村民弄到这种风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里来也太缺德、太无人性了，今后，在这种既无地又无水的地方，叫人怎么生产？又怎么建设新家园？关中的父老乡亲们都迁来后又怎样生存…… 他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怒。对“上边”敬畏和怨恨的矛盾心情使马连保只能保持沉默，他呆呆地望着无际的大沙漠发愁。此刻，正是黄昏，火红的夕阳已向浩瀚的大沙漠慢慢坠落，它的余辉将整个毛乌素沙漠染成了鲜血一样的颜色，在把一种凄美呈现给人们的同时，也把不祥的预感留给了这群来自关中的不速之客。后来，马连保回忆说：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凄凉恐怖，不停地追问：老天啊，你是在暗示我们将血染这片沙漠吗…… 一直蹲在一旁默默无语的大队长魏来玉终于在面前的石块上磕掉烟斗里抽剩的土烟，站起身大声制止了：“哭够骂够没有？哭够了骂够了就赶快来同我一起弄住的地方，否则，晚上只能住露天了！” 前来带路的当地人也搭讪说：“住露天可不闹着玩的，我们这里的气候是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啃西瓜。能把人冻成冰棍……” 马连保等几个怕“被东成冰棍”的小伙子跟着大队长魏来玉干了起来，其余先遣队员也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哭骂，无精打采地一起建造住房。 住房是就地取材，当地政府已雇人在沙滩上挖了两个宽3米，深1.6，长10多米的大坑，魏来玉等几十号人在土坑的上方再铺上木棍杂草填上土，他们的“地下宫殿”就算造好了 1956年农历8月25日的党报说“今年就修建了3400间房屋，这批房屋是按照陕西农民的习惯以一户一院修建的，窗户上还嵌着明亮的玻璃”，但事实是，那个时期赴宁夏八个县建设新家园的74个安置点上的先遣队大多住在魏来玉他们建造的那种“地下宫殿”里。接着，以此为根据地，再打砖建房。只有到马太沟**农场的先遣队才“有幸”住上犯人们迁走后遗弃的窑洞。后来，大量关中移民迁移到此地后，一个长5米，宽3米的窑洞里，中间拉上帘子，常常住两到三家。虽然挤些，但同“地下宫殿”比，也算有天上人间的区别了。首先，那“地下宫殿”在采光、透气、防潮等方面都不能与地面的窑洞同日而语；其次是心理作用：住惯了独家大院的关中移民住在“地下宫殿”里，他们总有“没死就被埋进了坟墓里”的感觉。 最糟糕的是1956年农历8月16日的那个傍晚，马连保等三十多个先遣队员还没来得及入住他们的新居，那些白天躲在草丛、石缝中忍受了一天酷热之苦的蚊虫纷纷迫不及待地从四面八方嗡嗡地欢叫着拥入了充满凉意的“地下宫殿”。这些“非法入侵”他人住所的家伙逮住谁就叮谁，几个在“宫殿”附近方便的先遣队员也被其毫不客气地顺便在屁股上叮了几口——那些比绿头苍蝇还大的长脚蚊虫不仅十分厉害而且毒性极大，经它们一叮，先遣队员们的脸上手上屁股上马上隆起了一个个的大红包，奇痒难忍。 这阵势吓得先遣队员们抓起行装赶紧从“地下宫殿”里落荒而逃，一边拍打攻击他们的蚊虫，一边发愁。“妈呀！别说干活，连这蚊虫也对付不了，怎么办？” 一伙人正脚慌手乱地对付蚊虫，突然传来隆隆的雷声。大家十分奇怪：太阳还悬在天边，怎么打起雷来了？前来带路的当地人惊慌地边推大家边高声道：“快进坑道里避避，大风来了！” 刚撤进“地下宫殿”，趴在“宫殿”门口的马连保等人发现：刚才还霞光万道的天空突然乌天黑地，风声大作，黄沙漫卷，一个个的大旋风铺天盖地而来，把沙包抛上天，再扔下地。道路消失了，眼前的那些茅草、沙包消失了，整个月牙湖变得一片混沌。“地下宫殿”也风沙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接受采访时，马连保告诉记者：那场劈头盖脸而来的风暴真像唐朝一首诗写的那样，大如斗的石头被吹得满地乱跑。 记者问，是岑参的“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马连保一拍手道：就是！就是！我的个娘耶，那风真是挂的个邪乎……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令马连保记忆到如今的风沙终于小了下来。“地下宫殿”里立即恢复闷热，那些疯狂的蚊虫也马上嚣张起来，叮得大家连蹦带跳地逃出“地下宫殿”。 大风过后，一片狼籍。刚才逃进“地下宫殿”时没来得及拿走的行装不知被刮到了什么地方；铁铲、撮箕等工具翻着“筋斗”早飘然而去；一段“地下宫殿”被掀开，顶盖上的木料“跑”到老远的荒滩上戳着，茅草则高高地飘荡在混沌的天空中再慢悠悠地落下…… 大家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边问：刚才还晴得好好的，怎么说打雷就打雷？当地人告诉惊魂未定的先遣队员：“刚才那雷声是从沙包发出的，我们叫‘沙响’。出现这种响声你就得小心了，这种风暴能把一个沙包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说到这里，当地人问：“你们看看，周围的沙包有什么变化吗？” 马连保等人一看不由吓了一跳：沙包都“搬家”了，有一个还“搬”到了“地下宫殿”五六米的地方！ 有人惊叫：天呀！它如果“搬”到房顶，我们不就被活埋了吗！ 当地人答道：在这里，风沙埋人是经常的。 当地人的话决非危言耸听。后来，在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的那个毛乌素沙漠里，就常有逃亡移民被风沙埋葬的事情发生。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一年后，月牙湖边也发生了好几起风沙埋人的事。华阴南洛乡郗贤基的婶娘李枚去看她的女儿时突然失踪。村干部杨凤山带人四处搜寻。那天，搜寻到月牙湖边突遇大风，一伙人连忙躲在一沙包后避风。风过沙停，眼前的情景把杨凤山等人惊得目瞪口呆：躲风的沙包被卷走了，就在原沙包的位置露出了一颗睁着恐惧双眼的脑袋，大家上前一看，原来正是他们搜寻的李枚…… 吞没移民性命的沙“魔”从毛乌素沙漠越来越近地逼向安置区。原华阴县文王乡文王村王火尧（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冯雷镇白堡村至今）的父亲就是在离住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丧命的。 王火尧回忆说：1956年，我的父亲王甲瑞带我们全家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食堂的管理员派我父亲到野外沙丘给食堂砍柴。当时天气晴朗，非常闷热，社员们都穿着单衣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下午3点，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沙尘飞扬，到处一片昏暗，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冻得直打哆嗦的人们连忙往回跑。 我们着急地等待父亲回家。到了傍晚，风停云散，但我的父亲仍未回家。全村社员便带着手电、马灯，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处寻找，一直找到半夜，也没见到他老人家。 第二天早上，人们接着在沙漠中寻找。后来，一个放羊人告诉我们：刚才他的牧羊犬在前边一个沙丘旁狂叫了一阵，那里可能有什么情况。大家跑过去一看，果然见到了我的父亲。只见他冻得僵硬的尸体蜷缩着，头还埋在沙中，双手却张开着露在外面，可见他死前的挣扎和恐惧…… 7、绝地大逃亡 风沙过后，马连保等先遣队员围着那个前来帮忙的当地人不断地问东问西，有人问：这样的风常刮吗？ 当地人说：“我们陶乐县风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他本想开句玩笑来减缓一下大家紧张的情绪，不想，这句玩笑却直接诱发了这次逃亡事件。有人听后马上嘀咕：长年累月地刮这种风，被活埋是早晚的事！ 被蚊虫叮得满身是包的人附和：“不被沙子活埋，也会被蚊虫咬死！” “娘的，与其死在它乡当孤魂野鬼，不如把这把骨头扔到老家的土里！”这句极富煽动性的“心里话”像火星掉进了一堆干柴之中，马上呼啦啦地点燃了所有先遣队员心中思乡的烈火。 “妈的，什么先遣队，我们是被人骗到这里来送死了！” “哼，还他妈的什么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这熊样，能和我们关中比吗？” “让他妈的建设新家园见鬼去吧！” “走，回陕西去！” “走，不受他们的欺骗……” 用谎言编织的“塞外江南”的“道具”在1956年农历8月16日那个闷热的下午被大漠风沙和蚊虫彻底撕破。谎言被戳穿后，先遣队“兵败如山倒”。 先是一个叫马少堂的退伍军人背着魏来玉在几个先遣队员中嘀咕了一阵，接着，几个先遣队员分别又到更多的先遣队员中悄声商量着什么。当大队长魏来玉发现苗头不对劲时，大家已从“地下宫殿”把行李拎出来，拍打掉尘土后背在了身上…… 傍晚时分，一支由关中开赴银川地区月牙湖“建设新家园”的先遣队在到达安置地4小时不到便彻底土崩瓦解——35人中有33人决定自行返回陕西。三门峡移民史上的第一个集体大逃亡开始了。 这次逃亡显然太仓促，临到出发前，才有人突然问：“我们该怎样走？” 这支无头苍蝇一样的队伍这才想起，“是呀，该从哪里走呢？”马少堂拿出一张地图给大家比划说：“走来时的路，车站不会卖给我们车票，一路上还有人拦堵逃跑的先遣队员，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我们陕西在东南方向，要回去只有一条路：穿过陶乐北边方圆500多公里的毛乌素沙漠，转道山西，再进入陕西……” 马少堂的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对，穿越沙漠回陕西！” 马少堂说：走沙漠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多作准备。接下来，大家便开始分头准备电筒、伞、水。 就要出发了，见马连保仍楞在那里，同队的杨来喜催道：“连保，还犹豫啥？赶紧准备走吧。” 傍晚那场风暴的惊吓和身边那些赶不走打不完的蚊虫本来也动摇了马连保“扎根宁夏建设新家园”的决心，但大家真的嚷嚷着要回陕西时他仍吓了一跳，“我们都是党团员，我们是华阴派来的先遣队员，怎能说走就走？” 杨来喜朝他吼道：“不愿走就留下等死吧！” 三十多号人都背上行装出发了，魏来玉仍一声不响地蹲在地上，埋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土烟，好像眼前发生的集体逃亡与他这个**党员干部，与他这个带队的大队长毫无关系一样。 此时，最着急的当数马连保。这个大队长唯一的同盟军真想冲上去揪住他追问：“你为什么不阻拦？你还记得自己的责任吗？大家都逃了你难道就不怕乡里处分你！”但魏来玉的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使恨其渎职、怒其不作为的马连保失去了追问的勇气。一旦没有了胆气和勇气，马连保要坚守月牙湖的思想防线也就彻底崩溃了。他抓起行李朝已经上路的逃亡者们追去，“等等我！” 魏来玉的最后一个同盟者“反水”了。 一伙逃亡者刚走出不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魏来玉严厉的吼声，“都给我站住！” 逃亡者们吓了一跳，以为大队长要阻止了，大家暗暗攥紧拳头，准备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但回头一看，只见魏来玉扛着一袋面粉拿着三个洗脸盆飞快追上来边塞给逃亡者边说：“不带上吃的和煮饭的东西，想饿死在沙漠中吗？”接着，他把一包火柴塞给马少堂并吩咐，“你要带好他们，沙漠里不要走散了，大家要相互照应！”说完，背过身去挥挥手，声音哽咽地说：“走，快走！” 大队长的举动使得逃亡者们不知所措，一行人站在呼呼的风沙里默不作声，过了很久，马少堂才呐呐地说：“大队长，我们，我们一起逃吧！” 其他人也附和道：“大队长，走吧，何必在这里送死！” “大队长，走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一直背过身的魏来玉猛地转过身时，一行热泪已夺眶而出，他猛地一挥手，声嘶力竭地吼道：“滚！滚！都他妈的快滚！” 一群逃亡者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连滚带爬地逃走了，把孤独的魏来玉留在了茫茫的大漠里…… 后来，在追查这次逃亡事件时，魏来玉没有推卸责任，他在交代中写道：“我不想让大家遭罪送死，因为他们还年轻。” 然而，当时，年轻的逃亡者们并没有谁去揣摩魏大队长给他们放行的动机，更没预料到大队长给他们的面粉和脸盆在进入绝境之时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当晚，借着明亮的月光，34名先遣队员像一群漏网之鱼，一进入沙漠就是一阵狂奔猛跑。马连保告诉记者：“我当时的感觉是终于脱离苦海了，心里老背诵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将还’之类的诗句”。 进入沙漠后，马少堂用在部队强行军的经验对手下的三十多位同伴宣布了这样的计划：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跑完近300公里的路程，这样，就可以穿过500公里毛乌素沙漠的中心地带，在第三天早上到达有人放牧的沙漠北部。这位复员军人的纸上谈兵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他用训练有素的部队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这群经数日车马劳顿之苦后已疲惫不堪的逃亡者；二是他把陆地行军的速度搬到了处处都暗伏着凶险危机的沙漠之中。 且不说人非机器，不可能保持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也不说这群生存环境优越的关中人没有行军经验，单是沙漠里行走的艰难就很快使这群关中逃兵溃不成军。马连保回忆说：“沙漠无路，脚下如雪地一样松软，踩下去却又极难拔出，行走时最忌讳疾走快跑——那样，不仅不能达到快速的目的，而且还会很快耗尽体力。” 果然，跑了不到两小时，一伙人便汗流浃背，浑身发软。于是，他们开始扔东西。先扔被盖，再扔棉衣，最后，全都扔得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条单库，有的甚至只穿一个背心。扔掉行李虽轻松了许多，可走一段后乏力的双腿又迈不动了，大家便停下来歇息。刚坐下，问题又来了——晚上，沙漠的气温急速下降，扔掉了衣服被盖的马连保等人很快被冻得瑟瑟发抖。在寒冷的黑龙江当过兵的马少堂赶紧叫醒刚坐下就呼呼入睡的同伴，“起来！起来！不能睡。这样会出事的！”大家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被马少堂连吼带赶地逼上了饥寒交迫和困顿不堪的行程。连续不断地行走使得一行人越发疲惫，步子越来越沉重，速度自然也就越来越慢，但他们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坐下或躺下。从马少堂那些骇人听闻的呵斥中，大家知道，坐下或躺下也许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于是只好咬紧牙继续朝前走，直走得像醉汉一样东歪西倒，跌跌撞撞…… 越到后来情况越严重——原计划所带的水要喝三天，但从未经受过白日沙漠高温灼烤的关中人不到第二天中午就将所有的水喝得一口不剩。置身于午后烈日炎炎之下，像把人放进蒸笼蒸后又放在烈火上烤，汗水被高温“挤”出体内又很快被烤干，喉咙里生火冒烟，脑袋发昏，脚下的沙子烫得人生痛，周身好像要被点燃似的。无水的熬煎逼得逃亡者们不得不喝自己拉出的尿，到后来，已无尿可拉了，干渴则更加残酷地折磨着先遣队员，死亡的的阴影乘机悄悄向逃亡者们逼来。 还是头天中午吃过饭，经过十六七小时的行走，逃亡者们腹内早已饥肠辘辘，唯一可吃的东西只有临行前魏大队长送的那袋面粉，可眼下无水无柴，只能望面止饿了。直到下午三点，大家才遇到了一块有草的地方，一伙人忙蹿过去寻找些已经干枯的野菜放进嘴里嚼后吞下。挣扎着走到傍晚，饥渴交加的逃亡者们再也无力前行了，三十多人接二连三地全部栽倒在地。 马连保在回忆到这一情节时曾苦笑着告诉记者：“那一刻，大家都被死亡的阴霾笼罩着，我都甚至感到自己已进入了地狱之门，明明才傍晚时分，可我眼前却是一片漆黑，耳边老鸣响着恐怖的乌哇乌哇的声音……” 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也是求生欲望最强烈的时候。绝望中，马连保、马少堂和杨来喜、王加轩四个年轻人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一边拽扯一边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呼喊同伴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不能死，要……坚持，要回家！” 可余下的三十人再也站不起来了。有人用无力的手扯住站起来的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同伴，“你们走吧，我们……不行了，就死在这里算了！” “回去……告诉家乡的人……千万别上当……到宁夏了……” 那个在家里被父母当作心肝宝贝的李成根想得更远，“告诉我爸爸妈妈……不要来……找我的尸体了，逢年过节，朝……这个方向……烧把纸……就行了！” 四个拽扯不动同伴的年轻人想哭，但他们已流不出眼泪，只有咧着嘴干嚎。人性的本能和患难与共的情谊使他们对倒下的同伴难离难弃。危难中，他们只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找水，一定要找到水！ 受过部队野外生存训练的马少堂预感到，这一带既然有草就可能有水，只要找到水，大家就有救了。 四人连走带爬地又前行了三四里地，转机终于出现了：一块低洼的地方有水！马连保等四人如遇救星般地扑了上去，趴下便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喝了一阵，马连保等人觉得不对：那水又苦又涩又咸。咂着嘴稍作品味，大家判断：是盐碱水！ 饥渴的肠胃适应不了盐碱水，马连保等四人很快就哇哇地吐了起来，直吐得胃冒苦水，五脏六腑都像被揪在了一起。但为了活命，吐过后，四个小伙子又趴在水塘边喝了起来，喝完又吐，吐完又喝。这样反反复复吐了七八次，大家终于不吐了，身上也有劲了。小伙子们欣喜若狂，端起三盆水就朝同伴们倒下的地方跑去。 三盆盐碱水救活了三十个已进入昏迷状态的先遣队员。傍晚时分，一行人赶到那个盐碱水塘边，煮了三盆面糊喝下。天快黑时，又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淋，大家立即感到凉爽了许多。进入沙漠后，一伙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有人欢呼：“我们活出来了！”“我们可以活着回家了！” 稍事休息，马少堂又催促大家出发了。他知道，眼下，并没有真正脱离险境，这群逃亡者在体力和精神上的复苏只是暂时的。前面的路仍然是茫茫沙漠，依然潜伏着数不清的困苦凶险，要摆脱这块凶险之地，就要利用同伴们刚得以恢复的体力和精神面貌继续前进，否则，大家那刚刚复苏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就会成为被沙漠吞噬前的“回光返照”…… 第三天下午，马连保等人终于遇到了放牧骆驼的人和清甜的水源——这伙逃亡者虽比原计划晚大半天到达沙漠北部，但整个队伍无损兵折将的情况，这在所有穿越毛乌素沙漠的移民逃亡史上，也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了。 当天晚上，死里逃生的逃亡者们借放牧人的大锅，将那袋余下的面粉就着野菜煮出了可口的晚餐，饭饱水足后，大家又美美地睡了一觉，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第四天早上，34个弹尽粮绝的逃亡者终于走出了毛乌素沙漠。进入到花马池县后，马少堂对大家说：“后边的路程就只有靠讨饭走完了。三十多人走在一起讨不到那么多吃的，分开走吧。走山区，不要走交通线，更不要坐车，也许县里的干部他们正张着网四处抓我们呢……” 马少堂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在这段回家的路上，虽仍饿死了五人，但他分开逃亡的决定毕竟使大家免除了集体饿死的灾难。 第七天，面容憔悴，形若乞丐的马连保终于第一个回到了朝邑。当晚，在村、乡干部上门抓人时，他又成功逃脱，躲到山西芮城的一个砖厂打工。在马连保后边逃回的那些先遣队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村、乡干部们“守株待兔”，逃亡者刚回家就一一全被抓获送回宁夏陶乐。 8、“跳河无盖，上吊给绳！” 马连保最终也没能“漏网”。他在山西打工三个月回家过年时被村干部逮个正着。县、乡干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妈的，什么共青团员？什么党的助手！还带头逃跑！” “开除你的团籍！” “知不知道，你们开这个头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影响的确恶劣——据朝邑县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的报告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这种恶劣的影响和后果不仅仅在于先遣队员的逃亡，逃亡对三门峡库区及随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迁移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陕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驱车几千里，对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进行采访后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她在文中这样记述了先遣队员从宁夏逃回时的情形： “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群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风伯伯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情况还不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