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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10 热门游戏|最新游戏-游戏图库解密索尼PS3与微软Xbox360的生死时速之战：压力下的角逐
压力下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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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的角逐 第一部分
压力下的角逐 第二部分 《压力下的角逐—解密索尼PS3与微软Xbox360的生死时速之战》这本书讲述了制造当前最热门的游戏机芯片的幕后故事。它介绍了芯片制造业的高压工作环境、绝密的工作内容以及激烈的行业竞争，但是我们的故事主要是关于人的，即那些才华横溢又不失可爱的工程师们。他们生活在芯片设计这一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的高科技世界。本书将着重介绍这一有趣的工作，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这项复杂的科学技术，不再对它望而生畏。我们想要让电脑芯片的设计变得不再神秘，并且可能启发一些年轻的工程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同时我们也想与大家分享如何运用领导能力渡过困境的经验。 虽然故事发生在2001年至2005年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但是全世界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将从中永久获益。我们介绍的领导观念、我们在管理方面的奋斗、我们对团队的严格要求和所有大型项目的情况差别不大。任何一个公司都知道，创新和创造力是每一家公司的生命。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令人惊讶的多元文化的全球设计团队为Xbox360和PlayStation3游戏机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这些工作中新奇有趣的冒险已引起了包括玩家、科技人员、商业行政人员、电脑爱好者等人的极大兴趣。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个故事。 向亲爱的中国读者致敬！ 戴维·希普米基·菲普斯 成功领导力 当我们坐下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将告诉广大的读者一个独一无二的精彩故事。异常紧迫的时间表、顶级秘密任务分工、激情洋溢的员工们、刚愎自用的领导和有竞争关系的两大客户，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在美国任何一家企业都会有的高压工作环境。任何一个员工都与书中的这个故事有牵连。这是关于人和团队的故事，是他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高利润产品—Xbox360和PS3游戏机芯片。这不是对高科技的无稽之谈，而是一个关于一群碰巧制造这些微芯片的人的真实故事。 索尼、东芝、IBM（STI）联盟的倡导者们将行业中的芯片制造佼佼者们融到了一起，开创了家庭娱乐行业的新纪元。他们从德克萨斯州、德国、纽约、北加利福尼亚和明尼苏达州调集了IBM的芯片设计精英，并吸纳来自顶尖大学，如普渡大学等的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必要的补充力量。此外，还有来自索尼和东芝的曾参与设计PS2的顶尖工程师。他们推动了技术前沿，远超人们所能想象到的程度。他们成功地设计出了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微处理器——微软的Xbox360和索尼的PS3游戏机的大脑。 为Xbox360和PS3设计芯片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经历中不乏易怒的行政高管、精神高度紧张的工程师们和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最后期限。但这也是一次值得的经历。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我们很幸运。当我们超越了我们的目标，或者一位工程师超水平完成了我们所指派的任务，或者当我们的上司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夸奖时，我们备受鼓舞。当我们的团队在规定的期限内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芯片时，我们最终觉得这期间所经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值得的！经历了这个项目后，我们从自己的成功经验中获得了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更多更重要的经验教训来自我们所犯下的错误。在历经了血、泪、汗的洗礼后，成功是如此地甜蜜。我们学到了并且应用了这些重要的生活原则，这些原则曾帮助我们的团队获得成功，现在也让我们一直获益。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够按照时间表完成项目目标，尽管几经挫折，我们仍深信不疑。我们也证实了，“我能”的态度是有感染力的！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重点列举了一些重要的领导策略，那些是我们在成功完成项目后的感悟。以下是这些经验教训的核心摘要。 1.鼓励大胆的设想 在每一个成功的技术成果的中心，都存在着一个大胆的构想，它鼓舞着团队。将深厚、持久的激情和非凡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你就拥有了大胆构想的资本。很幸运，我们的团队中不止一位成员拥有这些非凡的品质，正是他们勇于挑战的伟大梦想使我们的团队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被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鼓舞着。 先知们激励着我们表现良好的团队去创造、去冒险，专注于我们的目标。当我们的构想正确就会得到奖励，而我们的失策也会带来不幸。制定一个有可能完成的里程碑和明确的界限就可以预测到未来。就是这么神奇，这就是路线图。在沿着这张地图行走的途中，如果你必须要这么做的话，可以修改地图，但是你要知道，这张地图在创造工作，也在提供混乱的机会。最好在起点处就做出正确的决定，只要计划被一再斟酌、磨练过，哪怕开始的时间有些延误也没关系——尽量减少变化带来的影响。 2.建立一个成功的团队 建立成功团队的第一步就是要招聘高级人才和拥有真正领导能力的人作为种子选手。接下来就是要组织各种学科能人和领导者，以最大化成功几率。STI团队就是高度多样化，且拥有一批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创造Xbox360和PS3游戏机芯片的能人工程师。但是，将这个团队的人聚集到一起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者是巧合。这是经理和技术领导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他们知道组建团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曾不断重视技能和个性的结合，调整分配结构，提高熟练程度，并使人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表现。这需要绝对地专注和坚持。 团队动力学机制复杂而又难以捉摸，且充满了欺骗。有很多谚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油水不相容”，又亦或是“链子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的那段”都是如此地真实！将一帮天才们集中到一个项目中并不能保证成功，除非他们之间能认同彼此。通过正确权衡好团队中成员的技能和个性来最小化冲突、最大化追求卓越的欲望。人们通常在自己喜欢的或是尊敬的人身边工作时工作状态最佳，而且一般来说，重新创建一个完美的团队要比协调一个已经存在的团队容易得多。你对个人的技能方面花了多少心思，对团队力你也至少得花同样的心思。 3.了解你的竞争力，做一些功课 激励我们更优秀、从而拥有更多机会的就是竞争力。对竞争能力的准确评估有助于我们为宏伟大计制定目标范围。我们得确保自己已跳得足够地高。 在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索尼、东芝、IBM和微软都得参加不同的比赛，去打败不同的对手。他们不一样的竞争力度和所要达到的成果有助于我们制定项目目标。 对付那些想要分享你的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必须得对他们知根知底，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要细致地评估对手，得花时间、运用知识和工作能力，但最终你会有回报的：在市场中可以更快地应对市场的变化。你的产品将会具备消费者想要的产品特征，你也一定会得到超预期的结果。应对新一代产品挑战的唯一方法就是做功课——研究过去，分析市场，进行整体调研并且从前人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倾听团队的声音，运用他们从工作中得来的知识。 4.激励创新 要不是依靠创新的翅膀，我们是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芯片设计目标的。没有人做过我们计划要去做的事。与一般人的想法不同，创新的思流不会像打开龙头就会自动流出来那么简单。激励来自于解决问题的挑战。你得循循善诱地引导出新奇的想法，然后仔细解剖、分析它们。这项工作需要拥有熟练技巧和专业知识的教练和不怕挫折的发明者。 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中没有一样能满足完成我们伟大构想所需要的条件。创新是，而且一直都是确保成功的神奇种子。 5.能玩会干 芯片设计是一项让人精疲力竭、高度紧张且异常复杂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不断提振士气的方法，我们将不可能坚持到最后。我们的消遣时间强化了成员间的关系，那些无价的无形资产促使我们每天都想去上班。我们的庆祝会让我们的成果得以显示在聚光灯下，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进步。我们觉得自己就是个获胜者。 努力工作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尽情地娱乐以放松心情、保持清醒的头脑。没人能比同事们更了解日复一日地坚持需要多么艰辛地努力。 6.敢于冒险 来自成功的满足感，确信我们正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以及从工程师和领导层那里得到的力量和支持，有了这些，我们相信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会带着一个新奇的想法行动起来，挑战过时的技术，或者承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时间表。我们肩并肩地站着，信念坚定地向前迈步，因为我们肩负领导层的信任，这种信任就像是给我们***上了翅膀一样。承担风险迫使我们专注未来，跨出下一个大步。我们大跨步地开始了创新历程。因为万事都是相对的，所以请记住，每件事都是有风险的，然而，每个风险都是一个机会。 7.要乐观，即使处于争论的漩涡中 当然，“所向无敌”的轮子在往前开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受现实的检验。我们的工作量相当庞大，但给我们的时间却很有限，很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能让我们始终专注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即便是我们被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引诱想要投降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轻易放弃。 不满的情绪可以像疾病一样传播开并摧毁团队坚持不懈的意志。在创新进程中错误产生了，分歧也就跟着来了。领导者的工作就是从争议中找出闪光点，并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有现实积极意义的成果。 8.保持速度 当时间成为关键因素的时候，快速决断才能成功。相信你的直觉，减少在决定上的争议。一个充分的讨论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成共识，改进计划。但是当让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的进程更加重要的时候，领导者得认识到每个项目的关键时刻，加以控制。 9.要具有前瞻性，要能预见问题，让人人都有责任心 在设计工程过程中，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复杂的谜团，需要激发工程师的创新方法解决；另一种是会淹没工程师的创新精神的错误。谜团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工程设计的原因——我们喜欢将自己沉浸在追求***中。但是其他的问题，那些潜在的、本可以避免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非常令人恼火。作为一个领导者，提前预料出那些恼人的问题是一种艺术形式。这得需要经验、预见性和对团队的深入了解，了解团队的技术以及你得去满足的团队成员的要求是什么。惊喜对项目有利，所以要有前瞻性，在问题变得失控之前就预料到这个棘手的问题。 10.庆祝成功 抓住每一个机会庆祝成功，即使你并不喜欢这样，即使你很累，已经精疲力竭了，即使这个成果更多的是因为运气好而不是因为技术过硬的关系。在庆祝会上投入些，精力充沛些，还要富有创造力，让你的团队看到你真心地赞赏，让你的发言激发团队新一轮的活力和激情。 创造一个好的庆祝环境，你的团队会对此叫好的。每一个成功都得庆祝，不管这个成功是多么小的一个。尽管最后你得为你们所吃的食物付钱，但是鼓励不会花太多的钱，而它的作用却会很持久。你的预算应该得包括奖励那些创造出现实利益的、表现良好的员工们。 11.预先计划，坚持不懈，要有耐心 计划、坚持和耐心——这三个P打头的词是在高科技世界里生存的法则。预先考虑好，倾听来自你团队的声音，做好你该做的功课并且运用好信息来开展最好的计划。告诉你的团队，你乐意在最初时花时间和精力确定好正确的方向，他们也会为之而尊敬你，会追随你的步伐。当遇到困境时，不要放弃。每一项工作都具有挑战，每一个挑战都会提供一个让你跨越的机会。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前行。 我们写这本书，部分是因为我们想吸引那些敢在这样一个时间表上进行创新的聪明与勇气兼具的科技男女们的注意力。如果我们能激发一些坚韧的青年学生来挑战这项工程事业，并最终可以在自己设计的破纪录的芯片上用手指灵活地操作，那么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成功了。也许我们还能够拿着手电筒给一些其他的领导者照着他们的科技项目之路，希望他们能在这条路上避开一些障碍物。然而，即便我们所做的只是用这个有趣的故事给读者们带来欢乐，我们也就知足了。 戴维·希普米基·菲普斯 从2003年的夏天算起，我和我的IBM团队已经为开发索尼第3代游戏机（PlayStation3）挥汗如雨地干了两年半。我们负责设计游戏机芯片的最重要的模块—PowerPC处理器，它控制整个游戏机的“大脑”，负责执行游戏机操作系统指令和控制信息流。它的功能就像在繁忙要道指挥交通的***。我们一心巴望着能赶在2005年圣诞节期间推出这款新游戏机，击败微软，使之成为无论是计算能力还是市场份额上当仁不让的杀手级秘密武器。届时，全世界的游戏爱好者们都会蜂拥而来，在这款游戏机上尽情地开赛艇、痛殴盗尸者、和穿比基尼的女鬼对战。索尼期望通过这个新产品垄断家庭游戏机市场，全面超越英特尔和AMD，刷新最佳核芯片性能记录。 令我意外并感到难以置信的是，IBM高级副总裁、负责索尼PS3型游戏机项目的史基布·阿科洛特博士突然告诉我，微软，这个索尼的竞争对手，也提出要购买我们这个秘密武器—功能强大的PowerPC处理器。 在德州奥斯汀IBM大楼一间促狭、无窗的办公室里，阿科洛特坐在大班椅中，面向我身体前倾，手里掂着支笔，在办公桌上轻敲着，想看看我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我思绪很乱，索尼已经授权IBM以后可以在其他产品上使用PS3型游戏机的微处理器技术，也就是说，这件事上IBM不会有法律障碍。不过，我觉得这个交易有可能会引出棘手麻烦的职业道德纠纷。这不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和自己赛跑？两个时间表？与竞争对手同流合污？索尼可一直都是我的生意伙伴啊！我的太阳穴剧烈鼓动着，喉咙发干，心底腾起的无名怒火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很恼火自己没勇气与阿科洛特对视，只好将椅子转过一边，盯着那面什么装饰也没有的光秃单调的墙生闷气。是索尼启动了这个项目，我们花了多年心血去设计这个威力巨大的核芯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索尼能在市场上取得巅峰式的胜利，我一点也没有放弃实现这个梦想的心理准备。尽管我也计划把这个强大的核芯片以后用于其他产品上，却从未想过在向索尼提交成果之前可以这样做。我绝没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大的利益冲突。“怎么可以这样做？”我盯着***墙面上的裂纹，从牙缝间挤出这句话。头顶上的荧光日光灯无精打采地闪烁着，在办公室一角投射出我俩的叠影。“这个要求很突然，IBM无法拒绝。”他答道。怕我误认为这只是个小订单，阿科洛特告诉我这涉及十多亿美元，包括从核芯片开发到制造的所有环节。微软老板比尔·盖茨亲自找到IBM的CEO山姆·帕米萨诺，要求帮助开发Xbox游戏机的微处理器芯片。IBM的销售团队向微软展示了已经开发的和可以想象到的所有芯片方案，但都引不起比尔·盖茨团队的兴趣。后来，一个其他部门的工程师不经意地向对方提到了我们团队正在设计的核芯的信息。 听到这里，我被激怒了，转过脸来瞪着阿科洛特。那可是归我管的！这就像有人未经容许就用宝丽来快速成像相机把我们的工作拍照并传上了网。这是侵犯到我个人的事情！尽管IBM是大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相互之间松散相连的网络，但是每个分部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独立的团队，任何涉及我这块工作的业务讨论也应该邀请我参加啊！阿科洛特的说法让我愤怒之余，心中那种熟悉的感觉—自豪也悄悄涌了上来。微软对我们项目的兴趣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这是对我的团队精湛表现的肯定。我们设计了业界运行速度最快的核芯，打破了多项性能记录。这只核芯体积非常小，耗电很少，可以让索尼的小小游戏机具有超级计算机的表现，为IBM打造了一个可以开采享用多年的财富金矿。 “戴维，你和你的团队干了一件漂亮活！我非常满意。”阿科洛特总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夸赞。我非常敬佩他，对我而言，他的认可很有价值。阿科罗特咧嘴一笑，又补充了一句：“多亏了你们团队开发的这款核芯，拉住了微软，让IBM拿到了这笔大生意。” “那倒是。”我接口道，把转椅向前凑了凑。这是那天唯一不让我感到意外的话。“微软在来IBM之前肯定已经考察过所有备选方案，他们不会看上眼的，我敢打包票，英特尔和AMD那帮小子也拿不出我们这样的产品。” 我有说过我们工程师都像超级飞行员那么棒吗？ “还有，”阿科洛特身子倒向椅背，微妙的体语表明他不想纠缠这个枝节问题了。他一边用手捋着稀疏的黑发，一边叹息道，“微软想要的是一款类似你们为索尼设计的核芯，但要加上一些不同的功能，而且要和索尼的推出时间表一样。”然后他详细说明了微软为2005年圣诞节市场大行动提出的非常激进的具体设计要求。 “不可能！这太疯狂了，”我嚷出声来，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上，“那差不多需要重新做设计。我们在索尼3型游戏机项目上花了两年半时间才达到今天这个水平，微软怎么可能要求同样的进度？我是说，即便我们能够按时提供芯片，微软怎么可能完成游戏机其他部分的设计，而且准备好在上面运行的游戏程序？” 阿科洛特平静地望着我。我知道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打心底里相信盖茨那帮人能做成这件事。我无奈地跌坐回椅子，等待另一只“靴子”掉下来。阿科洛特换上一副二手车推销员的表情，诡秘地撇了撇嘴角，用夹杂着法语柔滑的腔调对我说：“除了你现在的索尼3型游戏机的工作，我还想让你担任微软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我相信你是唯一具备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合适人选。” 对于这项安排我的感情很复杂，既有荣耀和自豪，又觉得自己有点像用情不专的骗子。我喜欢阿科洛特，关键时刻他总能说服手下的人跟他一起冒险。他知道怎样才能说动我，知道我很难放弃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机会。我是个容易沉迷的人，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是满负荷运作了，我极少能晚上准时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觉。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工作，显然不是很明智的选择。 我在内心中反复权衡斟酌，最终还是自信心还是占了上风：“说不定我们中的一个人以后会感到遗憾，”我握住阿科洛特伸出的手说，“我接受你的安排。”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入IBM，我的目标就一直很明确：从事最前沿的微处理器设计项目，领导设计团队在业界打出名头，这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愿景。阿科洛特给了我一个业内顶级的技术领导职位，仿佛在一瞬间，我看到了事业巅峰和我所想拥有的一切。我是不是该放弃索尼以换取微软的胜出？或者我能够帮索尼和微软同时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微电子产业经历过三次快速发展期。第一次为2000年前，以新涛科技被IDT用8500万美元收购为代表。新涛科技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新涛的主体运作地点在硅谷，只是研发地点在上海，两头在外，将新涛科技的成功作为中国本土微电子的成功起步并不过分。目前新涛科技创始人杨崇和二次创业上海澜起微电子。 新涛科技的成功只是偶然，毕竟没有产业背景的支持，不过新涛的成功还是带动了中国半导体的投资潮和创业潮。2007年，中国微电子形成了二次高潮，此次高潮以珠海炬力、中星微、上海展讯及无锡美新NASDAQ上市为代表。与新涛科技的偶然成功相比，四家NASDAQ上市公司已经对全球半导体行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上海展讯、珠海炬力等更直接推动了大陆本土通讯及音视频行业的兴起，让全球不再忽视大陆微电子产业的存在。 自从联发科推出手机turnkey解决方案以来，大陆山寨产业迅猛发展。到2009年，山寨手机出货量已经达到亿部，并领先其他品牌迅猛步入国际市场。山寨手机的兴起促进了本土微电子的大力发展，而本土半导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山寨手机的创新及成本下滑。目前本土手机设计公司接近上千家，依赖山寨市场更出现了上海泰景、锐迪科、格科微等多家颇具规模的微电子公司。 虽然业界许多朋友对山寨现象持有异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山寨现象代表了本土制造业的真正兴起，大陆也依赖山寨构成了手机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在山寨兴起过程中，本土微电子作用不可小视。格科微的CMOS摄像头、锐迪科的FM、PA及蓝牙等多款产品大大降低了手机的成本，上海泰景的模拟手机解决方案更使得山寨手机具备了与国际品牌如诺基亚、三星等竞争的资本，也是山寨手机能够走向世界的最大优势。在即将到来的2010年，上海泰景、锐迪科、格科微等三家公司将在海外上市已经得到确认，深圳芯邦、国民技术、杭州国芯、华亚微、北京海尔等接近十家本土微电子公司在大陆创业板上市，风险投资多年来在微电子行业的投入终于带来产业的第三次IPO浪潮。 一个地区微电子产业的兴起总与这个地区雄厚的产业背景有关，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形成“群聚效应”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台湾半导体的兴起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电脑行业的代工潮，因为代工微电子行业更容易知道哪些产品更有市场。因此，在台湾IC设计公司前十名中，除联发科外大多与电脑行业有关，有些与MEMORY相关，有些与LCD驱动有关，其他像VIA以芯片集、瑞昱以网络芯片等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台湾在电脑行业的发展促成了台湾微电子行业的快速起步。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大陆已经在电子制造领域独步全球，并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与台湾背靠电脑产业起步不同，大陆微电子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如珠海炬力、瑞芯微、北京君正立足PMP领域；北京海尔、杭州国芯、中天联科认准直播星机顶盒市场；上海晶晨从事数码相框；国民技术扎根于信息安全领域等。山寨手机更带动展讯、锐迪科、格科微等公司的兴起。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本土微电子与电子制造的互动会更加频繁，这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的必由之路。 最初看到《压力下的角逐:解密索尼PS3与微软XBOX360的生死时速之战》这个书名，原以为讲述的是PS3与Xbox360的市场竞争，而实际上则讲述了这两款游戏机所用处理器诞生的神奇故事，讲述了IBM/索尼/东芝设计中心顶尖工程师创造这个奇迹的过程。 2001年，戴维组建团队为索尼的PS3游戏机设计处理器，而2003年，微软插足，给开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微软希望将设计小组的芯片用于Xbox360游戏机，并同样瞄准了2005年的圣诞市场。设计小组使出浑身解数满足两个主顾的要求，力图在微软“胜利或是死亡”的破釜成舟之势和索尼的谨慎小心、步步为营之间找到平衡点。戴维和他的团队以每周80个小时的疯狂工作状态，忍受着焦躁、友谊几近崩溃以及绝望，最终取得了胜利。 虽然大陆微电子步入第三波浪潮，与IBM、Intel等国际知名半导体公司相比，大陆微电子公司依然弱小很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从商业联盟、项目管理、知识产权还是公司文化、公司政治，《压力下的角逐》对于大陆从业人员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创业公司靠激情，成熟公司靠流程。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大陆微电子企业，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如何从激情管理向流程管理变革？相信《压力下的角逐》这本书可以提供不少借鉴。 老杳（王艳辉）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副秘书长 这是一个商战故事，但是，百分之一百是真实的，即使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都会让人觉得实在是……太电影了。 我记得在上个世纪，在一本今天已经很有名的杂志《大众软件》上，还有人撰文来比较电脑游戏和电视游戏的区别，以及预测它们两个哪个会在未来成为主流。一直到今天，都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电视游戏（我们俗称游戏机）依然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电视游戏给玩家带来的那种声光色效的震撼，与日俱增。而这种震撼的源头，都归功于游戏机最核心的部分：处理器核芯片。 戴维希普和米基菲利普斯，两位这本书的作者，都是（或者说，曾经是）IBM旗下的芯片设计师。这些在全球意义上都是尖端的技术人员，在IBM这样大的公司里搞尖端研究，并非是很多人想象得那么“不食人间烟火”。有人的地方必有政治，更何况尖端某种意义上就是“争议”的代名词。IBM经过郭士纳的妙手回春式的改造，已经变成了一头会跳舞的大象，但是，依然是大象：庞大的组织。 我在网络公司里的履历中告诉我，技术天才未必就能驾驭一个带有商业性质的高端技术项目。技术管理者，诚然最好是优秀的技术人员，但如果仅仅是，则远远不够。技术管理者不仅要面对如何带领一群同样是技术高手的人齐心协力的工作（通常意义上，身怀一技之长的人都有些刺头的精神），更需要和其它部门——特别是那些对技术不是太精通的部门——用一种不那么技术化的语言去沟通去协调。事实上，有很多伟大的技术项目并非败在技术实力上，而是败在资源协调上——如果你非要用“公司政治”来形容，也未尝不妥。 说起芯片，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想起英特尔，它在芯片上的成就实在是光彩夺目乃至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连著名的芯片摩尔定律的始作俑者戈登摩尔都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IBM为游戏机制作核芯片不可能不涉及到与英特尔的竞争。这种竞争，并非产品层面的，亦非服务层面的，也远远超过技术层面：那是一场标准之争，而标准层面上的竞争，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基石。 作为芯片的开发者领队，不仅仅要面对内部的大量协调性事务，要面对外界强大的竞争对手，还要去面对来自客户的压力。因为这个芯片是按需定制的。游戏机产业是一个很容易让消费者喜新厌旧的产业，半年前制定的计划会由于市场的考量重新调整乃至推倒重来，辛辛苦苦积累的一点技术成果被束之高阁，更糟糕的是，产品的交付时间还不能由此而拖延。这本可以说是核芯片诞生的传记，揭示的就是游戏机背后的那三个战场的角逐。 不过，还要等一下，这并不是只为一款游戏机设计芯片而写就的故事。这个故事戏剧性的焦点在于，他们是同时在为两款游戏机设计芯片，而且，这两款游戏机是如此得大大有名：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换而言之，开发者在为两个拼杀得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提供近乎一样的战略性武器。原本就显得扑朔迷离的一个奋斗历程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是的，也许你并不知道，你所钟爱的PS3和隔壁那个老是被他在你面前吹嘘的XBOX360，究其根本，出自同一支团队之手。它的诞生，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也是一个管理的教案，更是一个与客户需求不断磨合推进的范例，而且，还充满着利益冲突的职业道德的考量。 一本有趣的书。 魏武挥 中国专家 我不玩游戏，但我知道，微软的Xbox360和索尼的PS3这两款当下最流行的游戏机每年能为微软和索尼带来数十亿美元的营收！ 你或许拥有心爱的Xbox360，或许你就是PS3的忠实粉丝，但你未必知道，驱动Xbox360与PS3在市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核心技术——微处理器芯片却是来自IBM，来自IBM的同一群名不见经传却有着孜孜追求的技术天才。 戴维·希普，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Xbox360和PS3游戏机个人电脑微处理机芯片的首席设计师和技术指导，和他的同事米基费普斯，给我们再现了世界两大知名电脑游戏机背后的技术秘密及其诞生的神秘过程。 2001年，IBM的技术天才戴维希普召集了一批能人，和东芝、索尼的顶尖工程师组成STI设计中心，为索尼公司热切期盼的PS3游戏操作装置设计芯片，并计划于2005下半年发行。 当他们挥汗如雨地干了两年半，每天信誓旦旦地要帮助索尼彻底击垮微软时，和IBM发生过旷日持久官司的微软老板比尔·盖茨多次约会IBM的CEO山姆·帕米萨诺，秘密达成巨额协议，将STI为索尼设计的芯片新品用于Xbox360游戏中，瞄准的也是2005年的圣诞市场。 在微软和索尼实实在在的商战面前，IBM如何扮演“钢丝绳上的舞者”，在道德准则和商业利益面前找好平衡点？戴维希普们，怎样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两个主顾的要求，并在主顾的核心利益之间筑起“防火墙”？技术天才们如何在疯狂的工作中，忍受焦躁、友谊的几近崩溃、绝望，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一本比虚构小说更加惊心动魄的商战传奇：跨国巨头的商业利益联盟，布局市场天下、操控变幻的“商业隐秩序”，科技竞争背后的企业竞争、制度竞争乃至国家策略的竞争。 但这些，只是本书激发人们阅读的戏剧性表面。因为，万事万物的变化，只有一个道理，有看得见的现象，便有看不见的势力；看得见的有所作为，往往被“看不见的那只手”在掌控。 “看不见的那只手”是什么？是“政治”。各种字典、词典、教科书这样阐释“政治”——“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 在这本戴维希普和米基费普斯共同撰写的商战传奇中，同一组织内部、不同组织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生态链之间，构建出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关系，他们的利益变化莫测、彼此纠结，各种复杂利益的博弈与妥协，推动着各种复杂关系的破裂与结盟。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商业“政治课”。 一方面是高科技跨国公司里的办公室“政治”。如何获得公司高层的支持、争取最大的资源？如何在高压下将一群最有个性的跨国天才们打造成一支“高效率”团队？如何将合适的技能与个性组合，最小化混乱、最大化成功？本书教给你的，不只是“杜拉拉”式的生存聪明，还是“戴维”式的管理智慧——如何突破跨国企业的文化冲突，促进个体、组织的有效协作，获得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是高科技跨国公司之间的企业“政治”。如何让昔日的对手成为今天的盟友？如何在不破坏“商业显秩序”的前提下，发挥“商业隐秩序”的最大作用？当你的客户是死对头时，你如何做到左右逢源并让他们都很满意？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窥探到IBM、微软、索尼的成功各有各的秘密，这些秘密将会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产生启迪。 这是我今年所看到的最有趣、最有意义的书，它使我明白，商业社会中政治无处不在；任何商业博弈绝非单纯的对抗，而是追求彼此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 毛江华 IT产业观察家、知名科技博客 离开IBM投身于互联网淘金热的技术大腕重新被收编,等待他的是重头再来，从一张白纸开始，设计出世界上频率最高、性能最佳的索尼PS3游戏机处理器核芯片。这就像是夺取圣杯的梦想，崇高而艰巨。 每个技术成就都包含着激励团队的伟大愿景。 一辆大众小轿车的防撞杆上贴着的奇形怪状的箭头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差一点忘了拐弯。我一直以自己不墨守成规而自得，其实在德州奥斯汀，在这个以“搞怪”为标榜的城市里，我还算位于“正常人”之列。那是2001年2月的一天，我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即将踏上新的旅程。我把车泊在金戈曼门前，这是奥斯汀典型的嬉皮士-雅皮士风格的酒吧，也曾是我最喜欢用来打发时间的地方，不过已经多年不来了。这次是赴一位老朋友的约，谈谈关于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我现在并没想到要跳槽，但他特意在***中叮嘱，这是一次私密面谈，挑起了我的好奇心。下车前先扫视了一圈，停车场上没发现熟人，也没有什么人突然从拐角处出现在面前，我早就不喜欢这种***捉间谍式的玩意了。 打开车门，一股凉风吹过来，所幸出门前脱了背带短裤换上了磨得很旧的牛仔裤，穿了一双凉拖鞋，不用穿西服、打领带、脚穿一双锃亮的皮鞋，手里也没拿精心制作的简历。顶风用力拉开酒吧那扇沉重的门挤了进去，门在身后“砰”地一声重重关上，差点撞到我的脚后跟。在酒廊镜子前捋了捋根根直竖的头发，怎么也抚不平。唉，算了，这就不错了，我冲自己凌乱的影子挥挥手。 酒吧里没什么人，屋顶吊灯发出昏暗的光从积满污垢的窗户上透进来。我摘下欧克力太阳镜，插在碎花衬衣最上边的扣眼里。 “希普！” 我转头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尽管看不清。那人的面目，但我知道那就是我要见的人。我眯起眼，瞥见吉姆·卡勒坐在角落的卡座里。我冲他招招手，穿过一张张散乱摆放、堆满喝剩的啤酒瓶的桌椅走过去。这位老友，四十出头的人了，看上去依然年轻而有活力。***波罗衫下摆掖在蓝色水磨牛仔裤腰里，脚上是一双已穿了很久的跑鞋。亚麻色的卷发虽然还是笔直地梳向脑后，脱落的头发已经遮不住晒黑的前额。 他站起来迎接我，我们边握手边轻拍着对方的后背。从上次会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整个星期我都在盼望着见到他。卡勒和我曾是IBM做微处理器设计的老搭档，我们是1989年秋天认识的，当时我刚从纽约州的爱迪考特搬到奥斯汀，卡勒是我的经理。我们很投缘，很快就熟络了。我们都是很进取的人，工作卖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工作之外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橄榄球、滑水和啤酒。十年后，在IT最高潮时，我离开IBM加入了一家初创公司去追寻网络掘金的梦想。卡勒仍留在IBM，继续沿着体制攀升，成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师，IBM的中坚力量。他的团队设计的芯片让IBM成为高性能UNIX服务器的领先者，帮助苹果电脑（APPLE）在微机市场重获新生。 我坐进卡座的绛紫色皮沙发里，调侃着他鬼鬼祟祟的做法：“发生了啥事？”我问道，“别告诉我，是中央情报局找我们去解决全球安全问题。” 卡勒微微一笑，那神情酷似一只正在吞咽金丝雀的猫：“我们待会儿谈那件事。”他卖了个关子，我也不着急，卡勒要了啤酒。我们一边聊着各自的家庭和旧事，一边品着大杯的黑啤酒。卡勒的三个孩子比我的两个儿子只大几岁，我们有很多共同关心的事情。孩子的教育问题总是一个不错的话题。 半小时过去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心想何时卡勒才能谈到正题。礼节性的寒暄过后，卡勒侧过身，热切地和我耳语起来。他提到最近由索尼、东芝和IBM三方达成关于PS游戏机的合作同盟。索尼是市面上最大的游戏机制造商，在全球销售了超过5500万台PS一、二代游戏机。配套游戏软件也卖了4亿3千多万份。但是这个联盟是不公开的，索尼希望大家知道得越晚越好，所以要严格保密。 “这个项目，”卡勒说，“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占领全部家用电脑产品市场。”他耸了耸肩，“我们可以去设计全世界最酷的一款游戏机芯片，就算出现最糟的情况，至少我们可以享受到练手的乐趣。”这番话打动了我。 我猛喝了一大口啤酒。他说的那些芯片可不是玩具，那都是高性能计算机的引擎。这真是个绝妙的活儿。我设计过从大型电脑主机到笔记本电脑的各种芯片，设计游戏机芯片是个不错的转变，使用的软件也会比我以前设计的商用机上的更有趣。 “好极了，我很有兴趣。”我说。 卡勒有点不好意思，他继续讲下去，撒下更多诱饵。在这个计划以PS3游戏机颠覆整个游戏机市场的三巨头联盟里，他代表IBM。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资金之大让人惊讶，索尼、东芝和IBM打算在5年时间里投资4亿美元。卡勒在说到他们将把这个联合开发中心放在奥斯汀时，眼睛闪闪放光。此外，三巨头还打算投资数十亿美元建造两条最先进的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芯片。索尼还同意付给IBM几亿美元在新泽西州费斯基设立一条新生产线。里里外外，芯片还没下线之前，就会花掉大把大把的钞票。 “索尼的久多良木健是三方联盟的大力推动者，”卡勒带着景仰的表情说，看我没有什么反应，他有点失望，补充道，“久多良木健就是索尼电子娱乐公司（SCEI）、索尼游戏机事业部的首席执行官。” “哦，”我*着杯口的啤酒沫，迟疑了片刻，边咂摸着他的这番话边说，“其实我这几年确实挺忙的。” “久多良木健可是公认的PS游戏机之父啊！”他伸开双臂掌心向上，似乎在强调这一点。他盯着我，期望在我听到这位知名人士时，会有“啊哈”惊讶的表情。 “吉姆，其实我对PS游戏机了解不多。” “呃？”他摇了摇头，无法看清我的底牌，“那好吧，我给你来个快速培训。久多良木健孤身一人带领索尼进入游戏机行业，之后PS游戏机的软硬件业务成为索尼的商业模式的核心。这是索尼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产品。PS1和PS2的巨大成功让久多良木健意识到在这个冉冉上升的市场，一定可以做出更大的事业。他想让PS3成为一台个人电脑，既可以玩游戏，也可以有更多用途，比如视频点播、在线游戏和实时*，等等。” 我想，这倒像托尔基安描述的：“用一个芯片管理一切/一个芯片发现一切/一个芯片带来一切/在黑箱中绑定一切”。“太棒了！”我回应道。与其说哪个是故事还不如说是卡勒的热情感染了我。他不是一个很容易让别人激动的人。 卡勒很投入，继续向我描述久多良木健是个多么高强的问题终结者和有远见卓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尽管我发现他有点颐指气使和古板，但他的才能在项目规划阶段就展露无遗了。为了做出这个产品，他需要处理器开发和硅制造方面的专家。索尼专长于消费电子，东芝掌握大规模制造技术，而IBM能带来微处理器方面的经验。” “真是一个强大的研发组合。”我喃喃自语。 “尽管只是一款芯片，还是可做成很多种产品，”卡勒接口道，“新芯片可以作为标准部件，用于三家公司各自的传统产品上。东芝打算在高端彩电里使用，IBM想把它用在高性能服务器中。”尽管不认识久多良木健，我仍能意识到这个合作联盟可给我带来宝贵的机会。在卡勒停下的当口，我握住他的手，祝贺他取得的成就：“代表IBM参与和索尼的谈判，是难得的荣耀，你真棒！” 卡勒谦虚地推说是自己的运气，我却不这么看。他绝顶聪明，从休斯敦莱斯大学毕业后，很快在IBM谋到一个研究职位。他的第一个成果是关于设计一个工具，让研发人员能够节省费用，比如自动查找错误、交互通讯，还有其他一些不寻常的设计功能。他将这些工具整合在芯片设计流程中，用于帮助IBM在高性能服务器设计方面获得领先。 卡勒在IBM干了近二十年，在多个成功的项目中担任重要角色，包括那款革命性的Power4型G（千兆）级处理器。他聪明又肯干，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IBM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工程师的原因。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邀我打橄榄球的情形。那一次我翻箱倒柜地找出多年未用的楔子，掸掉上面的积尘。在场上奔跑了半小时后，就觉得身体僵硬，疲惫无力，只是不愿放弃。我和卡勒一起充任前锋，相互配合击球得分。每当我们投球不进时，卡勒就会跑到我面前，大声呐喊鼓劲，他自信自己是场上跑得最快、最积极进取的球手。他会朝对手大喊大叫来弥补控球技术上的欠缺，像个恶霸，可我佩服他的竞争力。 无论打球还是设计芯片，他都不能忍受出现失控的情况。卡勒对提反对意见的人总是毫不犹豫地回击，不止一个IBM员工的前程毁在他的手里。索尼芯片在卡勒的职业生涯中只是一块垫脚石，谁也阻挡不了他的成功。 他对我的价值的认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但我还不想马上表态加入。我喜欢呆在小公司里，那样更能发挥影响力。回到IBM这样的大企业并不特别吸引我。我喝掉杯中酒，示意服务生再来一杯。 卡勒说，他的新设计中心设在IBM微电子事业部。“在STI（即索尼SONY、东芝TOSHIBA、IBM）合作项目上，头几个月，我一直同时负责商务和技术，有时还要帮着写合同，你可以想象这些事是多么无聊，几乎无法分身做芯片设计。我更想做的是芯片设计工作，差不多会占据我全部精力和时间，无暇料理商务。文档变得越来越乱，我没时间指导员工整理，这让那些项目经理很担心。” “我看也没人可以同时兼顾那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同情他，我知道，卡勒是个技术天才，他在技术岗位上要远比做管理或商务更出色。 “也许可以做到，可我很快发现自己不喜欢那样，现在我只保留了首席工程师的头衔，集中精力做最擅长的芯片架构设计工作。我安排别人处理合同、财务管理、人事和行政杂务，这样做最合适我。”毫无疑问，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在IBM的技术团队里建立了很强的影响力，那些家伙愿意无条件服从他发出的技术指令。 卡勒终于说到这次会面的目的上来了。他需要一个人担任Power计算机核心—芯片的“大脑”部分的首席架构师。“希普，我想请你担任这个职务，我需要你，你总是能拿出高水平的创新方案来。” 我很高兴他这样说。我最渴望做个技术领导人，担任首席架构师，去规划PowerPC的蓝图。这是一生难遇的机会，是每个芯片工程师梦寐以求的事。它能让我有机会尝试创新的想法，对设计施加主要影响，我身子靠回沙发，不理会那老旧的家伙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凝视着卡勒。最尖端的技术，带劲的活儿，关键的技术领导岗位，这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机会，有谁能不动心呢？ 卡勒自觉已经占了上风，马上鼓动“成交”:“这个项目对IBM至关重要，像你这样的人，担任关键职位，收入会很丰厚。” 我笑了，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你抓到了一条鱼。” 后面的一小时，我俩回忆了90年代愉快共事的时光，那是在奥斯汀桑莫塞特研发中心，IBM、摩托罗拉和苹果电脑为击败英特尔微机设立的合资部门，开发了PowerPC芯片，那是一款基于IBM标准Power服务器芯片的微机用版本。 桑莫塞特的办公地点远离IBM主楼，似乎是有意回避这个工业巨头的官僚气息，看上去倒像是个私人小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大家更自由的创造和发挥空间。卡勒一伙人开发出了桑莫塞特第一代Power603计算机芯片。我是之后加入那个团队的，负责第二代芯片—PowerG3计算机核芯的架构设计。那真是令人激动的一段岁月！我们坚信能打败英特尔，尽管工作时间长，大家毫无怨言，下班后经常会在研发中心打场沙滩排球或到附近的树园酒吧来上一大杯啤酒。那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团队。 卡勒不时邀请我们到他家开派对。他的房子位在山坡上，俯览奥斯汀湖。他是个聪明的投资者，在80年代，还鲜有人认识到奥斯汀的价值的时候，他就盖起了这座大屋。参加聚会的人喝掉了大量的啤酒和玛格丽塔酒。卡勒经常烤制美味的“卡勒汉堡包”，看上去不很精致，肥腻多汁、营养丰富，厚厚地涂满了乳酪。派对上播放着六七十年代的经典摇滚乐，来的人分成两拨，一伙人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工作，我属于另一拨人，除了工作什么都聊。所有人都喜欢狂饮。 我们在那里干得很开心，没意识到已经吵醒了沉睡的巨人。英特尔用了几年时间，最终像对待其他竞争者那样，摧毁了桑莫塞特联盟。卡勒深情地称那段时间为“在夹缝中生存”。英特尔的技术垄断确实造成了对电脑微处理器设计的负面影响。在软件方面，微软也是如此，独霸着电脑软件行业。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微处理器芯片结成了WINTEL联盟，是最难应付的对手。即使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桑莫塞特仍维持着趣味性和刺激性的工作氛围，卡勒和我都想再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赢。 这款高性能微处理器的设计蓝图在桑莫塞特已经做过大幅修改。数据设备公司（DEC）和曾经功能强大的阿尔法微处理器已经被淘汰了，太阳计算机（SUN）的SPARC架构的电脑也已失去了大部分市场份额。超级计算机制造商克雷研究公司也靠边站了，那些迷你机、小型机厂商，如通用数据、阿姆达、日立也差不多见不到了。在高性能微处理器竞赛中只剩下两个选手：英特尔、AMD的X86架构以及IBM、摩托罗拉的PowerPC架构。它们瓜分了微机和高性能工作站的大部分生意。 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微处理器技术是便捷小巧的ARM架构，即高级精简指令集（RISC），它被广泛应用于手持移动设备。很多电子公司信奉“一个芯片集成整个系统”的理念，把X86、Power计算机或ARM微处理器核芯放在定制芯片里，再按照添加的性能将芯片进行分类，比如，驱动芯片可能包括一个内置的微处理器核芯和一个具有自主专利的可读通道控制器，车用芯片由一个内置的微处理器核芯和带专利的自动控制器IP组成。 在金戈曼秘密会面三周后，我再次戴上了IBM的徽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1999年，高科技和互联网正处于巅峰时，我离开IBM加入一家小型创业企业，打定主意要摆脱大公司的官僚作风。现在卡勒又说服了我，让我重新回到伯内特大街IBM那栋熟悉的粉红色“宫殿”。好在上次离开时，没有自毁退路。 吉姆·卡勒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各种时髦设备，作为对我回归的欢迎。IBM给这个联合团队分配了好几层楼。“来访的经理们有时会批评这里的豪华环境，”当我们走过一个墙面装饰着烛台的长廊，他说，“每个部门装修得都差不多，这样就不会引起相互之间的嫉妒了。”我们路过一排办公室，其中一间是卡勒的，其他四间是给IBM总监、史基布·阿科洛特、索尼和东芝的总监以及软件部的头儿的。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经理，每人有一个格子间，很多都空着。 卡勒自豪地把我带到位于三楼一角的最好的一个隔间，两面是立地玻璃窗，我转过身背对着卡勒，望着窗外高大的雪松，掩饰着内心的失望。把钱花在时髦的装饰上当然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我还是宁愿用这高科技的隔间换一个老旧、无窗、有门的办公室。我没有告诉卡勒我的想法。 他拉下一面可以伸缩收放的白板，告诉我可以这样增加隐秘性，不过这对降低高分贝的噪音没啥帮助。隔间都一样，只要周围有人在打***，我就没法集中注意力。哪怕是很轻声的说话都会打断我的思路。靠着开放空间的另一面墙有几间小休息室，作为个人私密谈话和小型会议之用。我有点担心，过度的监督和缺少隐私保护会影响团队士气。 卡勒边走边介绍给我认识那些日本工程师和IBM的人。我越发有些失落，只有这么几号人马，谁帮我去做卡勒交代的那些设计活儿呢？ 二、三楼有几间很大的休息室，漂亮簇新的绿色玻璃墙上点缀着Z型铜管，配置了现代化厨具设备和咖啡室用的家私。 卡勒带我到他的办公室。靠墙摆放着一列文件柜，一面墙上贴满了以前设计的芯片布线图和项目图表，另一面墙上贴着一些专利***，我称之为“自恋墙”，每个工程师都有一面这样的墙。他的办公桌依然凌乱，堆着各种技术文档和专业杂志。我们在枫木办公桌旁坐下来，他向我简要介绍了设计中心的历史。 “我第一次和久多良木健谈话是几个月前，在IBM日本分部所在地六本木市内的一家酒店。我给他看了为PS3型游戏机设计的所有方案，极力向他推荐我最欣赏的PS4芯片的修改版。”卡勒告诉我。 “嗨，伙计，那可真是酷毙了！”我说。我和卡勒为开发Power计算机4型投入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期盼它能像PS3那样横扫消费产品市场。那是IBM成功推出的第一款时钟频率超过1G的微处理器芯片，这个门槛曾被长期认为难以突破。从80年代中期英特尔推出百万赫兹（M）级8086微处理器到现在，差不多已过去了20年。 “可惜没引起久多良木健的兴趣，”卡勒指着白板上的一列产品名字，旁边密密麻麻地画着各种箭头和标注。“后来我又向他介绍了PowerPC系列的其他产品，包括北卡州罗利团队设计的嵌入式芯片。直到六本木之旅结束时，我已经展示了所有IBM的芯片。” 我扫了一眼这份清单：“这么说，久多良木健否定了所有方案，那他有没有说想要什么？”我担心久多良木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我们的硬件设计无法达到他的要求。 “是的，他说过，”卡勒话中透出兴奋，“他希望我们设计的东西能超越英特尔技术，这就是久多良木健的真实目的。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单芯片超级电脑，是最尖端的游戏机的心脏和灵魂。既要有几千兆的时钟频率，也需要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微处理器通常都包含浮点运算单元，会用到包含大量晶体管的复杂电路和硅材料。由于复杂性和尺寸的限制，很难达到高时钟频率。 我点点头，发明新东西的想法让我跃跃欲试。单芯片超级计算机在加、减和乘以很多位的小数时具有极高的精度。“果然是个极有难度的设计组合，很难搞。”我说。 “你说对了。”卡勒答道。一款游戏通常要用到几百万次浮点运算来实现动画效果，高精度意味着芯片在计算移动、跳跃、碰撞、爆破、弹跳等动作时，会更精确，动画效果看上去更流畅逼真。卡勒当然明白久多良木健想要什么，不过，要做这个大项目，就必须得和我们原先所在的服务器团队抢地盘。我敢说那些曾和我一起开发过P4处理器的伙计们会全力以赴地争夺这个项目，以便让P4成为基础设计。“服务器事业部那边有什么动静？”我问道。“他们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任何一款服务器芯片或修改版都很容易满足索尼游戏机和IBM通用产品研发的需要。既然能用现成的，为什么要花费几百万美元设计新的芯片？”“这理由不值一驳。”我答道。 “是啊，我向久多良木健推荐过那些产品，都被否决了。他不想要那些玩意儿。看来只有和服务器团队打一场无用而且耗时的争夺战，才能拿下久多良木健这个活儿了。即便公司签了这个合同，在服务器事业部和微电子事业部之间，也会有一场持久的争斗，决出谁最后来承担这项任务。” 我知道卡勒不想介入地盘争斗，因为他自己也是在这类斗争中带着累累伤痕离开的。80年代中期，大型机的处理器为IBM公司赚了很多钱，那些装载这种芯片的机器能卖几万甚至百万美元。处理器设计部门分布在安迪考特、金斯顿、纽约州普基普西、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和德国伯布雷根，都争着切下一角蛋糕以提高研发规模和覆盖成本，每个团队都有门户之见，在设计时，想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其地位。但是，市场对大型机的需求在逐步减少，IBM不得不缩减规模，一些设立较早的研发部门大量裁员，这些决策的背后是公司政治。往往是喊得最响、最进取的领导会赢。 斗争的结果是，那些获得了主要处理器设计工作的部门可以招募和维持很大的工程团队，其他设计部门则大幅度裁员，这就是适者生存。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我找机会从安迪考特调到了奥斯汀，这地方不久就成了IBM的芯片设计中心，那次跳槽真是及时，安迪考特之后陷入了长期动荡，而奥斯汀却可以继续招请最好的工程师。在IBM工作的经历让我意识到，PS3型游戏机对那些设计团队是何等的重要。获得这个项目，就意味着以后几年不必为生计发愁，这就是卡勒要全力保护这个令人垂涎的芯片设计项目的原因。 多米尼克·菲茨杰拉德，经理行政助理，一个小巧的法国女人打断我们，叫我去一下负责娱乐嵌入式芯片的副总裁史基布·阿科洛特博士的办公室。阿科洛特是在卡勒离任去做首席工程师时接手STI设计中心业务总监一职的。多米尼克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就悄悄退了出去。阿科洛特看到我，马上起身绕过办公桌，紧紧握住我的手，习惯性地微笑，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我们隔着枫木大班桌坐下。新老板远比我想象的年轻，大概不到四十岁，个头超过六英尺，骨架很宽，穿着流行的褐色松身裤和棕***长袖衫，看上去昂贵和传统，但仍与牛仔裤文化相合，不乏轻松随意。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法国腔，漆黑的头发、橄榄油色皮肤和深褐色的眼睛让我猜想他可能来自希腊、意大利或者中东地区。 “我听说过很多你的事迹。”他说。 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相互欣赏对方的幽默感和技术能力。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话题很快离开了项目，谈到各自过去的经历。阿科洛特在突尼斯出生，在法国居里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学士以及电子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能讲五种以上的外语。 多米尼克探头进来，告诉阿科洛特，他的夫人打来***。我起身想先回避一下，阿科洛特示意我不用，他用法语在***中交谈了片刻。我放松下来，看来他的外语能力足以保障足够的隐私空间。放下***，他又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一点都没受到影响。 阿科洛特1982年加入了IBM高速存储器设计组担任电路设计师。这个精英团队设计的存储芯片包含几百万只晶体管，速度超过了大多数微机所用的标准芯片，他们使用了熔技术这一先进的工艺。阿科洛特在那里展露出了管理才能和技术天赋。他负责督管一个技术大杂烩，从标准微处理器、特制芯片到模拟/数字混合电路芯片，无所不包。2000年，阿科洛特作为IBM微电子事业部高速和宽频微处理器研发总监，开发了苹果麦金托什电脑和任金堂游戏机上用的PowerPC处理器。2001年，他的管理范围扩大到整个STD设计中心。他是明星，这个中心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集超凡魅力和技术能力于一身，阿科洛特得到了内部人员和那些想同IBM做生意的公司高管的尊敬。研发中心的日本总监也愿意亲近并且信任他，这对IBM是件好事。他和久多良木健一样富有远见，愿意承担较大的商业风险。他待人和气，易于接近，总是在做对IBM有利的事，给管理层带来了清新空气。我对IBM的管理层印象不深，但阿科洛特是个例外，他具有完美的技术能力和人际关系。 除了接妻子的***，整个下午阿科洛特都在全神贯注地与我交谈。这不像是对我的特殊待遇，他大概对每个走进办公室的人都会如此专注。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每一句话，和他谈话令人愉快。 离开阿科洛特办公室时，我看了看表，时间过得真快，已经过了接儿子放学的时间。我迅速收拾好笔记本电脑，飞也似地冲出楼去。 我沿着墨派高速路向南，开车往儿子的学校方向而去。此刻正是奥斯汀一天中交通最拥堵的时段，高速公路上车头连着车尾，排成长龙。我一边缓慢向前移动，一边想着眼下的各种工作。阿科洛特无疑既有魅力又很自信，但他能让这个还未组建好的团队相信自己能做出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吗？那些索尼和东芝的人总会来挑毛病的，当他们冲过来的时候，这个和善的男人是否够强大，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呢？他能应付得了那些更高层的经理吗？阿科洛特对这个项目有着宏大的设想，但要说服上层那些以服务器业务为中心的保守官僚却不是件易事。服务器和大型机带来的巨额利润让那些人很难把眼睛转到别的产品上面。我笑了，不管怎样，我喜欢这种挑战，我期待着成为阿科洛特“叛逆团队”的一份子。 周围一辆辆密密麻麻的车，开车的人大多是在奥斯汀日益蓬勃的高科技行业工作，IBM、摩托罗拉、戴尔、太阳、AMD、应用材料、三星、旭电、国家仪表、3M以及众多的小企业都在这里落户了。奥斯汀成了加州硅谷的翻版，被人们称为“硅山”。电脑芯片行业正在发生巨变，奥斯汀是其中的一个重镇。这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或者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悖论，是高技术公司因低税收缘故来开设公司而吸引了大批工程师，还是因为丰富的工程人才资源促进了公司数量的增长？这里的德州大学也在为创意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毕业生。电脑芯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了。从家电到汽车，从***机到汽水机，无论是在电视机还是跑步机里都有它。技术以超音速的速度快速发展，电子设备使用几年后就会过时。对最新、最出色的数码发明的需求空前巨大。奥斯汀是高技术的“绿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新的市场，我也曾置身其中，从一个初创公司到另一个，期望在首次产品推出时能够一夜暴富。但是，网络泡沫带来了衰退，那些和我一样出色的工程师后来只好重新寻找更稳定的工作了。 车流由德州大学出口往市区和那条著名的第六大道涌去。驶过湖城大桥，我还是难以相信自己又开始为IBM效力了，而且这份工作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开发PS3游戏机芯片，我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世界级最先进的处理器核芯，并在2005年圣诞节准时推向市场。芯片工程师从无到有地开发出微机也只是20年前的事。芯片工程师很少有机会能从一张白纸开始设计工作，这是因为微机和服务器市场要求与前几代软硬件产品要有兼容性，新版的文字处理软件应该能打开旧版本的文档，对更复杂的应用更是如此。考虑到过高的人力成本、过长的市场周期、不断提高的设计复杂度、成本过高的专用工具，人们一般倾向于尽量依赖之前已有的设计。能够参与这项设计，是个令人垂涎的机遇，也是促使我回到IBM的主要原因。全新设计会让那些厌倦了系列产品或别人设计过的部件的工程师很兴奋，这给予他们创新的机会，如果成功，则能改变整个家庭计算业的图景。 幸运的机会和即将到来的荣誉在我脑中翩翩起舞，我很开心，受到久多良木健的宏伟目标的激励，我、阿科洛特、卡勒将设计出业内的“圣杯”：一款频率最高、性能最棒的微处理器，超过现在所有的电脑，我们要制造出单芯片超级电脑。如果能够做到，全世界的游戏爱好者都将向我们顶礼膜拜，感谢我们提供的最好的游戏平台和体验。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IBM的办公室政治该怎么玩？那些人都是技术精英，同时也是政治高手。在高科技企业里，该如何抢夺项目资金，如何招聘技术高手，如何应对跨国文化冲突，如何远程管理项目团队，如何使用好女性员工…… 打造成功团队的第一步是招聘顶级人才，培养真正的领导者，第二步是把不同的部门和领导者组织起来，获取最大的成功。 上班第一周就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史基布·阿科洛特、吉姆·卡勒，一两个经理和几个行政助理，这就是整个团队，人手严重不足，我们每天得看成堆的简历，安排面试，安排办公座位，设计组织结构图，写岗位职责说明书，技术上的事儿还停在起步阶段。我明白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几个工程师，我非累趴下不可。招聘技术尖子是头等大事。 当我埋头于招集人马时，卡勒又把我拉进了*中。为了争夺芯片研发资金，微电子事业部，也就是STI设计中心所在的部门，和服务器事业部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很多伟大的点子层出不穷，有人要求划拨大把资金用于支付顶级工资、员工福利、办公空间、测试用芯片、试验室和设备，以便按时完成硬件设计。和兄弟部门分享这一桶有限的金子，只能降低两方实现创新的能力，山头思想在IBM里根深蒂固，导致了无休止的争议。80年代大型机处理器芯片之争的结果是PS3开发团队获得了资金，招聘了大队人马，这些争斗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罢了。 IBM院士（IBM技术系列最高级别）里克·鲍姆领导一个行动组，负责IBM的各种处理器研发决策。“行动组”令人敬畏，这是一个由IBM各部门高级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解决日常的问题。委员会定期开会，由每个成员报告各自的工作，通常这些人会分成对立的派别，都想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每当我遇到鲍姆的委员会时，就会怀疑回到这样一个大公司是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结论只有一个，我必须全力以赴去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对STI设计中心至关重要。有位委员游说用通用芯片去同时满足高端服务器和游戏机，卡勒坚持游戏机需要独立的芯片。卡勒向鲍姆和委员们展示了他的方案：“服务器需要的东西与游戏机控制器完全不同。我需要一个小巧简单的核芯，最重要的是要有高时钟频率，不需要服务器芯片其他的功能。” 支持服务器的那帮人也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但缺乏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持，他们只是想炫耀一下，争夺那笔维持工程技术团队继续生存的资金。卡勒后来跟我说：“鲍姆并不欣赏我，不过这钱是我从索尼和东芝那儿拿到的，而且我身后也有高层支持，我可以为新生产线拿到大量的芯片生产订单。” 委员会最终失败了，如我所料，卡勒用新的PowerPC芯片去开发游戏机的方案被放行。好在这次没花太多的工夫。 我急于找到合适的人填充团队的几个主管空缺。我打***给曾一起做Power4型计算机的几个伙计，他们多数还在忙着设计重要的服务器芯片。幸运的是，我还是找到了一个资深工程师—大卫·雷，他愿意和我谈谈。大卫和我曾在一个微处理器设计项目里共过事，他在奥斯汀郊外的村子里有处房产，所以我戏称他为“农夫大卫”。大家都知道他对盖谷仓的兴趣时过制造电脑芯片，他性格安静甚至有点乖戾，看上去总不大开心，而且讨厌管理人员。不过他很聪明而且总能提前完成高质量的设计任务，因此深受同事和下属的尊敬。谢天谢地，大卫正好刚做完一个项目，还未接新活儿，而且不满服务器团队的管理，于是我邀邀他到咖啡厅共进午餐。 我们一起挑好食物找个桌子坐下，立刻切入正题，我如实相告：“大卫，我有个重要机会给你，想不想参与从头设计一款游戏机用单片超级电脑？这活儿非常难做，我们现在特别缺人手，会忙好一阵子，而且要秘密地干，你觉得如何？”我笑着，以为他可能会说：“你是不是疯了？” 相反，他的眼睛发亮，上身前倾，盯着防火胶板的桌面说：“我什么时候开始？”他看上去是认真的，其实这个提议连我自己听上去都有点荒唐，我不肯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我说：“那么你就是我的第一位技术主管了，越快越好！” 看来大卫是认真的，从零开始的挑战吸引了他，午餐结束前，他已经接受了职位，我们讨论了如何把他从服务器团队顺利调过来的计划。 大卫·雷介绍了第二位技术主管—基姆·万诺斯兰给我。他们俩曾在Power3型计算机微处理器项目共事。基姆也是有20年经验的老设计师，在他的领域里有着丰富的设计和管理经验。我很庆幸能把他拉进团队。他是逻辑设计专家，特别精通指令单元，这是微处理器里最复杂、最关键的子系统。 万斯特兰成了我的第二个主管，负责整个芯片最核心的部分。 吉姆·卡勒在我加入之前已把托尼·钟招了回来，所以托尼就成了我的第三位技术主管。我曾和他在服务器部门共事，他也是在90年代离开IBM的。很高兴他也回来了，我请他负责存储子系统。托尼的优点是工作拼命而且精通存储系统。他想出的检测方法能准确找到难以发觉的设计错误，他居然能够每天20小时连轴转，直到发现问题。有了他，我们的设计会更强。我喜欢IBM的多元文化，托尼来自越南，他总能找到奥斯汀最好吃的越南菜。 有这几个牛人帮我，我才得以将精力放在架构设计上。我发明了一种双领导制，由一个IBM二线经理和我共同管理项目团队。我集中精力于日常技术工作和部分重要的项目管理，二线经理主要负责人事行政事务和其他的项目管理工作。这是分而治之的方法。 IBM以前的项目主管是按照相关的功能来划分的，如逻辑设计、验证、电路设计。经验告诉我，这种组织方式在出现问题时总是会导致相互推诿的现象，自己部门出现的问题推给其他部门解决。我希望每个项目小组都能从头到尾负责。我把微处理器核心部分按功能分几个小组，目标是一样的，每个组要负责提交逻辑和物理上可以运行的完整的功能单元。不允许有人说“是啊，我该做的都做了”，然后洗脱责任袖手旁观。在这些小组里我也做了类似设置，通常是一位主管负责逻辑设计和验证，另一位则负责电路设计和物理设计。我在顺利地打造一个高效能团队。 三家公司都承诺为项目提供最好的架构师和设计师，这确实令人欢欣鼓舞，我预计到他们很难坚持下去。索尼和东芝碰到的问题是如何说服最好的日本设计师在美国长住两三年；IBM则在如何平衡项目收益上遇到了麻烦。在项目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时，三家企业都身处后IT泡沫时代的悬崖上，不得不裁减人员。此外，大多数IBM工程师都在忙着设计服务器芯片，那是公司的“奶油”和“面包”。每当卡勒试图从以前项目团队招人时，经常听到的回复是“抽不出人手”。不过，这也为外部招聘提供了机会。 一位人力资源专员告诉我，IBM的招聘是间歇性的，她提醒我在外部招聘窗口开启时，最好动作快点，因为那扇窗随时都可能关上。当卡勒把我从那扇窗带进来时，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从那里进来。 微处理器的设计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吉姆·卡勒在挑选从其他高科技公司跳槽过来的有经验工程师时，我正坐在那间阳光充沛的隔间里，从一大堆2001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简历里筛选工程师。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我知道可以挑剔一些，只选从一流工程院校毕业的最聪明、最好的人。项目组的招聘理念和IBM公司一样，招收那些能带来新鲜血液和新思想的最好的毕业生，我欣赏他们的无所畏惧，在他们脑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IBM通常采用彬彬有礼的面试方法，这不一定能招到最合适的人。在桑莫塞特，我们把年轻工程师带到几个招聘人组成的委员会面前，塞给他一些难解决的工程问题。这种方法很有效，但有点残忍，不止一个接受面试的人最后流着泪离开了面试场。 对STI候选人，我采用了比较温和的方式。每个候选人都有45分钟面试时间，有4~5个技术主管、经理参加。有些面试官会采用传统的IBM方式，有礼貌地提问，以了解对方的技术能力，我会对他说：“喂，你得挑战他们！如果招到的人不合适，你们就倒霉了，我们要的是最精华的那部分人。” 轮到我时，我会给每个候选人出一些问题解决型练习题，边问几个工程主题，边听对方回答问题，要判断那个人是否适合每天打交道，最好还能一起喝喝啤酒，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每天面试结束后，IBM团队成员会坐下来讨论结果。每个人谈谈对候选人的印象和优缺点。一位面试官抱怨说“难道现在的学校什么也不教吗”，他正巧面试了一个没经验的候选人。另一位嚷道“你没和普林斯顿来的那家伙谈过吧？或见见加州理工的那个小伙子”，声音中透出明显的不同意。“哦，当然谈过，你觉得杜克来的那个博士怎么样？”另一位同样对名校有偏爱的人呼应着。 我需要的是肯干而且能适应在这里工作的聪明工程师，大家用拇指向上或向下，投票决定招聘结果。当有争议时，我会打断议论：“如果大家对这位候选人有异议就放弃，”我边说边把那份简历丢进垃圾篓，“继续，下一位。”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 尽管我也选了一些来自名校的学生，比如来自杜克、普渡、卡内基梅隆和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但我真的不在意候选人的“门第”，我也招聘过来自母校—肯塔基大学的毕业生。一个人进哪所学校读书和能否有能力没有必然的联系，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哪所学校都有尖子生。为PS3游戏机工作的机会能吸引到最优秀的毕业生。这些年轻的技术人才生于70年代后或80年代初，从小就玩游戏机。对团队里上了年龄的工程师来说，这些人都还是小孩，有的还没自己的孩子岁数大，但是他们带来了动力和朝气，他们骄傲、坦率、自我，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很有信心，相信能干大事，能对团队作出贡献。由于人手极缺，一些出色的年轻人会很快承担了重要职责，工作量甚至超过了老同事，人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只用几年时间就从初级工程师成长为首席执行官。但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怨言，愿意学习，很有战斗力。 除了大学毕业生，另一个重要的人才来源是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在1998年—2000年IT业巅峰时离开IBM去创业公司寻找运气和财富。卡勒和我合力网罗了几个重要的前同事，给出了让他们无法回绝的工作条件。这是费力的战斗，即便能诱使他们回来，那些IBM高层经理也可能拒绝签字雇用他们。有些经理不赞成招聘离开过IBM的员工，认为他们之前背弃公司的举动是不忠诚的。幸运的是，阿科洛特坚定地反对这样做，而且现实迫使他也不能这样做。 只要有任何希望能组建好团队，达成索尼2005年圣诞节产品上市的目标，我们都会不惜代价引进人才。我靠着椅背，穿着拖鞋的一只脚搭在桌上，一边给一位IBM以前的同事打***。我们聊了一会儿，感叹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倒闭，回忆当年梦想着一桶桶金子等着我们去拿。肯定有不少人去了创业公司，现在或者已经上市，或被收购了。那位朋友叹了口气：“一些人走了运，不过更多的人被拖垮了，不管多拼命工作，也只能拖延两个月才拿到薪水。”他很乐意来面试。 创业公司不断倒闭，业内欠缺创新性工作机会，经济总体上在衰退。每个人都迫切想找一个开心和稳定的工作，他们意识到这个游戏机处理器项目是一生中难得遇到的机会。我们很容易找到了一堆想来面试的工程师。组建一个开发新的高性能微处理器团队的承诺，让IBM能够从竞争对手那里挖到最好的人才。只要有正确的激励，好工程师都愿意去做最棒的活儿，对公司的忠诚无法与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抗衡。 每进一个人，无论是内部调动来的IBM老员工还是那些归来的“弃儿”们，都能带来一些对IBM感兴趣的工程师的无价联系，朋友的推荐更易说服对方加入团队。索尼和东芝为组建STI团队贡献甚少，和IBM一样忙于内部其他优先项目抽不出人手。PS2改进版占用了索尼大批的工程师，东芝也忙于自己的产品。阿科洛特要求招聘更多的人填补STI团队关键的空缺岗位。这导致了团队结构失衡，三家公司各自提供了1/3的项目资金，而IBM一家就聘用了3/4的员工，IBM占用了3/4的资源，看上去是IBM占了大便宜，这也给阿科洛特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应对IBM未来的需要。阿科洛特早就察觉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尽量在日本同事面前保持低调。 索尼和东芝派出的人少而精，都是最高级的工程师，在这样一个多国文化团队里，沟通是个大问题。我第一次和日本工程师的不愉快遭遇是在托尼组织的一个午餐会上。托尼叫了8个人，大家一起去了奥斯汀城北最好吃的一家越南米粉店。那家店从外面看上去很像窑洞，不过味道很不错。一般都是托尼帮我点菜，那天他为我选了一碗肉丸米粉汤，我不太懂如何吃这种将鸡汤、米粉和肉混在一起的食品，该用匙子、叉子还是筷子，或者捧着碗喝？通常我选择后者。 吃饭时，我试着和一位叫山崎武的日本同事随意聊聊，托尼介绍说他是索尼派来的高级工程师之一。托尼没告诉我，山崎只能讲很少几句英语。我尝试几次跟他对话，可他只是瞅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起先我还以为他是个没礼貌的家伙，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自忖：“如果我的所有项目搭档都不会讲英语，这该多滑稽。”当然，我自己也不懂日语。 不久，事情果然如那位聪明的人力资源女专员所说，IBM停止了对外部招聘，公司管理层通知我们，内部有一些富余的工程师，应优先使用。我知道这并不比从外面招聘更容易，实际上会更难，这就像是在大家庭里的情形，内部人之间更多相互掣肘。 先是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进入我们的视野，90年代中期，那里是高性能微处理器设计的发源地。他们设计的AS/400小型机在商业和会计领域很受欢迎，但必须配套使用昂贵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市场后来逐渐被更流行的开放源代码的UNIX系统占领。随着客户基础被侵蚀，IBM大幅压缩了给罗彻斯特的资金，迫使其缩小规模，但还是保留了几个精英。我的首要任务是想出如何将一大堆工程师整合到奥斯汀的设计基地里来，让他们虽远在罗彻斯特，仍能保持士气和快乐工作。经过几次脑力激荡、集思广益的讨论，我认定，我们需要分拆项目，让罗彻斯特小组负责一个可以独立设计的部分，也就是一个迷你子项目。这样做有两大好处：其一，把他们与奥斯汀其他项目成员的沟通需要降到最少；其二，让罗彻斯特小组获得独立执行项目的自豪感。如果使用其他方法，只能是交给他们一些零散的设计任务，同时需要复杂繁琐的沟通，会让罗彻斯特团队觉得自己只是被别人当作***手使用。 我对纽约州约克顿的设计中心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那帮伙计也是公司最棒的工程师，为Power4型计算机微处理器的设计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指望他们在这个项目里有同样出色的表现。我也是分出了一块独立的小项目给他们。 尽管IBM已经不能招聘外部的工程师了，我们还是和东芝达成了一项交易，他们同意聘请IBM前工程高手杰克·贝尔，他是我们验证小组急需的人才。这本来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主意，皆大欢喜，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杰克在IBM的工程师眼里被看作“自己人”，我们讨论IBM话题时并不回避他，所以他知道很多我们无需告知日本同事的“秘密”。幸好他并不是把每件事向东芝汇报，从始至终，他都是忠于IBM的。东芝的工程师却并不完全信任他，在开东芝的会议时，也许会将他视为我们的人，这真是令人尴尬的局面。随着团队不断壮大，管理结构也日益庞大，设计中心逐渐有了6位二线经理、1位项目经理在吉姆·卡勒和史基布·阿科洛特的手下工作。技术和工程仍然是男人的领地，令人惊讶的是，设计中心居然有5位女性占据了这些高级职位。STI项目并非刻意追求性别平等，也不像传统工程团队那样让男性统治一切。这证明了IBM长期坚持的雇佣和提拔政策是正确的。它能够为IBM提供强大的、能干和多样化的人力资源。STI项目的多元化应归功于阿科洛特，他只是根据能力而非性别或种族选择主管。在STI团队中有二三十位女性工程师，从她们在领导岗位上的表现来看，具有可提升的潜力。有女性参与的团队创造了更好的工作氛围。团队协作得不错。 二线经理负责技术目标、日程、进度以及人事事务。这些小组有30~240人不等。琳达·范·格林斯万是通过招聘担任重要管理岗位的第一位女性。她和丈夫基恩都是工程师，在IBM干了近2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夫妇俩被临时调过来做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琳达领导一个小组负责协同核的开发，稍后会详细讲。这个在芯片中会被多次使用的核是久多良木健和吉姆·卡勒构想出来的。琳达团队的45个成员基本都在奥斯汀，其中有不少是索尼和东芝的日本雇员。她很早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能巧妙地用一些办法帮助设计中心在多文化环境中高效率地运行。她手下有几个技术高手帮她，她则忙于维持团队的和谐。本书合著者米基·菲普斯，来IBM时间还不长，1999年从伊顿公司跳槽过来担任一线经理。之前，她在空军服役20年，米基简历上列出已做过的职位有机械师、情报官和空对空导弹研发工程师。她2001年9月加入STI设计中心，任史基布·阿科洛特的技术助理。因为国家征召大批预备役兵员准备反恐战争，这段时间对她而言不确定性很大。她原先计划在那一年退役，但是，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遇改变了一切。米基两次接到回空军报到的命令，两个指令都是在最后时刻被取消。因为她需要随时待命，对阿科洛特而言，她只是临时填补空缺者。几个月后，空军批准米基退役，2002年夏天，阿科洛特提升她担任Power计算机团队的一名二线经理。当她还是阿科洛特的助手时，我就很了解她了，很高兴她能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团队分布在从德国到美国加州的7个不同时区的IBM分部里，人数逐渐增加到240人。技术复杂度、团队规模、地域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使得协同工作变成了非常艰巨的挑战。 凯茜·佩珀玛斯特在2001年底到2002年初领导过一个整合团队，这个小组从本质上而言更国际化一些，也更专注于设计通用工具、芯片验证和整合之类芯片级的作业。凯茜一心想成为一名IBM管理者，不久就离开了设计中心，担任副总裁米切尔·梅耶的行政助理。阿科洛特高薪召回了IBM前雇员，已出任英特尔高层的黛克·潘取代凯茜的职位。黛克是个精力充沛、热情乐观的女人。 在为IBM服务了15年之后，潘和很多人因IBM的1999年那个名声不好的退休计划而离职。事情是这样的，IBM突然修改了福利计划以适应更年轻、流动性更高的员工队伍，使得大批长期服务的资深员工改变了退休计划。IBM的新计划不再为退休人员按月发放福利金支票，而是在员工退休时一次性支付一笔钱。尽管那笔钱很少，但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淘金时代，还是有很多长期雇员选择了拿钱走路。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毕竟那是一个高科技蒸蒸日上的时代。不过黛克在互联网创业公司下的赌注并不乐观，所以当STI召唤她时她就立刻回来了。2001年的晚些时候，史基布·阿科洛特请潘回来管理设计中心的业务运作，包括所有的财务和人事工作。 即便是在设计中心最困难的时候，潘都会说她很高兴能回来工作。她试图帮助每个人克服他们碰到的问题，她很乐观豁达，知道困难哪里都会有。柯琳·弥尔斯一开始就是项目经理，她负责芯片设计、测试和制造的所有流程。柯琳在IBM工作了35年多，是个令人畏惧的狠角色，推动项目时毫无情面可讲。她就像紧咬着骨头的小狗，认定的事谁也动摇不了她，哪怕会打击团队士气也在所不惜。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工作时间长得让人难以相信。项目的成功让她赢得了高层经理的尊敬和信任，他们乐意听取她的意见。 我和米基共同管理的团队，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队伍，这和从头开始设计Power计算机芯片，而不是在原有的IBM芯片上做衍生设计有关。在奥斯汀，有大约来自索尼的20个人、东芝80人和IBM100多人。团队中的其他IBM的员工则散布在全球的7个地点：北卡州莱利、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纽约州约克顿、德国伯布利根、加州圣何塞和佛蒙特州伯林顿。 CISC和RISC哪个更优秀？IBM是如何与英特尔竞争的？作者从技术角度解密了这段历史悬案。IBM/索尼/东芝联合开发团队该为新一代革命性的芯片确定什么样的标准呢？四倍于现有芯片时钟频率、耗电不到75瓦，无论你认为是激进还是疯狂，这就是竞赛的标杆…… 竞争带来成就和机遇。评估我们竞争力水平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够将愿景变成现实。要想做得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全力以赴。 我和吉姆·卡勒、史基布·阿克洛特在卡勒的游艇甲板上休息，一轮粉紫色的落日悬挂在奥斯汀湖远处的德克萨斯希尔乡村的天空。我们的说话声小得像耳语般似的，突然间沉寂了下来。蜂雀在五颜六色的花丛间飞进飞出，红宝石色的脖颈在落日余晖中熠熠发光。蜜蜂在牵牛花藤间嗡嗡飞舞。仲夏的暖风夹杂着栀子花的甜香笼罩着我们。我仰靠在椅子里，双脚搭在被晒得暖洋洋的甲板栏杆上，注视着不远处一个划水人在平静的湖面上留下的一道道水波。舒适满足感像温热的蜜汁蔓延着，也许更像威士忌，卡勒最宝贝的那种储藏很久的上好的苏格兰麦芽威士忌。那是2001年夏末，项目已经开始了半年，设计中心一切进展顺利，团队成员基本到位，核芯的概念设计正在形成，我们打算私下里庆祝一下。 “为成功干杯。”我提议。三个人像傻小子似地微笑着，酒杯碰得叮当响。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最后一抹余晖也消失在地平线上。卡勒点上提奇火把和香茅油制蜡烛，不让蚊虫靠近。阿克洛特兴致很高，他喝得越多，话中就越经常带出法语或*语词汇，我和卡勒称之为“史基布语”。 阿科洛特需要时不时地用英语解释他说过的话，当他第五次这样做时，我忍不住大笑，差点摔出椅外。 也许我们的声音太大，卡勒的太太玛丽过来提醒我们小点声，孩子们在睡觉。在她转身进去后，阿科洛特重拾刚才的话题，他和卡勒对核芯的技术问题又激烈地争论了几分钟。 阿科洛特如此沉迷于技术细节，哪怕已经是美国最强大公司之一的成功的副总裁，他也能对最好的电路设计师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热爱技术，情绪非常激动。阿科洛特也许会和卡勒争论一晚上，我可不想浪费这个机会。我们并不经常单独在一起，我确实想问他一件事。“什么事可以让你晚上睡不着觉？”我打趣地问他，“你的底线是什么？最害怕什么？” 阿科洛特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我们不知道英特尔手里有什么牌，他们会怎样应对STI的挑战。STI三方合作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游戏机领域，而是整个家用计算市场，而英特尔仍占有85%以上的份额。英特尔也给微软的Xbox游戏机提供芯片，这对PS游戏机系列是最大的威胁。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下一步会推出什么产品。” 英特尔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年收入超过400亿美元，有足够多的资金和工程人才，敢和任何同行打肉搏战。 喝光杯里的威士忌，有点昏昏欲睡，又谈了一会儿英特尔。阿科洛特是对的，我们确实没有掌握到对手更多的信息。可以明显感受到设计中心里的焦灼情绪，我们在一场严峻的竞赛中快速飞跑，可是终点线在哪里呢？我们能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去击败英特尔？这确实是问题所在，我们必须了解竞争的方向在哪里。 第二天早上，我跟在阿科洛特后面把车开进停车场。通常他比我起得早，我扫了一眼手表，是的，他比平时来得晚。他来的时候车库几乎没什么车，所以他的宝马轿车总能停在一层最方便的位置。今天，我跟着他的车开到四层，才找到空车位。也许他也和我一样，在卡勒家呆了一晚有些力不能支，才来晚了。这让我感觉好一点了，毕竟大家都不是超人。 他从车里出来，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浑身上下干净整洁，目光炯炯有神。转念一想，也许他可能已经在家参加了两个***业务会议，发了二十个电邮，在车上打了一大通***了。他冲我咧嘴笑了笑，一起往办公楼走去，我不时地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他轻松地跟我寒暄着天气之类的话题，我只是偶尔回应一下。显然，苏格兰威士忌对我俩的作用不一样，也许他确实是超人吧。 阿科洛特总是一脸灿烂阳光，在走向办公室的路上，他会轻拍认识的工程师的后背，停下来和站在咖啡机旁的人聊几句。年轻工程师总会被阿科洛特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和问一些具体设计工作的问题惊讶不已。他的兴趣很广，每个工程师从他的话中都能感受到真诚。 大多数时间我都见不到阿科洛特，他在忙一些大事，比如争取同级经理的支持，扫清威胁STI设计中心的障碍，评估优势和不足，仔细研究业务背后的财务假设，确保合作项目财务状况良好，就这件突破性的产品的未来市场潜力质询专家意见。他还得安抚客户。除此之外，他还指导为苹果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以及任天堂游戏机设计芯片的项目。真是一个大忙人。我们在三楼电梯间分手，就在走开时，他扭头冲我咧嘴一笑，丢过来一个问题：“英特尔会怎么想，你想好该怎么做了吗？”我点点头，继续朝我的隔间走去。这个问题太大了，大清早我可回答不出来。 阿科洛特与苹果电脑保持着紧密伙伴关系，所以他很清楚打败英特尔这个微机行业的霸主有多困难。他和苹果电脑并肩战斗多年，尽心竭力地帮他们规划完美的产品蓝图，以求在竞争中领先，工作艰苦卓绝，但仍无法取胜。使用IBM芯片的苹果电脑尽管偶尔也会在处理器性能上超过英特尔，但在芯片运算速度方面仍落在后面。阿科洛特希望最终能找到合适的产品让苹果电脑和STI合作伙伴都能超过老对手。他是超级乐观主义者，我内心祈求自己不要让他失望。 为了得到他所关心的英特尔问题的***，阿科洛特指派彼德·霍夫迪博士，IBM一位顶尖设计师，研究我们新一代微处理器的竞争问题，协助定义项目目标，以确保成功。 霍夫迪的声望来自他曾参与设计业界第一款超过1G赫兹频率门槛的芯片，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项成就对于一个芯片工程师来说，犹如登上喜马拉雅峰。霍夫迪是位杰出的设计师，从加州理工大学取得了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加州理工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电脑工程师。他来自荷兰，毕业后留在美国，1995—1996年间在加州理工担任计算机科学和芯片设计教职。安排霍夫迪去挖掘英特尔内幕之后，阿科洛特指示我和卡勒制定出我们可能达到的最进取的设计指标，然后又提高了指标。他希望STI产品能打破记录，在霍夫迪为确定了规划目标后，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设计是否能够打败对手了。 我和卡勒之前在桑莫塞特工作时，就与英特尔交过手。后来，我们在产品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计算机架构，我们称之为RISC（精简指令集）架构，我们的芯片暂时领先于对手。 指令是告诉硬件操作的指示。我们相信一个高效的RISC计算机会有更佳的表现和更高的频率，同时成本要更低，才能帮助苹果电脑在微机市场打败英特尔。直到那时，英特尔一直在用其久经考验的X86复合指令集芯片，实际上那也是几乎所有微机在使用的心脏部件。 RISC的开发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多数应用软件实际上只能用到基本指令的一个子集合。我们在桑莫塞特的主要工作是优化这个精简的指令集，使其能在CISC架构上运行得更快。问题是用户需要将旧的软件转移到新的电脑上，但是英特尔不用这样做，这在硬件升级方面有绝对优势。 我刚到IBM时，第一份工作是计算机架构和逻辑设计，对旧的CISC和较新的RISC都有较多的接触。1965年6月IBM雇了我，我的工作地在纽约州的安迪考特，这家企业的诞生地和悠久传统的分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IBM在纽约州设计、生产的S/360和S/370大型机获得了巨大声望。然而到了八十年代，迪吉多（DEC）和其大受欢迎的VAX小型机开始侵蚀大型机低端市场。安迪考特的格兰代尔实验室推出9370机来击退这个威胁。 因为需要和S/370的代码兼容，9370中央处理器用的是CISC芯片。我从设计一个特殊的输入/输出处理器入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RISC设计，却是我第一次做实际的处理器设计工作。当我接受IBM的工作时，朋友们嘲笑我说：“你怎么会想去那里？他们不会让你这样的菜鸟搞什么真正的设计的。” 我自信地说：“如果我是一个好设计师，他们会让我做的。” 我的朋友们都错了。IBM那时正好是在扩张期，很愿意冒险让新员工承担重要工作。尽管我的设计最后没有变成产品，却让我积累了很有价值的电脑设计经验。 我在安迪考特还学会了自酿啤酒和滑雪。这些技能就像电脑设计经验一样有用。我在安迪考特的室友布莱斯·斐尔是个有趣的单身汉，他兴趣广泛。 他邀请我下班后去他家，带我到酒窖，架上摆着几百瓶啤酒。他取下一瓶，吹掉浮尘，打开倒进两个冷冻杯。 “品尝一下。”他微笑着说。我们默默干杯，一口气喝完。 那是我喝过的最爽口的啤酒。“太棒了，布莱斯，”我大声叫道，“你从哪儿买来的？”“你买不到的，这是我自己酿的。”他答道。 他的那种特殊啤酒其实就是大麦酒，味道柔滑而且酒精度很高，我很喜欢。于是布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