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到底小燕子叫什么名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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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你叫什么名字》 [原]
(2006-04-28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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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么名字
“你需要钱吗?”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将车子靠到路边,拉下了车窗。
我当然需要钱。我想钱都快想疯了。他们都叫我傻瓜,我的名字其实不叫傻瓜,但他们总是叫我傻瓜,于是慢慢地我就把原来的名字给忘了。我觉得我并不傻。我所以看上去很傻,就是因为没钱。他们跟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所以有钱,就是因为比我聪明。
我整天都在大街上闲逛。我说我喜欢逛街,是骗他们的。我也挺想像那些叫我傻瓜的人一样去很多地方,然后干成很多事,但这都需要钱。而我又没钱,所以就只好逛大街了。因为在大街上闲逛,不用化钱。这个城市什么地方都得化钱,甚至包括厕所。我实在想不通,我把大粪给了他们,按理应该是他们给我钱才对。在我们乡下,没大粪种不成白菜。“大便二毛,小便一毛。”管厕所的女人说。为什么大便就要比小便贵一倍呢,这我就更不懂了。不懂我就问,那管厕所的女人回答我说:“神经病。”后来我就不问了,进去大便也说成小便,这事从来没人察觉过。由此我觉得即使他们比我有钱,也没见聪明到哪去。
“我太需要钱了。”我说。于是他就让我上了他的车。我认识他的车。跟人一样车也有名字。他的车的名字叫奔驰。满大街都是车子,但我就认识奔驰跟宝马。因为其他的车都是垃圾。我可从不跟垃圾打交道。
“够了吗?”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二句话。
那叠钱很厚。如果他不把副驾室前面的车兜打开,我就不会知道里面有一只公文包。如果他不把公文包的拉链拉开,我就不会知道里面有一只牛皮信封。如果他不把信封翻开,我就不会知道里面有一大叠钱。但问题是他一步一步这样做了,于是我就看见了那一大叠钱。用一根细细的橡皮筋束着。那叠钱的腰太粗了,橡皮筋就像一根皮带,看上去随时会被崩断。我还闻到了一股甜丝丝的油墨味。操,我已经很久没闻到这股子油墨味了。以前我们单位工资发的是现金,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改成了打卡。我老婆这人不算很坏,她压根没收缴我的工资卡(那卡现在就在我贴胸的上衣内兜里),她只是把我工资卡的密码改了改。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闻到过那股子油墨味。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成了穷光蛋。
“够了够了!”我说。那叠钱只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就贼头贼脑地缩回了牛皮信封。然后信封进了公文包,然后公文包进了车兜。车子里看上去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但那股甜丝丝的香味还在。她在时刻提醒着我,那叠钱是属于我的。但是,她到底有多少呢?三千?五千?八千?或者是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她应该已经算是属于我了,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她还在那只信封里,信封还在那只公文包里,公文包还在那个该死的车兜里。里程表跑得贼快,那些钱会跟着轮子的转动一张一张地消失吗?直到腰细得那根橡皮筋再也束不住?直到那只牛皮信封里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根橡皮筋?说实在的,我对所谓的名义上的东西从不感兴趣。如果她此刻就在我贴胸的上衣内兜里,一伸手就能硬绷绷地摸到,一迈脚就能一沉一沉地感觉到,那么我就不会这么担心了。
垃圾就是垃圾,大奔就是大奔。我只为那叠钱迷糊了一小阵,车子已经穿北直街过西桥沿环线出了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挺重要一件事。
“我可不杀人!”我跟他说。
“你说什么?”他没听明白。
“我真的不杀人!”我不得不重复了一遍。
他笑了起来,声音很响。他不像一个会笑的人,但是现在他笑了起来。他笑起来的样子让我觉得驾驶员被临时调了包。
“谁让你杀人了?!”他说。
“反正违法乱纪的事我都不干。”我装出口气很强硬的样子。话出口后我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他是一个会把笑随时收起来的人,就像吝啬地收回那些钱。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他突然拉下脸,然后让我下车。说实在的,我太想占有那些钱了。
“你倒是先跟我说说,哪些算是违法乱纪的事。”他挺有耐心。
这事让我有点犯难。说实话,我读的书不多。我在脑瓜子里拼命搜括词儿,总算想到了几个。
“杀人放火啊,蒙面抢劫啊,小偷小摸啊,强奸妇女啊,”我说,“还有在大街上随处小便应该也算。”
他像只鸭子一样“嘎嘎嘎”地笑了起来,他其实一点都不吝啬他的笑。
“你的意思是说,不蒙面的推劫就不算?只要强奸的不是妇女也不算?”他说,“还有什么随处小便?!看不出来啊,你这人环保意识还挺强的。”
话经他这么一颠来倒去,我就云里雾里了。我觉得挺对不住他的。我就跟他解释我这人平时不怎么会说话。
他却笑得更欢了。他说:“谁说你不会说话,你这人挺逗的!”
我想了想,就说:“这倒也是!我们单位的人平时总是围着我,嘻嘻哈哈,人仰马翻地,一天也就很快过去。”
“真的吗?我还不知道你在哪上班呢,说说你单位的事吧。”他显得挺有兴趣。
我是个药剂师,在市人民医院的西药房上班。我的工作就是从一个窗口把病人递进来的单子接下来,再把药从另一个窗口递出去。在我的身后有两大排一人半高的药柜,每个药柜都被分隔成无数个细细的方格子,成千上万种药就藏身其间。要记住每一种药的名字和位置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事难不倒我。我在这两大排药柜前面坐了整整二十八年,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那些医生一个个居心叵测,时时处处都像是在为难我,但他们把处方写得再潦草把药名弄得再精简也没用,我总是照单全收。那些药都躺在方格子里睡大觉,打着千奇百怪的呼噜。我得走过去攀上凳子一一把它们拎出来,放到我的玻璃台板上面,贴上标签,写上一日三次一次二片和饭前/饭后什么的,然后装进一只塑料袋。跟你透个底吧,其实医生的话并不可信,他们最喜欢故弄玄虚了,什么一日三次一次二片饭前饭后?把三次改成二次把二片改成三片把饭前改成饭后出不了什么大事。玩这套把戏时他们肯定暗自得意,觉得别人被蒙在鼓里,其实我内心通透得很,我可不是傻瓜。但我从不把他们的把戏戳穿,我总是说一不二照单全收。闲着没事,我喜欢想像他们得意时那副鸟样,这事让我很开心。
从我进医院到现在,已经换了五任院长。他们说我妈跟老院长的老院长的老院长的老院长有一腿。我不懂“有一腿”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们这样说我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我就反驳说,我妈可有两腿,你妈才有一腿呢。我这样反驳时,他们就会哈哈大笑。这事他们已经说了好多年,但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我妈到底是跟那个老院长有一腿。“老院长的老院长的老院长的老院长”到底是指哪一任院长呢,这事我不好问别人。唯一的办法是去问我妈。但我妈已经死了。她是个临时工,在我们医院扫了三十多年的地,后来就死在她擦拭过上万次的医院的某张病床上,死亡原因是药物过敏。他们说我妈的死责任在医院,让我去告。这事我仔细想过,我是医院的职工,括号正式,如果我去告医院,这不就变成医院告医院了,自己告自己你说怎么告?我们院长,括号现任,对我还是挺关心的,他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把我妈的住院费和丧葬费都给报销了。对此,我很感激。
我们西药房除了我,还有六个人。他们性别各异,年龄不一,从婚姻状况看,有未婚的,有已婚的,有结了婚又离婚的,有离了婚再结婚的,有离了婚又复婚的,还有没离婚但一直养着小情人的。他们有个共同点:都不喜欢上夜班。跟他们相反,我恰恰很喜欢上夜班。因为晚上我没事可干。白天不上班,我可以去逛大街。但晚上不行,一过十点大街就黑灯瞎火的——当然也有灯红酒绿的地方,但那都是一些需要大把大把钞票的地方——我说了我是个穷光蛋。关于喜欢上夜班这件事,我从来没在他们面前流露过。我喜欢看着他们中的某一个,一改往日的趾高气扬,磨磨蹭蹭地捱到我旁边,小心翼翼地跟我套上几句近乎,然后跟我商量代班的事。我总是面露难色。于是他就开始讲瞎话,他舅舅的小姨子的女儿住院了,他老婆的三姑的前公公出了车祸,他弟弟的同学的女朋友的哥嫂闹离婚了。这么多年来,他们攀得上的亲戚都已经住过院了,有条件出车祸的也都出了,没条件闹离婚的也都闹了。于是关系就越扯越远,故事也越编越离奇。我总是装出信以为真的样子,然后很关心很同情很伤心地问他,得了什么病啊,车是怎么翻的,是谁在外面先有人了。他们的回答经常漏洞百出,但我从不点破。玩够了猫捉耗子的游戏之后,我就会很哥们义气地答应他的要求。他马上一脸喜色,怕我反悔似的,赶紧从兜里往外掏钱。“先把加班费给你吧!”他说。我像个傻瓜一样接过他的钱。我要的就是这个。一张五十大钞。旧是旧了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现金,而不是我工资卡上那种狗娘养的所谓名义上的钱。阴谋又一次得逞,他很得意,虽然没有表露出来。“傻瓜!”他在内心骂了一句。我当然听见了,我会紧跟着也在心里骂上一句:“傻瓜!” 在单位我有一句口头禅:“我真倒霉!”他们都很喜欢听我说这句话,我只要嘀咕一遍,他们就能笑上一阵。我这人有个毛病,尿急。药库里所有的药全吃遍了也不见效。我就去问我妈,我妈说:别治了,你爸也这样。当然,那时我妈还活着,否则我再怎么问,我妈也回答不了。我妈当年这样说好像我爸还活着,其实我爸比我妈早死了三十多年。我妈就是在我爸死了之后进医院扫地的。在这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乡下。在我们乡下,大便不叫大便,叫屎,小便也不叫小便,叫尿。我爸我妈是决不允许我把屎尿拉在屋子之外的。在乡下屎尿金贵,因为没有它们就种不成白菜。
回头说尿急这事吧。我去厕所就得有人帮着照看我那窗口。他们说“快去快回,二十秒!”厕所离得远,我小跑着过去,急急拉了尿,又小跑着回来。经过窗口时就听见他们在里面齐声数“十八”。从窗口进药库得转个弯,就剩两秒了,我再怎么赶也总是差上一秒。“我真倒霉!”我懊丧地嘀咕了一句。他们就哈哈大笑。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即使我去厕所一滴不拉赶回来,也照样会差上那么一秒。同样道理,即使我去厕所拉上半天大便,回到窗口时,他们也会不迟不早正好数到“十八”。让时间走得快些还是慢些,是由大家说了算的,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因为我看不懂任何钟表。他们开始像鸭子一样“嘎嘎嘎”地笑,其中有公鸭也有母鸭。笑够了,他们就会说,处罚处罚。
处罚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罚钱,每次十块;另一种是罚交待。制度是他们定的,但他们很仁慈,允许我自由选择。当然,杀了我我也不会选前一种。至于怎么罚,前一种制度是规定的,后一种却没有规定,得由他们中的一个即兴发挥,我的任务是按提问老实回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政策每次都会有人重复强调一遍。如果把上班比作集体***,那么接下去就是高潮了。在我所工作的市人民医院西药房,这样的高潮每天都会有好多次,至于次数则取决于我的身体状况。我从不抗拒,我总是低头认罪。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会规规矩矩地坐到属于我的那条椅子上,把有罪的手平放于膝盖,把平时招摇撞骗的尾巴收起来,夹放在屁股和***底下,余下部分则用大腿紧紧夹住。作为公正而又严厉的法官,我知道他们的脸色此刻都很庄重,记得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分配进来的小妞,经历第一次时,不懂规矩,失声而笑,但立即就被其他人的表情给吓回去了。这么多年来,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我都回答过,我已经是死猪不怕开心熨了。但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忽然迷恋上了我的私生活。
我记得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开始的:你老婆***时叫床吗?
垃圾就是垃圾,大奔就是大奔。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四车道的省道,开始爬一条盘山公路。路是砂石路,不算很窄,但是弯道很多,又不见路标。但车速并没有慢下来,看得出,我的老板对这条路很熟。
我的头有点晕,早上和着豆浆一口一口咽下去的那根油条像是没消化。不但没消化,它现在正在一截一截地重新接起来,然后硬梆梆地从胃里朝喉咙口捅。但我一直忍着。连大奔也消受不起,只能说明我这人很贱——贱得只配坐垃圾车。我可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垃圾。
他在用心开车,眼睛一直盯着路面。他理了个平头,戴了一副无框的金丝眼镜,看上去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他的西服现在被座椅穿着,自己只穿了件羊绒衫。那件羊绒衫我也认识,在国贸大厦精品屋的一个模特身上,每次经过我都会怀疑标签上那价格是不是错加了两个零。
那个车兜离我的膝盖很近很近。我知道车兜中有那只公文包,我知道公文包里有那只牛皮信封,我也知道牛皮信封内有那叠钱。但是在把那叠钱拿到手上再放进我的上衣内兜之前,他想让我为他干点什么呢?那些叫我傻瓜的人经常告诫我: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他像是忘了还有这件事。刚刚上车时他神情严肃,那副无框的金丝眼镜就像一块玻璃篮板,能把人皮球一样弹出去。现在,在像鸭子一样嘎嘎嘎笑过一阵之后,那副眼镜就变成了一块磁铁,他看上去比我们电视上那位市长还要慈祥三倍。
“你在看我。”他说。
我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你见过我?”他问。
我摇了摇头。
“那我看上去像一个乡巴佬吗?”他问。方向盘向左用力一打,大奔跟着路扭了个急转弯。
“不像。你是一位老板。”这次我答得很利索。
他又笑了:“谁说你不会说话。” “我要每天能跟你一块上班就好了。”他又说。说话间,方向盘一左一右,他又超了一辆满载青石条的拖拉机。
“老板说笑了。”我说。
这次他没笑,神态反倒有点严肃。我估计自己又说错了话。我有点沮丧。我说过我这人不会说话。
我又想到了那叠钱。狠狠心我就问了:
“老板,你到底——”
“别叫我老板!叫我名字——”他的口气有点冲,但到后半句调子明显缓和多了。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老板?”这话我不得不问。我知道人和车一样都有名字。
“我的名字——”他呆了呆,“你就叫我——阿贵吧!”
我有点意外。说实话,这名字有点土气,跟他的金丝眼镜和多两个零的羊绒衫很不般配。这名字简直一点都不像是他的名字。
“我还是叫你老板吧。”我说。
“为什么?你嫌这名字不好?”他的口气又有点冲。
“不是不是,主要是叫着顺口。你要觉得真不行,我就叫你——阿贵得了。”我赶紧改口,我可不想让那叠快到手的钱只剩下一根橡皮筋。
“我不杀人,我也不干违法乱纪的事,还有,那种缺德坏良心的事我也不干。”我说。我没叫老板,也没叫阿贵。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好人。你放心吧。我不让你杀人,我也不会让你干违法乱纪或者缺德坏良心的事。我让你干的事情你闭着眼睛也能干成。”阿贵说。
闭着眼睛也能干成?那是什么事呢?我又犯迷糊了。
“那我们到底去哪?” 那个车兜离我的膝盖真的很近很近。我知道那叠名义上属于我的钱现在还只是名义上的。
“别问了。就快到了。”阿贵说。
他们问我的老婆晚上叫不叫床,其实就是告诉我,他们的老婆晚上是叫床的。如果我回答我的老婆晚上也叫床,他们肯定会很失望。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我希望自己答完后他们的笑声能持续得长些再长些。我知道,谁都不希望高潮太短。
我说我老婆从来不叫,我搞她时她就会用脚撑几下,但是我们的床会叫,它总是吱吱咔咔地叫得很欢。
接下去的笑声是意料中的事。但持续的时间却比我料想要长。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西药房变成了一个鸭棚。日光灯在我头顶跟着笑声时明时暗。方格子里的那些药都在酣睡中睁开了眼睛。如果你是我,你就能从这些笑声中听出有几只公鸭几只母鸭。告诉你也没关系,我甚至能从中分辨出哪一只母鸭名义上是未交配过的。
时间就躲在我们西药房墙上的那只闹钟里面。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就慢一些。他们笑起来时,时间走得贼快,就像眼前的这只里程表。我知道他们——这些叫我傻瓜的人——活得都不容易。张三有一个患软骨病的儿子,李四想那个室主任已经想了十三年,赵五戴了顶绿帽子还屁颠屁颠的,钱六结婚六年了还没生出个小孩,马七因为脸上的雀斑至今还没找到合适的对像,孙八因为处了个情人整天得挖空心思编瞎话骗老婆。对他们来说,上班的时间总是太长,床上的高潮总是太短。现在,他们笑了。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变短了,他们的高潮集体延时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傻瓜,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那座山就像一颗倒置的螺蛳。离开省道后,我们一直在围着山兜圈子。但是兜着兜着就到了顶。螺蛳的屁股尖上是一个村庄。
阿贵说到了,我就跟着他下了大奔。
沿着入村的泥路,阿贵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村庄的人家稀稀拉拉的,就像哪个淘气的小孩拉了一橛一橛的屎。看不到一个人。雾在擦着我们的脸过来又过去。阿贵突然折回身:你等等。我就站着等他,回来时阿贵的手上多了一袋东西。塑料袋黑乎乎的,看不清里面装了什么。
泥路边是两排整齐的茅厕,冷不防闪出一个老头,吓我一大跳。老头正在系裤带,他狐疑地看着我们。
“你们是来收古老货的吗?”老头很突兀地问了一句。
阿贵摇了摇头。老头显得有点失望。
“古老货是指什么?”走远后我问阿贵。
“就是古董。”阿贵说。
有古老货为什么就不去看看呢,一不小心也许就能发个大财。但阿贵显然对古老货不感兴趣。
沿着泥路我们进了村。路变成了石子弹路。天阴沉沉的,依然没碰见一个人。阿贵在前面拐了个弯,我就跟着他走进了一个石彻的小院子。
小天井的角落里放了一口水缸。天井进去就是中堂,两侧一左一右有两扇门。我开始恍惚起来。木头楼板很矮,中堂里黑乎乎的,堆着一些柴草。木梁上结了个燕子垒,地上有一堆新鲜的鸟粪。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家。阿贵在左边那扇门边停了下来,他把那袋东西放到地上,开始在兜里掏东西。那扇门上了锁,是我熟悉的那种挂锁。阿贵摸了半天终于摸出了一把钥匙。那些叫我傻瓜的人跟我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现在,那把钥匙就在他的手上,但阿贵却对着那把锁发怔了。我站在旁边,不知道阿贵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背后忽然“吱嘎”一声。太熟悉了,是我妈开门的声音。
我和阿贵几乎是同时扭的头。从对面的屋子里走出来一个老太婆。她太像我妈了。但不是我妈。当然不是。
“你回来了?!”我妈说。但她不是我妈。
“回来了。”阿贵说。
“进来喝会茶吧。”我妈说。但她不是我妈。
“不了,车还等着呢。”阿贵说。
“那你等会。”我妈转身进了屋。再出来时,我妈的手上多了一叠东西。是钱。旧得已经没了甜丝丝的油墨味。但它还是钱。
然后,我妈的钱到了阿贵手上,阿贵的钥匙到了我妈手上。
“真不坐了?”我妈问。但她不是我妈。
“真不坐了。”阿贵说。
阿贵说完扭头就走。我赶紧跟着他往外走。
“有空就回来,这还是你的家。”我妈在背后说,我妈总是这么唠叨。
出院门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妈。我妈又老了不少。但她真的不是我妈。
出村时,阿贵在前面走得很快。他看上去不像一个会这么快走路的人。但他现在就走得这么快。我不得不在后面紧追慢赶。
经过那两排茅厕时,我的尿又急了。解了手出来,迎面碰上一个中年男人。他挑了担精柴过来。我就想起了那些古董。
“你家有古老货卖吗?”我劈头就问。
“有啊!”他用跺柱把那担柴歇下来,顺手拿肩头的毛巾擦了把汗。
“那你带我去看看?”我有点喜出望外。
“好啊,你跟我来吧。我家有个八十多岁的瞎眼老娘,就白送给你吧。”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那担柴已经杭育杭育地走远了。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就在后面喊:“阿贵。”
他猛的一下收住步,就像被人使了定身法。
“你忘了那袋东西。”我说。
“噢,算了。”定身法被解开后,他继续在前面走,但是步子缓下了。我紧走几步就跟了上去。我知道阿贵把他自己的事办完了,接下去就是我的事了。但问题是,我还不知道他想让我干点什么。
看得出来,阿贵现在的心情不太好。我不想让人烦。我就把想问的事咽回到了肚子里。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阿贵,那袋子里装了什么?”我说。
“别再叫我阿贵!我不是阿贵!那个阿贵已经死了!”阿贵忽然朝我吼了起来。
我也给你讲讲另一个人的事吧。
我对那个人很了解。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再到毕业后参加工作再到他辞职下海,我对他实在是太了解了。是的,我太了解他了。
读中学时,我们坐同一张桌子,睡同一张床铺,吃同一个饭盒。作为寄宿制学生,我们都在食堂排队买菜,早餐是两根油条或者一块生豆腐(外加一小勺酱油,就倒在饭盒子盖上),中餐和晚餐则是一小盆时鲜炒菜。但他从来不跟我们一块排队,他的枕头边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搪瓷罐,里面装满了咸菜,正好够他“食”一个星期——我们都管吃叫“吃”,但他总是说成“食”。那时候,我们早已经开始穿那种商店里买的紧绷绷的情邻内裤了,但他穿的还是那种自制的卡其短裤。因为缺乏营养,他的大腿细得就象我们的小腿,那件肥大的短裤套在外面夸张得简直有些滑稽。在班上他就象个哑巴。他的学习成绩算不上好,也算不上不好。我们都没记住他的名字,他的学号是13号,于是13号就成了他的名字。13号总是埋着头在教室、食堂和寝室之间穿行,他走路的速度很快。
后来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全校秋季运动会时。谁该报什么项目能拿个什么奖,班主任和同学心里事先都有个谱。5000米的项目自然是非赵伟锋莫属,赵伟锋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大家都知道他拿个铜牌什么的没问题。但赵伟锋很不争气地在比赛前一天扭伤了脚。谁都没料到,13号主动站了出来。既然拿奖牌没希望,反正谁上也一样。13号才刚起步就被拉下了一截,他跑起来的样子真是难看,简直就是一只没学过走路的鸭子,班上的同学站在跑道边上都觉得很没面子。更没面子的事还在后头呢。因为自己班争牌没希望,看了没几圈,同学们就都把注意力放到其他项目上。后来当运动员进行曲响起来时,同学们都傻了眼。呆头呆脑的13号上了台,不但上了台他还上了中间那个最高的领奖台。拿了金牌,他为班级争了光?没有,所有人都认为他把班级的脸丢大了。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都显得英姿飒爽、光彩照人,可13号看上去哪象个运动员啊?他的身上穿了件灰不溜秋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脚上是一双黄兮兮的解决鞋,两颗大脚趾已经破门而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所以要站得这么高,就是为了让整个班级蒙受耻辱。
第二件事跟赵小丽有关。赵小丽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也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穿高跟鞋的人。她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比如她父亲在县府大楼上班,又比如她哥哥“大眼佬”是黑道上很著名的人物。那时候学校里已经有了第一条水泥路。“得——得——得——”,唯一的高跟鞋扣击着唯一的水泥路,没有比这更清脆的声音了!这声音传到了每一个男生的耳朵里。不用看也知道,是赵小丽来了。挺着一对高傲的胸脯,扬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当她把目光飘过来时,我们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跟她的高贵比起来,我们的内心是那么的丑陋。跟她的优雅比起来,我们的自信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谁都没资格爱上这样一个女人。让人简直不敢想象的是,13号居然爱上了赵小丽。夜深人静,当我们想入非非彻夜难眠时,13号却开始给赵小丽写信。
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除了我。也没有人知道他给她写了什么,除了我。在第一封信里他写了他的孤独,在第二封信里他写了他对她的思念,在第三封信里他写了爱带给他的勇气——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所有人都被他愚弄了。直到有一天,赵小丽忽然铁青着脸站起来,把一封信慢腾腾地撕成很多很多缕,然后用力掷到他的面上。因为他的爱,所有人的情感都受到了伤害。因为他的无耻,所有男生都成了他的敌人。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
后来他参加了工作。
后来他娶妻生子,成了个体面的城里人。
后来他辞职下海,并且赚到了大把大把的钱。
但是,这些都没用。因为骨子里他还是个乡巴佬。
路还是原来的路。大奔还是原来的大奔。但现在轮到他说话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唠唠叨叨地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知道刚才那个村叫什么吗?它就叫螺蛳屁股。那里的人都姓吕,但我不姓吕,我爸我爷爷也不姓吕。好多年我爷爷先死了,然后我奶奶也死了,然后是我爸,最后我妈也死了。我妈是我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亲人。那个塑料袋里装的是香纸蜡烛。我本来想去跟他们告个别的。其实告不告别已经不重要,我把他们传给我的祖屋也卖了。我当然不缺那几个钱。但没钱成就不了一场交易。现在,那个乡巴佬阿贵已经死了。” 阿贵说。
“当我做这一切时,必须有个见证。一个跟我的过去和将来都毫无瓜葛的人。于是我就在大街上找到了你。” 阿贵说。
“这是一个阴谋。” 阿贵说。
“作为阴谋的见证人,你干得很出色。” 阿贵说。
“现在是我支付你报酬的时候了。我说了,没钱成就不了一场交易。” 阿贵说。
他前面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但最后一句话我听懂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我太需要那些钱了。我知道车兜中有那只公文包,公文包里有那只牛皮信封,牛皮信封内有那叠钱。我还知道那叠钱的腰很粗,那根橡皮筋随时会被崩断。
他俯过身来开那个车兜。
那叠钱没有变成橡皮筋,它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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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 帖子 发表于 2008-9-29 09:21
祝小燕子找到好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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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9 帖子 发表于 2008-10-7 10:16
可怜的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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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 0, 距离下一级还需女的叫燕子,男的叫什么名字好啊!情侣的名字
悬赏分:5
提问时间:2010-5-28 14:19
提问者:
推荐***
回答时间:2010-5-28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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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8 14:20
.....我总很脑残的认为望舒和羲和很配......
回答者:
2010-5-28 14:21
燕子的归宿
回答者:
2010-5-28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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