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飞艇梦幻者...... 佛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 Tue, 9 Aug 2011 08:29:21 +0800 )
Description: 打工仔小曾手指受伤到武汉市第三医院治疗，手术完成后发现所带金钱不够支付医疗费，当时他听见有医护人员说：“要么交钱，要么拆线！”得知钱不够便又把缝好的伤口拆线。事后当值医生称是小曾一行人拒绝交费，他才照做将线拆除。（8月7日楚天都市报讯） 　　医护人员如此冷血，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看！　 　　即便打工仔在气愤之下，提出拆线走人，医护人员如何能忍心将刚缝好的线给拆了？！这是作为一名医生的道德感与救死扶伤的职责绝不能允许的冷酷行为。何况“对方提出”一说只是当班医生的一面之词。 　　面对看病难，看病难，一些低收入患者和家属无奈地说“不死于病，就死于钱”，从这则新闻里，人们看到了血淋淋的事实。小曾作为外伤的急诊患者，无论是按照“急诊首诊负责制”，还是执行医院对危重急诊患者“先救治后补费”的原则规定，当班医生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刁难患者，更不能以对方无钱为由拆掉刚刚缝好的线。否则，就等于将已采取的救治措施给撤销了，让患者面临重新缝合伤口的痛苦，甚至可能因未能及时止血造成生命安全的威胁。试问，医者父母心，有父母对受伤的儿女下得了这样的狠心吗？对这类连起码人性都不讲的医生，老百姓怒不可遏地斥之为“白狼”，难道言辞过激吗？ 　　虽然“无钱就拆线”是极端的个案，但从中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仁者医心仍是稀缺之物。这一拆不仅拆掉了医者良心，拆掉了医德底线，更拆出医院逐利的无所不用其极，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义愤填膺！缝合一个伤口就要1830元，这不是在趁火打劫吗？为什么伤者希望能先垫付1000元，剩余的第二天补上，却遭到拒绝？为什么伤者到其他医院缝了8针花了800多元，仍不便宜却比三院少了一半多？“要么交钱，要么拆线”是怎样的惯性定律？如此“目中无人”，医院还有一点人性吗？这还是人话吗？！ 　　医改一直在蹒跚前行，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是医改最贴近民心的良方。然而，“无钱就拆线”这一拆也拆出医改之痛。何时让卫生部的铁规掷地有声，落到实处；何时让患者的医药支出实实在在地降下来；何时让利欲熏心的医院受到惩戒，何时让“无钱就拆线”的无良医生走投无路，才是医改真正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
文：梁江涛
( Tue, 9 Aug 2011 08:19:4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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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龙的九个儿子！要记住啊！ 1.老大囚牛（qiúniú），喜音乐，蹲立于琴头 2.老二睚眦(yá zì)，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 3.老三狴犴（bì’àn），形似虎，有威力，生平好讼，
常见于古代牢门之上，震慑囚犯，
民间有虎头牢的说法，是辨明是非，伸张正义的神兽； 4.老四狻猊(suān ní)，形如狮，喜烟好坐，
倚立于香炉足上，随之吞烟吐雾； 5. 老五饕餮（tāotiè）嘴馋身懒，好吃好喝，
常见于古代烹饪鼎器上，夏商青铜器便可见饕餮纹，
为有首无身的狰狞猛兽，是品尝美味，鉴赏佳肴的“美食家” 6.老六椒图（jiāotú），形似螺蚌，性情温顺，
常见于大门上，衔环守夜，阻拦小人，
是求学，求子，升职的保护神； 7.老七赑屃（bìxì）(霸下)，龟形有齿，气大好负重，
常背负石碑于宫殿中，是长寿，吉祥，走鸿运的保护神 8.老八螭吻（chī wěn)，又名鸱尾或鸱(chi)吻，好张望
，常站立于建筑物屋脊，作张口吞脊状，
是宅院守护，驱邪纳福，安居乐业的神兽； 9.老九貔貅（谐音“皮休”），又叫辟邪，生性凶猛，
专吞金银肚大无肛，只进不出，即能招财，
又能守护财富，掌握财运，是招财进宝的保护神； ( Tue, 9 Aug 2011 07:57:40 +0800 )
Description: ( Tue, 9 Aug 2011 07:55:5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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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下午，无锡市崇安法院对原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吴伟坤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伟坤于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利用担任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先后15次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人民币557.2万元。这位无锡国土窝案中的“最高人物”被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并责令全额退赃，上缴国库。
　　通讯员 夏倩 本报记者 路若愚
　　宣判现场
　　被告情绪激动，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昨日下午，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对吴伟坤涉嫌受贿案进行公开宣判。宣判地点江阴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座无虚席，前来旁听的群众都想亲眼目睹吴伟坤这个受贿的原国土局长是如何受审，并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下午3点，审判长宣布开庭。吴伟坤在四名法警的解押下走进法庭的被告人席。今年48岁的吴伟坤走上被告席，看上去显得有点慌张。但还未等到宣判，吴伟坤便情绪激动，在法庭大声嚷嚷，他大呼，继上次7月29日开庭审理，仅仅十日就宣判，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对此，审判长让吴伟坤安定一下情绪，并对吴伟坤重申了法庭纪律，然后开始宣判。
　　而在前不久的开庭审理中，吴伟坤在起诉书宣读完毕后还向法官提出希望用1分钟时间回头看看一年四个月没有见面的家人。在征得法官同意后，吴伟坤家人站起来向他示意，此时他的妻子等人已泣不成声。昨日，按相关程序，被告人吴伟坤及其辩护人都没有发言，整个宣判书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宣读完毕。吴伟坤的亲友有几个人当庭哭出声来，而镇静之后的吴伟坤并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他的辩护人表示，他们会按照司法程序进行上诉。
　　检方指控
　　15次收受钱物，受贿金额高达557.2万
　　在上月底，吴伟坤涉嫌受贿案件已经开庭审理过，但当天并没有宣判。昨天无锡市崇安区法院下发了对此案的判决书。被告人吴伟坤于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利用担任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先后15次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人民币557.2万元。而在如此大的受贿金额中，一家来自华仁建设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感谢款”占了绝大多数。经查明吴伟坤收受华仁建设集团总经理、华仁江苏公司总经理、无锡仁和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无锡太阳置业公司总经理谢国栋贿赂人民币550万元。
　　2004年3月，华仁江苏公司取得无锡市北塘区山北街道红星养殖场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于2004年4月将该地块受让人调整为仁和公司。仁和公司将该地块用于仁和花园房地产项目。2006年10月，华仁集团取得无锡市北塘区兴源路与春申路交叉口某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于2006年12月将该地块受让人调整为太阳置业公司。太阳置业公司将该地块用于开发华仁凤凰城房地产项目。谢国栋为了感谢吴伟坤在仁和花园、华仁凤凰城项目开发过程中，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土地单项验收、办理土地抵押贷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和帮助，同时为了在今后开发房地产项目过程中继续取得吴伟坤的支持，于2008年、2009年、2010年春节前，通过原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强民杰等人贿赂吴伟坤共计人民币550万元，其中一次为150万元，后两次均为200万。
　　除了上百万元的受贿之外，吴伟坤还收受无锡星海、无锡吉品置业、无锡顺驰地产等开发商、大型股份公司以及下属的价值万元左右的财物。如无锡星海开发为感谢吴在开发地块拆迁进度方面的关心、支持先后两次贿赂吴伟坤款物1.1万元，其中购物卡6000元，价值5000元的LV女包一只。原国土局地籍管理处处长鲁某某为感谢吴对自己的提拔任用而贿赂物品共计2.2万元，其中“吉祥如意”木雕艺术品一件，尉天池书法作品“云水襟怀”一幅。2009年至2010年，吴伟坤还收受无锡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了取得吴对该公司汽车城用地的关心、支持而贿赂的购物卡和现金共计15000元。
　　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了吴伟坤人民币3.8万元以及收受的LV女包、BALLY男包、“吉祥如意”木雕工艺品、“云水襟怀”书法作品。此外，侦查机关还依法冻结了吴伟坤家庭购买的无锡天鹅湖和水清木华两处房产。
庭外采访
一起土地招投标案牵出国土局正副局长
　　前不久，本报也报道了原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茅亚荪受贿案，而吴伟坤受贿案同属无锡市国土局窝案。华仁集团550万的贿赂款就是通过强民杰和茅亚荪分3次转送给吴的。强民杰曾任职无锡市国土局北塘分局山北国土所所长，案发前是无锡市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茅亚荪则是无锡市国土局副局长。
　　此前，强民杰因先后收受相关开发商贿赂的现金435万元，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3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茅亚荪也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70万元，责令其退出赃款人民币330万元。
　　对于去年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吴伟坤和茅亚荪的受贿涉案，当初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在案发时，无锡国土系统的一位人士表示：“不管是吴伟坤还是茅亚荪，人品都不错，他们待人和气，办事认真，从不刁难人家，也没有听说过伸手向企业要钱、要物。”甚至一位熟悉无锡国土局的相关人士对吴伟坤的失足感到不解：“他做过纪委书记，据说是老局长竭力推荐上来的，老局长曾当众赞扬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无锡国土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媒体，两位局长都还年轻，案发时担任正、副局长都刚好两年。记者了解到，吴伟坤和茅亚荪的“出事”都是因为无锡北塘山北街道土地招投标案牵连而出。48岁的吴伟坤自2008年3月升任无锡国土局一把手——党委书记兼局长，其职责除了主持局里的全面工作、分管财务处，还分管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工作——上述两位干部正是在其中。
　　与吴伟坤不同，人称“小茅”的茅亚荪虽小吴伟坤近3岁，但自1998年进入无锡市国土局以来，就一直从事业务工作，并从2002年4月起至2008年3月，一直担任无锡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的处长，在国土系统，这被称为炙手可热的职位。2008年3月被提拔为副局长后，依然分管建设用地管理、征地补偿安置、土地测量和地价管理等核心业务工作。
　　此前，茅亚荪受贿案审理判决后，其家属情绪激动，甚至打出“冤案”的横幅，表示要继续上诉。昨日，记者采访时，吴伟坤的辩护人表示，他们也要进行上诉。记者了解到，吴伟坤的家人已聘请了不少北京法律人士，组成“专家组”，希望有新的希望产生。
法庭交锋
存在刑讯逼供？
法院：审查了相关录音录像，未发现逼供
　　吴伟坤受贿案已经开庭审理，面对公诉机关崇安区检察院指控，吴伟坤在庭审中只承认部分受贿事实，但对收受华仁公司550万元贿赂指控坚决予以否认，并称他在检察机关侦查期间，曾作出的有罪供述是连续多日缺少睡眠以及被诱导欺骗的结果。
　　对此，法院认为，他们此前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研究了吴伟坤在检方侦查期间的录音、录像资料。“一开始，我们也对行贿人如此大胆，如此巨大金额的行贿，被告人如何收受贿赂表示惊讶，但我们通过认真查看相关询问影像后，认为并不存在吴所称的‘刑讯逼供’，相关事实也是确凿无疑的。”法院认为，对于吴伟坤提出当庭播放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要求，由于影像资料数量太多，当庭播放不具有可操作性。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伟坤在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已向有关机关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在侦查阶段对受贿事实亦作过多次稳定的供述。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向吴伟坤了解侦查机关办案中有无违法行为时，以及即使吴伟坤已就收受谢国栋贿赂的犯罪事实翻供，侦查机关向其询问侦查人员在办案中有无违法行为时，吴伟坤仍均明确表示未受到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合议庭通过对公诉机关提供的吴伟坤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的全部录音录像进行审查，未发现侦查机关有违法取证的情形。被告人吴伟坤的翻供理由不能成立。
没有收受550万元？
法院：有多人一致指证
　　公诉方称，2008年春节前，谢国栋将装有250万元现金的两大一小三个黑色旅行箱送至强民杰办公室，委托强把其中一只装有50万元现金的小箱子转送给茅亚荪，另两只各装有100万元现金的大箱子给强，并告诉强这其中50万元是送给强本人的，剩下的150万元委托强转送给吴伟坤。谢走后，强从一只大箱子内取走50万元，将剩下装有150万元现金的两只箱子委托茅亚荪送至吴伟坤办公室。2009年1月，谢国栋又将装有250万元现金的两大一小三个黑色旅行箱送至强办公室，这次50万元现金的小箱子是给强的，另外装有200万元现金的两只大箱子由强直接送至吴伟坤办公室。2010年2月，谢国栋又委托强将装有200万元现金的两只黑色旅行箱送给吴。
　　对此，被告人吴伟坤辩称，他根本没有收受谢国栋的550万元。而吴伟坤的辩护人也表示，对于华仁公司谢国栋对吴伟坤的行贿550万元的过程和理由都不合情理。他认为“离谱”在于，谢国栋不直接向吴伟坤行贿，而通过与吴伟坤关系并不太好的下属强民杰转送；而一只箱子就能装下200多万现金，但却将钱分装在两只箱子内在国土局走廊招摇过市；吴伟坤只是履行了正常的工作职责，行贿人为今后不确定的利益却行贿如此大金额的款项。
　　法院认为：谢国栋为感谢吴伟坤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土地单项验收、办理土地抵押贷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和帮助，同时为在今后开发房地产项目过程中继续取得被告人吴伟坤的支持，通过强民杰、茅亚荪等人转送涉案钱款的事实，得到了谢国栋、强民杰、茅亚荪的一致指证，并得到10多个相关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的印证，而吴伟坤在侦查阶段也多次作过相应的有罪供述，上述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足以认定。涉案赃款的去向并不影响被告人吴伟坤受贿事实的认定。
收受礼物不知价值?
法院：是否知情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吴伟坤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无锡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某某所送LV女式拎包、自己的下属鲁某某所送木雕及字幅、无锡顺驰地产有限公司的闵某所送BALLY男式公文包的价值才收下的，且鲁某某的字幅已退还，闵某送的BALLY男式公文包是公务接待中的礼物，不应算受贿，而且自己也回赠了鲁某某和部分开发商老板礼品。
　　无锡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鉴证结论书，证明涉案LV女式拎包、BALLY男式公文包各1只、“吉祥如意”木雕工艺品1件、尉天池书法作品“云水襟怀”1幅，鉴证价格共计人民币35000元，其中木雕工艺品价值1.2万元，书法作品价值1万元。
　　法院认为：2008年至2010年2月间，被告人吴伟坤在明知刘某某、闵某、鲁某某为感谢和意图进一步在加快推进地块拆迁、办理土地证以及在提拔任用等方面获取其支持与帮助，并已多次收受刘某某、高某某所送的购物卡的情况下，非法收受刘某某给予的LV女式拎包1只、闵某给予的BALLY男式公文包1只、鲁某某给予的木雕1件、书法作品1幅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至于吴伟坤是否清楚所收受财物的具体价值，并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吴伟坤虽然退还了鲁某某所送的尉天池的书法作品，但其是在受贿行为完成后，因与其受贿相关联的人员、事件被查处，为掩饰自身的犯罪而退还，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吴伟坤提出闵某所送的BALLY男式公文包是公务接待的礼品以及其曾向鲁某某、余某回赠礼品的意见无证据证实。
　　(扬子晚报)
( Mon, 8 Aug 2011 19:10:13 +0800 )
Description: 有几个员工敢拍着胸脯说，我只想把事情做好，从来没想过能拿多少钱？有几个商人敢拍着胸脯说，我只想为大众生产好的产品，从来没想过算计顾客？有几个官员敢拍着胸脯说，我只想为百姓做点事情，从来没想过利用职权占便宜、捞好处？
敢这么说的人，我想全体国民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发自内心的敬意！
现在的中国可以说物欲横流，人心浮躁，大家都在拼命地弄钱，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只要能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就算是成功者。可以说，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陷于近乎疯狂的状态，大部分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成了贪欲的牺牲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占便宜的心态。很多人都想不劳而获，很多人都想投机取巧，很多人都想一夜暴富！作为一般员工，很多人想的不是为公司做多少贡献，而是怎样才能少干活甚至不干活而多拿钱；作为商人，很多人想的不是怎样才能让顾客使用最好的产品，而是怎样坑蒙拐骗，怎样才能有五倍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作为官员，很多人想的不是怎样才能为老百姓多做点事，而是怎样才能捞到大钱，怎样贪污受贿才能不被发现······占便宜心态造成的结果非常可怕，可怕到它可以让整个民族陷于疯狂，它可以摧毁我们所有的幸福。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才有了每个老板都头疼的员工心态问题；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才有了三聚氰胺、红心鸭蛋、瘦肉精；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才有了很多“三多”官员。
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于他对别人有价值，如果一个人只会攫取，只会占便宜，这个人就失去了价值，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一定是个有着正确价值观的社会，一定是个推崇贡献而不是推崇金钱的社会，推崇金钱的结果只能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于疯狂，甚至毁灭。
为了我们国家的和谐发展，为了真正倡导一种推崇贡献的价值观，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再宣传那些炫富的新闻，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对“许三多”们的打击力度再大一点，希望所有的国民也不要再只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别人，从自己开始养成坚决不占便宜的习惯。
( Mon, 8 Aug 2011 13:40:34 +0800 )
Description: 美国已在网上透露，要爆光中国180万官员之国外子女档案。这些资料将一一介绍其背景职务，还配有照片，将印刷几千万份防水传单，撒播到中国。
各位看官！依愚见美国给台湾那点爱国者，其功效并不乍的，而爆光中国180万官员之国外子女档案，则一棒可将中国敲昏！因为世人一见这180万官员之国外子女的经济开支和存款必知其多有“粑粑”，---一个顺藤摸瓜即可抓他妈几万，几十万中国***丢进牢房！倘若事态果然这样发展，那么中国“咬被盖角角”的日子就快到了，---你想，来日竟然有这么多中国***丢进牢房，其家属就成了罪犯家属其关系网就成了黑网烂完了！---翻了天了到时候当今中国之位具人上的食利阶级，就成了阶下囚。于是乎当局就成了光杆司令。在如是情况下，美国要打中国就不一定要花多大本钱了。你想想看，发“善心，”帮中国***败，那是美国佬肯干的事吗？---当然不会，故在中美没彻底摊牌之前，美国是不会出这张腐败牌的，而只因其手中有了这张“腐”牌，中国之2万3千亿美圆外储就被搞定了。
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圳市在党政正职的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在深圳市委市政府25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在笔者的个人记忆感受中，除了1981年深圳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影响一个时代的的口号外，“**官员不能当一把手”这一突破常规的用人标准，可以称得上是深圳作为特区的又一次大胆突破，一次深得民心的创举，必将成为历史上的重要一笔。让一度沉寂的深圳，再次让人看到了奋然前行的勇气和决心。 “**官员”，渐成中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近年来，不少外逃***在事发前有迹可寻，相当一部人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官员”，子女配偶早已在国外打好前站，一有风吹草动国内混不下去了，***就全身而退溜之大吉，全家老少在国外大把大把的花着银子乐不思蜀。 尽管普通群众对“**官员”的意见很大，但在目前的体制上，还没有针对“**官员”的有效举措，深圳之举无疑是开先河的。 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是他们个人的一种生活和职业的选择。但问题是，他们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还是依仗当官的家人的权力影响？如果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移居国外是由于领导干部权力寻租的结果，显然，这样的官员已陷入腐败的泥淖。一位专家曾说过：“要知道一个官员是贪是廉，看看其子女的从业情况就清楚了。”
因此，以刚性的制度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势在必行。 深圳新规虽然普通百姓拍手叫好，但是笔者认为还是不宜过于乐观。要想对“**官员”的约束真正收到实效，还有两大重要的关卡要迈。 b
其一是：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项呼声，民间可谓多年呼唤，但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必竟，官员的个人家庭生活还是属于一种隐私，在信息尚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如何知道官员是“**”，又何谈从对其进行监督？因此，首先应从财产的公示申报为突破口，让社会监督成为对官员的一自觉和本能的要求。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加强对其子女配偶的约束力。
其二是要做到令行禁止。从制度上加强对官员的监管，反弹阻力势必不小，这就要求监督部门要有奉献精神、战斗精神。如果仅仅是为了吸引媒体的眼球和公众的喝彩而制造卖点、热点，损耗的将是公众的热情和对政府的信任期待。
其实，何止是“**官员”，当前还有不少“走读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无心基层工作，眼睛只盯着上面，随时准备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危害同样不小。 “**官员”不能任一把手，得民心赢民意，深圳特区的这招亮剑，确实令人振奋。同样作为特区的海南，不妨大胆借来一用。
( Mon, 8 Aug 2011 12:58:4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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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數天前，在大陸的一個旅遊景點，一位當地導遊指着新建的五四雕塑說，五四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國家強大了，人民才抬得起頭。我對他說：只有人民抬起了頭，國家才算是真正強大。他聽後沉吟一會說，你是對的，只是這樣我們國家就永遠不可能強大了。 他的意思是人民永遠沒有抬起頭的一天。這未免太悲觀。但從那幾天他的言談中看來，這真是他心中的看法。 溫州撞車事件對中國社會民心影響之大，不僅掌權者想像不到，恐怕是我們這些悲觀的議政者也估計不到的。影響最大的不是撞車本身，而是撞車後的種種處理手段，使人民對政權對社會的絕望到了谷底。 最近內地網絡流行青春派女歌手邵夷貝作曲填詞和主唱的一首歌《正確死亡指南》，歌曲委婉而悲戚，伴奏的吉他聲外還有火車（動車）行走的車聲，歌曲的意義再也顯明不過了。歌詞節錄是：「總是有學不完的防備/你給的危險總有全新的種類/大概我算不上人類/存在是為了給你的光榮墊背/我隨着你指揮/旋轉倒立墜落/像葉子隨風飛/生命只是個兒戲吧/你的世界裏/我算個誰/也許『賴活』着我本不配/請給我一份『好死』的規則來背。我就這樣消失/對吧/像是擦掉簸箕上一點灰/活着時/沉默無味/死了也只能無所謂/你教我死/我試着默默粉碎/……你教我死/我哪敢傷痕纍纍/在前進的火車下面/我不能扯你的後腿。」 歌曲中你是掌權集團，我是屁民。我不配賴活，只盼好死。屁民的死像是擦掉簸箕上一點灰。活着無味，死也無所謂……。這是絕望的歌。沒聽過的，可到 YouTube上聽聽。
( Mon, 8 Aug 2011 12:42:2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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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得佩服那些编段子的人——
领导照例说了个不可乐的笑话，大家照例哈哈大笑，唯有王工一人不笑。领导奇怪：你干嘛不笑？王工冷冷道：我明天就退休了，干嘛还要笑。
我们身边似乎永远有一批“装腔作势”的人。
没钱的人装有钱，有钱的人装贵族。
商人在官员面前装孙子，***在人民面前装清廉。
还有人，就像段子里的王工和他的同事一样，他们假装乐不可支，假装充满敬意，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想保护自己，就得被裹挟地参与这场“假面舞会”。幸运者能像王工一样，还有摘下假面的一天；不幸者，或许将要戴上一辈子假面。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两面国人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名为浩然巾。
200年前的小说，讽刺现实的力度依旧。
正常的社交礼仪，正常的学习当然不是假面，假面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想象，一种被迫的自我扮演，一种威权下的自我保护。
比假货更假的是假面。假字当头，是对中国社会的最大伤害。
当假成为表象，当真成为暗流，和谐二字亦将渐行渐远。
本期封面和封面报道内文图片均选用著名画家曾梵志先生的《面具》系列画作，感谢曾梵志先生的授权使用。
“装”族指南
如果你想成为某种人，最正确的办法是努力成为这种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作成为这种人。那些淡淡的虚假的气息似乎无伤大雅，于是更容易蔓延开来。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一小时后，是朱萍的“姐妹淘”时间。这个周末，她们约在三里屯的Nearby The Tree咖啡厅。
换上新买的Chloe吊带长裙，朱萍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配上盛夏草绿系眼妆，朱萍觉得这样的搭配漂亮极了。她很满意。
唯一让朱萍不满意的，是她要从双井的公寓乘地铁到聚会地点。
小白领的共振
朱萍是一家外资银行的职员，从上班那天起她就把自己划归为小资一族。
“衣着考究，神情淡然，经济独立，有固定社交圈子，生活品位高。”是她对小资的定义。
朱萍会把这些定义固化到自己的生活中。她的衣橱里并没有很多衣服，但每一件都是高级面料的名牌服装。每个周末，她都会去咖啡馆参加“姐妹淘”聚会。“姐妹淘”是朱萍看来最有情调的，三五个知心好友每周见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精心打扮，相约到高档咖啡厅或是美甲店坐上一个下午，聊时尚也聊男人，无话不谈。
朱萍说自己很节俭。她的工资税后每月六千多，在北京并不算高，所以她不能大手大脚，省钱才能让她井井有条地享受高品位生活。即便朱萍觉得地铁配不上她三千块钱的新裙子，她也不会狠下心去打车。在北京，朱萍几乎没怎么打过车。
现在过年回老家，朱萍都带家人下馆子去吃饭，她喝不惯家里的白开水，要买瓶装水喝，用不惯卫生间的蹲坑儿。家乡的同学们经常说：“小朱出息了。”
朱萍花心思经营生活，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小资。“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时，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朱萍没有告诉老家的同学们，刚工作的时候，为了省钱买包，她连中饭都不吃，因为在CBD附近吃中饭很贵。这些事情，只有在最私密的姐妹淘时，她们才会讲出来自嘲，然后彼此安慰。
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会找到符合自己的姿态，很多时候，人在其位就会很容易迷失。
比如时尚圈里的“晒富”。
某知名时尚杂志编辑说，她的圈子就是一个比吃比穿比男人的圈子。
有一个圈内的段子。二十来岁的美容编辑在微博里晒高档化妆品，说自己除了La Mer不用，除了依云不喝。LaMer是一款贵妇级化妆品品牌，适合年龄是中年以上，根本不适合年轻女孩儿。
有一些人借这个段子讽刺时尚编辑，拿着几千块的工资，用名牌赠品装贵妇。
“我们会有很多出国机会，参加秀或者晚宴。有些刚入行的小编就会迷失。他们晒出国照片、晒五星酒店、晒时尚晚宴，吹嘘自己过着奢华、高品质的生活，甚至迷失在这些奢华之中，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其实做时尚记者很辛苦，没有所谓的慢节奏和享受，体验这些高品质只是工作。”上述时尚杂志编辑说。
在时尚圈子里，即使大家看出有人装高贵、装富有，也很少有人会说出来。“有的时候，摆出一些姿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大家司空见惯。”
“其实，无论装愤青、装小资、装文艺还是装贵族，都是个人的选择，无伤大雅。但各种‘装’越来越多，身边的兄弟也总喜欢把自己架在某个位置上生活。我就是想讽刺一下他们，给他们敲个警钟。”2010年7月，Jay在人人网上建了一个“装”小组，给兄弟敲警钟就是他成立小组的初衷。
装族指南
和Jay的小组一样，社交网站上流行着各种各样与“装”有关的小组。
这些小组里，成员们喜欢调侃、挖苦身边的装，最火的是各路“装指南”。
《去星巴克里装大蒜》：“在星巴克冒充一个有身份的人，是行为艺术的一种。装蒜也是艺术！首先你必须带一本杂志，啥？《读者》？按照小资圣经《格调》里面所说，连《国家地理》、
TIME(时政杂志《时代周刊》)之类的杂志都只会暴露出你庸俗的小中产阶级格调，起码得拿本Economist(有鲜明立场的商业财经杂志《经济学人》)……”
《十三人士必看》、《装小资的十招》、《白领们你会喝咖啡吗》、《伪球迷指南》、《贵族法则》、《如何伪装成经济学家》、《美利坚指南》、《不列颠指南》、《打造国际名媛》，各种指南大行其道。
这些指南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内容详实。
论坛常见这样的讨论——
楼主：“我今天真的看见一个用酷我音乐盒放古典乐的傻×。”
一楼：“你应该告诉他别用酷我这么民工的软件了。”
二楼：“介哥们一定没有认真研究指南就去装Bility了。”
楼主回复二楼：“装Bility是啥？”
楼下众多回帖：小资、非主流、小众、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文艺、愤青……
开了“装”小组以后，Jay发觉并不是只有身边的兄弟们在装。
“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传播途径让女生们看到了很多不现实的东西，跑车、香槟、咖啡馆。女生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些玩意给引导的偏离了，作为男生，为了获得女生的青睐，只有让自己变得更符合她们的想法，所以就必须得装。”Jay现在觉得“装”很悲哀很无奈，“谁不装啊，或多或少都会装。”
《假装的艺术》就是一本教人不露痕迹伪装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劳伦斯·怀特德·弗莱完全没想到这本原意讽刺的书一夜之间成为小资圈里的畅销书。转折的契机就是南方出版社把这本书引入中国。
劳伦斯把“装”分成电影、书籍、话剧、把妹等18个领域。装的行当里，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表演风格，之后，只需要一项一项拓展专业，最终就能成为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
劳伦斯说，《假装的艺术》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讽刺一些爱面子的假装人士。“有时候假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过，假装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或坚持前卫生活方式的时髦人士可是万无一失的。”
Jay说：“指南里令人哭笑不得的‘高招’，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小伪装集中在一起。”说起人们为什么装，Jay认为：“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通过小装一下来掩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时间久了，又开始夸大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借以获得虚荣和优越感。”
从咖啡到红酒
要想装，必须借助某种工具。
“装指南”里一定会指出，要装某种身份，可以去哪些地方。北京的后海、798、单向街书店，上海的田子坊、1933屠宰场创意园、红坊文化艺术区，南京的颐和路公馆区、先锋书店，广州的沙面、小洲村，全都榜上有名。
最流行的装小资去处就要数星巴克。
高级写字楼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在中国，星巴克咖啡和小资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
早年港产电影里，白领们喜欢端着一杯咖啡疾步走进办公室。
“当它们(咖啡)到了上海，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而上海咖啡馆里的***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陈丹燕在《上午咖啡下午茶》中用时髦概括咖啡传入中国的大都市。
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咖啡是白领、小资出场的最佳伴侣，这种香气浓烈的饮品被符号化了。
端着一杯咖啡就是一种姿态，潜台词是，你拥有某种身份和品位。在星巴克，一杯拿铁咖啡的价格是25元人民币，没有昂贵到工薪阶级不能负担。25元咖啡不能区隔社会地位和阶层。于是，红酒来了。
《红酒指南》上劝慰那些新人：“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懂红酒，因为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懂，所以装呗。接到满是外文的酒牌，你当然完全看不懂，随口报出一个你好不容易记住的酒来，就好像你家里藏了几万瓶好酒似的。”
《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描写过一对在中国做红酒生意的父子。“在中国，红酒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消费具有显摆的功能。”进口商处理卖不动的红酒，方法就是加价。“消费外国酒是步入中产的标志，美国人六十年代之所以开始热衷于红酒，也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广告和喷气式飞机服务都力图把红酒推销为一种所谓的生活品质，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也许是老调重弹。”
“我在St.Estephe列级庄品酒会”、“品酒会开始”、“橡木酒窖的品酒会不错”、“今天的拉菲不对胃口”，表明“人在品酒会”的微博状态，让小资们享受于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装到最后，不但别人分不清什么是装，什么是不装，甚至自己也会分辨不清。
如果一定要说伤害，装的伤害指向自己：装得不好，显得可笑；装得好了，却更可悲。还有什么比做回自己，更爱惜自己呢？
曾梵志作品《1997,Mask Series No.8》
李青山承认自己在装孙子，“在中国，想成功的商人谁没有装过孙子呢？”他反问。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饭局，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主宾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靠在椅背上，声音雄浑、滔滔不绝。忽然，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胖的人，胖矮个儿立刻凑上去点头倾听，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胡来！有你这么做事情的吗……”胖矮个儿略一错愕，随即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您批评得对！是，是！我自罚一杯。”
李青山坐在矮胖个儿的旁边，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假装吃饭。这一桌，跟他一样，大多数都是企业家。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一切好像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什么都没发生。
“装孙子”似乎成了商人成功的必备基本功之一。在生意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不装孙子，就当不了大爷。
“案板上的猪”
“我也装过。”作为一个商人，李青山毫不掩饰。“但是和小姑娘买个LV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她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办事。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
上个月，他请一个“衙门里的人”吃饭。一般而言，主宾会定地点，但请衙门里的人吃饭，自有一套规矩。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指定吃饭的场所。“不知道出于安全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总之，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不过是仿古的中式建筑，装饰很一般。一进包厢的门，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而是观察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我并不是来行贿的，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大家都得懂事点。”
落座，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但又不能太刻意，诚恳是关键。“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句，不擅长的就听，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时刻关注对方的反应。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不过是熟悉下人面，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
点菜单上来后，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越往后看，越不淡定了。他算是见过市面的人，但是这一刻，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以酒水为例，一扎木瓜汁，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他自带了一箱拉菲，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一瓶拉菲的市面价值以两万元计算，开了四瓶，开瓶费要收一万二。“此刻，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
生气是免不了的，“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辛苦赚来的，这摆明了就是玩我，宰猪呢。”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关系。抬起头来，一副淡定的微笑，他对服务员说，“行呀，怎么收费按你们规矩来。”
这顿饭花了7万元。宾主相谈甚欢，执手相送。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拿了一根，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来，好像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
“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需要盖多少个章？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检查吗？公司小的时候担心做不大，业务做大了更担心，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我这是广结善缘啊。”他叹了口气。
商业教父也装过
李青山绝对不是最委屈的人，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个儿胖子也不算。现在，提起企业家的称呼，不见得有多高贵，原罪论、炫富说等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青山不爱抱怨，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承认他们在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和老一辈比起来，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商人。”
但跟国有企业、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政府官员更得当长辈敬着。”有时候，李青山开玩笑，搞民营企业的，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有地位没有？有！地位多高？得看人眼色。
他到过世界很多国家，看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很不习惯”。一次在欧洲，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走时临近午饭时间，企业竟然也没客气，就让对方这么走了。
“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市场经济比较充分。企业发展靠法来规范制约，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而不靠人。不需要讨好谁，比较轻松。”他说。
“而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谁能不装？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他反问道，“比起他们，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
这个一手创建“联想”的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也不得不“装孙子”。
《联想风云》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公司。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多年后，想起当时的情景，柳传志仍记忆犹新。“我实在受不了，”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那是个靠批文、指标做生意的时代，商人的自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
如今的商业大佬们，不但自己要经常装，也遇到过很多装的人。冯仑曾讲述了一个“感觉不太好”的学先进故事。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当红的信托公司高层装神秘，小的创业者装谦卑装隐忍装好脾气，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发展阶段，戴上的面具也不同。
“消灾避祸”
而实际上装低姿态，对某类人来说，不仅是成功的阶梯，有时还是消灾避祸的手段。
商人王彤，曾经盛极一时，后来锒铛入狱。数年后，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监狱里他有很多时间学习和反省。有一件事，他断定和日后的命运轨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很大的官员在办公室等了我一两个小时。当时我不懂得装孙子，自己觉得已经是大爷了……”现在想来，他觉得幼稚得好笑又可悲。
后来，他在监狱里研究胡雪岩，凝望铁窗，思忖良久。发现了其悲剧更重要的一个引子。“李鸿章要搬倒左宗棠就必须先搬倒胡雪岩，如果早读这本书，何至如此？”
从此他懂得装孙子，又懂得保持距离。
和他一样，对权贵望而生畏的商人不在少数。在《革命与生意》一书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盛宣怀、胡雪岩是一类人。他们亲近体制，又游离体制；他们最大的成就依托于官权，可始终希望抹去权力对商业的烙印。他们时时处于矛盾中，而政治的波谲云诡又岂是他们可控？当他们搭上清王朝这条大船的一刻起，就注定玉石俱焚。”
所以不难理解，一群人长袖善舞，拜倒在权杖脚下。另一群人，读懂了胡雪岩、盛宣怀的宿命，谦卑地俯身拜谢，希望有一天能全身而退。
一个企业家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拒绝的故事。那时，他的企业已经做大，虽然他立志不攀附权贵，但那一次，是权贵找到他，希望合作。
在一个觥筹交错的饭局，他趁着酒酣耳热，很真诚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表示，自己确实实力不够，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拒绝的要点在于，“态度要十分尊敬和谦卑。”他已经年过半百，白发斑驳，但该装孙子的时候还得装。这让他在发展中保全了自己。
李青山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痛苦，他的企业还没大到招蜂引蝶的程度，但烦恼总是有的，装孙子这件事情，一旦开了头，很难停下来。“不仅在于眼前的殷勤谦卑，还在于持久的忍耐。”
一个明媚的午后，办公室里，秘书带来一个穿着正装的保险推销员。一脸自信而又神秘的样子。对方跟他说，您的手机号是某人给我的，他让我跟您联系。李青山一愣，而后笑着招呼他坐下。
“我不好为这点小钱去惊扰那谁吧，又不好轻易得罪”，于是他忍了，一年的保险费就买了好几十万元。
他管这些忍耐和付出叫做“善缘”，一旦遇到危险，他希望可以取出来兑现。虽然这危险可能永远不会遇到。
“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后者大多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张维迎这么总结。
商人们的假面，或许是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最佳办法。
曾梵志作品《1994，面具系列 》
在官场上以真面目示人，似乎是个颇为危险的举动。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谈及***，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派“***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 “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对此，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
“他太真了”，秦德君说这话时透露出无限惋惜。
曾梵志作品《2001，最后的晚餐》
“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和严歌苓的很多小说一样，《赴宴者》甫一出炉，也被电影导演看中，买下版权准备改编成电影。但是，直到版权过期，这部讽刺荒诞现实的片子也没拍出来。如今，另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版权又看中了它。但结局怎样，严歌苓并不乐观。
“事实上，我写的那个宴会虫是装得最浅层次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无辜的。其他人的装比他恶劣，也比他危害大多了。”
尽管距《赴宴者》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五年，和《中国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在2006年写的这第一部英文小说，严歌苓依然谙熟小说中的每个细节。《赴宴者》英文版2007年在美国、英国等国出版，中文版2009年出版。
《赴宴者》的故事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主人公是一名下岗工人。他去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应聘当保安，却被误认为是记者，糊里糊涂地被拉着去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宴会。
在宴会上，他不仅品尝到了生平从未吃过、从没听过的山珍海味，而且还得到了一小笔车马费。于是，吃宴会成了他的正经营生。他以冒牌“记者”、“自由撰稿记者”的身份整天周旋于各大新闻发布会的宴席上，领取车马费，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宴会虫”。
他戴着假面，一边在宴会中闷头暴食各种美味，一边歪打正着地与社会各界人士，如官二代、艺术家、厂长、地产商、农民、***等人相识，并得以看到这些人在饭桌上以及饭桌后的各种表现：房地产商建房卖房坑蒙拐骗；农村恶霸贪赃枉法，陷害农民无法无天；艺术大师被权钱包围迷失自我；***女郎因为生活的艰难走向堕落……
最终，隐藏在美食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这个农村出生的“宴会虫”，他真的开始写文章揭开他看到的重重黑幕。但他的自我救赎最终导致的是牢狱之灾。他在一次“女体宴”——让全身赤裸的美女作为盛放食物的容器——上被抓。
真实荒诞的故事
《中国周刊》：《赴宴者》是你第一部英文小说。为什么选择“宴会虫”的题材？
严歌苓：这个题材是我的好朋友陈冲1999年告诉我的。她说在国内看到一个电视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个“宴会虫”，很好玩。
这么荒诞有趣的故事确是真实发生的，这引起了我的兴趣。2001年我回国的时候，就让我的经纪人找到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拿来一看，看得我哈哈大笑。
《中国周刊》：为什么会哈哈大笑？
严歌苓：这个人很幽默。他说他每天吃宴会都可以看到三四十个他这样的“虫子”，他的眼睛比***还厉害，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记者，谁是宴会虫子。
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他的宴会虫子的生涯，他没有什么不安和愧疚，讲得很兴奋很忘情。他完全入戏了，分辨不出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中国周刊》：1999年、2001年就知道这些事和这个人，为什么直到2006年才开始动笔写？
严歌苓：我希望能通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收集资料和调研，认为自己写得像的时候，才动笔。有的东西，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看自己是不是还很爱这个题材。
有很多题材，搜集了一些资料可能就逐渐失去了热情，没有写作的冲动。但这个题材，却能够让身处国外的我，不断地“回”到国内。从那之后，我就特别关注到，从国内寄来的报纸，这样以假乱真的事情，假冒伪劣的商品、假的身份、假的情感……比比皆是；和国内的朋友聊天，也经常会讲些。
这些事情让我惊讶，国内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在小说中提到的各种造假、各种社会问题——头发造酱油、房地产商造假、人体宴假冒高雅艺术……其实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在报刊上看到的实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周刊》：但你过去用中文写作，年代题材较多，现实题材其实较少涉猎。第一次写英文小说，就写现实中的“假”和“骗”，不担心么？
严歌苓：我更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几件是真的？剩不下什么是真的东西了。中华民族确实是在强大起来，但是在强大的同时，到处听说中国人的造假，假药、假奶……很多很多事情，中国人没有任何底线的造假。说假话，成为全世界的丑闻。
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赴宴者》中董丹用假的身份发现了更多假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大量虚假中小小的部分。比较起来，他是最无辜的，只是拿了几个红包，骗了几顿吃而已。
小说虽然是早几年前写的，但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时，这些年，现实非但没有转好，还越来越糟糕。大量的假依旧横行，危害社会，危害道德，危害生命。更加糟糕的是，似乎大家对这些糟糕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利益无不装
《中国周刊》：听说你为了写好《赴宴者》，还亲自去当了几回“宴会虫”？
严歌苓：是啊。2005年我回国的时候，通过朋友找到一个组织大型宴会的人聊。后来，我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就写着“自由撰稿人”和我的名字，就拿着这名片去参加宴会了。我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觉得会有人跑来抓我。也没有人来问我是谁，我很轻松就亲历了整个宴会的流程：登记、拿纪念品红包、坐下来吃……
《中国周刊》：和你以自己真实身份去参加的宴会相比，饭桌上大家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这种宴会似乎很简单，大家相互很少交流，就是闷头吃。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欢参加宴会的。尤其非常不喜欢和领导们吃饭。不断地干杯，还没有坐稳就又要站起来开始干杯，别人走到你身边干杯，你走到别人身边干杯，不碰不干……有领导在，也不能造次，不能随意说话，敬酒还有专门的手势，种种繁文缛节，让人难受。
有领导在的时候，大家都很拘束，表现得最假，也最让我感觉不舒服。有选择的话，我就不去。
《中国周刊》：还有什么饭局上的装腔作势让你感觉难受？
严歌苓：简单说，只要涉及到利益关系，在任何场合，每个人都极有可能会装。目的是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这种装不仅仅是在饭桌上了。在其他场合、领域也比比皆是。可能只有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没有利益勾连，人们才有可能不装，可以胡说八道，可以率性而为。
《中国周刊》：为什么涉及到利益，就一定要装呢？你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碰到这种情况多吗？
严歌苓：美国当然也有假面具。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也愿意把自己拿得出手的一面对他人、对社会展示出来。不过，在美国人们生活相对独立，个人私密空间非常大，不需要进入别人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会问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穿的这条裤子花了多少钱，你挣多少钱——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因为个人空间大，在这个空间里人也是绝对真实的，所以短暂的与人交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也是自然的，即使装一会儿撑着也问题不大。因为时间短，人与人的交流相对也简单，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人们并不太需要装。
但中国不行，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往来非常多，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呈渗透状态，假面维持的时间就相当长，不得不靠说假话、做假事来维持。这些年，总有朋友热心地建议我在这儿或那儿买房子，说我不买就亏了什么的……我就用一个理由拒绝：买不起。省得我还要编出各种其他理由拒绝。
装是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装的危害是什么？
严歌苓：每个人一定程度或多或少都会装，但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装。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在社会的眼睛下，希望自己以一种好的状态出现，你进入了这种状态，这并不叫装。人嘛，总要给自己提点神，提点气，有个好的外在形象和表现。如果不妨碍他人利益，无可厚非。
但如果是为了不良的目的，说假话、做假事，让自己处于假的状态中的，那才叫装。装到一定程度，就是欺骗。别人信了他，就可能信任被骗，资产被骗，善心被骗……
《中国周刊》：如果一个人选择不装呢？
严歌苓：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也要付出很多代价。首先，你怎么说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现在，政治就在生活当中。什么话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可以对什么人讲，对什么人又绝对不能讲，都需要小心对待。即使是无害的，也不能随便讲，比如有段时间，我们可能连某种花都不能提。要不装，在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很难——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赴宴者》里，董丹被抓后，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他，私下里两人聊得很真实自然。但直播的时候，记者交代他不要说官二代的事儿，他就很自然地回答：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严歌苓：是的，我们很虚弱，整个民族都很虚弱，已经习惯了假，承受不了太多真的东西。就连家人得了癌症，我们是绝对不敢和他说真话。
在国外提倡的是要和病人说真话，这样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该怎么活。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接受真实，直面现实，即使现实很残酷，也能坚强面对。
我们是孔孟的子孙，孔孟提倡的是克己复礼。要求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隐忍。隐忍，其实也是一种装。
《中国周刊》：你在早期反映第一代美国华工生活百态的小说《扶桑》里，专门写到了中国华工那让人绝望的“隐忍”。
严歌苓：过去提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会觉得隐忍是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其实是双刃剑。隐忍，实际是违反人性的。而中国人总是过分隐忍。把所有的屈辱都压下去了，压到了极限。但压下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总是要暴发的——很多暴力的仇恨其实就在忍的同时聚集的。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提倡孔孟的忍，不是总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不需要各种为了掩盖什么的装，很多声音就应该被听到——哪怕是最底层最粗糙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该被重视。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就不需要用很多惨烈的方式让人关注他们的痛楚。
装不下去的时候最可怕。
《中国周刊》：装的后果，其实也差不多。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社会混乱。
严歌苓：是的。底层的人装忍，上层的人装蒜——我认识太多所谓上层的中国人，压根就是装蒜，装有社会责任感，装关心他人，但事实上，教养极差，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把底层人当人看。
就拿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举例。她很有钱，整天在外做慈善，但她家里三个保姆一周七天是没有任何休息日地服侍她，而且，她对这些保姆从来没有任何好脸色，总是恶声恶气。在外装大慈善家，回家就原形毕露，这种人绝对是个装大孙子的人。这样做的慈善有什么意义？连身边的人都不能稍微慈善，还能指望她对陌生人慈善？
装来装去，等大家都装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时候。
《中国周刊》：从装到不装，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严歌苓：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国家有过一段历史是鼓励人讲假话的。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戴着假面生活。这个时期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现在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流毒都没有被认真对待。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电视上一些孩子摇头晃脑的，就认为是天真烂漫，其实，这都是大人教出来的假天真，可大家都认为那就是天真，小孩还竞相模仿。
关于课本中的假，写作文时的假，说话的假……在我们从小的学校教育依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装”算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很难从根本上剔除。
但是，至少，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告诉自己，从自己做起，从一些力所能及的最小的事情做起，去求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包括最卑微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 Mon, 8 Aug 2011 12:30:3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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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比窦娥还冤”的美国孟山都恶行 (2011-08-08 10:53:56)
转载 吕永岩按语：中国“转基利”集团说美国孟山都“比窦娥还冤”。看看事实吧，这个“比窦娥还冤”的家伙竟然没有买不通的美国机构和官员。中国应该更不在话下了。天底下哪有这样财大气粗的“窦娥”。其实真正“比窦娥还冤”的是误食转基因得了大病又无药可医的中国公众。 编剧赵华按语：被方舟子南周评论员李铁 饶毅等“转基粮”喉舌掩盖的真相： 最近的（美国）MSNBC民意测验的结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转基因食品必须被标注？”参加这次民意测验的超过四万五千人，96%以上的人回答是“是的。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消费者必须被告知，这样他们才能做出选择。” 孟山都的钱已经购买了它的影响力，并且允许它将自己的律师和科学家通过旋转门送入监管部门的内部。美国农业部、食品及药品管理局以及国务院挤满了与孟山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委任人。孟山都所做的努力已经成功地扼杀企图在国会和州立法机构通过转基因标注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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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按：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等“生物技术巨头”，在中国的名声太好了，相比于在它们在母国被公众诅咒的恶名，这情景给人许多遐想。昨晚同南加州大学一位研究元代历史的朋友（白人）提及杜邦先锋的先玉335，听到的回应就是上面说的那种诅咒；她的丈夫，一位商界人士，一看到我的书《转基因战争》，立刻就允诺在英文报纸上以此为题续写他的每周专栏——他正愁没有足够好的题材呢。只要是有平常心的朋友，不管是什么肤色，对大公司欺诈、勒索，坑害普通人的恶行，往往都会毫不犹豫地表达义愤！只有在中国，那叫造谣、传谣、受指使，义愤公愤这种情感，和事实真相一起，快要彻底沉没了，例如中国政府多部委对先玉335的N次辟谣——用转基因打生物战争，就是这样打的。
因此我对伪军有着特别的敏感和反感。
我还特别痛恨似是而非的狡辩和胡搅蛮缠。
下面是一篇译文，译者是一位刚刚上完大三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她只用了一天时间。她的译文，比不久前我审校过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干的兑了很多水的所谓翻译，高出了N个级别。我一共只改动了不到20个字【博士生交上来的译文，我是全部重译的！】 孟山都的死穴 【译文】 罗尼·康明斯
“与其对转基因食物做标注，你不如干脆画个骷髅头有毒危险品标志。”
——诺曼·布兰克斯克
孟山都的子公司Asgrow 种子公司总裁，，援引自1994年3月7日的《堪萨斯城明星报》 由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政府进行协助和教唆，通过对动物和人类进行长达二十年的生物科技欺凌和喂食未标注的危险转基因食物，现在是时候超越仅有的防御措施而转为进攻形势了。当有机农业、气候稳定和大众健康受制于基因工程师和他们的犯罪同伙的***杆子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抱怨了。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农田已经被转基因生物污染了，并且大量的证据证明转基因生物会引发癌症、出生缺陷以及严重的食物过敏，还有新的生物技术突变体，像苜蓿、草坪草、制造酒精用的玉米、2,4D抗性作物，基因改造的树木和动物，它们最终失败时间已经快到了（吕永岩按：因为转基因的危害不同于剧毒药品，它的充分暴漏有一个过程。所以时间对“转基利”集团和转基因“科霸天”们很不利。正因如此，他们才火烧屁股一般，迫不及待要在中国推行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企图造成罪恶的客观事实，让他们和美国生物集团的钱包鼓起来，让中国没有退路。）。
在孟山都的世界里，不可能有“共存”这样的事情发生。同一个危害公共健康、贿赂公共官员、腐化科学家、操纵媒体、破坏生物多样性、杀死土壤、污染环境、毒害动物、破坏环境稳定性，并且运用经济手段对世界上15亿自留种的小农进行奴役的一意孤行的这个行业，“共存”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生物多样性终结之前，现在是时候打垮这个生物科技巨兽了（吕永岩按：美国正直的科学家们说的很对，美国孟山都恶行累累）。
但是，要想打倒巨人并创建一个有机的未来，我们既需要战略又需要勇气。我们必须花时间来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长处和短处，对我们之前所做的努力进行评判。然后我们必须准备将力量集中到对手所弱的地方上去，就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我们要将战地从孟山都固若金汤的领地转移到对我们更有利的地形中去。鉴于孟山都公司以独裁控制农业部、国会的杂货制造商协会、白宫、监管机构和州议员们，我们目前别无选择，只有回到“一边倒”的游击战术来寻求死穴或者生物科技产业的根本缺陷。
孟山都的死穴
消费者有权利知道孟山都和生物科技产业的死穴。如果在超市和天然食品商店对基因污染的食品进行标注，人们就会大规模地拒绝化学品和转基因食品，同时会对市场进行改造并促进有机食品以及当地食品革命。从1994年2月孟山都公司被迫重组市场上颇具争议的牛生长激素以来，生物科技产业就已经意识到其在美国的巨大漏洞了。伴随全国范围的“转基因食品”抗议和牛奶倾倒事件而来的，是业界必须确保没有联邦标签，不搞安全测试。生物技术大腕(biotechnocrats)充分地了解其中奥妙，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性地标注将严重削弱他们的行业：消费者将不会购买基因改变的食品，农民将不会种植它们，餐厅和食品加工厂将避免使用它们，就连食品杂货店都不会出售它们。我们如何对此如此确定呢？是通过汲取世界上最大的农场——欧盟的经验而得知的。在欧盟的国家中，几乎没有种植转基因的农作物，超市的食品架上也没有用于消费的转基因食品。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因为转基因农作物在欧洲自动被禁，而是因为根据欧盟的法律，所有含基因改造成分的食物必须进行标注（吕永岩按语：为啥中国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投入重金，购置设备，严格检测和防止转基因食品流入？原因就是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规避、恐惧和抵制。“转基利”集团说中国这样做是对外国人的尊重。这就暴漏了转基因食品的垃圾性和有害性。道理很简单，只有将垃圾和有害食品提供给客人，才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好东东给客人，当然是尊重。同时这也暴露了他们从来没有把中国人当成应该尊重的人）。 欧洲的消费者拥有选择或是不选择转基因食品的自由；而农民，食品加工商和零售商们有权利（至少在法律上）用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做辅料，只要这些基因改变的食品经过安全检测并被标注了。当然，欧盟的食品行业了解，大部分消费者不希望消耗转基因食品。欧洲的农民和食品企业，甚至是像麦当劳和沃尔玛这些垃圾食品的传播者们也对上面所引用的孟山都主管所讲“与其标注转基因食物，你不如干脆画个骷髅头有毒危险品标志。”说这句话的人，对转基因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
生物技术和食品行业都敏锐地意识到，北美的消费者们，与他们欧洲的同行一样都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即使没有博士学位，消费者也懂得你并不想让你的食物安全或者环境的可持续性由像孟山都、陶氏化学或者杜邦公司这样给你带来有毒杀虫剂、工业化学品、橙剂、致癌食品添加剂、聚氯联苯和现在的全球变暖的化学控制公司来决定。行业领导者一定知道，在过去20年中做的每一份民意调查都表明，85-95%的美国消费者希望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性标注。为什么消费者想要标注呢？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买到这些由病毒、细菌、耐药的抗生素标记基因和外源DNA进行基因拼接而产生突变的食物。转基因食物对消费者和环境没有任何益处，只有灾难。这就是为什么孟山都和它在克林顿、布什以及奥巴马政府的朋友们阻止消费者在国会上对转基因生物的标注法律进行公共辩论，更谈不上表决了。
虽然国会议员丹尼斯·库茨尼克（民主党，俄亥俄州）常年在国会上介绍法案，呼吁为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性标注和安全检测，对国会在为实事求是地进行标注方面采取的立场决不袖手旁观。尤其是自2010年最高法院在所谓的“美国公民”一案中作出的决定，给予大公司、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权利，允许他们将无限量的钱（保持匿名的，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用来购买媒体报道和选票，那我们拥有所有的关于通过反对孟山都意愿的联邦转基因标注法律的机会，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原孟山都首席律师，在美国公民一案中递交了一份决定性的投票，将孟山都和联邦政府间的“旋转门”效果完美地戏剧化了，它给予孟山都和其它生物科技恶霸们权利让他们能够购买他们在美国国会上需要的投票（吕永岩按语：“转基利”集团拿美国没有强行标注说事儿。但事实真相却是：孟山都买通了美国官员。所有阴暗内幕的后面都有孟山都的魔爪）。
随着生物科技和工业化农业的大笔钱控制国会、白宫以及企业的大众传媒，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将我们的工作重点和竞选活动转移到更有利于我们的地形上来：州一级和市场。
除了抵制有可能含有转基因生物（甚至是“天然”销售的）的非有机食品，并要求天然食品商店采取实事求是标注的做法，我们已经在像佛蒙特州的其它余下的几个州推进了对转基因食物进行强制性标注的立法，而孟山都和农业综合企业对这些地方还没有完全控制。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对18个州介绍了转基因食品标注立法，只在佛蒙特州获得了支持来推进这一立法的通过，就连州长也不会屈服于孟山都。
州投票倡议行动
尽管在佛蒙特州通过强制性标注转基因食物的法律的可能性十分明显，然而恢复消费者知情权却依赖于运用直接公民民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州投票倡议，这是我们都要支持的最有前途的战略。一项州投票倡议是由一定最低数量的登记选民签署的能够引起对拟议法规或者宪法修正案的公众投票的请愿书的一种手段，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性标注的法律。根据各州的具体情况，投票倡议也可叫做“受欢迎的举措”、“投票活动”、“公民活动”或者仅仅只是“活动”。
主要位于密西西比河西部的二十四个州允许进行州投票倡议。每个州都有他们自己的要求：需要多少署名，需要多少天来收集署名，以及请愿书何时必须上交。由倡议委员会用来支持或反对投票提案的平均花费在每个州也是不尽相同的。
州投票倡议的重要优势就是他们能使得基层（在我们的案例中指85-95%想要标注基因污染食物的消费者）能够绕过腐败的政客，行业游说者和特殊利益的立法实践。此外，需要我们牢记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没有必要在所有这些24个州都通过标注转基因生物的投票倡议。事实上，只需在一个大的州通过，比如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对转基因食物巨大的反对，还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有机食品工业，将有可能同国家标注法拥有相同的影响。
如果佛蒙特州2011年在其立法机关通过一个州标注法律，或者加州的选民在2012年进行转基因生物标注的投票倡议并通过，生物技术和食品工业将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是否敢于仅在一两个州对他们的品牌食品上标注，承认这些产品含有基因改造成分，同时却仍然在其他州扣留标注的信息？
***很可能是没有。在一些州隐瞒重要且具争议的信息而却对其它州的消费者提供这些信息，无疑会将导致一场公关灾难。
针对这种情况的一个明确的先例在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被证实，那时选民通过了一个要求对具有潜在致癌成分的消费产品进行警告标注的第65号提案的投票倡议。与其标注他们在加州出售的商品可能致癌，大多数公司选择重新制定其产品的成分以完全避免警告的标签，他们不仅仅在加州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做这件事。
如果加州的选民能够在2012年通过要求对含有基因工程成分的食品进行标注的投票倡议的话，相同的情况就会再次呈现。你能想象，凯洛格在加利福尼亚州所卖的玉米片谷物早餐带有一个允许它含有基因工程玉米的标签吗？或者仅在加州标注他们的玉米片为基因工程产品，而不把相同的事实泄露其他49个州的消费者或是加拿大？当然不是。如果卡夫博卡汉堡承认他们的大豆成分是基因改造过的，那又如何呢？如果所有的非有机食品工业（包括许多所谓的“天然”品牌）承认他们产品中的75%都是被基因工程污染的，那又如何呢？
一旦食品生产厂家和超市被迫来清理和标注基因工程产品，他们将极有可能将所有的基因工程成分都移除，来避免“?”的影响，就像欧盟的食品工业已经做的那样。意识到这种发展之后，美国的农民将数百万英亩的基因工程农作物转变为非转基因或者有机品种。
Biotechnocrats和他们的盟友确实曾利用其庞大的资源和竞选捐款来收买国会、白宫和大多数的州立法机构。孟山都、杜邦和其他的公司巨头们曾经用它们巨大的影响力将他们的律师和科学家通过旋转门送到政府监管部门的岗位上去。生物科技的经济实力已经污染了州和联邦政府，以及行业协会、大学、研究机构、慈善机构和媒体（吕永岩按语：中国“转基利”集团说美国孟山都“比窦娥还冤”。看看事实吧，这个“比窦娥还冤”的家伙竟然没有买不通的美国机构和官员。中国应该更不在话下了。天底下哪有这样财大气粗的“窦娥”。其实真正“比窦娥还冤”的是误食转基因得了大病又无药可医的中国公众）。
但是仍然有两样东西孟山都是用钱买不到的：我们的信任和我们的投票。
民意测验显示消费者不遗余力地支持标注基因工程食物
一项接一项的民意测验已经表明，大多数消费者享有知道他们的食物是否包含基因工程的成分。
最近的MSNBC民意测验的结果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转基因食品必须被标注？”表明近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用转基因生物制作的食品理应被标注。
参加这次民意测验的超过四万五千人，96%以上的人回答是“是的。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消费者必须被告知，这样他们才能做出选择。”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转基因食物进行标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基因食物被首次引入之后，民意测验的分数就已经显示出绝大多数消费者希望强制对所以的转基因食物进行标注。这些包括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路透社和消费者联盟所做的测验。不幸的是，国会和白宫却忽视了这些民意测验，转而接受说客和契约科学家对基因工程食物是绝对安全的断言，而知识贫乏、科学文盲的美国人决不能得到购买或不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机会，因为他们会拒绝购买。
孟山都在2010年的选举周期中花费了超过一百万美元，并在州和联邦候选人中平均分配其贡献。它在游说方面花费的更多——在过去的每一年中的花费都超过八百万美元。孟山都的钱已经购买了它的影响力，并且允许它将自己的律师和科学家通过旋转门送入监管部门的内部。美国农业部、食品及药品管理局以及国务院挤满了与孟山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委任人。孟山都所做的努力已经成功地扼杀企图在国会和州立法机构通过转基因标注的法例。
打倒巨人的弹弓
在一个投票倡议（或者在一个基层立法游说活动）中，最重要的优势或者武器就是拥有民众的势不可挡的支持，尤其是登记在册的选民的支持。一项又一项的民意测验表明，85-95%的美国人支持对基因工程食品进行强制性标注。无论孟山都和他们的盟友将花多少钱来击败一项投票倡议，使公共高昂的情绪折回也是十分困难的。孟山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憎恨的公司之一了。
一个成功的投票倡议的第二点要求就是拥有大规模基层运动的积极支持，就像成长中的反基因工程食物运动和反对孟山都的百万有机消费者联盟运动。这个基层运动能够收集请愿署名，动员公共舆论以及获得预期的支持者。无论孟山都和他的盟友将会花费多少钱，打垮一个得到公众大力支持的有机消费者志愿基层军也是非常困难的。
成功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是拥有募集大笔资金的能力。我们不仅在美国拥有数百万积极反对转基因食品并愿意为标注运动捐助的有机消费者，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300亿美元的依赖将转基因污染驱逐出有机区域的有机食品产业。我们可能将无法筹集足够多的钱与孟山都、农场局和杂货制造商协会抗衡，但是我们能筹集足够的钱来保卫我们受欢迎的位置并维持大多数人的支持。
就像美国政治的所有事物一样，投票倡议也有一个价格标签。
根据投票倡议战略中心：
* “胜利的可能性与筹集的资金数直接相关，并且总是和对方花费的钱成正比。”
* “人民的力量是同样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基于公民投票倡议的努力，当务之急是让各个州的人民联系起来并对倡议主动投资。”
生物科技还是生物民主？
恢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驱使转基因食品下货架都不会解决所有对我们虎视眈眈的生活和死亡问题：气候危机、无休止的战争、经济萧条、企业对政府的控制和健康危机。但是减小孟山都和生物科技巨头的规模以及恢复消费者的选择权却是我们走向可持续发展与健康的食物和农业系统的良好开端。同样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通过打垮生物霸王和契约政客，我们才能够开始恢复美国政治体的破烂自信。有机界和百万反对孟山都有机消费者联盟运动将向我们自己和目前士气低落的公众证明，我们确实能够夺回对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的控制权。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了。
要支持或是加盟百万反对孟山都运动，请登陆： 罗尼·康明斯是有机消费者联盟（Organic Co umers A ociation）的国际部主任。
【译者：陈伟敏，云南财经大学学生】 感谢网友参与“华语作家影响力排行调查”投票： 投票网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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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7 Aug 2011 19:13:39 +0800 )
Description: 论开拓碑的拆掉
听说，黑龙江方正县树林里的开拓碑拆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拆前被泼了油漆的开拓碑照片，遮遮掩掩的藏在一片山林之中，四周布满铁丝网。落山的太阳照着这略显阴森的景地，影影绰绰有许多***在游弋。离这不远城东一公里的地方，是方正县“革命烈士陵园”，是中国军民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见证。方正县“革命烈士陵园”的真景我也见过，但在网上看过视频，破破烂烂，多年失修，无人看管，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世界上一切为侵略者立碑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唯一一个却是这开拓碑。这座碑刚被曝光的时候，我的许多朋友就曾对我说，这是汉奸赤裸裸卖国的又一罪证。我的外婆常常对我说，当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以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先后组织了14批20多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侵略中国东北。他们虽然号称移民，也有妇孺老友，但他们其中也有很多军人和武器，类似于当今的民兵。他们用武力占领中国人的良田、森林、矿山，中国百姓被赶到他们所圈定的“部落”里，没有被赶走的留下来给日本人做牛做马。这段历史世人知晓，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永久见证。后来日本侵略者眼看大势已去，开始逃跑，开拓团的民兵也开始南下。走不了的或是集体自杀，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杀害，约有一万多人。这些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中都有记载。后来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修了日本人公墓。此后的事情还很多，但时至今日，开拓团侵略中国的史实，已经被很多人忘记了。而作为当今的方正县政府竟然打着“以德报怨”的旗号，为了私立，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公然为侵略者立碑，还振振有词的说“为了和平”。修坟是人道，立碑则是淫道！
从网上曝光开拓碑的那一刻起，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这开拓碑能被拆掉。后来这座开拓碑被五个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泼了油漆，却依然没有被拆掉。每当看到这些“碑剧”，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后来方正县说他们立碑是中国外交部批准了的，我知道以后心里更生气，希望他早日被拆掉。于是我在网上征集人员，具体筹划，亲自实施，为的就是这样一座汉奸碑能早日被拆掉。
现在，他居然拆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