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湛蓝湛蓝的大海,喜欢薰衣草般的紫色,喜欢巧克力,喜欢下厨,总是单纯地去做想要做的事,近乎偏执地。不折不扣的动静结合体…偏爱明朝,Chocolate,公仔,单车游~ 期待~~~北纬78℃ 遇见
( Tue, 26 Jul 2011 00:59:01 +0800 )
Description: @情陷_处女座
没有安全感 没有方向 却有目标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周末喜欢一个人宅在家 喜欢宁静的生活 但这种宁静的生活又令自己想太多 精神上折磨自己 自虐狂。也许生活中没有对错 只是信仰不同 你甚至会问自己非要无止境地折磨自己吗 纠结完之后纠结 这就是处女座。你愿意去爱这个处女座吗？
其实 说得还真的挺像的
安全感嘛 大概很多人都缺失吧 患得患失的滋味 谁没有过
至于方向 我想我大概还是有的 不过偶尔会迷路一下罢了 目标呢 却不是太明显 大概是我想太多的缘故吧
对于喜欢的东西 从来都比较旗帜鲜明 呵呵 不会勉强 也不曾勉强 但也说不上率性 宅的问题就不多说了 现在的状况就是 在家看书发霉 宅得可以 宅得出色 小宅的生活
宁静的生活的确是我心之所向 然宁静不会让我想太多 其实宁静给我的更多是平和
自虐狂的话 或许真的会经常出现 不过还是可以克服的 会让自己的心情沉积 想更多的事
纠结嘛 还是避免不了 呵呵 只想好好改改这坏习惯 不过 这样的我
我很喜欢
嘻嘻 我喜欢我的酒窝 即使我不开心 仍可以给我安慰
我喜欢我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
我要好好对待自己
( Sun, 24 Jul 2011 17:41:23 +0800 )
Description: 先看看张老师的文章吧 无需多讲，直接进入正题
总结一下张老师的观点：
观点的提出不分顺序了，因为隔了很长的时间，只能凭借少少的记忆了 （括号里面的内容是我自己写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所谓的历史资料真的需要认真比较、甄别。历史的真实真的很容易会被遮掩的。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受到宣传的历史的影响，有了先入为主的观点，那么，或许会看不到很多很多真实。现在我只是多从各方面搜集资料，尽量避免单方面去了解。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的那样，“治史者需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特别是评价人物，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教科书，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绝对化的。但了解历史之后，你会发觉，评价历史人物是很难的，并不是单纯的优或劣。）
所谓清末新政，其实搞得很好
*张老师认为，1840年以来，清政府的改革都只算得上是被动地改革。由于受到西方的入侵，中国被迫进入西方的体制，那时的改革只可能是部分开放、被动开放。但1905年的清末新政则是全部开放、自主开放的情况。（总体说来，新政的思路其实不错的。其实民国时代，很多政策还是沿用新政的。了解历史绝不可以一味说新政的弊端、新政的不彻底。） 官民矛盾 *张老师说，官民矛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大的矛盾。
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对缓解官民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官僚统治的国家（吏治的情况总反映着社会局面）
*“中央集权不见得是好事。”
张老师对联省自治评价很高，因为中国很大，差异也就很大。对于大国来说，联邦制比较适合。
因为破坏太大，而不是因为妥协
（谈及辛亥革命，难免要说一下的是，革命党人以往总是被冠以妥协性的头衔，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发动社会底层。殊不知，革命党人其实压根对动员社会底层没有兴趣。正如张老师书中提到的那样，“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也说过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
又如马勇老师所写的那样，我相信这是很好的解释
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
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
*（立宪、收权）------铁路国有------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1908年清代少年亲贵载沣的上台以来，倒行逆施中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收权（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这当中，铁路国有的政策是最大的行动。老师说，“载沣的思路可以理解，但却是愚蠢的。”地方汉人强大已久，满人统治能力不足却企图收权，这便是辛亥革命最终爆发并取得立宪派的支持的主要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现任统治者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这是一种体面的方式。而这也必然会危及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西太后明白，但还是做了。 *改革也是抵抗，一种自上而下的抵抗。 辛亥革命的最大悲哀：没有构建基于民主的制度 仓促发动、仓促成功 强烈的皇帝烙印：
张老师特别提到，即使是现在，
个人崇拜的泛滥依然继续着，如崇拜权威，铁腕崇拜等（皇帝的影子作怪） *“英国的道路也许更适合中国”
“如果是汉人皇帝，那么君主立宪的机会会大很多”
提到中国的道路时，张老师提出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新政的思路，中国大概会慢慢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而这一道路，未免更适合。） 提问环节
“《建党伟业》作为一个PPT是很好的了。”-----
当有人问张老师对《建党伟业》的评价时，张老师如是说 “陈炯明是好军阀，单纯从道德评价不失偏颇。”----
当有人问到对陈炯明的看法时，老师提出了孙中山和陈炯明的观点差异。
陈炯明主张地方自治，而孙中山则强调统一、集权。虽然说统一、中央集权是主流，但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域范围如此之大，各地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差异，地方自治可能会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就好比美国的联邦制，地方自治而又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模式。
*大陆、台湾同敬孙中山。孙是蒋捧成的，***接棒
。------------提到孙中山的影响，张老师说出了这么个观点
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孙中山都是尊敬的，所谓“国父”，这就不用一一解释了。
*近代文化霸权不像人们印象中那么严重，影响也没那么大。自由是相对的，任何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地位。
*偏激思想的出现代表着自由思想的出现。有偏激便有争论，有争论也就会有一定的进步。全面的理论就是没用的废话，自由就是容忍极端，所谓偏激是相对的。
*人的世界观应是人道主义，但我们现在推崇的却是魔鬼的世界观 对民国的反思
：政府、国家很弱，军阀割据 自由思想是独立的
文化、教育、知识界(先进)个性强、个性张扬------民国的范儿（独立自主）
现在缺乏自由，但民国并非天堂
不要跟风、狂热，要学会理性思考 人民民主：付诸实践比较可怕 避免放任人民民主，否则会导致民粹主义（人民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灾难更重
铭记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所谓恐怖时期泛滥的民粹主义
要避免多数暴政，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必须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法律体系来保护人民权利的可行--------------这是我们政府的应有之道 人肉搜索：
有作用但不人道
这无异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扒光别人的做法，是不基于人道主义的恶劣行为，正常环境下应该要被禁止。
但当今社会，
没有可行、正常的监督渠道，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正如现在微博上消息的传播，说到底也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监督方式。具体种种就不一一叙述，大家都懂得。
( Sat, 23 Jul 2011 22:34:04 +0800 )
Description: 这个世界熙熙攘攘
7月22号这天，收到了一个面试通知类似于讲解员之类的工作
其实在投了简历的时候，大概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之后压根没放在心上，很快就罢事情忘在一边了
接到突如其来的***，还是抱着再试一试的希望，只身来到广州火车站这里（去的前一天晚上就只是查了一下搭车路线以及地址）
不过还是算顺利的，虽然刚刚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走错了方向（方向感不好，~~o(_)o ~~）但是最后靠自己找到了面试的地点
途中还下起了大雨，衣服都弄湿了不少。终于来到楼下的时候，就找了个拉面馆坐下来（因为12点没吃饭就出发了，而且离面试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搞掂午餐之后，打了通***，确认了一下面试地点。于是乎，那个负责人就说，既然来了就先上来等吧。
来到面试的地点，交了简历，填好面试表格，就在等待室呆着。大约20分钟吧，就有人开始被叫去面试，我则拿着手机无聊中。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吧，就有人叫我的名字。来到面试的地点，2个面试官就让我先自我介绍。完了之后就问了我一些情况，最后就让我演示了一下在黄埔军校的讲解。整个过程嘛，我觉得自己表现很一般。不过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面试，我觉得算是一次锻炼吧。
结果要下个星期才有，不过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觉得无所谓了。过了第一轮面试的话，就准备好第二轮，如果没过，就当经验吧。
在面试结束后，我沿着原路返回地铁站，看着人来人往，突然就感触很大。
这个世界，熙熙攘攘。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为自己的未来行走在这个来来往往的世界，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要问我何若如此拼搏，只是为了偿还自己。当初高考的失手，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在自己。同时，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我想证明，即使不是如我所愿考上理想的大学，我还是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 毕竟，未来的路，只能靠我自己一步一步走。我亦都准备好，用尽我所以的努力。
( Wed, 13 Jul 2011 00:50:36 +0800 )
Description:
那年，大一
带着对大学的期待却难免惶恐的心情，9.11这一天，踏入广大的领土
一年来，开始的开始已经很难想起当初的很多事情了，但那种感觉还是不会失却的
大一嘛，对于我来说，是蓝玫瑰，妖艳的蓝玫瑰，璀璨的 大一以来，最值得我开心的就是加入讲解队的事了。
讲解队带给我的，一朝一夕不能尽数。能加入讲解队的大家庭，真的觉得自己其实很幸运的。在这里认识了队长，YZ师兄，经常给我学习的指导；我的导师，SY师兄，教授我入门的知识，给我以信心，生活上也给了我不少引导，他的成绩更是我前进的动力之一；元老级人物CJ师兄，平常给我的引导也不少，他所得到的成绩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还有其他小队员，在黄埔军校的一年，大家的情谊真的很好，即使我们很少聚在一起，但学习、工作过程中，我们还是有着革命的情谊，O(∩_∩)O哈哈~
同样，勤工的组织培训部，也给了我不少美好的回忆。
哈哈，当初一开始狂写策划书的事情，一辈子可能都忘不了呢。与伙伴们的合作、生日会上的庆祝、部门的庆功宴还有最后的聚餐。细数一下，原来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回忆。回忆这东西，有时会欺骗人的。在匆忙中我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忘却很多点点滴滴的美好，而当你停下了想想，其实很多感动的细节总是在提醒我们，曾经的温暖，曾经的美好。这些回忆是永远都不会褪色的，总是会在你失意的时候，缠绕在你心头，再次给你勇气。
大一，可以说是永远消失在我的眼前了，但很多东西我还是记得的，在灵魂深处。
今天回家的时候，听着《弥敦道》，好像有点矫情了，但对于大一真的有很多很多珍贵的回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有很多
怀念很久也不够，但是，我会给这些一个忘记的理由，那就是，我要做更好的自己。不经常沉溺在过去，不经常后悔这个后悔那个。嘻嘻，我想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
想起大一嘛，虽然很多疯狂的事情还来不及去做，例如唱K通宵，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去半价M记（本来打算大一结束前去一次的，可惜啊，上次去的时候又下雨了，悲剧啊，希望下个学期可以得偿所愿啦~），珠江夜游，逛遍大学城所有高校等等，都没机会去实现。
不过嘛，虽然有小遗憾，我的大一还是可以的
第一次正式讲解，紧张与兴奋，感谢华师的一群大一学生，成了我第一次的讲解对象
第一次跟元泽师兄和超杰师兄去黄埔古港看历史遗迹，品尝古港美食（我们3是几代同堂咧，(*^__^*) 嘻嘻……）
第一次自己驾着单车逛大学城，结果逛了不到一半就迷路
第一次上天台帮舍友庆祝生日，结果庆祝完之后疯狂地拍搞笑照到半夜
第一次半夜3点起来看全月食，结果没看到，全云食就有份，(╯﹏╰)
第一次疯狂追剧，看到凌晨4点多（追《来不及说我爱你》，其实是因为钟汉良，
），结果第二天眼睛都肿了
第一次去听学者的讲座，我喜欢的张鸣老师，讲辛亥革命的一些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的第一次
都是发生在大一这个旅程的一些事
这一帘大一的幽梦，本来以为可以与谁一共的，可是天不随我意。不过，我不会强求的。我始终认为，属于你的终究会是你的，即使你不曾争取。虽然说幸福得靠自己争取，但有些时候，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这是我无法否认的。 街边太多人与车 繁华闹市人醉夜
害怕下班等很久的车 排队兼替雨遮
一经信和暴雨泻 沿着长龙又不想贴近些
擦过的肩 发现看见 那熟悉嘴脸
沉默对望在这几秒 亦有简单问号不过少
然后再次说告别像重遇那天
多少往事甜在心头 夜雨触花这景致令我忧愁
望见她的身影已无法佔有 我未有想过绝望看她走
分手两字情绝不留 为爱伤心的声线 变了怀旧
爱不轰动了 什么都嫌少
最终这片段完了
专心看车外远景 嘈杂人群极之多 惹尘埃
我却走失 遍寻脚印 欠命中指引
如若结局是可改变 愿我好好爱她迫切点
重遇再散也够绝 但嫌路太短
多少往事甜在心头 夜雨触花这景致令我忧愁
望见她的身影已无法佔有 我未有想过绝望看她走
分手两字情绝不留 为爱伤心的声线 变了怀旧
爱不轰动了 什么都嫌少
辛酸往事停在心头 夜雨触花这景致令我忧愁
望见她的身影已无法佔有 我是再不要绝望看她走
即使告别 仍旧守候
但我伤心的声线 已变怀旧
爱不轰动了 什么都嫌少
最终这片段完了
街边太多人与车 繁华闹市人醉夜
害怕下班等很久 怀念很久也不够 同样的，我也懂得了很多，很多以前都不会想到的事。以前的事情，我开始忘记了，那些年少的记忆就算了，现在真的只想好好爱自己：自己保护自己，自己疼爱自己，自己给自己应有的勇气，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为自己打拼。那些不应该记得的事真的需要在这个告别大一之际而道一声再见了。现在想来，的确是自己小时候的偏执罢了。无论怎么，把握当下才是重要，爱自己才是王道，对家人朋友的爱更是应有的态度。真的要长大了，不要孩子气了。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理智的。但经历过这么多，突然觉得自己之前是多么的孩子气，有时还是会不理智地去做出一些决定。之前的错误，是无法更改了。只能在日后的生活，时刻提醒下自己，在理智和情感之中，多选择理智，最好就不要重蹈覆辙。不过这大概是愿望，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会重复重复地犯同一个错误，我要做的，就是避免了。
现在，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天真，没有那么执着，也没有那么想太少。呵呵，这算不算是老了的表现呢，都奔二了耶
都当师姐了，时间不等人啊，~~~~(_)~~~~
不过，大二的我，相信一定不会像大一那时的那么懵懂了。
大二的时候，我至少有了一份英语家教兼职，虽然还没有开始工作，但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我接受了，我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力争做到最好的。我一向都是如此的努力，即使没有得到什么承认，不是么？我深信，天道酬勤，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虽然现在没取得什么成绩，但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人总是有梦想好，至少吧，这样才有动力，有一定的方向。虽说现实无疑是残酷的，但连进取的心思都没有的话，又谈何得到自己想要的所有呢。
有梦想，总有个盼头，总有个希望，总有个未来等着我们去开拓。 ( Wed, 6 Jul 2011 11:12:07 +0800 )
Description: 因为最近在忙着复习还有帮忙答疑报考大学的新生，都无时间写日记了（同时是因为处于断网的时期，也就无法很好地更新了）
其实最近的事情真的很多，想到的也有很多
首先是关于报考志愿的那些事 还记得当初自己填报志愿也总是天天留意相关的消息，日日守候在电脑前，时时揪着报考指南，分分咨询别人的意见，秒秒想着改变自己的志愿
这样的煎熬遭遇过才懂得，尤其是像我这种尴尬的分数
呵呵，毕竟都一年了，高考对于我来说，早就已经是过去式了。于是乎，面对师弟师妹的询问也有不少的经验之谈，那是我之前报考的时候所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有些事情，的确是需要经历过，才会有真实的体验。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真的发现自己当初报考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顾及到，好像难得糊涂了一把。想起当初还以为去GY读书的，谁知道，一个不小心，就成了GD的一名新生，想来也是一个偶然。只不过这个偶然，却也真真决定了我以后的一个方向，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不过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准，人生毕竟还是满载着契机的，我一直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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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关于大二的那些事
大一也快要永远地过去了，这大概有点失落的意味。
可能是因为“过去”这个词吧
过去的终究过去了，永远都回不到当初的轨迹了
不过我想，大二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段值得为之拼搏的旅程。大二的话，我已经有初步的计划了，具体的话还有待思量。不过肯定的是，大二将是有着方向的拼搏
首先是因为找到了一个英语家教的兼职，下个学期大概要在忙碌中度过了（那个兼职要求每天晚上6点到9点的时间，为了这个，我选修都放弃了一个。不过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的，作为师范生也的确需要这个锻炼的机会，而且，为以后的未来这也是必须的）不过，以后得自己一个人搭车出去天河那边，的确是要谨慎了（听了姐姐的话，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外真的需要时刻警醒，这个世界坏人多得很，不要心存侥幸，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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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不说太多了，还得去复习呢
PS。那个考试安排真是挺变态的，才考3科，4、5号考一科，最后一科非得要11号才进行，这就拖延了回家的时间了
暑假也变短了
其实暑假很多计划咧
期待暑假~~~
( Sun, 3 Jul 2011 16:54:43 +0800 )
Description: 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
“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ii]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iii]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iv]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v]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vi]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vii]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viii]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ix]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x]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xi]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xii]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
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xiii]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xiv]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xv]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xvi]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xvii]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在他看来，放弃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们还是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xviii]严格地说，无论在那一领域，都不可能有绝对自由；除了少数极端流派，也没有什么人追求绝对自由。不过，失去经济自由，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自由，也就失去最重要的基础。所谓“计划以内的自由”，变成政府自由地“计划”给你什么，公民则必须绝对接受。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
苏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之一，国威、军威令贫弱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景仰。再加上严密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易了解，一些人刻意散布它已改变了肆意镇压公民和剥夺民主、自由的错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的幻象油然而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是人文学者，对经济学、政治学所知不深，但又肩负着说古论今、指点江山的重任。于是，当哈耶克、波普尔根据苏联计划经济及其他资料大声警告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之时，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同一现象，却认为是救国救民之路。张东荪自己和知识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xix]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
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1901年1月，清廷下诏变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xx]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来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出乎人们预料，《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被束之高阁。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孙文同意并咨请参议院核准这个建议。[xxi]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在3月10日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xxii]清帝国的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孙文、袁世凯政府各自的司法部长——伍廷芳和王宠惠都是受过严格的西方法学教育的法学专家，他们却一致肯定清末制定的法律，而且他们的认识是被当时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在革命热情洋溢的临时参议会批准伍廷芳的建议以前，各省早已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各省光复，各省知旧刑律不能再用，江苏省议会，首先就资政院法典股之修正案(即《大清新刑律》——引者)，去其与共和国体抵触各条外，即用为暂行刑律。湘浙各省陆续仿之。”[xxiii]以如此广泛的共识为基础，沿用清末新法律一事，没有受到值得一提的挑战。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治进程因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xxiv]
这个新传统无非是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法律来说，是在日本学者帮助下，继承《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大陆法系传统，制定了这些新法，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可是，大陆法系的缺陷——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远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彻底，加上经过日本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残留甚多的国家为中介传到中国，又使20世纪的中国人吃尽苦头。新政时期所定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为专制统治者打着“依法治国”的招牌剥夺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在革命高潮中也欣然接受，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把公私混同于善恶、为公可以侵私的观念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前后，只有章士钊等极少数人察觉这是后患无穷的重大失误。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xxv]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这是盲目学日本的恶果。他还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十分有负于国民。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xxvi]不幸，章氏的呼吁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2． 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逐步替代。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二是当机立断。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xxvii]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是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xxviii]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xxix]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 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xxx]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xxxi]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不妨看看一段有典型意义的得到“钦准”的奏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xxxii]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大清帝国皇族当然想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可是，政治是利益和力量较量后的妥协，由不得人们为所欲为。任何改革措施，其后果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咨议局，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诞生，就自行滋长。研究当时会议文献的论著已充分说明，它们履行民主和监督功能，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后来更组成联合会，一直领导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监督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议员们还公开提出组织政党，实行政党政治问题。在1909年11月30日举行的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议员陈炯明提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结论是：“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xxxiii]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xxxiv]后来，有的议员果真成了有关政党的骨干。
中国要实行政党政治不是这些议员首倡的。1905年开起，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xxxv]的呼声此起彼伏。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xxxv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xxxv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1910年间议员们对政党政治的呼唤，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对先驱的回应，亦是观念更新成果的记录。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xxxviii]
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xxxix]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xl]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xli]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
可是，这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两个多月后，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婉转地否定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上谕”；明确指出：“窃维结社集会，种类甚夥。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背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欧西立宪各国……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还说：“中国古昔……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隐与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xlii]力陈包括政治结社和集会在内的集会结社必要并使之合法化；虽对政治集会和结社仍采取批准制，并严格限制规模（政治结社不超过100人，集会不超过300人），其他集会、结社则实行登记制，大大拓宽了自由度。这些大臣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意见，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社团已在海内外星罗棋布。“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xliii]要镇压，谈何容易！二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此剥夺公民自由，即使办得到，也实在过于野蛮。
1902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按章改名为商务总会），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它的建立，就是因为中英等国在上海谈判修订商约，英国政府根据在华英商商会的意见咄咄逼人；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因对商情缺乏深切了解而十分被动；盛氏催促商界立即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汇集意见和要求，扭转被动局面。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商会。商部提出的理由是：“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xliv]从19世纪70年***始，郑观应等人就反复呼号要商战，应组织商会及其他措施，30年后，终于为清政府认同。
此后，商会不但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且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的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逐步过渡。传统的行会成了新组织的重要基础。以上海来说，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广肇公所（粤商）等地区商人的传统组织及传统行会（茶业会馆、丝业会馆……）均有代表参加，有的还成为主要领袖。沈阳商人早在1874年已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公议会”，处理商人和各行业的公共事务；直至1902年才奉命改名为奉天商务总会。[xlv]二是承担了好些工商管理功能。根据奏定章程，企业的信用公证、专利考核和申报、调解商业纠纷、帐本发行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都属它的功能，商会成了工商企业家颇具权力的自治组织。三是组建消防队，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体育会（实际是准军事组织）和商团。北至东北，南至广东，几乎所有商会都先后组建了消防队和商团。最突出的是上海，1905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了。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而原因之一是它们手上有***。在民国建立后至1927年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自卫维持地方稳定外，几乎对每一关乎自己利益的重大国事都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怕冒犯政府。这也与它们实力雄厚密不可分。
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帝俄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东北而触发的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学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教育会，开头虽是官办且专注教学业务研究，但终究不能不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
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中国胜利，清廷失败。高兴？遗憾？见仁见智。不过，历史留下两个功亏一篑的记录，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 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 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xlvi]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 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xlvii]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三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再看看另一个功亏一篑，有些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足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lviii]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国民党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国民党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xlix]有大量史料证明，这种情绪非常普遍。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国民党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l]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蒋介石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 参阅：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 张之洞：（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 《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 胡燏棻：，《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 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 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 陈独秀：，《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xx] 《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xi] 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xxii] 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xxiii] 阙庵：《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司法篇》，《东方杂志》9卷7号，1913年1月。
[xxiv] 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xxv]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xvi] 章士钊：，同上第85、86页。
[xxvii]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8455页。
[xxviii]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xxix] 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xxx] 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
[xxxi] 〈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
[xxxii] 〈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2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xxxiii] 《广东省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8~99页，宣统二年三月广东法政学堂活版。
[xxxiv]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xxxv] 《申报》1906年9月7日。
[xxxvi] 马相伯：，《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xxxvii] 同上第76页。
[xxxvi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xxxix]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0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xl] 《大清报律》，同上第31~32页。
[xli] 《光绪朝东华录》总5806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lii] 同上，总第5859~5860页。
[xliii] 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74页，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xliv]，《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xlv] 刘恩涛：，《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163~165页。
[xlvi] 文廷式：，《文廷式集》，767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
[xlvii]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56—5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xlviii]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lix]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l] 同上341~342页。
[li] 李渊庭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lii]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liii] 最近的研究表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与英国政府无关（参阅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根本原因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因财政、经济危机要从商团手中榨取一笔钱财（参阅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未刊稿）。
( Tue, 28 Jun 2011 10:49:23 +0800 )
Description: 《清代人物传稿》 中华书局
《从林则徐到孙中山——近代中国十八先贤传》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下册 苏同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顾准文集〉、泽厚〈中国古近现代思想史论〉
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秦晖〈问题与主义〉
小枫〈沉重的肉身〉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两个局外人的对谈〉 风之影 救救我 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杜正胜〈编户齐民〉
辛子陵〈***全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秦晖《传统十论.儒表法里》 ( Sat, 25 Jun 2011 16:17:58 +0800 )
Description: 人可以创造历史，也被历史所塑造。辛亥革命又是谁缔造出来的？可以说，它是革命党人、南方新军、立宪党人与清皇室几方势力相互博弈并达成妥协的结果。他们共同开创了辛亥传奇，同时也就改写了百年历史的发展路径以及历史中人的人生命运。 革命党人
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
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
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
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
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
南方新军
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洋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
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
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 立宪党人
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生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生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
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 清皇室
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
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
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
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
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
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
( Sat, 25 Jun 2011 16:00:2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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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国初年历史的探究，从来都是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同时，对于民国初年的历史，人们各有其迥然不同的看法以及评价。而在众多有关的历史书籍当中，唐德刚先生所著的《袁氏当国》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别于传统观点中的对于民主化过程的失败的哀其不幸、痛心疾首的心态，唐德刚先生用较生动的语言，向我们叙述了一段带有戏剧性的民国初年的历史。在该书中，你会发现，很多历史事件的偶然出现却导致了历史必然的结果。在短短的123000个字中，唐德刚先生列出了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事件，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袁氏当国期间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看法，用一种较为新颖的历史观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大家早已有所了解却很少深入了解并且很难辩证看待的历史。
上自孙文缔造民国，下至蔡锷誓师讨袁，只不过寥寥几年，乃书中所写之袁世凯当国之年。在袁世凯当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国内外复杂多样的政治局面，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失败，革命党人的不成熟性等等，缔造了一个转型时期的中华民国。在这其中，民主转型时期的过程之曲折，付出代价之沉重，确实是我们能深深体会到的。
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民众瞩目之下，孙中山庄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简短的一段誓词却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于是乎，民国自此而开始它的历史轨迹。当时，上至革命党人下至于国民大概都寄予了刚刚诞生的民国过高的期望，单纯地认为只要通过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选出了总统，修订了宪法，也就进入了他们所希冀的法治时代，民主也就随之而来了。
殊不知，要从封建社会真正成功地转型为近代民主社会，无可避免地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民主转型期。而民主转型期，无可置疑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阶段。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新生政权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容易会被旧政权所颠覆，或者说会造成民主崩溃的局面。回溯历史长河中其他国家的民主化经验，民主化从来都是一个渐进性过程，永远不可能会是直线的前进，它总是以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为表现形式。这就不难理解，民主转型在历史发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艰难性。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当时那个时代实在是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
那么，民主的践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处于民国初年的近代中国又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是显然的。
首先，要真正地践行法治民主道路，社会基础是其中关键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一环。试想想，失去了社会基础，那么，所谓的民主还能有其生长的根基，有其发展壮大的机会么?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帝王不过作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存在，帝王也不过是一种应社会而产生的一种机构。一整套的国家机器还有与之匹配的文化系统、社会方式以及价值系统才是起关键作用的环节。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我们所应该认识到的是，建立民主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我们整个社会上的人们共同的努力，至少说，需要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时，大概才可以说，有了民主践行的可能成功性的条件。
其次，整个社会需要有一定深厚的法制基础，法律才会有效。要是人人都有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也就才会有所谓法治社会的真正建成。而法治社会的渐渐建成之后，自然而然就是民主社会的到来。正所谓，“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法治对于民主从来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法治国家里，民主就可谓是衍生品。于是乎，在清末民初的袁氏当国时代，怎么会有所谓法治社会的真正出现?当时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动乱局面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国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觊觎，军阀割据一方，刺客横行霸道，社会风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民主转型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会因为当时的政治家的选择而进入不尽相同的轨道。这也就不难解释民国初年民主转型的昙花一现了。即革命党人欲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来架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这也就与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的坚决要求发生了冲突。于是乎，袁世凯就来了个革“革命”之命，这大概是民主转型时期所不能避免的出现的结果了。因而，民主的践行可以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当《天坛宪法》遭到袁总统的毁弃而成为一纸空文，当一个袁大总统御用的造法团队被缔造出来，当国民党被勒令解散，当国会陷于瘫痪境地之时，袁大总统可谓是拥有了如皇帝般的权力。从这就大概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民主转型已经开始面临崩溃的局面。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历史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我们今天也许可以了解到的是，历史上《天坛宪法》被毁弃、御用造法团队的诞生、国民党被解散和国会的瘫痪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甚至于袁氏当国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毕竟时势造英雄，没有了袁世凯，还会有其他人应运而生，然后登上民主转型期的历史舞台。因此，在这一书中，唐德刚先生也认为袁世凯处于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实属偶然，却真真是他的悲剧。纵观袁的一生，他不失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是时代造就了他，也恰恰是时代毁了他。所以我认为的是，历史不过是偶然地赋予了袁世凯一个历史重要的使命。而民主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事件，显示出它固有的特性，即民主转型的艰难曲折性。
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观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前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稳定。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制度来做出选择，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也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即要顺利实现民主的转型和巩固。”的确如此，在民国初年，由于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全盘套用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于是，中国的民主转型显得尤为艰难。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从来就注定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而民国初年也就难以避免这样的艰难局面。所以说，民国初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偶然的，但是却有着不可逆转的历史结果。我们也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要建设真正的法治民主社会，至今还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民主的曙光才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