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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 00:34
中国历史上的方士
中国社会史：方士的历史 作者：王玉德
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 历史上的方士 方士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既有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贾，还有出入宫廷的政客，最多的还是隐士、释道之徒。他们有的不亚于三公九卿，被皇帝作为座上宾。有的类似于乞丐，被百姓列于下九流。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在江湖上颇具神秘色彩。
因此，对方士的评价不可偏执，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一 先秦方士（从姬旦到邹衍） 周朝的政治家姬旦（周公）是一位了不起的术士，他精通卜筮和相地术，为周朝的兴盛立下了大功。
战国时的鬼谷子是谋略术的宗师，他的捭阖之道神秘莫测。
扁鹊是杰出的大夫，他到各地行医，以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邹衍是五行说大师，他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推而远之，以至窈冥不可考之事。
当时的官臣之家往往收养门客，门客里有不少术士，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下都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高手，但这些术士隐姓埋名，不为世人所知。 二 秦代方士（从徐福到卢生） 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有些怪迂苟合之徒，如卢生、韩终、徐福、侯生,都投奔秦朝。徐福，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附近）人，他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信以为真，派他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后不知所终，或许是遇海难，或许是漂到某海岛定居，后者可能性更大，民间传说是到日本去了。
术士卢生，燕（属今河北）人，他四处求访神仙，从海外带回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不知道“胡”是胡亥，派三十万人北去击胡，使京城咸阳空虚，外重内轻。卢生又劝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则真人至，使得秦始皇脱离群臣，性格孤僻。卢生自知秦始皇刚愎自用，仙药难求，于是逃离京城，不知下落。秦朝终因术士的误导而亡国。 三 两汉方士（从新垣平到张角）(1) （一）西汉方士
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先后宠信李少翁、李少君、奕大、董仲舒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新垣平，赵人，文帝时以望气见闻。《史记·封禅书》：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阳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出其乎’。”
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的望气术都是伪诈，新垣平被诛。
李少君，西汉汉武帝时方士，齐（在今山东）人。他极力劝导汉武帝求仙，受到汉武帝宠信。《史记·封禅书》：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生之属，而事化丹少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传闻李少君有不死之方，尸解为仙。《抱朴子·论仙》：
“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
少翁，不知其姓，齐人。能玩弄幻术，使汉武帝从樵中看见死去的王夫人。又劝汉武帝在宫室画天、地、太一诸神，置祭具以致天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少翁伪造帛书放进牛腹，又诈言牛腹有奇，此事被人揭发，少翁被诛。
奕大，自称与少翁同师，常往来海中，见到过仙人安期和羡门。汉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佩六印，贵振天下。后被诛。
（二）新朝王莽时方士
西汉末年，王莽改汉朝为新朝。王莽借用术数为改朝换代服务大造符命，举行神秘的祭祀，声称要学黄帝成仙。方士苏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在宫中修建八风台，酿仙液，敬鬼神，当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时，有数千朝臣到南郊哭天，乞求上苍显灵。
方士刘守，精通星历、谶记，为王莽出谋划策，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企图在新朝捞一把。其后，又见风使舵，投奔刘秀。
（三）东汉方士
东汉光武帝刘秀迷恋方术，身边有不少专门研究谶记和王气的术士，并且四处笼络术士。如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汉代至平帝有十二代，历数已尽。刘秀写信给公孙述，劝他归顺汉室，不可造次。术士为刘秀登基及稳定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汉淮南王刘安的门下有一批术士，其中有八人被称为八公，他们分别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录异记》说他们八人“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
《后汉书·方术列传》称“张衡为阴阳之宗，郎凯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张衡精通阴阳学，擅长占星术。
张角等人本是术士，为人请祷咒符水以疗病，分别创立了太平道和五斗米教。道、术不分。后来，道徒起义，波及全国，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给东汉统治以沉重打击。
东汉的荆州刺史谢夷吾从小就受到术数文献的熏陶，《后汉书·谢夷吾传》记载他“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术士樊英在壶山传授术数，《后汉书·樊英传》记载他“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郎宗，字仲绥，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曾推测某日某时京师有大火，后果如其言。其子郎少传父业，昼研精义，夜占象度，闻名州郡。
张楷，汉桓帝时人，《后汉书·张霸传》记其“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
甘始，精通长生之术，老而有少容，自言曾在南海作金，投数万斤金于海。
封君达，陇西人。传闻他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修炼，服水银百余年。常乘青牛，号青牛道士。为人治病，以腰间竹管中药给人服用，或下针，应手皆愈。
孟节，上党（今山西长县西）人。能辟谷不食，含枣核，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 三 两汉方士（从新垣平到张角）(2) 于吉，又称干吉，干室。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传闻他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道教以他为创始人之一，把《太平经》托名于他。 四 三国方士（从管辂到诸葛亮） 三国时期，方士受到各国重视。《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吴国“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
曹魏方士如云。曹操搜罗了许多擅长养生术的方士，如甘始、左慈、郄俭名噪一时。华佗不愿意依附曹操，竟被杀害。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在天柱山修道，得金丹仙经。《后汉书·左慈传》记载左慈有幻术，“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顺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左慈还变出了生姜等物，宾客哗然。
曹魏名声最大的方士有管辂，他是山东人，据《三国志》本传，他多次为人算命，一次，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习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这是预测女命的死期。又有一次，吏部尚书保晏请管辂算命，管辂面对权贵，没有阿谀，而是指出：“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未有损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后来，这两位大臣都受诛连。
管辂在世时，受到很多士大夫的崇敬，安平人赵孔曜荐管辂做官，说：“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于文则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今明君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宜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然而，管辂并没有受重用，只当了个治中别驾。他谈自己的命说：“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行讳，但人不知耳。”后来他果然在48岁死了。
据《梁书·刘峻传》，梁高祖萧衍曾经为管辂可惜，认为他“有其才而位不达”。刘峻则认为命不可知：“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璋特秀，实海内之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臣，年终四十八，天之极施，何其寡欤？然而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管辂字）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论，莫知其辨。”管辂确实有才，但他是什么才？以预测为业的人，这种才到底对社会有什么作用？何况，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么？有谁能证明这些道听途说？
传说诸葛亮相信命理。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蜀吴联合抗魏，诸葛亮屡次出兵都不利，久劳成疾，他夜观天象，大呼：“吾命在旦夕矣！”并对姜维说：“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诸葛亮祈禳以避凶，命令姜维率领49个士兵环绕帐外，自于帐中设得花祭物，中布7盏大灯，顺布49盏小灯，内安1盏本命灯。每天祝告天帝，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鲁莽地进入帐内，碰灭了主灯。诸葛亮长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不久，诸葛亮长辞于世。
这段描述，反映了明代的星命习俗。在诸葛亮所在的那个时代，虽有命理观念，但还没有完备的星命法式，文学作品有夸张和神化的成分。 五 晋代方士（从葛洪到魏华存） 晋代一百多年，方术盛行，出现了不少方士。按方士数量比较，东晋多于西晋，南方多于北方。这时的方士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方士形成一个个群体。以葛洪的传承为例。
葛洪从祖父师葛玄师承三国初年的左慈，葛玄常服气饵术，能用符，每醉则潜入水底，经日方出，被道教尊奉为“太极左仙公”、“冲应真人”。葛玄传业给郑隐。
郑隐从小研习儒学，明辨五经，对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均有涉猎。他从葛玄学习方术，受《九鼎丹经》《太清丹经》，年80而体力充沛，后隐居霍山，不知所终。
郑隐把方术传给葛洪。葛洪得到《金银液经》等书。郑隐有弟子50余人，壮大了左慈一派。
葛洪还向岳父鲍靓学习。鲍靓担任南海太守时，结识了在罗浮山修炼的葛洪，以女妻洪。鲍靓的方术源于汉末阴长生，阴长生传给魏伯阳，魏伯阳传给淳于叔通和徐从事。鲍靓将阴长生的授道诀和尸解法传给葛洪，并授给他与世不同的《三皇文》，使葛洪大长见识。
葛洪以方术传给侄子葛望、葛世，弟子滕升、黄野人等。
由于晋代以派别承传方术，使得有名望的方士增多，史书上也作了大量记载。以下简要介绍一些方士的事迹。
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以望气推测朝代兴替，以相术判断人之祸福。
步熊精通卜筮，为成都王颖射覆，无所不中。他有众多门徒。
韩友也善于易占，能图宅相冢，行厌胜之术。
萦明习阴阳天文，尤善术数占候，能以占梦预测吉凶。
幸灵少言寡语，有痴态，自称能以水治人病，并能驱鬼怪。
魏华存学辟谷，服胡麻散和茯苓丸，被后世上清派奉为宗师。传闻她是司徒魏舒之女。
单道开能吞食细石，治疗眼疾，起居无常，晚年隐于罗浮山。
以上，单道开和萦都是敦煌人，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加强了交流，魏华存既是道人，也是方士，方士和道士没有明显的区别。 六 南北朝方士（从阮孝绪到陶弘景） 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至589年隋灭陈，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史称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至581年隋代北周，北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政权，史称北朝。
荆州人邓郁隐居衡山之岭，断谷30多年，唯以涧水服云母屑。
陆法和隐居江陵百里洲，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梁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后入北齐，被文宣帝重用。他预知死期，坐绳床而终。其事迹见于《北史》。
《北史·艺术传》对方士多人记载，如：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善风角。明元时，丧乱之后，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王早还能以符化凶，占风测事，观天报雨。
“耿玄，巨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门，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时或传之。”
颜恶头，妙于卜筮，预测生育及死亡事。后不为彭城王卜筮，被杀。
许遵，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齐武帝引为馆客。
《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有方士事迹：
京兆人韦文秀本是关右豪族，隐居不仕。太武帝问其炼丹事，答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太武帝派尚书崔赜与他一起到王屋山炼丹。
河东人祁纤善于相术。
颍阳人绛略、闻喜人吴邵善于导引养气，活到一百多岁而神气不衰。河东人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五条山。
南北朝方士的特长大抵有两类，一是据《周易》作卜筮，预测人事。一是追求长生术。方士的形象很神秘，受到统治者宠信。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属南京）人。据《南史·陶弘景传》介绍：
陶弘景在10岁时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传》，昼夜研习，有志养生之道。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正式开始修道：“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
陶弘景兴趣广泛，“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
陶弘景与梁武帝关系密切。当梁武帝代齐之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武帝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梁武帝为他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以示支持。
陶弘景热衷炼丹成仙。“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陶弘景的著述很多，现存《真诰》二十卷，《登真隐诀》三卷，《真灵位业图》一卷，《养生延命录》二卷，《华阳陶隐居集》第二卷。他还撰有《占候》、《玉匮记》、《学苑》等书，已佚。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
由于陶弘景一直隐居在茅山，在整理道教上清派的文献方面很有成就，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陶弘景因之成为茅山道教的开山，人称茅山派祖师。
邓郁隐居衡山，在山顶上搭了两间小木屋，断谷30多年，惟饮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又为梁武帝炼丹，丹成而供于楼。
梁元帝在位时，请术士画武陵王萧纪的像在木板上，亲自钉萧纪的肢体，作为厌胜之术。
据《魏书·术艺列传》，有位术士叫殷绍，他“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学博士”。他跟随隐士成公兴、法穆钻研术数，“演隐审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又编撰《四序堪舆》传世。
有刘灵助者，先是卖术于市，后来事从尔朱荣。他自以为有神灵相助，煽动民众，起兵为燕王，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法，结果战败被杀。
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相信算命，术士魏宁推知他的死期。《北齐书·方技传》记载：“魏宁，巨鹿人，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有法’。又能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可见这时的算命是以出生年月为基准，尚无日时算命法。魏宁“善推禄命”，已有了一套理论，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征为宾僚，已经作为一种职业了。 七 隋唐方士（从王远知到李虚中） 王远知是隋唐时期的神秘人物。其母怀孕时，白昼梦见有灵凤集于身。有沙门宝志预测“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王远知从小聪敏，博览群书，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
王远知历三朝而宠不衰，其父昙选曾任陈朝扬州刺史，陈主闻远知名声，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
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召见王远知问策。炀帝即位后，对王远知执弟子之礼。
李渊图谋起事时，王远知密传符命，太宗平王世充，王远知断言其“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于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大受观，降玺书云：“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芨者，其孰能与此乎！”是年，王远知卒，终年126岁。高宗时溢为升真先生，武则天时改谥升玄先生，恩宠不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在众多的方士中，有以下几类最突出：
命理学宗师李虚中事迹，在唐代文献中很少记载。据考，李虚中，生于公元761年，卒于813年，字常容，祖籍陇西（今甘肃陇西南），生于河南。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后授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唐人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称李虚中“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不失一二”（见于《昌黎文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李虚中命书》题解称李虚中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唐代没有载录他的《命书》，到宋代才见记载，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有其书目。历代自诩为算命大师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虚中是中国算命术的第二号知名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徐子平，他们两人是公认的命理宗师。
方士张果的事迹，《旧唐书》本传记载“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文中没有提及张果是否会算命。《四库全书》馆臣为《星命渊源》作的提要论及《果老星宗》，但没有收录其书。现存托名于张果的《果老星宗》有10卷，题明陆位辑校，是一本命理术大杂烩。
相士袁天纲知道命理，曾经为武则天等人看相，推断生男生女、贵贱贫富。《新唐书·袁天纲传》记载他给张行成、马周看相说：“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据说，袁天纲竟然常有灵验，人以为有神助。
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写了《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开元大衍历经》。
李淳风擅长历法和术数，曾制作浑天仪，有《乙已占》传世。《新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竟有鬼神助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
叶法善掌握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睿宗时担任鸿胪卿，封越国公。
严善思通晓预测术。圣历二年有荧惑入舆鬼，皇后问吉凶如何，严善思说有大臣将死，果然王及善卒。
金梁凤知人贵贱夭寿。裴晏在河西做官，金梁凤断言他可以升为御史中丞，后来果然如此。玄宗和肃宗都很器重金梁凤。
许元长，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能日行千里。康骈《剧谈录》：“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
明崇俨，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能作法取远处物。《新唐书·方技传》：“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
俞灵，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在衡山修道，自称掌握了回风术，能坐见天下事。
刘玄靖，在衡山石穴隐居，炼气绝粒，以“少和寡欲”为养生之旨。
羊，曾任夹江县尉，罢归，隐居委羽山。辟谷，食青云芝，惟饮水。
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 八 宋代方士（从陈抟到徐子平）(1) 五代至宋时，陈抟隐于华山，擅长预测术、黄白术、飞升术，被后世术士推崇为宗师。《旧五代史·周书十》记载：“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放射夫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天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可见，陈抟在世时，就受到周世宗重视，使之名声大振。考证史籍，陈抟的事迹愈传愈神，诸如《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都归功于陈抟的创造，宋代学者在这些图式基础上，把《周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北宋徐子平是算命术的宗师。徐子平，名居易，生平事迹不详，传闻他在五代末年与陈抟一起隐居华山，著有《徐氏珞 子赋注》二卷，他在李虚中的三柱法（年、月、日推算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四柱法（年、月、日、时推算法）。以四柱的干支为八字，以八字中的生克制化关系推测人生命运，这套算命方法对社会影响尤为广泛，以致于八字法称为子平法。元代刘玉在《已疟编》云：“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传宋有徐子平，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称子平。”清人顾张思在《土风录》专列《子平算命》，作为一种民俗。港台流行的《渊海子平》，就是以“子平”为名的算命术名著。历代相信算命的人都把徐子平奉为神灵，崇拜之至。实际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惟一的“功劳”是把算命复杂化了。
宋代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创立了理学的象数学派。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宋史·邵雍传》记载他“探赜索隐，妙吾神契，洞彻蕴奥……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解矣。”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对邵雍执教师之礼。现存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演绎之书，书中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有数，象数是最高准则。邵雍是一位杰出的术数大师，但很少有人研究他。
张行成，人称“观物先生”，他根据邵雍的《先天图》和《观物外篇》，参考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写成《述衍》一书。他以象数解释世界的图式，以理作为宇宙的本源。象数学的发展使术数由浅层次走向深化，哲学的内涵增多了。
宋代周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一次，有大星出氏西，群臣莫能辨，或言凶兆，周克明据《天文录》、《荆州占》断言，其星名曰周伯，是德星，见之则国大昌。
楚衍，开封人，对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谙熟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谈论休咎无不中。
王仔昔，洪州人，自称遇仙人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徽宗赐他为冲隐处士。
孙守荣是个盲人，擅长风角、鸟占之术，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与人交谈片刻，就知道休咎。类似于他这样的盲人术士还很多，俗语说“盲人心静”，盲人算命比明眼人更能揣摩对方心理。
宋朝有不少算命师，各有神通。
王讷——宋太宗时人，王赞宁任史馆编修，王讷推算王赞宁命孤薄、无贵寿。
马处谦——因病失明，其父使学《易经》以赡衣食。又跟随隐士学星算之诀，为赵匡胤推测寿命。
程惟象——以占算游京师，言人贵贱祸福。宋英宗在潜邸，请程惟象预言其兆，后来又赐御书给他。他给张宣徽算命，竟然说中了张的死期。
张衍——以算命术游历于士大夫中间，认为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不能荫袭于子孙，贫约如初，所以贵而不福。
邹元佐——涉猎群籍，以人之年月日时分配金木水火土而推其生旺休囚，附以官贵禄马刑杀，考其寿夭祸福贵贱贫富。京师的贵人争相登门求他算命，遂成大富。邹元佐曾说：凡看命，须随所见即谈，无不言中，若稍涉思虑则相去遂远。著有《洪范福极彝伦奥旨》五卷，《贵命四十九格》行于世。
孙黯——擅长命理术。何文缜在太学时请孙黯算命，孙黯说他命极贵，位极人臣，但当死于异域。后来，何文缜廷试第一，又拜为少宰，随皇帝北狩，死于边塞。边塞即异域，在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是异域，何文缜走上仕途就意味着要客死异域，孙黯说出的不过是常理。
刘童子——四川人，以年月日时推测命运，强调天地合德，曾为韩平原算命，推测其财禄和气数。
宋代有不少名医，如：庞安时，钱乙、刘翰、王怀隐等。有些医家精于方术，以察脉预测人的祸福，如“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与王安石在翰林，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诊脉而断他人吉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进步的思想家王安石却相信诊脉的奇效，说明神秘观念普及人心。 八 宋代方士（从陈抟到徐子平）(2) 方士参与国政。苏澄隐以养生之术而著称，他告诉太祖赵匡胤：“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亨国永年，得此道也。”
以上史料出自《宋史·方技传》。此外，宋代其他文献也记载了方士的事迹。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录炼成金。”
宋代方士还有丁少微、陈崇政、陈楠、甄栖真等。 九 元代方士（从耶律楚材到俞竹心） 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身兼巫卜之职。《续资治通鉴宋纪·宁宗》记载：“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遂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嘉定十七年（1224）蒙古主得一鹿身马尾的怪兽，问楚材是否有凶。楚材回答：“此角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上天恶杀，遣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主于是收兵。
元朝有个俞竹心，算命有名声，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至元（元惠宗年号）己卯（1339）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1342）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务实学者，不好谈鬼神，而对此事感到惊奇，说明俞竹心算命很神奇。娄敬之的仕途被俞竹心偶然言中，这应归于俞竹心的全面考察。如果娄敬之是个庸常之辈，俞竹心能够说他官至一品？大凡一个人的前程，根据他目前的表现是可以推测出未来的，至少可以推测个大概。 十 明代方士（从张铁冠到徐子平） 谈到明代方士，《明史·方技传》有一段论述：“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下，要非妄诞取得宠者所可几。张中、袁拱，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
明初，有几位方士以预测而知名。
有位方士叫张中，常戴铁冠，人称张铁冠。他隐居幕府山，间或至城镇，为人算命，多次为朱元璋预测战事，一时称为神算子。这些算命先生为朱元璋取代元朝制造神的依据，朱元璋借以神化自己，以示君权神授。他自称“先知先觉”预言必中。他经常接受朱元璋的咨询。朱元璋平定南昌，兵不血刃，张中预测将会有流血事，后来康泰谋反，一如中言。还有一位方士叫周颠，沿街乞食，疯疯癫癫。太祖讨厌他，命以巨缸盖住，积薪烧之，薪尽而颠无恙。
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这个周颠，没有名字，因为语言无恒，时人就称他为颠，然而，周颠帮助朱元璋预测战争形势及胜败，每言必中。
与此同时，大臣刘基也以方术辅佐朱元璋，从征战到定都，从用人到礼仪，都由刘基从方术论证。刘基，人称刘伯温，《明史》有传。
袁珙，精通相人术，其法以夜中燃两个火炬，视人形状气色，参以所生年月，所相士大夫数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他居住鄞城西，自号柳庄居士。
周述学，博学通识。《明史》本传记载他：“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遂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具论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明代流行幻术，有个方士叫何九师，山东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在大旱季设坛求雨，行符术，求雨，他还能在湖边呼唤鱼出。
名医葛乾孙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以怪诞的方法为人治病。《明史·葛乾孙传》记载一个事例：“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无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方术大多掌握在道士手上，道士除了修道，还以术数混迹于世。道人实际上也是方士。
道士刘渊然自称能呼召风雷，先后受到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宠信，赐号大真人。
张三丰的事迹最为传奇。《明史·张三丰传》说他“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外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传闻他预言武当山异日必大兴，后来武当山果然成为道教圣地。又传闻他死而复活，踪迹奇幻。
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极受世宗器重，让他总领道教，专司祷祀。凡雨雪愆期，皇嗣未建，都要建醮求神，邵元节偶有灵验，世宗就大加赏赐，修建真人府，以40名校尉供其洒扫。
恒用，要有未可遂废者。万民英重视算命术理论，面面俱到，近乎繁杂。但行文通俗，读书人都能看懂他的书，以至于家家备有其书。
明代命理家在江湖上兜售其术，五花八门，各有神通。如：
郭景夏——少得刘伯温秘籍，精通星命，尝判某家命云：双双燕子入池塘，又见美人梁下立。后来，这家的两个儿子竟然溺死池中，妻子见之遂缢于梁。这件事载于《福建通志》。
郑希诚——在山中遇异人，授以《果老五星》一帙，乃以五星推命，其法问人生辰即写出七政四余和化曜于盘上，倒悬仰观，就可以知道人的寿夭祸福。有《占词》传世。事见《温州府志》。
万祺——字维寿，南昌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保。事见《江西通志》。
金鬼谷——家住苏州醋库巷，以命理术闻名于吴中。事见《苏州府志》。
高平川——延安府人，精通星命，为李某算命，李后来竟然官至丞相，李欲封他为官，他说：“宁日不再食，勿以薄分辱名器。”年80而卒，贫不能葬。事见《延安府志》。
胡日章——少学禄命，得异人诀。每与人算命，作绝句一首，多有奇中，言必依于孝友忠信。年90余卒。事见《喜兴府志》。
刘兴汉——字思吾，邵阳人，工日者术，每与人言，必以修命造命是训。有一友人由贫贱成为显宦，刘兴汉不相求，逮友人事败，多有受牵累者，惟刘兴汉超然事外。事见《宝庆府志》。 十一 清代方士（从蒋平阶到戴尚文） 清代的方士已经完全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畴人。从《清史稿》看，方士已经失去了昔日作为宫廷贵宾的显赫地位，沦落江湖。
民间流行相地术。清初的相地大师是蒋平阶，他向祖父学习了十年相地，又遍证大江南北的名墓，撰写了《地理辨正》一书。他认为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弟子有张仲罄、骆士鹏、吕相烈、姜尧、胡泰征、毕世持等。清代还有一位相地名流叫章攀桂，尤精形家言，为明人张宗道的《地理全书》作注。当时的相地大师偏重于相阴宅，以葬地论大吉凶。而对阳宅过于忽略，说明相地术的迷信色彩加剧。
徐大椿——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
刘禄善风角，曾经为清世祖占卜，预测粮草的到达之期，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将来都可以成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术。《清史稿·艺术传》称他：“从鸿泸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经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儿入宅。取进泥涂灶门，忆符封之，偷下得去。”这位戴尚文还会测字、射覆、观天象、设坛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学，荟萃中西历算，开古学之榛芜，补西人之罅漏。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把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西方学术相结合，颇多建树，他们已经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家。
本世纪以来，算命术仍然风行。上海的袁树珊就是一个世代算命为业的术士，他生于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这是一部命理学巨著。前五卷叙述算命的基本理论，后三卷叙述有关算命的言论、实例、注意事项。第八卷《星家十要》强调算命的职业道德，应当具备学问、常变、言语、敦品、廉洁、劝勉、警励、治生、济贫、节义这十方面的修养。他说：“为富贵者宜勉其学宽，为聪明者亦劝其学厚，为士者宜劝其敦品劝学，为家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劝其专心技艺，为商者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命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看来，袁树珊试图把算命术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个迷信活动，又怎么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树珊还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铁樵撰注的《滴灭髓阐微》，使这个罕见的孤本刊行于世。 方士群体的构成及素质 一 方士的六种类型(1)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一 方士的六种类型(2) （四）食客型“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二 方士素质十要素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一）学问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1)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方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 一 天文、历法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值得我们总结。
方术蕴含了天文、历法、自然变化的知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古代以天文历法归于数术。先秦成书的《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而作调历。
从《汉书·艺文志》看，天文学就是占星术，观察日月星气云雨，以推测吉凶。历谱学是在占星术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从黄帝、颛顼，到夏、商、周、汉，都各有历法。
《隋书·经籍志》载录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如《周髀》、《灵宪》、《浑天图》、《天仪说要》《灵台秘苑》等。《隋·志》的作者评论说：“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方术文献是了解古代天文知识很宝贵的资料。如浑天说和盖天说，《北史·艺术列传》载有信都芳为《四术周髀宗》作的序云：“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
唐代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方伎传》，一行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有《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特别是他撰写的《开元大衍历经》是研究古代历法学的宝贵资料。
唐人修的《开元占经》极富盛誉，《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是又可订史传之伪，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可见，方术文献对于校考古代历法是很有价值的。
占候是根据天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占候文献与天文文献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占候提要》云：“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这就告诉我们，天文文献是用以授时，确定历法；占候文献是用观物，预测吉凶。
先秦时期，梓慎、裨灶都是占候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梓慎望气就知道宋国有乱。汉代时，占候成为一门术数，谢夷吾、杨由、公沙穆、段翳都精通占候。古代专讲占候的书有汉代甘公、古申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唐代邵谔的《望气经》，清代汪宗沂的《云气占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录台秘苑》和《开元占经》。
《灵台秘苑》是北周庾秀才原撰，宋人重修。此书首列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多是占验之辞，不足为信。然而，它保存了古代天文及占候资料，有助于科技史研究。
《开元占经》的作者是唐瞿昙悉达，后人有所增补。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专述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谷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专述占特异。此书征引古籍极为浩博，保存的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方术文献。 二 医学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三 健身 气功术是一门古老的人体科学。
气功是养生修炼术，它运用意识、调节内气，使身体处于优化状态，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气功按内容分为静功和动功。
静功包括静坐功、放松功、意守功、内丹功等，方式有入静、坐忘、心斋、定观、存思、内视、守一、守窍、炼神、吐纳、行气、食气、炼气、胎息。这些功法有重复性。
静功俗称内功，要求身心保持宁静，形体位置基本不动，着重于体内的怡养。《古今图书集成》有“静功部”，载录有历代静功流派。
动功包括导引、***、太极拳，发声功、硬气功等。
动功与静功不能绝然分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先动后静，先静后动。
气功是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的结果。
人们发现，只要在疲倦或烦恼时，安静地闭目养神，放松身体，调整气息，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就会感到舒服。这，就是人通过本能而产生的静功。
人们还发现，模仿动物也是一种养生的功法。《庄子·刻意》记载：“吹习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气功是古代哲学观念的发挥和应用。先民认为，上天创造了人，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应当尊尚天道，效法自然。人只要像天地运行那样进行人体呼吸，就可以与天地同寿。
（一）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气功的主要效应是防病治病。先哲已有论述，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46《答潘叔昌》一文中谈其练功体会说：“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错，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从，收敛身心，颇觉得力。”
临床证明，气功对神经衰弱、偏瘫、坐骨神经痛、面部神经痛、支气管炎、肺结核、胃病、腹泻、便秘、直肠脱垂、肝炎、高血压、冠心病，近视眼、咽炎、糖尿病、肥胖症都有一定疗效。
为什么气功有临床疗效呢？初步的研究认为：气功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和神经兴奋，培益真气、疏通经络，调和血气。经络是沟通全身的通道，经络通则血气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灵枢·百病始生篇》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血气畅通，血中的吞噬细胞就可以顺利到达病灶，战胜疾病，提高了免疫能力，生命力旺盛。
气功还在心理上帮助患者，稳定情绪，排除杂念和胡思乱想，减少烦恼。
气功认为天人一理。为庄稼松土，土壤就可以很好吸收空气、水分和阳光。人体放松，就可消除疲劳，充分吸收氧气和营养食物，人就能够体质健康。
（二）气功可以开发智力
身体健康是开发智力的首要前提。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正常发挥智力。气功可以健身，健身可以提高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能力，以充沛的精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人们练功的过程，也就是调神、调形、调气的过程。人与外界环境协调，人体内部各机能协调，协调有利于自控和记忆力，有利于适应外部条件，有利于降低能量消耗和调动脑细胞，有利于充分的发挥潜能，以超人的能力从事脑力劳动。
人们练功之后，烦恼的情绪抛到九霄云外，心胸坦荡，情操高雅，超凡脱俗，境界一新。练功似乎耽误了时间，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练功者的工作效率一般高于非练功者。
（三）气功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
人体是生物遗传的精华。在人体细胞中，有先辈（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乃至血缘的无数辈）才智的积淀。后辈人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试想，既然人体的外貌（哪怕一个痣、一块斑、一种肤色）都可以遗传，为什么人体的智力不可以遗传呢？如果某人父辈特别擅长逻辑思维，头脑灵活，那么，某人就可能具有父辈的这种潜在能力。当然，父辈的这些能力必须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才可能遗传下来。孩子只有通过练功，才有可能开发出潜在的能力。 四 化学(1) 古代炼丹术对化学和药物学积累了经验。
炼丹的过程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炼丹的文献就是化学的原始资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欧洲人在13世纪炼出金属砷，14世纪炼出彩金（二硫化锡），比我国迟六百年。如果不是炼丹术，我们的先贤就不会在化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以汞为例，现代工业常用铅汞剂给铜镜抛光，用金银汞镀器物。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将汞（水银）从丹砂（硫代汞）中分离出来，又能将汞和硫还原为硫化汞。《抱朴子·金丹》记载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方士们又炼出红升丹（氧化汞）、甘汞（氯化亚汞）、白降丹（氯化高汞）。可是，方士们对“汞”起了许多奇妙的名称：河上姹女、铅精、琉珠、玄珠，如《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这说的是汞容易挥发。“河上姹女”代称汞。这样一些奇妙的名称，不利于炼丹术的规范化。
炼丹又称为黄白术。它可以伪造贱金属为贵金属，炼出含锌的貌似黄金的黄铜，以及含镍的类似白银的白铜。方士把铜铁等物熔于一炉，炼成黑色合金，再加上水银，使之变为白色，又加少许黄金作为酵母，使白色合金变成黄金。
这种方法叫作点金术。阿拉伯语AL－KIMIYA意为点石成金的液体，此词源于我国的“金液”一词。阿拉伯语演变为英语AL－CHEMY（炼金术），此词成为“化学”一词的词源。
汉代以前就有了冶炼黄金的书，《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唐颜师古在《汉书·郊祀志》注“黄冶”：“黄者，铸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可铸作黄金也。”
《淮南子·万毕术》记“曾青得铁则化铜”这种方法是把曾青（硫化铜）涂铁，使铜离子附着在铁的表面，使铁成伪金。实际上，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伪金，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颁布“伪黄金弃市律”。说明存在伪造黄金的现象。
《抱朴子》有《黄白》，专讲炼制黄金，说：“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又说“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先以矾水石二分，内铁器中，加炭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搅令相得，六七沸……则成上色紫磨金也。”
《太平广记》卷四引宋戴群孚《广异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待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铜造金，凡数万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伪金。
宋何芜《春渚纪闻·序丹灶》记载丹阳产铜，道士们点银为金，以救饥人。
先贤也认识到金矿产生金。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引宋寇宗《衍义》：“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麸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皆是生金，得之皆当铸炼。”金有真假，《铅汞甲庚至宝集成》：“金二十种论：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汞中金、生铁金、石金、砂子金、土碌砂子金、金母砂子金、白锡金、黑铅金、朱砂金、熟铁金、生铜金、已上二十件。唯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余外并皆是假。”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炼丹师在冶炼时，“有意栽花花不发”，没有炼出仙丹，无意中却发现了火药。托名于三国人郑思远撰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超，烧手面及屋宇者。”不同的矿物在一起冶炼，引起了爆炸，竟然烧伤了人，从这些教训中，人们总结经验，归纳出火药的配合比例，发明了可以燃烧爆炸的火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火药是唐代孙思邈发明的，依据是《道藏·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记载了“孙（思邈）真人丹经内伏硫黄法”，其文：“硫黄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沙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有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对这段文字，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唐肃宗时托名于孙思邈。何况“内伏硫黄法”未必就是制造火药的方法。
学术界现在公认最早的火药配方出自《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这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所撰的炼丹著作，内有“伏火矾法”，其文：“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炎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火药实验记录。这是写在书本上的“火药”，而炼丹师在实践中发现的火药一定比这个记载要早。
火药在唐末已经用于战争，有火药箭、霹雳炮、蔟藜火球，唐昭宗天佑元年（904），郑王番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至宋代，火药运用得就更加广泛了，11世纪编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三种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火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后来传到欧洲。火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古代的炼丹术，没有炼丹术，我国就不可能至迟在唐代就发明了火药。 四 化学(2) 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家又是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就是最突出的人物。葛洪在通过炼丹以求长生的同时，钻研医学，撰写了不少医籍：《玉函煎方》五卷、《神仙服食方》十卷、《序房内秘术》一卷、《太清神仙服食经》一卷、《服食方》4卷、《金匮药方》100卷，均佚，现仅存《肘后备急要方》4卷。他撰写的《抱朴子》有《仙药》，介绍了不少药物和药方，外科临床广为采用的红升丹、白降丹，都应归功于炼丹术。
魏晋已有人偏爱丹药，何晏、嵇康都很喜欢服用五石散（寒石散），《世说新语·言语》：“何叔平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药王孙思邈对炼丹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赤雪流珠丹是治疗良药，他记载的硫黄伏发是我国最早的火药配方。
通过炼丹，先哲对许多矿物药有了较全面的认识。《神农本草经·玉石部》介绍丹砂“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
通过炼丹，总结出一批好的药方，如太乙小还丹、混元丹、九龙丹、轻粉在临床上都有一定疗效。道人常用以救人的毒龙丹在急诊临床上也很有效。大多数丹药的效用在于刺激神经、健脑、壮阳、安神。至今，这些丹药还在医学上运用。
炼丹的经验多是口耳相传，以“无字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其中出现许多错误和神秘色彩，并且容易失传。
有文字的炼丹文献被称为丹书墨录，即以墨书写符文于朱漆之简，写作形式是口诀。《搜神记》卷一记“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入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穿，遂得神仙诀”。《云芨七签》卷六三有《金丹诀》，王维《送张道士归山诗》：“别妇留丹诀，驱鸡白云。”
至迟在汉武帝时就有方术开始撰写炼丹书籍。《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刘安门下有上千人，其中一定有炼丹高手，所述“黄白之术”就是炼丹术。可惜历史上记载得最早的这部炼丹文献已佚。
三国术士左慈从隐者得到《太清丹经》三卷、《九鼎丹经》一卷、《金液经》一卷。左慈传给葛玄，葛玄传给郑隐，郑隐传给葛洪。
南朝名医陶弘景隐居茅山，从梁天监四年（505年）至普通六年（525年）炼丹达20年，撰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黄白方》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炼化杂术》一卷，均佚。只有《本草集注》中的炼外丹资料保存于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中。
唐代名医孙思邈撰有《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龙虎乱日篇》，均佚。现存他的《太清丹经要诀》和《千金方》、《千金翼方》有一些炼丹记载。
唐代陈少微撰有《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张果撰《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丹砂诀》。现存的炼丹书大多保存于明正统年间编修的《道藏》。这些书的内容都很空泛，尤其是很少讲操作方法。以字数而论，《庚道集》有六万多字（“庚”通“金”），《九转灵砂大丹》仅一千五百字，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篇文章。
《中国丛书综录·道教类·方法》收录不少炼丹文献，有些是内丹书，有些是外丹书，有些直接以“金丹”二字命名。如宋代周无所《金丹直指》、张伯端《金丹四百字》；元代萧廷芝《金丹大成集》、陈致虚《金丹大要》；明代伍守阳《金丹要诀》《金丹就正》。
众多的炼丹书中，以《周易参同契》在《抱朴子·内篇》最重要，研习丹道者，不可不读。 五 环境学 传统风水术中的阳宅术是有关人与环境的方术，它致力于协调天、地、人的关系，目的是使人的身心健康，使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一）傍山
山体是支撑城镇村落房屋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先民的村庄总是傍山而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山从人而起，云傍马头生。”
村落与山林的关系，最好是“土包屋”，即三面群山环绕，奥中有旷，南面敞开，房屋在万树丛中的幽深之处，藏风得水，清新雅静。敞开的场地是明堂，便于活动和进出。
其次是“屋包山”，即房屋沿山坡覆盖，背枕高峰，拾级而上。
值得提出的是，住宅不要选择在山脊或山谷的出入口，以避山洪冲泻或峡口大风，也不要选择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山坡。有些陡斜地带容易产生滑坡，严重者可以导致村毁人亡。1983年3月甘肃东乡洒勒力滑坡，致使237人死亡。1985年6月湖北秭归西陵峡滑坡，吞没了457户人家的新滩古镇。
（二）近水
水是万物生机勃勃之源。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近水而居，这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民俗。
唐宋诗人写过不少赞誉近水之宅的佳句。孟浩然有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晏殊有诗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生活在水边的人，便于饮用、浇灌、捕捞。水中的负离子对人们的身体极有好处。
相地术把阳宅周围的水分为六种，一是朝水，二是环水，三是横水，四是斜流水，五是反飞水，六是直去水。前三种最好。水呈九曲腰带形，便于取用。
（三）傍山依水
山以水为脉，水以山为面。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傍山依水，最适宜人类居住。大到城镇，小到民宅，都应尽量傍山依水而建，《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唐代诗人杜甫赞美湖北襄樊形胜说：“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马鞍山突兀拔地而起，耸入长空；汉水萦绕迂曲，奔流到遥远的天边。唐代李白赞美安徽宣城形胜说：“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这是描述城镇山水。
还有描写村落住宅山水的诗。杜甫有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王安石有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老百姓乐山乐水，自得其乐。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原始社会的村落就采用了傍山依水的原则。如河北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就是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的南沼河河旁阶地上；河南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位于双洎河河湾的稍远的山岗上。可见，上古的先民已经考虑到住宅与环境的关系。
（四）坐北向南
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每年的日照以南向居多，故朝南的房屋最宜休养生息。俗语云：“向阳门第好风光”，不无道理。
民间建房多取子午向。子午向就是正南向。还有丑未向和亥巳向，分别为南偏西、南偏东的西南向和东南向。同住一栋房屋，朝南的房子和朝北的房子温差几度，住北房的人比住南房的人更容易感冒。北向房寒气重，南向房有生机，阳光照进南房，不仅温暖，还可杀菌。我们建议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房屋时，一定要多考虑朝向。这不是风水迷信，而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五）讲究美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居住在优美的环境中，心情会更舒畅，身体会更舒适。
相地术认为地形有四美。一美罗城周密。所谓罗城，就是宅的四周山水，山水拥簇为佳。二美山水内朝。三美明堂宽敞。四美一团旺气。旺气就是生机，有生机之地必然林林茂盛，五谷丰盈。
民俗讲究曲线美。清代袁枚在《与韩绍真书》云：“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纡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选择地形，应当取出抱水绕之地，以“曲径通幽处”。路要曲，桥要曲，廊要曲。曲意味着平缓、含蓄、有情。
民众以土地肥沃为美。《管子·地》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国，就是都城。都城必须选择在相对平坦的地面，四周土地宜于耕种，才能使城市发展起来。
以上原则可以一言蔽之：居住地点最好选择在优美的、向阳的、傍山依水的地带，这样的地带最宜居住和发展。 方士与中国社会 一 方士的社会观(1) 方士的社会观是社会神秘主义。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学者明确提出过社会神秘主义这一概念。其实，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尤为应当研究的课题。
社会神秘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广义言之，如社会的形成结构、功能、起源、发展、进步、理想、生活等。狭义言之，就是人与人相互调适问题。社会神秘主义是有关社会问题的神秘主义，它试图用神秘主义对社会的定义、结构、功能、转型等作出解释，探究社会变化出现的先决条件、发展规律的法则，预测社会的未来，构建出神人一体的社会模式。
社会神秘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像自然神秘主义那样偏重于天·人·天地的关系；也不像内修神秘主义那样偏重于人体修炼；也不局限于孤独的静思和默想。
社会神秘主义是着眼于社会的、非理性的一种世界观，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学说。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入世性，即以积极的态度去认识社会、说明社会、塑造社会。尽管路径不一定正确，但却在想社会所想，急社会所急，勇于创造，敢于实践。二是功能性，即对社会进程发生积极或消极作用，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当其麻醉性强化时，就呈负功能；当其兴奋性突出时，就呈正功能。三是民族性，即每个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色，异彩纷呈。
社会神秘主义在方法上有两点特殊性：一是侧重于历史的审视，把超自然、超人的某种力量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二是注重主观性思维，凭感觉、靠幻想，神化社会问题。它既有客观唯心主义成分，也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谁操纵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发展构成了历史，经济是决定的因素。社会神秘主义认为历史是神秘的表现形式，由上帝、释迦牟尼、太上老君之类的神主宰。可见，社会神秘主义是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神秘主义有虚实之别。有些思想，从表面上看是神秘主义，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层面油，本质上是其他的东西。中国历代农民战争都用神秘主义作为工具和掩体，但农民革命的思想是不能等同于社会神秘主义的。即使是一些思想家，在他们著述的字里行间不时谈论神秘主义，如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但本质上却在宣传历史进化论或社会改革思想。王树人先生说过：“在专制主义的寒光下，一切叛逆者在著述时都不同程度地涂上一些保护色。例如，就连布鲁诺这样大无畏的叛逆者都在他的学说中也充满了泛神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