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乱弹]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_北京老蟹王
_只看楼主
[野史乱弹]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
共7页 2 直接到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07 10:12:59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39)
明朝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措施，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一些。
除了国子监福利待遇相当好以外，在地方上，府、州、县、卫所，都建有儒学校，像叶伯巨这样的朝廷委派的教官全国就有4200余员。
师生在伙食上待遇是一样的，政府每月免费提供每人米六斗，一年就是7.2石。
这个供应量如果让丰伯龙和丰伯虎的盐碱地田提供的话，我们按照每亩能打5斗粮食(一个可怜的数据，只能种耐旱和盐碱的谷子和黍子，一亩只能产50、60斤)计算，全部拿出来供应学生，即便不计成本每耕作15亩才供得上一个人的口粮。全县有20个名额，这样就需要300亩学田。
在整个明代，山阴县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1万人，就几千人光景，原因将在后面讲。我们按1万人计算，则“公助免费教育”比例是千分之二。当时女孩多不读书，被排除在免费教育之外，只针对男性，这样免费教育比例上升为千分之四。
21世纪的山阴县，人口上升到25万左右。如果按照明朝制度，以千分之四比例计算，当地应该有1000名学生，享受不但免费，而且每月发口粮生活费的幸福受教育生活！
可是现代社会，全国那一个地方能享受到这种福利？没有！老老实实交学费、吃饭请到食堂刷卡，没钱交，想白吃，没门！不少学校还准备靠这实现教育产业化，捞钱呢！
其他发达国家有没有？没听说！大不了只是公立学校免了你的学费，你难道还要让大学负担你的生活费？除非那是军校！
了解了这些细节，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还有资格俯视明人吗？还有脸蔑视明人吗？
别让有出息的孩子读不起书，朱元璋这厮知道这个道理！口号不多，但是真抓实干！比我们一天到晚喊口号似乎要好得多！如“再穷不能穷教育”，“一定要达到GDP的4%”之类！
另外，鱼呀、肉呀还要给学生们定期供应，加强营养。这样，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生，也可以去好好念书，最起码不至于成为父母的沉重负担。根本不像现在有些孩子，担心自己考取了大学，却没有钱去念的局面！
这里再说说教育界的薪酬待遇。府、州、县的教育局局长，比如大同府的叫做教授，应州的叫做学正，山阴县的叫做教谕，各设立1名。从九品，年薪60石。
训导是教育一把手的助手，数量配备是，大同府4名，应州3名，山阴县2名。属于从九品以下探不着级别的，所以叫做未入流，年薪36石，不过咋说也是公家人。别小看，这点收入。这需要丰伯龙、丰伯虎等青年农民在盐碱地里耕种72亩。这基本上已接近一个农民的劳动极限。受不了种地的苦，当个未入流也不错。难怪，愿意当官的比愿意当农民的多！
教育界和政界再比比，知县正七品，年俸90石，知府正四品，288石。看，薪酬待遇差距就这样拉开了。布政使从二品576石，工资就更高了。而中央级一品大员，则是1044石，羡慕吧！
即便历来大家公认明朝官员的工资比较低！但与***时代相比，拉的差距还是要大得多。1960-198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工人，每月32元，工龄长一点的技术干部工资56或者62元，而一品大员周恩来的工资是400.80元，最高领袖***的工资是404.80元，比不上明朝的一个省级干部布政使！
话扯远了，还是谈谈明代儒学的学生吧！
学生有吃有喝，但是没有零花钱的，可以理解，也不能让学生们太舒服，否则他们将没有刻苦学习的动力了。不过，即便如此，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家庭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进不了20个公助名额之内，当个附学生，也没什么打紧，反正不交学费，放学以后，走路回家吃自己家的饭。
只有大户人家或者是离县城太远的村子，才去读私塾。那是市场经济，民办教育，要掏学费的，老师靠这笔收入来养活一家老小。
县儒学的教学内容也不是一条到晚摇头晃脑念“八股”，那是某些历史学家的污蔑。“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中国传统《九章算术》中的方田、粟米、盈不足、鸡兔等问题也不是随便那个人都能很快过关的。
城东还有一个练习射箭用的靶场，学生们可以练练射箭等。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明朝带兵的一些重要决策岗位如总督之类，可由文人担任的原因。以指挥打仗出名的于谦、王阳明、杨博、熊廷弼、袁崇焕等人都是文人出身，可是你要是把他们当成文弱书生你就错了。有的也是体魄强健，挽弓不弱于职业武将！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08 16:03:22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0)
除了教育上的福利以外，养老、丧葬、赈灾上的福利也值得提一下！
这都是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杀人魔王”的朱元璋手里建立的。
养老方面，当时采取的是居家养老，由子女养老送终，这是主要形式。对子女来说，是为孝道！
有儿女的人家，可以坐享天伦之乐。而没有子女的老人，则由政府设立的“养济院”来负责照料，每月给粮，那是白给。老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劳作的能力，由政府出资养起来，是一项重大福利制度。
“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爵连禄走，就是说，不管有无子女，高龄老人还给一份进一步的“高龄津贴”。
大家看看，全社会形成一种尊老敬老的风气，老人老有所养，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社会成熟文明的标志！
正当笔者行文到此，忽然网上出了这么一条消息。“高龄津贴仅京津等六地达标 部分省份装糊涂！”，达标的标准是“全省统一发文、80岁以上、按月发放”三个标准。可是，“2010年4月1日，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程寨村85岁的程保平老人，因儿子去世后无人照料而活活饿死。4月9日，北京市通州区张辛庄村80多岁的老人柴玉吉饿死家中，尽管她有四个儿子。”
让我们记住这达标的6个省份（民政部资料），分别是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云南和宁夏。那么其他所谓的经济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广东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建国60多年，公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不是没有钱，可是“高龄津贴制度”，民政部推动起来还是那么艰难，大量的地方政府舍不得出钱出力。居然还在摸索之中，还有那么多的漏洞，对此我们对比一下朱元璋，实在是应该感到汗颜！
如果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出现高龄老人被活活饿死的事情，我想，朱元璋又要追究责任人，开刀杀人了！
照顾老人，也不是按月给点钱那么简单！有子女的子女要负责，没子女的政府要派专人负责！老人群体不能被社会遗忘，遗忘就是一种犯罪！
在土地私有制体系下，很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无产者没有土地，死了都没地埋！有的人被逼无奈，推行起了水葬和火葬，不占用土地啊！
丧葬，这一点对于朱元璋来说，感受可谓是刻骨铭心！
当年他的父亲朱五四等亲人因灾病去世，穷得买不起坟地，也找不到可埋的地方。朱元璋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和自己的哥哥哭得死去活来，也无济于事。总算哭得村里一位好心人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一小块地，但是最后连棺材板也买不起，裹了几件衣服，胡乱埋了。
活不起，死也死不起！这就是穷人的悲惨生活。
洪武三年(1370)，已经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朱元璋命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取名漏泽园。并禁止了水葬和火葬。
朱元璋出身贫苦，可谓是苦大仇深，史载，“立法多右贫抑富”！
赈灾的力度和速度，对于赈灾的效果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在平日应该储存及时快速反应的实力。一旦发生灾害，朱元璋的第一反应是免税。夏税、秋粮一起免掉，减轻人民负担。然后，进一步则政府开仓贷米，有借有还。如果灾害更重，米钞则干脆就是白给，免费发放了！有一个梯级处理机制！
发放标准是，“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成年人6斗，未成年人3斗，5岁以下不享受，吃大人的。
一旦因天灾出现要饭等流民，则派工部火速盖房，建立难民营，依其籍贯分片，由养济院出面管理，没户口的则收养到“蜡烛、幡竿二寺”。
对于粮食市场，为防止天灾时大幅波动，朱元璋也有对策。首都和通州的仓米，平价出粜，防止被市场奸商炒做。还通过提前发工资，出俸粮，以压低米价。
救灾如救火，时间很关键。有一年，湖北水灾，派了户部主事赵乾去赈灾，磨蹭了半年，救灾还是没有到位，灾害效果被放大，朱元璋怒而诛之。
山东青州因旱灾而遭遇大面积蝗灾，当地官员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前程，压住没报。后来抓起来喀嚓了！而且，朱元璋特别允许，一旦出现饥荒，地方政府可以先出米救灾，再向上报告，以避免耽搁时间。
社会进步到今天，借助于强大快捷的通讯工具和交通运输工具，我们现在救灾的力度和速度与朱元璋时代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平时，对于赈灾实力的储存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对于应对长时间、大规模的特大灾害，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11 01:22:16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1)
我们前面对比了生活在洪武十一年的几个青年，富二代晋王朱冈，还有丰伯龙、丰伯虎等穷二代。
其实在草原上，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
这就是脱古思帖木儿，也就是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生儿子，买的里八剌。当然，现在“买的里八剌”已经成了一个曾用名，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也意味着被俘的耻辱。买的里八剌于洪武三年（1370）在应昌被俘时，年仅9岁，同他一起被俘虏的还有其母脱忽思后。对于他们，老朱还是比较照顾的。
洪武七年（1374年），买的里八剌作为元朝最合法的继承人被送还漠北，当时王保保还在世！
很容易理解，这是朱元璋的攻心战，与大陆政府修缮蒋介石的祖坟基本属于同一善举。目的是搞好关系，寻求对方的彻底臣服，以统一国家。
但是，要一个曾高高在上的前政权臣服，难度是很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心理上，他老觉得比你高级，老子曾经领导过你，现在接受你的领导那是一种耻辱！比如今天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能够培养并让民进党上台，自己下野没饭吃，恨不得要卖楼卖党产，也不愿意接受大陆政权的领导。重新上台以后，仍然如此，这种顽固的高级心理可见一斑。
买的里八剌为了纪念其母亲脱忽思后，改名脱古思帖木儿。这次改名使得历史一片混乱。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元帝爱猷识理达腊卒，刚满16岁的脱古思帖木儿继帝位，改元“天元”，是为元益宗。显然，朱元璋对于这个曾经当过大明崇礼侯的脱古思帖木儿寄予厚望，亲自撰写了悼念爱猷识理达腊的文章，六月又遣使吊祭。做足了统战功夫！结果，脱古思帖木儿不为所动！
我们来检阅一下现在元朝的势力。岭北行省、辽阳行省、云南行省还控制在手里。云南行省元梁王把匝剌瓦尔，此人也是忽必烈后裔，决无二心。辽阳行省的纳哈出，乃是名臣木华黎之后，知兵善战。这时间的元朝，控弦之士不下50万（包括汉族部队），单单辽阳行省的纳哈出麾下就有20多万，内地还有大批同情者。尽管王保保已逝，但故元实力依然不可小瞧。
但是，稚嫩的脱古思帖木儿缺乏政治手腕，难以摆平残元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内部冲突不断，甚至导致了一批忠心不二的汉族将领，出现在草原上难以立足的局面。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12 08:24:19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2)
大家都看过《湘西剿匪记》，就像片中描述的那样，人民解放军50年代初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将南方一带的土匪尽数剿灭，这其中不乏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时，委任的各种司令！土匪作战大多采取游击战，然而碰到游击战的祖师爷---解放军，就不灵了，土崩瓦解！
前政权的支持者，在国土上顽强生存，以武装形式存续反政府力量，并非是只有人民解放军碰到的事情。朱元璋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在山西境内，而是还是腹心地区太原府，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支队伍，与新统治者明军相对抗。这就是“四大王游击队”！四大王，失其名，山西静乐人，据说是元朝宗室，但也不排除是忠于前政权的某汉人的绰号，但可以肯定，此人是个地道山西人，熟悉当地的语言、生活、地形，否则根本无法生存。
洪武初年，明军控制山西，四大王等人开始盘踞在山西静乐、岢岚一带的芦芽山中，结塞自固，追随者有哈剌张、马伯僧、马胜等。明军太原指挥程桂等人，奉命统重兵攻破了山寨。结果，四大王又率众打起了游击战，忽东忽西，辗转于芦芽山、太行山中，动不动抢掠一下官仓。直到洪武十一年，官军依然屡捕不获，让朱元璋十分操心。
这时的“四大王游击队” 已经不满200人，在大山里生存十分困难，但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
有一年，朱元璋得到情报，这支部队突然多了15匹战马！朱元璋震怒，由于“四大王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太原府辖区内，结果太原都司压力极大，急忙又建立了宁化镇守御千户所，由唐诚吉千户带着本部人马进驻，专门负责“剿匪”事宜。如何剿灭这批敌对势力，明军可是煞费苦心。
就在官军进攻四大王的芦芽山根据地的那一年，四大王逃脱，明军遂在周边捕获了大批老百姓。由于怀疑这些老百姓通匪，地方官将其押解到南京，接着就准备走法律程序开刀问斩了。
而在此紧急关头，平素大家心目中杀人不眨眼，维护法律毫不容情的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把这些人给放了，还发给回家的路费。朱元璋认为，抓老百姓会越抓越多，只会对四大王有利，如果把这些人杀掉，恰恰是把山西老百姓推向了四大王。
如何扫灭四大王，民心的争夺更重要。看来，朱元璋的见识还是高群臣一筹。
那么这支“四大王游击队”对于当时已经开展的山西移民工作有没有影响呢？当然是肯定的。
朱元璋就曾决定将太原府四大王活动地区附近因战乱归乡复业的老百姓又尽数迁徙到江淮地区。“骚动四千里之地，鸡犬不得宁息。”叶伯巨万言书中曾陈述了强烈的批评意见。
但不管怎么说，武装封锁，撤离百姓，“四大王游击队”的处境自然是更加艰难了。
芦芽山中有一种野鸡，叫做褐马鸡，现在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与大熊猫一样珍贵。这种鸡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善斗，斗死方休！四大王难道是想学习褐马鸡吗？
然而，四大王终归没有斗死方休！四大王在山西的游击生活一直坚持到了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那时，山西老百姓的生活在朱元璋的治理下，修复了改朝换代的阵痛，逐渐安居乐业。老百姓对于前政权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四大王失去了最后的群众基础。草原上脱古思帖木儿统治下的元政权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对于四大王等人也没有了号召力，让他们丧失了最后的信心。
这样，四大王的部众日益离散，纷纷回乡务农，“大哥，额们回家种地去了！”
他见大势已去，也只得到太原晋王府投降，最后被人送到南京。朱元璋接见了此人，觉得此人也是个忠义之人，而且能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么多年，极为罕见，便没怎么怪罪，让他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这样，他20多年的游击生涯才终于结束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由陈毅等人率领，在南方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斗争，而四大王居然坚持了20多年，确属罕见！
朱元璋，在山西耗费了20多年的时间，运用全方位的战略，方才彻底解决四大王。这让他，谋划进一步打击元政权，以实现统一国家的目标，时机进一步成熟了。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14 01:13:43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3)
在古代，当个农民，除了要种好地，按章纳税纳粮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服“徭役”。
什么叫服“徭役”呢？就是在农闲时节，农民直接为政府提供无偿劳务。并且这是农民必须要尽的义务！明代规定，男子16岁为成丁，一直到60岁，这段年龄都有服徭役的义务，年龄跨度是44年。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除了千家万户的小家庭以外，还有不少公共工程，比如，城防、堤防、渠道、道路等，需要每年进行修建、维护，这需要大量劳动力。
这时，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有两种方法。
一，为了完成某一项工程，政府命令农民各家各户派出成年壮劳力，自带干粮，在政府指挥下，从事劳动。直到把工程修完，这期间，政府基本不涉及到钱。
二，由政府向纳税人农民征收某一项工程的专项税收，要钱！等有了钱以后，然后招募专门的工人，进行劳动，实行有偿劳动服务，要给工人发工资，直到把这笔钱正好花完，恰好工程完工。
那一种方法更好呢？有的朋友可能就说，后一种方法好，这像是我们现在的搞法。商品经济，市场化运作，专业，高效，速度快。政府从民间收税，再花钱雇人，雇公司来干！
真是这样简单吗？并非如此，这要区分各种情况。相比较而言，
第一种方法最为节约成本！他把中间可能产生的成本都给压缩掉了，知县想贪污受贿都没有机会。知县发愁的是，征集壮年劳力是否顺利？群众是否对工程有抵触情绪？怎样做到劳动任务的公平负担？总之，是没有市场机制的，甚至不需要看见一文钱！
第二种方法就比较复杂了，这种专项税收是否能顺利地收将上来？是否有交不起的？是否有有钱就是抗住不交的？收取过程是否公平？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收税的成本！再招募专门的工人或者施工队，实行有偿劳动服务，给工人发工资，施工队老板还要赚取一笔钱，平进平出谁干啊？这增加了一个施工成本！如果知县、县丞看到这是个捞钱的好机会，向施工队老板暗中索取回扣，自然是加到工程款项里头，这样又多了一项灰色的成本。为了增加各个环节的利润，整个工程款往往会在默契中定得很高，又进一步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这是市场机制的搞法。
在明朝初年，是以非市场机制为主的。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17 03:44:48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4)
明代的城市建设
农闲时节，丰伯龙、丰伯虎兄弟要去服“徭役”了，任务是听从山阴知县蒋文焕同志的指挥，去参加修筑山阴县的县城。除了修筑城墙之外，还要进一步修建县衙、县学、粮仓、城内道路、城隍庙、接官亭、社稷坛、驻军房屋等建筑。蒋文焕同志这时会作出精心地安排和计算。当然，这些都将成为他的政绩！
因为历史会这样记下，“知县蒋文焕修县城、县衙、县学、粮仓等等。。。。。。”
实际上，我们知道真正的劳动者是像丰伯龙、丰伯虎兄弟这样的两、三千农民朋友！蒋文焕只是一个组织者。但是，没有知县蒋文焕的组织和规划，也没人想起来会主动去修啊！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事情呢！开荒、盖房、砌院墙、垒猪圈，事情永远也忙不完。
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干一件有益于大家的大事，如城防、水利、道路等，这就是政府的作用！如果哪一天，大家组织不起来，公共的事情没人关心，或者没人组织，即使组织也推三阻四没人来，这只能说明基层的政权瘫痪了！要出大问题！
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老百姓知道城防的意义，而且知道城墙越结实，战争状态下，老百姓躲在里面越安全。因此，他们比生活在和平岁月的人们干起活儿来卖力的多！认真的多！
按照知县蒋文焕的规划，山阴新县城周长4里。东西、南北各长1里。城墙高2.5丈。限于条件，先修成夯土城，今后有了条件，再进一步包砖！
夯筑城墙的黄土（亚粘土），一定要用筛子筛过，保证细度，不得让石头、破砖、瓦片等混入。之后，这些土要先加热炒过，这样由生土变成熟土！为什么要这样干？这是要杀灭混在土中的植物种子和虫卵，它们都是破坏城墙的罪魁祸首。有了熟土以后，再用米汤（小米稀饭）作为粘合剂，拌在一起，有机物可以在泥内生长，形成一种微观结晶框架，再施以外力夯实，这样城墙就相当结实了。即便裸露在外，风吹日晒雨淋也可寸草不生。而且，本来黄土的直立性就很好，灌了米汤以后，更是如虎添翼。
山阴城修成以后，实长4里137步！这个长度在明朝修建的县级城市中只应该算是个一般水平！
相对于山阴县当时不足1万的人口，东边的应州城，则是人口多，级别高，历史悠久，所以应州城则修为6里18步。那么应州境内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口呢？其实也不多， 2万人左右，洪武24年的统计数字为27966人。
作为州城，还有比应州城更大的，与山阴县隔雁门关相望的代州城，周长则是8里185步。
大同镇城，周长13里，现代测量是7270.7米。太原府城，省内其他城市都比不了，周24里，高3丈5尺，外包砖，池（护城河）深3丈。
晋中的榆次，也是个县级城市，今天而言，比山阴县知名度高得多，但是当年也不算大，城墙的周长是5里30步，高3丈。2003年夏，非典时期，“榆次老城”项目正在进行中，笔者涉及其中，曾去看过，县衙、城隍庙已然恢复，但城墙只恢复了西门。
是不是县级城市只能把城墙修在周长6里以下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著名的平遥古城，当时也不过是属于汾州管辖下的一个县城，但是周长“12里8分4厘”，“高3丈2尺”（见《平遥县志》）。现代实测，平遥城墙总周长6162.7米，墙高10米，垛堞高2米，顶宽3—5米，城内面积约2.25平方公里。面积是山阴城的差不多9倍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这说明，级别有时不是最重要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数量、经济繁荣程度对于城市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明代，平遥县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8万人左右，商业发达，很多人脱离农业生产，进入二、三产业，过着城市生活，自然也需要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军事防御城池，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了。
难道人口多，就一定城池大吗？也不一定，比如著名的洪洞县，明朝初年人口比平遥县还略多一点，能达到9万人上下。但是，有一点很令人震惊，居然没有城池！直到明正统14年北方边警时，才仓促修了一座土城，周长才5里多。很明显，与平遥相比，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洪洞是个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农业县！
修城，开门也是很讲究的，比如太原城，开门为8个，东西南北各2门，很气派，很规整。而山阴县城则根本不设北门，只在东、南、西三面各开1个门，东门叫做永泰门，南门叫做宿峰门，西门叫做靖远门。在本应修建北门的位置，城墙上盖了一间真武庙。角楼四，警雉八。三个正门，还各修建有一个小瓮城。
即便是山阴城的4里167步，土方量也是不小的！我们按照其“基阔三丈八尺，顶二丈，高二丈五尺。”的数据，大致计算一下，
当然算之前，先掌握这些数据，明代1丈=3.11米，一步长163．25厘米，1里 = 150丈。
（上底6.22米+下底11.818米）×高7.775米×总长2139米
=149992.5立方米，
所以，大致可得土石方量为15万立方。城墙拐角、马面、瓮城等处难于精确。我们以山阴县能抽调2500个壮劳力计算，每人工作量为60方。
算一算，就知道，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山阴城城墙修得很结实，解放以后，城墙失去军事实用价值，城砖被老百姓扒掉盖了学校，墙体全部裸露。60、70年代，老百姓铲城墙的土垫羊圈，垫毛厕！80年代以后，农村群众沿城墙盖房，连原来的夯土土墙体也掏掉，垫了房基，墙体日益萎缩。一直还存在到80年代的南门门洞，由于妨碍交通，墙体剥蚀，最终也被拆掉了。
这就是蒋文焕知县和山阴县两三千像丰伯龙、丰伯虎这样的农民朋友修建的山阴城城墙的最后命运！
现在，你要去看，已经越来越难窥当年的面貌。
山阴城城墙的命运，也象征着一个古代县级城市的衰落！
事因难能，故而可贵，平遥古城能保持到现在，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幸事。
很多事物，失去了，才知道可贵！近年来，为了追寻一点点城市文化，太原复建了小北门，大同市则花巨资试图恢复原有13里镇城的风貌！亡羊补牢，不知晚否？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19 02:38:33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5)
明代的户口制度
2010年3月1日，以《南方都市报》为首的《经济观察报》等十三家媒体，突然同时发力，对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注：1958年起）展开抨击，但不久，即藐无声息。有人指出，该举意在“土地私有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拥有一个城市户口，那是户籍为农户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考上大学，国家就会分配工作，那就是公家人，就是市民户，就可以穿皮鞋！否则就得穿草鞋下地劳动！当时的一个城市户口，同时捆绑了如免费福利分房、副食品供应、粮食供应、公费医疗、子女上学就业等一系列福利，能不让人羡慕吗？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城市户口价值明显下降了，甚至连大学***的含金量也下降了。什么资历、***、工龄、党员、科技人员、退伍军人等论资排辈的条件都不管了，大多数福利被市场化了，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化，只认有没有“钱”？只是在特大城市，还残存着一些明显的好处，如购买经济适用房、子女教育等。
而农村户口，悄悄地，渐渐地变成了香饽饽，因为这意味着土地、资源的分配权！许多北京京郊农民土地被征用后，不但分了两三套的安置房，还立马成了几百万元的富翁，开上了轿车，令城里下岗的工人老大哥羡慕不已！
总之，想通过一个空空如也的城市户口忽悠农民放弃土地，那是说啥也不干的！不要你的烂城市户口，没用！我不傻！倒是一个城里人想变成农村户，这是给村里出难题！干部们开会多次估计也通不过！明摆着，多进一个人就会多分走一块利益嘛！
户口和财产利益一挂钩，势必会把事情弄复杂，并且延伸到各个利益体！最后又进行复杂的利益较量，耍弄种种手腕，这是经济社会利益纠结的必然。有时处理起来很让人头疼！
那么，明朝的户口制度是如何管理的呢？我们是否能从中悟出点东西呢？
朱元璋时代，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户口管理相当严格，因为这紧紧联系着国家的税收，能不严格吗？
老百姓必须要有户帖，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我们可以看看丰伯龙同志家的户帖：
姓名：丰伯龙
年龄：24岁
原籍：山西孝义
现籍：山西山阴县西小河村
家庭成员：徐氏
年龄：20岁
与户主关系：夫妻
子息1人，尚幼
家庭财产：正房三间、碾房一间、下等薄田300亩；驴一头，牛一头！
明代***的“一绝”是，家庭财产要登记，这也是社会对你财产所有权的承认！同时也是衡量你纳税额的一个重要依据。弟弟，丰伯虎，那算是另一家，同样又是一份户帖，是不能跟哥哥混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的***，则没有这项职能，无论你从某位同志的***还是***，都很难查清他的真实资产！这是与明代很大一个不同！管理比较缺失！建议要向老朱同志学习！
户帖，由知县盖了章以后，由老百姓自己保存。还有一本装订成册的就是户籍，复制后由各级政府保存。分别是中央政府的户部一册，山西省布政司一册、大同府一册、山阴县一册。其他，天下各省、府、县依然。这样，数量最集中，最多的就是中央户部。
可以说，如果老朱有心了解一个青年农民的家庭财产情况，比如丰伯龙家的，可以通知南京户部从户籍中抽出山阴县的那一册，只需随手一查，就能一目了然。我们今天能做到吗？
洪武十四年，老朱又改革了一下，这是听取了试户部尚书范敏的意见，推行了里甲制度。别小看这些，这比今天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还要严密！
每110户编为一里，劳力多产粮多的前10户为里长，其他100户划分为10甲，每甲10人。每年需要出徭役的时节，这个里呢，要派出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还有其他9人，共11人去负担出工等责任。10个甲一甲负责一年，大家排着班，叫做“排年”。这样，每年有90%的老百姓不必再惊扰，保护了乡间农业生产和正常秩序的生活。鳏寡孤独，属于特殊困难家庭，负担不了徭役的，可免，但是必须记录，叫做“畸零”。
那我是河南少林寺的和尚，与世界无争，也有从业许可证度牒，那应该没事了吧！不行，你有没有耕地呢？有，还是几千亩，对不起，也得编入户籍。没耕地的和尚呢，可免徭役，但是必须记录，也叫“畸零”。
每里110户可以编为一册，图文并茂，每10年修订一回，也相当于人口普查一回。住在城内的，叫做某某坊，离城不远的叫做某某厢，乡下就是某某里。用这三者可区分城市化的不同程度。
西小河村属于安居里，呵呵，安居乐业，这个名字不错！
由于户部的户籍册封面是***的，大家把它称之为“黄册”，全国报上来，那是1万多册啊，一大堆！ 藏在南京后湖的东西二库。碰到祭祀等场合，还要拿出来供奉一下。由于黄册数量太多，为了征税、编徭的方便实用，户部又专门弄出一个白册。
每年，户科给事中1人、御史2人、户部主事4人，共计7人，拎着算盘，噼里啪啦，核对错误。这可很关键啊，相当于今天的税务专管员，以及国家税务局稽查分局。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20 06:01:39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6)
有的朋友很推崇一种自由迁徙的生活，北京住住，不爽，到上海去；上海住住，不爽，到海南去。
这种人，明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流民”！
“流民”太多，现在是繁荣的表现，那时是官员的耻辱！
因为朱元璋要追究，为什么他们在你那里过得不爽？悄悄搬走了？这时，父母官的好日子估计就到头了！
而户口一旦登记，政府规定，是不能自由迁徙的！这就是籍贯！你到底是哪里的？要说清楚！
把人们紧紧约束在某一个地方！现代朋友往往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太不人道了吧。
其实很简单！你在北京注册一个公司，税还没交，你能搬到上海去吗？你在美国注册个公司，税还没交，你能搬到中国来吗？不论是哪里，都满足不了你！都不行！
这样，明朝为什么会这样定规矩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户口和国家义务一结合，当然就不允许你随意搬家了。否则，一切都乱了套！
再比如，服徭役，十年才轮到一回，有九年没轮到你，眼看第十年要轮到了，可是你拍拍屁股，喊了一声，“哥们，拜拜，我搬家到外地去了！”不等地方官出面，估计邻居的唾沫星子就把你淹死了！你还有没有道德？
除此之外，户口还分为三等，民籍，军籍，匠籍；还有一类，没好意思写进来，就是乐户。
民籍，那是属于或农或商，自负盈亏型，自己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
军籍、匠籍，军是指的职业军人，匠是指的技术工人，那干活国家是要支付工资的，属于“公家人”！
民籍、军籍、匠籍，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不允许你来回变，政府需要稳定。相当于农户、城市户不能来回变。如果孩子出息，学习好，无论是民籍、军籍、匠籍，都能考试当官，甚至进中央，不影响的。
学习好，有出息的，总是少数，这是考试的筛选机制决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可能的结果是，军人的儿子还是军人，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商人的儿子还是商人，技术工人的儿子还是技术工人。
从小，耳濡目染，就开始接触职业教育了，这比现在的大学生，等毕业时，念了一肚子书，还没有掌握一门职业技能要好些！
民籍、军籍、匠籍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
比如丰伯龙他们家，属于民籍，户口属于户部、布政司、府、县这条线管理；
比如戚继光他们家，属于军籍，户口属于兵部管理，然后是都司、卫所这条线，你到户部查他的户口，保证查不着！
再比如，修建***的工程师蒯祥，那属于匠籍，技术工人，那是属于工部直接管理的。
军籍的好处是，能接班，能世袭。戚继光的老爷爷明朝初年立过功，这样子孙们，只要不呆不傻，上来就是卫指挥佥事，相当于现在的副师长。戚继光后来能成名，起点很重要！而一般军人家的孩子，从士兵干起，虽然积累功劳也能当到二品总兵，但是风险很大，很多能人，运气差了点，不等升官，就在百户（连长）、千户（团长），这样的岗位战死了。卫指挥使首长（师长）、卫指挥佥事首长（副师长）？一般人爬到这个位置就得奋斗若干年，不是那么好上的！
各个人群，还都有牢骚，一般是不公开说的，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看着人家好！
军籍的人，这样说，妈妈的，老子这是高风险职业呀，会死人的，老子死完了，儿子死，没完没了。看人家农民，虽然干活累点，安全啊！羡慕中！
民籍的人，这样说，我们多累呀，一天到晚，风吹日晒雨淋，脸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不易啊，那像人家军人和技术工人，屁股往那一坐，到点政府就得发粮食发工资！旱涝保收，羡慕中！
匠籍的人，居然也在羡慕别人，一年从春到冬，没个休息的时候，累死我了，看看人家农民多好，一到秋收以后，就放了大假，玩个小半年。即便农闲要出徭役，十年才轮到一回，羡慕中！
别看互相羡慕，但有一类人，他们三者都是坚决不羡慕的。这就是乐户！
明朝的乐户，说好听点相当于今天的歌星，是艺术家；说不好听点，那就是***！和拉皮条的！
是大家玩乐的对象，地位低啊！女孩还稍好一点，男孩被强迫戴上绿头巾，作为区别普通平民的标志。今天人们所说的“戴绿帽子”就是这么来的。
女孩、妇女大多唱歌跳舞说说笑话，卖艺，卖身为业，收取报酬！作为老公、父亲、兄长、小弟的男子只能在门外干等！简直没什么尊严！是属于被人“下看”的一类人。乐户的妇女，有的民籍的人愿意娶来作老婆的，可以脱籍，随夫改成民籍，但也往往为世俗所轻视。敢娶乐户女子的人，也不得不承受世俗的白眼和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万历二十一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最后投江而死，小李（李甲）心理崩溃，心志不成熟是主因！他爸爸是省级干部，布政使！自己是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虽然是他爸爸拿钱买的，相当于现在的赞助生。而杜十娘人长地特别漂亮，北京名妓，但十三岁就被人破了瓜，千人骑，万人上，这是不可改变的经历。作为浙江绍兴府的书香门第，接受这么一个年仅20岁的乐户女子，难啊！当然，也有不少人顶住压力，不在乎的！
女子可以上岸，但是乐户中的男子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人也许不缺“性”，但一辈子娶不到老婆。
你想，民籍中的女儿，谁愿意嫁给乐户啊？这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嘛！
所以，只能还是在乐户群里找！机会就会小得多，总之，一辈子笙歌乐舞，但是很凄惨的！
而乐户的小孩再聪明，再出息，想念书，想作官，门都没有！
有一年，太原一乐户家，出了一个神童，很聪明，长得也很可爱，大家很喜欢他，想给他改改户口，从乐户改成民籍，这样他就能进公办儒学，正正规规念书了，说不定还能考学当官，人们大多持玉成此事的态度，中国人的善良天性使然。
但是希望很快破灭，来自浙江的某位提学大人（相当于教委主任），大发雷霆，这怎么可以！
你们大家都昏了头了，一个乐户的孩子怎么能进太原府儒学念书？你们还有没有原则？
碰上这种老顽固，大伙儿能有什么办法，晋王出来求情都没用，只得作罢！
若干年后，这个孩子估计是唱唱小曲，弹弹琵琶，或者是站在门外，等老婆在屋里卖，估计就是这种结局！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21 18:38:53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7)
到洪武十三年（1380），北平府附近的50万山西移民已搬来了9年之久，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安居乐业。而就在这一年，北平来了一个重要人物，未来的若干年，这个人将深深地影响到大伙儿的家庭和命运。
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的一天，徐达的小女婿燕王朱棣，携带家眷徐氏，抱着两岁的胖儿子朱高炽，就藩于北平（今北京）。藩王之国，是长大***独立的标志，燕王朱棣时年仅20岁。老丈人徐达已经在这里等了他10几年了，盼着他长大***，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准确说，徐达所有的经营筹划说到底，都是为自己的这个小女婿预备的，而胖乎乎的小外孙朱高炽，更是让长期坐镇北平的大将军徐达得享天伦之乐。
朱棣的案例说明，一个人要成功，有个好爹虽然占据优势，有个好丈人也是顶重要的，朱元璋+徐达组合，无疑是当时大明王朝最强悍的组合，其他王子的老丈人是无人能比的，即便是太子朱标的岳父常遇春也是比不得的，常遇春生前就一直屈居徐达之下，何况已经撒手人寰了呢。笔者个人认为，燕王朱棣后来能有实力夺取天下，与此很有关系。阅读明史，忽略徐达的力量和影响，那是绝对要犯错误的。
就在两个月前，朱元璋+徐达组合，解决了一个重要人物，中书省首脑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胡惟庸。爆出大明王朝第一起重大“权力震荡”，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一，过年啊，普天同庆。南京明皇宫奉天殿，老朱正接受群臣朝贺，然后是大宴群臣，大臣们的太太们则到坤宁宫拜见皇后马大脚，一起吃饭。胡惟庸夫妇都排在群臣和命妇之首，但是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他们，忐忑不安，心事重重！
不久前的腊月时分，南京城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胡惟庸之子骑马逛市场，马突然受惊在街上狂奔，风驰电掣中，人们急忙避闪，这胡公子在马上也失去了平衡，一头撞在了前面的一辆车子上，当场重伤！不治而死！虽然胡家不幸，但是这毕竟是一起再正常不过的交通事故。由于找不到马受惊的原因，胡府办事人员一把将那辆车子的主人拿住。这胡惟庸胡丞相，从朝中一下班，得知儿子突然没了，悲痛交加，再加上经常挨老朱的训，可能比较压抑，这时突然爆发，丧失了理智，居然三拳两脚，一顿猛揍把这车主人打死了！
按照现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位车主其实是没有一点责任的，却平白搭上了性命，可怜啊！
打死人了，这当今丞相胡惟庸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闯祸了，也冷静了！
什么事情能瞒得过老朱啊？每天菜市大街的白菜涨了几文钱，他都能知道。何况是，闹市中的这种大事？
杀人者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老朱的态度很坚决！问题是，谁来偿命？
能让担任中书省首脑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胡惟庸同志来偿命吗？冷静下来的胡惟庸同志郑重提议，能不能多给些金帛财物，赔付给死者家属，算是私了了。老朱不许，一定要交出凶手！
凶手其实就是我，可是我是位极人臣的丞相啊！这怎么可以？找一个家丁顶杠！倒是也有忠仆愿意挺身而出，可是大伙儿都看见是相爷亲自动手打杀的！交一个家丁出去，这岂不又是欺君之罪？这朱皇帝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事情的真相兴许早在其掌握之中！这些年，不知处理过多少棘手的政治、经济事务的胡惟庸第一次成了没头的苍蝇！急啊！连忙招来几个同一山头的死党朋友陈宁、涂节等商议对策！
这时，摆在胡惟庸面前有四条路，
第一条，捧出乌纱和相印，引咎辞职，承认人是自己失手打死的，愿领过失杀人之罪，这也比较符合事实，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于老朱同志的一念之间，或生或死，听天由命；他可没有铁券！有也白搭！
第二条，找一个家丁，去顶罪，抱着侥幸心理糊弄一时是一时，这是在挑战老朱的智力，搞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除非老朱那里愿意装糊涂配合，塞天下黎民之口；
第三条，跑，赶紧跑，丞相不当了，离开朱元璋统治的地盘，这个东西南北1万里的地方。办个移民，到北元或者日本、海外去！高丽人靠不牢，日本还可以考虑，又比较近！从南京出海还是比较靠谱的！
第四条，反，策动平常的几个死党和友好同僚，集体发动政变，推翻朱元璋的血腥统治，解放被老朱折磨地痛苦不堪的官僚阶级！这估计是他们自己想想吧，可是有这个力量吗？
总之，四条出路，“跑”是最靠谱的，“反”是最没有可能的！只能说句气话！
正月初二，朝廷又正式上班了。胡惟庸同志站在朝班前列神色反常，怎么躲得过老朱锐利的眼睛！刷地一下，在朝班人群中一扫，只听“扑通”一声，跪倒一个投机分子，是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涂节！
“胡惟庸这小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要谋反，他、他、他坏！三年前，下官前任刘伯温大人去世好象就是他给毒杀的，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部长）陈宁也有份儿！我揭发！”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24 02:43:24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8)
朝堂之上，突然出现这样的声音，简直是青天霹雳！胡惟庸更是面如死灰！
局面的突变也大大出乎于朱元璋的预料，朱元璋的原计划是，利用这次偶发交通事故和打死人的事件，迫使胡惟庸辞职！以谢天下！避免一个国家出现另一个第二权力中心！
但是胡惟庸小集团内部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内部的“狗咬狗现象”出现了，御史中丞涂节看到胡惟庸集团即将垮台，胜算简直为零，果断投机，走了一条告发之路。
结果胡惟庸、陈宁、涂节当场被摘去官帽，三堂会审。当然都是朱元璋指派的官员，一连审了四天，这四天是胡惟庸、陈宁、涂节三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阵势，虽然没有刑讯逼供，但是车轮战的严厉审问，难得打上一个瞌睡，即便是一个铁汉也是受不了的。而震惊之余的朱元璋，每天都要去看看审理的进度。最高指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审明白了，群臣报告，胡惟庸果然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处以死刑！那是什么罪呢？是杀人罪，还是谋反罪呢？杀人罪，勉强还是算得上的，这并不冤枉了胡惟庸。但是，以这个罪判处胡惟庸这等重量级别的人死刑，未免份量有些不足！那么是不是谋反罪呢，查无实据啊！谋反罪可不是那么容易定的。
你一个人拿把菜刀上街，坦胸露乳，高喊打倒× #215 #215;，多半人们把你当疯子，像看大猩猩一样看着你，或者来两个白大褂直接把你关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这不是谋反罪！真正的谋反罪，不但有主谋，还要找到同伙，特别是成建制武装力量，活动纲领，战略计划，经费来源等等铁证，方能定案。仅凭某人的一句臆测，或者是揭发，是不能定罪的！这是孤证，有诬陷的嫌疑！
但是，胡惟庸在被审理过程中，在众人雨点般的质问中，理屈词穷，居然歇斯底里，出言不逊，这激怒了大家和朱元璋。谋反罪虽未经证实，但是以其平常的一些工作作风，绝对是整过一些人的，最后胡惟庸之罪被定为“枉法诬贤”、“蠹害政治”！而陈宁则是胡惟庸的同伙，理应遭受同样的处罚！
很快，胡惟庸、陈宁被赐死，上吊服毒等，反正要比到大街上公开砍掉脑袋，还是给面子多了！另外，坚决不能放过涂节这个投机分子，参加审理工作的人纷纷一致表态，结果企图以揭发立功的涂节被拉到大街上砍了脑袋。
胡惟庸扭曲法律，诬陷好人，是大明政治体系的蛀虫！成了这时的罪名！
审讯记录还显示了一些涉及此案的人员，就是与胡惟庸平常过从甚密的文官武官！
这其中，居然赫然有李善长、陆仲亨二人，这可都是朱元璋走上夺取天下的初期就视为心腹的有功人员。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25 12:50:39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49)
胡惟庸案是明朝朱元璋时期的“四大案”之一，时间上晚于“空印案”3年多，但是早于“郭桓案”5年，早于“蓝玉案”13年。因罪被杀官吏，其实也并不多。后世传世史书中，对于此案有很大的夸大之处！
有的说，胡惟庸案被牵连而杀的官员有10万人之多！这是造谣，当时全国整个文官系统也不过8000余人，明朝中后期才固定在2万人左右，怎么可能达到10万人？还有的史料说，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夷灭三族！这也是想象！《明太祖实录》中，白纸黑字，“赐死”！这是给有功之臣犯罪以后的，留全尸的死法！一般以上吊、服毒为主！后来的大将冯胜、傅友德也是这个死法。再如“空印案”，真正被砍头的仅数十人，加上被劳动改造的也不会超过200人，但是被后世附会到数万人。那么是不是连家属算到一起呢？也不是，如果都追究了无辜的家属，“空印案”中被杀的方克勤，怎会有方孝儒和他哥哥扶着父亲的棺材南归家乡呢？
谁是夸大造谣的主力军？首先是江南的二地主群体！朱元璋的抑强扶弱政策动了他们的利益，仇恨需要得到宣泄，而这些人的子孙正是日后《明史》的执笔者。再者，就是满清入关以后，谄媚的文人官僚。即便是忠于前朝保持布衣身份，参与修史的一些执笔者，在行文上也必须要曲笔！满清统治者，不希望看到一个比他们要强的开国者形象。夸大朱元璋的残暴，正可以反衬清帝的仁慈，这是“维稳”的重要文化措施！
从现在开始，笔者要教会大家，从纷繁的史料中判断真伪的方法。也就是说，研究历史，一定要带着两双眼睛，一次聚焦于纸面，一次聚焦于纸面后三寸。这样，我们才能窥探到历史的真相。
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以小说家笔法添油加醋，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而只满足于纸面理解，这也是明史研究长期原地踏步的原因！我们来一一剖析之！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御史中丞涂节揭发胡惟庸罪行时提到的三年前“胡惟庸毒杀刘伯温”案！这其实是个冤案。笔者分析，刘伯温的真正死因可能是肝癌！
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开始因病卧床不起，病因史载是“偶感风寒”（肝癌早期无症状，身体不适，还以为是一般感冒）。朱元璋派当时的文官之首左丞相胡惟庸携带宫廷太医前去探望，诊断。一番表面上的寒暄客套之后，太医进行了诊断，并开了药方。胡惟庸和太医走了以后，刘府照单抓药。但是，十数日之后，刘伯温和儿子说，觉得腹内有石块一样的东西生成，非常痛苦（这已经到了晚期，其实是肝硬化、肝腹水的表征）。二月中旬，刘伯温抱病进了一躺宫。席间委婉地对朱元璋说，服了太医的药方，好象没管多大事情，病情还是加重了！（笔者注：你以为太医能治肝癌啊？21世纪也没找到好办法呢。）其实，刘伯温的潜台词是，对胡惟庸的严重不信任，怀疑药方里有毒！出宫以后，又在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三月下旬就坐车回浙江老家去了。回家以后，即拒绝服药，只吃些茶饭。不久于四月十六日病故！终年65岁。病程一共约三个月时间，符合晚期肝癌的特征。但是从刘伯温开始，到其子刘琏、刘璟，再到社会上的传闻，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的说法便在当时不胫而走！
胡惟庸在这一点上，冤啊！药是刘府亲自去抓的！方子是太医开的！那有什么毒药能控制人三个月死亡的？当然，还有想象力更为丰富的人们，把毒杀刘伯温的说法算到了朱元璋的头上，是胡惟庸带着朱元璋的旨意把刘伯温毒杀的。愚昧啊！
东南沿海，本来就是肝癌的高发地区。而刘伯温生前，就表现出肝火旺盛、疾言厉色的特点，这在史籍中多处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几乎所有人把这些“常有无名之火”的亚健康特征全部当作了“正直敢言”的性格使然。
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等这些负面的联想，这要归根于大明丞相一职的竞争和选择！这也涉及了“淮西派”、“浙东派”的复杂政治斗争！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30 01:15:23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0)
我们再回到洪武三年，当时前左丞相李善长办了病退，回家养病去了。朝中顿时出现权力真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老朱颇费踌躇，他找来浙东派的核心人物刘伯温，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这样，关于丞相的人选问题，朱元璋和谋士刘伯温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涉及了3个人，分别是，杨宪、汪广洋、胡惟庸。
杨宪，山西阳曲人，1356年即参加革命，属于朱元璋刚夺取建康（南京）时吸纳的10人之一，后为朱元璋从事多年敌我情报领导工作，心思缜密，明察秋毫，包括联络张士诚、李察罕等秘密外交工作，都是他亲自出马，让朱元璋非常欣赏，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李克农”。而这个杨宪与刘伯温那也是臭味相投的好友，私交甚厚！属于“浙东派”的同盟军！
汪广洋，江苏高邮人，性格谨慎。1355年参加革命，一直担任老朱革命根据地的中高级行政官僚，徐达打下山东以后，是第一任接收大员，后调到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任职。这人属于派系斗争的中间地带！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是前丞相李善长的同乡，属于“淮西派”重要干将。1355年参加革命，任元帅府奏差，开始为朱元璋服务，属于早期革命跟随者。其后2年，胡惟庸下了基层，出为今安徽宁国县主簿一职，不久升为知县。在这个岗位上，胡惟庸一干就是7年，基层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后，升江西吉安府通判、湖广按察佥事。革命即将胜利时，胡惟庸才从根据地基层回到中央！套用某人的一句话，“我胡惟庸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虽然不否认有老乡李善长的提携！个人努力也很重要！
朱元璋开口问得也很有意思，显然他是了解潜流中的地方派系斗争的，他先问了一个离“淮西派”、“浙东派”派系最远的山西人—大明开国情报负责人-杨宪！
刘伯温对好友杨宪的评价是，“有相才无相器”。什么叫做相才？举凡国计民生、军国大事，都能拿出一套自己的高见，有创意，懂经营，会管理，这叫相才。那什么叫相器？简单说，就是容人之量啊！用民间俗语而言，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别搞派性！而杨宪长期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历的是严格保密，难以计入史册却又残酷的情报斗争，早已把杨宪锻炼成了一个斗争神经敏感，怀疑一切的人。怎么能够担任丞相一职，进而笼络同僚，调和派别，形成团队呢？在他眼里，谁都长得像敌人派来潜伏的特务！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张昶。张昶原本是大元王朝的户部尚书，当朝大员，著名经济学家，曾被元帝派来招安老朱，嘿嘿，来了就别想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老朱这儿干吧！正急缺经济人才！可是这张尚书的家属还在大都呢！如何放心得下！后来元朝败退，其家属跟随北撤大漠！老张尚书这时担任大明王朝的中书省参政，牵挂亲人，偷偷写了封信，托人捎到大漠。不巧，被情报头子杨宪逮了个正着！一审，老张尚书是老泪纵横，写下八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还了得！杀了。这就是杨宪干的事儿！新建一个王朝，正是大家都没有经验的时候，张昶作为一个旧王朝中央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实际上还是贡献了不少经验的！
那汪广洋呢，刘伯温认为不值一提，评价道，“此人器量比杨宪同志还要浅！”
好，几句话，我两个重要干部都被你给否定了，这可都是属于你们“非淮党”的！
再提一个我们“淮西派”的胡惟庸，我老朱就是“淮西派”的总后台！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部”，胡惟庸同志有着相当强的基层工作经验，理论能够联系实际！办事能力强！可是，没想到刘伯温的评价，真是一点也不客气，“这是个翻车的货！”，简直在宣布判处胡惟庸同志的政治死刑！
既然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也不行，朱元璋开始试探了，莫非是刘先生有心出任丞相一职？刘伯温可是一直以怀才不遇而自居啊！有经纬天地大才者，谁不愿意大展宏图，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好青史流名！
可是，刘伯温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时反而推却了，说了两点理由，倒也颇有几分自知之明。第一，自己“疾恶太甚”，看见不顺眼的就要发火儿，刘伯温肝火旺啊！当年，老朱和陈友谅鄱阳湖之战前夕，群臣商议对策，相当部分人主张投降，刘伯温刚刚入幕不久，拍案而起，大叫把他们这些人都杀了，结果得罪了一大帮。容易发火，这是为相的大忌；第二，自己“不耐繁剧”，处理公文，远不是吟诗应对那么惬意，烦琐枯燥数量巨大，这也是刘伯温这种性急的人难以承受的。
那么什么才是刘伯温理想中的宰相素质呢？
“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刘伯温神乎其神地说了这么一句，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在派系斗争中搞好调和，一碗水端平，进而化解派系斗争。
谈了半天，一个合适人选都没有！天下无人！步子还怎么迈？只有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意见，从此，刘伯温在朱元璋心目中变成了一个术士！地位下降了！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6-30 21:10:23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1)
洪武二年九月，杨宪被老朱从山西参政的位置上调回！回京担任中书省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职。洪武三年七月，又被晋升为中书省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算是接了李善长的班，成为大明开国第二任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乍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危险已经是“夜半临深池”了！而害他的人居然就是好友刘基刘伯温！政治斗争复杂啊！什么朋友，狗屁！
这杨宪不是山西人吗，怎么能让他到山西为官呢？有这么几个原因，杨宪自幼随当官的父亲到江南建康一带生活，江南是他的第二故乡，祖籍地反而是生疏的。再者，当时太原初定，急缺人手，政治环境又复杂，一般人料理不了。最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山西的秘密潜伏人员如五台寺僧吴印（后来的山东布政使）等已经圆满完成任务，急需交接，这时不派杨宪能派谁呢，一去去了半年，也算是回了一趟老家！
而汪广洋比杨宪要慢一步，他是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才回的南京，被任命为中书省参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助理），这时杨宪已经当了3个月的中书省右丞相了，位置比汪广洋要高。
但是，汪广洋在杨宪之下，一起共事的半年间，彼此相处得很不愉快。到杨宪升任左丞相，汪广洋则补了杨宪的缺，进职右丞相的时候，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杨宪喜欢的是，情报系统的吴印、华克勤等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包括李善长留在中书省的一些淮西派文官指挥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多种矛盾汇聚，必须赶走汪广洋！《明史》分析，是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事母不孝，将其罢官赶回了老家高邮。杨宪还不放心，又上奏老朱进一步将其赶到天涯海角-海南琼崖之地，远远的！
同时，杨宪加快步伐，更换中书省官员，换成自己认为不错的人，正准备大展宏图，成为一代名相。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就因罪被杀了！
杨宪对于中书省的大换血，同时激怒了淮西派、浙东派两大势力，成为众矢之的，焉能不死！结果，李善长参奏弹劾其排斥异己，图谋不轨，作为杨宪密友的刘伯温则提供了关键证据（见《明太祖实录》），矛盾重重的两大派居然协调无比地打了个漂亮的配合，最后杨宪身首异处！
是什么惹恼了刘伯温，非要置密友杨宪于死地呢？第一，这个相位，本来刘伯温想当。这从他洪武三年后返回家乡的一些怀才不遇的诗篇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老朱问话时，他怎么不顺水推舟接任丞相一职呢？因为，他难以确定老朱是否有诚心，把这个重要位置留给他！老朱要是再三请求，刘伯温必定答应！可是老朱没有，只是出语试探而已，证明老朱其实并没有把刘伯温当作理想的左丞相人选！这让刘伯温相当失望！第二，杨宪成为左丞相后，并未把浙东派人士提携起来，而是另起炉灶，这让浙东派非常不满。后来，浙东派官僚张孟兼，到山东任职时，与山东布政使吴印关系尤然那么紧张，就是明证。第三，官僚们对于情报部门人员有一种天然的反感，都担心自己的把柄不小心落入这些人之手，必要时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刘伯温对于杨宪揭发张昶通北，不寒而栗。要知道，那杨宪和张昶想当年也是好友啊！先下手为强！朋友？狗屁！
我们似乎要接近于真实的刘伯温了，他能掐会算，但是对付起其政敌来，原来也是这么地心狠手辣！后来的史书中，提到杨宪之死，说不清楚原因。这是在为刘伯温遮丑啊！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2 10:42:48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2) 杨宪之死，心中最清楚不过的其实乃是朱元璋，纯属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使然！
而杨宪之罪，也多属“莫须有”！最终由派系大佬，李善长挑动，刘伯温坐实，致于死地！
大明建国定鼎之时，统治集团内部人员需要分配新的位置，这种摩擦和争斗自然是无法幸免的！
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初建，也曾遭遇过这样的权力震荡！出了高岗、饶簌石事件，结果以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被打成反党集团，定为“打着***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罪行而结束。事情的根源其实在于，***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分歧上。一个是讨厌资本家，要急于消灭剥削，一个是借重资本家，鼓吹工人阶级欢迎剥削。***对于刘少奇的言论和行为越来越难以满意！原定的刘少奇党内接班人的地位，在***心中不得不重新考虑。1953年，斯大林逝世更是让***十分警惕“人亡政息”的后果。（注：1956 年 2 月，接班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后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描述成了一个魔鬼）高岗，这时成为让刘少奇挪挪位的一员干将，在***授意下，搜集了刘少奇的不少负面材料，并在高级干部中串联，试图“倒刘”！然而，高岗缺乏政治斗争的敏锐性，举措失当，扩大了“倒刘”打击面，加剧了派系斗争！引起了联合反击！同时流露出的“取刘而代之”个人野心，被人抓住把柄添油加醋，引起***的疑心和警惕，最终被坐实了“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态度急转直下，由暗中支持高岗，变成了公开批评高岗，高岗成了政治牺牲品！
大明开国的杨宪，有类于此！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3 19:35:40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3)
政治斗争是复杂的！
消灭了情报派的山西人杨宪，大家方才发现，真正得利的既不是淮西派首脑李善长，也不是浙东派首脑刘伯温，更不是骑墙派分子汪广洋，居然是革命根据地的安徽干部胡惟庸同志！
我老胡可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我容易吗？
就在左右丞相杨宪和汪广洋斗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替补上来的中书省参政胡惟庸也在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练达行政事务处理的胡惟庸已经在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获取了自己的威信！
从流放海南的半路上被紧急召回的汪广洋，虽然一到南京就出任了左丞相（国务院总理）一职，但他很快知道，中书省真正做主的居然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胡惟庸。自己不过是一个花瓶！有职无权啊！比如，不管什么事，属员都要再请示一下胡惟庸。胡惟庸要是不同意，这件事就算是黄了。而胡惟庸要是认可的话，十有八九就成了！这总理没法干了，保持沉默吧，混混工资算了！汪广洋变成了一个拣不起来的鼻涕糊！
而刘伯温的结果呢，是被赐归！你回家去吧！60岁光荣退休！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荣誉！封诚意伯，年禄240石，事实上比不上一个正四品的知府！难怪后世好事者认为这个工资给得太低了！失意的刘伯温回乡以后，对知县来访也是自称小民，这种变态心理不难理解！这也是导致出现肝癌病变的诱因！
这个祸事油子！朱元璋心中尤暗自骂道！让朕白白损失了一个杨宪！
杨宪不该死啊！这是朕的心腹啊，他可是参与了草创建国的一切军国机密！功劳很大啊！
1954年，高岗自杀以后，***曾多次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高岗不该死，一幅惋惜的神情。后来更是认为是其他党内势力联合把高岗逼死的！因为，***始终相信高岗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人死不能复生，也无人张罗平反，像杨宪一样！反正是顶着一个说不清的罪名死了！
胡惟庸的结局有点像刘少奇，但在行政事务的处理能力上，相当于完成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此人行政能力的确非凡！***在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对于只有白区工作经验，没有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经验的刘少奇逐渐流露出不满！而胡惟庸在这一点上远胜刘少奇！他的革命根据地的基层工作经验太丰富了！无论是在宁国县，还是在吉安府！都是千锤百炼，组织军粮、征兵、生产、管理民间事务，井井有条！属于模范干部！
所以，胡惟庸在中书省主持工作初期，非常勤勉，也让老朱同志非常满意！
胡惟庸还有一个优点，笔者也不得不指出来，就是善于团结同志，弥合宗派！自胡惟庸主持中书省工作以来，原有的淮西派、浙东派等地方派系分野基本上消之于无形！胡惟庸对于明显属于浙东籍的中下层官僚也是百般呵护，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总领袖！何以见得呢？即便我们今天，看到被“笔匪们”斧削后惨不忍睹的《明史》，也仍然能看出来。叶伯巨不过是一个在山西平遥县任职的小小青年教育干部，还是一个浙东人，上《万言书》触怒了老朱，胡惟庸都要设法减轻其罪罚！这一点，恰恰是刘伯温说的“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
然而，这正是胡惟庸的不归路！（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7 14:14:06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4)
那么既然是个还算不错的“国务院总理”，朱元璋为什么还要最后扳倒胡惟庸呢？路线斗争！
也就是说，朱元璋和胡惟庸两者爆发的是关乎到大明未来的路线之争，这是历代明史学家所容易忽略的。
他们很多人只是肤浅地把这归结于君权和相权之间的斗争，这是拿着幼儿园水平看历史。
历朝历代，强势君主不计其数，秦皇、汉武哪个不比朱元璋强势，照样和相权基本协调。
而胡惟庸先是以“蠹害政治”之罪被赐死，随后的若干年其罪行终于累积至“谋反大罪”！被历史定格成为一个谋反者！并以“胡惟庸谋反集团”之名而株连甚众。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7 14:21:56
同样，刘少奇和***之间的矛盾，并无个人恩怨，决裂的原因也是这样的路线斗争！刘少奇被打倒的罪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内奸，工贼！基本离胡惟庸的“蠹害政治”、“谋反” 等大罪不远了。处罚结果呢，不是赐死，而是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笔者注：这是当时的原话）。
***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必须从根子上铲除资本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要防止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否则对不起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为穷人打天下”的2000多万人，新中国将仍然充满了各种旧社会的龌龊和不公！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8 02:12:18
申明:因发贴出现问题,传不上来,特在天涯和新浪网开通两个博客!均为北京老蟹王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8 16:49:06
那么胡惟庸和朱元璋有什么路线分歧呢？胡惟庸可是有着丰富的根据地工作经验啊！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明代建立初期，内外战事不断，大量消耗着国力。军队是用粮大户，胡惟庸不得不四处敛取税收，充实国库。胡惟庸甚至把脑筋动到了休战期间实行军屯的士兵身上，产出要国家个人一人一半，征取国家税收。朱元璋知道后，这不行！免！三年以后再意思意思就行了。
好，在边关将士心中，朱元璋成了我主隆恩，胡惟庸成了王八蛋。老子献了青春献子孙，胡惟庸这厮还要惦记我们这点粮食！后来，胡惟庸与徐达关系长期紧张，与此很有关系。
后世，大明王朝的税收一直不高，根子就在朱元璋。在征税这个问题上，胡惟庸和朱元璋之间有重大分歧。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已经很难说清谁对谁错！
征税太高，民不聊生，民众难以安居乐业，如何能医治元末明初几十年的天灾、战争等后遗症？官逼民反，如何能让山西太原府芦芽山中四大王等反政府组织不发展壮大！因此，站在休养生息的角度，要减轻群众负担，我老朱带头，只吃四菜一汤；马大脚皇后则带头穿补丁衣服！
总之，剥害小民，是老朱同志难以忍受的。仿佛是当年老朱自己的亲爹朱五四在遭受官吏、地主的联合盘剥一般，老朱同志可是有亲身体验。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税收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老朱自己也是深知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团结到胡惟庸集团的陈宁等人都是敛税高手。陈宁出任苏州知府时，为了尽快完成督粮任务（军用），不惜让手下采取烧铁烙人肌肤的办法，吓得苏州人胆战心惊，背后给起了个外号“陈烙铁”。当然，督粮任务很快完成，没有人再敢敷衍塞责。但总非文明手段，有巧取豪夺之嫌！如果谁敢把苏州府的督粮经验照搬到山西太原府，只要不是脑子进水，都能估计到坚持游击战的“四大王”可能会很快发展为第二个黄巢，拥兵百万！你胡惟庸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老朱推行军屯以后，军队自产军粮大幅增加，一时间十分得意，看我老朱多能，养活这么多军队，不劳百姓负担一分！然而，军屯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到军队的第二代，第三代手中就不一样了，又会滋生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为历史所证明！比如我们今天还存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在也是如此！
而朱元璋的低税收政策，给大明王朝留下了后遗症。明朝后期，国家难以供养一支人数超过10万人的完全脱离生产在外打仗的军队，军饷经常捉襟见肘！终于让叛乱者努尔哈赤坐大。可见，税收太低，也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个意义上讲，胡惟庸又是对的。 胡惟庸想建立的是一个金字塔形式的社会，这样机制稳定，便于管理。但首先要满足官僚和社会精英的利益。使他们“有面子，有尊严地生活”！而这种看似稳定的金字塔社会，朱元璋是难以接受的！基层小民的利益何在？空印案爆发以后，胡惟庸主张不予追究，这是胡朱之间的又一道裂痕！老朱的意思是，官僚集团，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因为他们太容易腐败！权力一旦掌握到手，欲望的扩张必然是进一步的。一旦犯错，就必须要接受劳动改造，体验劳动人民的艰辛。官民不能有太大的差距！不能让他们有太多的特权。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8 16:51:03
BUCHONG: 在***看来，刘少奇道路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将会把社会主义大厦毁于一旦，必须防微杜渐！而经过高岗事件的刘少奇也积极调整，表现出向***思想积极靠拢的趋势，但结果却是导致了超越科学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很多资料表明，这期间刘少奇等人的表现比***还要激进，倒是***时不时给踩一下刹车。大饥荒深刻教训出现以后，谁来承担责任？当刘少奇走进***的办公室，二人对望，往日的战友，彼此已是相互不满、怀疑的目光。这个心想，好，我说不行不行，听了你的，出事了！那个心想，告诉你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事了，还不是得我担着！后来，邓在这个问题上倒是说了句公道话，责任不能推到***一个人身上，我们这些人都头脑发热，都有责任。有好事者，发到网上一张50年代浮夸风时的照片，笑嘻嘻地站在被人为密植的麦子上的其中一人赫然就是邓！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8 16:59:11
这种分歧已经不是个人恩怨的区别了，是着眼于共和国未来百年大计的路线分歧。
刘少奇的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有！特别是短期范围内看确实如此！当从长期来看，就未必了。优势力量如果发现技术后进者的竞争力，那是绝对要封锁技术的。毕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而且徒弟也往往习惯了打下手的角色，并保持一种依赖性。就拿我们眼下来看，国内几大国营汽车大厂跟着几大国际品牌造车，一造造了20多年，不但没能出师，反而依赖性更强。被管理层的洋人讥笑为，我们得到利润，你们得到GDP！被技术层的洋人讥笑为，合作30年，中方技术人员的贡献等于零！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8 17:10:46
呵呵,刚刚讥笑完满清的笔匪,自己就因为少许敏感词汇而遭遇发不上帖子的处境,还幼稚地以为是系统出了问题! 对于参加修明史的明遗民们曲笔,深切理解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19 01:41:56
《开国50年》-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5)
胡惟庸任内，也曾干过一些漂亮事！比如，主持洪武八年的货币改革！
洪武八年三月初一，大明政府推出了经济领域中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大明宝钞的发行工作。纸币！丰伯龙等移民手中所发的安家费，就是用这种纸币支付的。所以，我们要说说这个时代的财富象征之一，纸币！
纸币，有一个鲜明的好处，就是质轻，便于流通、携带。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容易磨损、污渍。而最大的不好，则是往往令发行方，管不住自己，一旦手头发紧，就大量印刷。反正成本低，好制造，从而稀释了持有人手中所代表的财富！直到今天，比如美国，就经常干这种缺德事儿！
明朝初年，中书省和各行省都有“宝泉局”，鼓铸铜钱，但是铜钱沉重，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还骚扰老百姓。地方官为收集铜料，指标一下，结果把老百姓的铜镜、铜盆也楞是收了来，熔铸。你说，这不是给大伙儿添乱吗？那么，银子呢，黄金呢，一个比一个重！一样，都不方便！
还是发行纸币好！历史上的借鉴经验也很丰富。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成都知府张咏主持发行了纸币“交子”，世界最早，流通于四川、陕西、山西一带。公元1160年南宋临安府知府钱端礼主持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更是通行境内。受宋的影响，金代北方也是通行纸币。元朝，纸币进一步发扬光大，更是有中统、至元宝钞等纸币，其法省便，易于流转。想当年，老朱同志的爷爷给儿子朱五四娶老婆，花得就是这种至元宝钞，票子一点，儿媳妇就进门了，点票子的感觉真好！
今天，受国内一些崇洋派金融学家顶礼膜拜的欧美金融家（多为犹太人）老祖宗，都是在明朝灭亡以后，才战战兢兢开始了使用纸币！不用问，跟明朝人学的。1661年，在欧洲瑞典最先出现纸币，美国则是1692年，法国则是 1716年。1661年，在欧洲瑞典最先出现纸币，美国则是1692年，法国则是 1716年。自打有了纸币，犹太人才开始玩大了！
当时，印刷大明宝钞这件事，交给了胡惟庸为首的中书省管辖，全程督办，当然还有更专门的执行部门----宝钞提举司。宝钞提举司的负责人叫做提举，开始是正七品，后来觉得级别太低镇不住人，升为正四品。结合工序，下辖抄纸局、印钞局，一个是制纸，一个是印刷，呵呵，都是国营企业，用的是当时最好的技术，印刷精美啊！印好的成品纸币，则放在宝钞、行用二库。
大明宝钞，纸质材料为桑穰，方形。高一尺，阔六寸（36.4 χ 22 厘米），比今天人们常用的A4纸（210*297毫米）还略大一圈，号称面积最大的纸币。纸质青色，外圈为龙文花栏，横额题为“大明通行宝钞”，内上两旁为篆文八字 “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为了方便不识字的人，形象地画有钱串状，不识字，数数也就行了。防伪是个难题，不忘记特别警告一下，“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
明朝纸币的面值分为6种：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给刘伯温发工资，如果全给他面值一贯的，也就是240来张。一般小老百姓，年收入也就是20-50张左右。100文以下的交易，比如买个大饼、油条之类，用铜钱作为辅币支付。
身上装两张纸币，方便啊，但也容易出事。有一个兄弟，大约是找了份临时工作，被叫到内库理钞。搬一搬，点一点，一垛又一垛的钞票啊。下班时，被看门的给捉住了，因为从身上搜出了宝钞，急忙分辩，那是我上班时不小心带进来的，那是我自己的，可不是拿的内库里的呀！说的清楚吗？说不清楚啊！急得想哭！报告到老朱同志那里了，老朱又要杀人了吗？没有！老朱笑了笑，这傻小子，居然犯这种错？放了吧！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7-24 16:52:30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6)
左丞相胡惟庸同志总理中书省政务，那么汪广洋在干什么呢？也没闲着，老朱同志开的工资是那么好混的吗？哪怕是帮忙帮忙，越帮越忙！也是要做一些事情的！
“朝宗（广洋字）兄，看这一条怎么样？”，“很好，很好，非常好！”一般情况下，汪广洋都是这种态度！
洪武九年十月十一日上朝时，老朱同志批览《大明律》，不是太满意。这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也不行！好，修改吧，主要任务落在惟庸、广洋两位同志身上，二人详加考订，改了13条，别的没敢动，一共是446条。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引经据典，历数历代经验教训等等，都要罗列清楚的。因此说，《大明律》的修订，也凝结了惟庸、广洋两位同志的许多心血！
汪广洋之与胡惟庸，矛盾远不如与杨宪那么尖锐，某种意义上说，汪广洋佩服并认可胡惟庸，是胡惟庸的“粉丝”（崇拜者）！这是胡惟庸与山西人杨宪不同的地方。胡惟庸对待汪广洋也还是不错，最起码没有排挤过他！
有的朋友可能对胡惟庸、汪广洋这些明朝顶级官僚的薪酬非常感兴趣，比如胡惟庸年薪多少？2000石！汪广洋、陈宁呢？都是1900石。高工资啊，啧啧！难怪，刘伯温父子对于刘伯温自己只拿240石的退休金愤愤不平！
最要命的是，我们再查阅历史，刘伯温240石的退休金最后竟然也没有拿到，被夺俸了！丑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刘伯温被自己的家乡人给告了，事情弄得很大，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一直捅到中书省（国务院）！捅到了胡惟庸总理、汪广洋副总理的办公桌上。
刘伯温家乡有一块“谈洋地”，刘伯温在南京中央上班时一直惦记着呢，跟老朱奏了一本！
“上位，臣家乡有一块隙地（三不管的无主空地），号谈洋，处于瓯括之间，与福建省的三魁相抵。过去在旧社会，贩私盐的不法商贩来来往往非常严重，与地方黑社会勾结，长期祸害老百姓。臣强烈建议，设立一个巡检司，把它管理起来。”老朱一听，这好事儿啊！准奏！
后来刘伯温告老还乡，事情一执行，不同意见来了。当地老百姓最先不干了，谁说谈洋之地是三不管的无主空地？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嘛！我们温州人已经种植利用了这么多年，是民田。官府一派兵，就成了国有土地，这不是抢劫吗？好，爆发了群体性事件！地方官压了压，没敢上奏！刘伯温火了，大儿子刘琏，你赶紧到南京去告御状！我不信就弄不过这帮人！开国功臣之一，自然不同凡响，中书省也给“省”了，直达老朱！老朱指示，把地方官抓来，问问！地方官被抓到南京，刑部一审，事情真相与刘伯温所述截然不同！
地方官说，刘伯温看中了谈洋地作为家族墓地，当地老百姓不愿意转让，所以刘伯温才建议设立巡检司，利用国家机器夺地，这弄得当地地方官里外不是人，很窝火，很委屈！审讯结果出来以后，《明太祖实录》记载，“胡惟庸具言于上”，毫无保留地汇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遂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念其是开国功臣之一，保留爵位，不再深究了！总之，退休工资被扣除了。事情恶化到这个地步，刘伯温大惊，火速进京，引咎谢罪，居于京师（怕是家乡也呆不下去了），没多久，就犯病了，就是笔者分析的“肝癌”！没有工资来源，靠什么生存，刘家是地主家庭，有产业啊！还用不着像退休的翰林待制河南开封人王僎那样，老也老了，“授徒京师市中”，办培训班糊口！
谈洋案，当时被胡惟庸等办得是铁证如山！刘伯温威信扫地，灰头土脸。刘伯温一家与家乡人的紧张关系，难以调解！刘伯温之所以呆在京师不回乡，也存在脸面上的问题了。但自打朱元璋后来对胡惟庸开始疑忌，最终倒台以后，胡惟庸的一切就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涂节告发胡惟庸有毒死刘伯温的可能性以后，朱元璋把汪广洋叫来细问，刘伯温是不是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明确说，没有这种可能！当然，笔者分析的刘伯温死于肝癌，朱元璋是不会知道的，他还在进一步怀疑包括“谈洋案”也是胡惟庸打击刘伯温而制造的冤案。 而后世治史者，却又怀疑是胡惟庸秉承暴君朱元璋的旨意把刘伯温毒死的！
全在一个可笑的圈圈里打转转！可见历史有时本来很简单，人为弄得很复杂！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8-01 23:21:26
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7)
“谈洋案”（笔者注：实为“谈垟”，今浙江文成县朱阳村，为谈垟巡检司驻地，当地另有黄坦巡检司、大峃巡检司）的结果，是刘伯温始料未及的，而与老家人关系突然紧张，更是弄得刘伯温狼狈不堪。朱元璋在给刘伯温的诏书中写道：“何图咎生乡曲，有干国宪，重在勋旧，俯从议章，故但夺其禄，而不夺其名，此国之政体，不得不然也。”处理结果既对刘伯温作出了惩罚，又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刘伯温的颜面，但是弄得肝火旺盛的刘伯温发不出脾气来，这对于已经逐渐进入肝癌晚期的刘伯温来说并非好事！
大人物在老家，群众关系欠佳；或者老家给大人物留下的是不良的记忆，这本来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淮阴侯韩信当年在老家饱尝胯下之辱，但他毕竟还是功成名就后回了一趟老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担任总理后始终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仅仅是有一年开会路过自己的故乡江苏淮安上空，专机在天上盘旋了三圈便去了。笔者有一年去淮安讲课，听市委组织部几位同志解释，可能是当年的街坊邻居老欺负人家，成了周恩来总理少年时代的伤心地，令人唏嘘不已！
21世纪，随着旅游和眼球经济的蓬勃发展，很多大人物的家乡，成了各地政府争夺的焦点。如赵子龙，如诸葛亮，如李白等。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南阳襄阳的诸葛亮故居之争，简直要打起来一般。南阳号称有“卧龙岗”，襄阳号称有“古隆中”， 其实早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争得不亦乐乎。当时有个湖北宜昌人顾嘉衡（笔者注：顾嘉衡家住今宜昌市中书巷），在河南南阳作南阳知府，帮哪边都不好。帮了襄阳，不利于在南阳开展工作；帮了南阳，怕得罪老家的全体湖北人。于是出来打了个圆场，撰写了一幅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诸葛亮，其实出生于山东，是山东人，仅仅在不管是襄阳或南阳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顶多生活了10几年，就弄得大家如此热闹。可见，名人对于地方荣誉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被神化了的人物！
而刘伯温的家乡人民，浙江温州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 (旧属青田县)。对于刘伯温的感受则是，一辈辈地忘却了刘伯温的些许不好和彼此恩怨，并且随着明朝中后期对于刘伯温的突然拔高和神化（笔者注：1514年明武宗下诏重新评价刘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今特赠尔为太师，谥号文成。”），逐渐把他当作了家乡的荣光！外人要对刘伯温的事迹略加怀疑那也是不允许的！
在一场长达数百年的造神运动中，刘伯温的预测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夸大！被誉为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民国年间，甚至有一本托名刘伯温的《烧饼歌》广为流行，让人越看越是神奇！1946年12月，温州圈占青田、瑞安、泰顺三县地，设立文成县，用的正是明武宗给刘伯温的谥号。
但是，当我们熟悉“谈洋案”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折，以及当时刘伯温的举措失当和狼狈处境，我们不能不对刘伯温的分析判断预测能力表示大幅度的怀疑。
而最令刘伯温出名的一本民间预言书要算是《烧饼歌》（全文1912字）。经过笔者考证，实际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山西人伪造的！1907-1911年，修建广州九龙铁路，据说发现一个古碑，上有碑文，书商又加上改写的推背图+李淳风藏头诗+刘伯温烧饼歌，出版牟利，正执改朝换代，顿时风行海内。书中屡次出现“人马东南走，苦死太原人”（藏头诗）、“雁门关”（烧饼歌）等语，露出了破绽。
（待续）
作者：
北京老蟹王
回复日期：2010-08-04 02:57:28
《开国50年》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58)
明朝的上访制度
地方上产生的一些问题，地方政府不能圆满解决，地方百姓有权跨过地方赶赴中央上访。这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给地方矛盾减压，同时震慑地方政府各级官吏不得一手遮天的重要举措。直到今日，仍然延续了这种上访制度。那么从明***国期间的相关历史中，我们今天的人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胡惟庸当政期间，洪武十年秋七月，建立了一项重要制度，就是明朝的上访制度，设立了专门的上访接待机构--通政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信访局），首任长官通政使为江西南昌人曾秉正。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
首先，通政使级别不低，为正三品，只比正二品的六部官员级别略低。襄助通政使的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那也是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通政司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建立一条帝王最高统治者与普通黎民百姓之间的快捷信息通道。通政司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负责，不接受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的管辖，显然比今天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信访局级别要高。
另外，还借鉴古代登闻鼓的惯例，在朝廷午门外设立登闻鼓，锦衣卫士兵轮班值守，都察院（前身为御史台）派出监察御史一名，刑科等六科给事中一名值班，普通老百姓可以击敲鸣冤，向朝廷直诉。这是在给老百姓最后一条出路。
这种上访直诉制度在西方国家历史中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博大和西方国家的褊狭。上访直诉制度的建立是维护帝国稳定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古代政治家们的重要发明。直到21世纪前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模仿，建立申诉专员制度。
当然，无论大小事情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如果每个县一年有那么一桩进京告御状的，当时全国1000多个县，皇帝老儿就得平均至少每天应对3桩上访案件。饶是朱元璋身体强健，也是吃不消的，更惶论后世宫中养尊处优的接班人。另外，上访制度作为一种制约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各级正规司法渠道的权威性，“爷爷要到北京告你！”就成了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权威下不服者的最后出路！
正因如此，在老朱同志的建国时代，就对基层老百姓的越级上诉行为（类似今天的越级上访）作出限制，未经地方政府处理不得直接进京申告，否则按照《大明律》规定越诉者“笞五十”。这样，可以减少相当数量的上访者。但是对于确有冤情的苦主来说，这点痛算什么？进京的路费盘缠、生活磨难他们都能想办法克服，挨顿鞭挞又算什么呢。
上访制度的存在， 对于形成我国民间斗争“只反***，不反皇帝”有着重大作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帝国“维稳”的作用。老百姓如果没有这条路作为生活的希望和缓冲，恐怕下一步就只有造反了。
但是，“经”总有被念歪的时候，后世有人把各地上访人数纳入当地官吏的政绩考核中，上访的人越多，说明地方官吏越无能，就要罚俸撤职，一票否决。如果，这时地方官积极改变工作作风，积极解决矛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赢得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自然可以做到上访人数的下降，直至为零。但是这太难，千方百计阻挠上访者出行，围追堵截，拘押扣留，软硬兼施，甚至将频频上访的人员作为偏执狂送进精神病院，就成了历代地方官吏疲于奔命的工作。这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每年维稳的钱多半都花在这上面了。
针对上访问题，官方已经总结出各种不同的令之发愁的类型，串联上访、越级进京上访、重复访、滞留访、群体访、缠访、闹访、哭访等。但只要官方对于老百姓上访流露出厌烦情绪，那么上访制度就形同虚设，办事人员层层转送推委，只转不办，效率低下。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上访人员是因问题等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而被迫越级上访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上访成本将成倍提高。
另外，通政司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千里眼、顺风耳，无论是各地内外章奏，申诉文书，还是全国各地的军情、灾异、臣民动态、官吏贤愚，都是皇帝得以绕开正规官僚体系的直接信息通道的采撷范围。通政司的这个作用，现在的国家信访局显然是起不到的，新华社、新华社内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人民网强国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