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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争序幕
小说： 作者： 更新时间：
2007-6-15 17:11:00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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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战争序幕历史的转折
1654年，满清帝国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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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即明王朝统治的第276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满洲骑兵同时威胁着帝国的安全，看样子大明帝国是无论如何也熬不过去了。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在内的大部分北方省份都被李自成攻占，富裕的四川落入了张献忠手中，山海关外则早已是满洲的领土，帝国首都北京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虽然崇祯皇帝竭力挽回局面，连续撤换作战不利的兵部尚书和各级将领，甚至亲自干预前方战事，但这反而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结局。2月，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大军从太原出发，从西面直逼北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同、宣府、阳和、居庸关的明朝守军都望风而降，随着天险居庸关的沦陷，北京也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3月17日，李自成开始进攻北京城。明军仅仅抵抗了两天，就于3月19日开城投降。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向李自成投诚效忠。大明帝国的第十六代君主、崇祯皇帝朱由检登上皇宫后方的煤山，看到李自成军队的旌旗在帝国首都上空飘扬，便在一棵黑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凄凉的时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不到二十年之后，明朝的旗帜竟然会再次飘扬在北京上空，再次飘扬在整个帝国的上空。
李自成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满洲摄政王多尔衮在吴三桂的引领下进入山海关，迅速粉碎了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李自成被迫于4月30日撤出北京，他从头到尾也只在这里呆了42天。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在本应该属于明朝皇帝的太和殿里登基加冕，成为清王朝的第三代皇帝，也是君临中原的第一位满洲皇帝。凭借强大的八旗武力，多尔衮一次又一次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到1644年年底，整个黄河以北都已经属于清朝。在这一年的5月，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弟朱由菘在南京宣布即位，建立了新的明朝中央政府，似乎大明帝国又可以在江南一隅暂时维持下去了。
但事实证明，无论是腐朽的南明政权，还是毫无斗志的李自成残余势力，都根本无法阻挡满洲骑兵的铁蹄。1645年6月，自称“大顺皇帝”的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当地民团杀害，他的头颅很快被英亲王阿济格送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面前，大顺政权终于彻底瓦解；同一个月，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兵分三路包围南京，朱由崧仓皇出逃，终于在芜湖被满洲军队抓获，并立即被就地处决，弘光政权就这样灭亡了。摄政王多尔衮随即颁布了著名的“剃发令”，这一侮辱性的命令很快引起了滔天的愤怒。在扬州，在嘉定，在江南每一个敢于反抗的城市，满洲人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大屠杀，数十万人因此遇难。1646年12月，肃亲王豪格消灭了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到此为止，除了割据云南、贵州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之外，其余所有反清势力都已经被镇压下去。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满洲骑兵就征服了原先属于明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和人民，建立起了野蛮、残忍、专制、集权的清帝国。原先明帝国决策机构中的那一点民主气氛被扫除殆尽，所有被征服的人民都丧失了尊严，成为满洲皇帝和贵族的奴才。清帝国实际上的决策者——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阴险狡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典型的满洲贵族。他利用被征服人民内部的矛盾，予以分化统治，一面维持森严的等级制度，加强专制权威，一面又给自己加上“温和”“开明”的伪装，以骗取被征服人民的好感。清帝国与明帝国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明帝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它和自己的人民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它可能会伤害自己的人民，但绝不会蓄意谋害自己的人民；而清帝国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征服者，它统治的不是人民而是奴隶，它最大的任务就是压制这些奴隶，防止这些奴隶有任何不安分的动向。
在满洲人统治的前几年里，以云南、贵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反对清帝国的政治军事集团，以永历皇帝朱由榔为首，在清帝国统治境内不断煽动起义，号召人们打碎满洲贵族强加的枷锁，支持明朝统治者的后裔复辟。多尔衮审时度势，知道不消灭南明就不可能彻底平定天下，因此决定亲自讨伐南明政权。1650年，他率领10万八旗精锐部队，取道四川南部攻入云南。经过2年的苦战，南明永历帝于1652年逃离昆明，并在第二年被抓获，在昆明城外的寺庙里被缢杀。在这里，历史出现了第一个转折——多尔衮决定出动全部精兵攻打南明小朝廷，这使永历帝的覆灭提前了近10年；但正是因为多尔衮过度重视消灭南明政权，忽视了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安全，没有在心怀敌意的江南各省保留足够的军队，这个疏忽可能是致命的。由于八旗主力部队长期在西南地区作战，江淮流域和湖广地区的反清势力日趋壮大，形成了许多上万人的义军，他们到处流动攻击清帝国的交通要道、武库粮仓，给满洲贵族的统治带来了极大麻烦。摄政王多尔衮在前线当然听说了这些，但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不干扰到前线战事，他才不会关心这些小蟊贼。“等我班师回朝之后，就会把精锐的八旗兵调到江淮和湖广，给流贼以毁灭性打击。”在给自己的哥哥、留守北京的英亲王阿济格的信中，多尔衮如是写道，“所有胆敢反抗大清统治的人，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绝不宽恕！”
事实也的确如此，永历帝刚被抓获，多尔衮就宣布班师回朝，准备把八旗军队调去镇压人民起义。但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却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件——多尔衮在四川境内的山路上摔下了马背，摔在了坚硬的山石上，于1654年2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仅仅41岁。此前满洲人取得的胜利，几乎完全是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高瞻远瞩、明断明决和心狠手辣，现在多尔衮却如此突然地离开了他们，留下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帝国，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满洲贵族都盯着多尔衮留下的权力真空，随即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搏杀。
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安葬还不到一个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元老重臣索尼等就开始全面清算多尔衮，控告他“心存不轨，意图篡逆”，只是由于死的早，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而已。此时，多尔衮的亲哥哥阿济格还在担任辅政大臣，他当然不会允许济尔哈朗等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多尔衮。为了彻底清除多尔衮留下的势力，济尔哈朗、索尼、苏克萨哈等人密谋逮捕英亲王阿济格，想通过假传圣旨召阿济格入宫的方式，将其兵不血刃地软禁起来。阿济格开始没有察觉济尔哈朗等人的阴谋，但是就在此时，历史出现了第二个转折——济尔哈朗的亲信、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倒向阿济格一边，于3月27日深夜拜访英亲王府邸，将自己所知道的济尔哈朗等人的密谋全部告知阿济格。阿济格一听，大惊失色，立即派遣王府亲兵接管了皇宫警卫，严禁任何人随意出入；同时，又命令自己一方的安郡王岳乐、信郡王多尼等人带兵分头逮捕济尔哈朗、索尼、苏克萨哈等反多尔衮集团成员，并将其拘禁在西山。逮捕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北京城很快完全被阿济格控制了，却惟独跑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敌人——郑亲王济尔哈朗。原来，当阿济格下令逮捕反多尔衮集团时，济尔哈朗正好在郊外打猎，听说城内发生政变，当即吓的魂不附体，急忙带着几十名亲兵从小道逃往山海关。由于济尔哈朗是辅政亲王，在满洲贵族极有威信，因此一路畅通无阻，于4月5日抵达清帝国的发祥地——盛京。清帝国短暂的统一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江南人民起义还在此起彼伏，帝国统治者内部却已经爆发了血腥的内战。
英亲王阿济格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并借助皇帝福临之口下诏，谴责郑亲王济尔哈朗是阴谋篡位的逆贼，人人得而诛之；济尔哈朗则得到了留在关外的满洲人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对主要在关内作战的多尔衮并没有什么感情，反而是对身为努尔哈赤侄子的济尔哈朗怀有崇高的敬畏感。济尔哈朗很快拼凑起一支3万人的军队，扼守山海关，随时准备向北京发动进攻。此时阿济格的阵营也发生了分裂，许多八旗将领反对清算济尔哈朗和索尼，甚至扬言要投向济尔哈朗一边。阿济格感到焦头烂额，虽然最先密谋发动政变的是济尔哈朗，但真正先动手的却是他阿济格，因此在多数满洲人看来，阿济格是贪图权势的肇事者，而济尔哈朗只是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出逃。阿济格不敢离开北京，只得派遣信郡王多尼率5万八旗兵开赴山海关，与济尔哈朗的军队对峙。对峙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直到1655年夏天，没有任何一方胆敢开战，双方都不敢冒战败的危险，都在耐心等待对方阵营发生内乱。
与此同时，南方被征服人民的起义也愈演愈烈。本来应该用来镇压起义的八旗兵，现在却被满洲贵族用来打内战，驻扎在各地的零散八旗军队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了。1655年4月，割据厦门的前明朝将领郑成功率军袭扰浙江、江苏，一直深入到南京，与当地的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清帝国的江苏巡抚大惊失色，急忙出动仅有的3000名八旗军和临时招募的1万名汉人绿营军进攻郑成功，结果被打的大败而归。幸亏郑成功很快因为缺粮而被迫撤退，否则南京是一定守不住的。为了防范层出不穷的起义军，各地的满洲官员不得不大量招募汉人担任绿营军或民团部队，但这些军队远没有八旗军可靠，也远没有八旗军善战。阿济格此时面临着和当年的崇祯皇帝相似的两难处境——外有济尔哈朗的虎视眈眈，内有人民起义军和郑成功的攻击，而他手头的兵力根本不足以维持两线作战。由于江淮地区的交通线被起义军切断，江南的赋税和粮食都无法送到北京，甚至根本无法征收上来；而西南地区更是匪盗横行，清帝国难以实施有效统治。能够为北京提供财源和粮食补充的，实际上只剩下关内北方的几个省份。
1655年6月，阿济格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先消灭近在眼前的济尔哈朗，夺回关外的满洲发祥地，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对付南方的起义。他三次下令信郡王多尼攻击山海关，但多尼还是犹豫不前，抱怨说山海关的城防过于坚固，敌军士气也很高昂，正面进攻损失一定会很大，不如先撤军回北京，从喜峰口、冷口等长城隘口绕道到关外，从侧面直捣盛京，这才是万无一失之计。但阿济格不耐烦等这么久了，他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解救当前的危局。在开战前，他得到了蒙古科尔沁亲王的保证，以科尔沁部落为首的蒙古四十九旗将站在阿济格这边，在关键时刻从侧翼痛击济尔哈朗军。6月20日，阿济格亲自赶到山海关前线，吹响了进攻山海关的号角。一场异常残酷的满洲内战，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山海关的防御体系的确很坚固，只需要几百名弓箭手隐蔽在箭楼、暗窗和女墙后面，就可以对进攻方造成非常大的伤亡。济尔哈朗把他的大部分部队隐藏在山海关的背后，准备等到阿济格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再冲出城门，予以歼灭性打击。但阿济格把军队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大约1万人，还有1万人作为预备队，昼夜轮流攻城，没有任何疲惫的迹象。攻城战进行了7天，阿济格军损失3000多人，攻陷了山海关侧面的两座箭楼，却仍然无法登上山海关主城。济尔哈朗这边的损失要小的多，大部分军队仍然在后面养精蓄锐。6月27日，天气突然恶化，山海关上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攻城战被迫暂时停止。阿济格军都住在简陋的帐篷里，下起雨来，既无法做饭也无法好好休息，只好靠吃干粮活命。济尔哈朗抓住这个时机，从山海关侧面迂回出兵，以小股部队扰乱阿济格军的后路，对方军心顿时大乱，甚至有人传说北京已经爆发了政变，福临皇帝免除了阿济格的职务云云。阿济格本人也感到十分恐慌，向信郡王多尼询问：“大家都传说北京城里情况不稳，我想回北京去稳住阵脚，调集援兵，留你在这里继续进攻山海关，你看如何？”还是多尼头脑清醒，立即大声否决道：“英亲王殿下，你不能离开军队！现在军心慌乱，正需要你鼓舞大家的士气，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了，全军一定会崩溃的！现在只有坚持下去，直到打败济尔哈朗，此外别无他法！”
但是，不回北京，留在山海关又能怎么办呢？阿济格想到了蒙古骑兵的力量。他派出密使催促科尔沁亲王，让他快点兑现诺言，从侧面进攻济尔哈朗。但科尔沁亲王却故意磨磨蹭蹭，他想再等一段时间，等到某一方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再加入另一方痛打落水狗。无奈之下，阿济格只得提出了一个非常慷慨的方案：只要科尔沁亲王在三天内出兵进攻济尔哈朗，就将张家口西北的所有土地都划给科尔沁部落为草场，并且承认科尔沁亲王为蒙古的“大汗”。自明朝中期以来，蒙古各部落已经许多年没有统一的大汗了，现在阿济格承认科尔沁亲王为大汗，显然是给予对方与满洲皇帝同等的地位，这怎么能不让科尔沁人高兴？在这样重大的诱惑下，科尔沁部落终于同意立即出兵攻击济尔哈朗。7月3日，科尔沁亲王亲率蒙古骑兵2万人，从凌源、咯喇沁左翼方向攻入辽西，并于7月8日杀到了辽西重镇锦州城下，截断了济尔哈朗的后路。
济尔哈朗的全部兵力几乎都压在山海关，听说蒙古骑兵抄了自己的后路，如同五雷轰顶，当即下令全军撤退。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却反对撤军，坚持说：“父亲现在只要再坚持一下，就有望击溃阿济格了，阿济格军一溃散，科尔沁人怎么会不退兵？现在父亲应该严格封锁消息，出动全军与阿济格一战，这样才有生路；如果撤退，只会被两面夹击，陷入灭顶之灾！”但济尔哈朗不听，带着2万7千兵力撤出山海关，沿着绥中、葫芦岛方向撤向锦州，结果果然被科尔沁骑兵打的大败。7月11日，阿济格攻陷了兵力空虚的山海关，接着马不停蹄地一路追击，沿途州县纷纷投降。7月14日，阿济格军又和科尔沁军联手，在锦州东北的凌海大破济尔哈朗，济尔哈朗和济度仅率1000多人逃回盛京。眼看满洲内战就要以阿济格的胜利、济尔哈朗的失败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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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明帝国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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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英亲王阿济格攻陷山海关的消息传到北京，反而更坚定了反对派发动政变、推翻阿济格的决心。因为阿济格的部下有不少也是索尼的支持者，许多人都希望阿济格只处死济尔哈朗，宽大处理索尼。但阿济格却不依不饶，扬言击败济尔哈朗之后一定要把索尼凌迟处死，还要穷究索尼的同党，这就使索尼的老部下、老同事们人人自危。多尔衮生前的亲信、大学士刚仁秘密联络康郡王杰书、盛亲王常阿岱等人，准备趁阿济格还未返回北京，推翻他的统治。7月15日，刚仁假传福临皇帝的圣旨，出动羽林军释放了索尼，又派遣杰书、常阿岱接管各个要害部门。此时忠于阿济格的军队都远在关外，城内虽然还有不少阿济格的党羽，也只能束手就擒，连阿济格最信赖的盟友安亲王岳乐也不得不倒向反对阿济格的这一边。7月21日，阿济格攻陷盛京，活捉了济尔哈朗及其子济度，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福临皇帝下诏，称阿济格为“逆贼”，剥夺其亲王爵位和一切官衔，命令其立即孤身进京请罪，不得携带任何军队！阿济格立即知道北京发生了政变，自己被算计了，但也毫无办法。形势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阿济格攻陷了盛京，却丢失了北京，仿佛是跟一年前的济尔哈朗换了个位置。他大为震惊，一筹莫展，在1655年剩下的日子里，他都停留在盛京，不敢做出任何军事行动。他再次请求科尔沁亲王的帮助，但科尔沁亲王看到他无法履行诺言，就在盛京附近大肆抢掠一通，率兵回到了科尔沁草原。
1655年的冬天，对满洲内战的双方而言都非常难熬。阿济格收编了济尔哈朗残余的军队，总共掌握着大约6万八旗军，辽东的1万多汉军旗部队也归顺了阿济格。但他不敢进攻北京，想先巩固盛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等待北京方面发生分裂——这和一年前济尔哈朗的战略几乎一模一样。而在北京这边，实际掌握政权的是索尼和康郡王杰书，他们名义上支持济尔哈朗，实际上巴不得阿济格早点处决济尔哈朗，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掌握权力，顺便给阿济格再加上一条罪状。不过，索尼虽然是元勋老臣，威望很高，但并不是爱新觉罗皇室的成员，由他辅政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杰书虽然属于爱新觉罗家族，但年纪毕竟很轻，属于皇室的远支晚辈，威望明显不够。无奈之下，索尼只好把安郡王岳乐抬出来，做名义上的“摄政王”，以达到稳定人心的目的。索尼面临的形势比阿济格还要危急，南方的起义军已经形成了三支强大的主力，分别位于江苏、湖北和安徽境内，完全截断了北京与南方各省的联系。在清帝国能够控制的北方各省，由于粮食歉收，也无法向北京输送多少军粮。结果，从10月开始，北京就陷入了可怕的粮荒，有限的粮食必须先供应给2万多卫戍八旗军，普通百姓甚至满洲下层贵族都生活在饥饿之中。索尼手中可用的兵力也只有北京的2万多八旗军，北方各省虽然还分散着大约3万八旗军和10万绿营军，但他们维持当地的秩序、镇压小股起义军还来不及，根本无法调往北京协防。如果阿济格在这时向北京发动一次全面进攻的话，索尼和杰书根本无法抵挡。可惜阿济格瞻前顾后，犹犹豫豫，错过了进攻的最佳时机。
1656年3月，郑成功率领15万大军再次在江苏沿海登陆，此时南京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孤城，江北都是起义军的天下，城墙之外也有大量的起义军活动，满洲官员所能控制的只是城墙之内而已。面对郑成功的大军，清帝国的江苏巡抚只能闭门死守，因为南京城内的八旗士兵、汉军旗士兵、绿营士兵和临时招募的民团加起来也只有3万多人。郑成功将南京城包围的水泄不通，但由于城防坚固，围城2个月都未能攻克，郑成功军的粮食补给又出了问题，眼看又要重蹈一年前的覆辙。郑成功终于意识到，只靠自己的力量，没有江南世族和商人的支持，是无法攻克南京的。因此，他于5月下旬在苏州召集江南二十多家名门大族的代表开会，以获取他们的支持；6月上旬，又在无锡召集江南丝商、江淮盐商、浙江茶商等富商集团的代表开会，希望他们能够资助一些军费和军粮。江南的世族和商人集团都对清帝国的统治深恶痛绝，但对郑成功也不完全放心，他们害怕郑成功攻下南京后会自己称帝，把合法的明朝皇室后裔踢到一边；更害怕郑成功会在江南横征暴敛，摊派徭役，加重江南的经济负担。为了解除他们的怀疑，郑成功不得不于6月22日发布了著名的《江南善后布告》，布告中提出了三点原则：1、只有明朝皇室的后裔才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一旦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将立即拥立万历帝的嫡孙、弘光帝的弟弟朱由槿为皇帝，恢复明朝法统。郑成功本人决不会企图成为皇帝。
2、打败满洲贵族后，决不会效仿崇祯皇帝横征暴敛、胡乱增税的政策，在江南征收任何税款，都会事先征求世家大族和富商们的统一，决不损害世家和商人的利益。
3、恢复明朝政权后，将给予江南的世家大族和富商们很大的政治权力，允许他们对各项政策发表意见，决不会重演魏忠贤时期肆意镇压江南人民的那一幕。
在做出这三项保证后，郑成功又邀请了江南世族的五位代表和富商的三位代表，担任他军中的高级幕僚。这样，江南的地方势力终于同意支持郑成功，在此后的2个月里为他提供了25万石军粮和10万两白银的军费。不过，经历了明朝末年的倒行逆施和满清贵族的残酷镇压，江南的地方势力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了，他们迫切希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8月，江南最大的丝绸商人陆鹏出资8万两白银，收编了一支活跃于松江、上海地区的起义军，规模有8000余人，从此拉开了江南商人组建军队的序幕。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江南的丝绸商、茧丝商、盐商、茶商、陶瓷商等等纷纷出钱收编小股起义军，把起义军变成了富商控制的武装力量。由于商人筹措粮草的能力要远远高于郑成功，也高于世家大族，因此到后来商人控制的军队达到20万之多，甚至超过了郑成功的军队；许多世家大族看到商人力量勃然兴起，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依附于商人势力，甚至整个家族都加入了商人武装。
经过长达8个月的围城，郑成功终于在11月17日攻陷南京，但他得到的只是一座满目创痍的空城，没有粮食，没有银两，甚至连建筑物都被烧的差不多了。与此同时，满洲贵族的内战差不多决出了胜负：从4月到10月，英亲王阿济格向北京发动了3次进攻，每一次都大败而归。尤其是6月以后，因为小麦已经收割，北京城里又有了粮食，索尼趁机组建了一支2万人的新军队（主要由满洲人组成），作为保护北京的新力量。10月，在北京西北郊的延庆会战中，阿济格麾下最善战的将领、信郡王多尼战死，阿济格军的士气一落千丈，索尼的军队则越战越勇，很快于11月收复了山海关，阿济格缺乏兵员补充，也缺乏粮草，只得退回盛京，坐以待毙。
1657年1月，郑成功打算按照约定，拥立万历帝的嫡孙朱由槿为新的大明皇帝，但遭到了江南商人的反对。商人们认为，现在南京附近的满洲势力还没有肃清，江南江北还有许多散兵游勇，应该把这些起义军先收编起来，尽可能地保证江南的安全，然后再考虑恢复明朝统治。3月，江南富商们组织了一个“政事评议会”，邀请了世家大族和郑成功军的代表参加，但实际上完全是富商们的独角戏。在这次会议上，富商们决定把自己掌握的军队统一组织起来，取名为“新民军”，以区别于过去的明朝官军和郑成功的军队。会议还决定要求郑成功率军渡过长江，收复江淮之间的地区，以保证南京的安全。郑成功早就恨透了这群江南富商，但由于自己的粮草供应必须仰仗他们，因此也不得不俯首听命。4月，郑成功率领12万军队渡过长江，连续收复了扬州、淮南、六安等重镇，江淮地区的八旗军虽然做了一些抵抗，但是人数太少，很快就被击溃。出乎意料的是，淮南淮北的起义军居然丝毫不买郑成功的面子，反而出兵攻击郑成功，因为他们害怕对方会抢走自己的地盘。结果，郑成功军于7月在淮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在两支起义军的夹击之下损失5万多人，被迫一路撤回南京。不过江北的扬州、淮南等重镇总算是保住了。听说郑成功大败的消息，江南富商们居然弹冠相庆，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踢开郑成功，建立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
同样是在7月，索尼也发动了对阿济格的最后进攻。虽然阿济格手中还有2万多军队，但他们士气低落、缺乏粮草，难以抵抗士气高昂的索尼军的进攻。康郡王杰书、盛亲王常阿岱各率领2万军队，对盛京形成了合围。8月11日，英亲王阿济格眼看走投无路，派人毒死了被关押在地牢里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同时举火*，盛京终于陷落。以多尔衮之死为导火线、历时三年之久的满洲内战，终于划上了句号。此时此刻，满洲贵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清帝国眼看就要成为又一个短命王朝了。
1657年10月，江南十二家大商人和二十家世家大族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讨论恢复明朝政权的事宜。世家大族深知商人们控制了大部分的武力和财力，自己完全不是对手，只得依附商人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经过7天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解除郑成功的兵权，将其剩余的6万军队编入“新民军”；按照事先的约定，拥立万历帝的嫡孙朱由槿为大明皇帝，定都南京，原则上恢复明朝的各项制度，由内阁辅佐皇帝决定大政方针。为了保证新政权符合自己的利益，商人们决定成立一个长期的议事会，议事会成员主要由江南富商、世家大族和少数明朝皇族构成，内阁的任何决定（尤其是关于税收的决定）都必须得到议事会的首肯。由于世家大族具有悠久的传统和雄厚的智力资源，因此富商们也不敢小看他们，而是采取和他们广泛通婚的策略，企图建立一个商人阶层与世族阶层联合执政的新王朝。郑成功企图抗拒，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交出兵权，因为他知道，没有江南富商们的粮草供应，他的军队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1658年1月1日，23岁的朱由槿在南京登基，年号“武成”，一度中断的明朝法统终于宣告恢复，史称“后明”或“新明”。武成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正式任命由32人组成的议事会，其中13人为商人代表，11人为世族代表，5人为军队将领代表，3人为皇族代表，帝国的大政方针都要由他们审议通过。议事会向皇帝推荐江南著名的世族领袖、曾经在崇祯时期担任南京吏部尚书的吕之悦担任内阁首辅，主管一切行政事务。“新民军”被统一改编为明军，由议事会直接掌管，无论皇帝还是内阁首辅都不能对明军下命令。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重要官职都被江南人垄断，2年前第一个建立商人武装的丝绸商人陆鹏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全权主管朝廷财政。吕之悦和陆鹏分别代表江南世族和商人的利益，共同主宰着明帝国的政策，因此这一段时期的内阁又被称为“吕陆内阁”。当然，江南人也没有忘记给郑成功分配一个官职，他也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并被封为伯爵，不过并没有什么实权。
明帝国刚刚复辟，统治集团内部就产生了争吵——部分商人和世族势力主张和满洲人议和，满足现状，不再北伐；但大多数人还是主张“除恶务尽”，必须趁热打铁，将满洲贵族彻底逐出中原，恢复过去明帝国的所有疆域。武成皇帝、吕之悦和陆鹏都主张趁胜追击，因此议事会于2月第一次开会时就做出决定，在江南地区增加30万两白银、200万石粮食的赋税，以招募更多军队。3月，明军被整编成12个军团，每个军团从2万人到3万5千人不等，配备了完善的后勤系统，同时还有6个新军团正在训练中。5月，明帝国议事会花费12万两白银，收编了淮南淮北的7万多起义军，将其中大部分人遣散回乡，只留下1万人编入明军；6月，又收编了徐州、宿迁一带的5万多起义军，将其中8000人编入明军。这样，整个淮河以南就全部肃清了，清帝国的心脏地区彻底暴露在明帝国的面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就要开始了。
在准备北伐的同时，帝国议事会还派遣3个军团沿江西上，招抚安徽、湖广等地区。清帝国在这些地区基本已经没有统治力，只在安庆、武昌、长沙等重要城市驻扎有几千八旗军，很快就被训练有素的明军各个击破。这些地区的人民起义军听说明帝国已经复辟，无不欢呼雀跃，纷纷向明军投诚，接受明帝国的改编。7月底，明军前锋抵达武昌，湖广全境基本光复。明帝国迅速在湖北、湖南、安徽设立了巡抚，并开始在这些地区征兵征税，使帝国的实力更加增强；相对于内乱不已、左支右绌的清帝国，明帝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财政上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与此同时，满洲人却又面临着来自蒙古的威胁。蒙古科尔沁亲王拿出当初和阿济格签订的协定，要求清帝国履行诺言，将张家口西北的草场全部划归科尔沁部落，并尊科尔沁亲王为“蒙古大汗”。辅政大臣索尼认为这完全是无理取闹，这协定是阿济格签订的，现在阿济格已经死了，自己有什么义务代替他履行诺言？但科尔沁亲王可不理睬这些，他坚决要求索尼兑现承诺，先把张家口西北的草原割让出来，这等于说是给蒙古人打开了进军北京的门户，索尼当然不同意。于是科尔沁亲王集中10万骑兵，兵临张家口城下，扬言要随时进攻北京。此时索尼手中只有不到10万兵力，其中八旗军在对阿济格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只剩下不到5万，根本无力进行两线作战。在权衡利弊之后，索尼不得不于1658年7月将张家口西北的草场割让给科尔沁人，并于8月以福临皇帝的名义下诏尊科尔沁亲王为“大汗”。科尔沁亲王总算撤军了，清帝国终于可以转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刚刚复辟的明帝国了。
1658年8月，明帝国议事会正式下令，由江南著名的起义军将领、曾经多次击败八旗军围剿的屠大川担任北伐军统帅，率领8个军团累计22万大军从南京出师北伐。为了准备这次北伐，江南商人们不惜血本，搜集了两百多万石粮草，并制造了充足的兵器、盔甲、被服和伤药，充分显示了商人政权的高效率。8月15日，北伐大军渡过长江，在他们身后还跟随着十多万后勤人员、二十多万匹骡马和几十万辆小推车，随时随地保证充足的补给。明帝国希望动员整个江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满洲贵族彻底清除出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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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明朝北伐的胜利和满清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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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9月，明朝北伐军的先锋渡过了淮河，抵达明帝国目前最北边的据点——徐州。徐州位于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交界的要道，离北京差不多正好一千里，从这里出发，可以向东进攻山东、向西进攻河南，或者向北直取北京。此时，整个清帝国只拥有不到7万八旗军，其中3万分散在直隶、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各省，可以动用的兵力只有不足4万，加上2万汉军旗也不过6万人。由关内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和民团部队总共有12万之多，不过大多也在各省留守，最多也只能调动两三万。相对于多达22万人、士气高昂、训练有素、补给充分的明军来，满清的军力显得异常薄弱。
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满洲贵族已经对中原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残酷统治，尤其是在江南进行的大屠杀更是引起了当地人民深刻的仇恨。主要由江南人组成的明军士兵，几乎人人都希望尽快攻克北京，彻底毁灭满洲贵族的统治。明军将领纷纷向统帅屠大川提议，绕开山东，从安阳、邯郸方向北上，一路攻取保定、真定、高碑店，在一个月内就可以杀到北京城下。远在南京的明朝议事会也希望尽快攻克北京，最好能够在年底以前结束战争。就连满清帝国这边的索尼也认为明军一定会直取北京，因此紧急动员了20万平民修补北京城墙，在城外挖掘堑壕，并将大部分兵力派往北京南面的门户——保定、真定据守。然而，明军统帅屠大川却不打算直取北京。他对将领们说：“孤军深入河北，侧翼难以保障，山东、山西都还有一些八旗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也不可忽略。敌军肯定会在北京以南重点布防，我军正面猛攻，肯定会损失惨重。而且长驱直入，后勤供应也难以保证；必须坚持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的战略。”将领们表示不理解，屠大川又举出1368年徐达率领明军北伐元帝国的例子，当时明军也有机会直捣北京，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明太祖亲自制订了战略方针，必须先夺取山东和潼关，然后才能北进。这次北伐，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战略方针。
9月7日，屠大川将军队分为两支，派原先隶属于郑成功的大将施琅率领7万人向西北方向前进，兵锋指向河南开封、安阳方向；自己则亲率主力15万人，北上攻入山东。索尼迅速探知了明军兵分两路的情况，但无法分辨哪一路是主力部队。康郡王杰书认为进攻河南的明军力量比较薄弱，应该立即集中直隶、河南、山西的八旗军和绿营军迎头痛击，争取予以其歼灭性打击，这样进攻山东的明军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但索尼不同意这个战略，他仍然认为明军的战略是直接北上，因此进攻山东只是一个幌子，主力部队实际是进攻河南的这一路，而且其目标也并不是开封，而是想在开封附近渡过黄河，北上进攻安阳、邯郸。因此，索尼决定派盛亲王常阿岱率领3万八旗军南下，驻守在漳河一线，只要明军渡过黄河，就全军出击，将其歼灭在漳河和黄河之间。事实证明，这个战略简直错的离谱，清帝国覆灭的命运，在这时就已经决定了。
9月17日，施琅率军包围了开封，开封城内只有3000多人驻守，其中八旗只有不到1000。因为战略判断失误，索尼把河南其余6000多八旗军都调到了河北，施琅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开封周围的州县纷纷投降明军，并主动为明军输送粮草。9月23日，开封守军开城投降，郑州、洛阳也随之请降，在短短的7天内，整个河南就基本平定了。施琅探听到清军主力正集中在黄河对岸的邯郸、安阳一线，与开封遥遥相对，因此决定避实就虚，率军离开开封，西进郑州，准备在那里渡河；渡河之前，还顺便攻占了空虚的潼关，打开了进攻陕西的门户。听说潼关陷落，驻扎陕西的8000多名八旗军神经高度紧张，龟缩于长安、咸阳、华阴等少数据点，根本不敢出关作战。这样，明军西侧的威胁就被解除了。9月28日，施琅在充分补充兵力和粮草后，从郑州渡河，并迅速攻陷了山西的上党地区，夺取了黄河以北的第一个桥头堡。
与此同时，屠大川率领的主力部队也是势如破竹。驻守山东的清军企图依靠泰山、沂蒙山天险进行据守，并实施坚壁清野，将乡村囤积的粮食全部没收，以防止农民支援明军。但屠大川却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粮草辎重也都通过运河水运，从山东西部经过微山湖、东平湖一路北上，并扬言要绕开济南，直接进攻邯郸。9月18日，屠大川的前锋直抵黄河，离济南只有三百里，却做出一副渡河北上的样子，济南守军因此松懈无备。索尼也以为屠大川是要绕开济南、直接北上，下令济南守军分出4000人支援邯郸，这样济南城就很空虚了。9月21日，屠大川得到消息，济南城内只剩下不到2000守军，立即将自己的军队分成三支，一支由自己亲自率领沿黄河南岸前进，直捣济南；一支向东进攻泰安、莱芜；另一支则北渡黄河，沿着大运河迅速北上，夺取德州。济南、泰安此时都松懈无备，见到明军大军逼近，猝不及防，只抵挡了两三天就开城投降。9月26日，屠大川进入济南，在城门外公开处决了满洲贵族任命的山东巡抚、山东布政史等20多名高级官员，以示对满洲统治毫不留情的态度。从济南城调往邯郸的4000清军刚刚走到德州，另一支明军就沿着大运河杀到了德州城下，清军不明对方虚实，以为是屠大川的主力部队，因此根本不敢应战，趁着夜色打开德州北门，向北方逃去。9月28日，明军攻克了德州，整个山东基本上被平定。屠大川留下1万多人留守济南、泰安等地，并确保大运河的畅通，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北上，于10月6日进入直隶境内。
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战斗，河南、山东两省已经落入明军之手，陕西的清军也成了惊弓之鸟，清帝国在关内可以控制的领地只剩下直隶、山西两省。虽然前线接连失利，但清军还保留着4万八旗军和3万绿营军，其中大部分驻扎在邯郸。杰书认为这些兵力还是太少，建议索尼动员全体15岁以上的满洲男子加入八旗军，这样可以迅速得到一支4万人的新军，但索尼犹豫不决，害怕这样会使得人心混乱，影响自己对朝政的控制。此时，名义上的摄政王、安郡王岳乐提出与明军和谈，并趁和谈之机组建新的军队保卫北京。这个设想让索尼大惊失色，他坚持称明军为“乱军”“贼军”，是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决不能放下大清帝国的架子与其谈判。岳乐反唇相讥说：“既然明军是乌合之众，为什么你统帅的八旗精兵还经常败在他们手里？难道战无不胜的八旗忽然变的不会打仗了？还是你指挥无能？”索尼无言以对。杰书看到索尼难以控制局势，也开始倒向岳乐，打算和岳乐合谋发动政变推翻索尼，以挽救清帝国的命运。
10月中旬，施琅率领西路明军进逼到邯郸西侧，接着绕开邯郸，直接攻击邯郸以北的邢台。屠大川的东路明军则兵分两路，一路沿着运河前进到沧州，离北京只有四百里；一路则离开运河，西进攻陷衡水，并继续西进真定。常阿岱发现自己的后路已经被对方截断，而且明军已经完全绕过了自己，便连忙派人向索尼报告，要求撤退到真定，并要求把留守北京的部队都派到保定、河间一线来，在这里与明军决战。但索尼根本不了解战场的局势，他认为明军又在搞“声东击西”的战略，假装攻击真定、邢台，实际上还是想进攻邯郸，因为不攻下邯郸，明军的后方就没有保证。10月15日，当屠大川的前锋已经直抵真定城郊时，索尼仍然命令常阿岱“坚守邯郸，不得撤退”，只是派出了少量部队增援保定、河间，确保北京南大门的安全。这样荒谬的指挥方式让杰书大惊失色，他主张立即让常阿岱北上增援邢台、真定，同时让北京城内剩余的军队全部南下，在真定周围来一个两面夹击，摧毁屠大川的主力部队，这样才有一线生机；随着明军的北上，邯郸已经被远远抛在战线后方，到这个时候还让常阿岱带着3万八旗精兵固守邯郸不放，简直形同自杀！但索尼怎么也不肯让步，他认为常阿岱一离开邯郸就会落入明军的圈套，陷入施琅和屠大川的包围；另外，为了保证北京南面的安全，必须守住保定和河间，同时严密监视沧州方向的明军，决不能将全部八旗主力都调到真定方向，这样肯定会上明军的当。杰书感到索尼已经无可救药了，他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拯救大清帝国。
10月17日，施琅攻陷了邢台，接着迅速北上，与屠大川合兵包围了真定。常阿岱发现自己的后路已经完全被截断，如果再不行动，就只有坐以待毙了，于是他决定放弃邯郸，全军向东北方向前进，想绕道到明军的背后，夺回衡水，威胁屠大川的后方。10月22日，经过四天的急行军，常阿岱的八旗精兵抵达了衡水城下，却发现衡水城守军兵力非常雄厚，至少有3万人之多！原来屠大川早已洞悉了常阿岱的战略，将沧州方向的明军调到了衡水以阻挡常阿岱。与此同时，索尼还不知道明军已经撤出了沧州，仍然认为明军可能从沧州方向攻击天津，进而攻击北京。常阿岱硬着头皮对衡水进行了3天的攻城战，结果损失2000多人，衡水城还是岿然不动。这时，屠大川又在真定城下分出2万明军，令其东进救援衡水，常阿岱害怕自己陷入两面夹击中，只得撤除对衡水的包围，一路向北撤到河间、任丘一带。此时，从北京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索尼被软禁了，安郡王岳乐、康郡王杰书掌握了大局，命令常阿岱火速带兵回京。
原来，除了岳乐和杰书之外，大部分其他满洲贵族也对索尼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前线节节失利都是索尼的错误战略导致的，索尼根本不懂怎么指挥战争。已经年满2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也迫切想摆脱索尼，实现亲政。10月21日，皇帝福临在岳乐、杰书、鳌拜等人的怂恿下，下诏让索尼进宫商讨政务，同时派鳌拜接管了皇城防务，关闭皇城九门，不准放进一兵一卒。索尼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敌会在这个危急时刻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他刚走进乾清宫的大门，就被四名侍卫逮捕，并临时关押在乾清宫侧面的小屋里。杰书亲自向索尼宣读了他的“二十条罪状”：欺君罔上，独断专行；指挥作战接连失误，导致清军失利；违反礼制，对皇帝不敬，等等。索尼的长子索额图、亲信遏必隆等人也于同一天被逮捕。因为大部分满洲贵族都对索尼不满，因此逮捕索尼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此时，岳乐和杰书还不知道常阿岱已经撤到了河间，急忙下诏让他立即撤退，同时出动北京城内剩下的1万多八旗军，以及守卫保定、河间、天津的1万多八旗军、2万绿营军，全部星夜驰援真定。决定命运的真定之战就要打响了。
11月1日，常阿岱把军队留在河间，自己孤身进入北京，晋见此时掌握朝政的岳乐和杰书。杰书见到常阿岱已经平安归来，大为高兴，命令他立即率军参加真定战役，争取歼灭明军主力。但常阿岱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现在明军主要兵力16万人都聚集在真定城下，在德州、衡水、上党等侧翼据点只留了很少的兵力，与其在真定和明军硬碰硬，不如沿着大运河进攻德州，截断明军主要的军粮通道，这样明军自然会乱作一团。但杰书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如果真定陷落，将会严重动摇满洲军队的士气，同时打开明军进攻山西的门户。他勒令常阿岱执行朝廷的命令，立即率军向真定前进。常阿岱没有办法，只得遵命。挽救清王朝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11月8日，由常阿岱和富绶、猛峨、勒尔锦等清军将领率领的总共5万八旗、1万汉军旗和2万多绿营部队对正在包围真定的明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清军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攻来，想切断屠大川和施琅两支部队的联系，与真定城内的5000清军里应外合，击穿整个明军的阵列。但明军早有准备，修筑了大量栅栏，并在屠大川和施琅两军的结合部挖掘了3道堑壕，清军骑兵部队难以施展开来，战斗很快进入了残酷的肉搏阶段。明军在兵力上占据了明显优势，而且补给充足，以逸待劳，清军的锐气渐渐耗尽。11月13日，清军伤亡已达到2万人，常阿岱知道这样打下去必败无疑，急忙要求杰书再增援一些军队。杰书只好动员北京城内所有15岁以上的满洲男子当兵，组织了一支2万人的新军，同时将关外的所有八旗、汉军旗都调往关内。但这些援军还没来得及出发，前方的清军就已经被合围——先前驻扎在衡水的3万明军，悄悄向西北方向进行了昼伏夜出的急行军，在清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绕到了常阿岱的背后，攻陷了真定和保定之间的定州、唐县，切断了清军的补给线路。11月16日，杰书派到真定前线的援军1万余人途径定州，却遭到明军的迎头痛击，被打的丢盔卸甲，随军携带的粮草辎重也全部被缴获。常阿岱听说后路被截断，知道已经无望取胜，于11月18日冲入明军阵中，在杀死100多名明军士兵后中箭而死，年仅30岁。富绶、猛峨、勒尔锦等人也先后战死。11月21日，决定命运的真定会战结束，4万清军被歼灭，其余星散逃跑，清军自牛录章京以上的将领被俘获300余人，曾经威震天下的八旗几乎全军覆灭。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短命的满清帝国即将覆灭。岳乐和杰书向屠大川派去了信使，请求议和。屠大川却很冷淡地回答道：“议和不能由我说了算，得由大明议事会说了算。你们必须撤出北京，否则无话可谈。”12月1日，明军攻克保定，北京南面的门户就这样丧失了。满洲贵族成群结队地逃离北京，逃向他们14年前的家乡——盛京。只有岳乐、杰书、鳌拜等少数人还幻想着从关外调来的八旗军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哪里知道，留守盛京的满洲贵族听到真定陷落的消息，已经召回了派往关内的八旗和汉军旗部队，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再把这些部队派到北京完全就是送死。这时，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寒冷了，屠大川在北京南郊休整了大约一个月，完成了兵员、粮食和冬衣的补给；而杰书也拼命搜罗兵力，修补北京城墙，但剩余的清军早已军心涣散，即使是上三旗的精锐部队也纷纷逃亡，看来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了。
1659年1月1日，屠大川、施琅正式开始进攻北京。北京城防很坚固，此时也不缺少粮食，杰书估计至少能守半年。但由于士气低落，八旗军几乎一触即溃，明军于1月10日就攻陷了南城，逼近主城。1月12日，杰书再次提出议和，同意主动撤出驻扎在陕西、山西、四川的剩余清军，希望明军能够停止进攻北京。屠大川则坚持要满洲贵族撤出关外，否则无话可谈。双方的谈判持续了半个多月，明朝议事会也坚持要求满洲人放弃北京，结果谈判于2月1日破裂，屠大川继续攻城。2月25日，岳乐、杰书看到大势已去，打开城北的广安门，带着2000多清军逃往关外，鳌拜战死于北京城头，北京终于落入明军之手。自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陷北京以来，时隔15年，北京城头终于又飘扬起了明帝国的旗帜。
屠大川攻陷北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明帝国议事会一片欢呼雀跃，他们建议武成皇帝下诏封屠大川为侯爵，施琅为伯爵，两人都加上了左都御史的头衔。但是，为了防止屠大川拥兵自重，议事会又命令屠大川只率领5万军队追击清军，收复山海关内的所有土地，其余部队则随施琅返回南方。同时，内阁迅速任命了各省的巡抚、布政使，安定各地的秩序。5月，屠大川攻陷了张家口，又掉转矛头进攻山海关，终于在6月初攻陷了这个通向关外的门户。议事会认为北伐的目的已经圆满达成，便命令屠大川立即带兵南归。1658-1659年的北伐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按照后明王朝的年号是武成元年到武成二年，因此又称为“武成北伐”。
北伐完成后，在广阔的西部土地上，还分散着满洲贵族的残余势力，另外各种起义军、匪盗也层出不穷。明帝国议事会又组织了12个新军团，开赴陕西、山西、四川、贵州、云南和两广地区清剿满洲残余势力，将帝国统治扩展到这些地区。到1660年11月，原先明帝国管辖下的所有土地都被收复，后明王朝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这似乎是一个胜利的年份，但在这一年之后，复辟的明帝国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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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年，满清帝国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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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即明王朝统治的第276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满洲骑兵同时威胁着帝国的安全，看样子大明帝国是无论如何也熬不过去了。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在内的大部分北方省份都被李自成攻占，富裕的四川落入了张献忠手中，山海关外则早已是满洲的领土，帝国首都北京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虽然崇祯皇帝竭力挽回局面，连续撤换作战不利的兵部尚书和各级将领，甚至亲自干预前方战事，但这反而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结局。2月，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大军从太原出发，从西面直逼北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同、宣府、阳和、居庸关的明朝守军都望风而降，随着天险居庸关的沦陷，北京也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3月17日，李自成开始进攻北京城。明军仅仅抵抗了两天，就于3月19日开城投降。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向李自成投诚效忠。大明帝国的第十六代君主、崇祯皇帝朱由检登上皇宫后方的煤山，看到李自成军队的旌旗在帝国首都上空飘扬，便在一棵黑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凄凉的时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不到二十年之后，明朝的旗帜竟然会再次飘扬在北京上空，再次飘扬在整个帝国的上空。
李自成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满洲摄政王多尔衮在吴三桂的引领下进入山海关，迅速粉碎了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李自成被迫于4月30日撤出北京，他从头到尾也只在这里呆了42天。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在本应该属于明朝皇帝的太和殿里登基加冕，成为清王朝的第三代皇帝，也是君临中原的第一位满洲皇帝。凭借强大的八旗武力，多尔衮一次又一次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到1644年年底，整个黄河以北都已经属于清朝。在这一年的5月，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弟朱由菘在南京宣布即位，建立了新的明朝中央政府，似乎大明帝国又可以在江南一隅暂时维持下去了。
但事实证明，无论是腐朽的南明政权，还是毫无斗志的李自成残余势力，都根本无法阻挡满洲骑兵的铁蹄。1645年6月，自称“大顺皇帝”的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当地民团杀害，他的头颅很快被英亲王阿济格送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面前，大顺政权终于彻底瓦解；同一个月，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兵分三路包围南京，朱由崧仓皇出逃，终于在芜湖被满洲军队抓获，并立即被就地处决，弘光政权就这样灭亡了。摄政王多尔衮随即颁布了著名的“剃发令”，这一侮辱性的命令很快引起了滔天的愤怒。在扬州，在嘉定，在江南每一个敢于反抗的城市，满洲人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大屠杀，数十万人因此遇难。1646年12月，肃亲王豪格消灭了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到此为止，除了割据云南、贵州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之外，其余所有反清势力都已经被镇压下去。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满洲骑兵就征服了原先属于明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和人民，建立起了野蛮、残忍、专制、集权的清帝国。原先明帝国决策机构中的那一点民主气氛被扫除殆尽，所有被征服的人民都丧失了尊严，成为满洲皇帝和贵族的奴才。清帝国实际上的决策者——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阴险狡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典型的满洲贵族。他利用被征服人民内部的矛盾，予以分化统治，一面维持森严的等级制度，加强专制权威，一面又给自己加上“温和”“开明”的伪装，以骗取被征服人民的好感。清帝国与明帝国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明帝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它和自己的人民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它可能会伤害自己的人民，但绝不会蓄意谋害自己的人民；而清帝国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征服者，它统治的不是人民而是奴隶，它最大的任务就是压制这些奴隶，防止这些奴隶有任何不安分的动向。
在满洲人统治的前几年里，以云南、贵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反对清帝国的政治军事集团，以永历皇帝朱由榔为首，在清帝国统治境内不断煽动起义，号召人们打碎满洲贵族强加的枷锁，支持明朝统治者的后裔复辟。多尔衮审时度势，知道不消灭南明就不可能彻底平定天下，因此决定亲自讨伐南明政权。1650年，他率领10万八旗精锐部队，取道四川南部攻入云南。经过2年的苦战，南明永历帝于1652年逃离昆明，并在第二年被抓获，在昆明城外的寺庙里被缢杀。在这里，历史出现了第一个转折——多尔衮决定出动全部精兵攻打南明小朝廷，这使永历帝的覆灭提前了近10年；但正是因为多尔衮过度重视消灭南明政权，忽视了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安全，没有在心怀敌意的江南各省保留足够的军队，这个疏忽可能是致命的。由于八旗主力部队长期在西南地区作战，江淮流域和湖广地区的反清势力日趋壮大，形成了许多上万人的义军，他们到处流动攻击清帝国的交通要道、武库粮仓，给满洲贵族的统治带来了极大麻烦。摄政王多尔衮在前线当然听说了这些，但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不干扰到前线战事，他才不会关心这些小蟊贼。“等我班师回朝之后，就会把精锐的八旗兵调到江淮和湖广，给流贼以毁灭性打击。”在给自己的哥哥、留守北京的英亲王阿济格的信中，多尔衮如是写道，“所有胆敢反抗大清统治的人，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绝不宽恕！”
事实也的确如此，永历帝刚被抓获，多尔衮就宣布班师回朝，准备把八旗军队调去镇压人民起义。但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却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件——多尔衮在四川境内的山路上摔下了马背，摔在了坚硬的山石上，于1654年2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仅仅41岁。此前满洲人取得的胜利，几乎完全是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高瞻远瞩、明断明决和心狠手辣，现在多尔衮却如此突然地离开了他们，留下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帝国，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满洲贵族都盯着多尔衮留下的权力真空，随即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搏杀。
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安葬还不到一个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元老重臣索尼等就开始全面清算多尔衮，控告他“心存不轨，意图篡逆”，只是由于死的早，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而已。此时，多尔衮的亲哥哥阿济格还在担任辅政大臣，他当然不会允许济尔哈朗等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多尔衮。为了彻底清除多尔衮留下的势力，济尔哈朗、索尼、苏克萨哈等人密谋逮捕英亲王阿济格，想通过假传圣旨召阿济格入宫的方式，将其兵不血刃地软禁起来。阿济格开始没有察觉济尔哈朗等人的阴谋，但是就在此时，历史出现了第二个转折——济尔哈朗的亲信、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倒向阿济格一边，于3月27日深夜拜访英亲王府邸，将自己所知道的济尔哈朗等人的密谋全部告知阿济格。阿济格一听，大惊失色，立即派遣王府亲兵接管了皇宫警卫，严禁任何人随意出入；同时，又命令自己一方的安郡王岳乐、信郡王多尼等人带兵分头逮捕济尔哈朗、索尼、苏克萨哈等反多尔衮集团成员，并将其拘禁在西山。逮捕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北京城很快完全被阿济格控制了，却惟独跑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敌人——郑亲王济尔哈朗。原来，当阿济格下令逮捕反多尔衮集团时，济尔哈朗正好在郊外打猎，听说城内发生政变，当即吓的魂不附体，急忙带着几十名亲兵从小道逃往山海关。由于济尔哈朗是辅政亲王，在满洲贵族极有威信，因此一路畅通无阻，于4月5日抵达清帝国的发祥地——盛京。清帝国短暂的统一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江南人民起义还在此起彼伏，帝国统治者内部却已经爆发了血腥的内战。
英亲王阿济格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并借助皇帝福临之口下诏，谴责郑亲王济尔哈朗是阴谋篡位的逆贼，人人得而诛之；济尔哈朗则得到了留在关外的满洲人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对主要在关内作战的多尔衮并没有什么感情，反而是对身为努尔哈赤侄子的济尔哈朗怀有崇高的敬畏感。济尔哈朗很快拼凑起一支3万人的军队，扼守山海关，随时准备向北京发动进攻。此时阿济格的阵营也发生了分裂，许多八旗将领反对清算济尔哈朗和索尼，甚至扬言要投向济尔哈朗一边。阿济格感到焦头烂额，虽然最先密谋发动政变的是济尔哈朗，但真正先动手的却是他阿济格，因此在多数满洲人看来，阿济格是贪图权势的肇事者，而济尔哈朗只是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出逃。阿济格不敢离开北京，只得派遣信郡王多尼率5万八旗兵开赴山海关，与济尔哈朗的军队对峙。对峙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直到1655年夏天，没有任何一方胆敢开战，双方都不敢冒战败的危险，都在耐心等待对方阵营发生内乱。
与此同时，南方被征服人民的起义也愈演愈烈。本来应该用来镇压起义的八旗兵，现在却被满洲贵族用来打内战，驻扎在各地的零散八旗军队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了。1655年4月，割据厦门的前明朝将领郑成功率军袭扰浙江、江苏，一直深入到南京，与当地的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清帝国的江苏巡抚大惊失色，急忙出动仅有的3000名八旗军和临时招募的1万名汉人绿营军进攻郑成功，结果被打的大败而归。幸亏郑成功很快因为缺粮而被迫撤退，否则南京是一定守不住的。为了防范层出不穷的起义军，各地的满洲官员不得不大量招募汉人担任绿营军或民团部队，但这些军队远没有八旗军可靠，也远没有八旗军善战。阿济格此时面临着和当年的崇祯皇帝相似的两难处境——外有济尔哈朗的虎视眈眈，内有人民起义军和郑成功的攻击，而他手头的兵力根本不足以维持两线作战。由于江淮地区的交通线被起义军切断，江南的赋税和粮食都无法送到北京，甚至根本无法征收上来；而西南地区更是匪盗横行，清帝国难以实施有效统治。能够为北京提供财源和粮食补充的，实际上只剩下关内北方的几个省份。
1655年6月，阿济格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先消灭近在眼前的济尔哈朗，夺回关外的满洲发祥地，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对付南方的起义。他三次下令信郡王多尼攻击山海关，但多尼还是犹豫不前，抱怨说山海关的城防过于坚固，敌军士气也很高昂，正面进攻损失一定会很大，不如先撤军回北京，从喜峰口、冷口等长城隘口绕道到关外，从侧面直捣盛京，这才是万无一失之计。但阿济格不耐烦等这么久了，他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解救当前的危局。在开战前，他得到了蒙古科尔沁亲王的保证，以科尔沁部落为首的蒙古四十九旗将站在阿济格这边，在关键时刻从侧翼痛击济尔哈朗军。6月20日，阿济格亲自赶到山海关前线，吹响了进攻山海关的号角。一场异常残酷的满洲内战，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山海关的防御体系的确很坚固，只需要几百名弓箭手隐蔽在箭楼、暗窗和女墙后面，就可以对进攻方造成非常大的伤亡。济尔哈朗把他的大部分部队隐藏在山海关的背后，准备等到阿济格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再冲出城门，予以歼灭性打击。但阿济格把军队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大约1万人，还有1万人作为预备队，昼夜轮流攻城，没有任何疲惫的迹象。攻城战进行了7天，阿济格军损失3000多人，攻陷了山海关侧面的两座箭楼，却仍然无法登上山海关主城。济尔哈朗这边的损失要小的多，大部分军队仍然在后面养精蓄锐。6月27日，天气突然恶化，山海关上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攻城战被迫暂时停止。阿济格军都住在简陋的帐篷里，下起雨来，既无法做饭也无法好好休息，只好靠吃干粮活命。济尔哈朗抓住这个时机，从山海关侧面迂回出兵，以小股部队扰乱阿济格军的后路，对方军心顿时大乱，甚至有人传说北京已经爆发了政变，福临皇帝免除了阿济格的职务云云。阿济格本人也感到十分恐慌，向信郡王多尼询问：“大家都传说北京城里情况不稳，我想回北京去稳住阵脚，调集援兵，留你在这里继续进攻山海关，你看如何？”还是多尼头脑清醒，立即大声否决道：“英亲王殿下，你不能离开军队！现在军心慌乱，正需要你鼓舞大家的士气，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了，全军一定会崩溃的！现在只有坚持下去，直到打败济尔哈朗，此外别无他法！”
但是，不回北京，留在山海关又能怎么办呢？阿济格想到了蒙古骑兵的力量。他派出密使催促科尔沁亲王，让他快点兑现诺言，从侧面进攻济尔哈朗。但科尔沁亲王却故意磨磨蹭蹭，他想再等一段时间，等到某一方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再加入另一方痛打落水狗。无奈之下，阿济格只得提出了一个非常慷慨的方案：只要科尔沁亲王在三天内出兵进攻济尔哈朗，就将张家口西北的所有土地都划给科尔沁部落为草场，并且承认科尔沁亲王为蒙古的“大汗”。自明朝中期以来，蒙古各部落已经许多年没有统一的大汗了，现在阿济格承认科尔沁亲王为大汗，显然是给予对方与满洲皇帝同等的地位，这怎么能不让科尔沁人高兴？在这样重大的诱惑下，科尔沁部落终于同意立即出兵攻击济尔哈朗。7月3日，科尔沁亲王亲率蒙古骑兵2万人，从凌源、咯喇沁左翼方向攻入辽西，并于7月8日杀到了辽西重镇锦州城下，截断了济尔哈朗的后路。
济尔哈朗的全部兵力几乎都压在山海关，听说蒙古骑兵抄了自己的后路，如同五雷轰顶，当即下令全军撤退。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却反对撤军，坚持说：“父亲现在只要再坚持一下，就有望击溃阿济格了，阿济格军一溃散，科尔沁人怎么会不退兵？现在父亲应该严格封锁消息，出动全军与阿济格一战，这样才有生路；如果撤退，只会被两面夹击，陷入灭顶之灾！”但济尔哈朗不听，带着2万7千兵力撤出山海关，沿着绥中、葫芦岛方向撤向锦州，结果果然被科尔沁骑兵打的大败。7月11日，阿济格攻陷了兵力空虚的山海关，接着马不停蹄地一路追击，沿途州县纷纷投降。7月14日，阿济格军又和科尔沁军联手，在锦州东北的凌海大破济尔哈朗，济尔哈朗和济度仅率1000多人逃回盛京。眼看满洲内战就要以阿济格的胜利、济尔哈朗的失败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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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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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帝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税收问题。旧明帝国的财政管理体系完全是一个大杂烩，上层决策者根本就不了解基层发生的事情，中层的财政官僚效率非常低下，运输体系也很薄弱，结果一切不合理的因素都被堆积在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怨声载道，将一切苦难都归罪于“***污吏”。造成这样的悲剧，完全是因为太祖皇帝朱元璋目光短浅，致力于维持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打击商人势力，建立了一个非常分散的财政体系，结果当然是极端缺乏效率。前明末年，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完成正常的税收了，地方官员拆了东墙补西墙，财政漏洞越来越大，最后崇祯皇帝不得不每年向农民加收高达2000多万两白银的“加赋”，这直接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导致了前明的灭亡。江南商人们也深受明朝财政混乱之害，决定彻底改革财政系统，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帝国的户部本来是同时主管财政、农业和商业事务的，但财政的地位实在太重要，议事会于1668年决定，成立单独的财政部，由内阁大学士兼任尚书，全权统筹全国的财政税收事务。帝国的财政预算编制也更加严谨，每年、每季度乃至每个月都要由财政部草拟预算，送交议事会审议，经议事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够付诸事实。每个省、每个州府也都成立了专门的财政司，负责把本地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上报财政部。1668年，议事会又推动了一项重大改革：将中央财政与各省的财政分离，各地上交的税收，有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则由各地留用；上交国家的税收，由财政部统一编制预算，统一拨款使用；留在各省的税收，则由当地的财政司编制预算，上报中央批准后就可以实施。这一改革理清了全国的财政体系，减少了管理成本，最重要的是分清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使帝国行政变的更有效率。
当然，要全面推行新的财政制度，帝国政府还必须借助一支重要力量——山西票号商人。早在前明中期，山西就产生了大量票号，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存款、汇款、支票等业务，票号商人的经济势力十分强大。不过前明政府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南方的气氛还稍微宽松一点，北方的商人就更受歧视了，因此山西票号一直秉承“谨小慎微”的经营原则，不敢露富，更不敢干预政治。然而历史的发展使新明帝国迫切需要山西票号的帮助，因为帝国的统治中心是在南京，广大的北方地区离南京太远，中央政府有些鞭长莫及。另外，北方农村地广人稀（尤其是经过满洲入侵后，人口大大减少），而且人民普遍贫穷，每一家、每一村的赋税都相当少，如果由地方政府挨家挨户收税的话，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得不偿失。为了提高效率，帝国议事会于1674年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将山西全省的人丁税和田税全部包给日升昌、昌晋源两家票号，政府每年规定税收额度，由两家票号代为征收，代为押解到南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政府税收交给商人去代管，被称为“包税制度”。1677年，鉴于包税制度在山西实行3年成效卓著，因此河北、陕西两省也被纳入了包税的范围，又有三家山西票号成为了包税人。
帝国政府很快发现，包税制实在好处多多：首先，它可以让帝国各级政府减少一大批税收人员，减轻一大笔财政负担；其次，它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尤其是减轻最底层的贫困农民的负担。看起来这很矛盾，难道票号商人还会仁慈地少收农民的税吗？其实，这仍然是一个税收效率的问题。原先，帝国政府需要在农村建立庞大的税收系统和运输系统，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州县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收税；因为税收成本太高，各省只好在正规税收之外加收“火耗”，用来维持税收系统的开销。在大部分省份，每一两银子的正规税收需要加收三钱到五钱的火耗，农民负担就提高了1/3到1/2。实行包税制之后，政府不用再维持庞大的税收系统，把税收、运输任务都交给了票号商人，而票号商人的效率和灵活性都比政府机构高的多，所以他们每征收一两正税，只用加收一钱火耗，有时候甚至不用加收火耗。另外，帝国政府也不是白白地把税收承包给票号，票号商人每年需要向帝国中央政府交付5%的“厘金”，作为承包税收的代价。比方说，山西省1672年的赋税总额（包括人丁税、田亩税，但不包括关税、特产税、盐税等）是130万两白银，负责包税的日升昌、昌晋源两大票号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纳这230万两之外，还需要额外交付6.5万两的“厘金”。如果某个省的税收总额太高，厘金的比例还会增加，如湖北省1676年的赋税总额为300万两白银，在各省中名列前茅，承包湖北税收的票号商人就必须交纳8%的厘金，即24万两。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财源。1670年实行包税制度以前，整个帝国的赋税收入，包括田亩税、人丁税、特产税、盐税、关税在内，一共价值2050万两白银，其中大约一半是以粮食的形式征收，另一半是以货币的形式征收；在这些赋税中，大约1100万两上交帝国中央政府支配（主要是货币形式），950万两归各省政府支配（主要是粮食形式）。到了1685年，全国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和江南地区之外，都实行了包税制度，帝国赋税收入随之上升到价值2400万两白银，比15年前差不多增长了1/6，其中粮食和货币的比例差不多还是一比一。新明帝国的统治者避免了旧明帝国末年财政窘迫的困境，在没有明显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了财政收入，加强了统治基础。
有人可能会问，对于票号商人来说，包税制度有什么利润可言呢？的确，票号商人在承包赋税的时候，要负责所有的收税和运输工作，不仅不能擅自提高税率，还要向政府倒贴一笔厘金，看似一笔亏本生意。然而精明的山西票号商人看到了一个极大的商机，即利用包税制度带来的“时间差”为自己获得流动资金，再用这些流动资金来牟取利润。打个比方说，帝国中央政府规定山西省于每年十月一日上缴赋税，其中一半上缴南京国库，另一半上缴山西省藩库，但实际上，早在五六月甚至三月，票号商人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税收，手中握有上百万两白银和几百万石粮食。在十月一日之前，票号商人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和粮食，进行工商业投资、施放高利贷、贩卖各地特产品、囤积居奇，从中大赚一笔。根据昌晋源票号1675年的统计，该票号于前一年11月就从农民手中征收了400万石粮食（主要是田亩税），然后囤积居奇，于1675年4月青黄不接、粮食价格最高的时候统一卖出，再于9月粮食丰收的时候贱价买进，转手之间就获利30万两白银；至于货币赋税120万两白银（主要是人丁税和特产税）则于1675年4月基本征收完毕，其中50万两以6%的月息放贷给山西境内的手工业主，剩下70万两用来在山西、河北、陕西境内倒卖农业特产和手工艺品，到10月1日累计获利20万两以上。也就是说，靠着承包山西的税收，昌晋源票号一年就能赢利50万两白银，远远超过包税制度实施前的赢利数字。日升昌、兴盛隆等其他票号也利用包税制度进行投资、高利贷和其他商业活动，大大刺激了明帝国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个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包税制度让帝国政府增加了收入，让普通百姓减少了负担，也让票号商人大赚一笔，整个社会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可以说是新明帝国政府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政策。
随着包税制度的发展，负责承包税收的山西票号商人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江南商人们也希望拉拢这个重要的盟友，以加强帝国政府对北方的控制。1677年，有“天下最富裕的人”之称的日升昌票号掌柜陈兴润被任命为太原知府，掌握了当地行政大权；1682年，陈兴润又被任命为帝国议事会的议员，成为新明帝国建立以来第一位来自北方的议员。陈兴润每年奔波于太原和南京之间，大约半年时间留在太原处理日升昌票号的事务，半年时间则在南京参加帝国议事会的评议，一时间权势熏天，被人们尊称为“白银皇帝”。1685年，新明帝国第一任内阁首辅吕之悦告老还乡，次辅陆鹏也因年老准备退休，有人提议由陈兴润担任首辅，但陈兴润本人对此不太热中，再加上江南商人不愿意让北方票号商人执掌帝国大权，因此陈兴润最后只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首辅一职则由财政部尚书石长益接任。石长益是当年财政税收改革的提出者之一，与山西票号的关系一贯非常融洽。在他担任内阁首辅（1687年起兼任议事会议长）期间，明帝国基本形成了江南商人、两淮盐商和山西票号商人“三头统治”的格局。
1691年，帝国的赋税收入已经增长到2700万两白银，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和商业公会。内阁大学士兼财政部尚书陈兴润趁机建议，为了协调全国财政，保证经济秩序稳定，有必要成立一家由帝国中央政府管辖的票号，负责开采白银、铸造铜钱、发行银票、协调各个票号之间的关系，并负责为中央政府理财。内阁首辅石长益、吏部尚书杨言清等人都支持这个建议，虽然有些保守派人士（主要是两淮盐商和地主官僚）表示反对，觉得政府不应该去插手票号这种“琐碎”的事务。1693年，经过周密的准备，这家票号终于成立并命名为“大明银行”，由陈兴润之子、日升昌票号的第13任掌柜陈楠担任第一任行长。大明银行的初期资本有700万两白银，60%由山西的日升昌、昌晋源、兴盛隆等12家票号提供，江南的丝绸商人、陶瓷商人和茶叶商人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另外有100万两白银则来自国库，算是政府的股份。两淮盐商开始犹豫着不愿意加入，但到了1697年，他们觉得大明银行有利可图，就追加了200万两白银的投资，使大明银行的资本扩张到900万两白银。
大明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全国货币供应，包括银矿和铜矿的开采、银锭和铜钱的铸造、银票和宝钞（也就是当时的纸币）的印刷等等。原先分散在各省的铸币机构全部被置于大明银行的监督下，所有银票也必须盖上大明银行的印章才能生效。大明银行还负责为帝国政府筹集资金，因为当时帝国正在与科尔沁蒙古进行交战，并准备收复被满洲人占据100年之久的辽东地区，这些战争的开支十分巨大，只靠每年额定的赋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大明银行出面向商人（主要是山西票号商人）借款。为了方便与山西票号的联络，大明银行的本部设立在北京，在南京拥有一个最大的支部，在各省的首府也拥有支部。这也是自新明帝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在北京设立政府机构。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设立在北京，北京慢慢成为了南京之外的“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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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对蒙古和满洲的战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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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帝国虽然已经于1660年灭亡，但新明帝国仍然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首先，以科尔沁部落为首的蒙古骑兵占据着长城以北的大片草原，随时都向北京、大同等地虎视眈眈；其次，退出关外的满洲人仍然掌握着南起山海关、北到黑龙江、东到鸭绿江、西到大兴安岭的广阔土地，爱新觉罗.福临仍然自称“顺治皇帝”，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再次入关，重建大清王朝。
新明帝国政府虽然效率很高，财政收入也大大高于旧明王朝，但它并不愿意在北方边境打仗，更不愿意在长城之外进行扩张，只求保证北京、大同、太原等北方重镇的安全就够了。新明帝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只在南京、北京、西安、成都、武昌等重要城市驻扎有总数20万人的正规军，在边境分散有10万人左右的边防军，至于地方治安则全靠地方政府组织的民团来维持。1658年明军北伐的全部花费折合成白银就有2000万两之多，相当于1667年帝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这使江南商人们心疼不已。因此，在明朝复辟后的前40年里，在北方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为打仗要花费大量开支，影响经济发展；而且江南商人们认为，即使战胜蒙古和满洲人，也只能夺取一些荒芜、偏僻、寒冷的领土，这些领土对国家经济毫无价值。
在整个17世纪后期，蒙古人一直在不停地越过长城，骚扰明帝国的北方地区。帝国朝廷远在南京，对北方边境的战事不能迅速作出反应，等帝国政府调集足够的军队准备痛击蒙古人时，蒙古骑兵往往已经抢劫完毕，满载而归了。据朝廷兵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660年到1690年，蒙古骑兵入侵山西120多次，入侵河北（即前明的“直隶”）90多次，其中有20多次都抵达了北京城郊，累计杀死、掳掠了30多万人，烧杀抢掠造成的损失至少价值1000万两白银。幸亏有北京、大同、宣府这样一些坚固的大城市作为屏障，蒙古骑兵往往侵袭到这些城市的郊区就不再前进了，因为他们并不擅长攻城战；而且，蒙古人的野心没有满洲人那么大，他们不打算侵占长城以南的土地，更没有想过长驱直入、入主中原，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抢夺财富。帝国政府知道蒙古人不会造成致命威胁，也就没有进行反击；反击消耗的军费太大，并不比蒙古骑兵抢劫造成的损失小。
但是，到了1693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税制度”的普及，大大加强了山西票号商人的政治经济势力，山西商人在帝国政府中拥有了越来越强的发言权，新成立的帝国中央银行——“大明银行”也把本部设立在北京。新明帝国由建国初年的“南重北轻”变成了“南北并重”，北京、太原等北方城市的地位变的更加重要。山西商人早就苦于蒙古人的烧杀抢掠，尤其是在大同、宣府等晋北地区，蒙古骑兵一旦入侵，一切商业活动就陷入瘫痪状态，有时候要持续半年之久。另外，既然北京已经成为大明银行的本部所在地，也是国家财政的中心，那么就应该加强其周边的防御，总不能让大明银行行长在蒙古人的马刀之下战战兢兢地工作吧？在这种情况下，对蒙古人进行反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然，满洲人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在撤出关外之后，满洲贵族很快四分五裂，顺治皇帝福临决定“乾纲独断”，实行亲政，索尼等辅政大臣又抓住权力不放，安郡王岳乐、康郡王杰书等人也各怀异志，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满洲朝廷变成了一盘散沙。从1660年到1680年，满洲内部爆发了6次内乱，顺治皇帝福临、辅政大臣索尼等人都死于内乱的硝烟之中，整个满洲部落分裂成三支：北满洲，东满洲和南满洲。北满洲主要占据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基本上恢复了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东满洲位于松花江以东直到鸭绿江流域，企图向东发展，攻占朝鲜的领土；南满洲仍然以盛京为中心，包括辽西、辽东的大片土地，是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政权，其君主仍然自称“大清皇帝”，自认为是满洲的正统。分裂的满洲部落互相残杀，尤其是北满洲部落每年都要入侵南满洲部落，南满洲则联合东满洲进行抵抗，只有在北满洲入侵的间隙，才偶尔派少数兵力进入明帝国境内骚扰。不过，只要山海关还留在满洲人手里，只要满洲人还占据着富庶的辽东地区，北京就永远不安全。如果哪一天又出现一个努尔哈赤式的人物，重新统一分裂的满洲各部，满清帝国的阴影就会重新降临在北方大地上。因此，山西商人强烈要求夺回山海关，夺回辽东，把满洲人赶的越远越好！
1694年，在帝国议事会议员、内阁大学士兼财政部尚书陈兴润草拟了一份《加强边防法案》，提出在未来5年内组建5个新军团，总共大约12万人，部署在北部边境，并装备从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商人手中买来的前装式大挫铁制滑膛臼炮（当时称为“红衣大炮”）和燧石滑膛火轮***（当时称为“火铳”）。组建和装备这些军队就要花费50万两白银，让他们驻扎在北方边境，每年的军粮、军饷、被服消耗也要超过50万两白银，这让江南商人们十分心疼。但陈兴润许诺说，这支军队一旦打败蒙古骑兵，就可以迫使蒙古人放弃抢掠，改为和明朝人做生意，明帝国百姓可以把茶叶、盐巴、陶瓷等卖给蒙古人，换取马匹、草药等等，估计每年的贸易额可以超过100万两白银；另外，这支军队还可以用来收复山海关，彻底击败满洲贵族，夺回盛京和辽东的肥沃土地，为帝国每年增加100万两白银的税收，并且彻底消除满清帝国的阴影。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游说下，江南商人、两淮盐商终于同意了这个方案，《加强边防法案》在帝国议事会以25票对7票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就揭开了明帝国对蒙古、满洲主动出击的序幕。
为了统一指挥对蒙古和满洲的作战，议事会于1696年11月决定成立“北方卫戍区”，指挥机构设在北京，下辖新成立的5个军团和北京、太原、大同原有的3个军团，总共19万兵力。卫戍区都督由老将郑成功的儿子、兵部侍郎郑经担任。郑经虽然从来没有指挥过大规模战役，但受父亲的兵法熏陶很深。这时郑成功已经83岁高龄了，在郑经离开南京去北京赴任前，他拉着儿子的手，激动的老泪纵横地说道：“现在终于是彻底清算蒙古和满洲鞑虏的时候了，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确保一劳永逸地扫平北方！我军的后勤补给不成问题，士气和训练也很高昂，只要你注意各个军团的协同作战，在指挥上不犯大错误，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1697年，郑经到达北京，正式就任北方卫戍区都督。此时已经有3个军团组建完成，每个军团都配备了80门铁制滑膛臼炮和1300枝滑膛火轮***，这些火器将在对付游牧骑兵时起到关键作用。帝国兵部和工部还联合在北京、太原各修建了一座兵工厂，邀请西洋商人和技工担任技术顾问，自主制造臼炮和滑膛火***。来自荷兰的西洋商人还开始指导明朝工匠制造一种全新的铁炮——身管较短、射角很大、弹道弯曲的榴弹炮，虽然这种新型火炮制造工艺还很简陋，但射程比普通的臼炮要远的多，很适合打击躲在障碍物背后的敌人。到了1699年，5个新军团已经全部组建完毕，并基本完成了训练，一共装备了540门臼炮、120门榴弹炮和9000支火轮***，这样强大的火器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当时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当然，制造这些火器和弹药总共花费了400万两白银之多，其中一半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另一半则来自大明银行的筹款。在大明银行的帮助下，北方卫戍区还建立了9座大型粮仓、80座中小型粮仓，其中储备的粮食足够维持10年战争。打击蒙古和满洲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完成，只等帝国议事会一声令下了。
但是议事会还在犹豫不决，他们仍然记得前明末年，明朝军队惨败给满洲骑兵的惨剧。虽然1660年明军对清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那毕竟是在关内，如果战场移到关外，游牧骑兵的高机动性、耐久性就会显现出来，而新装备的火器又不知道效果如何。1699年2月，郑经上书朝廷要求从张家口出击，进攻蒙古科尔沁、鄂尔多斯部落，但遭到议事会的否决。郑经为此非常失望地说：“朝廷养了兵又不用，难道一定要等到敌军打到家门口吗？”仅仅过了1个月，蒙古科尔沁部落的3万多骑兵就沿着察哈尔右翼后旗、张北、张家口一路向东南方向前进，目标直指北京城郊。郑经闻讯大喜过望：“总算有开战的理由了！”还没来得及上奏帝国议事会，就下令北京、河北的4个军团向张家口方向集结，山西境内的3个军团也向阳高、天镇方向集结，同时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抵御来犯的蒙古骑兵。明帝国对蒙古的第一战就这样打响了。
17世纪末，漠南蒙古主要分为几个大的部落联盟，其中最强大的是科尔沁部落联盟（包括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部落）和察哈尔部落联盟（包括察哈尔、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落）；科尔沁亲王统率着强大的科尔沁部落联盟，自称“蒙古大汗”，对明帝国大规模的入侵几乎都是科尔沁人发起的。当然，在漠北还存在喀尔喀蒙古部落联盟，漠西还存在厄鲁特蒙古部落联盟（即著名的准噶尔部落联盟），但这些部落都远离中原，对明朝的危害不大。新明帝国把科尔沁部落视为自己的首要敌人，北方卫戍区都督郑经也非常清楚，只要彻底摧毁科尔沁部落，就基本瓦解了蒙古的进攻势头，察哈尔等其他部落自然就会望风而降，归附明朝。
科尔沁人最经常采取的入侵路线就是张北-张家口-北京。张家口在北京西北方向四百多里，正好位于桑干河河谷的入口处，科尔沁骑兵到达此地后，前方就是狭长的平原地区，沿着宣化、涿鹿、怀来、延庆一路东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居庸关下；如果在到达涿鹿之后，转向南方，沿着桑干河下游前进，两天左右就可以到达北京西南方的丰台、大兴，这里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遏制骑兵的地形障碍，明朝守军往往只能闭门不出，坐视科尔沁骑兵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郑经深知，想要歼灭科尔沁骑兵，必须在张家口和延庆之间的桑干河河谷中设防，决不能把对方放到北京城下。
1699年3月7日，科尔沁亲王亲率3万多骑兵到达张家口城下。张家口的城防十分坚固，其中有3000多明军驻守，还有20门臼炮和300支火轮***、1000支旧式火绳***，以游牧骑兵的攻城能力是很难攻克的。事实上，以前科尔沁部落多次入侵北京，都没有认真攻击过张家口，顶多是在张家口附近停留一两天休整部队而已，科尔沁城内的明军也从不出城迎击。3月8日，郑经才得到探马的报告，决定迎击科尔沁军；但各个军团要到3月9日才能做好出征准备，这样就很难把科尔沁军堵在桑干河河谷以内了。为了防止科尔沁军冲出桑干河谷，郑经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他连夜派遣飞骑，命令张家口、宣化、涿鹿、怀来等县的守城明军全部出城，在野外迎击科尔沁军！这些城池的守军加起来也不超过1万人，让他们出城与科尔沁骑兵野战，肯定会全军覆没，但至少可以拖住科尔沁骑兵的铁蹄，让他们不能迅速前进到北京城下。郑经随即命令各个军团的火器营抢先出发，北京城内的2个军团由郑经亲自率领，从居庸关、延庆方向出击，河北的2个军团沿桑干河河谷南段出击，两路大军经过急行军在怀来县西南汇合，视前方战况做出下一步行动。
3月10日，科尔沁亲王率军绕过张家口，沿桑干河河谷继续向东南前进。张家口守军已经得到了郑经的死命令，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出城追击。他们的火***齐射给科尔沁军带来了很大混乱，尤其是新式燧石火轮***发射间隔时间很短，可以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火力网，700多名科尔沁骑兵因此饮弹毙命。但科尔沁骑兵毕竟人多势众，他们把战斗队形解散，大约每三四骑为一小群，分散在很大角度的扇面上向明军发动冲锋，使明军无法利用火器齐射来歼灭敌军。战斗只进行了一个时辰，明军薄弱的阵列就被科尔沁骑兵从中央突破，镇守张家口的明军总兵死在了蒙古马刀之下，3000多明军中有1000多人被斩首，其余则在被击溃的情况下勉强撤回城内，关闭了城门。明军在城墙上架起了臼炮，向科尔沁骑兵密集部位猛轰，无奈臼炮射程太短，而且装药时间太长，除了惊吓科尔沁人的马匹之外，几乎造成不了什么伤亡。
虽然击溃了这支明军，并斩首了对方的高级军官，但科尔沁亲王仍然惊魂未定，明军火轮***的齐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几乎吓的想要退兵了。但蒙古将领们都不同意退兵，尤其是远道而来的喀喇沁部落的首领不想就这样空手而归，他声称明军不可能拥有太多新式火器，而且明军主力肯定会躲在城池里不敢出来。直到这一天深夜，科尔沁亲王还是犹豫不决——张家口的明军第一次主动出击了，北京的明军会不会也主动出击呢？如果明军拥有3000支这样的新式火轮***，他率领的骑兵就该彻底崩溃了。科尔沁大军就这样停止了前进，在张家口城下又过了一夜（当然是在臼炮射程之外），等待他们的首领做出决策；与此同时，郑经麾下的明军正进行昼夜不停的急行军，其前锋已经到达延庆。
3月11日早晨，科尔沁亲王终于做出了决定——军队继续前进，但目标不是北京，而是位于北京西北二百五十里的怀来。怀来是北京和张家口之间的一个交通要道，大约有五万人口，也有一些粮仓和商铺。到达怀来之后，如果侦察兵发现北京守军龟缩不出，那么就继续向北京进军；如果北京守军出击了，就迅速向西北方向撤退，避免与明军主力交战。喀喇沁部落首领仍然反对这个决定，他觉得怀来的油水太少，根本抢掠不到什么东西，再说，与明军主力决战就那么可怕吗？不管怎么说，蒙古骑兵还是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结果在当天下午经过宣化时，又遭到宣化守军的迎击，科尔沁亲王又一次大吃一惊。幸运的是，宣化的明军只有1500人，而且没有装备任何新式火器，蒙古骑兵后卫的一次反冲锋就把他们全部击溃了，只有600名明军仓皇逃回宣化城内。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