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组解签:南非东道主史上最差签 法国更像种子队
2009-12-05 03:51:33 来源:
第2档和第4档最强大的球队都集中在了A组,东道主南非队无疑会苦不堪言。
网易体育12月5日报道:
北京时间12月5日凌晨0点,2010世界杯决赛圈抽签仪式在南非行政首都开普敦国际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东道主南非队所在的A组为:南非、墨西哥、乌拉圭、法国。
史上最弱东道主南非被欺负
东道主南非队无需预选赛的征程直接进入决赛圈,该队在之前只参加过两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因此被外界定义为史上最弱的东道主。2009年夏天举行的国际足联联合会杯足球赛是南非队在世界杯前参加的唯一正式赛事。最终,南非队以1胜1平1负的成绩杀入了四强,但在半决赛和季军争夺战中却小负巴西、西班牙,获得第四名。今年10月23日,南非足协宣布,任命巴西名教头佩雷拉为南非国家队主教练,任期到2010年世界杯赛结束为止。曾经率领桑巴军团勇夺1994美国世界杯的教头这一次将率领南非队为在本土扬威而努力奋斗,但他们的形势不容乐观,对手个个都不易对付。
墨西哥靠三大核心
上一届世界杯还被列为种子队的墨西哥队在最近的表现却是起伏不定,球队在为期16个月的世预赛中3次换帅,并有超过60名球员进入国家队,这点倒和阿根廷队颇为相似。在世预赛先后败给美国、洪都拉斯以后,墨西哥足协解雇了埃里克松,重新任命韩日世界杯时的主帅阿吉雷执掌帅印,球队的状态也迅速好转,最终以6胜1平3负的成绩提前一轮出线。
,巴萨的
以及老将布兰科是墨西哥队最依赖的几个球员,他们的发挥或许将左右墨西哥队明年的成绩。
乌拉圭前锋强大
曾获得两届世界杯冠军的乌拉圭队是32强中最后一支拿到入场券的,他们在南美区预选赛中一度冲到了第四名,但是被后程发力的阿根廷队赶超,最终以6胜6平6负的成绩获得第五名,在附加赛中淘汰哥斯达黎加队后方才晋级。乌拉圭队的攻击群在马德里竞技队前锋弗兰的率领下表现颇佳,共在南美区预选赛中打进28球,排名第三,还有阿贾克斯快马苏亚雷斯。该队右后卫卡塞雷斯也在意甲劲旅
队中站稳了主力位置。因此,乌拉圭队同样可能从A组中脱颖而出。
上届亚军法国虽非种子仍获好签
法国队无疑是该组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但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中表现不尽如人意,同样也是在参加完附加赛后才获得晋级机会,多
内克的选人和执教能力一直遭到广泛质疑。法国队在世预赛中仅取得的6胜3平1负的成绩显然不是一支传统强队应交出的答卷,他们在附加赛中和爱尔兰队的丑陋表现也大受抨击。但也不摇忘了上一届世界杯赛时,法国人也是在欧洲区小组赛最后一轮才晋级,并最终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连斩西班牙、巴西、葡萄牙这三大技术流高手杀入决赛。古尔库夫目前在波尔多队的表现已经让人看到了齐达内的影子。高卢雄鸡依然是明年世界杯赛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附:2010年世界杯A组赛程
6月11日:南非-墨西哥
6月11日:乌拉圭-法国
6月16日:南非-乌拉圭
6月17日:法国-墨西哥
6月22日:法国-南非
6月22日:墨西哥-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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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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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1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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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7月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社科榜评
解玺璋 前几天,意外地见到了《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女士,我们谈到她的新书,她说,她只是要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与人分享。 张典婉是记者出生,有着记者追踪真相的职业本能。她的这本书从家族的历史记忆入手,逐渐扩展为整个太平轮受难群体的悲欢离合与生命记录,在她笔下,那些朴素、诚挚的记述,超越世间私情,穿越生死瞬间,产生了一种可以移情共感的魔力。在这个书单中,与此意味相同的,还有梁漱溟晚年口述之《这个世界会好吗》与萨苏的《退后一步是家园》。这两本书,前者是作者的追思,后者是作者的追述,我们在他们的文字中都能感受到真切、诚恳的意味。他们把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种人生的真实面相呈现给我们,他们的经历和见闻,无论是现身说法也好,对于历史记忆的打捞也好,都可以填补我们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空白,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获得更深刻的反省以及更多的经验教训。 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在我看来是记录真实历史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历史真相以一种思想的方式呈现出来,记录下来。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正处在急速转型中的中国,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出现,这种光怪陆离的现实情境,让那些以想像为业的作家、诗人都对自己的想象力感到绝望,这时,一种称为时评的问题悄悄兴起,它像心电图一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心跳,通过阅读时评,读者也可以感受和触摸到这个时代的心跳。这是另一种真实,甚至是比事实描述更加可信的真实。而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就是他近年所写时评的结集,他的时评在当下如过江之鲫般拥挤的时评中显然是上品。 从记录真实历史的角度,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一部本分而又奇特的书。中国当代社会是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如何把握和描述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或能够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我们,困扰着我们。杨继绳从最基础的社会调查入手,展开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个个阶层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各个阶层之间呈现出来的动态的相互关系,从作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点触动和启发,不敢说“彻底读懂中国社会”,总是让读者有一点满足,一点欣喜。 最后我想提一下李敖的《审判美国》。这本书好就好在又一次让我们认识了作者的真实面貌,他用自己的笔给自己的历史作了一番真实的书写,尽管这未必是他给自己的历史画上的一个句号。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媚俗、讨好和巴结的李敖,他做出种种讨好别人的夸张的姿态,表演给我们观赏;虽然他自封为“上帝”,可看上去更像一个小丑。所以我以为,此书应当作一本政治小丑的自白来看,固然,小丑的指控未必是真实的,但小丑却把自己真实地镌刻在历史这面墙上。从这个意义上,花49元钱买下这本书也算是物有所值。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审判美国 中信出版社 李敖
太平轮一九四九 三联书店 张典婉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 江西高校出版社 杨继绳
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 黄山书社 李刚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天津教育出版社 梁漱溟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张宏杰
自由在高处 新星出版社 熊培云
庄子的奔腾 湖南文艺出版社 王蒙
退后一步是家园 山东画报出版社 萨苏
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 华文出版社 傅佩荣
中国大历史(上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 吕思勉 ┆ ┆ ┆ (2011-07-29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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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游》,你励志了吗?
解玺璋 近日,有幸先睹为快,看了几集新版电视剧《西游记》,颇有些新的体会。以前说,不同的人看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其实,同一个人不同的时期看同一部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信然。 以前看《西游记》,把它当作神魔小说看;拍成电视剧,要看的,似乎也只是它的神性和魔性,有一个时期甚至认为它的精华只在前7回,写了藐视一切的造反精神,皈依佛门之后,则无可观矣。这种看法很久以来一直影响到我看《西游记》的感受。也许年纪大了,在体制内生活得时间久了,如今再看《西游记》,不仅没有从前那么反感,反而觉得唐僧这个人物很可爱,也很可敬,悟空、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这些形象分别也有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完全是造型上的,甚至主要不是造型上的,而是其精神内涵呈现出来的,或给予我们的新的特质。 新《西游记》的全部尚未看到,仅从几集的观感中得出这样一些认识,未必是恰当的和准确的。但它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新。新在哪里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神性、魔性之外,还表现了他们的人性。说到人性,我想特别指出,它所涵盖的不仅仅是世俗性,这种世俗性在猪八戒的形象中原本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了。事实上,人性在这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觉的向上的力量,所谓性相近,习相远,通过学习,教育,约束,当然也包括了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人可以从动物的本性中,即从自在的物欲中升华出来,而成为一个自为的人。这是一个从必然亡国向自由王国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本我,经自我,向超我跨越的过程,在《西游记》中,这也被描述为“神”战胜“魔”的过程。 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倒觉得,新《西游记》更像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在这五人取经团队中,唐僧固其中坚,他具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脚踏实地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品质,悲悯高尚的人格,但他也必须经历种种磨砺和考验,我们看他在女儿国的遭遇,以及随后被蝎子精掠去,强作夫妻,都是从人性的柔软处下手,要见他的真性。这个真性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理想中对于自我控制以及理性化之可能性的期待。所谓成佛,我想也只是人的自我控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自为境界罢了。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当你修行未成时,你可能时时都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一旦你达到了某种境界,它自然就不存在了。观音菩萨可以给你戴上紧箍咒,但要去掉它,却只能靠你自己的努力。 新《西游记》的叙事表现使我们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里有些是原著中原本就有的,有些虽有却是隐而不显的,有些却属于改编者的创造和发挥,体现出影像艺术自身的特点,比如有一集表现孙悟空心灰意冷,到如来佛祖那里讨结果,如果不能制服那狮驼山狮驼洞狮驼城的三个妖魔,他宁愿把头上的紧箍咒退下来,交还如来,回花果山水帘洞闲耍子去。却又意外得知那三个魔头竟与佛祖有些亲戚关系,于是引起孙悟空大闹灵台,搅了如来的道场。这一场戏,演员的表演和影像的表达都有很好的发挥,原著中数百字的叙述给了孙悟空充分发泄其情感的机会,突出了孙悟空襟怀坦白、正直无邪的性格。 《西游记》固然是一部游戏之作,但游戏的真精神却不是随意胡闹和胡来,而应该是自由的艺术表达。新《西游记》让我们看到了改编者的真诚,以及对名著和观众的尊重。 ┆ ┆ ┆ (2011-07-2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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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野心与虚妄
——看话剧《喜剧的忧伤》有感
解玺璋 当何冰所扮演的剧作家与陈道明所扮演的审查官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也许会想到诺曼·马内阿所描述的傻瓜奥古斯特与权力小丑在明亮舞台上的相遇。陈道明的扮相颇有些权力小丑的风韵,他所扮演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戏剧审查科的审查官,其造型被设计成一个独眼龙,他对第一次见面的剧作家说:“叫我独眼龙。”这个造型具有一箭双雕的性质,不仅体现了权力小丑的外部特征,相当于早年间贴在蒋介石脸上的那块膏药,而且暗指他的身份特征,为他的某些行为提供心理依据。倒是何冰扮演的剧作家,最初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就是“傻瓜奥古斯特”,他的转变恰恰寓于该剧的叙事之中。 话剧《喜剧的忧伤》源自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该剧在首都剧场上演时是经过本土化处理的,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再是东京,而是移到了正经历着来自东京的狂轰滥炸的重庆。但人物及其关系没有改变,都是刚从战场调任归来的审查官和一位喜剧编剧的故事。这位喜剧作家带着他的喜剧去见这位不懂得笑的,曾在战场对逃兵做“政治”工作的审查官,他能收获些什么,几乎是没有悬念的。果然,他的作品被要求修改,不修改就不能通过上演。该剧就表现了这七天里审查官的所谓审查和剧作家的所谓修改。 关于剧作家与审查官的关系模式,在以往的叙事想像中,总是和“压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压抑”的气氛,剧作家在走进审查官办公室的最初那一刻应该就感觉到了,虽然审查官一再请他放松,但他无论如何也放松不下来,因为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能否通过审查,并无把握。这正是作品审查制度的奥妙之处,恰如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既然眼前的这个审查官根本不懂喜剧,也不会笑,甚至认为文化娱乐是不必要的,“应该禁止一切娱乐活动”,那么,他有理由担心自己的这个作品被“***毙”。 这部作品最初的笑点,几乎都集中在审查官身上。这是因为,审查官总被想像成愚蠢可笑、头脑简单的官僚,《喜剧的忧伤》也不例外。很显然,作者这样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且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们来看这位审查官如何表现:剧作家出示给他的是一部名为《朱丽欧与罗丽叶》的喜剧,他审读之后,根本没笑。他的不笑已经让观众觉得好笑,他所指出的剧作的问题,比如剧中不许有外国人,不许谈情说爱,不许接吻等等,都表现出强烈的讽刺效果。尤其是舞台上夸张的表演,又要造成接吻的效果,又不能真的接吻,剧作家与审查官煞费苦心,特意给***局长加一场戏,更突出了此事的荒诞和荒谬。 但所有这一切还都仅仅是一个权力小丑的表演,他的权威固然是荒谬的,然而,恰恰是他的荒谬,造成了剧作家的精疲力竭,痛苦不堪,也让他成为观众的笑料。不过,在这部喜剧中,引起观众更大共鸣,因喜剧而忧伤,甚至绝望的,我以为还是“傻瓜奥古斯特”的笑声和眼泪。剧作家不是傻瓜奥古斯特吗?审查官不喜欢外国人的故事,他把故事的主角换成中国人,剧名也从《朱丽欧与罗丽叶》改成了《许山伯与祝英蛇》;审查官不允许演员在台上接吻,他便设计几种打破接吻的方案;审查官要求许山伯要有爱国的表白,他则绞尽脑汁找到了“爱国”的谐音“爱锅”,许山伯爱吃火锅。我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屈从,在荒谬的权威面前,把自己变成小丑,也许是使权威变得更加荒谬的一种方式。这个可怜的人,他把软弱变成了权力,把恐惧变成了自负,把他的困境变成了他的机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的力量。舞台上的关系格局在这时发生了有趣的逆转,剧作家拥有了支配审查官的权力。看到审查官在剧作家的指挥下在舞台上尽情地挥洒,没有人不纵情地,发自内心地放声大笑。陈道明的表演刻意突出了审查官浅薄、幼稚、可笑的一面,他把审查官压抑太久的表现欲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里,我想引用诺曼·马内阿的一段话,他说得简直太好了:“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在今天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搅乱了,一切都被毁灭,艺术确实有被荒谬‘吞没’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 这番话具有“纲举目张”的特殊功效,它使我们对剧作家这个人物刮目相看。遗憾的是,故事的尾声却似乎与喜剧无关,更与忧伤无关。剧作先是让剧作家收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继而更让审查官向剧作家致敬,送他上战场。这时,剧场里响起了俄罗斯的旋律,更把观众带到了那个特定的情境。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喜剧的一点点野心,它居然征服了一个冰冷的、机械的审查官。这又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点疑问,也就是说,傻瓜奥古斯特有可能先以小丑的面目出现,但权力小丑却不可能变成傻瓜奥古斯特。事实上,让一个宽容者去模仿专制者是容易的,但是让一个专制者变成宽容者却很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喜剧的野心也还显得有一点点虚妄。 (
借用新浪娱乐剧照,特此感谢!) ┆ ┆ ┆ (2011-07-2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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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谷一的麻烦
解玺璋 报载,李谷一在经历“离席门”后,19日,又有报道称,她已退出“2011中国音乐
流行音乐大赛”,不再担任评委一职。有人猜测,李谷一的退出,一定与“离席门”有关;有人更直指为“离席门”的报应。 所谓离席门,发生在金钟奖全国决赛女子组一轮比赛中,某选手因探望病危的爷爷而迟到,主持人在得到大赛监审付林同意后,邀请这位选手登台表演。但李谷一认为不妥,因为“对其他选手不公平”。这时现场陷入僵局。于是,李谷一建议“把决定权交给观众,如果观众说行,接受了她,这才算数。”没想到,现场观众用掌声和哨声力挺这位选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选手一登台,李谷一便愤而退场了。 此事发生后,最初的舆论很有点像现场观众的反应,认为她“耍大牌”,为难一个“后辈新人”,质问她“还有没有羞耻心”的大有人在。有人写文章甚至说:“李谷一黑脸离席为难晚辈尴尬自己。”最有意思的是,大赛监审付林当场表示:“她的迟到是有原因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金钟奖应该更以人为本,更有人文精神,我们可以宽容她的迟到”。这番话立即赢得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 说老实话,看到这种情形,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很简单、很清楚的是非对错,在我们这里居然就得不到共识,社会分裂如此,真让人痛心,担忧。这位选手的遭遇固然很令人同情,但制度和规则却是冷酷无情的。如果总有理由让制度和规则照顾“人情”,即便这种“人情”表现为现场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那么,事实上也将造成制度与规则的形同虚设,制定这些制度和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能和“以人为本”、“人文精神”扯上关系,如果说“以人为本”、“人文精神”只是人情社会的另一种说法,那我相信,有人是把“以人为本”、“人文精神”这本经往歪了念,有点让人啼笑皆非。 有位网友说得非常好:“表面上的所谓‘以人为本’、‘网开一面’,实际上就是没有原则,老好人好当,坚持原则难。”而这件事的严重性就在于,现场观众和其他评委、嘉宾都不坚持原则,都做老好人,只有李谷一一个人坚持原则,于是她反倒成了众矢之的。我倒真想问一句,是李谷一没有羞耻心呢?还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羞耻心?也许,我们对于制度、规则的被无视、被破坏,已经看得习以为常了,无可奈何的处境养成了国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麻木性情,殊不知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某种“潜心理”、“潜规则”。如果说,高度的权力集中是造成社会腐败的制度性原因的话,那么,很显然,人情、乡愿的流行却是造成社会腐败的心理意识原因。 其实,制度和规则的冷酷无情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将人类的普遍情感以理性的方式做了表达,所谓“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所考虑的不是一个人的感情,而是所有人的感情,就像一位网友所说:“将心比心,台上那么多选手和评委都等她一个,凌晨了,那些选手难道不需要公平吗?” 漫画 赵春青 ┆ ┆ ┆ (2011-07-18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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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解玺璋 曾国藩是我国旧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活了62岁。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结果是埋下了民乱的种子,社会益发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曾国藩归纳为“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八个字。那时的名流梁章钜,是做了广西巡抚的,但他“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有人要谈整饬吏治,他便称之为“俗吏”。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既使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所以咸同之间就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 曾国藩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等于现在各部的司局长,声望也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他自信孔孟之道是民族的瑰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把旧日的名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造就了一支有主义,有精神信仰的军队。这是湘军很能打仗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就点明了他与洪秀全打得首先是一场精神战,他的胜利首先是孔孟之道的胜利,“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这是他的精神教育在军队之外所得到的一种收获,也是他被全国的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是非常尊崇曾国藩的,他在28岁的时候检讨自己,就提到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诺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尊宋明理学的,但他不以学问家名世,他的好处是把克己问学的修身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落实。知行并进,内圣外王,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要做到。他是靠了个人行为的感化力来施加影响于周围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不能不研究他的为人办事,不能不了解他是如何“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的。他的《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巨册,其中最有价值而不可不读,甚至要反复阅读,终身受用的,我以为有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这样一些内容,他的这些文字,“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非唐宋以来那些圣贤之言所能比。 曾国藩之不易读,就在于“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人生最大的愿望,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但立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意思是说,立德这件事有时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然而,“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这样说来,曾国藩可谓一个智者。这个智,不是投机取巧之智,而是从根基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梁启超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试想,生在一个“学绝道丧,人欲横流”的时代,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移风易俗,他需要多么不一般的勇气和智慧啊!近年来有读曾国藩者,更看重曾国藩的仕途,惊讶于9年内连升十级的谋略与经验,这是误把曾国藩当作一部升迁教科书,或官场弄权经了。这对曾国藩固然伤害不了什么,因为有他的言行放在那里,后人可以自己去阅读,去体验,倒是这些人在曾国藩面前照出了自己的小,也小看或低估了当今社会阅读曾国藩的现实意义。 当然,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努力而最终得救,或者说,他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长远。但他能在西洋文化汹涌而来的时候,不拒绝,不恐慌,同时,能在本民族固有美德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时候身体力行,竭力撑持,这种勇气和见识仍然让我们感动和钦佩。他也有他的局限,他以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训练的湘军,就成为民国以来军队私有化的滥觞,为封建军阀搞地方割据种下了祸根。足以证明我们的旧礼法,旧道德,也是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和更新的。 ┆ ┆ ┆ (2011-07-15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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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绑架”了陈凯歌?
解玺璋 昨日(14日)读报,有新华社记者报道,耗资两亿多元的《希夷之大理》将把陈凯歌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有人以巨大的舞台覆盖了大理北门水库220亩水面为由,指责其“破坏环境”。另有当地村民表示,周围几个村庄的700多亩庄稼地是靠北门水库灌溉的,剧场修成后,由于要首先保证演出,村民浇地就不能随便放水了。于是,记者提出了3点质疑:水库灌溉功能受影响是其一,声光电系统的影响是其二,花巨资打造所谓“名片”值不值是其三。总之,不希望看到大理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乃至文化生态因这种大型实景演出而受到人为的破坏。 这种所谓大型实景演出的始作俑者,自然要算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而遭受环保质疑,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也从张艺谋开始。报道历数此前张艺谋受到的一系列批评和指责,除《印象·刘三姐》外,《印象·西湖》更因其工程违反了《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而招致严厉指责;《印象·丽江》彩排时也遭到当地文化名人的炮轰,认为声污染破坏环境,人为搭建的舞台也损害了丽江的自然景观。 如果说此前公众舆论针对的主要是张艺谋,那么,这次就轮到陈凯歌了。我不认为张艺谋、陈凯歌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但我总觉得,这一次他们当了别人的挡箭牌。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当地政府以及那些假政府名义发“国难财”的开发商。他们“绑架”了张艺谋和陈凯歌这些名人,把他们的名气当作旗帜来挥舞,但在社会公众舆论的道德法庭上,他们基本上是缺席的,受到指责的永远是顶在前面的张艺谋或陈凯歌。 这其实是极不公正的,也是批评和指责一直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因为很显然,张艺谋、陈凯歌辈,只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的被雇佣者,是被雇来干活或者顶雷的,对他们二人来说,这也仅仅是一单生意而已,干完就走人了,对他们的批评和指责,几乎都是马后炮,他们完全可以不听或不睬,对于改善这种状况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因为拍板决策者不是他们,而是地方政府官员。所以,常常有这种情况,你还在这里批张艺谋或陈凯歌呢,另一地方政府部门又请他们开发新的项目去了。 因此,对于此类大型实景演出的关注,不能仅仅盯着眼前干活的,更应该问责当地政府部门。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说得好:“大型实景演出正在成为地方政府‘文化浮躁症’的典型样本。”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亟需反思的就是,这些所谓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建设,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利大还是弊大?大家都去追逐这种表面的热闹,是不是有点急功近利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拉动当地的经济,或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断了子孙的活路啊! 漫画 赵春青 ┆ ┆ ┆ (2011-07-07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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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遭遇斯坦尼
解玺璋 契诃夫莫斯科艺术剧院
高尔基莫斯科艺术剧院 向契诃夫和斯坦尼致敬 应俄罗斯契诃夫国际戏剧节组委会的邀请,6月2日、3日,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在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连续演出了两场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对于北京人艺的新老艺术家们来说,此番莫斯科之行,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访问演出,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次回归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精神之旅,是对他们所崇敬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次朝拜。 他们的演出得到了戏剧节组委会主席沙德林的赞许。他在首演当晚的祝辞中承认,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使他“看到了原汁原味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出”。这一评价让在场的所有中国人都激动不已,仿佛学生多年的追求和努力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和肯定。顾威先生马上以简短的致辞向主人表示谢意,他说:“我们以《雷雨》这个节目,以我们中国的演剧学派,向契诃夫,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成功地致敬了。” 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创办于1991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恰好是第10届。此前,中国大陆的演剧团体从未受到过这个戏剧节的邀请。所以,《雷雨》的演出不仅被认为是百年来中国职业话剧在俄罗斯这个戏剧大国的首次亮相,而且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演剧团体第一次在契诃夫国际戏剧节上亮相。沙德林先生为这场迟来的演出而深深自责,他说:“我们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言外之意就是说,这场演出应该发生在数十年前,至少是在二十年前,而不是今天。 其实,中国艺术家期待这次与“斯坦尼”的相遇也已经很久了。他们深深遗憾,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到莫斯科直接感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契诃夫与高尔基对于艺术理想的热情与忠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打建院那一天起就怀着一个梦想,要在北京创建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新的演剧机构。这个梦想首先来自焦菊隐,他在1943年翻译丹钦科《文艺·戏剧·生活》一书时,就表达了他的愿望:“在这时,太阳召唤着我,艺术召唤着我,丹钦科召唤着我,我惟一的安慰,只有从早晨到黄昏,手不停挥地翻译这一本回忆录。”那时,他还不能创建一座他所向往的剧院,他说:“在这种压迫之下,我的梦想和热望,只有寄托在另外一个工作上去,那就是:把丹钦科的回忆录很快地译出来,好供给全国戏剧工作者作为一本教科书,同时,也好向全国戏剧界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大约5年之后,1948年10月23日,恰逢莫斯科艺术剧院建院50周年,这时,他又撰文向这个“使全世界的演剧走向‘创造’与‘革命’的道路”的剧院表达了他的敬意,并“预祝它在今后的五十年中,将和全世界人类一齐进入理想与幸福的境地”!然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之前,他一直找不到将理想付诸实践的机会。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之初,他和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好几天,就是要效法“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剧院,从而将梦想变成理想,将理想变成现实。这次长谈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在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之初所留下的长达十八个小时的著名谈话一样,也被载入了北京人艺的史册。 斯坦尼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共同遭遇 那么,斯坦尼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对北京人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艺术的至高无上,剧院的一切组织机构都是为演出而存在的,剧院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演剧为中心。然而,这个艺术不是拒大众于千里之外的艺术,这个艺术一定是和大众连接在一起的。丹钦科曾经讲到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是要以真正的文艺口味,去替代那些一向强喂给大众的庸俗、落伍、渺小、不现实的口味”。这样看来,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所期待的就是这样一个剧院。现在,大约6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中国与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斯坦尼体系的认识,甚至谈论斯坦尼的语境也大不相同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斯坦尼体系在中国的经历可以用上天入地来形容,最初它是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威,只能效法,不能创新;“文革”时期,它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跌入了十八层地狱;80年代,随着“戏剧观”大讨论的开展,从梅耶荷德到布莱希特,从荒诞派戏剧到格罗托夫斯基,随着更多的戏剧观念、戏剧理论被引进国门,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也使得人们在面对斯坦尼体系的时候,不再走极端,不再判断为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斯坦尼,还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对北京人艺来说,似乎更像是一种精神象征,当人们提到它的时候,所指未必就是同一个东西。也可以这么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斯坦尼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顾威先生在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座谈时曾有一问:“我不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今天在俄罗斯的命运如何?”这一问,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适用于今天的北京人艺。事实上我也很想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在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命运又如何呢? 斯坦尼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在俄罗斯经历着同样复杂而又坎坷的命运。莫斯科艺术剧院艺术副总监斯梅梁斯基教授在回答顾威先生的提问时就讲道:“中国的同行们可能比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更能了解斯坦尼这些年的遭遇。”他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对斯坦尼的个人崇拜,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流派,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了,“这样,舞台艺术就成了一座荒原,在这荒原上有一座山,山顶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被称作神,宗教也许需要这样做,但艺术不能这样做。新的时代到来了,斯坦尼所有争论的对手,他们的地位都重新恢复了,我们把过去的档案都公布了,把活生生的斯坦尼展示给大家,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恢复到现实生活中来,活的、真正的斯坦尼就出现了”。 我曾问他“活的、真正的斯坦尼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件往事,他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幕的那一天,曾经举行过一个祈祷仪式,仪式结束后斯坦尼讲了一句话,现在我就把这句话转送给大家,供大家来思考: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道德剧院。剧院和道德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显得很滑稽,所谓讲道德的剧院,意思就是说,要真实地,公正地,深刻地,合理地来反映这个世界,对待戏剧,同时,也对待观众。艺术剧院在昌盛时期,就是一个讲道德、讲艺术的剧院;也有那么一些年代,剧院是不讲道德的,演出过一些内容虚假的、平庸的作品,而那些出色的演员在这些平庸作品中的表演,却得到了最高的奖赏,后来就把那个时期的剧院叫作苏联高尔基艺术剧院,我们现在这个剧院叫契诃夫莫斯科艺术剧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已经分裂为“契诃夫”与“高尔基”两个体系,并且有了道德与不道德的差异,这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真有两个斯坦尼吗? 北京人艺此番莫斯科之行,一路上说得最多的,就是斯坦尼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副院长崔宁在参观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之后讲道:“我们今天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感觉到我们两个剧院是同宗同源的,虽然我们第一次来,但我们并不感觉到生疏,我们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他没有说明与北京人艺“同宗同源”的究竟是契诃夫还是高尔基,也许,他只是出于礼貌和客气,把斯坦尼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北京人艺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但是,顾威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了,他说:“到了莫斯科之后,我非常意外地得知,好像有两个莫斯科艺术剧院。”而且,他把契诃夫莫斯科艺术剧院称为“正宗”。我们没有深入交流过,我不知道他在称“契诃夫”为正宗的时候,是否与斯梅梁斯基教授一样,也指向一个道德与不道德的标准?在他的心目中,契诃夫与高尔基究竟有哪些不可调和的差异呢? 显而易见的是,把高尔基指为不道德,一定是在经历了高尔基被某种意识形态异化的历史进程之后。高尔基最终被定格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应该是历史上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斯梅梁斯基教授所说,斯坦尼也曾被人为地神话一样。事实上,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早期历史中,人们对高尔基描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焦菊隐曾经这样写道:“有人说契诃夫是一个为自由而斗争者,这话对于他是不合适的,丹钦科说如果契诃夫听到这句话,会暴怒起来。是的,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者,不是契诃夫而是高尔基。高尔基反抗压迫、专制和一切加于人类的残害。”
他进一步分析了契诃夫与高尔基的“差异”,他指出:“契诃夫的内心,是一个匀称的灵魂;而高尔基的内心,却蕴藏着暴风雨。在戏剧的作风上,高尔基承袭着契诃夫的自然主义;但在介绍与呈现现实的态度上,高尔基并不是冷静的,他属于一个新时代——一个猛烈战斗的时代。他不能像契诃夫一样的淡泊,更不能保持内心的匀称。他更积极,他在抨击,他像《布雷乔夫》里的耶考夫一样,在领导着群众前进。”他还说:“从契诃夫到高尔基,俄国戏剧的发展有着一个暴风雨前后的现象。契诃夫给其布满了平静而有压力的云霾——一个预示爆发成为怒吼的平静;而高尔基,便是暴风雨本身的降临。”契诃夫对高尔基也有极深刻的认识,他说:“高尔基是一个摧毁者,他必要把应该摧毁的东西,完全摧毁。他的整个力量,也就产生于这一点上。也就是为了这个,人生才召唤了他来。” 这才是曾经给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作《小市民》和《在底层》的那个高尔基。后者把高尔基在流浪中所看到的人物及其生活,具体地、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在他的台词中,永远充满着愤怒、沸腾与拼命的热血,以至于斯坦尼在导演《在底层》时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从下层里挣脱出来!”我不知道一个旧时代的斗士,破坏性的力量,到了新时代,是不是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辩护人,并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沦为它的工具?然而,当今时代的人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拥护契诃夫而拒绝高尔基,难道仅仅因为他作为“工具”为政治服务,而契诃夫则更加“艺术”?这些问题不仅说明了高尔基的复杂性,也折射了当下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使得人们在思考和表达它的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重提斯坦尼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未必不是要重提现实主义演剧传统,或许这正是当下戏剧舞台的一种缺失。但问题在于,不仅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可捉摸,而且,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妙而纠结。所以说,无论选择契诃夫,还是选择高尔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对契诃夫的拥趸中,未必没有将艺术审美化(或曰唯美化)的误读;而对高尔基的拒绝,显然又表现为以艺术为理由,逃避社会责任,模糊政治立场的偏颇。 焦菊隐的遗产 也许,把契诃夫与高尔基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误会,就像我们至今仍在误会斯坦尼一样。斯坦尼被绝对化,被当作神,但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绝对化,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虽然被称为体系,但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他曾对那些特地跑到苏联去向他学习的外国导演和演员们说:“你们不应该照抄莫斯科艺术剧院。你们必须创造你们自己的一些东西。你们如果照抄,那就等于说,你们仅仅是在因袭了。那你们就不是在往前发展了。”他又说:“我们的体系之所以适合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俄罗斯人,因为这里的我们是一群与你们不同的俄罗斯人。我们这个体系是从实践中、从不断的修正中、从不断地把意象中那些已经陈腐下去的现实抛掉而代之以新鲜的现实,代之以越来越接近真理的现实中得来的。你们也必须这样做。可是,这得用你们自己的方法去获得,而不能用我们的方法。我们在一八九八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到现在已经是经过上千遍的修正的了。”这曾是焦菊隐眼中的斯氏体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片断的、孤立的、技巧上的方法”,而是“有机的,有它内在联系的一贯性的,有发展可能性的,是合于唯物辩证法的”。焦菊隐在具体的舞台实践中,将斯氏体系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相结合,创造出一套属于焦氏的具有中国民族气派的演剧理论。这是他留给北京人艺,乃至全民族的宝贵遗产,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待斯坦尼的态度,当然也是对待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态度,更是对待焦菊隐的态度。对于这种态度的理解和坚持,应该未来中国话剧艺术的希望所在,也是北京人艺未来的希望所在。 ┆ ┆ ┆ (2011-07-06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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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陈可辛的功亏一篑之作
解玺璋 如果对影片中那些夸张、猎奇式的影像给观影带来的某种不适忽略不计的话,那么我得承认,这部影片的开局不错。强有力的叙事很快构建起故事的悬念,作为观众,我们被天生的好奇心所驱使,一定要追问:刘金喜究竟是谁?他真的有武功吗?这个追问由于捕快徐百九的坚持而更加引人入胜。 徐百九关于武侠的种种想象是《武侠》这部影片的华彩篇章。本来,刘金喜打死了武功高强的在逃犯,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影片的叙事在描述刘金喜与二逃犯的打斗中刻意强调了这一点。但颇有些武侠臆想症的徐百九却以为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他相信刘金喜一定是另外一个在逃的杀人犯或武林高手。影片通过徐百九在山寨中调查这个环节,在想象中模拟了刘金喜作为武林高手的种种表现。在这里,影片运用了所谓科学和中医经络学说中的某些知识,来解释刘金喜的一招一式。其中固然也有炫耀、展示奇观的效果,但作为一种新奇的噱头,毕竟可以调动观众观影的情绪,甚至发生了一些喜剧效果,不是不可接受的。而且,这样一来,徐百九对于武功的臆想,就有了破解武功神秘性的妙用,也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了改写武侠传统叙事的可能性。至于影片赋予徐百九的执著于法的信念,倒是带有那个时代法律意识刚刚萌芽的历史痕迹,它所表达的不是“情与法”的冲突,而是山林法则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在影片的前半部,这种对法律的信念只是徐百九行动的内在动机之一,影片叙事向前推进的力量则来自叙事本身对于武侠的怀疑,以及破解武侠神秘性的内心冲动。 影片叙事发生断裂或逆转是在七十二地煞现身之后。故事突然之间又回到传统武侠叙事的路径上来,破坏了它在前面努力建构的关于武侠的新的想象。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它把刘金喜的身份做实了,刘金喜真的成了七十二地煞的二当家唐龙,影片前半部关于这个人物的积累和铺垫顷刻瓦解,你就是砍掉他的双臂,他也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武侠”而已,有侠无侠暂且勿论。其二,由于七十二地煞的现身,影片将原本属于徐百九内在动机的山林法则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推上前台,而最初推动影片叙事向前发展的对于武侠的怀疑,以及破解武侠神秘性的内心冲动,至此则烟消云散,不复可见。如果说影片前半部还存有一点对国家法律的敬畏之心的话,那也仅仅表现为徐百九一定要将唐龙送上法庭,绳之以法的执著,至此,影片却又放弃了国家法律而回到了山林法则,甚至连徐百九都不得不采取他所最不耻的,法律之外的手段,帮助唐龙了结了七十二地煞的教主。此人在最后让雷劈死,可以视为这部影片的最大败笔。 陈可辛将他的《武侠》称之为“游戏之作”,爱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他一定是把“游戏”二字看浅了,看小了。游戏并非随意,事实上,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从《庄子》到《红楼梦》,都被认为是游戏之作,以此来区别那些功利的、政教的作品。陈导演的《武侠》可比《庄子》还是可比《红楼梦》呢?这当然是一句笑谈,不过,陈导演的功利之心倒是昭昭可见,他对影片后半部的转身,一定是有权衡的。他明白,对于一部商业片而言,血腥、杀戮、快意恩仇才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对武侠的怀疑,破解武侠神秘性的内心冲动,以及山林法则还是国家法律的纠结,这些统统都不重要,都只是“商业”这个新人的伴娘,新人进了洞房,伴娘则各回各家,各上各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 ┆ (2011-06-16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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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看汤唯?
解玺璋 有报道称,《建党伟业》公映时最终还是保留了汤唯的背景声音和不到一秒钟的一个远镜头。这似乎给《建党伟业》开拍以来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知道观众在影院观看这部影片时能否注意到这一点,但记者确实注意到了,他们在报道中写道:虽然没有汤唯的特写镜头出现,但***演讲时,那句“学生万岁”就是汤唯的声音,而镜头扫过,要发现湮没在学生堆里的汤唯还真是有点难。 真要佩服记者朋友的目光如炬,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心有灵犀。但我一直怀疑,他们背后是否有高人点拨?如果有,那么,这个“高人”一定就是影片的制作者。事实上,影片制作者与媒体记者在明星炒作这件事上的共谋关系,不是秘密,而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一部表现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进程的影片,《建党伟业》一定包含了丰富而厚重的内容,为什么一个不到一秒钟的镜头和一个角色的影子却备受关注呢?说穿了不过两条,其一,这个影子的饰演者是大名鼎鼎的汤唯;其二,这个影子就是传说中***的初恋情人陶毅陶斯咏。 其中的奥妙似乎已不言自明。我并不认为由汤唯出演陶毅是个问题,我也不认为《建党伟业》回避陶毅这个人物就是上策。问题在于我们的关注点、兴奋点落实在哪里?如果仅仅因为陶毅有可能是***的初恋情人,就对她恋恋不舍(至少有4部表现青年***的影片都有陶毅),我倒觉得大可不必;而仅仅因为汤唯在《色·戒》中出演过女主角,就不停地争论她是否可以成为陶毅的饰演者,她在影片中应该保留多少镜头,就更显得无聊。 这种猎奇和八卦心态严重影响了当今的电影创作和营销宣传,很容易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歧途。其实,无论陶毅与***有无恋人关系,这一笔都是不可或缺的,完全不必像现在这样欲言又止,含羞默默,犹抱琵琶半遮面。说起来,真实还原陶毅与***的分歧(或曰分手原因),或许倒可能再现青年***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历程。 最可笑的是影片制作者为自己的娱乐八卦精神找了不少理由,有人说:把重点放在青年***的爱情和友情上,也是为了让电影更好看,让观众觉得亲近。更有人说:献礼片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谁也不愿意揭过去的那些负面历史。这种貌似尊重观众的说法,其实是对观众的亵渎。如果观众期待的是大餐,你端上来的只是一盘甜点,恐怕观众也未必能够满意。至于说献礼片就是让大家开心,更有点扯,比如《建党伟业》,观众看了之后倒是开心了,可是,***为什么能在此时横空出世,它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它又面临着怎样的历史变局,依然不甚了然,观众能有满足感吗?这可不是谁也不愿意揭的负面历史,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一个拥有彻底的唯物史观的人是不会回避这一点的。 漫画 赵春青 ┆ ┆ ┆ (2011-06-14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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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的有我与无我
解玺璋 现在来谈历史剧,恐怕有点时空错位,恍如隔世的感觉。对很多人来说,历史早已没有了,至于剧所剩几何,又何足论? 但有些话还是想说,虽然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前几天看了重排的《蔡文姬》,北京人艺年轻一代尽显其艺术风采,同时也给了我们重新思考和讨论历史剧的机会和理由。而重提历史剧之所以显得十分必要,恰恰又在于当下许多剧作者(也包括导演)对历史的轻视,以及与历史及历史人物对话时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态度。 郭沫若自称:“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进一步解释:“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他又说:“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情感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 也许现在的观众已不能完全接受郭沫若对曹操和蔡文姬的情感投射,但他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他始终限制自己不越过这条底线,也就是说,除了将自己的感情注入主人公的情感表达之外,他并没有改变历史叙事本身,也没有用现代的经验去想像历史,改写历史。尽管他所作也是“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他的出发点也是“现实”的而非历史的,但他的做法却不是反历史主义的,而是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重新开掘和发现,确立历史叙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利用了历史作为自己情感表达的工具,但他没有改变历史本身,没有随意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与当下那些自我标榜为“翻案”、“颠覆”的剧作有很大不同,看当下一些古装戏(我不愿称之为历史剧),不仅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他们所谓“翻案”和“颠覆”,不过是胡编滥造的代名词,有时竟照出了剧作者的小来——心胸小,气度小,人格亦矮小。怀疑历史上曾经有过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真切的感情,竟成了当下的一种时髦,也算是我们的时代病之一。 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剧作家都不回避自己的现实情怀和时代精神。如果说郭沫若在其剧作中的情感表达,除了受到“有过与蔡文姬类似的感情经历”这个因素的影响外,更多地还有时代局限和意识形态限制的话,那么,郭启宏先生的历史剧则体现了更有时代感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他们都是“有我”派,郭启宏也许没有说过李白就是我,或顾贞观就是我之类的话,但我相信,在李白与顾贞观的形象中,贯注了郭启宏的人格与精神。《李白》看过比较久了,而《知己》却是前两年刚刚看过的。剧中的顾贞观对纳兰性德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不是为了混一口饭,才到宰相府当差的!我一生讨厌当幕府,痛恨打秋风!读书人迂腐、不谙世故,可是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骨气!”这番话,我把它理解为是郭启宏的心声。你可以认为这是郭启宏借了顾贞观的嘴来说自己想说的话,但你也不能否认这是郭启宏与顾贞观的情感共鸣。首先,顾贞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出这样一番话,其次,郭启宏从顾贞观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中找到了一种寄托,一种借鉴,从而将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情感、情绪,透过顾贞观这个可以感知的、具体的人物形象表达出来。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里,顾、郭二人已经融为一体。 这是历史剧写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剧写作一定是完全客观的,是历史真相的复制,不能有剧作者的主观情感在里面。这不仅违背了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也不符合历史剧创作的艺术规律。毫无疑问,历史剧的写作离不开历史,历史是历史剧的客观基础;但剧作家在创作历史剧时完全把“我”排除在外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如果我们从一部历史剧中感受不到剧作家的主观情感,那么,这台戏一定是毫无生气的,也少了打动人的力量。郭沫若固然是想表达对***的感恩戴德与崇敬热爱,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曹操与蔡文姬这一对可以容纳他感情的载体。二者缺一不可,无论是少了郭沫若的充沛感情,还是少了曹操与蔡文姬这一对历史人物,这台戏都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这个“我”常常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分别,换句话说,“我”自然代表了主观的情感表达,却也摆脱不了客观的现实环境和时代精神对“我”的制约。郭沫若所表达的“我”,除了个人的人格局限之外,就不排除也有现实和时代的暗示和影响。郭启宏能够赋予顾贞观一种现代人格魅力,能够借顾贞观之口表达自己对专制权力的蔑视和不屑,并进一步描写顾贞观在朋友屈从于专制权力,丧失其人格和尊严后的伤心和悲痛,这一切,都把传统的“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式的知己观,把“断琴送知音”式的惺惺相惜,提升到人格、操守、士气的精神高度,提出了“在专制权力的高压下,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应该是发自郭启宏内心的,是他多年来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思考。但毕竟他的体验和思考都发生在这个时代的现实环境中,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面貌,使得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严峻。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即使是在写作《李白》的时候,郭启宏也还不能像在《知己》中这样鲜明地表达对于专制权力的厌恶,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彻骨的失望与伤痛。尽管过去了很多年,我仿佛还能隐约听见李白内心深处两个灵魂抗辩对诘的嘈杂声音。在这里,李白的人格是分裂的,一边是屈原,另一边则是庄子;忽而屈原登台,忽而庄禅入主。道袍与锦袍(唐玄宗所赠)的交替出现,正是这种冲突的外在形式。这种人格分裂的痛苦固然折磨着李白,却一定也折磨着郭启宏,使他写活了这个人物。故知,历史剧的写作,不能离开历史的本事,也不能没有剧作家主观情感的投入;而剧作家的主观情感,既发生于此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和体验,也是现实环境和时代精神使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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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童贞: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性教育
善解童贞: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性教育
我们必须从孩子0岁起,就给予他性方面的关怀与照料。这是中国儿童性教育第一人胡萍在本书中提倡的儿童性教育原则。本书还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性关怀和教育的方法,引领我们科学地解读孩子的性发展,使我们能很恰当地帮助孩子。告诉孩子真相吧,让孩子了解生命来源的真相,让身为父母的你洞悉孩子的心语,这样,孩子才会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才会懂得父母对自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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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儿童的性探索及指导
那年我5岁,在上幼儿园。有一天下午,小朋友们都被家人接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于是,我们就在一起玩,老师不知道去了哪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教室很大很空,还有些阴暗。我和女孩靠在一个墙角,我脱下裤子,让女孩看我的生殖器,我们就像在玩游戏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女孩的妈妈进来了。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2
第二章 儿童的性发展规律与应用
孩子在学会自己脱裤子解大小便后,反复出现憋大便或憋小便,并将大便或小便解在裤裆里的现象,这就是孩子肛欲期到来的表现。在肛欲期,肛门和尿道括约肌的收缩和放松都可以给孩子带来性的体验。所以,有的孩子从憋尿中获得性快感,有的孩子从憋大便中获得性快感,但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非常明显的肛欲期表现。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第三章 儿童的生殖健康与保护
日常生活中,孩子提出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最好的教机,父母把握住这个教机并且自然准确地回答孩子的性问题,就能够使性教育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要做到这一点,父母必须事先储备相关的知识,学习与儿童交流性问题的技巧,不可以打无准备之仗。在对孩子讲解与生殖器相关的知识时,父母需要把握五个原则。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Vip!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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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萍,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国东西方性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第三届国际中华性健康研究会理事。2001年至今先后在小学和幼儿园研究儿童性健康教育,在儿童性健康教育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在深圳成立成长与性工作室。2004年开始在全国30多个城市开展儿童性健康教育家长课堂,至今在全国各地已进行了一百多场讲座。多次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湖南卫视、四川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新浪网、摇篮网等合作录制儿童性健康教育的节目,其有关儿童性健康教育的文章在《学前教育》、《幼儿教育》、《父母》、《中国中小学教育》、《华人性研究》等杂志发表。主要著作有:《成长与性》《儿童性健康教育教师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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