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跨视界的文化沸点， 这是一个无限希望但又充满挑战的时代，每天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纬度中创造着未来。为工作，为学习，为了生存，为了未来，我们努力奔忙。但内心的向往，希望与自己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这个世界对话。向往一切的温暖，向往一切的美好。我们传递温暖和希望，凝聚信心和力量。我们传递人类文明的星火，引领时代的风潮。我们的目标是让不同时空中的人都找都自己内心归属的纬度，回顾历史，思考现在，畅想未来，与世界互动,共创美好新的世界。 全景式跨时界的文化沸点
( Thu, 23 Jun 2011 13:03:5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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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道磁悬浮构想图
目前，人类采用的高速远程客运工具以飞机为主，民航客机的运营速度约为每小时1000公里。对于50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旅行来说，乘飞机旅行耗费的时间、经济成本惊人，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今年爆发的冰岛火山灰危机，以及连续不断的空难事件，更让人们意识到了民航系统的缺陷。
然而，部分中美科学家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一种最低时速4000公里、能耗不到民航客机1/10、噪音和废气污染及事故率接近于零的新型交通工具——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已呼之欲出。作为新一代磁悬浮列车，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将把北京与华盛顿纳入两小时交通圈，用数小时完成环球旅行已经成为科学家近期努力的目标。
中国在此项研究中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07年，该项目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
项目，由张耀平教授等专家申请的大量相关专利已被受理，一场交通运输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新磁悬浮不惧环境影响
晨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04年12月29日，一场有八名“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参与、多名国内权威专家出席的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低调召开。众多学界权威参与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真空管道高速交通。简而言之，就是建造一条与外部空气隔绝的管道，将管内抽为真空后，在其中运行磁悬浮列车等交通工具，由于没有空气摩擦的阻碍，列车将运行至令人瞠目结舌的高速，大大缩短地球表面任意地点间的时空阻隔。管道由于是密封的，因此可以在海底及气候恶劣地区运行而不受任何影响。
身兼“两院”院士殊荣的沈志云在会上指出，任何一种地面交通工具，不管是否悬浮，
运营速度都不宜超过每小时400公里，否则能耗大、噪音超标，难以被市场接受，这是由稠密大气层决定的。但超高速是21世纪地面高速交通的需求，真空（或低压）管道式地面交通达到超高速的唯一途径，真空管道将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沈志云提出，我国应将目标定位在发展每小时600-1000公里超高速地面交通，分四个阶段推行，2020-2030年实现运营。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虽然未参加此次会议，但他向大会提交了他的书面意见。他认为，在石油能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开展超高速磁悬浮列车技术的研究更具特殊意义。他通过技术分析指出，超高速磁悬浮列车的研发，在真空度问题上并不会存在原则性困难。
理论上可达2万公里时速
晨报记者获悉，首先将真空管道磁悬浮概念引进中国的科学家，是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的张耀平，在2007年成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真空管道高速磁浮交通基 础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50678152）后，他的研究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资助。在陕西省有关方面支持下，他目前调至该省西京学院，专门组建了真空管道运输研究所，正全力推进这一“运输革命”进入现实。
张耀平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最早提出真空管道磁悬浮运输概念的，是美国兰德咨询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真正将这一运输方式落实为图纸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机械工程师戴睿·奥斯特（Daryl Oster），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设计，戴睿于1999 年在美申请获得真空管道运输（ETT）系统发明专利。
2001年，与戴睿相识并成为密友的张耀平将这项技术首次引进中国。2002年，戴睿和妻子前往中国，帮助张耀平和同事在西南交通大学组建了专门研究机构。经过多年努力，张耀平的研究获得了中国学界和政府全方位的支持，他认为，目前这项技术所需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院士大会上专家们提出的每小时600-1000公里时速，是一个保守的对外口径，实际上所有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这一运输方式的常规运行速度定位为每小时4000公里，经过技术改进，每小时6500公里是一个中期目标。虽现在不宜提得太高，但只要磁悬浮列车改进之后，克服技术障碍，那就相当于一颗卫星。近日我在与一名长江学者及其研究生座谈时，他们提出，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的理路极限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要达到每小时2万公里是可以实现的。”
张耀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在各国研究者中研究进度最快。如果国家能将这项技术上升到三峡工程、长征火箭这样的国家高度，统筹资金、技术，就能在21世纪运输革命中占得先机。
带来交通运输划时代变革
戴睿和张耀平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真空管道磁悬浮技术的意义，类似于当初蒸汽机取代马力，将带来划时代的变革。民航、铁路运输将被大面积取代，人类将进入更清洁、高效的旅行时代。
张耀平介绍，近年来自己的团队已经连续申请了许多专利，已经克服了真空管道在建设中的实际障碍。“例如，管道与管道之间的接头处，必须密封严实。另外，管道沿线有许多抽气泵站，还要为维修、检查以及紧急情况预留能打开的开口，在真空管道运输系统正常工作时，这些开口都密闭，必须保证不漏气。在沿线各车站车辆进出主管道的空气锁部位， 系统连续运行时少量漏气不可避免，但闭合时的密封一定要可靠，达到相应的密封要求。管道中是真空状态，而在其中运行的磁浮车辆中必须是适宜人乘坐的大气环境，因此车辆必须具有良好的密封。”
为了解决建造和运行中的难题，张耀平和他的团队日以继夜地工作，“真空管道中的隔离室”、“一种真空管道运输系统中磁悬浮车与车站间的对接装置”、“一种用于真空管道系统中的密封门”、“真空管道高速交通运行抽气系统”等专利相继问世。
张耀平认为，目前科研项目唯一的需要，就是要从国家层面统筹建造第一条实验线路，“要有建设三峡大坝和开发大飞机、长征火箭项目的魄力，这个项目无法由某一高校、公司或单位单独完成，但一旦完成，中国将在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
( Mon, 20 Jun 2011 01:46:1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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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云特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特别管理区”，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
外商在这个“云特区”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100%控股。
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网络，没有绿坝，也没有防火长城，只要你愿意，几乎可以浏览任何一个想打开的网页，会是什么样子？
在重庆，将有这样一个网络，纵横近10平方公里，它不与国内互联网相连，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从上海或者青岛，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
在这个特别的区域内，闲人一律免进。只有通过最严格的安检措施，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它的外围，是由绿色植物和铁栅栏组成的厚厚围墙。围墙之上，是密集的监控摄像头。要接近这片区域，大体和闯入美国白宫的难度差不多。
围墙之内，是花园般的办公区，马路宽阔，绿草如茵，那些自由连接世界的上百万台服务器隐藏在一栋栋低矮的建筑物内，不分昼夜地运转。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在这里完成交换、处理、发送的全过程。
这个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区域，有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凭借这成片、大规模的电子硬件集群，重庆，这个偏居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将在全球信息产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重庆造”惠普笔记本电脑将随着这架波音747货机飞往欧洲。5年后，重庆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发展云计算，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上游再进了一步。（东方IC/图）
给部委出难题
由于互联网监管制度等原因，中国内地在全球数据处理外包业务上的份额为零。
重庆进军“云计算”的想法，大约起于期而至2010年10月。
据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重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彼时，“云计算”的概念正热。这项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继个人电脑、互联网之后“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它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美丽的图卷：在云时代，人们不再担心本地硬盘的容量大小和是否损坏，本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不再成为计算机应用的瓶颈。过去装在电脑机箱里的各个单独部件——存储信息的硬盘、处理信息的微型芯片、操控信息的应用程序——现在已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集成，供每一个人分享。通过云，可以实现运算资源的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按用付费。就如同以前家家户户自己打井，现在有了自来水公司，在家开水龙头就可取水，而且，无限供应。
正因为其巨大的商业前景，云计算已被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国家战略中。2010年10月18日，工信部确定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5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试点（重庆不在此列）。随后，这几个城市都纷纷推出了各自宏大的“云规划”。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经信委也提出发展云计算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想法迅速引起了重庆市领导的重视。
然而，重庆的设想上报国家部委后，迎来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决。
重庆提出的想法是：打造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包括在岸的，也包括离岸的。
前者不是问题，但是后者，在中国却几乎是空白——目前，欧美地区数据处理外包业务，40%在日本，60%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中国内地份额为零。
这一方面与中国市场的发展滞后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颇为严格的互联网监管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国外大型企业在中国开展电信和数据服务，必须经过国家关口局（也叫接口局，是负责与其他网络或者运营商的互联互通的端口）的信息检查，同时，中国的电信业务也不允许外资控股，这在客观上让一些外资企业“望而却步”。
重庆要想设立这样一个云计算特区，等于是给国家部委出了一个大难题。
但是，这个市场却巨大无比。进入21世纪后，全球资源争夺的焦点已经从石油、高科技产品和金融资金，延伸到数据资源的竞争。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公开表示，今后10年，全球数据处理量至少增加10倍以上，这意味着，欧美外包到亚洲的服务器，可能从过去的一百多万台发展到一千多万台，“这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如果在新的市场格局中，中国内地的份额仍然是零，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两江新区成立一年来，仅基建一项，平均每天投入一亿多。几乎是两天削平三山头、一周推出一平原。 （东方IC/图）
破局之路
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
部委的否定并没有打消重庆的积极性，据两江新区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领导透露，为了说服他们，重庆经信委和两江新区的领导数次奔赴北京，解释重庆的构想。方案被否决，便回来重新讨论、修改，然后继续申报。
据这位领导透露，国家部委最担心的，是信息安全问题；而重庆最终打动国家部委的，是两江新区的特殊地位。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中国推进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2010年5月初才被批准设立。成立之初，中央就赋予了其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
成立一年来，这个新特区发展速度可谓惊人。以基建为例，2011年的投入就高达385亿，平均每天投入一亿多。几乎是两天削平三山头、一周推出一平原。
这样的速度，既是为了迎接大项目的落地，也是为了弥补历史的欠账。
在上世纪40年代，重庆也曾贵为“陪都”，但在短暂的繁华之后，重庆便被划入四川，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市，建设速度一直令重庆人抱怨不已。
一直到1997年，为了解决大批三峡移民的问题，重庆得到了直辖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开始了看起来非常迅猛的发展。重庆直辖10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解放后至直辖前48年的7倍。
2007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十周年时，它又成为了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三年之后，两江新区获批，重庆再次驶上快车道。
从江北机场出来，一路上都是众多代表着这个城市心态的广告牌：“上海，上海”、“曼哈顿广场”、“国会山”、“到洋人街去”。从重庆最著名的景点——朝天门往后看，渝中半岛上让人窒息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不停地绵延生长。
这个闷热多雾的山城只有快些，再快些，才能赶上那些已经现代化的一线城市。而这，也成为重庆拿下“云特区”的最重要理由。
上述的这位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属于后来者。“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他反问。
也正是这一反问，让工信部和国家安全部同意了重庆的设想。重庆的这个云计算基地，由此成为中国唯一特批的，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的“特别管理区”。
据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外商在这个区域内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控股——哪怕是100%。
这片空地将建成中国唯一的“云特区” （南方周末记者陈新焱/图）
重庆速度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
在重庆市此后对外公布的战略中，这一计划被打包成整合提升IT产业链的“云端计划”——“端”指的是重庆正在发展的各种终端设备，而“云”，指的正是重庆正要打造的“云特区”。
最近几年来，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开始加速，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迎来了众多终端设备制造商。目前全球六大笔记本电脑品牌中的惠普、宏碁、华硕等已经在重庆设厂，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等代工商和一大批零部件配套企业也开始进驻，使得一个笔记本电脑集群正在重庆形成。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5年后，全球笔记本产能约为3亿-4亿台，而重庆将会占据1/3，也就是说，全球生产3台电脑就有1台是重庆制造。
除了笔记本电脑，重庆在服务器、交换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上均有布局。上述的这位知情人士说，这些产业虽然渐成气候，但总感觉缺乏一个能统领全局的IT战略。“云计算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他分析道，云计算带来的最大机遇是数据处理业务的迅猛增长，重庆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发展云计算，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上游再进了一步，“金融结算中心、智能城市、物联网等等，这些重庆之前力推的概念都可以装入云计算中”。
也正因为如此，重庆市高层对这一项目的支持力度非常之大。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云计算项目获批之后，重庆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云计算工作领导小组，市长黄奇帆亲自挂帅，组员们则从经信委、两江新区管委会等各政府部门抽调，专门推进这一项目。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而在这一领导小组的推进之下，其招商引资的速度，更是让外界刮目相看。
第一个进驻“云特区”的，是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这也是国内唯一的政府综合性商务中心）。这个项目2011年4月初已破土动工，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斥资16亿。
知情人士透露，这一项目的引进，得力于重庆市委书记***。在调任重庆之前，薄曾担任过商务部部长。
5月份，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又迎来亚太地区最大的独立电信服务商——新加坡太平洋电信。根据协议，太平洋电信将投资1.5亿美元，建设离岸、在岸各一栋约1500个机柜的数据机房，约3万台服务器，并负责园区国际海缆的接入。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是太平洋电信继香港、深圳和天津之后，布局“云计算”机房的第四城。
5月31日至6月4日，由黄奇帆亲自带队的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美国。考察，会见，演讲——整整5天时间里，黄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不停地向美国知名IT企业推销重庆宏大的“云端计划”。
据当地媒体报道，重庆云计算产业已引起美国众多企业的投资兴趣，惠普、思科、易昆尼克斯等IT巨头均表示将参与重庆“云计划”建设。应黄奇帆之邀，思科总裁钱伯斯甚至还答应，将出任重庆市政府市长国际经济顾问。
知情人士透露，招商的成功，除了一把手的直接推动外，也与重庆云特区采取的特殊制度有关——因为其保障了外商最关注的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同时又打开了中国数据处理的巨大市场，吸引力几乎让外商“难以抗拒”。
他的话从侧面得到了印证。太平洋电信公司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决定到重庆投资，数据特殊管理区的因素占到70%以上。在他看来，重庆建立的这一云特区，等于是将“保税区”的概念移植到了信息产业上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直接连接海外的机房，这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
重庆市长黄奇帆 （CFP/图）
先行者的烦恼
摆在重庆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费尽心力争取来的特殊政策“平稳落地”。
一切看起来似乎很顺利，然而，挑战也同样存在。
摆在重庆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费尽心力争取来的特殊政策“平稳落地”。
虽然，“云计算”这一概念在IT界已是常识，但是对普罗大众——包括力推这一项目的重庆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来说，依然是一门太过高深的学问。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光就坦诚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云计算“一开始几乎什么也不懂”，边干边学。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方案。
在同意重庆的设想之时，国家相关部委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作为限制条件，重庆必须保证，这个特区只是将数据传输到重庆集中处理后，再传输出去。而数据不检查的规定，也只针对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其国内业务仍需通过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同时，出于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相关部门将对数据特殊管理区内和区外的数据进行严格隔离，并保留对特管区内数据的抽检权。
这些要求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重庆必须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规则。而且，毫无经验可以参照。
目前，重庆已经公布了一些初步方案，比如，云特区将不与任何境内法人机构或个人发生经济关系，以此保证离岸数据处理的纯粹性；对离岸数据处理区与在岸数据处理区，将通过建立围墙、划分区域等物理手段完全隔离，以保证信息安全等。
但是，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李光介绍，现在最难的，在于顶层设计——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设立哪些部门，招徕哪些人才，几乎每一项，都是一个重大课题，都需要从零开始。
据他介绍，重庆一开始提出的规划是3平方公里，此后经过测算，又将规划扩大到了10平方公里；为了更好地制定方案，两江新区还专门前往新加坡的一个数码城考察，与对方建立了联系。
而为了更好地了解云计算，政府组织了多次培训和学习。太平洋电信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有一次乘两江新区一位***的车发现，他的后座上放着一本云计算方面的书，很好奇，一问之下才知道，管委会领导要求***们人手一本，迅速了解相关知识，为发展新兴产业做好准备。
按照规划，这个“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将建在位于重庆北碚区的水土工业园区，在重庆市政府的构想中，这里将会是一个既适合工作，也适合居住的花园型工业园区，有步行街，有电影院、小吃街，还有一个七星级酒店。
2011年6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从重庆市中心，原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上清寺出发，倒了两趟公交车，经过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片工业园区。然而，所到之处，除了黄土，还是黄土。在这个主要交通工具为摩托车的小镇上，人们对这里正在酝酿的变化似乎一无所知。蒙蒙细雨中，只有起吊机在忙碌。“云计算中心不会到处开花，重庆不会在40个区县均摊，全国也不会在每个城市都布局，如果重庆把亚洲地区20%以上的数据处理外包业务集聚了，重庆就能成为‘中国队’，就可以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黄奇帆说。
然而，就在重庆信心满满地进军云计算领域之时，全国各地的云计算中心已经遍地开花。以工信部确定的试点城市上海、北京为例，前者提出了“云海计划”，准备在未来三年培育十家年经营收入超亿元的云计算企业；后者则提出了“祥云计划”，力争到2015年，形成2000亿元产业规模。它们的野心似乎一个比一个大——上海声称，要打造“亚太云计算中心”；北京则宣布，要建成“亚洲最大超云服务器生产基地”。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新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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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9 Jun 2011 12:27:1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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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出台
我国重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6月8日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规划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的规划。
在中西部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城市群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就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据徐宪平介绍，《规划》确立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格局。一是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构建这一格局，是在优化提升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基础上，在中西部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好的区域，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二是构建“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这是结合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状况的特点和基础，这几年主要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的新变化提出来的，对于保障全国耕地数量质量和农产品供给安全至关重要。三是构建“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一战略把国家生态安全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战略任务和发展内涵，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开发理念，对于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必要的“净土”，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同区域绩效考核评价各有侧重
《规划》确定了“9+1”的政策体系。“9”是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1”是绩效评价考核，即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有效引导各地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据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介绍，目前，已经有一些政策开始实施，比如，提出要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从前年就开始做，中央财政拿了120个亿转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用于保障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出，去年资金增加到250亿。我们将436个县级行政单位纳入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当于每个县平均得到了接近6000万元的均衡性转移支付。
【链 接】
《规划》对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划分做了阐述。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和生态地区三类；按层级，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
优化开发区域包括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包括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区、哈长地区、东陇海地区、江淮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地区、北部湾地区、成渝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和天山北坡地区等18个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产品主产区，这类地区主要包括东北平原主产区、黄淮海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等7大优势农产品主产区及其23个产业带。另一类是重点生态功能区，这类地区包括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等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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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5 Jun 2011 16:24:3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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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山南的溯源之旅与朝佛者同行——启程这天正赶上藏历4月15日，萨嘎达瓦节，藏传佛教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无数藏民奔向山南地区的各大圣地。所谓山南，是指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南，横阔420公里，纵长329公里，总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历来被称作藏族文化的摇篮。
正史《西藏王统记》中记载，创世年代，观世音化身的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繁衍出雪域众生，黑头红面人。这则被反复表现的起源故事，就诞生在山南地区所在地泽当镇附近的贡布日山。历经沧桑，山南依然留存了许多历史痕迹，比如西藏“十个第一”: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座佛堂——昌珠寺，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座寺庙——桑耶寺，等等。
转寺到桑耶
早晨5点不到，拉萨城还笼罩在一片青灰中，街上却已像集市一样热闹了:朝圣者们围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转着经筒，面前放着个纸盒等待布施，将出路堵个水泄不通。路上是浩浩荡荡转经的队伍，尤数外环林廓路最壮观，沿途旌幡招展、法号震天。四川来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今天是穷人节，有发出施舍的古老传统，据说很多人这一天在林廓路上转一圈能施舍出几万元。你可要多换点零钱。”而路遇的藏民却郑重告诉记者，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佛、圆寂都在这一天，藏经中提及，若是在这一天做一件善事，念一遍六字真言，等于平时做三万万件善事，念三万万遍真言。因此这天藏民休假一天，从凌晨到晚上全部出动到附近寺庙转经以积累功德。
大昭寺门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穿盛装的藏民，兴高采烈地登上“拉萨—桑耶寺”标志的大巴。大巴不一会儿就坐满了，弥漫着酥油味的车厢里，藏民们一路默念六字真言，渐成晨光中的呢喃。
驶过曲水大桥，沿雅鲁藏布江南岸一路向东，在自然地理上进入了藏南河谷，江边上是一连串在藏史中闪耀着光芒的名字，依次为贡嘎、扎囊、泽当，仿佛正进入西藏的文明史、民族史、王统史、宗教史。途经雅鲁藏布江边的桑耶渡口，宽阔的江面上几艘无篷船来来往往，可以站上几十人，甚至可以运送机动车过江。据老人们说，以前摆渡是过江的唯一方法，摆渡人很吃香，某些重要渡口归贵族们管辖，很多沿江藏民平时出行就背着牛皮筏子以便渡江。在跨江桥越修越多之后，这样的情景难以见到了。
从泽当镇开始，
盘山而行。车至桑耶，远远看到一片灿烂的金顶，金顶正占据了最中心的位置，其下便是桑耶寺的核心建筑——乌孜大殿。桑耶全寺的建筑完全按照佛经中的大千世界布局:中央为“世界中心”须弥山，由乌孜大殿代表;大殿南北又建太阳、月亮两殿，象征宇宙中的日月双轮;大殿四个角上分别建有红、白、绿、黑四座佛塔，代表四大天王;大殿四周还均匀分布着四大殿和八小殿，表示四方咸海中的四大部洲和八小洲;寺庙建筑群的外围被一道圆形的围墙所环绕，象征着世界外围的铁围山。传说，为了满足一下国王赤松德赞急于见到寺庙建好后景象的迫切之心，莲花生大师展神功，在自己的手心变幻出了寺院的
，赤松德赞惊呼一声:“桑耶！(‘出乎意料’之意)”，桑耶寺因此得名。
进入“铁围山”，可以随意在周围的殿堂、佛塔边游览，唯有“世界中心”乌孜大殿是收钱的，一小和尚坐在小桌前，旁边有一个牌子写着“桑耶寺维修捐款”，每个游客40元，与其他地方一样，藏民们是不收门票的。小和尚叫阿旺旦增，可以说简单的汉语，因此被安排收门票，管财务。门口右侧吐蕃时期的石碑揭示了桑耶寺的地位:762年，藏王赤松德赞为弘佛抑苯，请来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主持兴建桑耶寺，并使它最早拥有了“佛、法、僧”三宝，即佛像、法物、僧侣，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成为西藏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庙。
阿旺旦增说，因为是萨嘎达瓦节，今天的法会从早晨7点就开始，吃完饭下午15点还会有灌顶仪式。昏暗的佛堂里，四周莲花状酥油灯显得格外澄明，一圈圈转经的人依次添加着酥油，往布施盒里放钱。阿旺旦增说，活佛、高僧和年高者坐在上首，中间高高端坐者即为颂经法师。念经时，有鼓乐、法器相伴，众僧按身份年龄依次坐在下面低而长的卡垫上。
闭门“加持”后，佛堂大门再次打开，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朝佛者们要转过大殿外圈的昏暗通道，接受“灌顶”，从甘丹寺徒步而来的日喀则旅行社导游普布次仁和记者一起进去。这里有著名的“西藏史”壁画，记载从远古传说中罗刹女与神猴结合繁衍藏族开始，一直到宗喀巴创立格鲁派，止于九世达赖业绩。壁画长92米，恢弘壮丽。
顺着大殿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三层有藏、汉、印三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因其建立正是藏、汉、印三种文化合力的结果:最下面一层是按照藏族寺庙样式修建的;中间一层是汉式的经堂，中层门楣上还悬挂着一块匾额，镌刻着“大千普照”四个汉字;而第三层则模仿印度寺庙而建。
大殿边一溜房子依次排着饭店、商店、旅馆，15点的“灌顶”仪式后，僧人、信徒和游客们都闲散下来，跑到寺院饭店里喝茶聊天。身材壮实的次旦桑珠和同伴们坐在一起，汉语只会一点儿，却很开朗健谈。他说，他今年21岁，来寺庙5年，还是“小和尚”，每天除了念经，就是在佛堂里吹号，再过两年，就可以到佛学院学习了。他向往地望着佛学院土***的房子，那里的生活是一片新的景象:每天上午下午要辨经，每周要考试。
隐修在青朴
第二天一早，朝佛者们都要赶去青朴修行地，桑耶寺明显冷清下来，只剩大殿门口磕长头的僧人一遍遍重复着动作:立正，双手合十至头顶，移至胸前，掌心伏地，额头轻磕地面。他是来自青海白玉寺的宁玛派僧人扎西，走了15天，来到宁玛派的名寺桑耶寺，决定在大殿门口磕十万个等身长头。每磕一个长头，他就将面前的代表个位的小石子移动一个，然后是十位，百位。他说，昨天已磕了3000个，还要在寺门口磕一个多月。
扎西刚在青朴修行了一个多月，因那儿的房子满了，才决定来桑耶寺磕长头的。青朴修行地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寺背后的深山里。虽距桑耶寺仅14公里，却并不容易到达，只有站在从桑耶寺出发的东风大卡车后面“扛大厢”。按照传统，朝圣者或旅行者都会在朝拜过桑耶寺之后，来到这个藏传佛教最著名的隐修地，在萨嘎达瓦节的第二天更不会例外。车上早早坐满了藏民，记者只能站在车厢边缘，随着汽车在碎石沙土的江畔滩地上颠簸。藏民们群情激昂，身着鲜艳的节日盛装，编着五彩发辫，一路高唱藏歌，每到一个拐弯处，都集体欢呼，说这是在祈祷“日月保佑”。问起来，车厢中那个穿着现代的胖姑娘叫边巴拉姆，是日喀则地委的职员，她说，他们是日喀则地区同一个村子的，农闲时节，集体出游，每人400块钱，已经去了拉萨、纳木错，现在到山南了。在车厢里，还有小和尚次旦桑珠，只是换上了牛仔裤，休闲白西装，歪戴着一顶棒球帽，看上去与时髦青年没什么两样。
一个多小时到达青朴。藏语中，“青”指这里的青氏家族，“朴”是山沟上部，相传，寂护、莲花生大师等也在这里修行，大山里还曾有108座修行山洞、108座天葬台和108处神泉。在青朴修行的僧尼们自觉遵守此地不成文的山规:不得污染水源，不得伤害动物，不得就近砍柴，尤其严禁砍斫青枝，山下的百姓也自觉遵守这一山规。
车至半山腰无路可走，只能徒步上山。青朴海拔4300米，只能时走时歇，不断遇到健步如飞的尼姑，背着青稞面上山，据说，青朴修行的几百人中，有70%都是尼姑。攀爬不久，遇到的第一个驿站就是个红墙金顶的尼姑庵，午饭过后，庵里的尼姑们把经书带上，下到不远处溪水边的一处平缓地读经。远远望去，袅袅升腾烟雾中，真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奇幻场景。
山顶有白塔，据说，莲花生在桑耶的哈布日山降伏妖魔，追杀龙界魔女到此。山顶东有莲花生修行的红岩洞，经文中写道:“山顶犹如大帐篷，大师修行殊胜境。君臣贤者在周围，空行福田山水净，此乃野兽戏游处。”如今，“君臣贤者”仍在围绕其间，在半山腰的白塔处，山洞尤其密集，扎布大师就在其中的一个洞里修行。扎布如今已76岁，15年前，他从康定徒步而来，眼看着青朴从80年代刚刚恢复修行的寥落到兴盛，周围也慢慢像小村子一样热闹起来。15年来，他每天在洞里修炼一两个小时，粮食吃完了才下山一次。扎布说，修行程度他无从得知，修行是无止境的，他主要是修经，领悟其内容，做到断十恶、积十善——所谓十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有些高僧修行到一定程度，就再不出山洞一步，每天有人从洞口送来吃的，糌粑、干粮、压缩饼干。扎布的洞里烟雾缭绕，照例摆着莲花生大师的塑像、照片，酥油灯长燃。他的邻居是一位修行了20多年的活佛，自称“大圆满”，由青海云游而来，要在青朴修行几个月。扎布说，来青朴修行的人都是看破了红尘、寻求解脱之道的。不必具备怎样的修行资格，无需谁来审查认定，而且来去自由，若是圆寂了，此处自有多处天葬台。
扎布虽已寂寞于山洞15年，但并不排斥与游客的交谈。周围聚居的小尼姑见状也跑过来，都还是些二三十岁的健壮姑娘，捏着皱巴巴的号码本，比划着手机打***的样子，要求借打***。
姐德秀，失落的传统
受雅鲁藏布江的滋养，几乎整个山南都是富饶的农区，而贡嘎县姐德秀镇的出名却起因于这一优势的缺乏——流经的雅鲁藏布江在这里漫滩，形成了大片湿地，缺少耕田——姐德秀人只能靠织造邦典和氆氇为生，曾给历代达赖喇嘛上贡氆氇，现在还占据着拉萨八角街邦典市场的大半。“邦典”是藏族妇女系在腰间的传统服饰，以五彩丝线或毛线手工编织而成彩色条纹花布，几乎成了藏族妇女的标志。据说，姐德秀的邦典之所以出名，第一是用料好;第二是工艺细，不论经线和纬线都在100根以上;第三是颜色好，鲜明透亮，故全藏闻名。
从桑耶开出的汽车在一处热闹的集市入口停下，这是镇上的鲁康商业街。满以为能看到彩虹般的邦典随处飘扬的景象，结果却满街都是汉族的日用百货，偶尔有服装店售卖邦典，但都挂在昏暗角落里，很不起眼。看我寻找邦典，一个背着孩子、身着汉人服饰的妇女走过来，“走，带你去我姐姐家看吧”。
顺着集市往下，很容易在巷弄错综曲折、水渠分分合合中忘记来路。带路的妇女名叫巴果，姐德秀人，几年前嫁给来此打工的四川人，会说汉语。她说，以前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响着织机工作声，压过门前小溪的潺潺声，现在这种喧闹声已经很少听到了。
来到巴果的姐姐日嘎家，终于听到“啪嗒、啪嗒”的织机声。织布作坊就设在她家宽敞的院内，一间狭长的小屋，并排放着5台织布机，几扇原木色窗户冲院子敞开着。随着捻线穿梭、织机飞舞，5个姑娘的织机边都幻化出彩虹般的细窄的彩布。再经缝制、清洗、熨烫，就成为一米见方的成品邦典。22岁的央宗是几个织女中最小的，爱美的她将织机上辅助的线都换成红色的，贴上偶像谢霆锋的照片，再挂上一个小铃铛，随着劳动的节奏，发出清脆的声响。
像藏族其他地区一样，姐德秀的女孩子也不出去打工，从小就开始织邦典。日嘎说，她们每天从早7点半工作到晚22点，可以织出一条邦典来，工钱30块，每月就有900块钱的收入。日嘎也曾是这些女孩子中的一个，14岁就开始织，直到2001年开了这间作坊。因质量出众，她家已经成了县里的固定参观点和求购点，价格也较别处高些。她拿出一个抽象的龙的图样，说这是刚在县里申请的商标，“dragon”，是丈夫格桑设计的，以后日嘎家的邦典将带着这标志，由镇上的收购商带到拉萨、日喀则的大市场上。
日嘎家邦典的纹样很简单，很多几十年的传统纹样仍在沿用。因纹样单一，工艺也不复杂，这一传统作坊手工艺正受到大工厂机械加工的强烈冲击:日嘎家手织的一条邦典要100块钱，机器织的只要30块钱，普通人也难以分辨出来。日嘎说，去年织邦典能卖到200块钱一条，现在只能卖100块，而且价格还在下跌，镇上的作坊也从十几家缩减到五六家。日嘎打开西厢房的门，里面空荡荡的，“以前这里也是一个作坊，6个女孩，后来生意不好都给辞退了”。日嘎的女儿旦增卓嘎9岁，上五年级，已学会缠线，日嘎说，要是女儿将来考不上大学，还要回来织邦典。只是不知那时候，姐德秀的传统手工邦典是否还存在。-
( Tue, 31 May 2011 10:57:4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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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更难的还是找工作。周国丰还尝试以中五毕业生的学历找工作，却发现最简单的推销员工作也要求2年经验。
去年深受欢迎的香港节目《穷富翁大作战》，今年大年初六又开始播出续集《穷富翁大作战II》。一干出身豪门的参与者继续进行贫民生活的真实体验。在这些体验者中，既有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也有年轻的“富二代”。
25岁的香港“富二代”周国丰在节目中担任快递员和卖珍珠奶茶的店员，时薪只有24港币(1港币约合0.85元人民币)，还不到今年即将实施的28元最低时薪标准。“上岗”的第一天，他连续工作9小时，但是挣来的钱却不够第二天的开销，最后只能吃一碗即食面果腹。
香港媒体披露，周国丰最大的感受是：“80后”青年向上流动的问题在香港任何阶层都存在，“80”后不是懒散，也不是没有事业心。
上升无望的香港“80后”
就在这个节目开始播出的同一天，香港东区法院对去年立法会周围一起示威导致的冲突事件宣判，四名之前被控阻路的市民被判无罪。但是，裁判官也认为警员的处置没有不妥，在判词中表示被告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但也要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四名被告则表示法官并不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况，自己的表达方式没有不理性。
这四位被告里有三位都是青年，甚至有两名“90后”。事实上，自2006年的天星码头拆迁事件开始，一直到去年的反高铁运动，一批“80后”、“90后”青年开创了被称为“新社会运动”的时代：网络的聚集力量，另类甚至极端的表达手段，关注保育、环保等社会议题。也正是他们，让“80后”在香港成为有人爱有人恨的名词。
这批青年的主体并非贫穷阶层，很多都是中产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的诉求也往往脱离了个人的利益。香港的“80后”，到底是上升无望的贫穷一代，还是超越物质的理想一代？
香港虽然经济发达，但戴着“最自由经济体”的高帽，也导致贫富差距较大——当然，这是与其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0.43，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17.8倍。以收入中位数计算，全香港贫困人口超过123万，约占总人口的18%。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在香港，至今仍没有工作时限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则要到2011年5月才开始实施。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28港币，而现在仅在连锁餐饮业就有数万人的工资远低于此标准。
一位工会人士告诉《世界博览》特约记者，即使按照28港币的最低工资，一名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每月26天，收入也无法达到综援(相当于内地的低保)的标准。
如果说，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群还只是社会最底层，那么更严峻的是，以往被视为“准中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面临着“转正”无望的境地。
香港青年中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比例从1996年的18.5%上升到2006年的30.6%，达到27万人，但是他们的收入相比前辈却一直在减少。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香港整体雇员收入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9.4%，从1997年的9600港币上升到2008年的1.05万港币，但是20岁~24岁青年的收入平均数，却从1997年的8200港币下降到2008年的7500港币。
收入下降的同时，生活成本却在持续上升。如同大陆一样，房价成为香港年轻人的最大负担。香港房价虽然在1998年曾经有过大跌，此后，也就是多数“80后”开始陆续成家立业的时候，却持续上升了超过七成，来自内地的热钱更加剧了这种上升。现在，香港市区的房价至少都在每呎(11呎等于一平方米)5000港币以上，一套蜗居也要几百万港币。
所以，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也曾承认，近十年来，香港中间以上阶层向上爬升的空间在缩小，年轻人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家庭负担的增加，他们的不满有一定合理性。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当经济问题成为社会问题，其背后必然有制度的深层原因。
梁振英是下一届特区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另一位热门是现任行政司长唐英年。唐英年不久前因为批评“80后”的社会运动青年“刚愎自用会车毁人亡”而遭到一片谴责，但其实如同许多政界人士一样，唐英年本人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对“80后”的理解。他忽然出此激烈言语，自然有其用意。
就如同主张最低工资应定到20元而被讥为“张廿蚊”(粤语“元”称“文”或“蚊”)的某议员，坦然做到“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他本非由选民选出来的，自不必向民意负责。
这并不是说特区政府不知民意。恰恰相反，香港是民意测试搞得最频繁的地方，每周都有机构给每个官员和政党打分，起起伏伏。但没有现代的治理制度，这种民意指向最多就是如同澳门那样搞一些分糖式的福利，而真正去解决经济社会结构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目前，香港针对“80后”的批评，大多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其核心逻辑就是：社会稳定，人人努力，经济就能发展，每个人就能得益。
这个逻辑出现在很多场合：拆除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是为了促进经济；拨款修建高铁，是为了促进经济；政府总部原址开发，是为了促进经济；就连申办亚运会，也要首先说到经济效益。
但香港青年对此并不买账。“写在纸上的数字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等于好生活，”一位菜园村关注组的青年这样说。
由高铁引发的社会争议，以一个小小的菜园村的拆迁为焦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有关菜园村的消息：村民和志愿者到政府总部请愿，村民与拆迁队对峙，志愿者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
虽然如同在内地一样，也有人指责菜园村最后一批不愿意搬迁的村民“贪得无厌”，但是事实却是：许多“菜园村关注组”的成员并非本地居民，他们不会从拆迁中得到任何利益。而菜园村当然也不像天星码头、政府山那样具有“集体记忆”的价值，即使有也是将来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将其当作反对盲目兴建高铁的象征。高铁建设到底能给香港带来多大利益已是众说纷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有论证。但对于许多“80后”来说，他们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了谁”以及“怎么样”。
菜园村村民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多少钱”，他们是想保持自己辛勤耕作的生活，他们也同意搬迁，但在能重建起一片菜园之前，他们不愿原来的菜园先被毁掉。这种选择是否“理性”自然可以讨论，但其价值却是无法比较的。
同样是在正月初六，因为一位匿名人士出资替菜园村村民买下了新菜园村的路权，使得菜园村收地有望获得进展。“可是当初政府决定建设港铁的时候，作了那么多有关回报的计算，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更细微的问题吗？”前面提到的青年这样说。
如果经济的参天大树是建立在个体价值的废墟上，就很难相信其果实能为众人所分享。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许多“80后”青年的抗争逻辑。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香港的问题。就在万里之外的突尼斯，也曾是经济持续增长，走上街头的也是“80后”。事实上，同为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更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它们解决了。
(世界博览杂志)
( Tue, 31 May 2011 10:48:0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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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60年前西藏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西藏和平解放60年，要如何保护独特的藏族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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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封面：让正义穿透雪域高原。
　　《瞭望》文章：西藏和平解放
特别报道
　　让正义穿透雪域高原
　　在很多人头脑里，西藏是个带着东方神秘色彩的朦胧的“香格里拉”，有雪域高原的秀美、语言文化的独特、藏传佛教的经典。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类文明，得到了特别的珍惜与保护。西藏的山川、语言、文化、宗教从未改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经幡还是那经幡，佛号还是那佛号。
　　但历史确凿记载，60年前的旧西藏，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充斥着无数野蛮残酷与黑暗痛苦。西藏和平解放60年，固然要保护独特的藏族文化，但绝不保护野蛮和落后。
　　西藏文化的保护，必须与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而不是作为“活化石”在固化了历史的同时窒息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西藏文明的延续，要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同步，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化”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的“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去。
　　60年西藏巨变，已由野蛮残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转变为饱暖、进步、公正、平等、开放的新社会。在全国大力支援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顽强奋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交通和能源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文化建设富有成效，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施，各族群众生活显著改善。
　　例如，藏族群众热情赞颂青藏铁路，“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而“电力天路”——青藏直流联网工程的竣工，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缺电问题，提升西部地区能源优化配置水平，促进西藏以及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又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60年西藏巨变，众多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没有变。他们执著地追求和向往天堂的幸福，其实与追求和实现现实的幸福并不矛盾。不论是以宗教的方式还是世俗的方式，不论按东方的价值观念衡量还是按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同样都是追求幸福。一个心胸狭窄的灵魂，总是把不同视为对立，将差异变成仇敌；而对于一个襟怀博大的精神来说，不同意味着多姿多彩，差异包含着统一与和谐。
　　西藏在迅速发展中，宗教信仰自由得到真诚、全面的保护。发展的西藏有更多的能力、更好的条件去保护藏族文化、保护藏传佛教。当然，藏传佛教也会主动去适应发展、变革、进步的西藏，从而使自己在新社会中更好地保存和发展。
　　不少人关注所谓“西藏问题”。尽管头绪甚多，见解不同，其实始终是两个基本问题的交叉：一个是国家主权问题，必须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一个是社会变革问题，必须反对复辟，迈向进步和光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中央政府和全体国人不仅能够把国家主权捍卫好，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好，更要拉着西藏一起走进现代化的行列，实现包括藏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今天的西藏，倍加珍惜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不变的“香格里拉”。
　　今天的西藏，努力改变一切愚昧与落后，朝着幸福和光明迅跑，这是变革的“香格里拉”。
　　西藏，正在巨变，也保持不变，仍然是那一块和平宁静的土地，一个有雪峰峡谷、金碧辉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庙宇、被森林环绕着的宁静的湖泊、美丽的大草原及牛羊成群的世外桃源。随着与全中国一起走进现代化行列，梦幻中“香格里拉”的光芒，正在现实的西藏闪耀。□(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
　　《瞭望》文章：“喇嘛王国”的衰变
　　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政教合一的既得利益者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胡星
　　引子·八廓街
　　还是从两年前玛吉阿米靠窗的位置看去，黄皮肤和白皮肤的过客坐满了这三层小餐吧，窗外人流更是密集，张望的游客，热情的摊贩，虔诚的信徒，闲适的当地居民，警惕的安保人员，在窄窄的八廓街上各得其所。藏地蓝天依然澄澈无言，千年大昭寺的金顶，仍有一种如如不动的威严。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当时是3月，现在是5月，除了季节推移释放更多的商业气氛，仅仅两年时间，并未显现多少变化。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这平衡里，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的熟悉与陌生。
　　大多数的历史，总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往往就在当事人漫不经心的时候，大变革突如其来。把时光指针拨到五六十年前，众所周知，那是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年代。而变革之前的高寒大地，至今仍披着一层斑驳神秘的面纱。
　　尽管不无神秘，却非无迹可寻。由大昭寺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背上行囊，带上文献，去寻找那逝去的“喇嘛王国”。
　　大昭寺：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外，香火旺盛，日夜都有四面八方而来叩长头、转经的信徒。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喇嘛意同和尚，本指修行和地位较高的佛教徒，后泛指僧人)中，它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主殿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佛像，使大昭寺地位崇高。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大昭寺内现有一百多名喇嘛，其中几位，在二楼走廊柜台内卖纪念品。身为喇嘛做着生意，似乎还有一些羞赧，没有八廓街摊贩的推销热情，只在被问到时才开口。几难想象，喇嘛们曾掌控这片大地的命运。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在1904年到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眼中，“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
　　布达拉宫：人间与天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山头上的布拉达宫都显得厚重而庄严，外有三道城墙，内有千座宫室，尤其在近年新建广场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壮观。
　　为了保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从“五一”起，布达拉宫实行门票预定，以限制参观人数，且大半宫室未开放。十三世达赖晚年和十四世达赖青少年时居住的东日光殿倒是可以进出，殿门左右悬挂两个虎皮权力棒，有些唬人，据传，以前四品以下官员不得入内。
　　但进入里面，就会发现，这座庞大的宫殿远观胜于近览。尽管周边开阔，但它自身重叠的墙壁和狭小的窗户，使得室内极为阴郁灰暗。即便在大白天，也只有在电灯的照射下，那些积累经年的金银宝石才反射出幽幽的光彩来。
　　丹增嘉措后来如是回忆他当年的寝宫：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下午二时就开始消褪，“我讨厌这个时刻，每当黑暗再度吞噬房间，我心头也拂过一片阴影。”
　　1940年2月，在东大殿的狮子法座上，丹增嘉措完成坐床典礼，正式入驻布达拉宫。但在15岁亲政前，他只是这里名义上的主人，政事由摄政等上层官员把持。
　　政治，并没有因为披上一层僧袍而纯洁起来；头顶观世音化身光环的达赖喇嘛，也不会自然获得僧俗权贵们的无条件崇敬与服从，在争权夺利中，年幼的达赖喇嘛往往被视作傀儡，甚至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从1815年到1875年的60年内，11岁的九世达赖，22岁的十世达赖，18岁的十一世达赖，20岁的十二世达赖，走马灯似的在布达拉宫暴亡。
　　就连丹增嘉措的父亲，也于儿子坐床典礼后的第7年，中毒身亡。原本，由于家中出了达赖转世灵童，一家人从农民跃升为贵族，这是当时极少数的阶层流动通道。但从此卷入并不太平的权力场中。1950年代在达赖家人公馆里住过两年的司机吴多吉告诉本刊记者，父亲中毒身亡的阴影一直在达赖大姐泽仁卓玛的心中挥之不去，乃至可能影响了她在大变革时的抉择。
　　比起那些往往因为饥饿或疾病夭亡的农奴孩子，宫内的丹增嘉措至少得到了中世纪式最周到的生活服务。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仅三十多岁。藏人多年来已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作为供奉，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一份信仰，支撑着他们在这高寒地带艰苦生存，也造就了深宫大院内的无尽奢华。一部分人在教导其他人寄望来世的时候，自己却在享受现世。
　　丹增嘉措后来也承认：“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就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辛劳、困顿的生活。”而当时的噶厦政府，“非常腐化，比如卖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这一切，都与佛陀所说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之法相去甚远。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原教旨何等纯洁，或后来如何自诩高明，一旦与缺乏约束的权力相结合，便会异化起来，甚至走向反面。14、15世纪之交，正是因为其时一些掌权僧侣穷奢极欲，违背戒律，宗喀巴大师才开创格鲁(意即善律)派，以重振佛法。孰料其后世弟子再度陷入权力的陷阱，重演堕落的轮回。
　　深宫之内的丹增嘉措日复一日地学经、玩耍、享受荣华，由儿童变为少年，直到1950年10月从昌都传来的战报，才打乱了他的节奏。身边的僧俗权贵们手忙脚乱地求诸神谕，15岁的他被推到了历史的第一线，提前亲政。
　　昌都：战争与和平
　　走入昌都地委行署大院内，推开萨旺府(原昌都总管府)虚掩的小门进去，里面清理未尽，满地的尘埃和废弃纸张，据介绍是刚腾空不久拟作为文物专门保护起来。
　　1950年9月，当阿沛·阿旺晋美来到这里就任昌都总管时，面临的是一种更为失序的局面。
　　彼时，***领导下的十八军已在金沙江东岸枕戈待旦，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亦陈兵各方，形成合围之势。最初仅50多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员，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数百万雄师，拿下了几乎整个中国，只待翻过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西藏。
　　与这个精神、实力都如日中天的强大力量相比，延续数百年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此时已老态毕现，却依然做着万世一系的美梦。中央争取和平解放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其拒绝。他们藉以对抗的盾牌，只是险恶的环境、一万多名藏兵和境外一些反华势力。
　　解放军于10月6日发动昌都战役后，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情，直至11日前线残兵带回战败消息时，总管府才大为震惊。阿沛连日向拉萨告急，但拉萨的高官们迟迟不予回复，甚至依然故我到郊外欢宴。
　　仅仅19天，“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便以解放军胜利告终。昌都地委党史办主任王喜良说，当时解放军那么快打下昌都，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多种研究中，藏军都被认为是一支战斗力极差的部队。如《藏军史略》中记录：“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
　　在昌都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看来，昌都解放的顺利，群众支前也要居一功。昌都地处藏东康区，噶厦在此的统治力较为薄弱，因此对头人的统战工作和影响基层群众的工作相对易做。
　　《解放西藏史》载，战前，金沙江西岸的许多藏族群众就祈祷：“天菩萨派来拯救百姓的解放军，快过江来吧！”
　　与郊宴中顽固而颟顸的同僚不一样，身处前线的阿沛显然明白当时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中国藏军》作者廖立考证，战前和战时，阿沛都曾力主和谈，但未获噶厦和昌都官员的多数同意。到解放军兵临昌都城下，他率部撤退至城西南三四十公里外的朱贡寺后，便直接派员与解放军联系接洽，10月24日谈判结束，藏军两千多人放下武器。
　　六十年前的历史拐弯处，就在昌都珠角拉山脚的一条小溪旁，如今已仅剩矮矮的墙基。新的朱贡寺已于“文革”后迁建至西边不远的山腰平坝上，为当地人耍坝子(游玩)之处，外人绝少造访。本刊记者循着一段土路盘上这里后，引来了喇嘛们善意的围观。掌钥喇嘛江村是个中年人，当年的故事，他听老喇嘛讲过，只有些依稀的印象。
　　朱贡寺和谈后不到一个月，十四世达赖在拉萨接过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提前亲政。尔后，他率众官携财宝匆匆逃往中印边境小城亚东。
亚东：利益与实力
　　从拉萨往南，沿着拉萨河，过了雅鲁藏布江，随冈底斯山而起伏，又翻越喜马拉雅山，才到达中印边境的小城亚东。这一趟，藉着越野车和柏油路，本刊记者花了一整个白天。
　　1950年12月19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和他的家人、下属高官、随员，共计至少两百人，从布达拉宫地窖取走几十柜金银财宝，由乡间小道悄悄出走，同样循前面那条路，到次年1月2日方抵达亚东。
　　对于此番出逃意图，他后来毫不掩饰：“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萨还和其高官们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与解放军继续谈判，一面派员往国外“求援”。
　　这一手法，秉持的是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产——骑墙和投机主义：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底线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其立场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1904年，英国将领荣赫鹏率军取道亚东侵藏，十三世达赖组织抵抗失败，逃至外蒙向俄国求助。1910年，当清廷以革新之势整顿西藏事务并派军入藏时，他则逃至印度，投奔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连荣赫鹏都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汉译)
　　正是十三世达赖的第二次外逃，改写了数百年来西藏上层社会服从中央政府的政治轨迹，“藏独”问题延续至今。
　　对十三世达赖和他的后世而言，摇摆于大国之间，也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得已”之处。他们可以无视布达拉宫内供奉了三百年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可以不顾现代社会越来越明确的主权原则，但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实力。
　　在保守的政教合一统治和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下，极少数人的消费和消遣可以向西方看齐，绝大多数人却还在进行着原始的农耕与游牧。这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百年里仅仅维持一百万左右的人口数。
　　旧西藏的晚期，曾出现过一些改革图强的火花，但都在刚冒头时被扑灭。如从1913年开始，吃过多次败仗的十三世达赖推出扩军强兵计划，增税等措施威胁到了寺院集团的财源利益，他们也不愿看到接受较多现代新思想的青年军官的崛起。最大的喇嘛——达赖最终自行了断这一改革。
　　在五世达赖手中完备起来的政教合一制度，十四世达赖后来也表示，它在20世纪已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
　　然而，达赖自己就是这一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当年15岁的丹增嘉措，更不会想到如何才合乎时宜。据亚东的老人们回忆，达赖的队伍到来时，卫兵们很霸道，不许老百姓围观。当地的牲畜也被驱赶走，草场专供达赖的马帮。
　　看到亚东的美景，少年达赖私下里还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
　　亚东素有“西藏小江南”之誉，其实可能更像巫山、奉节那样的重庆小山城，高山狭谷，山清水秀，恰好川渝菜饭馆也特别多。不过天气更为多变，本刊记者到达的那个晚上，蒙蒙细雨尚未完全收停，抬头一看，竟有满天星星。
　　上海援藏而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说，亚东是多种气候、环境的融合地，催生了农、牧、林、温泉等特色产业，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可惜口岸未完全开放。
　　对1951年的十四世达赖来说，亚东关是畅通无阻的，但他没有翻过去。他在亚东的东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结果只有一个达成使命，在他看来这是个“坏消息”：阿沛等人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而印度、美国当时都不愿过多干涉，连英国也拒绝了他。他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
　　他似乎忘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城，他一路而过的江孜宗山城堡、乃宁寺，都有着交恶、流血、受辱的印记。
　　回去还是流亡？达赖的内心和他的众多属下，都分裂成两面。摇摆不定之时，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带着***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赶赴东噶寺，用行动和诚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虑。5天后，达赖启程返往拉萨。
罗布林卡：妥协与崩溃
　　达赖和张经武的第二次正式会面，是在罗布林卡。1951年9月28日，张经武带着***赠送的礼品到罗布林卡，达赖收下并向***像致敬。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郊，是七世达赖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比起黑暗阴郁的布达拉宫，丹增嘉措更喜欢这个清新亮丽的地方，每年3月从布达拉宫搬到这里时，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罗布林卡是座花园式宫殿，小时候的丹增嘉措游乐其间，曾经因为顽皮，跌入湖中差点淹死。还曾不熟练地开着奥斯汀小车，一头撞到大树上。如今那汪湖水，依旧锦鲤成群。花园里的树木，还是枝繁叶茂。
　　解放前，罗布林卡尤其是黄墙(内墙)内的宫殿，除了达赖和少数达官贵人，他人一概禁止出入。现在已辟为人民公园，每日游人纷至。
　　本刊记者来此探访时，邂逅一位叫做顿珠卓玛的藏族阿妈。她还是小女孩时，曾坐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远地听达赖在宫内讲经。她已去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参加过十四世达赖新宫的修建。从1954年开始建宫，她到这里给父亲送了两年的饭。
　　新宫名为达旦明久颇章，上下两层楼都装有电灯，浴室中还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马桶及洗手池。
　　藏语“达旦明久”，意为“永恒不变”。1951年，达赖选择回拉萨，关键一点，就是十七条协议里的“不变”条文：“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对于这一点，当时许多进藏的“解放者”都不能理解，十八军老战士娜喜回忆当初的急躁：“不是叫我们来解放西藏人民吗，怎么领主还是领主，农奴还是农奴？”
　　回望十七条协议，那无疑是一个罕见而伟大的妥协。当初解放军完全可以直捣黄龙，但要使西藏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此一来，难免就有脱轨、翻车的可能，更难免手足相残、生灵涂炭的悲剧。
　　就当时的中国***来说，面对西藏这块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领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权完整。在这一前提下，***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
　　不过，作为一个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执政党，在承诺维持既有制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高达总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十七条协议在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同时，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于是，张经武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领队进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层统战工作，影响下层群众的工作则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1952年，***西藏工委“擅自”在拉萨创办一所小学，都引来***的严厉批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渐进、协商式的改革，有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发动的改革开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统治者，比如满清权贵，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不幸的是，旧西藏的末代统治集团走了后一条道路。从和平解放一开始，中央及进藏工作人员便不断遭受挑衅与对抗。本刊记者在西藏接触的许多当事人，都有着忍受辱骂、被孤立的痛苦回忆。良苦用心的“自行改革”，变成了与虎谋皮。
　　1956年，事情起了某些变化。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邻近西藏几个省份的藏区也相继开始。克制数年的西藏工委遂向中央上报规划，拟把西藏民主改革提上议程。
　　尽管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既得利益者依然疑惧。1956年7月，最先解放的昌都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以图捍卫固有制度。
　　9月，中央发出“九四指示”，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不能性急。”接着，西藏工作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都进行大收缩，以示诚意。
　　在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当时的***，对西藏工作的认识比内地更为接近客观真理。他难以解释缘由。或许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
　　民主改革延缓了，但六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怎么办？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捍卫者被刺激起来的心理并未消除，达赖也再度动摇。
　　1956年11月，在达赖应邀去印度参加佛陀诞生2500周年法事活动前夕，***认为“让他去好”，但“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
　　在出访的周恩来三度面劝下，第二年初，达赖从印度回来。然而，随后的局面，已无法再用原来的办法处理。
　　这时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招募特工，并由达赖的两个哥哥具体组织。很快，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成立，并于1957年7月到罗布林卡借敬献金宝座之机，向达赖呈上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
　　在达赖的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武装叛乱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达赖大姐的司机吴多吉还记得，1958年下半年，部分叛乱者窜入拉萨，达赖家人公馆即收留了30多人。
　　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叛乱分子聚集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安全、不让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可以想象，昌都战役之后，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击的对抗。三次复信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表示要设法平息事态的达赖，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保护。
　　其时看着他渡河的解放军，在***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驻藏部队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条协议已被撕毁，民主改革随即一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在顽固拒绝改变、冒险一搏后，终于轰然坍塌。
尾声·龙王潭
　　带着旧西藏色彩的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如今都是拉萨大名鼎鼎的景点，充满了外来的观光客。本刊记者看到当地游人最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龙王潭公园。
　　龙王潭在布达拉宫的背后，最初是五世达赖时因修建布达拉宫挖土而成。像内地城市的中心公园一样，它并无多少特色，有一潭不太深的潭水，一些或新或旧的楼台亭阁，许多花草树木和一些游乐健身设施。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人，到处都是欢笑声和惬意的面孔。
　　不用问，他们大多是农奴的后代。在旧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都是农奴。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不知是否当年农奴——“会说话的牲畜”所向往的来世。
　　在江孜的帕拉庄园，堂皇的厅室内现在还展示着贵族庄主用过的劳力士表、洋酒等西式奢侈品。而其对面的奴隶院，平均六七平方米大、两米来高一间的屋子，空空如也，当年要挤上整家人。
　　曾有人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并举例证明领主管辖下的农奴生活不算残酷——他们甚至“一天能喝上两次酒”。可是，残酷程度并非最本质的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有基本的平等。当年农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个善心的领主。而领主的恩赐，高兴时可以给予，不高兴时就可以收回。
　　一路在西藏走过，可以说，在那些当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贵族身上，在人类进入20世纪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
　　人类进步和历史演进的整体路径，在于创造、跟随、再创造先进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去主动拥抱之，便只能等着它们破门而入。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后来的民主改革虽自内地传来，但因顺乎民心，很快就席卷西藏大地。当百万农奴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无情地抛弃此前被刻意营造的“香巴拉”幻梦，终于告别了中世纪。
　　时下为5月，龙王潭里，人们随意地徜徉其中；布达拉宫外，信徒们顺着城墙在转经。加入哪一行列，没有人发出强迫的号令。□(除采访外，本文主要史实参考《解放西藏史》《西藏通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大事记》、有关达赖传记、国务院新闻办有关西藏的几个白皮书等。严书翰先生、胡岩先生、童晔先生、靳薇女士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
《瞭望》文章：百年进藏记
　　雪域高原也无力阻挡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胡星
　　翻过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铁路顺势而下，一头扎向广袤的高原腹地。千年雪山把朝霞映射在钢轨上，泛起金属的坚硬光泽。
　　这是一条工业文明的“天路”。路的东头，1865年北京城外的第一段铁轨曾引来“观者骇怪”；五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通商使团”携“奇技淫巧”从此纷至沓来。
　　路的西头，一个英国“使团”经过多年筹划后，用***炮开路，终于在1904年踏进拉萨。“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当年的英国随军记者记录。
　　“骇怪”之后近半个世纪，北京城里进退失据的大清王朝倒台了。取而代之的革命者宣称，要将强权阻于外，铁轨通于内。宏愿在另一批革命者手中得到实现。
　　也是近半个世纪后，诅咒英国“使团”的喇嘛和噶厦官员，把“新汉人”迎进了拉萨城。多年以后，和平解放的石碑在市中心屹立，与巍峨的布达拉宫遥相对望，新旧之间，纪念着两个民族曾共同经历的洗礼与重生。
　　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宗教和世俗急剧碰撞之下，茫然困惑依然难以避免。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旧西藏的噶厦政府，一度以为可以继续把大门关闭。
　　无论怎么封闭，再也不可能置身世外了。雪域千年的暗夜，注定要被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汽笛声惊动。
英国人入侵
　　从拉萨往南400多公里，亚东是中印边境一座小城。从城边的噶举寺再向南眺望，边境线上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蜿蜒而来的土路交汇在半山腰，顺着干涸的河谷下来，依稀可见残遗着一条碎石铺就的驿道。
　　数百年来，当地马帮就踩着这条一米见宽的小路往来中印之间。1903年，荷***实弹的英国人以通商的名义，也沿着这条路踏进西藏。
　　对于西藏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日不落帝国”垂涎已久。几乎在敲开中国东部海防大门的同时，大批训练有素的探险家和化装成朝圣者的秘密测绘间谍，开始年复一年深入到藏区腹地。
　　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就曾用“无穷的矿产”来形容西藏东部。在了解俄国人的蚕食意图之后，他不无遗憾：“我们从未去探险过。”
　　翻开世界地图，可以更清楚冒险家们的想法。西藏的西南侧，坐落着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印度；东侧是富庶的四川盆地；西北方，还有被称为“地理枢纽”的中亚各国。高原耸立在亚洲大陆中部，睥睨着四周辽阔的平原。
　　这是殖民帝国向全球急剧扩张的时代。帝国的影子背后，资本正在成为整个文明的动力——即便帝国本身，也要为财富效劳。而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征服者得以将触角恣意伸向非洲的荒漠、拉美的丛林，雪域高原也莫能例外。
　　与在中国内地武力通商同步，“从这个时期(1860年代)起，我们可以找到英国要求开放西藏的一系列企图”，英国学者蓝姆(Alastair Lamb)在专著中如此评述。尽管在后人眼里，这样的开放，无非只是为伦敦的交易所又增添了一堆闪亮的筹码。
　　19世纪的西藏，就在小城亚东，已经听见越来越急促的敲门声。想躲，是躲不过去了。1888年，英国人终于首次入侵。
　　修建在山坳中的噶举寺，背山望水，肃穆庄严。本刊记者抵达的时候，这座隶属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庙宇，正迎来又一次政府修缮。“寺里供奉着一尊护法神，是十三世达赖下令从巴夏寺转移到这里的。”前来督查的亚东县统战部部长达瓦次仁站在寺前告诉记者。
　　巴夏寺早已消失在远方的崇山密林里。面对当年武装越境的英国人，藏军严密设防之外，并请出临近巴夏寺的护法神施展法术。可装备着现代武器的英军显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藏军溃败之后，寺庙也从此被废弃。
　　英国首次侵藏后数年，清政府抵挡不住压力，像内地已多次上演的一样，签下不平等条约。在拉萨海关的历史陈列室里，政工办主任尼玛次仁指着老照片告诉记者，1894年，亚东被开放为商埠，并开设海关，由英国人管理。
　　但英国人的胃口并未满足于亚东，要求将市场深入到西藏腹地甚至拉萨。双方对通商问题的意见不一，加上划界、游牧等遗留问题，英国人开始准备第二次武力进攻西藏。
　　1903年12月12日，英军3000人在少将麦克唐纳和商使代表荣赫鹏(Francis Younghu and)的率领下，翻越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以通商为名，行入侵之实，西洋的冒险家视之为对自身价值标准的一次理所应当的普及。
　　“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荣赫鹏侵入西藏后发表的演讲，将这一态度表露无遗。
　　上了一堂主权课
　　从亚东往北，海拔陡升，随后一路起伏，不断翻山越岭，如今经江孜到拉萨的柏油路上，犹有不少窄道急弯。可以想见，百年前英军踩着土路仰攻而来，实在并不占据地利。
　　兵员数量也不占优。在亚东往北近百公里的曲美雄古，1904年3月已有藏军3000多人驻守，而英军仅预备1000余人。双方在此对峙，荣赫鹏利用武器的差异欺骗藏军，声称谈判停火必须熄灭火绳。藏军应允。随后英军将机***架好，把上千藏军包围在围墙一角进行扫射，随后乘势向北进攻。是役，藏军共伤亡1400余人，英军仅伤亡15人。
　　百年之后的曲美雄古，早已无处寻觅***声。只有高原的风静静掠过残留的几堵土墙，供人遥想凭吊。
　　一百多公里外的帕拉庄园，当年的大领主从这里派出卫队援助藏军。庄园里仍然陈列着当年装备的土***。讲解员格桑顿珠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土***需装填火药、点燃火绳才能发射子弹，每射击一次大约耗时五六分钟。
　　而此时的英军，已经装备了马克沁机***。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护卫的清军就曾见识过这种射速高达每分钟600发的现代武器的威力。
　　双方军队装备和战略战术素养的悬殊，使得战争成为一场屠杀。为此，英国《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坎德勒(Edwudn Candler)声称，“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藏军)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在部分殖民者的思维里，世界只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运行，凡是不能顺从的民族和文明，那就只能用***炮来上课了。
　　曲美雄古一役后，英军决意北上拉萨，在江孜宗山等地再度遭遇大规模抵抗。现在站在山下高耸的抗英纪念碑旁，仍能远眺到宗山城堡残留的英军炮火轰击痕迹。离此不远的乃宁寺，也犹有一段残垣，无言诉说着当年的战火。
　　西藏并不乏可歌可泣的不屈反抗，但对当年的英国人来说，这只是“护使通商”途中的小插曲，他们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同样对西藏虎视眈眈的俄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进入西藏，让势力正深入中亚的俄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俄国人意识到，失去清政府的荫蔽，地广人稀的西藏无力自守，必然会倒向另外一方——而俄国尚未做好准备。故此，俄国驻英大使数次发出警告，表示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不能坐视彼邦现状之变动”。
　　作为对“豪强友邦”的回应，英国接连表示“固无意兼并彼邦”，“只要其他列强不图干预藏事”；同时意欲借助一系列条约文书，将西藏营造成一块亲英的缓冲地。
　　双方角力，皆遵照在欧洲已通行数百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虽然即将在全世界自觉或被迫地通行，此时却还没有被所有人意识到，其中就包括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有泰采取了隔岸观火的姿态，甚至颇有兴致地在拉萨附近树林里唱歌跳舞。
　　有泰的颟顸在后来的史书里一再被痛斥。也有西藏历史研究者指出，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有泰)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这些现代文明秩序的概念，既已被***炮带到了东方，就必然给后者留下深刻烙印。
　　1904年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占驻布达拉宫后的拉鲁庄园。随着内外压力渐增，尤其英俄之间罅隙不断，在高原的冬天来临之前，英军索取赔款，沿原路撤回印度，把拉鲁庄园还给西藏，把西藏还给中国。
　　如今，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藏最大贵族的庄园，已经成为一个居民社区，藏式小楼背后，是被称作“拉萨之肺”的一大片城市湿地。过往的行人，或许会描述起往昔贵族的奢华，却鲜有人记得当年英军的匆匆而过。
　　尽管只是拉萨的过客，英国人却迅速给中国上了一堂关于国家主权的课程，让此后的当政者都意识到，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从此必须以应对西方游戏规则的方式来经营了。
“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后人无疑记住了这个教训。1949年下半年，当中国***的军队席卷整个大陆时，解放西藏被明确提上日程。12月，***在赴苏联访问途中，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军第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1950年2月，军长张国华在一次部队动员讲话中说：“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因“救亡图存”而诞生和壮大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显然已经熟稔现代主权观念，并对残酷的国际丛林法则深有感触。
　　此时，美国一改之前态度，对“西藏问题”日益表现出兴趣。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尽管于1950年4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其“缓冲区”策略，1950年末，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接连向中方递交备忘录和照会，对解放军进藏提出异议。
　　作为回应，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屡次态度鲜明地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
　　1950年初至9月，解放军进驻四川、青海的康藏地区，除在全军物色藏族干部外，也在当地吸收了大批藏族青年，包括时年20岁的阿拥、14岁的娜喜，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娜喜对本刊记者回忆，解放军和蔼可亲，她在学歌之余，听了“***来了没地的分地、没房的分房”的道理，便要跟着去西藏“解放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娜喜和阿拥分别加入十八军文工团和医疗队，后来分别从西藏自治区民宗委和日喀则医院退休。
　　就在解放军准备入藏的同时，北京用各种方法与拉萨接触，争取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西藏当局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昌都。***中央遂决定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昌都历来是藏东重镇，地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之畔，扼青、康、滇、藏交通要冲。即使今天，从城区到最近的邦达机场，犹需经过两个小时险峻山路。本刊记者出发时，东方微白，从山上望下去，大江如练，天色要更亮一些，江水方才显露出暗涌湍急的真面目。
　　1950年10月7日的拂晓大约也是这样。侦察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大军同时分兵数路迂回包抄，于19日晚进入昌都市区。藏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全线向西后撤。
　　从昌都城区往西南方向三十多公里，山路连绵，旧的朱贡寺已经被废弃在一片山坳之中，白墙红顶的新寺修在不远处的山巅。这里是昌都往西通向那曲、拉萨的必经之路。时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藏军大部撤退至此，却发现后路已被解放军阻截。经过商议，阿沛决定与解放军接洽。
　　至24日，昌都战役结束。噶厦政府也不得不被拉到和平解放的途径。
　欢迎“人民的军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因其共有十七条条文，又通称为“十七条协议”。
　　10月24日，达赖喇嘛通电北京，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当日，十八军和西藏工委机关、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
　　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东郊举行隆重仪式，以示欢迎。噶伦(主持噶厦政府工作的官员)拉鲁在欢迎词中说道：“在西藏，过去来过皇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我们都未欢迎过。这次来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我们才进行了欢迎。”
　　解放军素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闻名，进藏之初即已制定“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其一言一行更以民族宗教政策至上，途中已有“嘉萨巴(新汉人)”之誉。“第一课就是要严格遵守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十八军骑兵独立支队老战士赵钦贵回忆，尽管部队进藏后粮食供给非常困难，但“抓一条鱼就要进劳改队”。
　　《解放西藏史》中亦载：“为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得不停止捕捉鼠雀。……靠购买少量糌粑、土豆和挖野菜维持生活。”
　　平等，是***带给西藏全新而深刻的印象。在内地，这同样也人心所向。1951年，***在庆祝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宴会上说，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不过，虽然被噶伦称为人民军队，解放军进藏后并未如内地一般马上“解放穷苦人”。1951年的拉萨，在刚进城的娜喜印象里，首先是贵族们穿着唱藏戏似的大褂在林卡(树林)里喝酒游玩，一旁有光着腿的仆人小心伺候着。而在布达拉宫的后面，遍地是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的乞丐。
　　赵钦贵所在的骑兵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