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闽江畔, 长在榕树下。京城读大学, 工作在沪、闽。今朝近黄昏, 人称老顽童。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人为峰
( Thu, 4 Aug 2011 08:37:5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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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陈卓然“2.12反革命案” 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1968年自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家庭和个人的坎坷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他与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苏晓兵)聚在一起时，经常交换对“文化大革命”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对极左路线摧残文艺、迫害知识分子的种种行径强烈不满，为大批老干部遭受迫害鸣不平。 “文革”中的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时代的首都，成为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的重点地区。“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曾散布“潜伏在南京的敌人有几个师，反革命多如牛毛”的谬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捕乱押，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用棍棒和酷刑打出了许多“反革命”。他们把一些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志士诬为“反革命”，定罪判刑；把一些早已定案处理过的老账，翻出来重新加重处理；把一些无意损坏领袖像、错喊口号、错写字句的人无限上纲，定为“反革命”；甚至对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反革命”惩办；还有的无中生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浦镇车站某工人因为说了“***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这样一句话，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建筑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窑里冒烟，因为刮东风而弄得他满身烟灰，他说要刮西风就好了，于是被扣上与“东风压倒西风”的主席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此类冤案，为数不少《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冤狱频兴，使人们三缄其口，道路以目，勇敢者则忍无可忍，奋起抗争。 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以及该报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处在“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下，陈卓然、苏小彬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
查金华烈士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就被处以极刑。
（查金华烈士的个人专题资料未搜索到，敬请网友帮助！——林钟光注） 标语的内容鲜明而激烈，犹如刺向如磐黑夜的利剑。它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极富鼓动性，因此成为限期侦破的大案。3月6日，两人被捕。一个卑鄙的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告发了他们。 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正义之声中断了，看守狠狠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这也是70年代的新刑具。大会宣布，
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数冤狱中，陈卓然、苏小彬等人不是最早的罹难者，但他们对极左势力奋起斗争的勇气和斗争的鲜明政治性质，在一代知识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 本文来源：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2）作者：
　　出版社：
( Thu, 4 Aug 2011 08:32:0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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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梁炳煌13次上书中央反对林彪、江青 （湖南省）绥宁县林业局干部梁炳煌，曾是省委宣传部长唐麟的秘书。1959年反右倾时被错整，1962年下放偏远的绥宁工作。 “文革”中，面对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967年10月，梁炳煌以真名实姓上书中央，批评林彪、江青一伙。1968年3月，他给人民日报写稿，“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
【1】，
再次批评江青有野心。好心的同事劝他不要再冒这个政治风险了，那会打成反革命的。他坦荡地说：“生命是有限的，年龄逝去永远不会再回来，真正为人民做点事，才对得住人民，才对得住苦心教育我的党。”他先后13次上书党中央，公开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辩护。 1968年6月，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20年徒刑。
1971年10月30日病逝狱中。 1978年5月21日，***绥宁县委为他平反并于1980年10月17日追认他为中国***党员。 说明
：除专门有“注释”者外，本文均来源自—— 〖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抵制“文革”的一代先驱——
摘自《中国***湖南历史》第二卷
〗 注释
【1】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清林谈关于党史正本二卷的编写
( Wed, 3 Aug 2011 11:49:0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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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四女杰”中的两英烈丁祖晓、李启顺 【林钟光的话】据网络文章《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抵制“文革”的一代先驱——
摘自《中国***湖南历史》第二卷
》第四节
“四女杰”抵制个人崇拜
”介绍，文革中，湖南省大庸县的丁祖霞、丁祖晓姐妹与李启顺、李启才姐妹 4人，不畏文革暴政和政治高压，毅然群起反对“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 ，反对文革迫害革命老干部等暴行，终于惨遭 迫害，“丁祖晓、李启顺被杀 ”，“丁祖霞和李启才分别被判20年、10年徒刑”。大庸县“四女杰”的事迹载入了
《中国***湖南历史》第二卷
本文则以该网络文章为主线（即“黑色字”内容），再附以“
蓝色字
”内容（摘自 《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作者：丁抒）》）补充而成。 （ 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永定区）女共青团员丁祖晓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她对“文革”中个人迷信盛行、武斗不断、贺龙受迫害、特别是当时大搞“三忠于、四无限” 的情况心急如焚，于1969年3月17日向县革委会写信，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
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像」：「是不是***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于4月21`日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时进城散发传单。——（当时，） 全县都忙著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 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大庸“特一号案件”，姐妹二人被捕入狱。 她们的同学李启顺、李启才姐妹也对林彪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支持丁家姐妹的正义行动，9月27日，李启顺拿出20多元钱刻印《告全县人民书》广为散发，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传单歌颂贺龙的功绩，抨击“忠”字化运动和打击迫害老干部的罪行，称赞丁祖晓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 为此，她们四女杰被打成反革命集团。1970年5月8日，丁祖晓、李启顺被杀——
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杀。 丁祖霞和李启才分别被判20年、10年徒刑。 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奴隶主义。” 1980年8月，***大庸县委公开为她们进行了平反。 注释：
1。正文中，黑色字内容，摘自：
《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抵制“文革”的一代先驱——
摘自《中国***湖南历史》第二卷
》第四节
“四女杰”抵制个人崇拜
2。正文中，蓝色字内容，摘自：
《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作者：丁抒）
( Tue, 2 Aug 2011 11:42:18 +0800 )
Description: 文革反思 王友琴：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思慧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 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 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由***“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本文来源：
( Mon, 1 Aug 2011 14:41:0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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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祭处死刑的21岁新加坡归国侨生 新加坡归国侨生洪沧海 首身离兮心不惩 魂魄毅兮为鬼雄
1970年2月27日，***声响起，一个年轻的生命倒在了海滩上。他就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厦门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判处死刑的新加坡归国侨生洪沧海，死时21周岁。
洪沧海祖籍同安，1948年8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是新加坡当然公民。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是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受到祖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思潮影响，因不满新加坡政府的专制统治，参加了当地左派学生运动。祖父为了孙儿的生命安全，便带着他和哥哥洪沧江兄弟俩告别父母，离开新加坡，在1967年3月回到了祖国，定居厦门。
海沧海、洪沧江兄弟在新加坡都是中学生，回国后双双进入了集美中学。当时的中学全部停课闹革命，集美中学也不例外。兄弟俩进入集美中学后既无书可读，也没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成了“逍遥派”。
1968年11月，洪沧海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洪沧海回国之后，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大失所望，加上在海外生活从未经历过国内历次政治运动“杀鸡儆猴”式的儆教，根本不知国内政治生活的深浅，以其“番仔直”的侨生个性，直抒已见批评文化大革命，书写日记，最后发展成书写张贴“反动标语”，在观看样板戏的戏票上写对联：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彻底，江青有女皇梦。事发后他的日记被查抄，他在日记中直指伟大领袖“独裁”，攻击江青的样板戏是为她个人树碑立传，对刘少奇和***的遭遇表示同情。
洪沧海在厦门忠孝里的家也被抄，祖孙三人同日被抓，并株连房东夫妇一家被抓。兄弟俩进了电台山“鸽子龛”拘留所，二个多月后，两人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学参加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沧海的批斗大会，这是兄弟俩的生离死别，最后一面，却因不准交谈，没说一个字。后洪沧海被押往全市各个学校，轮流批斗，全体学生都须参加。
1970年开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进入高潮，洪沧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批共十二人。洪沧海是“现行反革命”，判决书上将他定为家庭出身华侨资本家，偷听敌台，书写反动标语，罪大恶极，因此五花大绑，挂牌，姓名打上血红的叉叉，在厦门工人文化宫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批斗宣判，被全副武装士兵押上汽车，细绳索勒脖子，游街示众，***毙。处决后弃尸海滩。已上山下乡的哥哥要求回厦收尸安葬，被拒绝。祖父一听就晕死过去，姑婆（祖父的妹妹）从马巷来厦门要求收尸遭到呵斥。后尸体被医院拉走，作为人体解剖实习材料，进行解剖，直到无法使用后，运往殡葬处火化，三年后作为无人认领骨灰处置掉了。
洪沧海死后数年，在新加坡的舅父从当地报纸的一则“昔日亲共分子，终成X X刀下鬼”新闻，才知道了洪沧海的死讯。
这桩“现行反革命”案在洪沧海死后十年，得到平反。1980年6月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洪沧海一案重新审理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书”如下：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洪沧海，男，1948年生。福建省同安县人。原住本市忠孝里4号。于1970年2月27日由厦门市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洪沧海一案经本院复查认为，洪沧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不满，在书写张贴散发的标语中为刘少奇同志遭诬陷鸣不平，斥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正确的。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所致，确属冤杀。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特依法改判如下：
1. 撤销原厦门市人保组（70）厦革保第012刑事判决
2. 宣告洪沧海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附本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0年 6月6日
这份宣告洪沧海无罪的判决书中所说的“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是指洪沧海在当年所写日记和张贴的标语中，不但“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矛头直指”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点名问责。
新版的《厦门市志》经过二十年的修撰，于2004年出版，书中的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记载如下：
（1970年）2月27日　侨生洪沧海因散发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老革命家鸣不平的信被错判死刑。1979年1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为洪沧海平反。 二、
1968年11月14日清晨，沉睡中的忠孝里***，一幢二层华侨小楼，楼上住着彭姓归侨夫妇一家；楼下住着刚从新加坡回国不过一年多的一位彭姓老人和他两个姓洪的孙子，他们在新加坡的父亲是过继给舅舅、也就是这位彭姓老人做儿子的。
小楼的铁门早在1958年就被大炼了钢铁，进入小楼十分容易。小楼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街道的“群众专政”人员，带队的红星公社人保组长，敲开楼下的门问开门的年轻人：姓名？回答洪沧江。他是两兄弟中的哥哥。立即被喝令双手抱头面壁下蹲。第二个起来的是弟弟洪沧海，他和爷爷也被喝令双手抱头面壁下蹲。涌进门来的群众专政人员动手抄家，将楼下祖孙三人的家抄得个兜底朝天，同时二楼也破门而入，将房东的家也抄得一塌糊涂。彭家祖孙全用绳子捆绑了，彭姓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也被捆绑，在众目睽睽中跪在庭院中。房东彭姓夫妇的小儿子，一个完全无辜的十六七岁少年，他不但要面对人保组长亮出的手***：不老实就崩了你！还被细麻绳反绑双手，细麻绳勒入手腕，伤口发炎，还不让抺消炎药膏，四十年后的今天还留有伤痕。
抄完家，天早已大亮，被捆绑的彭家祖孙三个人串成一串，从中山公园南门外的忠孝里，徒步押到公园北门后的红星公社，游街。洪沧江这时才知道出了不得了的大事了：弟弟成了现行反革命。押到公社后，兄弟俩分别单人关押、讯问。洪沧江遭到逼供信，但他确实不知道弟弟做了什么现行反革命的事，于是挨了打。爷爷和随后也被抓来的房东彭姓夫妇，全关到了公社楼梯下面，彭家男主人被关了四十多天，这四十几天每天只准家里送白馒头，就白开水，米饭之类的统统不准。当天晚上，洪沧海兄弟直接被送进了“鸽子龛”拘留所。74岁高龄的祖父则以历史反革命罪名继续关押在红星公社，其间还被罚扫地，直到1969年9月24日，洪沧江下乡前一天，遣返同安（现在的翔安）新店公社沙美大队原籍，继续关押“审查”。
兄弟俩在“鸽子龛”拘留所关了二个多月之后，1969年元月底，一起被押回集美中学，双手反绑着绳子的洪沧江看到了铐手铐的弟弟，在军用吉普车上兄弟俩背靠着背，强制低着头，不能说话，也不能相互看望。洪沧江没想到这是他和弟弟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集美中学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沧海的批斗大会，陪斗的有当时集美中学的校长、副校长和关在“牛棚”中的老师们，从早上七点一直开过了中午十二点，洪沧江也全程陪斗，这时他才知道弟弟写了反动日记、张贴了反动标语。
开完批斗大会，洪沧海被宣布正式逮捕，上了手铐解押到厦门凤屿看守所关押。洪沧江就在集美中学牛棚继续关押审查，直到1969年8月获释，9月下乡。在牛棚里他身无分文。于是在学校人保组监督下，向二位亲朋好友借了21
元钱。这张借条洪沧江四十年来一直珍藏着。
洪沧海继续押到全市各个学校轮流批斗。在一中批斗时，主持大会的军宣队排长，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警告：我们学校也有同学卷入这个反革命事件中。为了向领袖表忠心，一中的学生房东小儿子还违心地割破手指向军宣队写血书，以求避祸。
1969年，厦门开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每个下乡青年都可以领到一张领取下乡物资的券，领取棉袄蚊帐解放鞋手电之类的东西，居委会的治保主任说，房东彭家姐弟两个人都不得领取。为了面子，那件下乡人人皆有的棉袄，他们是自己买布去服装店做的。洪沧江就更惨了，他是被强制下乡的：你弟弟是现行反革命。没人为他置办任何行装，没人送别，一无所有，一个人下到了离公社三十几里的偏远山村。
1970年2月28日到公社赶集的洪沧江，在墟场发现弟弟已被厦门市革委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公告，当即来到公社四面办要求请假回厦收尸，被一口回绝，理由是需要大队同意请假的证明。他赶回大队，得到的答复是接公社人保组的通知，不能请假外出，要他参加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学习班，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对外的一切书信包括和远在海外的父母的通信全部中断，在下乡前市人保组曾警告过他：不准将弟弟的情况告诉海外的亲友，否则一经查出按里通外国论处。
1977年，恢复高考。洪沧江参加高考上了分数线，尤其是英语，更是出类拔萃，但因弟弟的关系和上学无缘。1978年，下乡十个年头已经成家生子了的洪沧江又一次参加了高考，成绩仍是不错，自己从小就会的英语充满了自信，报考安徽外语学院和福师大的英语系。高招办的工作人员找他谈了话：因弟弟的原故他是无法就读涉外专业的，希望他能改一下专业，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于是洪沧江不得不改了专业，这才得以就读厦门大专班读财政专业。
在读书时，江沧江听班上一个全程看了洪沧海公审处决的同学所说，才知道弟弟在最后时刻，因为不肯下跪，共挨了五***。1980年6月6日，正在上课的洪沧江被叫到学校办公室，和两个穿蓝制服的人见面，一个是省高院、一个市中院，告诉他根据胡耀邦同志有错必纠的指示，宣布洪沧海平反，并将一份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交给他签收。洪沧江郁积了十年的泪掉下来了：人头都落地了，还能死而复生吗？ 三、
省高院和市中院向洪沧江宣布洪沧海平反判决时，告诉他，作为受害者家属如有什么需要和困难可向法院提出，法院将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洪沧江提了三点：
一、洪沧海被处决时，家属要求收埋遗骸，被有关部门拒绝。以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平反后要求有关部门找出受害者的遗骸以带回他的出生地入土为安。
二、洪沧江受株连后被迫在农村结婚成家。要求家属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厦门市区。
三、给予受害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赔偿。发还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
三点要求第二项得到了落实：家属落户厦门。有关洪沧海遗骸，有关部门进行了追查，查到了江西，遗体被某医院作为解剖教学材料解剖使用后，运往火化，最后作为无人认领尸骨处置掉了。经济赔偿，法院的答复是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无法承担赔偿问题，但法院可以给予人民币500元的困难补助。对此洪沧江拒绝了。抄家时抄走的私人物品，兄弟俩各从新加坡带回来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等等，在当时都算是稀罕之物，在洪沧海被处决后，所抄家用物资全部折价卖出，无法查明购买人和去向，无法归还。个人储蓄存款已上缴国库，法院同意申请退库无息归还家属。
1976年，母亲通过一位从新加坡回乡探亲的亲戚，联系上了洪沧江，才知道了洪沧海已被***决的死讯。在出事后八年的时间里，洪沧江和新加坡的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寄出的信没有一封能收到。在此之前，洪沧江的舅舅从新加坡执政党的刊物上得知洪沧海的不幸遭遇，却因耽心他们父母无法接受而始终绝口不提。
1981 年，洪沧江大专毕业，分配到厦门锻压机床厂财务部门任职。1984年，洪沧海的父母从新加坡回国探亲。洪沧海于1980年平反，两年后祖父去世。1967年回国的祖孙三人，只剩下洪沧江一人，和阔别多年的父母相见，三人相拥而泣。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全校数千名学生一道，席地坐在一中大操场上，批斗一名五花大绑的二十岁“现行反革命”侨生。十六岁的少年参加批斗大会看得心惊胆战，做梦也没想到四十年后自己将为这名因文字言论被处死的侨生写祭。
本文来源：
( Sat, 30 Jul 2011 12:27:2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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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和五位英烈
【林钟光的话】本博引用了阮耀钟教授的“文革反思”博客日志《
》。对于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笔者在网上搜索中，找到的《
（作者：丁抒） 》中，亦有记载。现转载如下，作为补充，以及对阮教授的声援。 必须指出的是，据下文所述，实际上本案涉及到5位英烈——除被***决的
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
之外，还有； “一名女生
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 “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
刘唯勇
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以上两位英烈的相关情况，待搜索。丁抒上文中介绍的其它案件和有关英烈情况，笔者将另行发布，敬请期待。 一九七○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 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除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在《***语录》「再版前言」的「***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算是「恶毒攻击」外，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政文章。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 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确是一篇讨伐当局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 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 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 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 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 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 狱中。[18] 注释：
18《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63至71页。 本文来源： ( Fri, 29 Jul 2011 15:58:2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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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革命青年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致敬
阮耀钟 1970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迫害了13名青年，其中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遗憾的是，我搜索不到这三位烈士的个人资料，只能作一篇文献综述。
1969年11月，13名大学和中学毕业不久，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插队的宁夏青年，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阅读马克思、列宁和***著作以及中外历史著作，思考和研究现实问题并自办《学刊》。他们中年纪最大的26岁，最小的21岁。在学习和探讨中几位青年对林彪的某些讲话表示了鄙视，对某些时弊进行抨击。自修大学主要成员吴述森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评论道：“林彪没谈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谈政变历史，纯粹是封建社会那一套，这个人不学无术，搞争权夺利。”“林彪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位成员鲁志立撰写的文章《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抨击政治和思想专制主义。他们上述这些言论，在网上很难搜索到，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文革_百度文库[1]中才找到，还无法复制，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的。吴述森说得多好！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都能看出“林彪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被冠为四个伟大，明察秋毫的***怎么会被受骗蒙蔽？
1970年3月，他们的言论被发现，“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定定为“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他们的罪证，就是他们在两期“学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们的来往书信。这13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拒捕关押和在本单位被隔离关押和“批判”“斗争”。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自杀。
1978年8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召开大会，为这一冤案平反。1978年8月7日的《宁夏日报》发表了以《拨乱反正、彻底昭雪》为标题的报导。197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错案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青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文章说：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文章充分肯定了这些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钻研理论，探索真理的精神。赞扬他们勇于独立思考，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林彪、"四人帮"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就对这伙政治骗子的种种谬论和错误做法产生了疑问，进行了抨击，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公开表示反对。文章强调指出，林彪、"四人帮"手中，有一根十分凶狠的整人的大棒，就是所谓的"恶毒攻击"。不管你是多么无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给你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你置于死地。文章号召有关部门把类似"共大"一样的冤案、错案一一纠正过来。
最后，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二点：
第一，不能仅仅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事到如今，事实已非常清楚，林彪仅仅是副帅，“四人帮”仅仅是帮凶，毛才是帮主、元凶，我们的党，应尽快拿出勇气来承认事实真相，对文革烈士也不要掩掩盖盖。
第二，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等这些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坚持自学，精神可佳！尤其是他们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更是令人敬佩！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等犯的都是言论罪，我们的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作为一名老***员，呼吁我们党尽快切实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 参考文献：
[1]文革_百度文库：
( Thu, 28 Jul 2011 15:51:4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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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为捍卫真理英勇献身的陈耀庭
陈耀庭（1931∽1970） 震泽镇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选送到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二局任机要员。1955年5月，从部队复员，9月，以调干生身份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1961年毕业，分配至江西瑞金大学任教。1962年，调至赣南医专当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对这场运动提出反对意见。在妻子谢聚璋配合下，先后写下了《辱骂不是战斗──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13篇文章和《致***信》等14封信，共10余万字。他用大量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林彪、江青是名副其实的埋在***身边的两颗最大的定时炸弹，并对刘少奇的冤狱表示极大愤慨。他指出，这场浩劫一定会得到清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耀庭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被定为“677反革命”案件。1967年12月被捕，1970年3月被判处死刑。妻谢聚璋1968年2月11日被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1年7月11日死于劳动农场。1980年10月，***江西省委为陈耀庭夫妇冤案彻底平反昭雪。11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他俩为革命烈士。 本文来源：
( Wed, 27 Jul 2011 22:21:1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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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完成陆洪恩临死前托付的遗愿
——摘自刘文忠《
奥地利——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
1979年我平反出来后，一直想为音乐家陆洪恩完成他临死前托付的二个遗言。2004年我出版个人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在上海知识分子中传诵，不少人第一次详细续到这位上海高级知识分子临死前如此强烈光辉的一幕。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我过去一所的难友）看到我书中详细记述陆洪恩之死的经过后，帮我联系到了和他在一个系统下做儿童画师的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我终于找到陆老师被发配去新疆的儿子！当我详细讲述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他父亲日日夜夜相处二年的囚犯生活，他一直控制不住地流泪，特别讲到他父亲最后怎幺样走上断头台的经过时，年近六十的于为失控地放声大哭，因为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在牢狱里被逼疯而走上绝路的，完全没想到父亲临死前头脑这样清楚，不断抗暴最后被残忍地迫害死的。
小陆眼前浮现十三年前5月28日那个阴霾的早晨。陆洪恩对他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不再讲话了。”然后一步一回头慢慢地走向乐团，.那竟是他们父子最后的诀别。最后离开家的当晚，陆洪恩坐在沙发上，流着眼泪拉着儿子的手说：‘于为，我觉得很痛苦，想要做的事都不能实现……。’小陆说，现在才明白了父亲追求的是那种轻松、自在、民主化的社会模式。小陆痛苦地说：“父亲死得真惨！被害后有人还向母亲来收***杀父亲的子弹费，吓得母亲连尸体都不敢去收，至今不知骨埋何处？”我回答小陆，你不要责怪母亲，我的三哥刘文辉，尸骨同样不知在何处。文革中连杀人的子弹费二角钱，公安都要逼家属交出来，还有哪个反革命家属敢去收亲人的尸骨。
我告诉小陆：你父亲曾几次在监狱通过审讯员提出跟妻子离婚，但遭拒绝。我知道当时坐牢的政治犯，只要有子女，大多数为了不让家属受株连，都会这样做。
小陆告诉我，母亲出身红色干部家庭，而父亲出身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己又是个“臭老九”。因为家庭背景差异，长期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压力下，产生了不和。母亲常会埋怨父亲生活太不拘小节，说话太不注意，经常遭“是非”，让家庭受株连。对于父亲的幽默诙谐毫无领会和理解，有时彼此会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闹到不愉快。父亲又不愿让还不甚懂事的儿子有所觉察。于是，本来就嗜烟酒的父亲，就更加会独自拼命喝闷酒，一杯杯，一瓶瓶，一醉方休，吸烟也是，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把手指和牙齿都染黄了，就这样，父母之间的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少了。然而，父亲是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他对母亲、特别对我是有感情的。但又摆脱不了当时严酷的政治恶魔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与忧郁。1964年，父亲被确诊为有轻度的抑郁症（或曰精神分裂症），但是并不严重，他仍然工作，坚持用药，配合心理治疗不久康复了。这也是后来造成父亲在监狱受尽折磨时再次病情复发的原因。
小陆还告诉我：“父亲被捕后在上海舞蹈学校任钢琴老师的母亲，被剥夺教师权利，赶到食堂去劳动，还经常挨批斗，受尽凌辱，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年仅16岁刚初中毕业的我被迫动员到新疆，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摧毁了。自己从小虽然得到父母的宠爱，但生性胆小，怕事，软弱。文革摧毁了我的家庭和一切，对我心灵是至命一击，从此我变得忧郁与孤独，在新疆14年苦难生活中我总算艰难地生存了下来。”
“文革刚结束，母亲为父亲申冤到处写上诉信，开始被驳回，理由是父亲在牢狱内直接攻击了***。后来母亲在已平反解放重新当领导的大学校长舅舅的帮助下，借父亲曾在64年“四清运动”发过间歇性精神病住院的病书为由，再次上诉中央最高法院才最后彻底平反。“
陆老师是文革中被“四人帮”公开杀害的著名人士，为了安慰上海知识分子，
1979年9月26日下午，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音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捧着仅仅存有一截指挥棒的骨灰盒参加了追悼大会，他与母亲都泪流满面。有关部门都出席这场追悼会。
***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市文联、市文化局、市电影局、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歌剧院、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海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乐团、广州乐团等单位以及文艺界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夏衍、周巍峙、陈沂、贺绿汀、孟波、李太成、丁玲、丁正铎、许平、言行、丁善德、谭抒真、金焰、刘琼、桑弧、吴永刚、瞿维、朱践耳、李德伦、颜良坤、韩中杰、秦鹏章、司徒汉、陈传熙等许多陆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大会由市文化局主持，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含泪致了悼词。悼词中说：“陆洪恩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担任上海乐团指挥、副团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后，工作积极努力，刻苦认真，并常常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为发展和提高交响乐事业做出了贡献。我想：多么荒唐的追悼会，“何不加上陆洪恩同志热爱伟大领袖***”的评语！这追悼会能让陆老师在天堂心慰和被激动吗？
小陆告诉我：父亲平反不久，自己也终于被上海交响乐团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工作。他发配在新疆十四年，因为父亲是上海公开被***杀的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对知识界震动很大。作为被杀反革命家属，十几年来他一直夹紧尾巴做人，还是难免遭各种歧视批斗，在大学教书的母亲更遭殃，文革中遭株连迫害落下一身病，与儿子团聚二年后就去世了。小陆痛苦告诉我：父亲的事像噩梦一直笼罩了他们一生，他真正搞怕了，直到今天还没勇气把父亲遭劫难的事原原本本告诉已成家的女儿，甚至把父亲留下的遗物都悄悄收藏在单位办公室里，一直没勇气放在家里。他是真正听从了***的教导，“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
陆洪恩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后，有不少人在报章杂志上撰文悼念他，乐团的一些团员也回忆了在他指挥下的种种趣事，人们喜欢他。正如陆于为所说：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在不断写文章纪念他，回忆他，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有魅力的艺术家。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证明他的人生价值。他是属于永远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人。”
1979年11月8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特播送专题音乐节目，介绍了陆洪恩的指挥艺术，由曹畏撰稿解说。广播电视报上还以“芬芳馨郁香如故”为题介绍陆洪恩的指挥艺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文革”夺走了陆洪恩的生命，但他生前留下的录音依然散发着馨郁的芳香。吴基民在1993年4月号的《上海滩》杂志上刊出纪念陆洪恩的文章，其篇首用了屈原《离骚》中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多幺气壮山河的诗句呀！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陆洪恩一生的评价。历史是终究不会忘记他的。
2001年我欧洲十国行时，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贝多芬墓地前，帮陆老师完成另一个托付，献上一束鲜花，代陆老师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陆洪恩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在回国的路上我一直想，政府希望全民对文革历史“失忆”，永远埋葬在经历者记忆中，遗忘它。而成千上万文革遇害者的家属因为曾长期生活在恐惧和颤抖中。今天都像陆老师儿子这样，怯懦地选择了沉默和回避，永远听党的话，“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而我去撩揭这块伤疤，打破沉默做一个“见证者”，写下对历史的反思是否多余？甚至会遭当权派恨！但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使纯真好骗的中国人再受骗，经历这种噩梦。血写的历史啊！你不要沉默。 本文来源：摘自
（刘文忠的博客）
( Tue, 26 Jul 2011 23:40:2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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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陆洪恩
（摘自刘文忠《风雨人生路》）
　　【陆洪恩简介：陆洪恩，男，1919年出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出国深造。1950年回国，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1966年5月28日因“反动言论”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和陆洪恩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这场集体屠杀，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作了报道和评论（见附录），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
　　陆洪恩，这位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是作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的。连看守都承认他没有历史问题，只是在单位接受批斗时，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公开反对“革命现代京剧”（即后来所说的样板戏）。众所周知，样板戏与“文革旗手”江青密不可分，反对样板戏，不就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吗？这位音乐家可说是自投落网了。他入狱后我行我素，照样直言不讳地批判样板戏。
　　67、68年，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纷纷到关押陆洪恩的市第一看守所争夺一些有名气的犯人，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炫耀，以显示他那一派的“实力”。陆洪恩几乎每周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接受批斗，被打得鼻青眼肿，回到囚室后，他不顾伤痛，告诉难友，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与贺曾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怒不可遏的革命小将对他拳打脚踢，可他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
　　又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剧场批斗，那天，文艺系统来了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这位音乐家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优秀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没等他说完，造反派冲上批斗台，对他一顿毒打。造反派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狼狈像，连饭都无法吞咽。难友们劝他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但他苦笑笑，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
　　他被频繁揪斗，次次抗争，次次遭遇毒手，老伤未好，又添新伤，每次回监室，他总是拖着沉重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可冷酷的看守还要把他伤痕累累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血管又肿又胀，疼痛刺骨钻心。他刚松铐几天又被铐上，长期遭受非人折磨。看守还狠狠训斥：“1598（陆洪恩的监号）每次批斗，每次放毒，非得反铐不可！”批斗，毒打，反铐，几个月折磨下来，这位身体本就纤弱的中年音乐家背已弯曲，头发从全白到脱落，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凶险处境，反而担心贺绿汀的命运。他告诉难友刘文忠，贺几次被抄家，音乐学院的那些红卫兵不仅毒打他，甚至把浆糊桶套到他的头上，还逼令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地说：“贺绿汀，我的师兄与老师，他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当年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的名曲，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极大贡献。可是现在却遭受绝灭人性的凌辱，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对江青很熟悉，一针见血地抨击她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他告诉刘文忠：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艺名“蓝苹”，只是一个二流明星，有过多次风流新闻。后来，和当时的文汇报副总编马纪良（笔名唐纳）结婚没几天，竟“投奔革命”，来到延安，不知用什么手段得宠于***。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明文规定她只照顾毛生活，而不准参与高层政治活动，所以直到解放初她还是个无名之辈，谁知这个一向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破烂女人后来得到毛的“令牌”，被封为“旗手”，第一是报复，第二是掩饰。她千方百计掩饰过去的丑恶行径，对稍知内情者伸出毒手，很多她当年的朋友都遭了殃。她疯狂得双眼发红，成了一个肆意复仇的 “女魔”，随时可咒人致死的“巫婆”！毛 泽 东指使她搞的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完全彻底的“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识分子命”，是中国人民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讲到这里，音乐家激愤地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
　　音乐家太热爱音乐了，他视音乐为生命。他对刘文忠讲起文艺复兴运动，讲起音乐流派和音乐大师。刘文忠理解了他为什么对“摧毁一切封 资 修”的暴行极端气愤、对所谓“革 命样 板 戏” 无比鄙视。他对江青一伙灭绝人类进步文化、赶尽杀绝优秀知识分子的暴行洞若观火，所以他宁做 “反革 命”，也决不低头屈服。造反派认为他越是顽固反动，就越要毒打他，他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全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间弯腰使他背驼得更加厉害，耳朵流浓，眼睛浑浊，看上去比九十岁老翁还苍老衰弱。但无力动弹的他还是经常低哼《第九交响曲》、《天鹅湖》、《睡美人》等世界名曲，似乎在用音乐的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
　　陆洪恩胆敢与文革逆流“对着干”，可想而知，他的命运岌岌可危了。正如造反派和看守一再叫嚣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不是吃素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连吃口囚粮、睡块水泥地的起码活命权利也没有了。有天开饭时，看守把他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这位著名音乐家怎禁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刘文忠主动上前喂他吃，看守凶狠地阻止：“不许！谁喂他吃就惩罚谁！”陆洪恩再也无法忍受了，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一楞，随即把他拖出去，又是一顿暴打。眼见奄奄一息的音乐家不想活了，刘文忠悄悄劝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忍着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是有机会出去的。”别的难友也劝他：“为了儿子，你应该活下去。”对于大家的好心劝告，他总是摇头苦笑。
　　反铐着双手是无法着地睡觉的，每当夜深后，刘文忠就偷偷地帮他把反铐转成正铐（刘从另一位难友处学会了开这种普通羊角铐的技术）。一天深夜，他泣不成声地对刘说：“小兄弟，蒙你照顾我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帮我转告家人，我是怎么样死在监 狱的。”他这话已时，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文革”。不久，难友们发现他发高烧，讲胡话，日夜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还不断自言自语“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东西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他的精神失控了。医生给他吃退烧药都没用，难友们也无法阻止他，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导员把同监房的14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他们席地而坐。桌后坐着三人，一个是训导员，一个是审讯员，另一个是上面派来的什么人。训导员首先为陆洪恩定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恶狠狠地问：“1598，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个态！”
　　另13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恐异常。照1598这几个月里的态度，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还会表什么态？
　　训导室内仅仅沉默了一两分钟。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濒死之人回光返照一样，骤然精神抖擞，开口“表态”。他热血沸腾，无所畏惧，一口气演说了二十多分钟，发表了一篇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不仅震撼了难友，连审讯他的那三个人也听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沙沙不停地记录，竟没有谁打断他的话。
　　陆洪恩慷慨激昂地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 ”，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悲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落。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侮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话跟着党走，可是建国以来，他从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从海外归来竭力忠贞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着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音乐家足足演讲了25分钟才停下来。三个审讯人员一直吃惊不语，这时回过神来，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你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上了年纪的难友，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在这份要命的记录上签了字。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陆洪恩和其他几位囚犯被押走。不久，同室难友得知了他遇难的消息。在“文革”屠刀下，中华民族的义士、优秀音乐家陆洪恩大义凛然，与暴君和暴政抗争到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附录：1968年4月28日解放日报关于***杀陆洪恩等人的报道全文
　　誓死捍卫***革命路线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
　　本市举行公判大会镇压现行反革命
　　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一致表示，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性，充分发挥群众专政威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
　　本报讯 为了誓死捍卫以***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昨天在本市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严厉判处了一批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会上，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柳友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陆洪恩，杨望义，张鹏宏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判处其他三名现行反革命罪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昨天，本市一万多名无产阶级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充满了深仇大恨，参加了大会。革命群众齐声朗读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参加大会的和会场外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的革命群众，不断振臂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誓死保卫***！”“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伟大领袖***万岁！万万岁！”
　　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他在分析了当前大好形势后指出：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敌人越要作垂死挣扎。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光芒四射的***思想，恶毒攻击、污蔑***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最后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专政机关的工作要同群众专政结合起来。广大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布下天罗地网，筑起铜墙铁壁，一切阶级敌人都将无处藏身，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必将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揍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会上，还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发了言。他们对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表示坚决的支持，他们在发言中还一致表示：在这场政治大革命中，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提高革命警惕性，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誓死捍卫以***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决。这时场内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本文来源：
( Fri, 22 Jul 2011 23:46:31 +0800 )
Description: 文革反思
文革中被***毙的***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原作者： 赵旭
　　1970年3月22日清晨，原甘肃省武山县委书记处副书记杜映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叛处死刑，在兰州游街示众后，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和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在兰州焦家湾南面的山沟里***毙杀害。
　　此事已经过去47个年头了，然而对于杜映华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况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杜映华，甘肃省陇西县文峰区土店子村人，1927年生于陇西县巩昌镇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沟一个农民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陇西地区念私塾、上小学，1948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同年7月在陇西师范学校由当时甘肃地下党领导人万良才介绍加入***甘肃省陇右地下党组织。入党后的他公开身份是菜子小学、紫来小学教师，秘密工作是在陇右工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游击活动。解放甘肃岷县时他是陇右游击队中调的先遣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岷县地委宣传部工作。后调往甘肃省漳县，担任***甘肃省漳县县委组织部干事、三岔区委书记、贵清区委书记，在此期间，参与领导了漳县的剿匪、镇反、减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10月至12月，漳县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区的6个乡、30个行政村、72个自然村进行，他担任河东乡（后称新寺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后来他又担任漳县代理宣传部长，漳县农业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县委秘书，漳县农业口党组书记、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常委。1958年4月，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后，担任***甘肃省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兼***甘肃省武山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
1957年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很多地方发生了捆绑、打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可是有人却为此辩护说：“群众在气头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杜映华对此坚决制止，他负责的木林、张坪、武当、新寺等乡却没有出现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许多人说他“右”了，可是他却不以为然。1958年他兼任武山县城关公社书记后，为了很快熟悉情况、认识干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跑遍了东起东顺，西到山丹，北至马河、榆盘，南至滩歌、清水、龙台等14个管理区，并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别确定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大队为重点，由公社领导干部分头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工作。那个时候到处是“检查团”、“促进团”，动不动就“拔白旗”，整基层干部，逼得下面说假话、吹牛皮，刮起了“浮夸风”。但他此时却直接到农民家里进行体察，反复叮嘱基层干部要说实话、讲真情，还让基层领导要把劳动力组织好，把好抢收关，千万不能让到手的粮食烂在地里。由于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都说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1959年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深感由于大跃进、吃食堂、大炼钢铁、虚报浮夸，造成农民生活困苦万分，于是悄悄发放救济粮救灾渡荒，并让大队、生产队按实际亩产上报产量，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公社开斗争会逼迫基层领导、强征公购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城关公社农民的家里都偷偷留了点口粮，也让当地老百姓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优秀***的领导干部。
　　然而，1959年反右倾期间，杜映华和全国380万说实话、干实事的干部一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东顺化肥厂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他由于更加贴近农民群众，了解到农民由于饥饿、啃树皮、吃观音土、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心急如焚，与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学生一起谈论过一些真实的想法，并且认为兰州大学一些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师生办得《星火》刊物，说得都是实话，于是，他也被牵连进全国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1961年3月他刚刚被甄别平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至甘肃省天水地区工会主席，但还未到任既被逮捕。并在1962年11月23日被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劳动改造。同时，牵扯进这个案子的还有原***甘肃省武山县委委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罗守志，也在其先后被判刑。罗守志1980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门中学校长，武山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
　　杜映华被牵扯进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实际上是一些兰州大学下放右派师生和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林昭等人办了《星火》刊物。
　　1958年6月底，兰州大学第二类处分（保留公职或学籍，劳动考察）的右派师生40人（其中右派大学生36人，右派研究生2人，还有化学系右派讲师胡晓愚，经济系日本留学归来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甘肃省委统一发配天水地区，后由天水地委“一分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县。在天水市的兰大右派师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马跑泉公社、麦积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在武山县的兰大右派学生分到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的一些生产队；都是下放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正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牛皮冲天，这些师生亲眼目睹并亲自参加了这种荒唐的运动，虽然不敢说，但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在1959年春节前后，大饥谨已开始笼罩甘肃大地，公共食堂相继断炊，农民们冒着被民兵抓回来的危险，纷纷背井离乡出外乞讨要饭。而没有跑了的农民则以榆树皮充饥，用观音土为食，有些人家死尸挺在炕上无人掩埋，还有很多人家由于没有吃食全家饿死殆尽。这些右派师生看了这样的惨境，心如刀割，然而他们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无法将实情向上级反映。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谭蝉雪等这些热血青年于是与上海养病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联系后，冒着生命危险出了刊物《星火》，表达自己的思想，用事实揭露当时的黑暗，然后在他们中间传阅。其后，他们以彭德怀的冤情、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南斯拉夫成功经验撰文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和《红旗》杂志。《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来，此案既被告破。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里，其中就有兰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向承鉴的一篇《食母记》，这是他听到甘肃省陇西县一个儿子的母亲去世后，儿子将母亲尸体放在洋芋窖里偷偷吃得只剩下了头骨，后被人揭发，将其逮捕***毙并发布了公告的消息后写出的。他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悲愤万分，激情写了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发表他就被抓了起来，后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
在这些兰大右派学生被下放到武山县的日子里，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杜映华，非常尊重这些有知识的学生。他让这些右派学生充分发挥其特长，让他们为农民教识字，并办了公社综合化肥厂。向承鉴虽是兰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也被抽去办化肥厂。杜映华还亲自下队与这些人住在一起。在与这些年轻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这些学生不仅有知识，而且富有正义感，所以，他开始同情这些人。至今，当年的右派学生向承鉴提起杜映华和他住在一起，为他打洗脚水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分，对其为人赞不绝口。向承鉴说，这主要是杜书记和我们这些大学生和老师都感觉到当时的政策确实是错误的，他们对当地挨饿受饥的农民都有一种共同的怜悯之情，所以，杜书记与师生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映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学生们对他更加同情和崇敬，并且与他交流过思想，他们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
　　但是，杜映华由于“右派反革命案”被牵连判刑，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期满留场后，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谋暴动越狱”反革命犯、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传递信件而被***毙。
　　杜映华的案子是当时疯狂年代的一个缩影。虽然，事隔十年之久，在1980年5月18日，由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其无罪，并彻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说句真话的艰难。
杜映华被抓被杀后，他的亲戚朋友都被株连。他的妻子董淑桂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既被赶到农村自谋生路，由于没有住房，他们就将南山脚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窑洞住了下来，没有吃的，他们就挖野菜来填补充饥。那个年月，董淑桂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的娃娃，受尽了别人的打骂和歧视。在漫长的十四年的岁月里，她由于吃野菜饿肚子，劳累成疾，得了胃病将胃切除三分之一，并且求亲告友做手术负债累累，但她还是历尽辛酸以女性的坚韧将孩子抚养***。
　　时间匆匆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去那颗罪恶的子弹，打碎的不仅是一个刚直不阿、实事求是的头脑，它击碎的是善良、诚实、法制和正义。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让年轻的一代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美好社会付出了多么昂贵的学费；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在中国这块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让那种一个人、一个集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再不要重演。 本文来源： ( Fri, 22 Jul 2011 18:41:04 +0800 )
Description: 文革反思
《星火》首犯張春元越獄記
【夏韵按】我转载这篇记忆，为那长眠于荒原的冤魂──“一位絕對上檔次的文武全才”“ 必將載入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像林昭一樣，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誌性人物」”的好人。记忆的主要功能是反思，探索历史反思自我的前提需要客观公正的记忆，任何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有意无意选择性的失忆、错忆，只记得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对不利自己形象的完全失忆，都会造成历史误判，造成全民族反思的空白，而一个不思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新浪网管，尽管你多次以“线路繁忙”为由，婉拒转载，我还是转了，为了决绝那个疯狂恐怖的年代，为了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期望我们都能成为历史的守望者。
《星火》首犯張春元越獄記
作者 裴毅然
● 林昭參與的星火反革命案，因一群大學生辦刊物揭露毛共大饑荒罪行，被一網打盡。為首張春元優秀而勇敢，歷盡艱辛，難逃一死。幾經曲折才獲平反。
　　一九六○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縣由蘭州大學右派學生苗慶久、向承鑒油印三十餘份（十六開本），第二期已組稿，但未及印出。這批右派學生面對大饑餓的悲慘，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號召國人起來鬥爭，結束暴政。因而遭到殘酷鎮壓。
　　《星火》案核心人物張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一九四八年底參軍，後為志願軍坦克兵，交通部副部長王首道小車司機，五六年蘭大歷史系調幹生，五七年劃右派。五九年六月號《電影文學》發表其文學劇本《中朝兒女》，應邀出席長春電影製片廠新片攝製計劃會，不料其下放的天水馬跑泉公社黨委致函長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罷。一位絕對上檔次的文武全才。一九六○年七月中旬因搭救戀人譚蟬雪（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收容）於廣東開平被捕。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獄，九月六日再次被捕。原判無期，一九七○年三月因「在監內進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動」（與同案犯杜映華遞紙條），被處決於蘭州。 用苦肉計成功越獄逃亡
　　張春元越獄脫逃經歷是整個《星火》案重大「花絮」。到案後，張春元被關押於省級政治犯的蘭州貢元巷看守所｜｜一座古老監獄。像絕大多數囚犯一樣，一進獄便琢磨「重獲自由」。他先用苦肉計，不進食，後嘔吐，甚至吐血，出現昏厥休克，奄奄一息。看守所只好將他送到甘肅省蘭州勞改醫院。
　　案犯沈源得知張春元即將送醫院的消息，在張去醫院前一小時，向張介紹了勞改醫院情況：警衛比看守所鬆得多，逃脫機會大；每天晚六時以後，外部警衛就撤除了，只要出了醫院就沒人盤問，還介紹一名在醫院工作的李××，可請他具體幫忙。一九六一年七月底，張春元被送勞改醫院，經過治療，體力得到恢復，但他仍佯裝未癒。八月十日晚約八時，整個醫院靜悄悄，天氣熱，蒼蠅猖獗。三名警衛，兩名在打蒼蠅，一名在床上拉胡琴，張春元抓住機會，拿上衣服，從病房迅速越過走廊，奔到對面伙房，炊事員都開會去了。他換好衣服，衣冠端莊地冒充下班大夫，堂堂正正走出醫院大門。一出大門即奔向公路，當時該醫院附近還是荒涼郊野，漆黑一片。他身無分文，躲在溝邊樹叢，必要時可翻身躲到溝底。
　　過了一陣，遠處出現亮點，憑著多年汽車兵經驗，知道是一輛汽車，還判斷出是一輛貨車。一陣狂喜，心知有救，他脫下衣服，向汽車揮動。汽車停下，張春元向司機訴說母親病重，必須趕到汽車站。司機見他焦急萬分，問他家在哪裡？「在定西。」「正好我這批貨要送到定西，你也不用坐火車了，順路把你捎過去吧。」張春元連忙道謝，心想「天助我也！」對司機說：「我也當過幾年司機，我看咱們倆輪流開吧，免得過度疲勞。」到達定西，已是次日上午十時多，與司機告別後，他步行去十九公里外的巉口。巉口山勢險峻，全是荒山，人煙稀少，晚上狼群出沒，絕不會有人來此搜捕他。 奔難友王漢光，尋林昭不遇
　　逃向巉口，乃是投奔譚蟬雪摯友王漢光，一位北大出身的林業局右派幹部。王漢光先參加南下工作團，輾轉入隴，進了林業局。省林業局在山溝裡辦了一個林場，王漢光劃右後，一家人均被趕至巉口林場。女孩兩歲、男孩四歲，一天兄妹倆餓了，鑽進地裡吃豆子，中毒暈厥，等送到定西醫院，哥哥救回，妹妹歸西。
　　張春元進了王漢光窯洞，說明情況，王漢光拉著春元的手：「你放心吧！有我的一個饃就有你的一半！你先在這裡休息好以後再說。」張春元長舒一口氣，這才感覺肚子餓了，拿出藏在身上的僅有兩個饅頭，王漢光一把奪下：「今天晚飯我們大家吃頓熱的，祝賀你逃出天羅地網！」王漢光在張春元的青菜麵條裡熗一勺油，吃得真香，張春元美美睡了一覺。
　　次日，張春元要走，王漢光堅留他再住幾天，為了養精蓄銳。一周後，張春元堅決要走，王漢光贈送二十元錢與五斤糧票，祝他路上多珍重。從不掉淚的張春元淚花閃爍。
　　在狼群幽綠目光巡遊的夜幕中，張春元趕到定西，扒上火車直奔上海。先到顧雁家。顧雁乃北大物理系畢業生、蘭大物理系研究生，學生右派，此時已被捕。顧媽媽接待了他，安排他上餐廳吃飯，但不敢留納家中（顧雁獲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後任教蘭大，一九八五年晉升教授，後調中國科大物理系。現今不願憶舊）。
　　從顧雁家出來，再到蘇州林昭家，得知林昭也已被捕，便以林母名義寫了一封明信片，因為林昭熟悉他的筆跡。這張明信片未能到達林昭手裡，進了張春元的檔案中，故得保留：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圍繞著紅色的高牆轉上兩圈，聊表寸心，請接受我這不成體統的慰藉。......我們的生活，其材料之豐富、多趣是能寫一本書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願你能抱著「既來之則安之」，自己一點也不著急的態度，很好地讀完這本有用的、難得的書，將來為人民更好的服務。......我們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於鬥爭，只有敢於鬥爭的人才能敢於勝利。 走投無路，致函人民日報申冤
　　張春元脫逃，公安部門全力搜捕。為得到線索，分別安排兩名臥底。一名男臥底偽稱顧雁朋友，上顧家求租住房。顧家母女以女眷不便為由，予以拒絕。另一名女臥底張茹一由法院事前安排，與林昭同號。許諾如完成任務，出獄後安排工作，其主要任務是將與林昭有聯繫的人員摸清，特別是有關張春元的信息。其實，此時張春元早已再次被捕，但上海這邊仍不知情。張茹一信以為真，對林昭百般照顧，逐步建立感情，林昭未能識破其奸，天真地把蘇州方面的組織和人員（包括住址）都告訴了她，引發又一樁冤案。
　　從林昭家出來後，張春元思想鬥爭激烈，認為自己人身雖獲自由，但這種自由卻是卑鄙可恥的，自己成了一個苟且偷安、得過且過的卑賤之人。此時，他有親不敢投，有友不敢靠，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前途、命運一片茫然。經過一番考慮，他決定不能躲躲藏藏過日子，得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漢，決定寫信給《人民日報》，把自己的一切活動都告訴編輯部：
　　一、我之所以從一個大學生走到這一步，實為客觀環境所逼。反右中，我並沒有攻擊黨和政府，僅在鳴放中根據學校情況提出並系要求，希望把蘭大辦得更好，後來院系調整也證明我的意見完全正確，但我卻因提了這一意見淪為階級敵人。
　　二、下放農村後，目睹餓殍、浮誇、謊言等實況，本想向中央反映，但因反右前車之鑒、廬山會議彭老總之「榜樣」，使我只能組織一些志同道合者開始活動，並以我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手段反對現政權。
　　三、說真話講實際的人都打下去了，難道不是中國政治日趨反動衰退的表現嗎？如果說我們有罪犯法，那造成這一局面的人就應該是罪魁禍首。
赴廣州再次被捕和老幹部同就義
　　如此這般想定，張春元決定直接到北京投案。赴京之前，他須先下廣州，因為那裡還遺留衣服。於是，他從上海南下。到杭州後，突遇***押著一群盲流走過，***請他出示證件，他身上什麼也沒有，連吃飯的錢也沒有，***將他趕入盲流群，送入收容所。將要接受審查，後果難堪。晚飯時相對混亂，張春元於是鼓動一些盲流衝門，衝過小門，但在大門處被攔下。***包圍上來，揚言要開***，其他人都後退，張春元被暴露，立刻送往杭州著名的小車橋監獄（前國民黨陸軍監獄）。審訊中，儘管張春元冒名高澄清，在蘭州地質隊工作，但很快被識破，因甘肅省公安廳向全國發出通緝令。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張春元被捕歸案，先送回蘭州貢元巷看守所，一九六二年送天水巿第三監獄，上了腳鐐手銬受盡折磨。
　　一九七○年三月，因與同案犯、甘肅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互遞紙條，堅持「反動立場」，「再次進行反革命犯罪活動」，一起被拉出公審、處決。祭了文革之旗。令人驚訝的是：比他大五歲的杜映華，學生地下黨出身，「我黨老幹部」，居然視「反革命分子」張春元為師。杜映華原判刑五年，他遞給張春元一張字條，竟是向張春元請教獲釋後「如何活動」？張春元的「反革命能量」可見一斑。杜映華也因此由五年一躍為極刑。 甘肅地方法院一再阻攔平反
　　一九七八年，***中央發佈五十五號文件，「右派」一風吹。張春元及《星火》案所涉及的蘭州大學其他七名案犯「右派」身分得到改正。但「反革命集團案」仍難以平反。他們分別向武山、天水兩地法院提出申訴，由於承辦復查的還是當年的原判者，一九七九年七月，天水地區中院回覆：「判事實清楚、罪證確鑿，原案定性不變，維持原判。」
　　此時，當年的青年學生右派已是歷練風塵的中年幹部，他們要求母校蘭州大學出面關心此案。據說在省委《內參》刊載「《星火》案」，省委責成省高院成立專案組，加之「案犯」中有海外關係，向中央統戰部和甘肅省委詢問親屬下落，幾經拉鋸，一九八○年元月才由天水地區中級法院分別向天水巿法院、武山縣法院發出平反通知。三月，天水中院再函告上海靜安區法院：
　　經復查，原判事實出入不大，但由於該案的起因動機的特殊情況（右派錯劃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對該案不以反革命集團定性，其處理情況是：張春元定反革命罪，維持原判；向承鑒以反革命煽動罪免於刑事處分（原判十八年）。對其餘案犯撤銷原判，宣告無罪。
　　仍留有尾巴，張春元、向承鑒還是定為反革命罪。向承鑒多次提出抗訴，要求重審。
　　一九八一年四月，天水中院組織合議庭再審張春元、向承鑒一案，宣告無罪。對張春元一節的判決詞如下：
　　張春元在下放天水勞動期間，於一九五九年多次書寫文章和散佈言論，內容是對其被錯劃為右派不滿和對當時農村一些問題的看法，雖然這些文章和言論中有某些政治性錯誤，但未構成反革命罪；張春元在服刑期間，對原判不服，堅持其觀點，在犯人中進行串連、傳遞字條屬違法行為，再次以反革命集團定罪判處死刑不當。據此，特判決如下：對張春元宣告無罪。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星火》二期十餘篇詩文，今天看來「毒液」仍濃，仍是批判、反抗毛澤東暴政的傑作，該刊必將載入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張春元會像林昭一樣，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誌性人物」。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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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 22 Jul 2011 18:37:3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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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同案犯张春元、杜映华之死
北大才女、“右派分子”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上海处决一事已广为人知。而林昭遇难前后在甘肃遇难的两个她的同案犯张春元、杜映华，则是外界不知详的。这还得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说起。一九五八年反右结束，兰州大学将部份右派送农村劳动改造。其中三十六名右派学生、两名研究生和化学系讲师胡晓愚，共三十九人，分别到了武山、天水两县的农村。武山县自然条件很好，天水至兰州的铁路和渭河从东至西横穿县境。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可是到了农村，学生们才知道农民是多么贫穷。他们看到十三四岁的女娃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在村里走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开始是“撑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起粮食忽然紧张起来。公社食堂每人每天的粮食从六两、五两、四两到二两。人们开始饿死。到了五九年底，粮食就没有了，食堂仅有大白菜给农民充饥。到六○年二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以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劳动的渭河北岸百泉公社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为例，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
这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们再次卷入政治旋涡的背景。学生们虽被打成右派，成为贱民，却仍然关心政治，时常议论国是。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发起了办刊物的意见。两名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是南方人，与在上海的林昭相识，且志同道合。经联络，他们决定合作编刊物，取名《星火》杂志。武山县的学生们合伙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自己动手刻蜡版，印成了首期《星火》，篇幅为三十多页，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刊物印成后，仅在自己人中传阅、讨论。这时，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开始。该期有篇文章专谈彭德怀问题，称赞彭德怀为民请命，抨击***倒行逆施。在《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鉴于中国没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内部的同志，希望由他们组织“中国***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他们计划日后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的错误政策。
中文系女学生谭蝉雪是“兰大的林希翎”，右派学生的头领。她是广东开平人，一九六○年春，她打算偷渡香港，争取外援。由于他们赞同“南共纲领”，南斯拉夫***是其预期的援方之一。四五月间，张春元和原任物理系团总支副书记的右派学生苗新久外出联络。苗新久归来了，张春元却一直没有消息。原来谭蝉雪早已被捕，张春元也在七月间就已被捕。由于他们是右派，没有合法***，他们曾私刻兰州大学党委、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伪造介绍信，出门时用的是***件。当局逮捕谭蝉雪、张春元后，化了两三个月才弄清其真实身份，才知道“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大多数在甘肃。 这时，《星火》第一期尚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突然，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武山、天水的这批学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对***当局不满、了解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苗新久等因参与创办漳县化肥厂，曾与***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原漳县县委第一书记，五八年漳县、甘谷、武山县三个县合并成武山县后任县委第三书记）有所接触，与杜交流过思想，对***和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差不多同时，林昭在苏州被捕。 由于甘肃省的“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发现……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中央西北局开会改组甘肃省委，撤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据说钱瑛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一九六二年台湾方面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对政治犯从严处理，该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其中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徐诚均十年以上。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该案其它各被判重刑者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本来，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杜映华判刑五年，二人都被关在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满后，名曰“释放”，却如别的犯人一样不得回社会，留在省第三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在有一定的外出自由。 一九六八年上海处决林昭的前后，甘肃指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为张传递消息，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决。八十年代初，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一一获得平反，重回社会。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三位死者，“平反通知”对他们本人已没意义了。 本文来源： ( Thu, 21 Jul 2011 12:04:1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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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余 杰
【耀钟按】文革扼杀了多少沈元这样优秀的人！今天我们对于沈元的发掘，不仅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个体的发掘，不仅是对其学术成就和价值立场的发掘，更是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归与致敬。我们应该问，是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在中国这个一贯注重历史并将历史提升到信仰层面的文明古国，然而，至今纪念和记忆为何如此困难？
北大才子、青年史学权威沈元，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因不堪凌辱化装成黑人欲逃入外国使馆寻求庇护，事败而遭***决。文革扼杀了多少这样优秀的人！
在北大学长、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关于沈元只有这样一段简单的介绍：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
宋诒瑞女士出纪念沈元文集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沈元，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文革结束三十年的时刻，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你呢？作为沈元昔日的「诤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诒瑞女士编着了一本纪念关于沈元的纪念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