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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表日期：2009-6-24 10:42:00 大河永恒—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解析
序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承载梦想与光荣。
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充斥黑暗与愚昧。
当时光步入二十一世纪，面对古老中华文明呈现的错综复杂而剧烈快速的现实变化，以及未来乱花迷眼的发展趋势，“先天下之乐而乐”者断言崛起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生活在五千年未有之盛世；“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呐喊，中国人不能再如斯般屈辱、悲哀地苟活，要勇敢地争取自身的权利，循着人类社会进步、文明昌盛的坦途，创建属于全体炎黄子孙的伟大明天。
抛开双方相互矛盾、尖锐对立的观点和倾向，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即我们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历经光荣与磨难的国家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三岔口。何去何从？不仅将影响当代人的一生，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与未来。
由来有在，“阳光之下，世无新事”。剔除强烈的情感、直观的感性因素，秉承冷静、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当代中国人有责任严肃地探讨现实，求索未来的出路，尤其是在全球民族、国家、文明激烈竞争、进化升级的宏大背景下。
中华文明是如何演化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性质？中国人的特性？我们为何走到了今天？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将往何处去？
要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最佳的途径莫过于全面、仔细、透彻地梳理我们的历史，借鉴全球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发幽探微、洞悉玄机。尽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传统上历来长于回顾过去，却缺乏足够的探索未来的激情和冲动。
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总其脉络，应用现代文明的思想结晶与利器，从组织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观察，结合进化论的相关法则，我们可以大体上给中国社会来一个明晰简洁的素描。
离开太初的华夏文明黎明阶段，截止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态可以归纳为一个超级的封建制农耕文明帝国。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扩散其强大生命力之前，东亚帝国社会组织和运转的主旋律近乎始终围绕中原农耕文明与边缘游牧文明对抗、互动、竞争与制衡而展开。这种宏大格局与背景现在看来主要拜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所赐。
前工业时代，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民族生活方式、国家演化模式，生活方式催生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领域之倾向则决定文明进化之选择。
自鸦片战争伊始，传统相对自闭的中华文明被迫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与文明竞争。因历史原因缺乏成熟商业文明的东亚帝国在近代工商文明的强力挑战下，暴露出农耕文明的固有弊端。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在遭遇列强利爪突击、强袭下，伤痕累累的亚洲龙不幸迷失了自我，愤怒、沮丧、自卑、迷惘等民族潜意识充斥了社会全体。这种负面影响今天我们还能从方方面面观察到，并且隐秘而客观地决定了从辛亥革命、民国、新中国到当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高效、进步、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完成向现代工商文明的彻底转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有一个观点是非常引人关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中国的出路在于全面升级为现代工商文明。这种文明的特质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必须在行政、司法、经济、教育、科技、国民价值体系等诸要素上与传统和现状决裂。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文先生至死尤在呼喊国人觉醒、自强。
国民党、蒋中正领导的国民革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的社会改造实践及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数先烈碧血和亿万民众汗水使国家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显著的变化，但民富国强、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离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孙总理的遗言今天看来仍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是历史赋予十三亿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这场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受压迫民族摆脱满清统治的暴力斗争，而是一场从我做起，健全现代公民意识，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法治，本勇敢、进取和科学精神，全面推动国家、社会转型，求民族自新、强盛的新国民革命。
小子斗胆，试图循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自然等社会要素从宏观上来研究、阐述、探悉中华文明演进的悠悠历程和未来革命之畅想，愿与四海持共同信念之同志为民族、国家之进步殚精竭智、求愚公移山之实效。
为便于读者理解正文描述的现象、阐述之观点，开张明义，有一个基本观察、考量原则先与大家商榷。
西方哲人，思想大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有一个标准，即按照生产力关系来断定社会性质。此标准自问世来基本为后世的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者接受并推崇，当然也有相当数量持资本主义制度倾向的学者对此不一为然。
小子愚昧，客观上不赞同上述标准，主张应该以相应的社会组织及运转方式为哪方主要利益集团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社会性质。尽管两种标准判断的结果大同小异，却有内在极大的区别，也便于理解以马克思的标准难以解释的若干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演化的历程。当然逻辑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个人以为大师颠倒了因果和本末关系。目的和宗旨是首要的，对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而言，掌握了强力秩序机器并有能力和意愿遂行自身意志的强势上层必然会规划、设计、创立、维系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相关社会组织制度。
正文将循以下篇目、章节展开。
上篇：辉煌的帝国
中篇：党国时代
下篇：走出泥沼
鉴于智术短浅、思虑不及、挂一漏万、逻辑错谬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智者补缺、勘正。
回复日期：2009-06-24 10:47:46
上篇：辉煌的帝国
第一章 洪荒太初
历史学家、专业考古人员通过他们的努力已经给我们展现了足够详实而丰富的资料描绘华夏文明洪荒愚昧时代的片段。
鉴于过于久远的年代和事物对于华夏文明的演化不起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不以过多篇幅讨论。无论年代久远的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猿人，还是属于晚期智人的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或河套人，说到底不过说明两点而已。一、我们的国家广袤的大地在太初即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二、这些远古的祖先可能有若干基因流传于我们的种群特征中。
关于旧石期时代，我们只需有个概念，人类还主要依靠狩猎或采集为生，离文明的最低标准距离甚远，而且进步极其缓慢。
在开天辟地后的悠远岁月了，三个关键的传说人物值得我们铭记。
燧人氏，钻木取火，点燃了文明的种子。
有巢氏，构木为巢，古人从穴居进入巢居时代，生存环境脱离原始。
庖牺氏，驯养禽畜，可能还与创建或引进原始农业有关，丰富了古人的食物来源与品质。
新石器时***始华夏古文明有了相对可靠的推演依据，而且和其它古文明一样，呈现加速进化的特征，构***类文明的多数要素都在这一时期浮现。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多年来在现代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的新时期时代遗址。早期一般规律而言，先民为了取水方便，又不至于被涨水冲毁了简易的窝巢和家当，往往聚居在离河流、湖泊距离较近、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黄河、长江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大水系，是孕育华夏各族、中华文明的母亲。
河南新郑县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大约出现于公元前5500—前4900年，准确推断年代非常困难）是目前已知的华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出土的文物显示不仅石器、陶器、骨器及原始艺术有发展，而且有原始农业、猪、羊蓄养的迹象。而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约公元前5400-前5100年）可能与裴李岗文化有密切联系。
稍晚一点时间，斐名中外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出现在古中华核心区域。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西至甘青，东及豫东，南抵汉水，北覆冀南，大体上黄河中游最为昌盛，其中西安半坡遗址尤为经典。考古文物表明农业已成为仰韶时期的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粮食作物为小米—粟），渔猎也很发达，猪、狗被人们蓄养。此外，仰韶文化的手工业明显上了一步台阶，木工、编织、制陶、制骨、制皮成为重要生产活动。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苏北、皖北）的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最为典型。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骨骼，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和***器。而且从墓葬遗址观察可能甚至已经进入父系社会，而且明显出现了财富贫富差距。
长江下游流域的河姆渡遗址（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则代表了当时南部中国古文明的最高水准。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为渔猎补充蛋白质，家畜有猪、狗，可能还驯化了水牛。最富特色及对中国历史影响最深的是干栏式建筑形式的出现，还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井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原始手工业也表现出较高水准，尤其是骨器、***器、玉器给人影象深刻。
内蒙东南和辽西广阔区域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遗址表明中原北翼的古文明也不遑多让于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带。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牧、渔、猎并存。出现原始宗教特征，玉器制作工艺水平很高。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高水平的文化遗址，我们统称为龙山文化的聚落、原始城镇广泛分布于古华夏大地，大体上可以推断这得益于凿井技术的普及，使古人能在更广阔的天地生息，而且农业、手工业的进步、成熟能供养更多的人口、支持更丰富的社会活动。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西北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各呈异彩，隐隐与上古中国最负盛名的四大族群，东夷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古越集团暗合。龙山文化遗址的遗迹、文物表明，种植农业及粮食加工（酿酒）、手工业进步迅速，主要表现在更先进的农具、快速陶轮等生产工具的升级。动物蓄养也进展很大，猪、狗、牛、羊、鸡已稳定成为人类伙伴。冶铜业、早期文字符号、聚落防护沟墙等早期文明进化之花雏形绽放。
综观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快速发展，由野外采集向田间种植管理农业的迈进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一步，堪称最早的经济乃至社会革命。传说中是伟大的神农氏（一说庖牺氏）发明了中国的原始农业。现有的证据无法完全坐实上古的中国农业是本土独立孕化出来的，也有可能从别的文明引进，至少南方的水稻看来极有可能是从中南半岛引进的。
世界考古证据表明，越南北部大约公元前八千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平文化已经完成了从野外采集到固定村落的原始农业的过渡。尽管学界对从古老地层中发掘的稻米遗存物究竟属于采集物种还是栽培物种存在争议，但考虑到越南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很容易腐蚀、***有机遗存物，且越南和平文化先民可能采用竹器替代陶器，以及大型农业遗址的发现，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水稻在中南半岛的出现早于中国著名的时间略晚但稻作文化证据确凿的东南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对水稻的起源个人倾向于这一观点，因为历史和地理因素告诉我们上古中国南方古越文化圈（东南沿海及岭南两广、越南北部地区）确实与东南亚的联系可能远高于与北部中国的交往。大概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上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缅甸、泰国、老挝甚至柬埔寨人的祖先与中国的西南部族先民有很深的渊源。
相对而言北方的旱地农业文化本土独立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主要谷物品种为粟和黍，与西方两河文明及印度河文明的主要食物—小麦完全不同。且自然地理和交通技术条件因素决定更早成熟的两河文明或印度河文明跨越戈壁沙漠或世界屋脊向上古黄河流域渗透扩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至于原始农业出现的过程，我们可以尽情发挥一下想象力。狩猎者或采摘者无意中发现了野生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好奇而有心的人不仅留意而且主动地做些实验，局部的成功激发了个人甚至部落更大的兴趣，终至放弃了狩猎或采集而选用这种生产效率更高、生存更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高智慧的外星人或善良的神祗传授了先民各种先进的技术，呵呵，开个玩笑，大家轻松一下。
上述中国原始农业的实践可能是不同的部落或氏族相对独立地进行的，也可能是一个部落率先突破而影响了更多的族群。我们祖先的传说对此表述矛盾，古文献记载庖牺氏、神农氏、炎帝对原始农业都有贡献，而且还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者据说能植百谷百蔬（一说此人即为炎帝或赤帝）。但后期整理后的神话系统将农业的创始完全归功于神农氏（注意应该是一个部落或家族而不是个人）。传说中的神农和炎帝有时被混为一人，不足为信，神农应更久远。
无论如何，先民对肇创了农业革命、泽及万生的部族或家族至为感激和尊崇，给神农氏创造了身尝百草济苍生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神话壮举，并奉为“万世医祖”。即使治学治史态度异常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对神农氏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段文字透露，作为早期发明或者引进原始农业的部族或其首领，受到各受益氏族很高的景仰而尊为史前文明圈的名义统治者或仲裁人。甚至也许在五帝以前“神农氏”真已成为类似后期帝、王的大统领专用称号
原始农业的兴起和普及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使人口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较多而稳定的食物改善了先民的营养和体质，解放了部分剩余劳动力从事原始手工业和其它劳动，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而且剩余产品因有交换需要可能决定性地刺激了原始商业的问世，尽管以前猎人、采摘者和专业石器工匠可能也有零星的交易。农业本身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口、开发了更多的耕地而益发繁荣。同时最古老的贫富分化或阶级分化大概也源于此项重大文明突破。而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演变的巨大深远影响后面我将在更多的章节阐述。
制陶业很可能是农业刺激的产物，因为需要存储谷物、食物，取水灌溉（在水井和灌溉系统发明前）才驱使古人去寻找合适的容器。
蓄养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历史更久远。古人偶尔捉到的动物幼崽、受伤的猎物，因为一时半会不吃而临时蓄养；蓄养过程中发现部分家伙有灵性，可以简单沟通，甚至对喂食者产生了奇妙的倚赖性，从而表现出顺服。而这些家伙或者可以养肥了备饥荒，甚至还有其它能帮助人的用途。大体上人类历史上驯化家畜、家禽的来历如此。据国外学者考证，人类最忠实的伙伴—狗狗，就是其祖先，个别狼因饥饿常常觊觎人类丢弃的残肉弃骨，频繁出没在人类聚栖地附近而与我们签下了永久的忠诚誓约。
个人观点，中国古代的蓄养业的产生应该是独立发展的。动物的习性相同、人类的天性相似，除了河马、袋鼠等特殊地域动物不可能跑到中国来被我们祖先驯养外，逻辑上看不出蓄养业需要由先发文明向我们祖先传授的必要性。而且很可能古人一旦尝到驯养动物的甜头，出于好奇和功利的驱动曾做过大量的尝试，试图驯养更多种类的动物。即使今天我们早已远离祖先那段艰难岁月，未尝亲身体验，但我们可以凭借常识和逻辑推断出当年成功驯化野生动物的基本原则：1、性情相对温顺而非凶猛或过于活泼（猛兽和兔子据此标准不宜）；2、蓄养成本低，生长迅速；3、容易繁殖；4、有实际用途，产奶、下蛋、供肉、警戒、役用等。
只有鸡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另外猫显然不是中国人驯化的，从渊源甚远的中国十二属相中没有猫侧面可佐证。前面提到了早期人类驯化动物的主要取舍依据是实用，数千年后人类生活水平提高，为娱乐驯养各种希奇古怪的动物那是后话。
在蓄养动物的基础上派生出人类历史上另外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游牧文明。成功驯化野马、野牛、野羊等重要大牲畜后，自然条件不允许发展农业的地方（主要自然因素涉及土壤、气温 、阳光、水分，最核心的要素是降雨或地表水系），做牧人必然是不愿简单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族群的不二选择。畜群需要充足的草料、饮水才能顺利生长、繁殖，于是曾经定居的人们放弃了并不安乐的窝巢，逐水草而栖。（虽然早期的原始猎人群落可能会追随兽群移动而迁徙，但我们相信多数原始人在进化到一定阶段会选择定居生活，穴居是最初的选择。）
即便是自然条件适宜发展定居农耕文明的地方，先民的实际进化选择也很复杂。以我民族主要发祥地关中平原为例，远古这里并非象今日般处处沃野平畴，不仅森林密布、草原广阔，而且大河纵横。长安八水中灞河、浐河今日看似温顺小河，但从其残留的宽广河道推断，当年决非等闲之辈，更遑论更雄壮的渭河、泾河。
大河、密林的阻隔妨碍了先进技术在散布各处的氏族、部落间的有效传播；易于泛滥的河水（多数上游在秦岭，雨后奔泻的山洪从峻岭冲入平原上狭窄的河道，必造成间歇性、小范围的洪害）经常冲毁农作物；湿润气候、肥沃土壤和充分阳光同样有利于杂草疯长。所以务农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尽管条件适宜，而且已经掌握了早期农业技术，不排除部分氏族从功利和心理倾向上愿意做牧人，因为畜牧更划算、省事、自由。当然也有相当部分氏族选择务农，或半农半牧。所以关中地区在上古呈现农牧混合经济状态逻辑上完全是正常的。
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尤其是北方，两种经典的文明方式出现了，先祖们因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走上了定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条路。而两大文明以整个东亚甚至中亚为大舞台，频繁的对抗、冲突构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最常见的脉动，直到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西式火炮、火***帮助定居农耕者终结了游牧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
马克思提到人类的萌芽阶段可视为原始共产社会。个人观点认为定性为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或氏族公社更准确。人类的祖先为生存，谋求安全和更多的食物，在极其久远的时代就选择的群居方式，构成了微型或小型的社会。部落无论狩猎还是采集，目的均为促进整个族群之生存与繁衍，保证社会全体之福利，符合原始社会主义之要义。而无私产或财产、工具、食物、领地共有，不过是上述社会组织结构演化出的必然形式。
回复日期：2009-06-24 10:49:19
第二章 传说时代
告别了洪荒，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传说时代。
根据我们对远古的模糊记忆和大批史学工作者的多年努力成果，我们可以确定中华文明在黎明阶段于北部文明圈大体有三大核心族系或曰集团：东部东夷集团（黄河中下游，应该是沿袭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东部龙山文化）；中南部苗蛮集团（豫南、鄂北、汉水流域，甚至不排除豫中西地区，可能对应石家河文化）；华夏集团（秦晋地区，秦岭北麓，也许含盖甘陇，可能对应齐家文化）。远离上述中原古地的南方还有干栏文明的古越集团，北方则活动有农耕、游牧混合亚集团。
东夷、苗蛮应是标准的土著，客观上讲文明程度也高于华夏集团。两大集团均应进入早期的农耕阶段，东夷更是率先掌握了相对高级的冶铜技术，且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较苗蛮严密、完善，而且应该人口繁盛。
出于我们未知的原因，可能是人口膨胀、气候灾害、环境变化等早期人类移民最常见的原因，华夏集团的先祖，秦地渭河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逐渐向东、南、北方向拓展势力。传说黄帝、炎帝均出自少典，黄帝复姓公孙，名轩辕，部落在姬水附近；炎帝姜姓，烈山氏，部落在姜水活动。黄帝部落应主要以牧业为生，炎帝部落则更先进，半农半牧。前者大致上沿黄河北岸向东、向北前进，炎帝部落则沿黄河南岸向东、向南发展。
炎帝在多本典籍被称颂对农业贡献巨大。实际情况应为：炎帝部落为我古羌族中擅长农业的东部望族，古“姜、羌”同。追随炎帝部落的羌人后世多融入华夏，而更多的羌系部落选择继续做“西方的牧羊人”（羌之本意），或半农半牧。古羌族实为我汉族一奶同胞之古老分支，且为今日西南、西北多民族之远祖。
炎帝的族众在东进过程中先后和苗蛮、东夷等土著发生了冲突。组织松散的苗蛮集团中的北方族人不敌炎帝部落被迫退出中原故地，撤退到豫南、鄂北的纵深腹地。从此苗蛮集团当于华夏集团结下梁子，并在以后多次尝试收复故园而与后世的中原集团屡衅战端，因屡战不利不仅永失故土而且更深地被压迫向遥远的南方。
强大的东夷联盟则在大首领蚩尤的领导下和来犯的炎敌部众多次激战。掌握了先进金属冶炼技术和兵器的东夷集团打得炎帝部落落荒而逃。炎帝的败兵涌先北方（或许是向同族黄帝求援），与黄帝的下属部落发生了冲突。黄帝率众先收服窜入境内的炎帝败军（阪泉大战），再率领游牧大军和一路追杀的蚩尤角逐霸权。一场涿鹿大战，以战车、石矢和彪悍精神武装的黄帝联军战胜了蚩尤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意志却落下风的农民大军，从此华夏集团成为前国家时代中华神州后崛起的强势集团。传说中黄帝请来应龙和其它野兽助战，现在看来应该是黄帝麾下崇拜相应图腾的野蛮游牧或狩猎氏族。
聪明的黄帝和历史上同样煊赫的波斯开国者居鲁士大帝一样，并不奉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贤明地采取“以夷制夷”政策，立东夷集团的另一贤明首领代理其利益，缓解了东夷各族的反抗。同时吸取了东方先进的文明因素，积极发展农业。想来黄帝的其他政策也很明智，加上武功显赫，所以诸侯万方拥戴为主，代替了神农氏以前的崇高地位。
黄帝本人及其妻子、下属据说做出了很多重要发明，宫殿、造车、造船等工程交通技术据说出于黄帝的创造；黄帝正妻嫘祖传说教百姓种桑养蚕，而且还发明了雨伞；创造古代文字的光荣也归功于黄帝的史官仓颉。公孙轩辕的声名因那场中华大地最古老的游牧--农耕大会战如此煊赫，乃至后世中华大地各民族都乐于和黄帝家族攀亲，以黄帝后裔自认和为荣。炎帝老人家也沾了黄帝的光被后世全世界华人奉为始祖。
断言黄帝是落后游牧民族的首领大家可能有疑义。请看《史记》 “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相关记载。农耕民族是定居者，与黄帝的行为不符合，而且后世中国众多游牧民族更是保留了祖制，如匈奴大单于下设“左贤王、右贤王“，鲜卑、突厥习惯设左部、右部都间接证明了黄帝部落的游牧性质。
黄帝给古中华大地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由于某种原因又落叶归根率部族主力西归秦晋地区。传说老祖先葬在桥山，大致在陕北某处，不能明确确定是不是现在的黄陵，但这个问题不重要，后人只需不忘祖宗的功业和艰难。
后黄帝时代，三大集团依然奉行推举贤明者为部落联盟领袖的习俗，东夷部落的翘楚常常荣居宝座（和开化、文明程度高、人口多有关），华夏、东夷两大族系的联系也更显密切。只是势力退居现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苗蛮集团依然多次试图反击中原集团的压力，于是尧战丹浦、舜南巡、禹伐有苗。这一时段，中原集团和南方苗蛮集团都形成添注了文明的重要因素：法律体系与宗教。根据文献典籍记载，首先创造完整法律系统的应该是苗蛮集团。而宗教则兴盛于中原集团。
黄帝之后，相传帝颛顼、帝喾、敌尧、帝舜四帝相因，合称五帝。但现在看来五帝相袭的说法必有谬误。五帝说是后人整理而成，且在诸多的上古文献中还能看到帝太昊、帝少昊（均为东夷集团著名大宗）、帝挚、帝江、帝鸿的称号，甚至死后被祀为战神的蚩尤也享有帝的名号。抛开披在诸帝身上光怪陆离的神话色彩，可以判断“帝”实为对当时有较大影响力或功德的上古部族的首领称号。而能借原始民主制（实际为部落首领推举制）“禅让制”荣膺部落联盟大统领特定称号的“帝”者，一定是德高望重、智慧贤达、功名显赫且本族势力强盛的部落首领，其中帝舜可能是个特例。黄帝之后应当还有很多“帝”，只是表现特别突出，于先民影响极深者是后续的四帝，但帝统和年代上未必相连续。
总之，黄帝之后对中原集团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是帝颛顼，号高阳氏。此君对文明的贡献在于整理宗教和历法。帝颛顼的著名后人，代表中原文化的重要宗教首领祝融先生（祝是上层宗教职位，相当于大巫，融应该是这为重要祖先的名字，后来祝融演化成氏族或该职位的统称）不辞险苦、深入苗蛮集团开化人民、传播宗教，很可能由于他个人的高尚情怀和益民作为而被苗蛮集团奉为首领。
帝喾相传为黄帝曾孙，姬姓，号高辛氏。帝喾对文明的贡献似乎并不突出，但据说是他的几个儿子却都鼎鼎大名。元妃姜原生弃（即后稷），弃为周人始祖；次妃简狄生契，契为商的祖先；次妃庆都生尧，尧为圣贤之君。
最后的帝尧和帝舜的事迹一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再过多着墨。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帝尧时期因子丹朱不肖，为教育他发明了围棋。这个小花絮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文化事业已经很发达，人们在劳动生存之余，有更多闲暇娱乐。
帝舜时代中后期，由于气候灾害、黄河水患影响百姓安居乐业，治理洪水、安定人心成为帝舜面临的重要任务。史料和考古发现表明中原集团的核心活动区域在河济之间（豫东、鲁西、冀南交会地区），此地土壤、气候适宜，交通便利，且处于南、北、西早期文明圈系中心枢纽处，所以为我先民所青睐。但黄河和济水相会，地势平坦低下，很容易因灾害性降雨而成为泽国。先民在动员力量应对水患中，治水，城郭、堤防、凿井、农田开放、灌溉系统等重要技术必因该项工程得以发明、改进或完善。同时由于洪灾为害时间甚长，为解决习惯了农耕的先民吃饭问题，帝舜设法使水稻在北方落户（相传为帝舜命臣子益传授百姓）。这说明当时可能北方与东南吴越地区已有沟通交易渠道，当然也可能技术来源于早就有交往的苗蛮集团。
迄止五帝阶段我们的先民还没有建立地域国家的概念，至多是氏族、部落联盟。但农业、城郭、法律、宗教、部族联盟等文明要素已为形成正式国家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古华夏文明进入了国家文明的前夜。
到禹时代第二次革命性变革发生了。大禹治水解决了民生、凝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先民意识到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秩序（当时是治水、聚讼等），需要一个代表全体民众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同时水患解决后不仅恢复了生产，新开发的农田、新粮食品种（水稻）和先进的人工灌溉技术大幅地增加了农业的产量，从而刺激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加上更翔实的地理知识、各部落更密切的交往，新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式需要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办法，于是夏朝诞生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可以证明，但个人相信按照当时的文明进化程度：法律、宗教、人工灌溉、城郭、权力交接体制明确、职能清晰的社会管理组织，孕生于这些社会基础之上夏朝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权力交接体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有重大意义。经济要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最高权力交替有明确的制度。现代很多国家靠民主选举制保证权力交接，封建社会靠家族世袭维持相对稳定。缺乏明确权力交割制度的国家和社会必然发生争权夺利、强者主宰民众的结果，常常引发社会混乱。这是插进来的一段闲话。
小结一下上迄黄帝、下至帝舜的传说时代。
这段时期爆发了民族记忆中最早的农耕--游牧文明冲突；农业成为中原集团（华夏—东夷联盟）的主要生活方式；农业、交通、建筑技术、原始文字、宗教、法律、艺术、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显著进步。
虽然私有财产、贫富分化出现，但社会整体上依然可定性为原始社会主义形态。部落贵族乃至部落联盟最高统治者是为族众服务的，靠对社会的功德和益行维持号召力而非暴力手段（当然对不同族系的血腥武力冲突与征服是古代社会普遍奉行的法则，非我族类、不受保护。），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有利于全体大众而非其中的部分。
回复日期：2009-06-24 10:49:51
前排
回复日期：2009-06-24 10:51:04
第三章 王朝的光荣
第一节 王权肇始
相传夏朝创立于公元前21世纪，关于夏朝统治者族系个人意见属于东夷族。尽管典籍附会姒文命（即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帝颛顼的孙子（时间上显然对不上号）。但从黄帝确凿的后裔，周人对夏人后裔“杞人”的蔑视、大禹娶涂山女的传说，同属东夷集团的后羿、殷商对政权的觊觎、夺替可以大体得出初步结论。
当然不排除西土后来居上、光大祖业的周人认为东方的远亲们已经被夷化，瞧不起血统和文化被玷污了的亲戚，故冠夏人后裔以“杞夷”的轻辱称号。可是从周人敬祖、强调宗族观念的习惯又很矛盾。
另外夏朝应该是统治地域很小的氏族国家，万国各有诸侯（异姓），只是由于经济往来需要、对武力的畏惧和对大禹治水的景仰，尊夏王为天下共主。我们的历史学家已证明了黄河水患频繁的地域只可能在下游豫东北、鲁西、冀南交会的河济地区，即古兖州区域。探索河源、开龙门、治理长江、淮河显然是后人因尊崇而夸大了大禹的业绩。所以夏朝的核心势力范围至多包括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而且天子一般不干涉名义上属国的内政。
相传大禹划分九州，定贡赋。尽管《尚书.禹贡》可确认成书于战国时期，而且九州是后来的概念，但拥有丰富地理知识、规划能力以及对各氏族部落情况充分了解的大禹（负责长达十三年的浩大工程的主要首长在履行职责时必然培养出上述能力和知识）非常有可能真实地搞过行政区划（便于统筹协调人力、物力，动员力量治水）；同时贡赋尽管规定为实物及各地特产，仍不啻为带有税收性质的原始赋税；此外还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处于原始状态，未出现货币。
会稽大会，禹会诸侯个人认为应该是治水成功后各族都参与的大型庆功典礼。这一方面表明当时已具备组织举办大型社会活动的经验，而且地理知识、交通条件大大提高，各部落间交往更盛于夕日，同时统计、分类的需要暗示当年数学、文书、案卷等应有进展。懈怠的防风氏被杀，是由于他对普天同庆的盛大活动不敬，而不该是宅心仁厚的大禹刻意的立威之举。大禹曾奉舜命统帅中原集团军队讨伐叛乱的三苗（形容族落多且互不统属），据说曾射伤苗将而令凶悍的苗军溃败。这样一个既有赫赫军功又有治水大德，为天下万民景仰的英雄犯不上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区区部落首领（防风氏至少比著名的苗蛮将领差太多等级了）。前人以此非议大禹有专制作风、国王做派难以认同。
涂山大会也证实了新兴夏族的组织和号召能力，相传参加涂山大会的“执玉帛者”达“万国之多”。插个小段子，中国“玉文化”很多老外不甚理解。其实远古中国先民在制造石器时无意发现了玉石，坚实又好看，但材料没石头多，于是制作成没多大实际用途的玩意和装饰品。到后来某种形制的玉版演化成部落首领的象征或信物，到商朝时更是成为贵重货币、财富象征，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喜欢玉的传统。
与很多文明古国孕生的方式大相径庭，我们最早的王朝是一项浩大工程的副产品，而不是出于军事征服或抵御外族侵略等国家孕生的典型方式。这一点对后世王朝及帝国的治国理念发生了微妙的深远影响。以德治国、保民敬天等观点都可以隐隐追溯到大禹治水，当然到后世更被帝王及文化精英升华为理想的基本治国原则。同时中国老百姓爱好和平、不崇尚武力、集体主义传统多少和祖先开国经历也有渊源。当然这些特性更多的是拜长期的农耕文明社会形态所赐。而中华帝国维持长期稳定的农耕文明，与东亚的大地理、气候环境有莫大干系，以后我们会在多处看到自然因素对中国历史和民族习性的重大影响。
老英雄大禹年迈体衰了，依惯例要把最高权利禅让给东夷显贵贤达伯益（舜麾下从南方搞到稻种那位酋长，传说还发明了井，但我们知道井的起源要早得多），但他的儿子启包括族人们不这么想。当时的各级权利机关大概也为夏族人及禹的亲信把持，终于在大禹死后，“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以前“天下为公”从此进入长达约四千年的“家天下”时代。
这场军事政变还是中国人记忆中最早的因意识形态而爆发的武装冲突，不同政治信仰的两派中国人（一派为拥护伯益的原始民主派，一派为支持夏启的原始专制派）为了利益和信念而流血。伯益失败被杀了，一个朴素的时代从此和中国人永远地告别。
不久前的昨天，我们再次观察到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国人，分站在两个著名党派的旗帜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搏命撕杀，为了对民族、国家未来的不同选择，为了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流淌同一个祖先流传的血脉。这次历史给出了符合逻辑的***，正义和多数人的利益战胜了落后与少数人的贪婪。可惜这场艰难而代价高昂的胜利并没能如期待那样彻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带领炎黄子孙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胜利者很久后发生嬗变，和当年失败者联手演绎了一场堪称党国时代的历史大剧。也许要迎接一个真正的“民国”才能改变民族、国家不确定的命运。
东夷集团从黄帝时***始和华夏集团联盟很久，借联姻、禅让共治平安相处，估计这时在东方两大族群间的差异已不显著（黄帝本部西归后，定居东国的华夏各部可能为文明更高级的东夷同化）。夏启击杀东夷贤达伯益，以家天下方式替代禅让制，破坏传统、垄断政权，显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部分东夷部落的强烈不满并埋下叛乱与冲突的诱因。尤其是胶东、鲁南、苏皖北部和联盟本就疏远的众多边远部落更不会对夏后氏保持长期的敬畏。
核心区域没有直接参与双方武力冲突的重要部落及望族的首领们，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也认可了夏启的继位：
1、 最主要是大禹的功劳太大，恩德犹在；
2、 夏族整体实力雄厚、军威慑服；
3、 大家习惯性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对启抱有良好预期；
4、 夏朝并未干预各部落（邦国）的内政，且夏王仍谦卑地袭用“后”这个部落首领的常用称谓，并未刻意高人一等；
5、 启或其臣下耍手腕笼络了人心。
但是二世祖夏启显然令当初支持他夺位的人们大跌眼镜。不仅毫无乃父勤政爱民的王者风范，还很快奢侈腐化、沉湎纵欲饮乐。
但凡统治者缺乏高尚情怀和自我克制能力，必然饱暖思淫欲（吃饱了撑得不干正经事、追求过分、多余的念想）。系统制度如缺乏有效监督及负反馈调节能力时，必然正常国家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君主难添的欲壑，老百姓就要倒霉了。
夏朝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依靠属邦或直辖宗族为单位收取贡赋的早期阶段。夏启又没法玩通货膨胀剥削百姓的把戏（货币要到下一个朝代才出现），唯一的法子就是向下属诸侯摊派、加重以氏族为征集单位的贡赋。于是大家伙都不满了，说夏后启TMD的算个什么玩意儿？（各位朋友，这段文字并未见诸文献，是射天郎个人按人心、常理和逻辑推断瞎猜的，但估计当年情况八九不离十。）
就连同姓的宗亲部落和姻亲邦国也不满意了，宗亲中较有威望的有扈氏和斟灌氏挑头翻出启当初破坏让贤制传统，包括现在德行不能服众来说事，一时天下谤朝沸腾。
夏后启不仅不反省，反亲率本族亲兵讨伐最冲的有扈氏，战于甘。河济望族有扈氏虽然在普通邦国中算个大个，但和朝廷比显然势单力薄，所以就算事情占理也架不住夏后启兵多将广。启镇压了有扈氏后，据说天下诸侯都来表示服从，但显然绝非象以前对待大禹那样的心悦诚服，而是口服心不服，服力不服理。
大概因为大禹开国以功德，启又轻易夺取并维持了王权，夏朝初期似乎并不重视武力。从启子太康轻易失国与夷羿（传说中的神射手），后人少康艰难中兴可见夏族的武力并不强悍。尽管有可能因二世祖荒唐，大家不满致后羿（东夷某部落首领。后：部落首领称号，羿：名字，拥有这种名号显然射术惊人、武艺高强）“因夏民以代夏政”，但后羿及其后继者寒浞都算不上能赢得人心拥戴的优秀王者，而夏后相和少康的救亡故事又足够感召普通夏族遗民。但夏族复国过程非常曲折，经少康和季杼父子共同努力才夺回王权，只能说明入侵夷人实力极强或夏人武力不足。
少康之子季杼从曾祖、祖、父三代的经历中认识到治国需威德共济，从而强化了王国的军事力量。传说季杼作甲、迁都并出兵报复征伐东夷，成就颇为不俗。
但是夏王国始终缺乏足够的力量或德行彻底收服东夷各族，九夷（形容部落、氏族数量多，且互不统属，联系松散）视夏王朝势力消长而叛服无常。
与东夷各部长期的武力冲突必然对夏朝构成沉重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东夷众多的部落、庞大的人口数量显然令在位的夏后们（国王）感到缺乏安全感，这可能是夏人中后期势力选择向西方延伸而回避东方的深层原因。
那时中原地区应该还是河流纵横、森林四布，并非如后世那样是一马平川、人烟稠密的繁盛所在。从古豫州的起名看隐示此处尝野象群出没，而且苗蛮势力在此际还比较活跃。
迫于东夷的压力，熟悉西方情况和地理的夏族向西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早期农耕定居氏族通常情况下，除了对周围有限地域及部族了解较深外，普遍缺乏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一般而言因实行族外婚制度的原因，需要从别的部落寻找配偶促成的对环境和地理的了解，甚至超过因族际经济交流、做生意或族际武力冲突形成的对周遍地理环境知识的渴求。从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山海经》中对古代地理环境的粗疏描绘，我们可管中窥豹。而曾经为治水追随禹王勘测地形，并征伐过中原苗蛮部落的夏族在这一方面有知识优势，可能还有原始的粗略地图。
辗转河西的夏族主体部落在地广人稀、气候和地理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发展农业的伊洛平原建立了新根据地。先进的农田开垦、集体劳作和人工灌溉技术使王朝逐渐恢复生气，农业的丰富剩余产品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王朝实力全面超越前代。但安逸富足的生活从来不是百分百的好事，当夏王及贵族们再次沉溺于奢华时，表面的兴旺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孔甲乱德据说是王国彻底衰落的转折点。
末王夏桀登基后，贪图个人享受，大作奢侈宫宇、殚竭民财民力。过分的剥削与压迫使下层民众与王家离心，贵族也不安。对外则无礼于诸侯，要索过分。不仅部分属国被逼反叛，就是普通的夏族民众也诅咒这个荒淫的暴君：“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一向活跃于东北方向，今天漳河流域的北方强邦商族，在贤明首领商汤及上古名相伊尹的率领策划下，不久对中华第一王朝发动了致命的打击，建立了有文字记载的商朝。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自称太阳的昏王夏桀，你什么时候才完蛋啊？我们宁可与你同归于尽。您瞧，自称太阳在夏朝时就已开始了，年代够久远的，呵呵）
和民众关系闹到如此不堪地步的夏后桀，情理、逻辑和现实上怎能与如日中天的商族对抗，再加上诸侯的义兵助汤，人心向背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家族垄断政权、出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耕文明国家，因一项治水工程而诞生，开国者有大德于当时的天下。有夏一代，国家草创，管理粗疏，夷夏相争是对外矛盾的主线，但基本是农耕文明间的对抗。国君治国无成熟的理论与手段，天子对诸侯无行政干预习惯。
夏后氏享国约五百年，无文字传世，对早期农业成熟有杰出贡献。
回复日期：2009-06-24 10:56:25
别吹了，只要不摒弃汉字，中华文明永远是二流文明。
回复日期：2009-06-24 10:59:02
这话从何说起那~~
回复日期：2009-06-24 11:00:20
看到中国文明-四个字，
很恶心！
奴隶专制社会的文明
还在加深，加强中，外加：殖民化，继续堕落
回复日期：2009-06-24 11:09:32
第二节 东夷之花
商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5年）是中国有文字和信史可考的第一个王朝，古老的商族以其自身一些绚丽的色彩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圣明的汤王率东方联军首败桀师于有仍之虚（古有仍部落故址），再溃夏军于鸣条，夏后桀最终窜死南巢。
商之代夏，天下振动。亳地会盟，据说与会恭贺并承认商族天下霸权的四方诸侯超过三千之众，连西方的氐羌亦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诗经.商颂.殷武》中提到的氐羌，即活动在西土（秦晋地方）的黄帝与炎帝的后裔或同族后人。“氐”通“狄”（又作翟），主要活动在陕北、山西、内蒙靠近山陕区域，多为黄帝及族属后裔，这时代半牧半农，以牧为主。羌，主要活动在陕西、甘肃，宁夏，炎帝同族后人，牧羊为主，兼杂狩猎、务农。
商汤创建了新朝，并将新都迁到河洛地区，命名西亳，以威慑夏族遗民和西方诸侯。但在国家行政制度上并未有大的变革，天子依然是大家名义上的宗主，天下万邦基本保持氏族国家的特色，只是商朝的武力较夏朝要强大得多，疆域也更大（势力范围扩大到山西、内蒙、河北大部、山东中部）。有作为的商王经常出兵征讨不服商王（有五服之说）的边疆部落、氏族，但不要因为商人经常和夷人冲突而误会他们不属东夷集团。
商人本属东土古老的望族。始祖契传说为母简狄吞玄鸟（燕子）之卵而生。这一传说表明商族年代久远，似可追溯到母系社会时代，同时鸟图腾是东夷部落的传统，商族早期属东夷集团无疑。史记记述契在尧和舜时代出任部落联盟公职，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古商地，赐姓子氏。
商族另一位重要祖先是相土，文献记载此君发明役马引重拉车技术，还曾征伐扬威海外。“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段文字常让后人遐想联翩。有人猜是东瀛列岛，更有远到美洲的，个人意见系黄海或渤海滨海某地，呵呵！
先公王亥也值得一提，一来据说曾“作服牛”，即役牛拉车，更著名的典故也与牛相关。据说此君曾率队携牛群到北方有易国换粮食，被贪财的有易国君绵臣暗算。其子上甲微借兵于河伯，兴兵复仇，杀有易君而夺回财物。这可是有记录的中国早期国际易货贸易，而且看来当年贸易秩序不规范，信用也不可靠，呵呵。同时说明商族是重视、擅长贸易的先民，后面谈到商代社会经济发展时再细述。
上甲微后，商族又相继有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五位先公。这些奇怪的名号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1、中国古老的干支纪法这时已然出现；2、文字系统逻辑上已然成熟。
商朝早期有位重臣需要特殊阐述，就是上古名相伊尹（伊，族名。尹，官称）。这位初商栋梁、位极人臣的“国务总理”出身低贱，春秋时期的“叔夷钟”上金文记载为“伊小臣”。臣或小臣，商代语言中原意仆役、奴才是也，后世“臣”才逐渐成为封建官员在帝王面前的谦称。就是说这位大爷原来是个奴隶，而且本职还是厨子。
伊尹作为有莘氏嫁女的陪衬家奴来到商邦国，被识货的明君成汤委以重任，君臣同心将商邦国推升到那个时代中华世界的顶峰。伊尹足智多谋、老成持重，不仅长于韬略还朴素实干。在辅佐汤强商代夏的过程中居功至伟。
汤王逝世后，伊尹以元老重臣身份主持朝政，先后又辅助数位商汤后人。当汤的嫡长孙太甲继承王位，表现出不称职于人君职位的种种迹象后，伊尹采取断然措施放逐软禁太甲王于桐宫（汤王墓地）省过。在流放太甲期间，伊尹摄政处理国政，直到三年过去太甲洗心革面后，伊尹迎归太甲还都，并还政与王。
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开创并形成中国政治历史传统中的一个光辉而理性的概念。即君王无道，百姓和臣下有权利拒绝昏君的统治；不能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统治者，无资格要求民众服从。在专制集权情况下，古代中国人有这种保民保国觉悟，实为今日中国人之骄傲与耻辱。在一个民主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昌明年代，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三千多年前的老祖先。
想伊尹这样出身寒微而成为国家栋梁的案例商朝还不独此例。商朝另一个赫赫显名的大王，武丁也有一位出身奴隶的名臣助其成就伟业。这位傅说大官人发迹前的处境更不济，是个以刑徒身份强制劳动改造，修城墙的苦力。
这种国家依靠草莽建功立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显著。春秋时还有一位达人说出的名言为世人千古传诵：“肉食者鄙，未足于谋”，大体上是同一个意思的反相表达方式。
罗嗦了一大堆，并不是想重申那些众所周知的老概念，比如“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一人兴邦”、“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得人才者得天下”、“英雄不论出处低”、“高山飞俊鸟，猛兽藏深林”等等。。。。。
我想探讨的是对这种现象的社会学解释。现代生物学关于生物种群质量有两个著名的理论，杂交优势理论是其一，长期单纯封闭环境下的近亲繁殖会引起种群退化为其二。个人观点，这种生物学现象和理论套用到社会组织学同样适用。
一个社会组织，处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由于承受的压力和刺激，相应的自我调节能力强，能适时适度吸收环境有益的因素增进自我的健康。
而一个唯我独尊，缺乏竞争与压力的环境，组织经长期内部循环必然出现系统退化。
以国家而言，欧洲历史上国家众多，相互竞争激烈而进步较快。中国则因为文明早熟，秦汉以来逐渐成为东亚难以撼动的超级巨无霸后，在缺乏多元竞争的背景下后期反而进步缓慢。
对政党和政府组织也是如此。一个长期缺乏竞争的执政党，在一个自说自话、拒绝和无视外部压力与刺激的环境里，它的成员会因为环境的单一而同质化，逐渐僵化并丧失活力。说得更直白些，对政府中的官僚体系而言，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系统的良性负反馈调节机制，他们很容易因共同的阅历、背景和利益被体系内的病毒感染而走向平庸甚至大面积堕落。这就是“肉食者鄙”的根本原因。
夏商两代，在王位继承上尚未形成周朝开始的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大概因与离上古流行的传贤制时间距离不太远，还没形成新观念有关系。商代王家习惯兄弟优先而父子相继为辅的传统。这种最高权力交接体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必然引起混乱，比如同一代的男性老末继承哥哥们的王权后，下一轮该把接力棒交给侄辈还是亲子？晚一辈继承叔父的王位后往往受到前王亲子辈势力的束缚（前王的亲儿子们往往因父亲曾经的执政王身份而在朝中已经出任各类要职）。这种源于有缺陷的王权交接制度而引发的上层权力斗争在商朝中期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政治格局，以至新王往往为摆脱堂兄弟们的权力掣肘而行迁都之举。此等内部政治混乱又导致商朝国力衰退和诸侯离心。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种王位继承制造成的迁都和国家政治能力衰退现象称为九世之乱，并写到：“于是诸侯莫朝”。
这种因国家最高权力交接体制暧昧造成的现实弊端，我们还会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同片段陆续观察到。最高权力运行失序时，轻则损害国家稳定、扰乱民生，重则陷民族、国家命运于水火。
这种情况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有转折。迁殷的深层原因上面已说过，现存的《尚书.盘庚》还提到当时朝廷“有乱政同位”（即宵小掌权柄），这帮家伙只知“具乃贝玉”（就是搜刮聚敛金银珠宝，贝是普通钱币，玉当时做高级钱币）。呵呵，瞧这帮世袭的花花公子、纨绔王孙的见识和德性，和TMD几千年后人前道貌岸然、满口主义国家，实质上崇拜金钱出卖灵魂的现代政客没啥区别嘛！
盘庚兄弟四传，到老小那里，这个小弟弟后来却直接传位给了自己儿子，而不是已亡长兄们的儿子。这种看似不仗义的有损私德的做法给国家却带来了稳定，凑巧继位的武丁又是位吃过苦、体会过平头百姓疾苦的“贫民王子”，于是将大商朝推向了强盛的顶峰。
武丁王执政时期商朝涌现了甘盘和傅说两位贤臣。后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苦役犯出身的那位，此君据说善于安抚人心、又能搞活经济，总之就是民生、政治、外交的多面手。武丁王还娶了个好老婆，大名鼎鼎的商代“花木兰”王后妇好。
在贤臣和良妻襄助下，武丁王在位59年，不仅国内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人心安定；而且多次对外用兵，开疆拓土，打击北方、西北的敌对方国，征服南方的苗蛮系方国，绥服东方的同族夷方小部落。
商朝北方、西北方、西方的敌人主要是黄帝、炎帝后裔的游牧或半游牧方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原因开始不外乎这些牧人们偶尔行为不轨，抢劫商朝属国（外服方国）或行路商人的财物，绑架人质或掠人为奴。换成现代概念就是干扰、破坏了大邑商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商朝为维护中央王朝威信和霸权自然要以武力为后盾调停、干预，直至直接出兵，事情演变到后面就成了这些调皮捣蛋鬼与商朝结仇而兵联祸结。土方、鬼方、羌方、周方（就是后来崛起的姬周）等著名方国都曾遭到商军沉重打击，甲骨文献记载商朝对羌人作战（统帅为女元帅王后妇好）一次出兵一万三千人，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数目。
南方的对手主要是苗蛮族系的苗人、濮人、巴人小方国，如虎方、归方等。对南方的战事比较顺利，商军深入到江汉平原的荆楚地域。
武丁王手下的将领对东方个别怠慢不敬的夷方小国动起手来也毫不客气。
在大小五六十次征伐中，商军多数情况下取得胜利或达成满意政治军事效果。不仅降伏了各路对手，而且受惊了的四方诸侯纷纷自动入朝表示顺服。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商族及武丁王本人的威望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疆土大大扩张，同时四方特产、财物、奴隶等战利品大大加强了商朝的经济实力。
武丁王统治时代商军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军事对抗胜利，主要得益于商族众多的人口、繁荣的经济、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清明的政治和进取的社会时尚，并非单靠军制和士气等简单军事原因，反映出当时商朝国力的全面鼎盛。
商族传统本就善饮，各代商王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而多次取得军事胜利。为庆祝、纪念战争胜利而举行的国家庆典、民间集会、私人庆祝PARTY，少不了美酒来助长欢乐的气氛，长此以往商朝贵族们普遍养成了嗜酒贪杯的习惯。在商朝中后期这种情况可能已经比较突出，出土和传世的大量商代青铜酒器侧面提供了证据，而且周人曾将酗酒失度作为商朝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颁布“禁酒令”，防止周人酗酒误事。
物极必反，盛极易衰。天纵神武的天邑商武丁王去世后，商朝在他两个儿子手中开始走下坡路，尤其老二祖甲是个败坏父业的花花公子。传位到帝武乙时，这混小子居然连商族一向敬畏的天神也不吝了，呵呵。个人观点依这位大爷臆想偏执的怪诞行为来看，八成是精神状态不正常的神经病人。不久后就轮到遗臭万年的殷纣王来糟蹋、颠覆祖业了。
纣王未必像历史记载那样毫无人性，但确实应属吃喝玩乐为主的昏君。帝辛（即纣王）从记载看应该是个聪明、勇武的君主，只是太不拿百姓、社稷、诸侯当回事。于是在历史上沉寂了很多年的华夏集团再度崛起，不仅彻底地替代了东夷集团对中国的主宰，而且开创了一个更伟大辉煌的时代。
与前朝相比，商朝在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是全面文明的首要标志，官制有了更多名号、职能分工更细致，王朝行政区划也有所谓内服、外服的划分，法律系统有著名的汤刑（相传为开国者汤王制订）。经济方面尤其有必要详细介绍。
农业是商朝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主要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普通商族百姓通常都是干农活的好手。粮食作物的种类已经含盖了五谷，黍、稷、稻、麦（大麦，小麦在以后才由西方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北方第一作物）、菽。高粱也已经普遍种植，瓜果蔬菜种类有所增加。商人在推翻夏后氏后，显然从夏族学到了垦田和人工灌溉技术，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商王命令某部大规模集体开垦新田的记录。播种和收割季节也常见集体劳动。虽然未出现畜力耕种迹象，且农具与夏朝比变化不大，但从当时国有大粮仓、大范围酿酒（商族贵族和百姓都喜欢享受杯中物）、畜牧业规模扩大以及军事活动频繁等种种迹象判断，商代农业生产力水平实质上有很大提高，而且王朝人口远超夏朝。
畜牧业在商代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角色和比重。商人尚鬼，祭祀祖先时常大量使用牛、羊、猪为牺牲，而且有一次千口的记录。由此推断商代饲养家畜规模可观，至少王家如此。
商朝手工业的成就更惊人，尤其是青铜器制造业。中国青铜文明在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大概和东夷集团传统擅长冶铜有关系。商人不仅掌握完善的青铜配方，而且显然对采矿、冶炼、制模、翻范、浇铸、后期精细加工等***青铜器制造工艺非常拿手。商代铸铜作坊遗址表明，当时铜器制作规模巨大，意味着很可能是官营性质，同时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出土和传世的商朝青铜器告诉了现代人当年青铜文明的灿烂成就。商朝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居多，礼器满足贵族需要，兵器为国家防务铸造。
制陶业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原始瓷器。商代制陶作坊规模大，产品种类多，内部分工明确，显然同青铜器制造业，也具备商品生产性质。
其它传统的骨器、木器、玉器、***器、丝织、制衣、建筑、雕刻、木工、制漆、造车、造船、修理等技术也有所进步。百工一词首现于商代甲骨卜辞，形容不同手工行业分类很多，说明分工更细、技术更完善。
商代的商业发展水平与夏朝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农业的长足进步，大量剩余农产品出现，商朝人口数量当大大超过有夏一代。人口的迅速增长反过来又刺激、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上升。
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当第一产业（通过人类劳动，依靠自然产物，创造财富的生产模式，主要包括农业、牧业、渔猎等）和第二产业（特点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发生形变，产生具有特定使用功效或用途的各种物理性器物）发展到特定阶段时，成熟的第三产业也就应运而生了。而商业贸易则属于人类最古老的主要第三产业形式。没有繁荣的一、二产业的支持，各种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将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这种规律在现代社会依然有效，单纯、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忽视基础农业、尤其是发达的工业，追求民富国强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短见。今日欧美金融、贸易、教育和其它高端服务领域的繁荣源于这些国家一、二产业的极高水平和扎实根基，特别是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的保障。脱离一系列必要的根本前提，幻想单纯依靠金融和贸易实现中国之强盛，这种发展经济思路是幼稚、误国的轻浮看法。
回到商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进步，作为商品社会体系的关键支柱之一的货币，在这个伟大的早期华夏王朝诞生了。商人选择海贝为普通交易等价物，而更难得的玉和龟则作为高级贵重货币，甚至个别地方、贵族还使用了中国最早的人工货币—铜贝。通常人们把贝、玉穿成串使用，贝五枚一串，两串合称一朋。虽然我们今天还无从得知当年的大体币值、物价、购买力等信息，但货币在商朝的出现具有经济上划时代的意义，原始而古老的易货贸易方式从此不再在中国商业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
商代不仅出现了专业从事商业活动的贾人，而且普通宗族也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习惯。由于当时交通物流技术落后，大致上地理距离越远的地区，因物产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而物价差距越大，因此做***的人图厚利往往搞长途贩运，早期享有“旅人”的别称。《易经.旅》条辞中言“旅人丧牛于易”记载王亥的故事可见到这种称呼的久远。也许由于商族长于料理商业事务、商品交换意识萌芽早，中国后来将经营物资交换***的生意人成为商贾或商人。
商朝的税收方式大体同夏制，王室主要经济来源为下属宗族（畿内或内服臣属）和外服诸侯的贡献，战争虏获是补充，同时王室还委派专人负责王庄、作坊的管理，甚至有专门负责经商赚外快的机构。普通宗族一般而言集体安排生产，有自己的份地和作坊，劳动成果集体分配为主。
下面将商朝社会生活中的其它一些关键性片段，以素描的方式向大家简单介绍。
商代时，大家聚族而居，以宗族或大家族为生活和劳动单位，尚未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个人在就业上没有自由选择权，而要服从宗族头领的统一安排。婚姻也是如此，由于实行先进的族外婚制度，一个村落或大家族的年轻人要和血缘较远的外姓人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安全因素和交通条件没法保障年轻人在婚前相识、见面的机会，大的宗族可能还会有某个年份、月份一批年轻人需要成家的需要，所以媒人这一婚姻中介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细心、热情又行走相对方便、安全的中年妇女乃至寡妇一般情况下成为媒婆这种职业的最佳人选。
古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方式的渊源在此，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那是后世社会经济发展，男女自然交往环境大大增加后的高端婚恋模式。五四运动期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顺应了时代进步潮流，但不了解这种习惯的历史成因而一味归之于封建糟粕也是不公正的。
商朝王权带有浓厚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色彩。殷尚鬼，对上天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敬表现十分突出，这大概和商族先祖在河济间上古著名的宗教圣地帝丘（濮阳）附近活动频繁并担任教职有关。对祖先的崇拜则因军事扩张成功多数归功于先祖在天之灵保佑而逐渐得到强化。
商代社会生活中有大量使用奴隶的迹象，尤其是王室和贵族。但凭此就认为当年为奴隶社会并不严肃。商代的首要财富来源，农业生产还是以本国百姓集体劳动为主，无大规模使用奴隶的证据；手工业生产中的脏、重、累活不排除交给奴隶打理，但官室或宗族开的作坊的主要劳动力应该还是本族人。商朝频繁发动的对外战争，应该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大量的战俘不可能长期拘押，商朝的习惯做法是在胜利庆典仪式上，杀掉大批的战俘告慰祖先（推断应该以首领、头目和强壮不屈者优先），感谢上天和祖先的庇佑。留下的那些懦弱顺服者被分配做王室或各宗族的奴隶，而在实际使用中往往为家务奴隶。这点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普遍蓄奴，以主要靠奴隶劳动维系社会运转的经典奴隶社会形态。
至于在商王、贵族墓葬中屡屡发现的人殉，个人意见基本是原先主人在世时的亲近奴仆，打发这些可怜人到阴间继续服侍奴隶主。从常理推断，安葬逝者的亲戚晚辈不可能把战争中抓来的、性格暴烈凶悍、桀骜不逊的赳赳蛮夷武夫安排去陪伴死者，到了下面万一不听话、反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呵呵。
所以还是个人倾向的观点，以原始共产主义或奴隶社会来理解夏商两朝都不妥当。虽然有阶级差异和贫富分化，有人身自由归主人支配的奴隶，但社会运转的目的是为整个族群服务的，当然包括王室和贵族；而且从劳动主要靠集体作业，个人无自由择业权、劳动成果宗族统一分配等特点考虑，夏商两代属于前封建原始社会主义性质。
商代除了商族本体文明进展较大外，周边地区的文明成就也不容小视。商文化在东夷各部广为传播，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有苗蛮和古越文化特色的青铜文化也达到极高的水准，甚至鄱阳湖与赣江下游的吴城殷商文化遗址还出土了成套的青铜工具和农具（中原也罕见），刻在陶器或石器上的单独文字或句子说明已具备完善的书写文化因素。殷商时期西北方各戎狄方国的城邑和青铜文化也不落后于中原，但是带有更浓郁的北方草原风格。商王畿以北，现石家庄附近的藁城台西遗址说明当时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也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
给现代人影响最深的当属广为人知的蜀中三星堆文化遗址。据国内考古界推测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上古蜀国文明，这一文明在遥远的商代就已达到很高的成熟度，代表地理相对封闭的西南地区在早期文明进化中不输于中原。关于古蜀族的来历目前无定论，个人倾向认为是更久远时代古羌人进入四川盆地和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大家还记得古羌族和老祖宗炎帝的渊源，已经掌握了原始农业技术，半耕半牧，古羌族早期在现今甘肃、陕西、宁夏一带活动领域甚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上古大规模人群想翻越巍峨秦岭到达华阳地区（华，古秦岭通称，非指今日之西岳华山；阳，山南地区）几乎不可想象，但我们别忘了从甘南地区进入四川腹地并非艰难。当年的情况可能是某支羌族部落于游牧中发现了蜀中这块天府宝地，于是选择不再四处为家而改务农（可能部分人还继续放牧），渐渐和土著融合，同时不排除更多的北方同族迤俪南下不断汇入。总之，由于北方羌人和中原的密切联系，中原先进的文明因素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上古成都平原并逐渐演化出独具特色的古三星堆文明，而且古羌文化对西南地区后来的诸多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广泛。
四川自古称为巴蜀之地，众多迹象表明殷商时期巴族就已经在川东地区活动，但巴族从血系上更多地承继苗蛮文化因素。
综观殷商时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夏朝比进步甚为显著，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商朝武力强盛，对外关系非常复杂，与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周边文明纠结错综复杂。整个中华文明圈可能在商族文化影响下同步取得很大进展。商朝尚无严格无缝的国家最高权利交接制度，时常引起麻烦。商代社会大致属于前封建原始社会主义性质。
回复日期：2009-06-24 13:11:34
者：lylabcd 回复日期：2009-06-24 10:56:25
别吹了，只要不摒弃汉字，中华文明永远是二流文明。
作者：go542 回复日期：2009-06-24 10:59:02
这话从何说起那~~
作者：鑫淦 回复日期：2009-06-24 11:00:20
看到中国文明-四个字，
很恶心！
奴隶专制社会的文明
还在加深，加强中，外加：殖民化，继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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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兄弟们，不要焦躁。
当下情事固然不遂人意、天理，但肇化之端已隐隐在现。
为未来的光明求康庄大道才是有意义的大事，而解困之途就隐藏在本国的历史沿袭和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财富中。
可能文章编排有问题，篇幅臃长，妨碍诸位阅读，显然你们浮光掠影啦，呵呵！
回复日期：2009-06-24 15:17:22
第三节 华夏的崛起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面对商纣王“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的狂妄，西土华夏集团强大而贤明的代表周人（王族姓姬，与黄帝同姓，首席功臣姜尚，与炎帝同姓）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口号与“君权神授”对抗。公元前1045年（取此说，有争议），周武王姬发凭借西土强大的战车部队和所谓西戎八国濮、庸、羌、蜀等同盟军队的支持（见尚书“牧誓”史诗），在牧野与商纣王临时纠集的17万主要由奴隶组成的商军会战（文献中夸大到70万，不足信。另所谓奴隶组军说也不完全成立，还是以商族及属国各族落军队为主力，可能搀杂了不少奴隶），而据说商朝王军此际在征伐东夷。战斗打响后，士气涣散，巴不得纣王早日倒台的商军纷纷倒戈，仅仅半天工夫，周军就取得决定性胜利。大势已去的纣王无奈下登鹿台而自焚，葬送了商家五百年的基业。
讨伐东夷的商朝正规王军因失去了根本而不知所终，成为历史的一个谜团。近代有人考证这支强大的军团在攸侯喜率领下东渡大海，漂洋到美洲，也有说去了朝鲜半岛或日本；个人倾向于该军团向南方撤退，在东南中国另求发展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溃散而融入苏鲁皖区域的土著方国。这是段闲话。
文王的伟大不在于推演了易经，而在于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后世伟大的“天可汗”李世民也具备同样崇高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境
界）。“革命”一词即是在这次历史变革中发明，“殷失其大命”（上天赐予 的人间统治权，周替而代之，（革做变革、替代解）。而且文王、武王明确地认识到“上天是依据民意、为了民生”而设立人间君王的，统治者不要会错意，一味戕害百姓。
回复日期：2009-06-24 15:18:49
周初只是简单继承了东夷失落的霸权，虽分封功臣，但对天下万邦的统治模式与夏商类同，对亡国的商人后裔也很优待。武王安置好纣子武庚，虚心向萁子请教前朝治理天下的经验教训，打算进一步励精图治、造福万民。
黄帝的直系后人，姬周家族比较罕见地充满忧患意识、富于理性和创新进取精神。这大概得益于这个部族早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的曲折历史。
传说周人祖先是曾经长期担任夏朝农业部长（后稷）的弃，但更多学者认为这是周人吸取了姻族姜姓部落的传说，将源于母系擅长务农的弃纳入本族的祖先体系。我们知道周族先民在不窋时期还“自窜于戎狄之间”，过着传统的游牧游耕生活，公刘时期才南下豳地（今陕西寻邑地区）从事定居务农。后续多位先公仍未完全摆脱戎狄习俗的纠葛，并曾被强大的商朝讨伐。直到公亶父去豳，逾梁山，止于歧下，周人才彻底脱离兄弟族落狄人的影响，全面进入新的文明发展阶段。
根据诗经描述公亶父娶世居渭水流域从事先进农业的姜姓部落一女为妻（此姜部判断与炎帝关系密切），并结成稳定姻亲关系，周族的农业技术 得以长足进步。公亶父幼子季历（后追尊为王季）继位部族首领后，光大祖业，向东发展，曾亲赴殷都觐见商王武乙并接受“殷牧师”封号（即后世之方伯，地区性大诸侯）。大概这一时期，周人吸纳殷商先进文化，并在西土大肆扩张势力。
轮到圣明的周文王姬昌表演时，周人文功武治、一派兴旺，周边众多族邦归顺，歧山逐渐成为西土以周族为核心的华夏联盟的权力中心。文王的功业惊动了是时的商纣王，下令囚文王于羑里（今河南汤阴）。相传支持文王德治、钦佩文王品行的诸侯纷纷反对此举，愿随文王一起坐牢，商纣王不得不考虑舆论影响而释放文王。人心向背这里再一次启示了我们政治格局演化的趋势。文王晚期拿下商朝重要的西部属国“崇国”，同期一一剪除了秦、晋、豫西地区商的其它羽翼，为武王彻底摧毁殷商奠定了基础。
武王惮于忧患，为刚建立的周朝面临的严峻考验忧虑成疾而英年早逝，但值得庆幸的是，周公姬旦承继父兄之余烈，辅佐年幼的成王，以超高的智慧、胆略和远见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变革，奠定了后来封建辉煌时代、中央大帝国的部分关键基础。
回复日期：2009-06-24 15:20:11
武王悴然离世，出现国家权力交接困惑，相继爆发“三监之乱”，殷人遗民、东夷各部也不甘心王权失落，天下百姓疑虑重重，生怕又一个乱世来临。
摄政王周公内安重臣和畿内宗亲、百姓，粉碎了管叔、蔡叔散布的离间王室的流言，并亲统王军镇压东方三监与殷遗的联合叛乱。倡乱亲王管叔、蔡叔、霍叔分别被诛杀、囚禁，武庚禄夫北窜不知所终（估计为北方残殷部落或姻亲收容，相传商王族萁子这时在朝鲜立国虽未必可信，但说明商族在北方势力分布广泛）。二次东征的周朝王军还乘胜讨伐东方叛乱的东夷部落，陆续攻破、驱逐了鲁西北、鲁中地区的不少东夷强邦和望族。
周公东征解除了新朝面临的巨大威胁，起到了初步安定周邦、平静人心的效果。但雄才大略的周公不可能满足于眼下的成就，而始终在认真思索和寻求保持周朝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性良策。周公旦一向尊重人才，从“握发、吐脯”的典故可反映其求贤若渴的真诚。听说有贤人来访，放下吃了半截的饭碗，洗澡洗了半截拧干湿漉漉的头发，就先会客，生怕耽误了别人的时间和对人不敬。在周公及其周围幕僚的思考和创造下，一个集集体智慧和勇气，充满创新和活力的根本性制度及全面配套方案的横空出世了。
夏、商两朝的王位继承制是混乱的（虽然是家天下），对天下各国的制约也很宽松。周公不默守陈规，看清了国家、社会面临的全新形势和发展需要，创造性地确立了以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度、礼制为核心的封建体制。同时营造陪都成周（洛邑，中原名都洛阳的前身），巩固
周族在天下中央的势力；要求全国各地上层统治者“无逸”（别贪图享受和安逸），实行德治，争取民众拥戴。“无逸”中重要的两项基本要求是禁酒和“慎罚”，严禁酗酒误事，不要轻率用刑罚来威服庶民。对殷人遗民则采取明智的怀柔政策，一部分交给贤达的前殷大贵族微子建立宋国继承祖先香火，一部分重新编组分配给子弟功臣诸侯，对抵触新朝情绪最严重的“殷顽民”派军队在东都洛邑监视居住。
受周王分封的姬姓、异姓诸侯，携带天子赐予的礼器、朝命（委任书和高贵***明物的贵重器物），从歧丰、洛邑等中原腹地出发，在周人亲卫部队、异族奴隶和少量贵族簇拥下分赴东、北、南边远各地。诸侯所到之处奉王命实施新朝各项规章制度，对不愿放弃旧制的各国老贵族或因民族立场不同的土著，则实施军事征服。周人的车战战术和军事经验让很多土著不适应（东夷、淮夷各部基本都是农耕部落，少马或无良马，与燕侯对抗的北方土著则可能因武器、文化落后，军事经验、谋略不足而处下风），个别情况下诸侯碰到麻烦，天子则命令中央军驰援诸侯，所以各地诸侯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
在那段华夏民族膨胀时代（周人分封的诸侯自称诸夏或华夏，“华”、美好，“夏”、强大，一说西人的意思），周人逐渐控制了山东半岛、江苏、安徽北部、河北、江汉地区等广大区域，加上原有的河南、陕西、山西的传统疆域，中华帝国的雏形形成了。更为重要的是，新巩固的诸侯国不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国家，而是以地域关系、各氏族融合的地域国家。同时大家最初都听命于天王（周天子），而且由于最强大的诸侯国基本都是姬姓本亲诸侯，周天子的地位与夏商两朝不可同日而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简言之，周公发扬光大并严格制度化的分封制（武王灭商后曾封过一次，周公以后成康盛世间又实行大规模分封），让华夏集团的势力迅速有效地从西土根据地扩散到东国（山东大部、苏北、皖北淮河流域等东夷腹地）、中国（特指河南、鲁西地区）、河北的大片疆域，同时打破了此前氏族小国林立的格局，初步实现了大一统。
回复日期：2009-06-24 15:21:22
嫡长子继承制非常好地解决了周朝和诸侯国的权力交接问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进步意义只需要大家看看历史上没有类似严格规定的其他封建国家时常出现的乱局就可理解。
封建宗法制度对当时社会稳定的意义也显而易见，后来历朝历代不断添加内容演变到民国时期才崩溃的画蛇添足并不符合周公的初衷和本意。
礼制则对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做了严格规定，对统治者和庶民的行为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孔子则在此基础上发扬广大成儒学的系统学说。这种传统在封建农耕文明阶段强有力地维护了中华帝国系统的稳定性，后期则严重束缚了民族进步，瑕瑜互现。
挑两点多说几句，“封建谥法”就曾经是个很好的东西，不管君王、大臣在世时何等显赫，死了都会依传统盖棺定论，用一个“谥号”总结他的一生。为国家、为百姓谋幸福者名垂千古，作恶多端、祸国殃民者遗臭万年。让高尚者活得高尚、让卑污者不敢肆无忌惮地做恶。周朝继承前代庙堂社稷传统，定期祭奠列祖列宗。古人理解为孝道，外国人认为我们有祖先崇拜情结。其实大家都没能真正理解周公的苦心，就和法国巴黎的“先贤祠”、英国的“西斯敏斯特公墓”一样，周公是希望王家后人在祭祀祖先时，不要忘了文王、武王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列祖列宗曾历经之磨难和江山的来之不易，提醒自己不要做不肖子孙。后人愚钝，忘了这条根本，还以为是祖宗逢年过节惦记你那点祭品。
不夸张地讲，周公姬旦是中国远古史最成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中国人传统上不乏创新智慧、精神和勇气的典范。以至于孔子和后世君王把周公开创的制度视为“先王圣道”来尊奉，而忘却了他因世制宜、不因循守旧的求变、创新、求真的智慧之道。赫赫周公，其谓当乎也哉。
同理，传说为文王整理的《易经》，本是阐述人世变化永恒的大义，鼓励人们顺应潮流，求变求真的智慧之作，孔子时被列为文化精英必须学习的六经之一。后来逐渐沦为宣扬神秘主义的预测术，甚至被视为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天书，却忘记了它关于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要在变化中求自新自强途径的核心主旨，实在是愧对祖先的智慧。
周公在考虑和设计姬周千秋大业时，特别注重强调文化征服、软势力同化的力量。周朝强调华夷有别，夷夏大防，但绝非僵化地完全按血统或出身来区分，而是强调是否接受华夏的制度、风俗和文化。凡是认同华夏文明的就是夏，相反即使同为姬姓、同为黄帝后人但靠畜牧为生的部落则被视为姬姓之戎，同样性质的姜姓之戎也被看作异类。颇有点今日美国人视习惯西式思维方式，享有普世价值观者为现代文明同类的趣味，呵呵。
回复日期：2009-06-24 16:02:20
楼主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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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祖先应该是一个３到４个人特征的联合体． 德高望重的是个４０到５０岁头发是平头的男子，而不是什么长发．擅长鱼跃，以及身手敏捷， 旁边跟随２到３个年龄梢小中年男子．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类似的手法．
不要笑我这是我早先梦中所见．
回复日期：2009-06-24 16:07:32
前排，观望
回复日期：2009-06-24 16:19:21
我们的中华文明渊源流长,只可惜现在的档在这条大河中筑起大坝,隔绝啦历史长河中生灵灵动的交流,断绝啦过去现在未来文明史的连接,中华文明已经迂塞,死其沉沉.
回复日期：2009-06-24 17:44:08
周朝八百年是中华民族凝聚成型的核心时期。成康之际，继承贯彻了周公制定的英明战略，军事殖民和思想同化使华夏族的势力和文明迅速扩散到黄、淮流域各地，深入北方和南部江汉流域，史称治世。
康王以后的历任周王，表现参差人意，但总体上西周高峰已过。朝廷无突出政绩宣示天下，各种社会矛盾及民族矛盾却暗流涌动。
昭王晚期，南方楚国先不服周天子的威权了，拒绝履行贡奉方物（特产、周朝中央一种实物税）。生气了的昭王两次派兵征伐蠢尔荆楚（瞧把老人家气的），后果很严重。第二次亲自带队的周昭王“南征而不复”，据说是淹死在水里了（竟然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巴巴罗萨一个命），六师王军无一北还。好奇怪的记载，说是周朝史官为君遮丑编造故事吧，又不见楚人有相应明确解释。
这个荆楚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险些改变整个民族、国家历程，以前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多被强秦的绚烂吸引而忽略了关注楚国崛起的因缘。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充分讨论这个南方巨邦的命运。
昭王之子穆王更是个中国历朝天子中出名的旅行家，把朝政和社稷安危放到一旁，而肆个人远游天下的欲望。但他可不是现代旅友那样轻装简行，随遇而安；而是浪费公款国际旅游，所到处劳民伤财。据说直到东夷各部在盟主徐偃王纠集下造反，讨伐宗周了，才乘宝马快车赶回镐京。徐夷称王，显然已不拿周天子当会事了，而且表明了东夷集团重争霸权的决心，同时还说明周室衰微，无力再羁縻四方。据说穆王拿叛乱的徐夷也没啥有效办法，后来借助南方新兴的楚国力量才消弭了危机。
中国历史上像穆王这样的君王后世还有一大筐，有喜欢当***人捞外快的，有擅长做曲演戏的，有画家有木匠，偏偏不能安分做好本职工作，连累天下苍生。这实在是封建专制社会制度下万民的悲哀。
后续的周王也未显作为，国事每况愈下，戎狄交侵、东夷与南蛮的叛乱部落屡次让天子难堪。
回复日期：2009-06-24 17:45:14
再下来大名鼎鼎的周历王姬胡先生出台表演了，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永远的深刻印象。
这位天王看上去倒象个纯爷们。面对四方戎夷的叛乱骚扰，周历王毫不手软，派兵将四处弹压讨伐，甚至命令王军对反叛者“无遗寿幼”（老人孩子都不要放过），确实够狠的。历王的努力还真有成效，侵入京师附近的西北猃狁部落（后世匈奴之前身，姜戎氏之允姓之奸，西周中期常侵略王畿。当年老巢在古瓜州，现在陇原平凉、固原一带）被打败赶跑了；东方淮夷挑头闹事的噩侯被生擒活拿，九夷部落被迫服输纳贡；南方荆楚也不敢太过强横了。历王在诸侯中的威望无疑处于上升态势。
可能是四方征战，王畿又遭到战争破坏，国家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有志振作王权的历王差钱事情难办，必须得想招筹集经费，于是重用了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砖家叫兽荣夷公先生。这位荣夷公身手还真不是盖的，设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周历王达成心愿。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实行专利制度，不许百姓再随意渔猎樵牧，王家垄断河流山川、森林原野的自然利益。如果当年能流通靠纸币，或发明了造恶钱劣币技术，估计这位爷还会撺掇历王实行，呵呵。
河流山川、森林原野本是大自然的造物，按旧观念那是全体氏族、国民的财产，你让大家现在砍柴、打猎、钓鱼、喂牛都先缴税也太过分了。即使以现代观念而论，无论哪个公民的N多祖先都曾为这个国家的开发流过汗，为本民族占有这片领土流过血，凭什么将公众的利益交给少数利益集团去搜刮大众而谋取私利？？？？
于是“历王革典”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族内贫民百姓甚至贵族的一致反对，荣夷公成了全民诟骂的无耻象征。一贯立场强硬的姬胡也不想想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好好化解，反而采取特务手段任用卫巫及其手下无良徒众来监视大家的言论。举凡发现对历王政策不满者，哪怕是很客观的评论，统统抓起来，一杀了之，试图堵天下人之口。历王的暴力手段暂时让上下族人不再议论王政了，但见面时却挤眉弄眼表示心中愤慨（典籍称道路以目）。
不出三年，大家伙再也受不了历王的暴虐和专制了，居住在宗周镐京的周族人，不分庶民和贵族，自发地走上街头，冲击王宫要向历王讨还公道。受到动乱惊吓的历王狼狈地逃出王宫，一口气过黄河躲到了远离王畿的彘地（今山西霍县附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彘之乱”，又称国人暴动（国人，住在城内的王国在籍居民。相对郊外不入户籍的野人）。
回复日期：2009-06-24 17:49:34
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强力介入，“中华文明”至今肯定仍处于“封建”阶段。
“中华文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工艺品、艺术品文明，而不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文明。
回复日期：2009-06-24 18:33:39
作者：langlang7130 回复日期：2009-06-24 16:02:20
楼主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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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祖先应该是一个３到４个人特征的联合体． 德高望重的是个４０到５０岁头发是平头的男子，而不是什么长发．擅长鱼跃，以及身手敏捷， 旁边跟随２到３个年龄梢小中年男子．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类似的手法．
不要笑我这是我早先梦中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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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偶不懂，呵呵。谢谢鼓励。
回复日期：2009-06-24 18:34:56
报个到
回复日期：2009-06-24 18:37:31
作者：langlang7130 回复日期：2009-06-24 16:19:21
我们的中华文明渊源流长,只可惜现在的档在这条大河中筑起大坝,隔绝啦历史长河中生灵灵动的交流,断绝啦过去现在未来文明史的连接,中华文明已经迂塞,死其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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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光荣属于一个一去永不返的时代了，农耕文明帝国也只能适应那个年代。
我们现在要实现社会转型，升级为现代工商文明才有未来。相信变化的惊雷快炸响了。
回复日期：2009-06-24 18:39:18
作者：ml kobjiv 回复日期：2009-06-24 17:49:34
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强力介入，“中华文明”至今肯定仍处于“封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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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相同。
“中华文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工艺品、艺术品文明，而不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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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法太不精细，呵呵，感性了！
回复日期：2009-06-24 18:41:12
作者：潘兴华 回复日期：2009-06-24 18:34:56
报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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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兄弟常来坐坐，有不足或荒唐之处请不吝赐教。
回复日期：2009-06-24 18:42:58
大作哦.作个记号,慢慢看.
回复日期：2009-06-24 18:53:03
*小广告,关2年*我不是大宏
-- sfdsgfh-- 操作时间:2009-6-24 23:32:14 -- 18580419
回复日期：2009-06-24 20:47:42
历王逃出国了，愤怒的国人要向太子姬静（日后的周宣王）问罪。忠诚善良的大臣召公匿藏起年幼无辜的姬静，当闻讯而来的国人逼上门时，无奈的召公交出自己的幼子冒充太子。愤怒的国人误杀了召公的儿子才罢休。
朝政不能长期无人把持，无政府状态显然对老百姓也不好。于是推选贤明的召公与周公（非著名的周初政治家姬旦，而是这时袭取大公爵位的后人）共持国柄，周族老百姓也都认可，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14年，即公元前827年，流亡彘地的历王在寂寞、无聊和耻辱中GAME OVER（这是暴虐无耻的统治者应得的可耻下场）。这时京师、朝政已经安定多年，当年躲过灾难的姬静已经长大***了，而且在召公教育下禀性、品行都不错，众臣和诸侯商量后奉姬静为周宣王。共和至此始告结束。
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国民起义，反抗暴虐无道、高高在上的本族统治者。再次昭示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拒绝不称职执政者危害天下并起而行动的优秀传统。也从侧面警示历代当权者，不要为所欲为，过分欺负老百姓，否则绝不会有好果子吃，而且势必遗臭万年。
幼年时经历动乱，知道人民伟大力量的周宣王表现不错。执政早期身体力行祖先保民敬天、宣德省刑的立国理念。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养民，百姓恢复了对王室的信任，国库也逐渐充裕。在此基础上宣王先后举兵对猃狁和东夷分别抵御反击和讨伐征服。
回复日期：2009-06-24 20:49:33
作者：博雅联创 回复日期：2009-06-24 18:42:58
大作哦.作个记号,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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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光临， 欢迎探讨，共同进步，呵呵！
回复日期：2009-06-24 22:28:29
学习～～～～～～～～
回复日期：2009-06-24 22:37:29
大河里的水都被抽干了，还谈个什么永恒。
可笑，可笑。
回复日期：2009-06-24 22:43:44
题目太大了，沧海一粟的介绍有失偏颇，但也不敢叫你取全，那是当年明成祖组织了不知多少才子才完成过的工作，随笔写写可能更好，华夏文化之精深实在不是这点文笔能写出的，如果要推广还可以谈到对于附近的日韩越的深刻影响，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啊~~
回复日期：2009-06-24 22:47:59
猃狁威胁西周由来以久，在先周时代公亶父还在豳地时，便有“薰育（猃狁）戎狄攻之”的纠葛。除了姬周推翻商朝那段时间因周朝武力强盛比较老实外，一直经常入袭侵掠、惹是生非。诗经中有大量的美好诗篇描述姬周与猃狁的对抗。现在猃狁又来犯周土，兵锋直指都城，宣王下令总动员，任命伊吉甫率众迎战。同仇敌忾的周军在名将统帅下，一举击退寇焰嚣张的猃狁骑兵，并一直追杀猃狁败兵于西北巢穴“大原”（即陇原地区）。这是继商武丁王时期后，中原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第二次显著胜利，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而不易为后人所察。在后面中国历史中，类似的熟悉场面我们会多次重逢，我们的远古兄弟，同样出于炎黄血脉的北方游牧文明通过和我们农耕祖先一次次的碰撞，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和个性，影响到今天的我们。
击败了咫尺身侧的凶悍猃狁后，周宣王乘战胜之威又远谋淮夷。“截彼淮浦，王师之所”，周军一直前进到淮夷腹地，迫使“徐方来庭”（徐夷外交人员自动到朝廷表示降服）才班师回朝。
周师在西北和东方连续得手，自信满满的宣王极其将领又对下一个目标，倔强的楚人采取军事行动。楚人在战场上遭到沉重打击，主动屈服求和。宣王则乘机将姻亲申、吕二族的显贵子弟分封到楚国北方的南阳一带，以封锁钳制楚国。
周宣王在位46年，早期励精图治，逆转了始于昭王时期的姬周颓势，不仅威镇四方，内政也颇有一番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