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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27 Nov 2010 17:23:15 +0800 )
Description: 折腾大半天，五台电脑装好 ，五台电脑 七台显示器 上车 开车半个小时杀到客户这边，搬上三楼 ，库房清点入库 ，然后采购经理来了。。。。。
啊~~怎么这么多电脑
额~你不是要五台么？
啊~~我要买一台电脑，另外买5根内存，五个鼠标 2个显示器
@@%&am （（%32)87........
四台电脑 四个显示器 搬下三楼 上车 开车半小时回公司 。。。。
( Sun, 8 Aug 2010 14:26:20 +0800 )
Description:
打人固然不对 但是用绑架民意来装孙子更加不耻，更加可恨的装了孙子还不让人家说话，连视频都屏蔽，还好我下载了 ( Sat, 7 Aug 2010 23:31:52 +0800 )
Description:
郭德刚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大不敬的言论，也不见得就比别人更庸俗。
关键在于，他说的是自己想说的话；而马季、姜昆、冯巩这些人说的是**允许说的话，***要批判翻案风，他们就要批邓；***要清算文革，他们就要讽刺四人帮，***要建设和谐盛世，他们就只能“我想死你们了”。
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就定下了文艺基调-宣传工具，郭德刚居然不甘心做个工具，想要做个人，做个爷们儿。
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不整你整谁。
三俗，怎么反，什么是三俗？谁来作判断？
这就要靠“先锋队组织”了，他们不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文化审查了？
搞文化专制的人才不会说“我要搞专制”，那太露骨了，都是用这种手法，用提高道德水平的华美外表包装肮脏的目的。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三俗，无不如此。
这件事放到整个历史背景来看，google被迫退出中国，重庆的红歌运动，绿坝，网评员，“心很慌”。。。这些东西不是孤立的，是一个统一部署的行为，郭德刚只是很不幸的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代***人不同于****，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子，他们完全是按照****那一套培养出来的，而且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而不倒，都是最僵化冷酷的人，他们干出这种事，细细想来，并不出人意料阿。
纵观古今 没有一个体制永存 历史在不断前进 每一个血淋淋的脚印都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 Sun, 27 Jun 2010 20:59:0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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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神杯是属于阿根廷的！！！！
( Tue, 8 Jun 2010 22:40:22 +0800 )
Description: 原车的锦湖185的烂胎是在不放心 ，关系的生命安全 ，还是给车换付好鞋，在倍耐力P7和东洋DRB里选了一下 P7镇江问了几家没现货，价格也杠杠的，DRB有一套 仔细研究了一下 十大街车胎，在东洋里面仅次于热熔的街车胎。强大的干湿抓地和耐磨性 就选他了
换上去明显感觉方向指向性比原来更加准确，刹车要以后体验，感觉很值
( Sun, 6 Jun 2010 23:22:59 +0800 )
Description: 一小P孩开一破哈飞路宝，在东门撞了我家傲傲的屁股，刚上的牌照弯了 ，小P孩的哈飞前面有个大印子 小P孩求了我半天 我放了他一马 回去想想后悔啊 应该敲他一百块晚上下个馆子什么的庆祝一下
( Tue, 25 May 2010 21:46:38 +0800 )
Description: 交了几千订金，等啊等啊~~~我的龅牙车嘛时候到~~~~这几天在网上看轮胎 ，准备拿到手换大一号的胎，现在基本定了倍耐力的 P6 或者P7 ，嘛在订红线或者moto的机油和齿轮油 还有KYB的减震 还有火花塞。。。。。
( Sat, 17 Apr 2010 22:19:00 +0800 )
Description: 国内这帮打着计算机爱好者旗号做盗版系统的家伙，现在是在是堕落了。。。。。广告插件木马后门这都是小问题，隐性问题一般很难发现，很难解决，还好我脑瓜子够用，DOS时代练就的深厚功底派上用处了。。。
( Sat, 27 Mar 2010 13:06:15 +0800 )
Description: 看老毛子军演片时听到的配乐不错，网上找了N久，找到了这首 唉，命运 ，很俄罗斯军乐风格的曲子
( Sat, 10 Oct 2009 12:28:57 +0800 )
Description:
博茨瓦纳媒体报道足协CEO科戈特勒勒因中国的比赛被辞职 据博茨瓦纳媒体昨日报道，博茨瓦纳足协执委会对足协CEO科戈特勒勒做出停职的处罚，理由是科戈特勒勒在9月30日客场1比4输给中国男足的比赛中有违背公平竞赛精神和损害博茨瓦纳足球利益的行为。尽管调查还在进行中，但有博茨瓦纳媒体爆料称，科戈特勒勒在中国收受了7万美金，操纵球队故意输给中国男足。
本周一，博茨瓦纳足协主席大卫·法尼向博茨瓦纳媒体发放了新闻通稿，对外通报了对于科戈特勒勒停职的处罚决定，“足协执委会上周日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博茨瓦纳国家队与中国男足9月30日比赛中出现的一些状况。”随后，法尼继续表示：“这些状况有悖于公平竞赛的精神，而且有损于博茨瓦纳足球、国家队和足协的利益。”据悉，科戈特勒勒的位置将暂时由足协技术指导西卡拉姆顶替。博茨瓦纳执委会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本次丑闻，以捍卫博茨瓦纳足球的名誉。据悉，相关法律和安全部门也将介入调查。法尼承诺称，博茨瓦纳足协将立即展开调查，一定将此事彻查到底，尽快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目前，博茨瓦纳足协并未对外宣布将CEO停职的具体原因，科戈特勒勒本人也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小道消息由此产生，某知情人士曾随博茨瓦纳队前来中国，他透露称，科戈特勒勒被停职主要是因为操纵了与中国男足的比赛，“一名博茨瓦纳足协官员收受了大概7万美金的贿赂，以影响比赛的最后结果。”据博茨瓦纳媒体“Gazette体育”报道，有线人向他们透露称，自从博茨瓦纳队抵达中国后，球员就不断地被某些随队官员骚扰，这些官员劝导球员们在与中国男足的比赛中打假球，“部分球员肯定也牵涉其中。”博茨瓦纳媒体分析称，一旦这场比赛真的被操纵了，牵涉其中的人员肯定不止科戈特勒勒一人，也许还有教练组的成员也参与其中。 还有未被证实的消息称，有人在中国看到不明身份的中国人将钱交给博茨瓦纳足协官员，而且目击证人还不止一人。此外，还有分析认为，科戈特勒勒被停职还可能与亚洲的博彩公司有关，“在亚洲，***是一门大生意，科戈特勒勒被他们收买了，以操纵与中国男足的比赛。”同时，还有报道称，博茨瓦纳足协的一名官员已经落入法网了。
( Sat, 1 Aug 2009 20:22:23 +0800 )
Description: 又是八一建军节。。。还记得去年八一 退伍老兵和军迷们在南山和陆军学校一起搞了一次定向越野，三十几度的高温下 俺们爬山越坎。下沟入林 完成了一次壮烈的比赛。。一场下来不管是老兵还是军迷 一个个都累得不行了 ，倒是军校的同志们还是生龙活虎。。。。 今年又是八一，有大佬发了召集帖子 八一当天 十五公里 拉练，负重五公斤，到集结地点埋锅造饭。吃大锅饭回味部队生活。。。。。。。我靠。。响应者寥寥。。。。 有一哥们说：还当是以前在部队啊 我估计5公里就要趴一半了 还埋锅造饭。。。。。 老扫把哈哈一笑，十五公里在部队还要奔几个小时 现在这帮半残废的 不要奔大半天。。。埋锅就算了 埋人把。。。。 ( Sun, 19 Jul 2009 21:56:50 +0800 )
Description:
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进黄埔之前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GMD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黄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GMD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一般是不对外的。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GMD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GMD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均。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戴笠终其一生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7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下一节开始，说说军统的训练班。
军统的特训班
　　1、“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军统，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将军，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戚南谱，军校五期
　　翁光辉，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邱尧勋，军校六期
　　杨 英，军校六期
　　王一士
　　唐焕文
　　郑兴周
　　另外的12人，我没有查到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徐远举、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徐远举、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听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有《***行政研究》、《***精神教育》等专著。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在背后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就是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枝的拆卸。
　　按：***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没有，我拆过手***，“五四式”的。
　　过去的***，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没拍好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对了，前面的专业课中，还有一项是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的影响太大了，从此中国多了个“希姆莱”。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了。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遇，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佩***”。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哈哈，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又一个小学教师吧），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他们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有点绝的，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危险。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76号”的看守，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以后在讲军统的“四小杀手”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刘戈青的事迹。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自己都在监狱里了，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就是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的李海峰的原形。
　　第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么，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接，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比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四是毛森曾经破过荣毅仁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的案子，荣德生还送过他礼物，表示感谢。
　　这些，各报章上都有，本着我的写作原则，广为人知的，我就不再过细地说了。
　　按：1992年，毛森曾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偕夫人胡德珍回老家浙江江山观光，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
　　同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
　　抗战期间，军统有几件大事，跟萧勃有关。
　　首先是“日本海军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被军统首先截获并破译的，这是真事，并非传说，此情报就是由萧勃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郭德权交给美军方的。但可惜美方不但不相信中国的谍报人员有这种能力，反而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结果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按：一说，因美政府有意参战，但找不到合适的说辞说服国会，所以使了这样一出“苦肉计”，即以牺牲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代价，换取民众的首肯。
　　这种猜测过于大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著的证据。
　　第二，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海军方面得知是军统提供了这样的重要情报，当即产生了合作的兴趣，并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以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因此，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是萧勃为戴笠立的一大功。
　　按：中美合作所这个机构，大家很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我可以说，很多人对中美合作所的全部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红岩》。这个印象，不能说不对，但起码是不太全面。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大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停留在大家的概念中，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叉开一笔，说说中美合作所。
　　首先，中美合作所不像字面上所反映的，好象是个研究所，中美两国派几个人，合作研究点事情。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最多时全所人员达六千多人，有包括能住上千美军特务的别墅式宿舍、办公室、餐厅、舞厅、礼堂、军火库、监狱等等。
　　建所时，应军统要求，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特工器材、气象设施、医药设备和车辆，只要跟特务沾边的东西，就没有军统不要的。
　　就说汽车吧，光吉普车就要了200辆；卡车，还是十轮载重的那种，军统居然开口就要2000辆，也不知道他想运什么，是不是要到山西去拉煤，想招两千个司机也不容易啊，还得是“大货”本。美国人还真实诚，要就给，真的运来2000辆。
　　其他的，还包括帮军统建起一所1000张病床的医院，包括***设备和医药（似乎就是军统的“四一医院”）；还有足够建立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近万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
　　这军统，可傍上大款了,不要白不要。
　　要说美国佬还真是财大气粗，到中美合作所结束时，所有美方提供的物资，均无偿赠与军统。
　　解放初期，罗广斌、杨益言为体验生活，曾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原址参观，据他们回忆，大家都不禁对中美合作所规模之大、设备、设施之先进感到惊叹。杨益言特别提到：“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后来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就用的这片地。
　　也是啊，2000辆大卡车停一块儿，一般见不到这景啊。
　　其实，美国人一点不傻。这东西能值多少钱，终归那是有数的。他们看中的，是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获得相应的情报，打击日本，而这些情报，单靠美方自己，是难于获取的。
　　干事不惜花钱，花多少钱都干，而且还要干成，这是美国人的特点(当然了,你也得有这个钱才行)。
　　总想花小钱，办大事，甚至不花钱、白捡，没有那便宜。
　　想去吧！一辈子也捡不着。
“浙警”出过两个很有名的女特务。
　　其一，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毅然”割爱，送给胡一个大人情。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3岁，叶霞翟也三十五、六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叶霞翟之后的另一个女特务，名头更大，那自然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山，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毕业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译电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前些日子看了篇报道，说那边直到现在，也只有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家里所有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答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情报问题了，说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我是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材料。而且时间也不对，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情治工作，任台北雨农小学校长（又一个特务搞教育的），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所以用他的字“雨农”命名，网上误为“雨声小学”是不对的。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我不是一个时髦的人，不太了解。
在这里叉开一笔，说说“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
　　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 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 月9 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泽东毛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泽东毛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据说还当过林的班长。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而脱党，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文强说：“***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总局，
　　按：这个“交通***”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就是前面有人提到过的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 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4、“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相信通过上面对几个培训班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有所了解了，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短短几个月，至多半年、一年的培训，其实学不到太多东西，也就是皮毛。更多的，要靠实际工作的锻炼。
　　从下一节起，谈谈军统的杀手是怎样练成的。
杀手们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么。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一、“三大杀手”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1、 王天木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异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83年生，如果属实的话，那他比蒋介石还要大4岁，比戴笠要大13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诼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邦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7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
　　1.1 张敬尧案
　　张敬尧，1880年生，安徽霍邱人，皖系军阀，1918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12 月，因张敬尧派兵镇压学生的反日斗争，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长沙学生、教员万余人举行总停课，泽东毛曾率“请愿团”到北平进行宣传活动。1919年，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成了一个过气军阀。1932年，不甘寂寞的张敬尧投奔了伪满洲国。
　　1933年，特务处得到情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六国饭店，并勾结地痞、流氓，策反军队，有极大叛乱嫌疑。”
　　经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批准，戴笠下达了“着即对张逆敬尧予以严厉制裁”的命令。
　　所谓“着即”，是七天之内；所谓“严厉制裁”，就是“要人的命”了，这是军统的行文表述方式。
　　其时，王天木正好也在北平，整天没事就跟陈恭澍在一块儿，“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当特务。据陈回忆，他经常说，“干这一行，什么都得明白，干任何事情都是情报收集的过程”，因此带着陈恭澍这个小兄弟哪儿都去，自然少不了各类风月场所。
　　可巧了，接到命令的时候，陈恭澍和王天木正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打茶围”。
　　命令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亲自到韩家潭下达的，当时陈恭澍还挺不好意思，觉得触犯了军纪，王天木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郑似乎也不以为意，从侧面印证了王天木的“教导”是对的——干这一行的，去哪里都很正常。
　　考虑到北平站建立不久，郑介民明确要求，任务由北平、天津两站共同完成，并严肃指出，此项任务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刺杀张敬尧，有两个难点，其一，找到这个人。
　　情报中已经说了，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六国饭店。
　　按：六国饭店是旧中国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并不在于他的条件有多好，而是他独特的地理位置。六国饭店地处东交民巷，这是原来的使馆区，民国以后，虽然使馆迁往首都南京，但东交民巷仍享有治外法权，换句话说，这里不归中国管。所以像张敬尧这类过气军阀、失意政客，社会渣滓,还有其他种种心怀异志的人，往往喜欢住在这里，图个安全。
　　历史上，六国饭店接待过两批重要客人。第一次是“东北易帜”的奉方代表，通过这次谈判，民国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第二次，就是建国前夕，已经进入北平的中国***在这里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很可惜的是。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解放以后，这里改为外交部招待所，再后来据说又成了外交部家属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外交部搞“三产”，将老楼拆掉，筹建“华风宾馆”，结果发生火灾。以下是当时的报道：
　　官僚主义酿成外交部招待所大火
　　本刊讯：位于北京市前门东大街5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是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时，国民党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这座著名的建筑在今年8月5日由于施工中的官僚主义和电焊工人的违章作业而发生火灾，整座建筑被烈焰和浓烟吞噬，损失惨重。
　　问题在于，知道张敬尧住在六国饭店，并不意味着很简单地就能够找到他。当时特务处并没有掌握北平的公开机构，不可能有***局来配合你，直接到饭店去——“说！有个叫常石谷的住哪个房间？”
　　所以王天木决定亲自出马去寻觅张敬尧的踪迹，当夜，他就从韩家潭叫了一个姑娘，陪着他一起到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那个年代，一男一女开房间很正常，如果是一个人住酒店，倒容易引起怀疑，这也是王天木的精细之处。
　　寻了三天，不见踪迹。到了第四天，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王天木意外地发现他认识的一个裁缝，从饭店出来，一问谁做衣服啊，听裁缝一说长相，正是汉奸张敬尧！
　　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二个难点，射手在哪里？
　　当时，天津站加上北平站一共只有5、6个人，都是搞情报的，没有搞行动的人，更没有射手。谁去执行这个任务成了难题。
　　这个任务，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不像在战场上作战，一***不中，再开一***就是了，搞刺杀，机会稍纵即逝，一击不中，再无补救的可能。
　　这时，一个刚刚加入北平站不久的资料员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这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白世维了。
　　陈恭澍听了当然大喜过望，当天，就让白世维拌作王天木的跟班，一起住进了六国饭店。
临行，陈恭澍将一支大口径勃朗宁手***和六颗子弹交给白世维，这支手***是陈恭澍参加工作的时候，“戴先生”送给他作为纪念的。就是这支***，要了张敬尧的“盒”钱。
这天已是7天限期的第五天。
中午时分，王天木带着白世维找到茶房，借口一会儿还要来一个朋友，要求在三楼另开一个房间。这是因为张敬尧的房间在三层，王天木想尽可能离他近一些，以便随时动手。
有人可能会问，一脚踹开房门不就完了，费这么大劲干什么？
张敬尧可不是一个人住店，手下副官、参谋、卫士、好几个人呢，人家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闹不好再让人家给“灭”喽！
茶房问了问，说三楼没有空房，二楼有一间，于是王天木、白世维两人跟着茶房去看房。看了看，觉得这间房离开楼梯太远，不利于撤离，可这话又不能跟茶房说，只好要了下来。
茶房走了，据白世维后来回忆，当时王天木不知何故，向着茶房走的方向也跟着走过去，白世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也跟着他后面在走廊上溜达。
幸亏有这一溜达！
走着走着，王天木偶然从走廊的窗户中，看到对面楼层有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前的床上坐着一个人，最明显的特征，下巴上一撮长毛！
王天木心一跳：“张敬尧！怎么会在二层！”
白世维顺着王天木的视线往左一看，再回头一看王天木的表情，登时明白了八、九。
王天木低声说了一句：“就是他。”说着转身就下了楼梯。
王天木的任务已经完成，须先行撤离，否则***声一响，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后面的事情，要看资料员白世维的了。
白世维听到王天木的话，此时已闪在窗边，掏出手***，对准“一撮长毛”，当、当、当，就是三***。
1933年5月7日，张敬尧的汉奸生涯，就此走到了尽头。
看到“一撮长毛”已经倒了下去，白世维提着手***准备撤退，那个茶房大概是听到***声，跑来看个究竟，正好与杀气腾腾的白世维走个“顶头碰”，白没有说话，用手***的***口对准了茶房。
茶房做梦也想不到，刚才低首顺目的“跟班”，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的凶神，当时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当即缩在墙边，只等着那要命的一***。
白世维没有再理会他，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梯。
到了大堂，只见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打话。白世维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六国饭店的大门。
在张敬尧案中，白世维感于民族大义，奋不顾身，轸灭巨奸，一役奠定了他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
按：事后，白世维被晋升为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时年24岁。
第二天，切实的消息到了，张敬尧被送到医院后，因击中要害，已无抢救的可能，至下午三点断气。
张敬尧为什么忽然会出现在二层？由于张烟霞嗜好颇深，因此在二楼开了一个单间，图个清净，不想毕命于斯。
后来才知道，同被日本人收买的，还有军阀孙传芳，而且他就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张敬尧出事的当天，孙传芳即秘密潜逃，不知所往，估计也是吓得心胆俱裂。
在张敬尧案中，王天木运筹赞画，居功至伟，卒能击毙巨奸，功劳记在北平站，给了陈恭澍，但包括陈自己也知道，首功归于王天木。
1.2 “箱尸”案之后的王天木
1934年春，王天木因卷进“箱尸”案，经蒋介石批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就关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丙地”。
按：“箱尸”案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大体就是王的手下因故误杀了个人，肢解后，找了个不明就里的黄包车给拉走了，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被查获归案。
我很奇怪的是，以王天木的聪明智慧，怎么会办出这种没头没尾的事情。
王天木是什么人？学过军校、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现在是正牌的特务头子，他不会杀人？杀了人不会处理？
所以此中必然另有隐情。当然了，有何隐情，就不是我们这些后人可以妄加揣测的了。
据说案发后，原拟判死刑，经戴笠再三缓颊，改为无期，实际上也只关了两年，因对日形势越来越紧张，正在用人之际，就给放了出来。
抗战开始，王天木担任军统华北区区长。1939 年，军统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上海区被“76 号”破坏，原有人员如周伟龙等因长期在上海工作，已经呆不下去了，这时戴笠又想起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令王天木重新组建军统上海区。接替他任华北区区长的，就是陈恭澍。
王天木到了上海以后，由于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跟当地的同事弄不到一块去，手下人不怎么听他的，工作难于开展，搞得十分苦恼。
这年夏天，军统上海区人事科长陈明楚被“76 号”逮捕后投敌，首先出卖的，自然是区长王天木，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王天木落水做了汉奸。
王天木的落水，后果很严重，首先是上海区濒于瘫痪；其次，他的老下级，天津站特务裴级三叛变，把华北区整个交给了日本人，区书记曾澈被捕，区长陈恭澍仅以身免。
按：曾澈也是英雄，以他为首，曾组织了一个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因裴级三叛变，曾澈被捕。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苦刑而坚贞不屈，于1940年9月9日在北平捐躯，年仅27岁。
关于“抗日杀奸团”的事迹，网上很多，大家自己搜吧。
第三，1939 年底，在王天木的协助下，“76 号”又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等来了个连锅端，傅等被捕后集体落水。
按：特务一旦叛变，其危害往往出乎想象。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彼此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一个就是一遛，逮着一个就带出“一窝”。大家都是原来的同事，谁心里想什么事都清楚，所以劝降也就特别容易，几句话的事，所以一叛变也是“一窝”。“76 号”的成员，除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以外，其“中坚”力量，基本都是特务，不是中统的、就是军统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王天木的落水，使戴笠怒不可遏，严令军统上海区，对王天木予以制裁。亲手安排这个计划的，就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陈恭澍。
在制裁中，王天木很“奇怪”地逃过一劫。这一段，咱们以后再说。
抗战胜利以后，王天木自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逃往东北，后辗转赴台。
按：陈恭澍后来也去了台湾，跟王天木还是朋友。这俩人这一辈子，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居然都得以高龄善终。俩人之间，一会儿是同僚、一会儿当前后任；一会儿是师徒、一会儿又变成了敌手，且互相都曾经使对方身处严重的危机。
但只有一样不改，即终身彼此以朋友相交，也是一段传奇。
1.3 王天木之后的天津站
　　天津站是大站，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把以后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
　　王天木因“箱尸”案被拘禁之后，第二任天津站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出生于1903年，也是位奇男子。王子襄是个西医，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八百的医学博士。
　　王的加入军统，还是因为他的妹妹王玉梅。王家在北平，而且是名门望族，王玉梅是北平“名媛”，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就这样认识了戴笠，然后又介绍了王子襄。
　　王子襄大体知道戴笠他们这帮子人干的是什么“勾当”，但奇就奇在他不但不反感，反而特别向往，多次与戴笠谈，希望帮他做点什么，不要报酬都可以。
　　戴笠当然高兴了，王一直在天津行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按：由于戴笠的特务处在当时还不大为人所广泛认可，连郑介民这样的“自己人”都嫌当特务“丢人”，因此戴总希望多拉些高层次的人进入特务处。所以戴笠手下能人、奇人真是挺多，且不说军校一、二、三期的学长比比皆是；大学生、“海归”也多得很；还有象王天木这样的，都当到一个省的检察长了，居然也屈尊到他手下当特务。当然了，戴笠驭人的手段从此也可见一斑。
　　适逢此时王天木出事，刚加入特务处的王子襄，一步登天，直接当上了天津站的站长。戴笠同时要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加以关照。
　　正好此时特务处要求“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二人，这俩人都躲在天津。而天津站由于王天木出事，把他手下的人都划给了北平站，所以这两项任务，就交给了陈恭澍。因此陈经常在平津两地往返，与王成了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不到几个月的工夫，王子襄突然死了。
　　王子襄有个奇特的爱好爱好，喜欢以身试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人都这样。陈恭澍回忆说，他曾经见过王子襄往自己胳臂上打针，起初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吸毒，后来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做试验，还曾经劝过他，太危险。王子襄只是笑笑，显然是没听进去，终于是在这最后一次试验中出了事，年仅30岁。
　　1934年的天津站流年不利，一年里换了两任站长，“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任务又恰好很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由陈恭澍“一肩挑”了。
　　按：吉鸿昌和石友三这两个案子，都是陈恭澍经手的，搞得拖泥带水、七零八落不说，陈恭澍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居然闹出畏罪潜逃的“糗”事，我们在谈陈恭澍的时候再讲。
　　其后，裴级三的叛变，使得整个军统华北区的组织体系被破坏殆尽，天津站从此一蹶不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军统局天津站才被重新建立起来。
2、三大杀手之二 ——赵理君
　　戴笠手下的三大杀手，王天木和陈恭澍，都是文武双全，包括其他一些处、站级的大特务，沈醉、文强等等，提笔能写诗、动手会杀人，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连戴笠的警卫王鲁翘都会写文章。如果没有当特务，这些人干别的，也照样错不了。
　　赵理君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没干过的，心里也得哆嗦。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在第一次制裁汉奸时的心路历程。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几天都不愿意说话，闷闷不乐，再没有提到过此事，即便他因此事受到嘉奖，也没有见他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表现，就是这个原因。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2年，四川人，有人说他是黄埔五期的，我没有查到。还有的说他原本是上海的流氓，这不对。
　　戴笠什么人都用，但他不用流氓，他可以与流氓交朋友、可以运用流氓做事情，但他决不会把一个流氓招进正式编制，原因咱们前面说了。另外，戴笠看人看得很透，他觉得此类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二。
　　谈赵理君，要从特务处上海区谈起。
　　2.1特务处上海区
　　上海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远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想象的，一是经济繁荣，“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不是吹的。那会儿的香港可没戏，远没有后来的地位。二是密弥首都南京。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央设于上上海，四是后来抗战期间，成了GMD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所以戴笠自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务处还没成立，就派人在上海活动，时间跟天津站成立的时候差不多。
　　按：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处”，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都不是一定的。到后来慢慢发展了，人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什么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你当什么长，凭什么我当不上，“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但在那个时期，没准儿明天命都没了，所以这些还都谈不上。
　　比如天津站和北平站，后来在两站之上成立了一个华北区，由郑介民担任特派员，由于其特务处副处长的地位，王天木和陈恭澍自然要受其节制，但仍受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郑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传达和指导。后来又改叫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和陈恭澍都当过区长。
　　再比如，军统对南洋等地区的管控部门，既不叫区，也不叫站，叫“海外部”，你说这个“部”是什么级？
上海比较特殊，始终叫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就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
　　按：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跟戴安澜烈士是一个队的。他这一期还出了一个大特务邱开基，不过邱是经理科的，搞财务的干特务，居然也干得有声有色。
　　但翁光辉这个区长没干几天，原因是他犯了一次“傻”。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的***偶然发现了一份红军的部分部署和装备的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的运用人员、巡捕范广珍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于是就把材料交给了翁光辉，满拟翁会交给戴笠，结果翁那天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居然想到要把这个材料直接送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由于翁光辉在北伐时曾在海军工作，于是他找了一条军舰，沿江而下，准备到庐山亲自将情报送给校长。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戴笠就知道了。
　　结果是你坐轮船，我乘飞机，看谁跑得快！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时，迎接他的，是戴笠的手***。
　　跟戴老板“抖机灵”，显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翁光辉这一趟折腾，换来的是马上撤职，并予以监禁。
　　但戴笠并没有太难为翁光辉，毕竟他是个爱才的人，不会跟自己手下人一般见识，很快又提拨他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抗战开始以后，翁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照样弄了个少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
　　其实翁光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1948年6月，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是淮海战役里边那位）回温州郊区老家探亲，这是翁光辉的防区。翁怕邱清泉被游击队袭击，还亲自到带卫队把他请到城内保护起来。
　　翁光辉之后，第二任区长就是余乐醒。这时，上海区已经初具规模了，下设有四个情报组。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就是从这里走上他的“革命”道路的，一开始当交通员，后来搞情报。沈醉当时才十八、九岁，别人都比他大得多，每次取情报，大家都拿他当小孩，给他买吃的，然后再三叮嘱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翁光辉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以后，为了进一步培养沈醉，戴笠派他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从此以后沈醉长期在公开单位工作，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
　　按：当时与沈同去侦察大队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烈士的刽子手——汉奸林之江。林之江后来死得很惨，关于他，我们在讲“郑苹如案”的时候再说。
　　也是这个时候，上海区增设了行动组，组长就是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成员，据沈醉回忆，有施芸之、李阿大、过得诚等，一共有十几个人。
　　按：上海区的这个行动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赵理君外，副组长王克全亦是位列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人物
第三任区长，吴乃宪，广东海南人，军校一期。
　　按：吴乃宪是一期第三队的，这个队是整个一期生里人才最多的，猛将如云。那边的，有李仙洲、梁干乔、关麟征、杜聿明、侯镜如、黄杰、袁守谦等等。咱们这边的，有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还有“模范军人”、在北伐中牺牲在武昌城下的曹渊烈士，这可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的。
　　关于吴乃宪，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点：
　　一、吴乃宪是海南岛海口长流镇传桂村人，他这个老家传桂村出了22个黄埔生，其中有四个将军。
　　二、据沈醉回忆，吴乃宪曾出卖他的老师邓演达。我查了上海地方史志，出卖邓演达的是陈敬斋。
　　三、吴乃宪在淞沪抗战中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时，吴乃宪已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总署署长，他率领的铁路***部队、上海***局长蔡劲军（海南万宁人）率领的地方***、吉章简（前面讲过，海南崖县人）率领的地方保安团，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四、大家知道，故宫文物的精华在台湾，而这批珍贵文物中的最精华部分、一共2972箱，就是经吴乃宪之手运往台湾的。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党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我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
各区、站增设的另一个个职位，是区督察，上海区派来的督察是陈慈。
　　陈慈，1906年生，海南文昌人，字质平，更多的人习惯称其为陈质平。
　　陈质平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他挺有名的，外交界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以国民党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1949年8月，陈质平就已经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全权大使了。
　　按：解放前夕，蒋介石对失去大陆之后的走向，曾有几个考虑，第一当然是去台湾，但偌大的大陆都丢掉了，台湾能长期保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因此蒋曾考虑一旦台湾失守，则到菲律宾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因菲律宾在1947年独立以后，反共的态度很明确。
　　据《蒋介石在台湾》一书记载：
　　【1947年4月18日，中、菲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10月24日正式批准，菲律宾总统还热情邀请蒋介石前来访问，蒋曾召见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垂询甚详”，表示有机会一定去访问。 蒋介石下野后，即派陈质平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试探组织流亡政府的可能。】
　　按：实际上，1949到1950这段时间，去台的衮衮诸公其实日夜都生活在不安中，不但被国际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理上也已经放弃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GAME OVER”，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讲，发生在朝鲜的那一场战争，真的很不是时候。
　　去台以后，陈质平历任台湾驻伊拉克、约旦、利比亚、墨西哥“大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质平曾亲眼目睹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当时，陈质平正在台湾驻墨西哥“大使”任上，同时，他也是台湾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台湾当局“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是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
　　当天，在上述投票之前，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张这几个人的照片，靠后的一个就是陈质平，前面并排的两个人，一个是周书楷，另一个是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三人均“面色凝重”，与另一张照片上乔冠华等人拊掌大笑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
　　以上说的是作为“外交家”的陈质平，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陈质平曾经是一个特务。
　　1936年12月20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质平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干才，干什么都能弄得像模像样。
　　军统的文昌人有好几个，郑介民大家还记得吧，另外还有邢森洲、王昌裕。
　　在淞沪抗战中，陈质平也被派到上海前线。据他回忆，某次戴笠派他去执行一项任务，行前去辞行，适逢戴笠生病，发高烧。戴笠当时大概是烧得有点糊涂了，一见面就质问他：“你为什么还不去前线？”然后从枕下抓了一把足够做几身衣服的钱：“你去做一身衣服，赶快走，去前线！”让陈非常感动。
　　陈质平于1984年2月病逝于美国，享年78岁。
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