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演讲记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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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5-16 09:11:09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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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争鸣：知识边缘上的交谊舞会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开幕式致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周作宇
　　各位同仁：三十多年来，教育学累积知识，培养人才，或班级授课式的批量生产，或学徒制式的师徒传承，许许多多学人共拥教育学旗帜，形成独特的学术共同体。教育的实践呼求和政策驱动，学科外的话语刺激和风景沸腾，成为教育学发展的马刺。无论是公共媒体还是私人茶话，教育学无处藏身，无法沉默，必须报到，必须发言。每每进入必须言说的现场，教育学自身的知识状况就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教育学知识如何产生？教育学知识和教育知识是怎样的关系？真正的教育知识来自哪里？谁在创造教育知识？谁来评价、如何评价教育知识？什么样的教育知识最有价值？谁的教育知识最有价值？如此等等，既是教育学自身存在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教育实践和社会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
　　教育知识问题有其特殊性，而整个社会的知识问题在教育知识中也有表现。有什么样的研究，就有什么样的知识。从现实的研究状况可发现教育研究的百态声相：有为谋生的教育研究，也有超越的教育研究；有华而不实的教育研究，也有朴实无华的教育研究；有深度的教育研究，也有表浅的教育研究。无论如何分剖，教育研究一定是为了教育的研究，教育知识是基于实践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为了实践，通过实践，其有效性最后由实践鉴别的知识形态。在更大的范围内看，知识社会中科学作用凸显，科学研究地位提升，研究越来越超越个人行为，进入组织目标，纳入政府计划。伴随出现的是研究目标设定、组织方式、研究成果的外部化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农耕式、作坊式的研究被工程化研究覆盖。内部兴趣驱动的个人研究逐步被规制为外部资源驱动的项目研究。个人的兴趣被撕扯、注意力被分散，精力被蒸发，从而出现一系列需要谨防的工程化病症。
　　（一）有项目没研究：项目是项目，研究是研究。项目维系身份与利益，涉及职称、津贴、奖项、学位点、排行的位次，不可不得，多多益善。马太效应在项目的获得上往往发挥作用。结果是有项目者不研究，研究者没有项目。而对研究者而言，由于广泛参与，左顾右盼，结果不能不浅尝辄止，出现豆腐渣工程式的敷衍搁浅。
　　（二）有研究没设想：工程化研究以大见长，即题目大，投入大，队伍大，以问责为驱策。他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按规定的规格交货，研究成了工业化生产的翻版，研究行为变成一种工业生产行为。项目、项目者、研究、研究者尽在监视之下，深刻思想产生所需要的自由、宁静、从容、淡定失去了家园，研究成了子项目、子项目拼凑的马赛克装修，研究失去了灵魂，没有思想，没有逻辑，没有概念。
　　（三）有思想没交流：思想的产生是交流对话的果实。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和古贤古哲对话，也需要与当代同仁交流，交流是共同体的范式弹性。在工程化研究的生产线上，经典不满灰尘，同仁沦为熟悉的陌生人，思想在封闭的个体心灵上矜持。
　　（四）有交流没交锋：学术交流是思想演进的资源。从情理上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交锋不可避免。如果学术交流只是一团和气的社交活动，就失去学术活动的内核。反过来，如果交锋变成个人的身份守卫和话语权防守，而不是旨在突进知识进化的理性批判，那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交锋。如果交锋只是打一***换一个地方，不能在一个问题上持续，或一次交锋结束后交锋的论题及其辩论本身被打入另册，只当一份历史封存，偶尔记起，只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交锋的交流无法推进知识的增长或革命。
　　真正的教育知识呼唤彻底的教育研究，教育知识的增长呼唤深度的思想交锋。教育争鸣是在知识边缘上的交谊舞会,是带有视角偏见的老师和学生、研究者和实践者、庙堂者和江湖人切磋琢磨的合奏。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是教育思想争鸣交锋的平台，是教育知识增长的亲证。教育争鸣是本论坛的身份标识，也是其持续发达的基调和灵魂。愿我们在这个平台翩翩起舞，共同切割教育知识的边缘。
感谢为此次论坛付出心血的所有单位。感谢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巨大努力。感谢各位同行学人的积极参与。
祝论坛成功！ 夏纪梅(中山大学教授) 尊敬的各位专家、来宾以及各位在座领会者，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的基调和目的是反思与改革，攻坚与突围，交锋与贡献，启蒙与振兴，通过教育改革达到为人类文明走向美好未来之终极目标。
　　看一看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大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或者个人的立场观点、态度，我本人经过深思，觉得还是少不了先从批判反思开始，我主要讲学术的转型、教学的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教育改革最终还是要造福学生的。由于对学生爱之深、痛之切，我谈到大学的现状可能有一些丑话，不好听，最终想摆出问题，直面问题，寻求解决问题，应对问题，而且不是全盘否定，希望在座学生身份听了以后不要反感或者是什么，我们主要是想提出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应对问题。昨天周洪宇教授提到第三种教育学形态，涉及客观存在的支配日常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对惯习改变为目的的民间教育学习心态，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首先是反思问题。中国是博士最多的国家，又是大学获诺贝尔奖为零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是留学大国，又是接受外国来华攻读专业留学生的非热门国家，所以可以说中国是教育大国，还不是教育强国。我国基础教育累死人，高等教育闲死人，和美国相比，正好相反，所以中山大学曾经提出过基础教育要减负，高等教育要增负。
　　谈一谈研究生，我首先还是声明，不是一竿子打一船人，只是有这种现象，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即使有也不是这些研究生本身的措施。很多研究生只有本科生的水平，成为不会研究的研究生，缺乏就业竞争能力。我国一位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在大会上公开诉苦说过，最不想招直升的学生，那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考试高分，要公平录取，可是毫无研究水平和成果可言。我们还有另一位著名的博士生导师，也在公开场合诉苦过，指导那些没有研究料子的研究生，导师和他们是一个藤上的2个苦瓜。
　　谈一谈本科生。本科生很多是中学生的方法、小学生的习惯，幼儿园的脾气，大学生不是在读大学，是在读高四。第一找感觉、第二找对象、第三找外快、大四找工作，结果都是瞎找,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大学应该获得的真才实料。中学毕业生上了名牌大学，我认为是各路英雄。可是上完大学的毕业生是英雄还是狗熊？他自己才知道，也由职场说了算。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不见了状元样的大有人在，无才、缺德、在家啃老的也不乏其人，对无心上学的大学生的水平状态也是不言自明的。有一个退休老师被一个层次比较低的学校请去，教学回来对我说，对这样的学生上课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是两只眼都要闭。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大学有什么用？大在哪里？高等教育高在哪里？大学生大而无能量，高而无重量，这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呢？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希望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不全是学生本身的错。有很多令人堪忧的现象，许多高校的教师教学、教学设备还不如优秀的中学，现在的大学城以及异地校区的学生像圈养的鸡又像放养的羊，没有老师只有保安和清洁工的校园，没有社会人际只有学生同学关系的校园，课程考试只有知识概念，没有职能的应用，没有智慧的检验，课堂只有老师的讲解，没有学生的作为机会和才华表现，因此这样办大学是不是有问题？
　　关健词是创新。既然中国在转型，大学要转型，大学生也要转型，转型必创新。在近十年和未来的十年，我国高校以各种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成效业绩非常显著，中山大学在招生、学制、课程体系、评价体系、学生培养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很多新举措、很亮点，令人振奋，可是我认为与中国大学的创新培养还大有挖掘空间，到底为什么、靠什么、做什么、做得怎么样。
　　我所关心的是大学生创新，大学生首先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大学识、大思维、
　　现在是翻开历史长卷新一页的时候了，当然我们要全方位的创新。另外我们的教育怎么创新，在多元认知上怎么体现创新，我们教师也要创新，和学生一起创新。
　　我们来一个全方位的转型，比较一下，看一看从根本上全方位的转型，我认为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负责转为让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从教师包办代替教学内容转为让学生自己筛选、应用知识，从考核评价学生已知的学生转为考核评价学生应用已知去探索未知从而创新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冯增俊教授昨天所说的，现代化教育就是未知的教育，就是未来人才的教育。这些转型需要创新的教学、学习、考核、管理和创新的办学体制，例如教学从教学讲授讲解提问的垄断式、灌输型模式转为由学生来提出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与教师共建知识的模式，这能做到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基础教育新课标。
　　其实从07年开始，我们大学已经开始接这个接力棒，就是新课标，马上正式颁布，对高校生源有积极影响，对教育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维度我们要接轨。看一看学生的变化，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新课标的改革效果，在985、211层次的大学里面是绝对感受到的。在大城市、中心城市里面，学生各种各样的机会，接触社会、多元认知，所以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教育方法来看待、教育学生。再看看，如果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传统的教学理论、方法去应对、驾驭、管制他们，这是已经做不到，很难做到的。现代职场人才导向，如果我们不了解职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教也是盲教。
　　人才目标是要求创新型人才、技能型人才、自主性人才、合作型人才和通用型人才，我们的课程体系、评价体系都要变，教学方法和考核一定要跟上。如果这个不变，没有人会跟着变，因为人都是有惰性、旧习的。哈佛大学近20年来在世界上已经领头推行了任务法、任务型、探寻法、项目型、业绩化、知识攻坚等等的现代教育理念支撑的教学法，我们关键是要把大学教学过程自主化、合作化、动态化、竞争化、社会化、职场化、学术化。一个是vision，你的视野有多大，第二是mi ion，你的使命，第三是action，行动。改革要先创新，创新要革新，要改创新，创新+通达+攻坚=互动共赢。学问思辨行，教师实现思辨行，学生实现思辨行，师生共同思辨行。
　　如果我们的教学只停留在输入，而没有大量的输出，我们就没有发现，学习是发现。发现什么？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缺失什么，需要补什么，然后自觉自愿、主动主观学生自己内趋势地去输入，从课堂人变成社会人，全人发展。世界五百强招聘人的所有标准都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在高等教育期间就培养他们准备呢？
　　生本理论，以学生为中心，到底是老师问、学生答就行了吗？学生就不是作学问，是做答了。从概念到创始到命题到思考、讨论到展示，我认为我们学生可以做到，他们有大量潜力可以做到，关键有没有调教，有没有给机会让他们做到。
　　有效的教师应该是帮助学生释放这种学习力，应该有相当的刺激，要有驱动，要有导型，要有帮助，要有鼓励，要有协作，然后才能产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让学生在干中实现归纳，而不是我告诉你规则，告诉你前人是这样归纳的。不管怎么样，要让学生自己搞，自己跨栏，不要全包。人才赛场不就是这样的呢？哪里有人全包的？都是自己去闯。97年英国的一位大学校长在人才职场能力培养，每个大学毕业生之前都要修的一门必修课，就是个人能力、人际能力、职业能力、信息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全方位地考虑、讨论。
还是回到学生这个原点上，我们在设计能力、实践能力、多元识读、写作能力、沟通能力、应变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协作能力，大学生四年就冲着这些学真本事。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相交换，手里还是一个苹果。可是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一交换，就会产生出无数个思想。我们要让我们的书本飞起来，不要读死书，更不要教死书。我们做到了吗？我做到了，10年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做不到的，是做得到的。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让我最后还有一点机会讲话，特别是看到茅于轼先生和张曙光先生在这，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外行其实是没有多少资格在这里讲话的。
　　好象教育是一个特别怪的领域，门槛不是特别高，只要在高校里做教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体会和实践。我个人属于董云川教授说的又说又做的，说得不太多，做了一点事，我曾经写过一篇《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强烈抗议践踏言论自由的行为，并且强烈要求校长必须维护大学自己的言论自由空间。05年我拒绝教授研究生，考试制度严重不合理，而且有非常明显趋势表明教育部正在把手越来越长伸向研究生招生的这样一个领域，试图把招生的命题权和判卷权力越来越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大学自治，我只好不再招收研究生，我已经连续6年门下没有研究生，那一年杨先生主编的教育年鉴，也算是当年教育界的一个新闻。到了08年的时候，自己不想在北大待了，想往浙江大学调，浙江大学由于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了1亿元人民币办法学院，所以他们几次到北京请我到浙江光华法学院任教，给的待遇也不错，年薪40万人民币，我天天在屋里做宅男都可以挣这么多钱。消息传播出去了，我当时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自己的告别演说，《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准备离开了。手续办得差不多，南方周末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浙江大学法学院将会成为中国教授治校的先行者，一个范例。后来发生的情况非常微妙，浙江大学在我飞机都起飞了，准备降落的时候告诉我说不能够降落，我没有任何途径去了解到底是谁不允许我到浙江大学。北大已经同意了，浙江大学也没问题，校长办公会议已经研究了，可是最后浙江大学给我的回复说是不行，我们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不能告诉你。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北京大学突然对我说，你回来吧。我后来办回归手续的时候，工会、财务给我又盖一轮回来的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按照刚才沈阳师范大学的孙老师说我们是属于所谓的地主类级别的，是国内比较好的学校，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论坛主题叫大学突围，听起来很悲壮，像战争的术语。我想战争打仗的时候寻找突围点，我自己没有当过兵，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找包围圈最薄弱的环节去突围。可是我自己感觉到大学教育的突围，看起来我们不能找最薄弱的环节，是要找最坚实、最坚硬、驻守兵力最强大的那个环节去突围，否则的话我们突不出去。这个环境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大学的自治问题。
　　刚才董教授讲得非常好，我们现在也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要顺势而为。我常常想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势我们怎么营造它、怎么创造它，我自己也读一点大学史，对于研究法律史尤其研究西方的法律史，如果说后来的巴黎大学以神学为突出的话，萨雷特大学的法学可以说是波罗尼亚民法之光，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是全世界法学最辉煌的一个地方，法学与高等教育也是一个特别近的关系。
　　从历史考察的话，大学最早在西方产生，固然受制于罗马教廷，固然受制于一些君主，他们会去控制大学。双头政策上大学获得了一种特别好的存活空间，有时候君主迫害，教会会帮助他，有时候教会迫害，君主会帮助他。可是中国的渣大学从产生开始那一天就不是这样的历史，它一直是政府控制、政府建立的。虽然最早是教会大学，实际上30年代后期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强有力。我们都知道大学为什么应该自治，没有大学的自治，就没有大学的尊严。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大学有一点点尊严吗？李敖在北大演讲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蔡校长当校长的时候，教育部来文件拒收，教育部来钱拿下，那是有尊严的一个状态。而且学校有尊严，学者才会有尊严。教育部搞什么本科教育评估，我坚决拒绝参加。大学在教育部的这样一种控制下，大学一点点尊严都没有。
　　我们没有自治，大学也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真正在社会中的强有力学术共同体、学者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学者共同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越来越突显出它对社会的某种影响力。有一本书叫《美国的利益集团》，把哈佛大学也列进去，也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为什么？大学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多元化、观念越来越繁复的社会里，大学经常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表现出极其理性化的东西，比如他会对特定事物发表声明。某些对学校学术自由发生干预的时候，大学能够显示出一种和社会相抗衡力量。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对共产主义、对左派的警惕是全社会的问题，可是这时候大学给予了一种非常好的力量。教授就是大学，大学就是教授，没有了大学的尊严，就没有教授的尊严。
　　另外，没有大学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学术的自由。尽管学术自由有太复杂的一种制度环境，世界各个国家学术自由都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学术自由仍然是一个经常遇到危险的问题。美国911之后要是在大学里面对伊斯兰教评价，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我们没有自治的这样一个前提可能没有办法维系自由。只有自治，才能真正形成多元化的大学。刚才有一位同学提出大师培养的问题，我也特别同意董先生所说的，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而且越是大师，越难培养出来大师。孔子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孔子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大师。如果衡量一个教育家是否是大师的话，我们说孔子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因为他的学生看起来都很平庸。日本人评价钱钟书先生说，日本这么小幅员的国度产生不了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只有大的国家才能培养出来。这特别有意思，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大师的培养需要环境的多样化，需要复杂多样化的选择。我一直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应该把茅于轼、张曙光这样经济学请来设计教育政策，如果1930年、1920年中国没有教会学校在里面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没有南开那样了不起的私立大学逐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不可能想像30年代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如果美国所有大学都是公立，你就不可能想像美国有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大学的成长。
　　没有大学自治，也没有办法实现学者应有的纪律、应有的风纪和应有的伦理，这种伦理靠我们自治，独立于社会控制的。这些年的剽窃现象，非常知名的学者，所谓的一流学者，在西方国家似乎还很有影响的某些学者居然是剽窃大师，简直不得了，吓死人，而且学校对这种人一点毫无办法，清华大学拿出任何办法来处理那位剽窃的教授吗？没有，大家期望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办法。这样一种状态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没有大学的自治，大学最后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治。 我特别高兴董教授提到的一个观点，我也特别赞成，与其说我们创新，尤其大学管理制度方面进行所谓的创新，不如说我们是一种回归，回归我们自己的大学传统，我们从波罗尼亚、从牛津、从巴黎大学这些古老的大学来看，到底留给我们怎样的一种精神遗产，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国家，或者说大学都是舶来品的国家，我们尤其是要周期性地回归传统，回味大学的理念，回味所有大学的经典，看一看芝加哥100年多一点历史的学校如何在传统的孕育、传统的字样下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
大的体制不变，不太可能有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 返璞归真 提升中国大学教育的微观视角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去年我为了回应教育与中国未来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谈了精神、体制与机制等问题。今年我选择相对微观的角度继续发表对于提升中国大学教育品质的看法。
　　昨天步入会场大门，第一个环节就是请专家留言，我看到香港卢乃桂教授留的墨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我当即闪念，如果非要写不可，我肯定补一句：中国的失望也在教育。刚才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发言，所倡导的务实理念和行为取向本人完全赞同。的确，我们改变不了制度，我们改变不了时代，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是如若针对形而上的问题、制度层面的问题，做学者的我们不积极建言呼吁，甚至是偶有情绪的表达，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所缺失。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意识、思想的集合总是从不同的偏激里得到综合、加权，继而才能找到相对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这种独立思辩的功能作用，只能由知识分子担当。
　　开幕式上听到李萍教授提及今天庄严的怀士堂曾经是孙中山先生80多年谆谆教诲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地方。我哑然失笑。这难道不是个典型的历史玩笑吗？清华百年庆典给社会留下的印象除了辉煌成就之外，不就是对于梅校长当年大楼、大师之谓演变为大官之谓也的幽默改写吗？同样具有黑色幽默寓意的事件层出不穷。最近几天，纷纷扬扬的南科大终于要由组织部门把关为没有级别的朱校长选拔局级副校长了。作为学者，我无言以对。
　　我在大学工作二十八年了。做过教师、教学管理者、教研人员、教育政策拟定者、教育协会组织者、教育项目研发者、教育质量评估者以及教育中介促进者，较之其他同仁，我对于近年来的教育发展现象可能具有更加复杂而立体的身份角色体验。在所有的角色中，始终没动摇过的想法就是做个独立学者发表真实不虚的言论，即便这些言论并不圆满；最让自己安心的选择就是当个好老师，力所能及地为周围学生的快乐成长做点事情。
　　令人困惑的是，质量问题在中国教育界其实从未被轻视过，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改革的焦点。近年来教育改革浪潮此起彼伏，从体制到机制，从内部到外部，从局部试点到整体推进，时而突破难点，时而狠抓关键，时而落实重点，年年都有新招式，处处都在创新篇，大家都在忙质量，人人都在论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质量忧患日益，何也？就其根本，近年来大多教育改革或所谓创新之举，难免南辕北辙，声东击西，舍本逐末，远大的改革创新理想在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中、在从宏观到微观的改革路径之中逐渐消解，待到进入课堂之时，早已荡然无存了。在浮躁的教育改革形势当中，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到底何在？
　　而且，一谈到教育有问题，就认为要加强管理。但我认为，加强管理不是关键，改善管理才是正确的举动。我不得不强调：教育无需忽悠，创新是奢谈！如果80%的精力和资源能够回归教室和实验室的话，中国的教育一定成功！道家认为人事大多背道而驰。道在这边，你往那边跑，不是越跑越远吗？教育的道是什么？就是课堂（包括科学实验）互动和智慧交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在课堂和教研环节以外的事情太多了，忙于忽悠而消耗了太多的成本。这里不否认近年来教育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能够理解现行许多教改成果的效应需要逐步显现并渐次转化于今后的教育发展过程之中。但是，愚认为，中国大学教育最紧迫的问题还是需要复归于朴（《老子》语）！有三点觉悟阐述如下，以求教于同仁。
　　1、教师不是管理的对象，而是管理的主角
　　教育始于个体传习活动，继而演变扩大为集体的组织行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从未停息。争论的主角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先生，却绝对不会是师之外的领导或者是生之外的管理者。当教育行为从个体演变为群体，从零星壮大为集合之后，管理行为方应运而生。越来越庞大的学校组织不得不通过建立科层系统来维持有序和有效的运转。如此看来，管理行为是为了保障教育行为的正常运行而存在的。管理者的存在是因为有教师和学生的存在，其后生于教与学的双方，是不得不的一种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教育组织和学校功能的复杂化，管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没有英明领导，学术就不能够发展；缺少强有力的管理，教育组织就会杂乱无章。究其实，没有教师，教育行动则没有发生发展的牵动人，学术也就失去了原创者；如果没有学生，学校概念根本就不会存在。无论怎样排序，作为维持学校和教育运行并提供相应支持服务的管理者都只能排第三。但今天，除了哲学意义上的尊师重教之外，在院校工作的实际运行之中这种认识发生了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主次关系早已颠覆。从事管理的人成为大学的主宰，掌控着教育活动开展所需要的资源，教师成为被管理对象。反过来，庞大的科层体系占用、消耗着不可思议的办学经费，以吞噬财务报表主角的身份成为师生供养和依附的对象。在中国大学中，职能部门处于上位，教学科研部门处于下位，实施教育行动的教师个体则成为管理活动的垫底层。如此，管理就是服务必然是一句空话。常识以为：领导是专门管人的，职能部门是专门从事管理事务的，而教师既然是上课的和写文章的，就需要不断被管理而产生预期的行动，不管则会乱套，不管则教学秩序就会混乱，不管他们一定就会不自觉。浏览近年来许多大学推出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可见诸多关于加强管理的提法，而加强管理的对象常常又是实施教育科研行为主体的教师们，许多招牌大学的改革亦没有跳出这个圈套。
　　其实，所谓领导，本来就应该是教师群体授权的代言人（当然，现在他们首先是上级机关授权的代言人，比如，校长角色本身就是矛盾聚合体）；所谓干部，是服务于教育主体对象和教育主体行为的必要存在（而非控制着教师除了上课权以外一切事务权力的衙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教授治校既没有预料的那样可怕，也没有设想中那么复杂，其本来就是推动现代大学健康成长的主导游戏规则和基本制度保障。
　　这一条如果颠倒回来，至少是在管理习惯上得以理顺，那么，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改良就有了根本上的动力和活力源泉。
　　2、学生不是教育的对象，而是服务的对象
　　作为鸡或者蛋之其一，学生的存在决定了学校的存在。没有学生的学术场所不能叫学校而只能称之为科研单位。这一点大家总体上还是明确的，只不过在现实的学校运行中，除了谈到扩招所带来的绩效之外，人们常常还是忽视了学生存在的真正意义以及他们进入学校最本质的需求。
　　首先，大学生是成年人，已经不是简单的受教育对象，大学教育活动由师生双方协同共生，因此，大学生其实是教育活动主体之对应方，而非上下位被动接受教育的一方。在中国，好学生的标志之一是听话，教师被视作当然的教育者，是上位概念，学生是当然的被教育者，是下位概念。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明示了我教育你之快乐。其实，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仅仅是个说教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帮助他发现自己（伽利略语）的参照系。如何在教给学生既定知识的同时保护大学生的创造潜质是大学教育者需要认真反省的问题。
　　其次，大学生的存在决定了大学的存在，因此，从学校主体服务功能上看，学生是学校资源调度服务的主体，是大学资源运作服务的对象，而服务的目的在于让他们健康成长。而狭义的教育，仅只是完成了大学生作为真正意义上被服务对象的多种成长任务之一。由于学校存在的根本逻辑在于学生的存在，因此，作为被服务的主体对象群体，大学生有权接受学校为其提供的一切服务而不需要其他人承诺施舍。所谓三个一切的口号本属多余。中国大学中的资源配置与调度离一切为了学生的要求差之甚远，能够做到基本为了学生就不错了；刻板的教学计划、稀缺的师资和课程资源与为了一切学生的口号形成鲜明的反差，能够满足多数学生就不错了；而整体的教育管理、生活环境和后勤服务体系离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目标，更有较大空间和许多缺憾，能够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就不错了。以学生为服务主体这样的逻辑来检讨现行的教育目标设定、教育行为安排、组织体系调度、资源资金的用动，显而易见，中国大学由于在非教育环节上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因而对于主体服务的对象群体，大学没有尽到的责任太多，实际工作中疏漏的环节太多，离优质教育服务的目标要求差之甚远。
　　3、创新不是教育质量的关键，复归于朴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大学往往在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主导话语。近年来，创新是为其中之一。于是乎，各高校都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以为改良办学状态、遏制教育质量下滑的万应灵丹。在这个形势下，无论有没有真正创新，即便是常规事务，也被统统贴上创新的标签。与此相对照，遵守规矩反而显得迂腐。许多大学在创新的大箩筐工程中盛入了许多闲杂事务，那些本该做到位而没有做到位的事情今天统统都被纳入创新工程，而且不断被深化着。我的疑惑是，真有那么多的创新吗？如此价值判断使得人们误以为，中国大学的教育品质不高是因为创新不足。其实不然，中国大学的质量问题根本上是因为基础不实，不守学问之规矩，既不能够、又不安心提供足额到位的教育服务所至。也就是说，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而乱麻麻地去做了一些不该做或者暂时不必做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否认创新的价值意义。创新绝对是正确的，但也必须看在什么时刻，什么前提下提出来，才具有百分之百的意义。中国大学首先需要恪守本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尽心竭力地完成教育教学基本环节所要求的各种任务，在此前提下，再去创新不迟。
　　说到底，课堂、实验室及师生互动才是高等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名师驰骋三尺讲坛启迪学子，课堂中尖锐的博弈论辩，实验室和图书馆中潜心忘我的钻研，以及教什么、怎么教？考什么、怎么考？这些基本的教育流程和环节决定了教育质量十之八九的内容。依照管理学理论中之二八定律，创新精神和行为决定着其后20％左右的表现。我们的问题是,漠视了前面80％的影响因子，而一窝蜂去追逐其后20％的影响因子。
　　进一步讨论，提高教育质量当然离不开创新，教育创新并非空穴来风，召之即来。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基础状况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去创新，许多学校和许多人还远没有资格奢谈创新。依道家之见，缺少根基的创新属于超越本位、人为造作之举。人的造作越多，麻烦也就越多。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语）。设计的法规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会违法。订出真善美的标准之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此即天下斯之美之不美，有仁义则有大伪。但也正因为效应之别，大学中就有更多的人情愿搞管理而非搞教学，有更多的人专心评先进而非做工作，有更多的人喜欢编制课题而非研究学术，同样，忙会堂的人比忙课堂的人更多，忙总结的人比忙做事的人更多，到头来，自然难免出现忙创新的人比忙基础的人更多之现象了！
　　反推教育质量的逻辑，可以这样表述：质量与创新相关，创新与事物的本质相关，教育本质与行动取向相关，而教育行为的关键在ABC。因而，提高教育质量的理智策略和途径不得不先还原，再创新，先俯首夯实基础，再无限创新延伸，教育创新需要反求诸己，复归于朴。
　　结合当前的教育现实，首先把A赋予Attitude的涵义。认为教师对学术、学科和课程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求学态度。其次把B，赋予Basic的涵义。认为教育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对基础的、基本的，根本的教学环节的漠视和放松。最后把C赋予Communication的涵义。认为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关系、教学方法选择与沟通艺术的运用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又一关键。
　　回望历史，大师云集，成果迭出的时代，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创新口号；环顾域外，世界顶尖大学亦非天天招集创新大会推广统一的创新计划，部署统一的创新行动。教育质量的关键词无非敬业、忘我、执着、激情、深刻、感动、责任心、细心、操心、关心、耐心而已。
如此看来，教育质量问题原来不复杂：杜绝虚浮，返璞归真，可也！！ 实事求是 创新 可持续 宜推广
何进（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是什么？国际的民间组织，这是最简单的理解。它的宗旨就是为了愿意创新的个人基础提供资金。在座的人无论你是学校还是学生，都可以和你合作，只要你有创新的想法和做法。
　　我们的钱做什么？按老话说是钓鱼的，不是给鱼的。大家一听基金会就觉得是慈善组织，我们更多是发展组织，我们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造血，增强能力。可是谁的能力、什么能力？我觉得我们要探索，我会用一个案例来讲。我们的目标和政府是一样的，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社会公正。地域重点在农村、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目标人群是贫困人群、女性、少数民族，及其他弱势群体。我们的目的是缩小差距，教育是缩小差距的最好手段之一。
我们做的事比较多，用两点来说明我不做什么可能更好理解。第一，凡是赚钱的事我们都不做。第二，政府不支持的，我们也不支持，我们政府是一致的。
　　我就解决2个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人上学，如何让更多的人上好学。我每天坐在这里都会很多人跟我说要钱。如何决定给钱不给钱？15个字原则，实事求是，创新，可持续，宜推广。
　　我在高等教育10年做了4方面的事情，一类是针对学生特别是贫困生。还有学科建设，中国缺的学科。福特刚到中国做的是社会经济学和法学。后来我们转到社会学和人类学，我来了以后重点做妇女学、社会性别学和发展研究。第三类是学校，第四类是高校当中的难点、热点探索。学科建设我们做了一系列，中国的妇女发展在世界上做得比较好，我们在理论上缺发展，因此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妇女在理论上逐渐做。我们从选修课、必修课做到学士、硕士、博士。我们现在支持北师大做一个发展研究。针对学校我们做了社区学院的发展。民办大学我们也支持，北大、清华我们也支持。高等教育的难点、热点问题，公平问题、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与统计、院校研究、民办大学教师研究能力提升、学生贷款、还款与回收、高校扩张十年回顾等等。我们做事的前提是你们是主流，中国式主流，你来命题，怎么做你们商量，钱由我们提供。
　　我做的最大一个项目现在将近1000万美元，我们大部分的钱都是5万、10万、15万美元，这个项目有一期、二期、三期，是我们做的最大一个项目。当高教特别是扩招之后，云南、贵州、广西很多学校是30%到50%的贫困生，只有资助大学，帮助学生针对贫困生的需求，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才是做法。
　　传统的做法是经济上资助，解决学费和生活费。像广西师大、云南师大、贵州师大，少数民族多、女生多、贫困生多，在学习上如、计算机，许多上大学的人学习并不差，可是他们从边穷地方来，英语和计算机方面比较弱，这不是给钱可以解决的，我跟惠普联系，我去哪儿做，他们就哪儿免费提供一整套教学设备，装上一个计算机室。还有心理需求，他们由于贫困，特别是到了城市以后，说法不一样、穿衣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有可能产生心理的问题。还有就业需求、课外活动需求和生活需求。
　　我们针对这些需求学校做什么？讲2个故事，心理太弱，我们在贵州师大做了这样一个项目，我们不给学生一分钱，只提供他们需要的。他的生活费没有怎么办？我们不给钱做什么？师大的特色是家教，农村孩子到城市家教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跟家长打招呼，我们事先有培训、中间有培训。你为他们提供培训，他就可以做家教。贵阳市双职工下岗工人的孩子，这些人有补习的需求，而这些家庭出不起钱，我们找到这样的家庭让学生去做。有一个学生做了以后写了日记，还在师大发表了，他说我在这个家里面看到了城市比我农村家还贫困的人，而且我通过帮助他们的孩子，确实感觉到我在这儿不是弱者，我也能帮助人，我在帮助人的过程中增长了能力。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家长贫困到什么地步？那个家长让我吃一顿饭，我都不好意思吃这顿饭。他在做的过程中感觉到幸福，感觉到能力增加。这个钱是谁给？这个钱是我们提供的，每个小时5到10块钱的费用。
　　广西师大有一个贫困生，为了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和课外活动需求，贫困生不愿意参加课外活动，因为他没钱，课外活动是有花费的，他越不参加就越把自己流离于组织之外。怎么样让他参加？广西师大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他有一个爱好，对建筑感兴趣，他把食堂一次性筷子收集起来，做了很多的民具，然后拿出去卖。云南师大也是这样，生命科学学院学习马铃薯快速繁殖，假期举办培训活动，比如需要3000块钱，3000块钱你有1500，我就配1500，你不能拿着我的1500找你的1500。他们10个人除外打工找到1500，我们给他配1500。他们参加了培训以后，感悟是将来不愁找不到工作。
　　我们还有一点不一样，帮个人给钱，传统做法是他的能力提高，拿到学位、拿到***，我们这个过程中强调的是不光个人学习能力的增长。我们强调的是人的进步，社会将来的发展所有都是要靠团队，而团队精神是培养出来的，不是个人自生自灭的。他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现了团队。还有人际能力要增加，要感恩，不要将来成了邵逸夫、李嘉诚再去感恩。怎么样能够利用学校期间所学的东西培养自己感恩的心和感恩的行，回报于家乡或者回报于社会，这是最重要的。尽管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很好，二期、三期我们又加了很多创新的事情。
　　中国发展到现在，不是缺钱的问题，尽管钱仍然很缺，我觉得中国重要的是钱花得好不好的问题。昨天我很认同张民选教授讲的，你可以批判，你也可以呼吁、建言，重要的是一边说一边要做。光说的我支持不多，光做得我支持一些，但我更多支持的是又说又做的人。我们在一期做了三个省、8个学校，二期做了5个省、10个学校，我们支持的是这些学生，可是受益的是更多的学生。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信息，我在北京组织一个圆桌会，中国和外国的基金会每个月星期五都聚在一起探讨中国教育的问题，他们最大的困扰是每年花不出去钱。你们不要笑，因为确实是个问题，因为每个基金会的理念不同，福特就是支持创新的事情，每个基金会不一样，花钱的难度并不比挣钱低，特别是你花的是别人的钱的时候，有一个责任在里面，就更难了。我们欢迎你来找我们，不过你们是主人，我们是帮忙的。北京很多基金会都来着我们，我已经做了20多年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事，花钱的这个钱不是重要的，不是这个器物，是后面的人，是那个制度，是那个文化。谢谢大家 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我发言的题目《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和文化滞后》。
　　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金耀基先生写了一本书《从传统到现代》，他提出现代化过程包括三个层面，从器物、制度到文化这三个层面，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当然他主要是针对台湾的现代化，我想对大陆的现代化也一样，普遍存在一种文化滞后现象。因此用这样一个现代化理论来看待高等教育的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也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制度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器物层面可能容易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带来的一系列失序、失范以及规范重建中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方面发展的一个机遇。
　　关于中国模式，从09年建国60年以及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主要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律，我看了一些文献，可能有2个主要的声音，北大有一个中国世界研究中心，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模式》，另外博源基金会资助开展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也出了好几本书，09年光华每年一度的新年经济论坛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个讨论中大部分都没有教育人士的出席，我想我们这次会议冯老师组织我们讨论中国模式，大概也是想把中国的教育问题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大家面对的一个共同事实，就是中国在过去的30也好、60年也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有兴趣的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存在着2种不同的声音表现，一种声音认为存在着一种中国模式，或者叫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们有一种普世价值。这2种不同的声音各有自己的理由。从中国模式来看，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说法，比如说康晓光老师提出维权性的政府或者发展性的政府，北大的饶洋提出来经济政府，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到现在讨论，用王绍光的话来说，我们还总结不出来中国发展的关健词。另外一个不同的学派就是普世价值的学派，他们是面对08年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有她经济发展的一些独特性，在世界第一位的独特性，因此他们担心这样的一种格局会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一个怀疑。另外一个是深化改革的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除了市场经济以外，我们还面临着民族、政治、法律社会以及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及普世价值观总结了这样几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以及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有几位学者的言论有一些代表性，一个是经济学家陈志武，他认为中国发展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周其仁在先给博源基金会的一封信中，他说好的经济学理论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做理论的人无非是学习这些理论，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经验进行讨论，教给我们的学生而已。北大的杜维明先生认为五四运动造成我们看不起儒家文化，78年改革之后使我们看不见儒家文化，现在第三期的儒家文化，应该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建立对话。
　　联系到教育问题，我想提出这样的2个问题，第一个是对于一个看似问题重重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来说，我们有没有做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第二个是如果可能的话，可能的研究路径是什么？
　　围绕这2个问题，我谈7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如何对事实做出判断？似乎并没有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中外学者中，就有不同的事实上判断的差异。像哈佛大学的柯彼教授，在去年11月份到北大召开的三个学校研讨会上，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还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把中国的教育和他过去曾经在德国学习的大学相比较，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正在兴起的，势头非常好，而欧洲的高等教育正在走下坡路，这和社会经济体制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个是大家熟悉的一个老师，许美德老师，他刚刚出版了《21世纪中国大学的巡象》，描述了12个大学，这12个大学也是给予了高度的统一。我想这是我们面貌面对的一个基本情况。
　　第二个观点，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个人非常地认同普世价值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中国需要继续思想解放，要启蒙，要有理性，要有法治，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中国现代化更加光荣和沉重的使命，和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观点，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普世价值观这样一个思路可以带来一些回答了我们认识上的一些不利方面，容易导致出现规范研究范式，将研究限于为政府开药方。放弃对西方理论的思考和可能的改进，轻易地否定不符合西方理论的中国实践。
　　第四个观点，不同的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性质或程度上的含义。我们现在的教育领域也好，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好，用到的很多词汇来自于西方，是在西方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可是放到中国社会中，这些词汇大概都有一些不失切的地方，比如自由、自主性、市场、市民社会、官僚等等，因此要对这些术语进行辨析，放在中国的环境下来考虑。
　　第五个观点，基本立场：我们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缺乏若干的自治性，质量不高，可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先不要说不是什么，而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事实是什么。在这方面，我想我们的前辈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像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他们很好地把西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进行对话，开创了也被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中国社会学派，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秩序特征，包括差序格局、没有诉讼的社会，以及其他学者提出来的耻文化等等。当北大学者对产权问题进一步解释，也是促进了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发展。北大另外经济学者饶洋在一次开会中提出，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尴尬状态，我怎么能够用西方的语言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
　　第六个观点，可能的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昨天周洪宇老师的启发，我想用制度这个词汇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要制度化，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还有一些方面我们做得过了，就像刚才孙老师讲的，我们还要去行政化。这方面，我想中国可做的事情还是很多。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也存在着这样一些特殊现象，我们可以去分析和观察。比如说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和外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年有一个美国学者到北大来访问，他说我们伯克利大学的建设，本来就没有想着要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可是我们不经意之间就把这个学校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我们很好地和我们的社会结合起来。而中国的大学总是瞄着一个样板在奋斗和前进。
　　我个人和同事们在前些年做了一个研究，对于高校的党组织的分析，我们的分析，虽然党对我们学校的控制很强，可是过的30年中还是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我们用它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效率的关系进行一个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像北大的张维迎老师的学术梯队，对它进行剖析，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查强，他认为中国没有学术自由，可是有一个知识分子自由。
　　 呼吁大学改革着重学术自由性
孙绵涛（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研究所所长） 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很强调自由，可是又不能自由，大学不能自治，大学有政府的干预，不得不与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受政府的控制。大学要去行政化，又去不了行政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想这个问题。
　　我的研究性质是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其实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是我对理论兴趣研究之所然。如果说我是研究我们整个国家的体制、机制、观念、联系及其关系，最近我就深入到一个领域，就是大学改革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讲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大学改革必须首先要弄清楚大学是什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改革和大学是什么在不清楚的条件下进行改革，所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理论界来看，据我了解，我们高等教育对大学改革研究有所涉及，但是不透、不集中，没有说清楚。
　　在政府主导大学改革的时候，可以说根本没有弄清大学是什么就对大学进行改革，这是很荒唐的。大学进行改革，连大学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进行改革不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吗？比如说大学现在要去行政化，大学为什么要需行政化？道理恐怕都不太清楚。所以我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的大学改革首先要弄清楚大学是什么。
　　第二个基本观点，还要对大学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取得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改革才有可能。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对大学的认识，在政府主导改革的时候，他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认识，但是我认为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以错误的认识导向来改革中国的大学。
　　下面我讲两个具体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在众多对大学认识的观点上，学术自由是比较接近大学的本质。现在对大学有很多观点，有的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位的地方，第二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第三是为社会知识服务的场所。从大学购置要素的角度，有人认为大学是大师之位也，不是高楼大厦。从大学组织结构角度认为，大学是一个社区，大学是一个社团，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从这些观点进行大学改革就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改革大学就要从这些众多的大学观点当中来认识哪个观点比较对。我刚才说了，我认为学术自由是比较接近大学本质的，所以我们改革大学应该由学术自由这个出发点，看看我们大学改革是不是有学术的自由。你也不能从大学的功能，大学的功能是大学的价值，大学的价值和大学的本质有联系，不过是2个范畴，你不能从大学的功能出发来大学改革。一个要素、两个要素不能全面反映大学的外貌，所以改革大学必然要出问题。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在众多的大学认识当中，要从大学的学术自由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来改革大学。
　　第二个观点，如果对学术自由这个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审慎的考察，凭一个学者的学术良心，我认为大学还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相对的学术自由。大学实际上学术自由性与社会性的一种对立统一，因此我们改革大学就不能只是从学术自由这个角度去考虑。什么是学术？因为学术是系统的学问，保障系统的学问叫学术自由，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当中进行。从学术内部来说，我们很多学术研究也是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特别是离不开社会体制、制度及其所集中体现的行政权力。当我们对大学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大学的学术性不是绝对的，相对的。历史上从大学之日起就是这两者的对立。比如说从民间产生，比如说产生政府控制的大学，都是大学学术自由与社会的对立。
　　学理上要求我们看大学要全面把握大学现象，因为本质是现象的一个体现，从大学现象单方面来看，看到自由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的一边，就必然认为大学的本质是绝对的学术自由。这样一种大学本质观是一个全面的、辩证的大学观，不是片面的，而且是一个对立统一。实际上大学的产学发展就是在社会矛盾运动性的对立统一中产生发展。
这个观点在学理上它是从现实性这个方面去把握现象本质，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比如说大学的产生，从古希腊的大学、古埃及的大学产出，就不是大学有的东西，和社会其它力量融合在一起了，它是一个现实的现象所体现的一种现实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创造的要从现实的角度来把握现象的本质。
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对学术自由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慎的考察，大学的学术自由确实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我们进行大学的改革还要考虑社会性，我们改革大学要对大学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三个观点，我们改革大学要对大学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大学改革理论，并选择适宜的大学改革的政策和策略。你认识大学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大学改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简单地说，我们进行大学改革的时候，要正确处理好大学学术自由性和社会的关系，保持相对的平衡，当一方强而制约另一方，有碍与另一方面发展的时候，要适当增加另一方。
　　一种适宜的策略，我们联系中国的实际来分析一下，现在提出去行政化，我认为这个提法就是非常尖锐、深刻的看法，我们中国大学的矛盾在学术自由与社会矛盾当中社会性强了，学术自由性弱了，现在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行没有充分发挥，行政的控制性太强，所以提出去行政化，因此中国的大学现在要强调学术自由，要突围，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现在我们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控制，第一在传统经费、专业设置、学位授予及其大学招生的控制下，增加这两项，第一把大学分等，大学领导分成正部级、正厅、副部级，大学分等分成985、211、省管大学。同志们，我简单地发一下牢骚，我从重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后来特聘教授引到沈阳师范大学，这里面的辛苦，中国大学的发展我深有体会，呕心沥血。你把大学分等是要命的，是人为的分等。而且还在加重，现在还搞省部研办大学，又加了一个，辽宁省现在有20多个省部研办大学。现在搞国家的实验区、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重点专业，大学怎么样自主自由？自由不了啊，所以中国大学突出的矛盾是控制性，不是学术自由行，所以我们要突围。怎么突围？就是要强调学术自由，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性不利于学术自由性的发展，薄弱了大学学术自由性的这个特性。
在这个论坛上我要大声疾呼，我们要看到大学学术自由性与社会性对立统一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学现在的学术自由性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我们要把大学的学术自由提到很重要的位置。我跟冯教授再提一个建议，这个论坛还要请一些政府官员坐下来听一下，听一下我们教授的呼声，有些建议或许可以变成国家层面的东西，中国和中国教育的未来才有希望，谢谢大家！ 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价值诉求与实现途径
陈时见(西南大学副校长) 感谢组委会的邀请，有这个机会今天各位专家非常有智慧的、专业的声音，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今天的题目是《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的价值诉求与实现途径》，实际上昨天我们很多专家谈到了当前教育改革当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怎么样促进人的发展，怎么样培养人。昨天卢乃桂教授谈到教育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问题，桑新民教授谈到了创新学习的问题，我把我对当前告人才培养的理解以及西南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们改革的核心是围绕着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培养来进行。
　　主要谈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的现实背景。为什么要提出今天的大学要进行个性化人才培养？我个人认为改革在相当一个时间里，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在个性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培养当中取得突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质量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所说的教育质量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高。第二个谈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第三个谈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
　　我们学校的本科教育改革当中，着重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培养模式单一化。北京大学、西南大学或者下面的地方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是同一个系统，像我们西南大学各个专业都涵盖，学业差异也非常大，可是整个培养模式系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很多人都是看看别人大学怎么制定的，我搬过来稍加修改就成为了我们的基本培养模式。这样的培养模式与社会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形成矛盾，而社会对大学培养人的要求是多样化的。
　　第二个问题是教学模式知识化，我们去听课，80%甚至90%的教学方法是一样的，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在大学也是非常普遍，与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形成矛盾。这种教学模式是单一学科的，甚至是单一学科里面的单一的某一方面的知识。
　　提高大学质量教育成为迫切要求。纲要指出，提高高等教育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提升大学教育质量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不进行教学改革，我们今天还是原有的模式来进行，我们的老师教学规范了，教学条件也改善了，老师也兢兢业业地教学，你说质量提高了吗？对人才的需求来讲，这个质量仍然没有提高，因为社会需求不是知识性的，需要创新型的，强调能力，光有一大堆知识的支持，没有能力。像过去我们说要来一个专业的人才，来了以后结果做不了。我们一个计算机学生要马上做整个网络系统，结果做不了。他的知识是很多，可是不能支撑他解决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进行教学改革，来改变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要改革这种模式又必须要改革人才培养的体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首先是构建多样化培养体系，实行分类培养。首先是学校的分类。为什么高中毕业生都拼命地要读北大、清华？因为他知道今天大学的培养模式是趋同的，哪一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强肯定质量高。
　　这几年人们在探索，根据自己不同的类型在培养。一个是学校发展的类型，一个是学院发展类型。有些学院的教师博士比例达到20%、30%，基本上是停留在教学型来进行教学，不同的学院确实不一样，有的学院有实验室、经费支持、社会服务，有的学院是封闭式的，导致学院类型也不一样。还有专业发展类似，工科和理科相差很远，文科和理科应该也不同，理科应该大量建实验室，文科是不是只在教室呢？除了教室还有别的呢？肯定还有别的。还有一个是培养目标的类型，我们这一轮的改革把人才培养分为3种类型，第一个是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本科毕业以后主要从学术发展努力，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应用型的，毕业以后没想着要考研究生，就是要工作的，这样的学生现在很多，我现在不考，起码工作5年以后才考。还有一种是我创业，不考研究生，也不找工作，直接创业。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需求，我们今天的大学怎么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呢？必须要根据学校的类型、学院的类型、专业的类型、培养目标的类型构建多样化的培养体系，实行分类培养。这在今天恰恰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二是建立分级管理体系，实行管理重心下移。首先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在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我们总是说素质教育做不了，中小学的校长是第一责任人，我说光有这个也不行，今天的中小学也有三座大山，第一是行政的限制，第二是社会的价值系统，你说你要搞素质教育，如果一个学校三年没有一个北大、清华，马上就下来了，第三是学术的力量。这三种力量都要集中在学校，怎么样超越这三种力量，然后进行有效的整合，实际上大学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是政府统得比较死。第二是学校层面的规划指导，第三是学院层面的主体地位，第四是专业层面的社会联接。
　　三是建构结构化的课程体系，整合基础、专业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包括综合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专业发展教育课程体系和个性发展教育课程体系。我们这次改革当中，直接把个性化教育作为一个课程模块放入我们的体系当中。这样一种整合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综合教育、专业教育与个性教育的有机整合，使我们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首先是基于综合，我们一提专业，马上就开狭窄的专业课，开得越来越多，把基础给丢掉了，基于综合，立于专业，他长久的发展在综合上，再长久的发展在个性化，归于个性，提升学生的社会摄影能力和创新能力。
　　今天的大学要把这综合基础和专业发展以及个性发展教育真正整合好，这也是一个难题。同样一个专业的实习，可能根据个人承受进行实际安排。我们很多美术专业的学生都不别毕业论文了，用作品来替代，特别是我们将来要创业的学生，他用作品来替代论文，这也是可以的。
　　四是改革灌输式教学模式，推进自主型学习。探索研究型的教学模式，探索自主型的学习模式，建立教师知识讲授与学习自主学习的良性互动，建立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促进学生知识接受、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的整体发展，这也是我们这次教学改革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贯穿我们所有的专业，贯穿我们整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始终。我们学校的学生可以零课时，可是老师可以领到54节课的课酬，学生是自主学习，这样才可以真正培养学习的学习能力。我们一直认为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当中，首先是学习能力，没有学习能力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是学习能力。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怎么办？必须给学生的学习留出空间，让学生自主学习，建立知识讲授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保障。
　　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一是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从知识学习本位走向学生发展本位。进行教育是为学生的学习设计，教育应该从学生的学习出发，而不是从知识体系出发，当然知识体系肯定是建构当中要考虑的，这在我们过去是考虑得最多的，对学生的考虑少一些，我们要转变这样的观念。
　　二是建构事宜适宜于学生发展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都不排课，全部用于学生的体育锻炼，每天锻炼一小时，把课内的体育和课内的自主学习结合起来。我们其它科目的学习是不是应该这样呢？也应该是这样的。
　　三是改革单一化的管理与评价模式。强调社会参与，转变管理职能，改革评价模式，为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改革空间。
　　我们过去认为这一块比较艰难，好象也很难做，可是从我们的探索来讲，应该说到了今天的背景之下，大家还是能够接受，而且推进得比较顺利，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专家提出的理念能够在我们实际当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谢谢大家
　　 中国模式与二次教育革命
冯增俊（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我们这个论坛是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结合，提供多样性、多视角、多思维、多层面的声音。这次论坛我们继续做这种尝试，如果我们能持续不断地办下去，慢慢就会丰富起来。今年我们把香港的2位学者吸引过来，也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明年我们也希望把澳门的学者也请过来，把台湾的学者也请过来，反思台湾教改第一人的周祝瑛教授，他出了一本书《谁捉弄了台湾教育》，震惊了整个台湾岛。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论坛在各位的支持下有一个很好的推进。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关注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关注中国民族的未来，要加以认真对待。
　　我们搞的十年规划叫做中长期规划，美国的规划是76年以后的事情。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美国为什么看法和我们不一样，首先对未来的理解不一样，他把未来分成5种未来，10年是近期的未来，是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是长期未来、长远未来，50年以后的。
　　这个模式大家今年谈了很多，模式是有争论的，什么叫做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快，有的人说这是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外面看来就是经济大踏步发展，可是政治改革就搞一点点。
　　中国的模式特征。一个是经济增长很快，广东01年突破万亿，25年2万亿，07年3万亿，现在将近5万亿。可是我们感觉到口袋的钱没有增加多少，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第二个是高度一统下的官本位体系，税收多，经济垄断厉害，政府很有钱，到处送钱，人家一有问题就来找中国，中国给钱。我看外面的消息，温总理在哥本哈根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场哄堂大笑，这么有钱，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个模式能够走多久？中国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本，我们给未来的子孙万代留下什么，我们能够发展多久。昨天有一位80后的女士在香港买最贵的房子，她认为她在中国还是中等。中国模式现在的困境在哪里，我们能够走多远，我们如果不改革，我们的成本所导致的这些问题，我们在控制下产生的后遗症怎么处理。
　　教育变质的成本，教育的滞后发展可能对中国带来严重影响。我觉得中国模式的问题，中国是四轮失衡，四个轮子之中两个大、两个小，动不动可能就翻车，出口带动，我们现在越出口，通货膨胀越厉害，今天存款准备金率又增加了0.5%。
　　中国模式困境的教育分析，我认为经济和教育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们做了一个广东教育现代化模式分析，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教育是农耕式的教育，读书做官、讲升学率、***，与经济的发展是相悖的。
　　教育背离时代造成了严重后果，把人从乡下往城里赶，丧失内需。教育反社会而动，越发展与社会越是一远，造成最大的浪费，我们现在的幸福感这么差，有的人正在怀孕之中已经想着孩子以后怎么发展，如果中国人这样折腾的话还得了。还有中国出不了大师，百年清华终成美国办留学生预备学校之梦的根源。
　　中国没有好的教育，没有办真正的教育，走向未来的教育。10个现代化社会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这个社会能建立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教育，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是现代化，我们教育为了什么？我们没有建立这个东西，只是盲目或者一个劲地强调GDP，我们的GDP是带血带泪的GDP，很危险。
　　中国模式下现代教育欠缺，成本巨大，教育就是读书做官，教育越发达，农村就越贫困，教育越发达，房奴越多也丧失购买力。教育就是升学率，造成片面追求生生率、追求分数非技能。教育是***，教育变成一个标记，***热，发明创新少。为什么南方科技大学能够招收成功？是大家慢慢觉得教育***这个记号越来越没有用。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小孩不读书，就一直拖着他，甚至把他绑在那里，令人发指。没有效能的生产体系，光靠卖资源，再怎么搞都是不能富有的。
　　我提出最后一个命题，要建立二次教育革命。第一次教育革命是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有书读，但是没有完成对教育的转型。第二次教育革命要实现这种转型，从***教育专项人的发展，从选拔官员教育专项全面推动教育产业服务。从适应农业经济转向推进现代高科技信息化经济发展，从维持性转向预期性创新型的未来教育。第一次教育革命是普及教育，关心大家都有书读，第一次教育革命改变了世袭制，用读书来选拔人才，二次教育改革要转变读书应试的教育观，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我们的标准。
　　二次教育革命的战略行动有4个方面，第一个是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第二要推行立国的发展战略，建立以技能、技术、研发、创新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第三个是要建立为民间发展服务的机制。
理论应该有效推进教育实践
成知辛（福建教育出版社理论编辑室主任）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首先允许我在这里代表福建教育出版社向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同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这里说明一下，我从出版的角度谈一谈对教育理论的看法，这是我的题目，《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走向》。
　　一段时期以来，教育理论的发展似乎取得了很大成果，如果我们认真检点和审视，真正有影响、能取得普遍公论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很多理论界离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理论界对西方理论学术的概念进行演绎并发挥的多，能自创一格、能有清晰解析和一定实践证明的并不是很多。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归纳许多还停留在浅表，有力度的并不是很多。
　　话反回来说，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教育理论的特殊问题，整个社会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主流的也都是西方的理论，宾不是说教育界就特别差，包括中国有深厚积累的文学也是引进西方理论。同时，周作宇教授提到，任何脱离开教师的实践，理论就起不了作用，或者大大减弱，确实也是这样。理论的重要使命，社会学的根本使命是指导、引领和推动世界，在这方面，从教育出版的角度，我希望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我们反对说把理论简单地去迎合大众，但尽可能让比较深奥、比较抽象的理论，让尽可能多的一些实践者或者大众领会并且运用，甚至鼓励他们进行必要的再创造，无疑能扩大理论的影响力。
　　这个事情我深有感触。举一个例子，1999年我组织了一批专家出了一本《我的中学时代》，经济学家里面唯一就是茅于轼先生赐稿了，里面有很多院士的文章，希望有教育学家也能写一写，希望有专门的教育学家写一写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时代，同时谈谈他们对教育的深刻体会，因为亲身经历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跟写论文还不太一样。当时我跟一些学者聊，能不能把这些理论想办法走向大众，他们说我讲得再浅他们也不懂。过了几年，易中天他们热起来的时候，跟他们聊，一个是扩大了影响，一个是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都有好处，随着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的受众面更大。
　　理论除了真实反映教育实践，还应该有效推进教育实践，这些年我们比较多地编辑出版一些具有真实具体深度丰富的教学案例，又有一定的、适度的理论点拨指导。而且这个理论案例不是两张皮，能交融比较好的书籍，像我们出的《有效备课、上课、听课》，甚至有些证法案例，什么样的课是有效的，什么样的课是无效的，一个专业研究者的听课杂记，比如说《经典教学方法50例》，把一些景点的教学方法拿出来，都有案例的运用，说明这些经典教学方法的长处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比如说《班主任工作的50个细节》，有例子，又有一些适当的理论说明。我们这几年做得比较多的是有一些案例，又有一定的理论点拨，能让他想一想，又不让他想那么多，他没有时间想那么多，可是不想对他又没有帮助。
　　教学本质上是想实践智慧，美国的司法部也认为教育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间隙，我认为学者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尽量弥合这个间隙，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当然我反对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简单的关系，它们的关系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呼吁专家花更多的精力研究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这几年所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结合，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偏向于技术性，道德行、伦理性和实践的结合比较少，技术性的比较多。我们非常欢迎并且尊敬研究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也非常欢迎理论创新。有一些明知销量不大的，我们也会出版，比如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调查研究丛书。
我们愿意与各位竭诚合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为中国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找到平衡 思考中国教育发展的一种视角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来宾下午好！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有一定影响的论坛上发言。
　　从上午到现在，从各位专家的发言来看，大家谈的很多问题围绕中国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现在从国家到研究教育一直到教育实践者，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去年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将要所要回答的也是中国教育如何发展。
　　考虑中国教育如何发展，有很多的途径，有很多的角度，我谈一下自己的思考，从这样一个平衡的角度。
　　我本来的题目是《找回平衡：思考中国教育发展的一种视角》。后来考虑了一下，找回平衡也就是我们过去有过平衡的阶段，我们现在失去了这种平衡，所以要找回平衡。可是我考虑了一下，我们过去有过平衡的阶段吗？我个人认识，建国以来，我们始终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因此我换了一个题目，叫《找到平衡：思考中国教育发展的一种视角》，完全是个人的一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毫无疑问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对我们教育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数量、结构、水平等等，都是大家通常所说的。
　　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例，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PPT），这是一个高等学校招生曲线图，高声数量发展变化，78年到07年，特别是在1999年以后，数量上的变化十分惊人，而且这种变化可以说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快速增长》
　　从结构上来看，有什么样的变化？总得来讲，研究生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增加，现在已经快接近整个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的10%。专科生和本科生的比例在多多少少的变化中，从最近几年来看，02年以后专科生的比例在趋于增加。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的结构情况，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国家结构的特征。日本同样的层级结构情况，专科生是在逐渐减少，本科生是层级结构中间最多的一部分，研究生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这样一种层级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橄榄球型，中间大，两头小。再看看美国的层级结构情况，从学位来看，副学士相当于专科，本科也是占50%以上，从美国来看，结构好象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要问题，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数量、结构都在发生很多的变化。
　　尽管这样一些变化，可以看到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属于教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教育失去了自我而产生的。很多人都说学生不像学生，教师不像教师、学校不像学校、教育不像教育，教育失去了自我。在这样的问题中间，我觉得教育的失衡或者失衡的教育，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许比较大一些。
　　教育的失衡表现在很多方面。我们要找到平衡，现在处于失衡的状态。失衡的方面很多，我列举几个方面：
　　首先，所谓失衡，像天平一样偏重于某一方。我们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针上，在人与才这2者上我们不平衡，见才不见人，重才不重人。这个问题反映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制定教育目的一个价值观，我把它归纳为一种以社会本位为主的价值观，教育更多地强调它为社会服务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教育学开张就要说教育有2大规律，促进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促进社会的发展是要通过促进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因为教育直接作用于人。我们在长期的过程中间，从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目的也好、教育方针也好，强调的是才，我们恰恰忽视了人。我们更多地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教育要为国家培养接班人，我们忽视了教育直接面对的对象学生。教育是为未来做准备的，是我们忽视了教育是学生现在的过程，他的生活过程、他的生长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加注重，这是第一方面的不平衡。
　　第二方面，教养与知识这2者不太平衡，见知识不见教养，重知识忽视教养。现在学生学的知识越来越多，可是学生的教养水平并没有随着知识的增加而获得提高。按理说，按照一般人的通常理解，知识丰富的人教养程度水平应该比较高，这2者之间应该有一种相关性，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中间，往往知识得到非常重视，而教养却有所忽视。例子是非常多的，这个问题不仅在大学阶段，实际上很多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
　　教养的涵盖面非常广，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大家用得非常广的一个例子，中国的学生和日本的学生到一个大草原去进行野外活动，体面产生了差距，最简单的一个，日本的学生把垃圾全部装在自己的包里面带回去，而中国的学生可能垃圾就随处扔了，反正大草原，不是城市，没有人住。这样最简单、最细节的问题恰恰反映的是我们教育上的问题。
　　日本大学中间重视教养的一个例子，日本名古屋大学03年开始这样一个课程，有一个全校教养题目，还有理科教养科目，文科教养科目，教养科目是课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的教养可能和我们小学讲的教养不一样，教养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层次它的主要内容肯定是有区别的。
　　第三个失衡方面，工艺与功利的失衡，忽视公益，追求功利，教育的经济化现象。
　　第四个失衡方面，学术与行政的失衡。学术的行政化和学校的行政化。
　　失衡原因是什么？首先观念上什么是教育，如何办学校，认识上有偏差。制度上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以学校为本的结构没有形成。社会的失衡是教育失衡的外部影响因素。教育的功能之一是缩小社会差别，教育若要发挥社会平衡的作用，首先要先达到自我平衡。
　　 教育金融是促进民办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
林贇（广东省康融(教育)担保有限公司总裁） 很高兴回到中山大学，我们公司所做是致力于解决民办教育机构和金融市场如何对接的。
　　为什么说教育金融是促进民办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通过金融市场无形的手，可以促进教育市场的优胜劣汰。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民办教育机构监管主要是从准入依托于行业协会的自律以及教育部门的监管，这样政府有形的手进行调节。由于监管能力的不足以及监管绩效的不足，就导致了监管有效性的降低。如果通过教育机构和金融市场有效对接，金融资本出于自身风险管理和风险绩效的考核需要，就会对我们的民办机构进行长效监管，通过金融市场无形的手促进民办教育行业的优胜劣汰。
　　目前民办教育机构的主要融资有举办人投入、学费收入和结余、民间融资、投资和银行投资。据我们调查，现在大部分的民办学校通过前三者为自己学校进行融资，近几年很多民办学校通过引进风险融资在国外上市，比如珠海外经贸学院。通过引进风投实现上市的毕竟很小，对我们绝大多数的民办教育机构来说目前还是不现实的。就目前来说，通过信贷融资还是我们民办教育重要的融资渠道。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都给予了支持，可是效果不是跟明显。
　　原因有4个，第一个原因是民办非企业的身份限制了民办教育机构融资可行性。第一方面，提供融资服务的前提都是基于《公司法》这样一个法制框架，民办非企业的身份定位让他们无从入手。刚才将到一些民办教育机构引进风投上市，也需要设立一个法人主体，通过转移学校的成本收益实现上市的目标。
　　第二个原因，财务管理不规范。我们采用的是民间非营利性组织财务会计管理办法，既然是非营利的，报表就不能显示营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金融机构的提供商，学校是不营利的，我就肯定不敢对民办学生提供服务，否则我怎么取得还本付息的能力？
　　现在对民办教育机构提出合理回报，存在着明显计划经济的色彩。根据我们的调查，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很多学校的财务管理是不规范的，很多账户放在个人账上，目的就包括体现它的非营利性。
　　第三个原因，缺乏反担保能力。在担保法、物权法对教育机构的担保资格和教育资产的反担保都进行了禁止性的限制。这就相当于投资民办学校的资产变成了一种承诺的资产，这大大限制了资本的流入。
　　在这里政府主要考虑一个问题，学校过度负债，就不仅是信贷风险的问题，还会是一个社会问题，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事实上要增加教育资本投入，就要有适度的融资能力。假设一个学校遇到金融问题，如果教育金融是开放的，同样可以通过金融重组的方式进行解决，维持学校的可持续经营。
　　第四个原因，资产处置困难。民办教育是公益性的，如果出现信贷风险，银行就无法像处置土地、房产、写字楼一样在是让拍卖，而且会遇到一系列的市场问题。这是目前民办教育机构融资困难的几个成因。
　　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框架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实践，未来尝试2种融资的技术创新模式，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们09年开始与广州民办教育协会合作，通过协会参与、引导、互动的模式，构建了一个可行的融资方式。在这个模式上，主要通过参与的各方，发挥各方自身的优势，行业协会提供的是一种信息，使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降低。作为专业担保公司提供一个识别和转嫁风险的作用，银行给予信贷支持和现金流管理，从而大大改善了传统模式中的融资弊端，提高了民办教育融资的可能性。
　　未来我们尝试做这样一件事情，通过这种创新的融资模式，在未来2年积累一批有教育理想的投资人，我们成立一个民办教育互助担保基金公司，通过2个渠道，一个是教育机构行业内的互助融资，一个是通过金融机构信贷融资，为优质的民办教育项目提供一个持续的融资服务。这是一个开放的治理结构，通过这个平台为民办教育机构提供融资的同时，又能够筹集起教育的资本，通过这个教育资本又可以实现教育资产重组和教育项目实施。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教育资本的流动和教育资产的优化重组，实现教育强国的梦想。 民办教育与中国的未来
邓放国(广州崔其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站在这里诚惶诚恐，因为前面这么多学者都是我的前辈，我不敢谈理论，我跟各位报告的题目是《民办教育与中国的未来》。
　　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样了。我爸是李刚，一系列食品危机，还有留学生在机场刀刺母亲，药家鑫事件，百年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有多少还留在国内？信总上午说有50%到国外去了，中国最著名的留学培训机构。我要问的是，有多少人回来了？大家去思考，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得出一个结论，看起来我们的国力是空前地强大，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私自利的无爱社会与缺德、缺信的年代。还需要美国与日本人来围攻自己，我们已经开被我们自己打垮了。
　　问题在哪里？冯教授写了一本书《教育创新与民族创新精神》，有一天我一大早起来看，看完很沉重。里面有很多观点，我引用了书中的4个表：第一，不同经济时代基础教育模式特征。第二，基础教育观念与体制特征分析。上午很多的困惑问题书上都做了认真分析，都有***。第三，基础教育课程与教育模式特征分析。第四，不同的德育模式的特征分析。
　　根据这四个依据分析，一句话，我们现在的教育是面向过去的，可是我们的时代发展不断走向未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肯定是落后的。落后在哪里？教育体制落后，教育教学模式落后。信总今天跟张主任有一个争论，难道在城里读书就公平了吗？都留在城里，问题就解决了吗？我是希望前十年解决城里的问题，后十年解决乡镇的问题，要回乡不是留城。冯教授的书里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怎么办？我提出一个思路，我认为根本出路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系统重建学校。上午浙江大学的吴华教授好不容易在这么多的专家里凤毛棱角为我们呼吁，信力建鼓掌都鼓急了，说到心坎里去来了。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大家都那么烦恼，去纠缠这个事，为什么明明可以解决的事情不帮我们一把呢？
　　我做学校8年了，盖楼房是我最头痛的事情，我觉得以后不要盖楼房，我说的重建意思是不要再做局部纠缠，不做局部改革，要系统化。我看了一本书，是美国一位教授87年专门转向美国的教育改革研究，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将近60年的时间，认为美国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94年他写了这本书，04年翻译过来，这本书我本来想买100本给我的老师，可是找不到了，我让我的文员花3天输入到电脑。
　　里面归结为应该要系统重建。第一点，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质量评估体系，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不是就教育做教育。比如我教了13年书，在内地很落后的地方教，几十块钱工资，教得津津有味，后来到沿海地区教几个月，然后又到广州教了5年半，中国的教育概况我基本掌握得差不多，特别是最后这几年做学校，我到处参观，中间又做了4年的企业，我的人生经历看这个问题，它是从企业的运作，乔布斯为什么能够东山再起，很多人搞不明白，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有问题，我更多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像李彦宏、俞敏洪、马云、张朝阳等等，我们从他们的成功之道概括出一些东西，我从我的思考来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怎么做。首先是一个全面的质量评估体系。
　　第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最先进的？我个人认为，束缚人的教育不是先进的。现在的课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全是老师在讲，学生在听，有一次我到顺德听课，一个班有25个孩子没有发言，我亲眼看着我旁边有6个孩子举了6次手，最后得到了一次发言。这样的情况太多了，而且那是顺德最好的一个学校，这样的教育公平吗？楼房盖得再漂亮就公平了吗？在城里读书就公平了吗？所以公平不在于楼房，也不在于城里。我个人觉得，应该把话语权交还给学生。
　　我个人在乡下，从开始扶持学生做奖学基金，我08年跑到乡下去，自己一千来块钱工资，搞了一个基金，搞了2万块钱，后来发现校长拿来做其它用途。后来我想换一个校长不是更好吗？08年我回到我们镇出任教育顾问，我先把中学搞定，把这个校长选出来，只要这样做，我就每年给你10万。我开始以为我给的10万很多，后来发生了问题，动了大忌，因为他们的校长产生是有潜规则的，后来我才知道，局长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区就没有你10万块钱吗？钱可以不要，人不能变。所以我钱也花了，也失败了。我现在看到乡下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们接触的可能是高层面的，我们接触的是低层面的，以家长、老师预多。我们很多老师是在麻将桌上过的，特别是乡下。
　　还有老师的个人奋斗，如果这个不做到，我们重建学校是没有希望的。
　　第三，把课堂还给学生，我认为课堂应该是体现知识的生成、建构，而不是灌输、说教。我们也亲自看到国内的2所名校同时PK，他们用他的方法上同一批学生，有一个学校的学生习惯了发言，后来校长说你都发了3次言，你能不能停一停？我想，如果学生又愿意发言，又能够得到公平，这不是我们的课堂所需要的吗？
　　第四，我刚才讲一个班有25个学生没机会发言，如果分成组，这样就可以公平对待。同样45分钟，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第五，我非常认同桑教授的观点，从技术层面上如何把课堂整合结合起来。这一点如果做到了，中国效能就起来了。以上是本人依据该书概括出来的五大要素。
　　第六，我个人觉得，放到我们中国来讲，我想真正能说犹太英语的不是很多，我作为一个初中生就更不会，中国的英语教育是失败的。失败在哪里？冯教授带给我另外一个视点，他说英语要这样来讲，真的要从幼儿园到小学去推广，这样我们不出国门也可以做到和国外交流非常顺畅。信总上午提到可以引进国外学校，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做呢？
　　第七，高雅艺术的熏陶应无处不在。我们的很多人缺乏艺术细胞，不是我们本人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的艺术是作为升学的，不是陶冶情操的。
　　朝什么方向走？第一件事，求生，养活自己，维持生命。我是一个师范生，很幸运没有读过高中，我是函授毕业的，像我这样一个人能够走到今天，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养活自己，我不能给我的父母添麻烦。我20岁不到我父亲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