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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3 1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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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刘泽华 宁宗一 冯尔康 魏宏运 刘健清 李喜所）
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刘泽华 宁宗一 冯尔康 魏宏运 刘健清 李喜所）
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
□刘泽华 宁宗一 冯尔康 魏宏运 刘健清 李喜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2-11
一、近年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的推动下，个别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和官员通过媒体等不同方式和各种渠道，呼吁高校把国学设为独立的一级学科，颇有声势。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持反对意见。这种自由讨论和争鸣，难能可贵，值得提倡。为了深化认识，心平气和地进一步展开讨论，本着知无不言、言则有据的精神，特陈述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建言的初衷。
　　二、国学是在20世纪初，受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的猛烈冲击，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逐步衰落和边缘化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旨在与西学有别。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国学派主要是通过张扬国学来救亡图存、保种保教，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此后，随着历史变迁，国学含义也在更新，五四以后出现了东方文化派、“整理国故运动”、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新古典派等，但从来没有在高等院校列为一个独立学科。即使个别高校曾建立了“国学院”，但其内部还是分科的，或分门授课，或以教师为中心自由讲授，基本没有稳定规范的教学体系，也看不出国学系统明确的学科体系与学术规范，只不过像如今的“人文学院”、“文学院”一样，是相近学科，如文、史、哲等系科的总称而已。胡适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时就明确指出：“‘国学门’不是具体的科系。”民国时期出现的这几个国学院之所以大都存在时间很短，有的仅半年，学科概念含糊不清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那时也有很强的另一种声音，他们明确表示，反对提倡国学。历史的经验，值得反思与借鉴。
　　三、国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旧学，也称为中学、国粹、国故等。张之洞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冯桂芬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章太炎称“上天以国粹付余”，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基本都是指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旧文化，也就是古典文化，或传统文化。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涉及面非常广，既有诸子百家、儒释道、三教九流，又有文学艺术、民间信仰、地域文明，乃至以中医为代表的科技文化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胜枚举。时下又有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古今历史文化的“大国学”之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应有相对稳定的内涵，而“国学”的内容则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国学如果列为一个独立学科，即使是“超级学术大师”，也难确定其研究对象，更难建立相应的学术范畴。连对象、范畴都难确定的国学，不知怎样建设一级学科？！
　　四、独立学科一般要有特色鲜明的历史积淀、知识系统、理论构架、研究方法和课程配置等。同时，还要充分考虑选择本学科的学生在毕业后能有相对稳定的出路。凡此种种，都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论证。目前倡导国学要建一级学科的朋友们，讲得较多的是弘扬民族文化，寻找民族的根，增强民族自信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等，很少论及“国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基本内涵和特征、知识系统、观念和方法，以及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学、伦理学、文献学，还有其他各科“史”部分的关系等问题。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尚未廓清，就呼吁立即把国学设为一级学科，是否有点匆忙？
　　五、我们对把国学列为一级独立学科持有异议，并不等于反对开展国学研究。学术之发展，植根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谁也无法去强行规定人们去研究什么，或不研究什么。国学研究更是如此。在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组建国学研究平台或试验班，组建国学学术团体和召开学术会议等，对深化国学研究，颇有裨益，值得提倡。无论是研究机构或大学应该都有这样的学术配置权，这是内部事务，“户口自主”。
　　六、在目前的体制下，建立国学一级学科是国家行为，把国学定为一级独立学科，必定要覆盖整个高校，会涉及学科重组、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试问，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是哪些？三级学科又是哪些？核心的课程是哪些？在这些问题明朗之前，不妨先讨论，再决策。否则，肯定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纠葛。
　　七、中国文化复兴决不等于复兴国学，更不等于复兴儒学。旧学或曰国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奈和边缘化，是历史的进步，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实践已经表明，国学尤其是儒学，从来都是经过改造与创新之后才具有某些现代文化的因子，才能推陈出新，发挥其价值，与时代潮流同步。国学及其所包含的儒学等，只有在跟随时代的进程中，才可能展现其新面貌，于是出现了新儒家，还有新墨家、新道家、新法家乃至新佛家等等，这些都是多元中的一元，但都不是新潮流中的主流。新儒学等无疑都有其生存空间，这与把国学设立为一级独立学科是两码事。
　　八、如果有关行政部门一定要建立国学一级学科，我们建议先行公布国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方案，供咨询与研讨。这是科学决策、民主办事不可逾越的前提。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2010-03-13 13:11:51
国学应该列为一级学科
——与《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的作者商榷
作者：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2010年2月11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由刘泽华等六学者署名的文章《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简称《不妥》），列举八大理由反对建立国学学科，可谓旗帜鲜明，言之有据。但在我看来，其基本论点难以成立，故为文商榷。
一 《不妥》文开宗明义第一条说，“近年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的推动下，个别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和官员通过媒体等不同方式和各种渠道，呼吁高校把国学设为独立的一级学科，颇有声势。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持反对意见”。既然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可见主张者不在少数，因为大凡一个学术热点，绝非少数几个人能掀得起来，何况还是“浪潮”！但该文却说只是“个别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和官员”在“呼吁”，又说“有不少有识之士持反对意见”。这不是逻辑矛盾吗？说穿了，这只是一种将论敌说成“个别”、将自己打扮成多数代表者的旧式思维而已。我认为，现在所谓的“国学热”还只是刚刚开始，并没有形成汹涌澎湃的浪潮。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一个继往开来的认识国学、推动国学学科建设的高潮终将到来。
二、《不妥》论者“反思”历史的经验说，国学“从来没有在高等院校列为一个独立学科”，“民国时期出现的这几个国学院之所以大都存在时间很短，有的仅半年，学科概念含糊不清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理由”似是而非。请问：以往没有在高校列为“独立学科”，难道能成为现在和将来不设的理由吗？如果这样，何必还要搞什么“教育改革”、“课程更新”？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过去的高校课程设置中不也没有被列为“独立学科”吗？现在不是堂堂正正地列为“一级学科”了吗？为什么“国学”就不能列为一级学科呢？又再，民国时期国学学科不能设置、几个国学院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学科概念含糊不清”，而是民国以来的教育思想深受“欧风美雨”新思潮的影响而排斥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果，“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方块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乃至“文革”时期大谈“两个彻底决裂”，就是这股“新思潮”的极端表现。我们现在提倡国学、主张设立“国学一级学科”，并非反对新式教育的成果，而是要纠正“全盘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偏颇，使学者乃至全体国民真正具有“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眼光与气度。
三、《不妥》论者说“国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旧学，也称为中学、国粹、国故等……基本都是指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旧文化”；又说，“国学如果列为一个独立学科，即使是‘超级学术大师’，也难确定其研究对象，更难建立相应的学术范畴。连对象、范畴都难确定的国学，不知怎样建设一级学科？！”这又是自相矛盾的诘问！既然你们“一言以蔽之”曰国学就是“中国的旧学”，“是指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旧文化”，岂不说明你们也已将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及现行涵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哲学、史学学科做了区分并对国学研究的对象、范畴做了定性吗？怎么又说“难以确定”、“更难建立”呢？即便按你们的说法把国学视为“中国的旧学”或“中国旧文化”，那也是博大精深、需要建立一门独立学科去研究去整理的呀，否则我们真的要数典忘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四、《不妥》论者口口声声说“国学”的概念“模糊不清”呀，研究对象、范畴“都难确定”呀，担心“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呀等等。这真是杞人忧天！在中外教育史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学科与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与修订，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完善的过程，并没有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许多学科，在她创立之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教材，甚至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论都存在着很大分歧，但这并不妨害它作为一门学科知识去传授，去探索。为什么“国学”要特别例外，非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建立独立学科呢？这岂非因噎废食吗？至于学生的出路，国学院的学生既有通才，也有专才，这也是当今与未来社会都需要的人才。况且，社会的分工从来是多层次、多门类的，学生就业的渠道也是多元化的。实际上，在一个现代化的学习型社会，人们对熟知国学的人才的需要只会越来越大，就像许多人担心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但实际上许多行业却很喜欢他们一样，国学专业学生也会很受欢迎决不会没有出路的。央视百家讲坛的国学讲座之所以颇受欢迎，乃至掀起“论语热”、“孔子热”、“三国热”，不正是国学教育受到民众欢迎的明证吗？
五、《不妥》论者担心“把国学定为一级独立学科，会涉及学科重组、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原来说到底，这些人反对建立国学学科，是要维护既有学科体系的既得利益，反对“国学”来争教育资源。可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这种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以知识教育排斥人文素质教育的西方式教育模式与学科体系不是存在很多缺陷需要改造与改革吗？难道在中国崛起的现在不应该重新思考国学的地位与作用吗？难道不应该打破现行几乎全盘西化式的课程设置体系而分配给“国学学科”以适当的资源吗？
六、《不妥》论者质疑说，“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是哪些？三级学科又是哪些？核心的课程是哪些？”似乎这种种问题都要“明朗”以后才能决策，否则，肯定就会“引发矛盾和纠葛”云云。关于国学的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的确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在进行讨论。冯其庸、纪宝成、龚鹏程、郭齐勇、周桂钿等学者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2007年9月，人大国学院举办了“2007武夷山国学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强调了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分层次的，既是基础性的“通学”，又是高精尖的“专学”。其二级学科设置可分经学、史学、子学、文学、艺术五大类，作为基础性的通学（主要对象是大学本科生），各二级学科的基础课程应包括本门类的通史、通论、通典，配以其他专业课；作为高精尖的“专学”，则是硕士、博士的专业课程，应做专业的规划。我的这个发言后来写成《国学的内涵及当代定位》一文发表在2009年5月11日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虽然是一家之言，但至少部分回答了上述问题。现在人大国学院基本课程设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也可以回答上述质疑。当然这个问题并无定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认真思考并具体组织学术讨论。如果在人们强烈要求建立国学学科并遭遇强烈质疑，教育主管部门却不闻不问，那就是行政不作为了，该当何责？
七、《不妥》论者说“中国文化复兴决不等于复兴国学，更不等于复兴儒学。旧学或曰国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奈和边缘化，是历史的进步”，又说，“国学及其所包含的儒学等，只有在跟随时代的进程中，才可能展现其新面貌”。这后一句话是对的，其实大多数提倡国学者也是主张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综合创新、多元和谐的。但前一句则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文化的振兴决不等于复兴国学或儒学”，然也。但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包含着国学或儒学的复兴，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试问：“中国文化”如果剔除了国学与儒学，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不妥》论者能告诉我们吗？而且“复兴”的含义又是什么？如果没有一度衰落而恢复甚至超越昔日的繁荣，能算是“复兴”吗？再者，如果说国学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无奈和边缘化，是历史的进步”的话，那么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提倡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和为贵等等国学或儒学的理念，难道不也是历史的进步吗？！
八、最后，我非常同意《不妥》论者关于深入开展国学学科设置的研讨的建议，建议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各路专家广泛讨论，然后集思广益，拿出可行性方案供专家委员会咨询研讨，最后作出民主的、科学的决策。
（写于2010年2月12日）
2010-03-13 13:14:58
转自《儒家邮报》
方克立给李慎明论国学信
方克立，1938年生，湖南湘潭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45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方克立文集》》，主编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大辞典》、《现代新儒家学案》等。
李慎明，男,汉族，1949 年生于河南温县，1970年参加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1970年入伍，先后任副班长、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1978年至 1983 年解放军报社记者处记者 ( 其间，从1981 年起兼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82年至 1983年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 ) ； 1983年到1994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团至正师职秘书；1994年至 199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纪委书记，199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其间，1995 年至 1997年，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毕业，1997年至1998 年，国防大学基本系指挥员班学习 )199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00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 2001年至200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内政司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政治组成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全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顾问、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顾问。
慎明同志：
收到大作，谢谢！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国学观（“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马克思主义新国学体系”）概念的文章。我在社科院国学论坛发言的题目是《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强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不同于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北大）、王国维（清华）等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国学（那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不同于传统国学的“新国学”），但是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国学观”的概念。你的讲话发表整一年了，不知曾在哪里刊出？我一直没有找到。
国学观是目前国学讨论中最重要、思想最混乱的一个问题。12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人大国学院院长助理梁涛的《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一文，在学界引起许多讨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存光回应以《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先生儒家道统论国学观》一文，《光明日报》国学版编辑就以种种理由扣住不发。
我出席了11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新国学院成立大会，学校、教育部、海内外学术界、新闻出版部门都表态大力支持（汝信同志也代表社科院发了言），可谓盛况空前。陈来讲的“新国学之路”，实际就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当年所走的与世界汉学研究接轨的“新国学”之路。今天提出“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口号，还是继承了老清华国学院“中体西用”的国学观。在那天的所有大会发言中，只有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一人在贺词中提到“国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我看来，新清华国学院创办者的指导思想，还没有从“中体西用”的国学观上升到“马魂、中体、西用”（这个提法见附件）的国学观，因此很难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新国学旗帜。
社科院国学论坛开张时还有一点影响，以后虽召开多次论坛会议，但转入具体学科领域，疏离了国学讨论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影响就逐渐减弱了。社科院的国学研究力量没有一所高校能够相比，但不论是国学研究、国学讨论和国学教学，我们似乎都边缘化了。我觉得在当前，特别是在国学观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社科院的学者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建议，你一年前的那篇讲话，如果没有发表过的话，一定要注明日期公开发表出来。
在“国学”概念还没有讨论清楚、对“国学观”的认识分歧极大的情况下，一些人急于将国学学科化（见12月21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急于给它上户口，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情。
随感而发，说的不对之处，请你批评。
方克立
2009年12月24日
2010-03-13 20:11:13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由《光明日报》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
事情正在起变化。。。
豆瓣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思想史学者刘泽华先生的《对弘扬国学、儒学若干定位性判断的质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4）都审核这么多天。。
风声够紧的。。。
2010-03-13 21:11:40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又：《不妥》文中“马克思主义新古典派”是哪一派？俺真孤陋寡闻了。
再又：
方克立信中，“在我看来，新清华国学院创办者的指导思想，还没有从“中体西用”的国学观上升到“马魂、中体、西用”（这个提法见附件）的国学观，因此很难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新国学旗帜。”
总算看到老先生对陈来先生的政治批评
2010-03-14 03:43:35
(地平线后面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真的，啥叫“马克思主义新古典派”？
2010-03-14 03:51:42
(地平线后面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刘泽华的文章看了两篇，两篇都很垃圾。他最近很红吗？
2010-03-14 13:53:29
“马克思主义的国学观”？莫名其妙!
2010-03-14 14:31:07
个人对国学是否适合在现在列为一级学科，尚且不论。但是，从这些反对的先生们的言辞论调看来，偌大的中国，要反对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出来了这么大的人物，写出了这么烂的文章，真是奇观。这些老先生们，都可以称之为“老学问家”——不过，不是老“学问家”，而是“老学问”家。
即以刘泽华先生论，刘先生在民族的关键时刻的表现让人钦佩，这是没得说的。但是，让人钦佩的是他做为正常人的良心，而不是做为学者的能力。看了最近这几篇文章，可以绝对肯定，老先生二十多三十年来的思维、想法、阅读面、知识量，都没有什么长进。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学问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选择不思考，不读书，只要有足够教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知识就够了。但是，你不能老是见到新的事物就觉得受不了。
老人一旦以为他的所有经验都是正确的，那就很恐怖！因为他会把所有他不懂的东西都看成是错误的然后正气凛然地举起屠刀。——与年轻的诸君共勉。
2010-03-14 14:38:49
其实，国学一级学科才是真正的“马魂”的体现。
首先，物质决定意识。传统学问的根本是什么？是经学，今天有研究经学的学科吗？没有。我们怎么实事求是地认识经学史传统学问的根本这一事实，并对这个事实做出反应呢？不设立国学学科，当然不能很好的研究经学。
其次，辩证法的观点。老是说国学学科界限没有厘定，辨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就算是文学、史学，学科就厘定了吗？你写一本关汉卿、李白的年谱，这到底是文学的，还是史学的？
再次，马魂中国化的口号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学学位实践过了吗？没有。那这批老人干嘛不让它实践一下呢。因为，“马魂”只是他们的一个口号，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一个人总是代表一个阶级在说话，背后是这个阶层的利益，他们反对国学，只不过是国学会分掉他们的那杯羹。
2010-03-14 17:05:14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刘先生的文章不是每篇都很好，但是刘先生文章是好事很好的，不要谩骂
2010-03-15 02:33:19
(地平线后面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哼。不好就是不好，你要说好就贴篇好的。
2010-03-15 06:57:59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对弘扬国学、儒学若干定位性判断的质疑
刘泽华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4
编者按
国学及国学研究，近年成为学术文化热点，在不同层面引起了争论，有些争论还很尖锐。本报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将陆续发表相关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深入讨论。
什么是国学？有人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虚问。学界的真实情况应该说与此相反，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非褒贬，判若云泥。
在论述国学、儒学的意义时，常常可以看到有众多“皇冠”性的“定位”语句，不容置辩的口气直可回转天地、笼罩古今。本文虽有些咬文嚼字，但涉及重要理论认识，不能不辨。
不能把国学、儒学的观念与现代观念混同起来
时下很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我认为此说很片面。儒家的中心观念应该是“分”、“和”组合结构。儒家既讲“为国以礼”，又讲“仁政”，礼与仁也是组合关系。礼的主旨是“分”、是“别”。规定着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中人的定位。
时下，讲国学常常与中华复兴、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儒学等概念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把国学、儒学抬高到吓人的高度。论者日：“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它(儒家)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
我与上述论断有诸多分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能把国学、儒学的观念与现代观念混同起来。作为传统文化的国学、儒学，其主要观念与现代观念分属不同的观念体系。为说明这一点，不得不从社会进程是否有阶段说起。
纵观古今，凡是论述历史演变。几乎没有不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期、分阶段的，只是分法不同而已。把历史分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任何人都难于否认。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各种因素大致是互相匹配的。如果把国学定为传统文化。那么在大体上，它必然与传统社会的其他因素相匹配，有其历史性。作为文化，国学无疑有相对独立性、延续性，某些因素还有超越性。但其整体或体系性思想观念必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是与那个时期的社会体系相配套的。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近代以前的社会有多种命名，除钱穆等少数学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冠之以“君主专制”、“王权专制”、“专制主义”、“封建专制”等字眼。前现代社会的儒学是专制君主选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主干是经学。儒学比经学更宽泛，内部分歧也很多，但大的路数是相近的。经学是国学的核心。至于史学。自班固《汉书》以下的所谓“正史”，其观念基本是以经学为指导的。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固然极端，但大体是中鹄之论。就先秦诸子而论，梁启超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章太炎也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对政治，学界有各式各样的评价与定位，就我的判断，诸子百家中除农家许行、《庄子》中的少数篇章外，基本上都是主张君主专制的。经学、正史、先秦诸子是“国学”中政治观念最集中的部分，大致说也是处于领风骚的地位，其观念主流或占主导地位的，不可能不是专制皇权至尊至上观念及与之匹配的臣民、子民观念。谭嗣同说：“数千年来，三纲六纪之惨祸烈毒”云云，陈寅恪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作为文化主旨的“三纲六纪”，难道不是与君主专制相配套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常识。是的，深邃的创见常常以突破常识为起点，但有的常识是无法颠扑的事实，如君主专制。试问，由其规定的意识形态能不是与其配套的？
现代化社会观念的基础是公民观念。它与前者在主流上无疑有着质的差别，是先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观念体系。中国现代的公民观念是引进的，在引进时，一些人力求使之与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观念相勾连或嫁接，也不无某些道理，但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诸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等等，从观念体系上说，在国学、儒学中基本是不存在的。有入会反驳，难道“匹夫不可夺志”、“道义重则而轻王公”、“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仁者，人也”等不是人格独立吗？不是公民观念的基础吗？就字面说，固无不可。但是，历史学不能离开历史环境、思想体系，抓住一句话无限演绎。这些话语与另外的话语在一个思想体系中同时存在。就说孔子吧，他还有这样一些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贵贱不愆”，“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认同的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老夫子在君主面前表现出的是一副战战兢兢、好像没有容身之处、憋住气好像不敢呼吸、说话细声细气这类标准的臣民神态。把这一类话语、观念与心态，同“匹夫不可夺志”放在一起，还能单说个人独立、意志自由吗？还有公民文化的基础吗？我提出古代的政治思想呈现为一种“阴阳组合结构”，就是要把上述两种字面单向意思结合起来，表明其是一种“组合关系”，不能单说一面，不能切开，因为它是一种机体，就像庄子说的“混沌”一样，凿开七窍就死了。所谓“阴阳”，就是说组合中的主次关系，我仍然认定阳占主导地位，基本上也决定着事物性质。专制皇权至尊至上及与之匹配的臣民、子民观念，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思想。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半也是组合性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声音，即农家许行以及无君论者等，但不占主流地位。
时下很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我认为此说很片面。儒家的中心观念应该是“分”、“和”组合结构。儒家既讲“为国以礼”，又讲“仁政”，礼与仁也是组合关系。礼的主旨是“分”、是“别”，规定着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中人的定位。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日：“夫儒者以《六艺》为法……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君主专制体制以“分”为基础，在“分”的基础上又求“和”。“和”是在“分”的体制中进行调节、调整、调和。众多学者喜欢从有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往下一路推演。其实有子的“礼”与“和”也是一种组合结构，他是在“用”上说“和”的，故下面接着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由此不妨简括为：“礼为体，和为用”。从历史上看，倡导和谐的也不止儒家。墨子明确提出“上下调和”、“兼爱”，法家反复论述“以人为本”、“合于民心”、“立民所欲”、“爱民”。说起来有点怪，“均贫富”三个字也出自韩非。法家对“度”论述的也最多。道家提出“以百姓为心”、对民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我不是褒谁贬谁，只是表示不赞成抓住一句话就无边地推演下去。讲和谐应该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共识。当然各自的支撑点差异很大，这个问题另论。我认为“阴阳组合结构”具有普遍性，是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至于君主专制体制以及“阴阳组合结构”的历史意义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论。这里只重复一句：它是“极高明的，有很大的容量，有调节的空间”。
由于这种体系与现代的公民文化体系有着愿则的区别，基于此，我不同意时下风头很盛的一些提法，如对国学、儒学要“继承和弘扬”、“积极地弘扬”、“复兴”、“恢复”、“继续发扬光大”、“把孔子的思想内化为每个国民的行为，成为其素养的一部分”，以及把“企业办成以儒家伦理指导的新型企业”等等。有人持这类看法并身体力行，应得到尊重，但在道理上我是不赞成的。
现代的公民文化与观念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创造、丰富、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曲折，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是摆在我们面前需研究的重大课题。
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对待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一
从国学、儒学中可以吸收营养，但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源泉，主要应是中华各民族创建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提炼出新的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
时下有一种意见，常常把国学与中华文化形象、文化主体性连在一起。如，大兴国学、儒学才能“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也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说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时，还有人说由于“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并导致“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于是呼吁“国学热不能停留在读经阶段，而是要真正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通过国学的深人和普及，使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成为一种自觉”。
倡导国学、儒学与建设新的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从国学、儒学中可以吸取某些营养，但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源泉，主要应是中华各民族创建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提炼出新的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
说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样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对待。走向现代化
以前的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如果再问，传统文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人们的回答是各式各样的。当前，扬儒者都以儒家为传统文化的标志，但这种说法已经遭到很多入的反对。人们质问：传统文化包括历史上的多民族吗？多民族能用儒家来概括吗？又有人质问：儒家之外还有诸子及多种宗教。诸子、宗教是传统文化吗？还有人问：民俗能都包括在儒家之中吗？显然把儒家说成传统文化的标志，是不符合中华多民族的历史的。但如果说，汉以后儒家是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如何概括传统文化，还是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各种说法不妨多磋商，求同存异，让儒家独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传统文化已难于一句概括，中华文化更加广博，包括多民族的古今。就实而论，我们还没有能力给她进行界说，大而化之，大约只能说中华文化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古今文化的总合。现在有些人强把国学、儒学当成中华文化的标志或中心或形象，是绝对不可取的。原因很简单，不符合实际。
有些学者为了抬高儒家，常常把儒家说成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宣称“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这种“根论”有极大的片面性。什么是“根”？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难道仅仅是儒家？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应该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因素，儒家思想与文化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因素而已：如果把儒家说成是民族发育、成长的“根”，难道儒家产生以前的先祖是无“根”的幽魂？即使把文化视为“根”，中华文化就等于儒学吗？“根论”的说法不过是“如吉之无圣人，入之类灭久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现代版。这种无边无缘的高扬之词，不能说是对历史的有据的分析和论证。
难道历史上反对儒学的派别都是“断根”行为？近代以来以及五四时期批评儒学难道都是“断根”行为？是“无希望”行为？我不这样认定。即使近百年来对儒家的批判有片面性，儒学被边缘化，但中国还是向现代化推进了，难道已经取得的现代化进展是“无根”的现代化？
至于说什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等等，完全是一派复古论。诸如“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等等说法，已不是在论述理论和历史问题，表达的是前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情绪，而现代的宗教信仰是不独尊与排他的，更不能把不同于自己的宣布为“诸神乱舞”的妖魔!一味地尊儒只会使它变成宗教!章太炎先生很早就指出过古人的这种毛病。
中华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有过几次转型。这100多年来，应该说是在向现代公民文化迈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伴随着文化复兴，“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使命。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在各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这是中华民族有生命力的证明。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我们仍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同样中华文化也处于转型时期，如果用国学、儒学来给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定位或硬要将两者挂钩，不仅不符合事实，在社会功能上也必定会是一种误导。中华现代文化应该是经济的高度发展及社会和谐基础上的公民文化的发展、健全、丰富和成熟。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改变是世界潮流中的必然严物。
历史的资源在公民文化建设中无疑有其重要意义，但公民文化主要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凝练、升华。是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一般公众对于自身社会与政治存在的自觉在理念上的体现。由于中国的后发性，与这一过程相伴行的是对域外先进文化的借鉴与融合，并且主要表现为法律体系的创建、健全与法治过程的实现。我之所以强调公民文化，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仅仅是因为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主体。把儒学当做主体不放，是不符合潮流的。
说到现代的中华文化形象，如果求之于古，犹如缘木求鱼。中华文化，无论古今，无需找一个圣人为旗号。把整个民族的文化人格化、圣人化，让某个人来代表，既不符合事实，也让他负担过重，更主要的是有了圣人君临头顶，大家就难做公民了。当孔子的话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时，所有的人就只能跪着思考。“五四”时期向圣人挑战、把圣人请下神坛，是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创建公民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公民文化只有在公民的实践中萌发、成长。199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我认为这就是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的主线，也可以说是文化主题。晚清以来倡导的“新民”、“国民”等启开了由臣民观念向公民观念转变的序幕，其后成为社会大潮，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就是用公民文化改造臣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腾飞一样值得骄傲的是公民文化的发展。如果探讨当代文化的主体性，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切入点。30年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明显加快，诸如导向现代化的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参与意识、知情意识、监督意识、和谐意识、民主意识、多元意识、主体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契约意识、博弈意识等等，许多法律都是源于公民的诉求，政府职能也从阶级专政为主逐步向维护社会秩序和为社会服务转变。公民文化与观念的逐渐成长应该说是社会的共识，当然这是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相伴的。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与文化在不断成长。
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由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是复杂、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转变中，劳动者、弱势者向现代社会公民的转变是历史中最壮丽的风景，他们为争取公民地位进行了艰难卓绝的斗争。在此特别要向马克思致敬。他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为劳动者、弱势群体争取公正、争取公民(自由人)地位提供了合理性理论论证，而这个理论是以无可辩驳的铁证为依据的。只有社会成员都能成为真实的公民时，公民文化也才能更健全、丰满。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未完待续，后续部分请见本报1月21日。)
2010-03-15 07:14:40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现在的学界门派林立，就像以前的江湖，有八卦门，有螳螂门，也有少林、武当。。。
至于很多所谓的学界大佬，其实就相当于螳螂门的掌门一样，有地位是因为占了一个坑，至于功力嘛，没准一个棒小伙子都能把他打趴下。
2010-03-15 08:34:41
(地平线后面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这篇文章还是一垃圾。
完全一副文革中不是黑就是白的斗争哲学。在我看来，刘老先生要表示有两点意思：一要“向马克思致敬”，二反对“孔子的话句句是真理”。
对于第一点，刘老先生好应用《庄子》，我亦引一句《庄子》作为回答：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鵮，子知之乎？”
儒家作为古代政治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确是过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表示儒家的一切学说都没了价值吗？我不这样想。但也许在刘老先生的意识形态决定论里面，儒家既然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价值，那的确是没了任何价值。刘老先生不能学而优则仕，实在可惜啊。
对于第二点我和刘先生的意思相同，我也反对。但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儒学本身就有诸多流派，搞儒教的只是其中的一派，实际上儒家本身就有反儒教的传统。刘先生教历史不可能会不知道，然而在刘先生的理解中，似乎研习儒学国学就等同于办儒教，这就令我费解了。即便有变为儒教的可能性，难道因为思想有质变为宗教的可能，所以就要禁绝思想？这种思维好像和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有异曲同工之妙呀。在我看来宗教人士才是最害怕其他宗教的。若有幸，真想问刘老先生：“马克思的话句句是真理吗？” 不知道向马克思致敬的刘老先生会如何回答。
儒学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的。它曾做过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落伍了，但一种思想的不朽性在于它能不断启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曾被中世纪的天主教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地心说被当作真理。哥白尼的意义在哪里？首先是在科学上证明地心说是错的。其次是打破了一种意识形态，这和近代打破儒家统治下的意识形态何其类似。然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因此“失势”了，被否定了所以就要式微？没有啊，任何学习哲学的人都要研习他的修辞学，他的三段论。
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批孔”呢？我读一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赞美一句就如此妨碍人吗？刘先生如此精熟于马哲，也请辩证唯物地看一看儒家吧。
2010-03-15 09:52:24
方克立的父亲方壮猷就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国学院的高材生。方先生总不至于急着跟自己的老爹划清界限吧！因为他说那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不同于传统国学的“新国学”
2010-03-15 11:04:52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刘泽华：对弘扬国学、儒学若干定位性判断的质疑（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21
2010-02-01
刘泽华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9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其相适性。中国的实际无疑包括历史，但更主要的是现实。就历史而言，包括的内容很多,显然不能用“国学”来概括，更何况倡导“国学”者常常把“儒学”径直等同于国学。
传统的有些因素因为能适应现实会获得新生命，但有些也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对此不必哀叹：另外也还要计算成本，保存的成本如无益于发展，谁愿意保存由谁投入，原则上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持。如果传统的东西统统保留下来，我们这个世界早就被撑破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传统都要让人们进行选择
论者为了张扬国学，把“国学”提到“国家”意志的高度：“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我对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没有研究，在一个公民社会，每个公民都有提出自己建议的权利：同样，作为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国学的公民，我对此持有异议。
首先，国学是什么？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百年来学界对国学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也有天壤之别。目前倡导国学者很少论及国学的学科特征、知识系统、观念和方法，以及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系。应当先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说明白了，再说列入“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
其次，作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无疑是要提倡、发扬、发展。且不说融通56个民族的古今之学的“大国学”，即便仅定义为“传统文化”，它已成为历史，我们可以研究、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怎么能去“发展”呢？不管是哪种看法。都承认“国学”中有“国粹”，也有“国渣”，“国粹”可以提倡、发扬，难道“国渣”也在提倡、发扬之列吗？论者提出把“现代文化的精华成分”“注入”给“国学”，国学就会“升华新的境界”，于是其作用就能如何如何，对这种“注入”论，我曾进行过反驳，不再重复。
再次，最有重量的说法是“国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云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其相适性。中国的实际无疑包括历史，但更主要的是现实。就历史而言，包括的内容很多，显然不能用“国学”来概括。更何况倡导“国学”者常常把“儒学”径直等同于国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排斥从国学、儒学中吸收营养，但绝对不能把“国学”，、“儒学”因素不适当地过分夸大，更不能搞“儒家马克思主义”!如果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国学之外还有其他学科吗？其他学科难道不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这么多学科，为什么单单突出“国学学科”？
最后，论者还提出要用“国学学科”来“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这一说法在理论上与事实上是很难成立的。把“国学学科”与“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对立起来，说句戏言，这与相声里说的让“关公战秦琼”相类。“国学学科”是前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是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怎能用“国学学科”来“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能由中、西来区分，它是科学认识的产物。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特别是在海通以来，全人类的知识正在一条相互融通的道路上前进。人类知识的积累，科学的进步，总离不开严格的学科体系和能够为人类共同理解的规范和话语体系。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存在所谓西方的和东方的，也根本不存在“国学”的或者“非国学”的学科。钱穆先生说：“学术本无国界。”何兆武先生详细论证了作为科学的道理，不能分中外。其实国学究竟算不算一门学科都很成问题。也如钱穆先生说的：“‘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我们说的国学只不过是说它所包含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国传统的。但是，对象不可能成为“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如果用国学来权衡“西方”的学科规范和话语体系，最终结果只能是回到思想学术闭关锁国的境地，使我们自绝于现代的和人类共同的知识。假如非要这么做的话，有一个问题就必须回答：我们如何看待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摆脱锁国状态，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努力，特别是如何评价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开放、努力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作的道德努力。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的“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是发展的和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之一。对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不加分析，一锅煮，行吗？另外，近代以来的“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也不全是“西方的”，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现行的“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如果有什么“利弊得失”，只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来审视，即主要应审视其道理是否科学。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有别，只能从具体情况出发求其适应性，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怎么能用“国学学科”来衡裁？说到“学科制度”，试问传统的国学学科制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稍稍翻阅一下教育史便不难了解。传统的国学学科制度根本不可能成为“重新认识和估价改造”的尺度!恕我直言，这不是“重新”，而是“重旧”!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会重新审视一切，传统无疑是个大对象。不管是什么样的传统，都要让人们进行选择，传统的有些因素因为能适应现实会获得新生命，但有些也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对此不必哀叹：另外也还要计算成本，保存的成本如无益于发展。谁愿意保存由谁投入，原则上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持。如果传统的东西统统保留下来。我们这个世界早就被撑破了。
在深化改革面前，“不慕古、不留今，与事变、与俗化。……随世而变，因俗而动。”应该说有更多的启迪!
篇幅有限，只能说些要点，由此会失去全局关照，又不免有片面性。敬希讨论和批评。
★此文前半部分见本报2010年1月14日第3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10-03-15 18:52:52
上面的小山同志或者同学，如果您仅仅是学术上的评论，那么您尽管的阐述您的观点。但是您要是仅仅是在网上谁也看不见谁的情况下，进行人身攻击，恐怕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呀。不知道您是否学界内人士，如果不是的话，还有的原谅。因为不同圈子的人争论的法则可以不一样。但如果您是学界人士，那么您这样做，恐怕也不是一位合格的学者所为呀。孔夫子没有谩骂过别人，遭到人的嘲笑都是幽默的化解，也平淡待之。看您也是读圣贤书的人，怎么一点孔夫子的风度也没有。您也是支持国学的人，难道就是嘴上说说？刘先生只是发表自己的观点，从来没有强制别人和他一致，对于学生也是这样。您尽管的发表您的不同意见。
但是如果您是君子，最好别搞人身攻击。要骂人，那就到刘先生面前去骂。
我想我没有您口才好，如果您要是在超出学术范围进行人身攻击，我就会选择和您决斗。
2010-03-15 18:58:56
我先再报家门，我是在南开读的研究生，也算是刘先生的再传弟子。和刘先生也有过两次会面，先生的人品绝不是圣贤，但是怎么都是个君子。尽管您们可以说他的学问不好，反对他的观点。这都是可以的，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您要是人身攻击，我是看不过去的。我身高只有160多一点，力气很小，但是如果您要是再人身攻击，我一定要和您进行决斗，无论您更矮或者更强壮。
另外，我所说的都是个人行为，一切我自己负责任。
2010-03-15 20:06:39
赞同“独步寻花”的态度！提倡讲道理，可以尖刻，但是绝不提倡随便骂别人“垃圾”！
2010-03-15 21:26:19
(地平线后面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独步寻花兄高才，刀下不斩无名鬼。我亦自报家门吧，我毕业于利物浦大学数学专业，半路出家，文史哲方面劳烦您多多指教。至于马哲马经我已承蒙刘先生教诲，就敬谢不敏了。
绅士为了爱情而决斗，孔子门徒为了父母不反兵而斗。若我俩真为了学术而决斗那也是佳话，然则却不是。若您要把上面的文章定义为“学术”文章，那我只能说您“学术”的概念宽泛了点。在我看来这不算“学术”，所以很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刘先生的文章而决斗。您是刘先生的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然这是旧社会的观念），我能理解您愤怒的心情。而对于我而言，刘先生一不是爱情的对象、二不是生养父母，故您可以为刘先生而决斗，我只能高挂免战牌了。我的确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再则澄清一下。“老而不休”的确是说过了，我收回那句话并道歉。而说这几篇文章是“垃圾”，对事不对人，并非人身攻击。若您觉得这个词太过负面，那请您原谅。菜实在难吃，请予以我抱怨的权利。
2010-03-16 00:23:53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李慎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和新国学体系》（2010-02-15 光明日报） 又在发帖审核之中。
是douban过敏，还是遵照上级规定？
2010-03-16 01:02:44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小山通志毕业于利物浦大学数学专业，半路出家，文史哲方面比较无知，可以原谅。刘先生的文章很好，学界 同尊。固有缺陷，无妨其成家。请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功力，看不懂另论。对于学者而言，评价的往往不是观点，而是“功力”。
2010-03-16 01:56:38
(地平线后面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东风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刘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我未读过，好坏另论。您说刘先生学界同尊也好，自成一家也罢，亦不过风闻而已。而被贴出来的这几篇文章，我是细细读过的。我就事论事，写得不好。钱锺书先生曾有戏言：鸡蛋好吃，但并不需要拜访老母鸡。以此喻之，若我抱怨一枚蛋难吃，您说却说：”这位同志吃鸭蛋长大的，无知可以原谅。这可是一名牌老母鸡下的蛋，虽说不是每一枚蛋都好吃的。我们吃鸡蛋关键要看老母鸡下蛋的功力。”如果这样，我在谈蛋，你在谈鸡。我觉得我们更本就没有谈到一个话题上去。
我的确是学理科的，我猜想您是文科的。我在海外学习感觉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学生与老师叫板的大有人在。又见《论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我看见不好的就说不好，前面也说过，你若觉得刘先生好，那请帖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我自然服气。但如果您只是强调刘先生资格老，牌子老，就要尊者讳。我则不以为然了。
2010-03-16 08:29:22
(内心之事宜缄口，仓促之念莫妄行)
理科出身来做哲学或文史的不少呢。复旦的白彤东老师就是北大空间物理系的本科生，现在不也研究儒家么，而且书写得很不错。至少理科出身的逻辑都很严谨，不会没事儿干拉马克思这个大旗做虎皮，也不会拿什么学界权威来压人。
2010-03-16 11:39:23
(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
呵呵，04年的时候也有过一场争论，出场的是刘先生的弟子，李、葛、熊等。整个学界的风气并不正常，于是大多时候不过是空耗罢了。
2010-03-16 12:46:49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
——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
林存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4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梁涛先生前不久写了一篇《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以下简称“梁文”)，发表在2009年12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梁文本身所持有的国学研究态度与立场及其对刘泽华先生学术观点的评论都是极为偏颇、思维混乱而又自相矛盾的，兹结合梁著《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结语部分(《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笔者也来评析一下梁涛先生本人的“儒家道统论”国学观。
与人商榷，必先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其次，应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而不能择取对方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申发挥，将己意强加给对方，然后再将对方的学术观点做“妖魔化”的处理和评说。遗憾的是，梁涛先生恰恰犯了这两条学风大忌，在既未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未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情况下，就匆忙而武断地评说刘先生的“国学观”，这样岂能不思维混乱、错误百出而又自相矛盾呢？
梁文虽然未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但文中透露出的信息却明确告诉我们梁涛先生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就是“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因为他在评论刘先生的国学观时援引的理据主要就是子思和孟子的政治思想观念，而在梁涛先生看来，思孟之思想学说无疑是儒家道统之正脉，故近年来他用功最勤、胸怀大志要重新构建的就是儒家的道统论。因此，我们将梁涛先生的国学观称之为“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应该说是大致不误的。
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梁涛先生告诉我们，他“探讨的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而不是作为‘道统’想象的思孟学派”(第34页)，然而，在该书的结语部分，梁涛先生终究还是禁不住“‘道统’想象”的诱惑，而毅然决然地提出要“回到‘子思’去”以重建儒家新道统说，乃至在“‘道统’想象”的问题上实现了一次精神的大飞跃。而这样_种从“是什么”的学术研究到“应该怎样”的…道统’想象”的精神大跃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为什么要“回到‘子思’去”呢？因为在梁涛先生看来，“子思”才真正代表了“儒学一个思想丰富的时代，以及一种合理的思想结构”。他认为在道统的传承中，“孟子是有所‘失’”的、“荀子是有所‘偏”’的：“回到‘子思’去——并非历史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回到，而是诠释学意义上的回到，即恢复根源文化生命的丰富性，在此丰富性的基础上重建儒家道统”。另外，梁涛先生还准备学习宋儒“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的做法，要“重新出入西学(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罗尔斯等)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通领，以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与《荀子》四部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并宣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职责与使命”。
道统问题自唐宋以来就是儒家学者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大问题，现代新儒家或者以宋明心性儒学为道统所在，或者以汉儒公羊学政治儒学为道统所在。而梁涛先生则是要回到“子思”去而重建儒家的新道统。这一新道统说主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郭店竹简的发现使我们对儒家思想发展演化史有了一种更全面的了解、它使我们了解到子思的时代才是儒家思想最丰富和思想结构最合理的时代。二是，基于这样一种发现和了解，来重新审视儒家道统传承和儒学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后来的儒学宗师的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儒家思想有所深化发展，但由于是朝着“分”的不同方向而“深化”和“发展”的，因此，这种“深化”与“发展”其实又是一种“窄化”，是丰富性的丧失，具体而言，就是孟子是有所“失”的，荀子是有所“偏”的。三是，由于后来的“分”是不好的，是不丰富的，所以需要回到整全的“子思”去重建儒家的新道统，而要重建儒家新道统似乎又需要汲取西学的资源，故梁涛先生进一步提出要向宋儒学习，学习宋儒“出入佛老”的做法而“出入西学”，四是，梁涛先生“出入西学”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回归自家的文化传统，回归儒家的思想道统，即“回到‘子思’去”，这种回到是别具意味的“诠释学意义上的回到”，而不是“历史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回到”，意即要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并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式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
梁涛先生是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而提出“儒家新道统”说的，其间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回到‘子思’去”的“‘道统’想象”，通过想象来接续孟苟之后干载不传之道统而重建儒家新道统。然而，梁涛先生的新道统说却令笔者颇生疑惑乃至疑窦丛生，譬如：孟苟在思想上的分化发展，仅从孟子或荀子一家之言的角度看，或许可以说既是“深化”又是“窄化”，但综合来看，他们的思想贡献怎能说就不是对儒家思想的“丰富”呢？梁涛先生的新道统说及其重建工作显然是仅以先秦儒家为限的，难道梁涛先生不觉得在内涵上太不“丰富”和“深化”了吗？不知梁涛先生是如何处置汉宋儒家以及现代新儒家在丰富和发展儒学思想上的贡献呢？说一句“回到‘子思’去”就可以把后儒的贡献统统否定或抛弃掉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梁涛先生所谓“学宋儒的做法”只不过是学他们的皮毛而已。还有，宋儒先是“出入佛老”，然后“返之六经”，并以儒家道统来排斥、辟拒佛老，而梁涛先生既然言之凿凿地将“儒家的新道统”说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为何还要学宋儒而“出入西学”呢？梁涛先生“出入西学”的目的又何在呢？是为了援西学融会国学，还是以道统拒斥西学？由于“出入西学”还只是梁涛先生未来十年的计划，所以这些问题的***我们现在尚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梁涛先生虽然声言要“回到‘子思’去”，但当他坚定地站在“子思”道统的立场来批评刘先生的王权主义说时，却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远离和背叛思孟儒家批评和反抗王权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而不能容忍刘泽华先生批评历史上的王权主义。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梁涛先生说，“回到‘子思’去”不是真的要在“历史学、发生学意义上”回到，而只不过是“诠释学意义上的回到”!也就是说，思孟儒家虽然对王权持激烈批评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在梁涛先生看来，古代的王权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我们大可不必对此大惊小怪，似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地通过“诠释学意义上的回到”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
其实，在笔者看来，所谓“道统”说。不过是有关儒家学术、思想或精神的发展线索或脉络的一种论述视角而已。不同的视角自会导致不同的“道统”论说。粱涛先生所谓的“儒家新道统”说最多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然而，梁涛先生却拿自己的一家之言当成了衡量学术是非的绝对标准，也当成了批评他人学术观点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无所忌惮地在文章中对他人进行非学术性的“大批判”，比如梁文竟然道听途说地说什么“刘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由于受到“极大的刺激”而“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吉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等等，这些无端想象推测之辞，显然不像是出于一个严肃讨论学术问题的学者之口!
很显然，梁文对刘泽华先生“国学观”的批评存在着严重的学风不正问题，而其学风问题无疑是与其上述道统论的诬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应了明儒李贽的那句话，即道统之说常使人“好自尊大标帜而不知其诟诬”。因此，在笔者看来、梁涛先生之所以会以匪夷所思的错乱思维和自相矛盾的论调来解说和批评他人的学术观点，问题就出在其一贯的学风与其太过强烈、高调而自信的儒家立场及其道统意识上。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0-03-16 12:48:59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林存光先生此文有一个扩展版，好像发在《学术界》2010年第2期。
2010-03-16 12:50:59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小山兄，我不是刘先生的学生，只看过他书，听过一次演进，与之没有特别关系。刘先生称名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未必都正确，但即有功力，又有诚意，是一部当代上佳之作，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真理确实可以爱，长辈也需尊重。爱真理与尊重长辈不是对立的。写得不好就说那里不好，不必冠以“垃圾”一词。人家老了，品德不差，后辈没必要侮辱他吧。况且我等也终有老朽之日，必定不喜欢被后生小子时刻以“垃圾”称呼，推此及彼，想来兄台也会同意的。
吾爱我师，也爱真理，并不矛盾！
2010-03-16 12:56:39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徐友渔：“国学热”的浅层与深层问题
2010-03-05
徐友渔
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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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五年来兴起的“国学热”渐趋平静，见诸报端的新闻与争论开始减少。这是预示着“国学热”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文化事件呢？还是意味着阵热之后的冷静思考，蕴藏着长期发展的契机呢？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不过要真正得出这个结论，就需要认真分析前一阵的表层上的热，提出和研究一些关于国学长远前途的深层次问题。
“国学热”的表浅性
　　这几年兴起的“国学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宣言、口号、事件和争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多半是媒体的炒作和一些极端主张的喧嚣声。对于“国学热”而言，2004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既是集中爆发的一年，也是作为新起点的一年。
　　2004年，在编撰出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和举办“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的基础上，有人提出“少儿读经”的口号，并引发极大的争论；同样在这一年，“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人民大会堂盛大举行，闭幕式上发布了由著名学者发起、70位论坛成员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在这一年，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的《原道》创刊10周年，并举办座谈会，邀请各思想文化派别代表到场发表关于儒教文化前途的意见；这年夏季，提倡新儒家和保守主义的一些学者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会议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由于以上以及其他一些事件，这一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
　　接着，在2005年也发生了好多事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在发表有关讲话时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文化的破坏和衰落归罪于五四，这种言论引起激烈争论；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对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等地孔庙举行的祭孔活动进行全世界现场直播。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应把祭孔活动办成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祭”，甚至有人主张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自然又引起激烈争论。
　　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国学“老板班”，某文化公司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学俱乐部，这一类消息都引起了批评和争议：一是因为这种班收费奇高，二是有人对这种形式能否真正弘扬国学表示怀疑。此外，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等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孔子、庄子、古典名著和历史引起批评，而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也引发叫骂，等等，都是与“国学热”有或多或少关系的花絮。
　　以上历程似乎表明，“国学热”并不是一场有深厚根基的文化运动，它更多地表现为被媒体支撑和炒作的新闻风波，它吸引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一系列引起争吵的事件。孔夫子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现在在“热”中推涛作浪的许多人，却只是长于言辞而躲避埋头苦干者，他们或者热衷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访谈录，或者为种种开张、庆典、祭日办红白喜事。他们的大肆鼓噪和炒作国学不是弘扬国学，而实在是有悖国学的本质的。
国学需要复兴，国学应该热
　　但是，以上描述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不是有关国学的“理当如此”。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传统和丰富思想文化遗产的国家，现今的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中断与过去的联系，我们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交流，中文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是割不断、摆脱不了的。国学需要继承，是不需要证明的道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因为那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国学热”有关的争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近现代我们的文化传统曾经遭到破坏和中断，而且我们的传统受到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的挑战。所以，问题的产生不在于要不要国学，而在于对国学的衰落和曾经遭到破坏与中断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答，对国学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有正确的认识，对国学的内涵作出恰当的厘清。
　　我认为，我们现在讲复兴传统文化，准确地说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要让中国文化到世界上去起指导作用，挽救西方的危机，其实我们最真实、最直接、最紧迫的理由是，中国（大陆）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丢失和陌生，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叫人汗颜的一个例子是，内地最著名大学的校长在赠送文物礼品给台湾客人时，竟对上面的文句念不下去，在盛大的场合出洋相。名牌大学校长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有趣并能说明问题。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同寝室一位年轻同学正在谈恋爱。他为了表示风雅，从《唐诗三百首》中抄录了一首送给姑娘，我读了之后，笑得直不起腰。他抄的是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位中国最高文科学府的研究生，只是朦朦胧胧感觉到这诗情意缠绵，却根本不懂其意，连诗中主人公的身份都一塌糊涂。他不知道把这首诗送给恋人是何等的不伦不类。
　　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还债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我们在文化上欠债之多而言，刚刚兴起不过几年的“国学热”并不算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国学应该怎样热
　　与上面这种低调、平实的目标相反，许多倡言“复兴国学”的人宣扬一种高调的主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匡时救民、打造主流核心价值、解救时代危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武器。我们可以把前一种低调、平实的主张称为“文化儒学”、“知识儒学”或“日常人伦儒学”，而将后一种高调主张叫做“政治儒学”或“意识形态儒学”。我认为，第二种主张既不正确，也不现实，它误解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功能与意义，对于复兴传统文化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
　　有人把复兴国学与中华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学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这种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国家或个人，是不配得到别人尊敬的。但这个主张也是有相当条件和限度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我们现在不论多么抬举国学，它的地位也绝对高不过它在晚清时的地位，而那时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如何呢？那时的国势衰颓，难道和精英们普遍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心态没有关系么？
　　有人把重振国学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从抽象的层面上说，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条路非常难。许多在“国学热”中活跃非凡的人大概不知道，现在的“国学热”其实只是第二波，第一波始于1993年。这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但这种迅猛势头很快遭到迎头痛击，某杂志发表文章“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其中说：“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所在”，“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于是，复兴国学的运动戛然而止。
　　“政治儒学”或“意识形态儒学”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人主张中国应恢复儒家正统，甚至使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贤人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这种主张的不现实和荒谬一目了然，足以显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思想如果不抛弃则谈不上继承。
　　对传统文化和国学还有一种商业化的利用，就是认为可以把它用作经销策略，企业管理的理念，赚钱的招数。为企业家开办的“国学班”，就多半是在推销这种“文化赚钱术”。这种低俗的作法，既损害了国学的声誉，又误导了学员。谁都知道，儒学是与商业、经营、牟利格格不入的，儒家教导的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诚然，我们可以在儒学中找到一些诸如“诚信”这样的关于个人为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教导，他们对包括企业家和商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是有教益的，但一般的为人处世教导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经管宝典”、“赚钱秘诀”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与那种大而无当、凌空蹈虚的倾向相反，也有很多人在复兴国学的活动中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其中我最为欣赏和钦佩的，是一批年轻学生在“一耽学堂”名号下从事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他们决心改变“读经热”、“国学热”中只有“热”而没有“读”和“学”的状况，以义工的方式组织义塾、晨读点等等，在中小学、社区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他们自己也坚持晨读，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不求名不求利，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不事张扬、平实低调的作风，他们面向民间、面向未来的考虑，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力行表明他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必须研究和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认识问题
　　对于“国学热”的质疑、争论涉及的不仅是表浅层次的问题，因为人们对于复兴传统文化、弘扬国学本身持肯定性共识，但推动这种“热”的动力和目标有不同，与这种“热”相关的一些预设、前提论断涉及对于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关系、民族特性与人类文明共性的关系等等深层次的大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能够达成比较正确和一致的看法，将有助于“国学热”保持恒温，稳定扩散，否则，免不了会热一阵就降温，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头来无疾而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乏大搞“尊孔读经”而最后以闹剧收场的前例，弄得不好，这次也可能重蹈覆辙，充其量增添一点商业化、市场化的调料而已。
　　深层次的问题很多，以下只是随便想到的几例。
　　一、传统文化衰落，国学受到打压的原因
　　许多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不论多么激烈，也只能算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内部的争鸣。文化的发展需要争论、挑战、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说到底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自身秩序的表现，对传统文化真正的摧残来自行政干预和政治权力发动的大批判运动。其实，五四精神也是对当今中国有巨大影响的传统，用老传统否定新传统恐怕行不通，如果“国学热”意味着对五四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反攻倒算，那它肯定没有前途。
　　二、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
　　如果传统是一成不变和僵死的东西，如果尊重传统就是对古人顶礼膜拜，那么中华文明只能是活化石。古人早就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对待传统应有的态度。我们不能指望只靠传统就实现现代化，实际上，传统文化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转化和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典型例子，他的新视角、新方法使中国传统思想以新面貌存活于现代。
　　三、民族特性与世界性、普遍性的关系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类过时的思想，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教无类”这种散发永恒光芒的思想。我们应该重视和弘扬的，是传统中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说和命题，它们虽然在历史上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基本意义是超越时代、民族、宗教、国度和文化的，其价值和生命力长久不衰，而且在当代具有指导意义。但如果认为最具特色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那么纳妾、裹小脚、抽大烟也就在继承弘扬之列了。
　　四、思想文化多元是时代的特征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提升国学地位，应该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框架中考虑和进行。多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特征，但不少人对于这种时代潮流并没有认识清楚，在“国学热”中，有两种声音是非常过时，并显示了陈腐思维特性的。一种是企图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种是“警惕有人想用国学取代指导思想”。传统文化的前途并不在于有朝一日可以重登统治思想的地位，它的合法性或可接受性也不在于它可以为强化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它有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把它定位为主角和配角都是不得要领的。
　　总之，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是有希望的，但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努力、清醒与明智。
2010-03-16 13:01:01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回应大学校长建议：国学“户口”再受关注
2010-03-03
贾宇　
光明日报
点击: 254
2009年岁尾，光明日报国学版邀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等大学4位校长聚首，讨论国学发展及国学学科建设。其间，校长们亮出鲜明观点:相关部门要给国学“上户口”，换言之，就是要让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获得制度化的合法身份，使国学以“学科”面目进入国民教育体制框架之内。(详见2009年12月21日和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大学掌门人身份、“国学”这一逐渐升温的公共话语、突破现有学科格局的大胆设想，都使这次讨论备受读者关注。加之一些媒体相继跟进，对“国学学科”问题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拷问”，使其关注度呈“升温”之势。
　　坐而论道还需起而行之。“国学学科”建设能否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宏深考量及论证。日前，记者联系到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3位成员: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和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他们既是在文、史、哲研究领域各擅胜场的资深学者，又具有国务院学科咨询和学位评议专家身份。应记者之邀，3位专家以“身在此山”与“隔岸观花”的双重视角，从情感、学理到实践的多维向度，对校长们提出的“国学学科”问题进行了回应。
基调:以国学学科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症”
　　【校长论点回顾】我们假如不能用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东西来表达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中之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仍然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增加，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探究和理解，一定会遇到很大障碍。——顾海良
　　当前，大学校长们在国学教育实践中，深感缺失制度化的学科保障而带来的种种掣肘。假设真如校长们所愿，国学最终获得“学科”的规范和支撑，国学研究目前的颓势能否得以改观?在传统文化承续和重建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怎样认识国学学科的意义?学科评议组专家们对国学学科建设有何基本态度?
　　“大师缺席”是曹顺庆教授眼中的学术思想场景，他悲观地对记者说，这是个“无大师时代”。“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学学科的缺失，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曹顺庆看来，今天的古典文化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的“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和背诵元典文本。并且，所用的读本也基本是“古文今译”，这样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不复是文学元典了。他举例说，《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余冠英先生译为“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余先生的今译是下了功夫的，但无论怎样今译，还是将《诗经》搞成了打油诗。还有译得更好玩的，“河里有块绿洲，水鸭勒轧朋友;阿姐身体一扭，阿哥跟在后头”。试想，读这样的古文今译，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文化吗?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
　　曹顺庆进而说，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反观当今，很多中青年学者没有真正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
　　“告诸往而知来者”，曹顺庆说，“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怎么样才能博古通今?设立国学学科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像曹顺庆一样，具有丰厚历史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晁福林教授，也痛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学被抛弃太多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读不通古文、不了解古汉语”，“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校长们提出建立国学学科的倡议非常有意义，这体现了校长们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忧患意识;同时，这些高校的国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实践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令人钦佩。晁福林希望借助光明日报这个平台，表达对校长们的敬意。
　　杨国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学校长们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注，对促进中华文化的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定位:既不宜从单一的学科角度理解国学，也不能将国学完全排除在学科之外
　　【校长论点回顾】中国人对户口是特别重视的，户口是个要命的东西。一个人没有户口，什么也干不成。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要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可以把国学设为学科，能够让关于它的学习、研究、传播，包括让它的应用，都能够更加地系统化。——朱崇实
　　无疑，制度规范下的国学学科将为国学教育和研习带来秩序感和身份感，但国学与学科的关系比一般问题复杂得多。较起真来，“学科”一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以西方教育体系的“学科”来框范作为中国“整体之学”的国学，对国学的传承和发展来说是自缚手脚还是呼应时势?国学学科的设立对已经成形的高校学科体系来说，是扰乱秩序还是清整资源?
　　作为继续讨论的起点，杨国荣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厘清。“对国学的内涵现在有不同的理解，就最宽泛的意义看，它首先与近代知识系统出现以前的思想、学术、观念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相联系，并以经史子集为其主要载体。”杨国荣说，“与之相应，国学具有二重性:就其形成于近代知识分化之前而言，它似乎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而就其涉及相关的领域、包含独特的知识内容、需要专门的训练而言，又具有学科性。”
　　对于国学的“学科化”，杨国荣持辩证态度，他说，学科化意味“分门别类”化，从学科的角度去理解、定位国学，相应地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去规定国学，如仅以此为进路，或许会导致国学失去其本来形态;但另一方面，国学所具有的学科性，也为人们以学科方式对其加以理解提供了前提。“总之，我们既不宜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去理解国学，也不能将国学完全排除在学科之外。”
　　杨国荣表示，因为世界本身既具有相对确定、区分的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后者决定了单纯从一个学科去了解、认识世界，往往难以窥其全貌。认识真实的世界本身需要学科之间的沟通、交融，这种要求从一个方面显现了学科之间划界的相对性，并展示了学科联系的价值和意义。
　　与国学有相近关系的是异域汉学的研究，后者也为我们提供了反观自身的镜鉴。杨国荣说，一方面，汉学家所研究的似乎不是现代人文或社会科学分类系统中的某一学科，而是“汉学”或“中国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国学不同于具体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汉学家又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训练，除了掌握汉语之外，他们往往又以相关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等为背景，去从事不同角度的研究，尽管汉学家常常试图体现跨学科的特点，但其研究的成果总是有不同的学科侧重。在这些方面，中国近代的国学或国故学，与国际汉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视阈:在“世界”背景下观照中国固有学问及国学学科
　　【校长论点回顾】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纪宝成
　　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肇建国学学科，是该固守本土学术立场，还是该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文化的保守与激进这两种价值取向，如何在国学学科的动态发展中达到平衡?我们又能从前人的国学实践中继承些什么？
　　在杨国荣看来，对于国学学科，除了从中国文化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定位外，还可以有更广的视域。他说，我们应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看待这个世界本身。从以往的历史衍化来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有自身的限定，这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往往在相关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们则开始走向同一个世界，后者也要求我们在世界的视域之下，展开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与此同时，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自我更新发展的权利，同样应当予以承认。未来文化、学术的发展，应当在以上二个方面的互动中展开。
　　讨论国学总无法绕开近现代的国学实践和那些国学大师，于今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也能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晁福林说，从王国维到郭沫若，他们对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仅凭于此并不能成为国学大师。他们所处的时代由于清代乾嘉之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所以国学底子深厚的还大有人在，但他们为何没有超越王国维等人?这是因为王国维等人吸取了西学的许多精华，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采取新的观念，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很多国学底蕴深厚的学问家所没有做到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学大师的出现是国学和西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样，现在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仍然需要国学和西学的结合。
边界:国学学科对学术发展意义重要，但文史哲依然有存在必要
　　【校长论点回顾】文史哲是西方的学科框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搬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能完全装进去，削足适履之弊早已屡见不鲜。……比如说《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纪宝成
　　国学学科的进入，将为目前“分疆而治”的人文学科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融汇的契机。但是也会碰到另一面的问题:国学学科建立后与血缘相亲的文史哲学科各自的边界该如何厘定?如何辩证看待国学学科的“博通”和文史哲学科的“专深”，进而使它们各归其位、各展所长?
　　杨国荣认为，国学与近代以后形成的学科之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早已蕴含文史哲等现代学科的基因。杨国荣举例说，以文献而言——早期的《诗经》中有涉及不同学科的具体内容，然而，从它的主要的归属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更多地将其理解为文学作品;至于《庄子》，它具有诗化的特点，并相应地包含文学的内容，但在思想史中，我们一般仍首先将其视为道家一系的哲学文献。以历史人物而言——屈原有深刻的哲学意识，但从文化史上看，他更多地被看作是文学家;其他人物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他们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