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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彪,张秋芳 大小:138K 类型:都市 时间:2009-5-16 17:01:18
　　池鱼
　　我读书有两“不”，一不读名人书，二不读畅销书。道理很简单：“名人书”往往畅销而不长销，卖的是“名”而不是“书”，读起来半假半空；畅销书虽不一定出自名人笔下，却难免只做表面文章，功夫在书外。这套不成文的规矩已奉行多年，自我感觉至今未见好书漏网。
　　那天无意翻起北青报，副刊“每日连载”里有张照片挺显眼。一对年轻俊朗的男女手持酒杯，笑意盈盈。图下一行小字：17年过去了，想起婚礼上父辈的叮嘱，我们只有“白头到老”没能做到。当时我便心头一酸，再抬眼去辨认——那眉清目秀的男青年居然是17年前的傅彪，而身旁娇俏的豆蔻女子，则是他的妻子张秋芳。
　　读过连载，深陷于一份质朴的，久违的温情。这是丈夫走后，妻子独自写下的文字。若说疼痛，字里行间没有惊天动地的悲恸，反多是静谧与沉思，间或记忆青春时的愉悦；但若说不疼痛，读来如何满心酸楚，仿佛穿越他人的时光却看到自己历历一生。
　　不禁想，长久以来我所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名人”和“畅销”都不是根本，最厌倦矫情说教，以及浮于世事的空洞喧嚣。可贵的是，秋芳的所写所悟与这些大为不同，她细腻，又很勇敢，天塌地陷后非但没有垮掉，反而又站起来，笑起来，和我们说她这一生中温暖的爱情。“人生，不过是一场回忆，丰盛如我者寥寥无几。”
　　很快，我从书店里买回了这本叫《》的书，郑重其事地，仿佛在阅读之外，更想以此向这对相爱的人表达我的敬重。
　　书一开篇，便是傅彪病中留下的短短数千字，写亲人，写童年，林林总总。我不敢触碰一个临终的人留下的文字，那一定太沉重，于是直接翻到了秋芳续写的部分——以她笑容粲然的照片和“情深似海”四个字作为开始。情深似海，古老的表白，今天听起来分外令人心动。
　　这是一个过于平凡的爱情故事，平凡到那些会心的细节，让每一个年轻和年轻过的人感同身受。不到19岁的秋芳与21岁的傅彪是戏剧学院同班同学，一起排过小品，一起聊过天，一起走过回家的路。傅彪当年爱给同学们讲笑话，秋芳是笑得最响亮、最放肆、最旁若无人的一个。在傅彪的小屋里聊天，只要他们一关门，父母就在门外佯装咳嗽。傅彪第一次去见秋芳的父母，主动请缨掌勺，颇做了几道美味，后来才知道他在自己家恨不得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更别提下厨房了。
　　看得出，写这段时秋芳没有哭，而是开怀在笑。她感谢上苍赋予她如此丰盈的悲喜起伏，相信20年岁月已浓缩了她这一生应得的一切，尽管贫穷、疾病都曾一一领受。我们都年轻过，幸福过，但谁能在不惑之年仍旧以这样美好的心情和笔触来回首往事？
　　傅彪走时，秋芳没有号啕大哭，只轻轻用手合拢他的眼，叮嘱他：“彪子别怕，放心这里的一切，记住我永远爱你，朝着有光亮的地方走。”秋芳说，她已允许他离开，要好好地离开。
　　我深深地震动于这份理智的、尊严的情怀。
　　在一部摄影集中，德国摄影师瓦尔特用镜头记录了一个不满七岁便因脑瘤而夭折的孩子，他已与病魔抗争了两年之久。最后，在他小小的灵魂抽离身体时，父亲在一旁对他说：“你已经战斗够了，小人儿。你可以走了。请你走吧。”
　　两个国度，两段故事，却惊人地相似。那是无私而无畏的大爱。历经生命中最冷暗的种种，爱，已然带他们逾越了生死之界，也温暖着我们，如临爱至终极的堂堂光明。
　　那天，秋芳在北京某书城签售，我去了，像挂念着一位老朋友，想看看她现在好不好。排在我前面的是个年轻小伙子，说：“秋芳姐，这书是我送给女朋友的，请您一定为我们写句话：从此相信爱情。”秋芳微笑着写下这行字，看起来欣慰而满足。　　　　　　
　　我从记事起就跟外婆在一起。
　　60年代末随母亲坐火车轮渡过长江去上海看了一次外婆。外婆很开心，开始分包东西，把大包的分成若干小包，然后用竹竿儿捅对面楼上的窗户。窗户上很快出现一张老脸，瘦但很慈祥。
　　“外婆，阿拉囡伟来啦！（外婆，我女儿回来啦！）”
　　“阿拉囡住拉北京。（我女儿住在北京。）”
　　外婆悬着竹竿儿，从上面滑过一个小竹篮，里面放了三个杯口大小的国光苹果。对面外婆又用竹竿儿送回年糕。
　　现在想想外婆不是为了送礼，大概是因女儿回来看她而向邻居们做个广告。
　　上海不黑，北京天黑了就看不见路，上海不是。石库门里弄的房子虽然不是很热闹，下过雨，有一点儿灯光地面就油亮亮的。
　　上海潮，晚上睡觉被子好像没晒干，也好像什么都没晒干。
　　上海吃得好，不对，应该说是好吃的多。不像北京吃得很单调。
　　母亲和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我听不懂，母亲就给我翻译一遍。有时候明明知道翻得不对，也没办法，谁让上海只有我这一个外地人呢。
　　后来长大才知道，外婆和母亲讲的是宁波上海话，母亲对外婆讲的是上海宁波话。我一句都不会讲，一句都听不懂。
　　外婆的普通话也是一句都不会讲，外婆还不认识字，后来到了北京，没人到北京站接她，语言不通，又没文化，居然自己找到了离北京站30里外的部队营房，我很敬佩。
　　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婆一到北京，我就能听懂上海话了。没人告诉我，没人翻译，我什么都听得懂。外婆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普通话。
　　外婆29岁守寡，49岁退休，50几岁来北京帮我妈带孩子。我们家的财政大权落到了外婆手里。
　　一碗豆或花生炸酱，外婆能吃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肉。
　　我挣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外婆买了一个闹钟，14块5。
　　外婆抽烟，但只有她一个人在卫生间时抽，出来从不抽。现在知道烟是外婆的除臭剂，她肯定不往肺里吸。外婆从卫生间出来里面从来不臭，臭就没面子了。
　　衣服、袜子都是外婆补，顶针永远都是勤劳女人的戒指。
　　外婆一天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忙她自己，都是为她的后人。
　　外婆只有晚上的梦是给她自己做的，妈妈也是一样，退休以后，很像外婆。
　　我很后悔，95年我生病的时候，外婆永远离开我们了。秋芳当时瞒着我，但后来我还是去了，我怎么能不去送外婆？外婆的衣服是秋芳穿的……
　　97年我买的车，外婆没坐上，她要是坐上了会多高兴啊！　　　　　　
　　小时候一个星期看一场两场电影是必须的，而且不用买票。父亲母亲忙四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电影，只有夏天孩子大点了，能看上个露天电影。
　　下午俱乐部就能把晚上的电影名字写出来，晚饭我就吃不踏实，没吃上几口就扔下碗，一只手穿三个小竹子靠背椅，摇摇晃晃地去占座儿啦。
　　离天黑还早，六把竹椅一字排开占上一大块地儿，可随着人越来越多，椅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椅子和椅子就亲密无间了。
　　灯光刚亮的时候家人会来，拿着瓜子、苹果用眼睛到处找人，打招呼。地方不大但乱哄哄的，扶着张家的椅子、跨过李家的凳子才来到咱家占的位子。
　　这儿没人说话，基本上都是喊话，不喊听不见，***哪儿的方言都有，每家都是三代人来受教育。
　　“妈妈怎么没来？”我问。
　　“一会儿就来。”不知谁告诉我的。
　　我就找茬儿开溜，我一定要回家看妈妈。那会儿虽然小，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得不开心，而且经常会有同学的家长想不开，所以我的心重的毛病，那会儿就落下了。
　　还没进楼道就闻着敌敌畏的味儿，我不会让妈妈发现我，每次都不会。一定在暗中监视着洒完那些白色的液体，看着她走出楼门我才放心。
　　电影散了，家家户户都不回家，大人们先进去把窗户打开（或者电影没完爸爸妈妈就回家开窗户了），我们在楼门口儿还能玩一会儿。
　　其实我这时候最高兴，因为，我妈妈没事儿。　　　　　　
　　从小老听爸爸说山东老家有大爷、有大娘，是爸爸的亲哥亲嫂。
　　大爷从小生活就苦，后来爸爸当兵参加革命了，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全家人的生活就全压在大爷身上了。
　　有一次为了给爷爷抓药，大爷身上只有3块5，可这服药得5块，大爷把花镜压上，人家说4块，只把花镜算了5毛钱。大爷实在是没有办法，坐在药铺门口哭了一场。大爷、大娘再苦再累也不会轻易给北京添麻烦。
　　当爸爸给我讲完这段，我当时就觉得大爷的形象一定是高高大大，黑黑的脸，宽厚的肩膀。随时扛上一挺机***就能打国民党去。
　　1969年的一天，我在外面玩，有个小朋友来告诉我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特别高兴，蹦着就回家了，因为家里一来客人怎么着也得有点好吃的。
　　一进门，椅子上有一团黑咕隆咚的东西，爸爸把我拉到怀里指着对面椅子上的那团黑东西：“叫大爷！”
　　我还没叫出来，从那团黑东西里抬起一张汗流如洗的老脸，他的黑棉袄、棉裤都是新的，可就是双肘、双膝都磨破了，白花花的棉花露在外面。
　　大爷冲我和蔼地笑了笑：“小小儿，回来啦。”就又把头埋在棉花里。
　　爸爸把我一推，自己直着脖子快速走出房间，我以为爸是去做好吃的，后来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大爷的腰病做了当时的“大手术”，就是我家邻居鲁协鲁叔叔给做的。大爷居然好啦！
　　恢复阶段我老去看望爸爸的亲人，后来我们也成了“亲人”。我从“亲人”那学了很多山东老家话。
　　大爷回山东老家了，他的康复给老家带来了欢乐，也给北京做了广告。
　　从此，我们家成了临西县北京接待站。　　　　　　
　　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是1972年11月的时候。
　　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电报，晚上快8点了。爸妈急匆匆地回家来收拾东西，问我回不回，我已经把棉猴穿在身上了。
　　院里派了一辆车——老式上海，我们从半山坡上开往国防大学，从他们那院穿过去火车站。
　　火车、长途汽车。
　　第二天的下午，爸爸终于一路打听回了老家，天已经快黑了。老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我们一进院，爸爸就冲到奶奶的棺材前拍打着棺材，失声痛哭。我也想过去，但不知是谁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狠狠的，我想动都动不了。
　　老家没灯，没电，但是有火炕。我第一次回老家，我才9岁，就睡火炕。我尿炕了，不是我不懂事，也不是旅途疲劳，是没来得急下炕。
　　大爷全家对我们特别好，大娘早上起得很早，给我拐磨子，大爷从几十里外给我们换回炝面馒头。村里的水是不好喝的，金龙哥就挑五里路挑回甜水给我们喝。
　　奶奶入土那天，傅家的人去了很多。男人走着，女人坐车。
　　大爷在村口摔的盆儿，大家跪倒一片。
　　爸爸把我从后面拉到前面：“看看，这就是奶奶。”我只看了一眼就被三大爷拉开了。三大爷还说：“别吓着孩子。”
　　奶奶没见过我，爷爷就走得更早了。
　　1973年9月第一次回老家认祖归宗。看了奶奶一眼，在祖坟上叩首就应算是归宗。
　　六年后我16岁，父亲让我第一次一个人回老家。　　　　　　
　　妈妈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是拖把，每天拖地。
　　爸爸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没有拖把直，更没有拖把好看，但用处很多。
　　我也用这根光棍儿，男人是不是跟光棍儿有缘呐。
　　爸爸先用这光棍跟外婆合作，外婆是浙江宁波人，过年不吃饺子，吃汤圆。
　　北京就没有卖水磨元宵的。爸爸每年都托人买回50斤江米来，拉到食堂用电磨或是外婆自己用石磨磨成浆，再用面口袋封住口，提起来很沉，几十斤的米浆呀。把家里椅子一正一反架起来，放两头，中间用我爸这根光棍儿一挞，面口袋里的水就滴滴答答地渗出到下面放的脸盆里。
　　第二天一大早，外婆把口袋里的湿面分成一口一块地晒干。光棍儿就又靠在爸爸的门后头了。
　　这光棍儿到我手里是抬煤气。我还小，抬煤气总是我和不一定哪个姐姐去。
　　每到抬煤气的时候，光棍就成秤杆儿啦。大姐是会把煤气罐往她那边挪，二姐是固定一地方永远不动，三姐是永远往你那边挪。
　　其实我比较赞同二姐的做法，对大姐的做法心里有七分敬仰，三姐这种，抬几回我发誓再也不跟她合作了。她很“聪明”地在爸爸面前哭了。爸爸是最看不得孩子们在吃饭前和吃饭时掉眼泪的，差点儿揍我一顿。从此我就暗下决心，我再也不用你的光棍儿了，我自己扛。
　　一个月之后，我自己晃晃悠悠把煤气扛回家，虽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挺牛气地环顾家里人。我看到妈妈“幸福”地掉下眼泪，手里搓着围裙，嘴里说，特小的声音，“小心腰哇。”　　　　　　
　　我害怕美丽，在美丽面前我羞涩，因为我不美丽；
　　我感激美丽，在美丽面前我明白了我的目标；
　　我靠近美丽，在美丽面前我更内在；
　　我向往美丽，在美丽面前我用角色对照。
　　饿的时候，吃着了最美。
　　困的时候，睡着了最美。
　　长大以后，生了孩子最美。
　　老了以后，孩子孝顺最美。
　　困惑的时候，有老师最美。
　　困难的时候，有朋友最美。
　　老人健在，孩子最美。
　　朋友全在，自己最美。
　　生病之后，健康最美。
　　绝症来临，走了最美！
　　接近伟大，胸怀最美。　　　　　　
　　今晚跟小姨一起见到了韩美林先生和夫人周部长。
　　夜色初上，进入韩先生的院子里，透过车窗，隐约见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和震撼。
　　作品？还是作品更深邃的那种内涵。佛像的威慈，给予我们战胜邪恶的勇气和被胸怀包裹之后的安全感。
　　佛和佛像我见过不少，但造佛的大师我从未造访过。原来以为离京城很远的一个地方多不方便，现在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圣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
　　韩先生的家里是无法用语言能说清楚的，无法描述艺术与感受同在，奇妙与惊叹共存，满眼皆是绝世之作。
　　我的手心出汗了，我开始紧张，不知所措，被大师看出来了。
　　为了调整气氛，韩先生说：“秋芳，不介意我送傅彪一幅光屁股的吧？”大家“轰”地一笑。
　　韩先生还是个心理学大师。说他是大师，但他从不轻视别人。对我这个演员、晚辈依然亲如家人。看见我今天身体的恢复，先生从不赠字的，习惯又被打破，赠我“依旧潇洒”四个字。这又是厚爱和希望。一代宗师高抬于我，居然给予“傅彪兄”。韩先生太谦逊了。
　　此时，韩先生又抽出一张黄纸说：“我再给你画尊佛，保佑你。”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美林大师对我太好了。美林大师的人格、品德、艺术无一不能折服我们。美林大师的胸怀无边，他用这三件作品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人一生是光着身子从母亲肚里生出来，追求了半生虽然身体有恙，但康复后会依旧潇洒，继续努力定会修成正果。
　　美林大师，学生傅彪都想给您磕头了！　　　　　　
　　2005年9月，我开始为彪子挑选墓地，也为自己的心找一归处。
　　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
　　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
　　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
　　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
　　我们相遇了。
　　我们相爱了。
　　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彪子生病了。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
　　彪子第二次做手术。
　　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
　　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
　　小刚、小陆、志诚、韩红、杨立新、小夏、杨敏……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
　　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一场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
　　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
　　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点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
　　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
　　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
　　“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
　　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
　　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
　　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祥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 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哪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
　　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着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
　　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着：“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
　　“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可能女孩子都是这样，将她的手交给一个人的同时，就将心一并交给了他。那次以后，彪子想让我和他的家人见面，又不敢明着和家里人说，于是编出一个“狡猾”的借口——同学聚会，把大半个班都招呼去了。
　　我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他家，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彪子家住在望儿山脚下的部队大院里，风景很美。现在那里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百望山风景区。
　　彪子的父母对我们十分热情。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母亲是宁波人，善良贤慧，能做一手好菜。
　　我假装坦然，以“普通同学”的身份美美地饱餐一顿，就伙着大家一起爬山去了。
　　几天后彪子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姐对你印象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涨得通红：“你把咱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他嘻皮笑脸地说：“没有，没全说，就告诉大姐了。”
　　“那……那天那么多人，她怎么知道哪个是我？”
　　“我指给她看了，告诉她那个小黑丫头就是。”
　　“你就讨厌吧你！”我不知是生气，还是不好意思，总之心里没底。
　　彪子很会顺水推舟，索性让大姐帮他在父母面前说说好话，日后我好名正言顺地到他家里去。
　　他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便找他谈话。我想象过那场面，他一定操着一口山东腔，一脸严肃。
　　“黑蛋，你现在太小了嘛，还是以学习为主。”
　　“爸，碰上了怎么办？”
　　“你们都那么小，万一人家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要不然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想好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那，哪个是啊？那天来了那么多女孩子。”
　　“我哪天专门带她来。”
　　“哎，不好，不好，你带她来，不是等于我们承认了吗？我们可是在‘不许恋爱’的协议上签了字的。”
　　“反正，我这辈子就是她了，早晚也得进咱家的门。”
　　父亲最终没拗过彪子。
　　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第二次登门。
　　彪子的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只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瞟上我一眼。老头儿，多少有些封建。
　　彪子的母亲很热情，张着的嘴一直没有合上。
　　尽管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但还是努力做到“落落大方”。
　　过了几天，彪子对我转述父亲的话：“以后就别到外面去了，周末就到家里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对我的认可，也知道老爷子在担心什么。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
　　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
　　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
　　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
　　他家在西北，我家在东南，每次都要穿过北京城跑一个大对角线。
　　“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
　　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
　　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早上，彪子的妈妈5:30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彪子当时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炒米饭，再热乎乎地喝上一碗汤。出门了，外面再冷，身上也是暖和的。
　　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我和彪子的关系被认可后，彪子开始把每月25元的生活津贴如数“上交”给我。
　　起初我不肯，因为不会“理财”，再说从小到大也没有花别人的钱的习惯。他却说，如果我不要就是不爱他。
　　我拗不过，于是掌管起两个人的“财产”。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字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
　　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
　　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
　　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我臭丫头儿。
　　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　　　　　　
　　有一个周末，我跟一个好朋友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见爸爸的脸色有些异样。我连忙理直气壮地一一汇报：今天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爸爸却依然很严肃：“今天你们班有个男同学来找你了。”
　　我的心“砰砰”跳着。直觉告诉我这个“男同学”只能是彪子。
　　“谁呀？”我故意问道。
　　“一个胖胖的男生，单眼皮，小眼睛。”爸爸形容得还挺像。
　　“他跟您说什么了？”我假装若无其事。
　　“上来就自报家门，我叫傅彪，我家住望儿山那边，我爸爸妈妈在309医院工作，我还有三个姐姐。”爸爸的目光很犀利，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来。
　　“他还说什么啦？”我心里真有点儿没底了，这个冒失鬼。
　　“还说，您家没男孩，我和芳芳是特要好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儿尽管叫我来干。”爸爸说完莫名其妙地笑笑。
　　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
　　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
　　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
　　“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
　　“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 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更是伤心地。
　　每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儿子吃饭了没有，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家里除了阳台顶上那盏小灯，其他的灯一律被我关掉，我受不了那种明亮亮、空荡荡的氛围，仿佛黑暗能使空间缩小。
　　彪子那时正在北京郊区拍戏，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每天都赶回家来陪我。我照例给他沏好茶，然后便自顾自地躲到阳台上抹眼泪。他便端着茶，坐在我对面，“滋溜滋溜”地喝着，眼睛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求了。
　　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于是我咬着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咱们。”
　　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带着重重的鼻音儿。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彪子的父亲是山东人，从小投奔革命，书念得不多，仗打了不少，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了一辈子，可就是没把“重男轻女”的老观念磨掉。当年为了要傅彪这么个儿子还被全院点了名。
　　老爷子一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见儿子不罢休，见了儿子才罢休。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见到了傅家的独苗。彪子生下来浑身通红，老爷子认定了儿子长大一定会如他的肤色一样黝黑，于是给儿子起小名叫“黑蛋”。
　　黑蛋虽是独苗，老爷子却决不娇惯，教育方式免不了喝斥棒打，彪子一再对我说他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
　　老爷子1977年患了大面积心梗，几次抢救最终度过了鬼门关，那以后便安心在家休养，每年都要因为心脏病住几回医院。彪子很孝顺，他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惹老爷子生气。
　　我自从嫁入傅家门，公公、婆婆便把我当亲女儿看待。婆婆很贤慧，对公公细致、耐心、周到，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从我们结婚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十年间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没有红过一次脸。
　　爷爷自然想早点儿抱上孙子，于是每次借着住院便向我们张口，操着依然浓重的山东口音：“妮们身么史候猜能嚷窝包上笋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啊！）”
　　我怀孕了！老爷子像打了鸡血！
　　我吐得翻江倒海，每次餐前都要先吃两口当“引子”，然后直奔卫生间，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倾泻出去。全家人便放下筷子听我“哇哇”的餐前序曲。等我回到桌上，老爷子“嘿嘿”地笑着：“ｍēｉ事ｍēｉ事，土了再迟。（没事没事，吐了再吃。）”
　　我是愿意生个女儿的——乖，跟妈妈亲。于是准备的婴儿用品全部是女孩的式样，女孩的颜色。
　　我当然知道老爷子的心思，心里难免有些压力，于是试探地问：“爸，您是喜欢孙子呢还是孙女？”
　　老爷子很“狡猾”，笑眯眯地：“一样，一样！”话是这么说，我完全能猜出他的下半句：“腰是笋子当然更蒿喽！（要是孙子当然更好喽！）”
　　还差一个月就要生的时候，老爷子先住了院。不是因为犯病，而是为了迎接孙子提前保养保养。
　　老爷子从病房打来***，安排彪子带我去做B超，说是看孩子发育怎么样。我倒没多想，便跟了彪子一起去。B超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格外照顾，告诉我们是个男孩。彪子乐得合不拢嘴，我却哭了一鼻子，委屈地说以后连陪我逛街的人都没有了。
　　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同住干休所的一个叔叔，他笑眯眯地“警告”我：“芳芳啊，你可得给你公公生个孙子啊！”拖着老干部式的长音，哈哈笑着走开了。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告诫彪子，先不许把B超的结果告诉老爷子。当然我也是多了个心眼儿——万一B超弄错了呢，老爷子岂不白欢喜。
　　我们每天都去病房看老爷子，那天一进门，便看见老爷子在笑，绷不住的那种笑，和平常不太一样。彪子机灵，一下便猜到：“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党然喽，B超室都是窝的饼，糟就给窝打***了！（当然喽，B超室都是我的兵，早就给我打***了！）”于是爷儿俩便一起“嘎嘎”地拼命笑。
　　孙子降生了，医生给他打了满分——10分，又干净又漂亮，这一切都成了爷爷吹嘘的资本。
　　爷爷绞尽脑汁给孙子起了个名儿——傅张军——彪子姓傅，我姓张，爷爷是军人。信息量倒不少，但遭到全票反对。
　　爷爷过去身体不好，上干休所三层小楼费劲着呢，中间总得歇口气儿，吃上一片消心痛。自从有了孙子，爷爷再没因为心脏问题住过医院。一手提个大西瓜，一手拎着菜篮子，“噔噔噔噔”爬上三楼不成问题。人啊，精神的力量真不可小觑。
　　孙子过满月的时候，两家人聚在一起，姥姥、姥爷也是第一次见隔辈人，自然很亲。
　　老爷子把我妈妈叫到客厅，先是笑嘻嘻地冲我婆婆说：“妮看看妮，省了三个轨女，猜有了儿子。（你看看你，生了三个闺女，才有了儿子。）”又指指亲家母，“妮再看看妮，两个轨女，ｍēｉ儿子。妮们侃侃窝们访访，一省就省个儿子！（你再看看你，两个闺女，没儿子。你们看看我们芳芳，一生就生个儿子！）”老爷子只顾了自己得意忘形，根本不考虑婆婆和亲家母的表情。我只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爷爷疼孙子疼得没了边儿，想起什么好吃就往孙子嘴里塞，根本不顾是不是时候。保姆可是不乐意，她为聪聪制定了一整套食谱，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水果，安排得挺有条理。于是，爷爷和保姆为了聪聪没少闹别扭。我从外景地回来，往往是喊了老爷子和保姆一同到客厅解决“矛盾”。
　　爷爷委屈：“窝的笋子，窝给口尺滴都不星了！（我的孙子，我给口吃的都不行了！）”
　　保姆也委屈：“马上要吃饭了，爷爷非给他吃苹果……”
　　看看两人的委屈样，我能说什么呢，心里偷着乐呗！
　　转眼聪聪就要上幼儿园了，我和彪子怕这么下去孩子会被惯没了样儿，于是决定送他去离家不远的“六一”幼儿园，整托。报了名，领了体检表，又查了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就去交赞助费。
　　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者是ｌｉāｎｇ千ｋｕǎｉ欠，妮们肥要送，赞助费窝出一半儿。（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
　　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ｍīｎｇ田窝就去ｍāｉ辆摩托ｃｈé，我去问问ｒēｎ家幼儿园要不要ｓāｏ地的！（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　　　　　　
　　如老爷子的愿，聪聪没有去“六一”幼儿园，而是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这下老爷子可美了。
　　幼儿园就在干休所的坡下，从围栏处可以直接俯视它的操场。不管刮风下雨，老爷子必在孙子放风的时候赶到围栏前，坐在专门搬来的砖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放风时间结束，才合拢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院里的老干部经常开老爷子的玩笑：“老傅啊，又去看孙子啊！”
　　老爷子更加得意洋洋：“哎，你别嫉妒，窝优笋子，妮ｍèｉ优！（我有孙子，你没有！）”
　　老爷子重男轻女从不避讳，儿子，女儿分得清，孙子，外孙照样分得清。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买了同样两个玩具车，聪聪和二姐的儿子一人一个。相差两岁的男孩在一起，可以想象玩成什么样子。一会儿工夫，一辆玩具车便被摔坏了，跑不动。于是两个男孩同时争抢那辆好车，聪聪小，自然争不过，只有放声大哭。
　　老爷子哪听得了孙子的哭声，忙不迭地跑过来，问清原委，并不着急：“窝坎坎，窝坎坎。（我看看，我看看。）”
　　老爷子把车身翻过来查看，原来，他早在放电池的地方分别贴上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可巧，那辆好车正是聪聪的，于是“合情合理”地回到了孙子手里。二姐认为父亲偏袒，生了气，一把夹起孩子，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一个月没有回来。
　　我觉得尴尬，便劝老爷子下次别再干涉孩子们的事，老爷子倒来了气：“奔来嘛，那车就是窝笋子地，窝们家什么懂西都是ēｒ子地，都是笋子地！（本来嘛，那车就是我孙子的，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儿子的，都是孙子的！）”
　　劝是没法劝了，我只能以后不再给孩子们买一模一样的礼物。
　　爷爷疼孙子看上去没边儿，可也有他的规矩。比如说，绝对不允许孙子不礼貌，对奶奶，对彪子，对我，只要孙子说话不注意，老爷子就会压低了嗓子，一反常态地说：“哎，聪聪，说话要注意啦。”和蔼中透着严厉。
　　每次吃完饭，老爷子总会教孙子说：“大家慢慢吃，慢慢喝，我吃好了。”至今聪聪仍保持着这个好习惯。
　　老爷子在孙子身上付出了全部心血，孙子倒也争气，并没有因为爷爷奶奶的“溺爱”而产生一点霸气。
　　聪聪上学了，学校离家很远，院里专门开设了接送孩子的班车。老爷子心疼我和彪子，不让我们早起。每天早上奶奶做好早饭，爷爷便送孙子到班车站，看着班车走远，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1999年一个三月天，老爷子照例早起，走到屋中央，突然双腿动不了了，使劲挪，还是一动不能动。
　　聪聪急得喊起来：“爷爷，爷爷。”转身敲我们的门，“爸、妈，我爷爷动不了了！”
　　我和彪子一骨碌爬起来，扶老爷子坐下，聪聪自己哭着上学去了。
　　中午，聪聪从学校打来***：“我爷爷怎么样了？”我们告诉他，爷爷已经住进医院。
　　“那爷爷有危险吗？”
　　“不要紧，你晚上回来就能见到爷爷了。”
　　聪聪这才放心一些，挂了***。听班车司机说那天早上他哭了一路。
　　老爷子得的是急性脑血栓，左半身瘫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聪聪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看爷爷，给爷爷揉腿，给爷爷端水。爷爷一再催促他，他才肯回家吃饭，写作业。
　　那以后，我第一次发觉聪聪长大了，懂事了。
　　聪聪小学毕业了，大概老爷子看我每天接送、“陪读”，实在辛苦，事业也荒废了，终于同意把孙子送到寄宿学校。
　　刚开学，聪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老爷子更不习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让进去，三天没跟任何人说话。周末孙子回来了，老爷子才有笑脸。
　　聪聪假期去英国游学，一去两个月，老爷子的牵挂可想而知。尽管孩子每天都给爷爷打越洋长途，爷爷还是放心不下——那是他的命根子。
　　因为想孙子，老爷子再次病倒，报了病重。大概是爷孙俩有感应，聪聪在***里听不到爷爷的声音，便猜到爷爷又住院了。
　　聪聪再也无法安心，从伦敦一个人踏上了归途，回来看爷爷。
　　老爷子瘫痪在床的日子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回去，他就会坐上轮椅，让人推到餐桌旁，看着我们仨狼吞虎咽才心满意足。
　　他至今不知道儿子病了，至今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
　　老爷子最后一次见彪子是在今年4月，彪子第二次做手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见老爷子，不敢听老爷子的问话，不敢对视老爷子的目光。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辛苦了一辈子，自己久卧病榻，却依然为子孙操不完的心思，我只能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告诉他彪子在拍戏，拍完了这部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可能过年都回不了家。
　　婆婆的日子比我难过。她每天都要面对头脑依然清晰的老伴儿，随时应对他关于儿子的提问，还要隐藏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真的心疼他们，心疼待我如亲生女儿的老人。
　　终有一天我会告诉老爷子：您放心地去吧，那边有儿子与您做伴，这边我会把妈妈照顾好，把孙子养大***。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
　　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
　　“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
　　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
　　“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
　　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
　　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
　　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
　　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
　　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还没开口，就听***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 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 儿子做了个鬼脸。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
　　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
　　“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
　　“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妻子》中的“陈灵宝”让我体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还没等我从角色的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命运就让我这个妻子承受了更大的磨难。
　　2004年8月16日晚，北京的天气还相当闷热。夜里，一阵巨痛把彪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用手捂着右下腹， “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灯，见他脸色惨白，就催促他去医院。
　　彪子不肯。“可能是着凉了，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他的个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医院的。平时感冒、发烧，他总是翻出家中常备的小药对付过去。
　　眼见着豆大的汗珠顺颊而流，他的脸色越发惨白，我急了：“别扛了！赶紧走，去医院！”
　　他紧皱双眉，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得在地上团团转：“疼得那么厉害，还是走吧，去医院。”我央求着他。
　　他并不回答，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不停地变换姿式，坐着不行，躺着不行，斜靠着也不行，他干脆撅起屁股把头顶在了软软的床头上，使劲向前拱着。
　　我连忙上前，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坚持了一会儿，他咬着牙说：“走吧，去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是扛不住了。
　　“急性胆囊炎”。年轻的小医生作出诊断。
　　打了止痛针，开了消炎药，我又扶着彪子回到了家里。
　　止痛针很快发挥了作用，彪子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我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凌晨四点多，他又一次疼醒了，显得十分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
　　婆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虽不是医生却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一大早便催着儿子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来到B超室，我还是十几年前怀孕的时候去过那里。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左看右看，检查结果还是胆囊炎。
　　彪子当时已经完成了《大清官》的拍摄，下一个目标是和滕文骥导演合作电影《日出日落》，计划9月开拍。我们担心他到了黄土高坡外景地胆囊炎再急性发作，就决定利用开拍前的十几天空闲，尽快把胆囊摘除。
　　胆囊切除手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我们心里没有一丝紧张。手术前要做各项例行检查，彪子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公公婆婆在309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彪子儿时的玩伴。
　　经过放射科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放射科主任由昆，她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
　　“黑蛋儿，你怎么有空上这儿来啦？”由主任亲切地喊他。
　　 “住院，做个小手术，摘胆囊，先来做个胸透。”彪子笑嘻嘻地晃了晃手中的检查单。
　　“胆囊怎么了？”没再顾上寒暄，医生总是对“病”有着职业性的敏感。
　　“昨晚疼了一宿，做完B超说是胆囊炎。”我抢着回答。
　　“噢，没事儿，小手术。你可又胖了，肯定有脂肪肝，我给你做个CT吧，好好查一查。”由主任拍拍彪子的肚子，像对待自家人一样热情。
　　彪子不肯，他不愿意做任何“无意义”的检查，可是又不能辜负了由主任的一片好心，便说笑着进了CT室。
　　哪里知道，由主任一句无意的提醒竟是一场灾难的序曲。
　　我站在CT室门外等彪子，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心想他一定是跟医生聊上了，于是推开门进去找他。
　　由主任和另外两名医生围坐在仪器前，用手在显示屏上指指点点，还小声嘀咕着什么，见我进来便坐直了身子。
　　我礼貌地笑笑：“怎么样，有问题吗？”透过玻璃窗，我看见彪子还躺在里面。
　　“没什么大问题。”由主任用手指着显示屏，“你看，胆囊里有块小石头。”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了一块白亮亮的东西。“脂肪肝严重吗？”
　　“严重，你看，这儿全是。”由主任伸手指了指另外一块区域，我完全看不懂。但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三年前彪子就有“脂肪肝”了。
　　彪子好不容易“解放”出来，挺高兴，看着显示屏上的影像问：“没毛病吧？”
　　“黑蛋儿，不能再胖了，赶紧减肥啊！”
　　“哎，减！减！”此时，“肥胖”是个太轻巧的“毛病”，彪子觉得容易极了，连连点头应允。
　　“哎，别急着走，明天早上空腹打一支加强针，再做一次CT啊。”由主任看似一脸轻松，不经意间甩出这么句话。我一怔，彪子也一怔。
　　……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反复琢磨为什么由主任要彪子打加强针，要加强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而至。一夜的忐忑使我不想再一个人等在外边，于是随着医生进去，远远地站在后面，尽量不妨碍他们工作。
　　彪子又被推进CT机圆圆的罩子里，魁梧的身躯拢在底下显得空间逼仄。护士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彪子还和她有说有笑，一点看不出紧张。
　　这一次医生们不再说话，大概是因为我在旁边的缘故。由主任用手指点显示屏，其他医生便点点头，看上去很默契。
　　我的心不再像前一天那样轻松，看不懂影像，我就死死地盯着由主任的脸，想从她的表情里读出***。
　　“他从前得过肝炎吗？”由主任突然回头看看我，语气有些凝重。
　　“得过。”我老实作答，牢记“有病不瞒医”，“怎么啦？”我不禁追问一句，心里袭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由主任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为他检查后，由主任没有回答，慢慢地把眼镜摘下来，一只手使劲揉着双眼内侧的凹窝。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不错眼珠地盯着她，半晌，她才说了一句：“小芳啊，你看，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由主任有些尴尬，挤出一丝笑。
　　我的眼睛快要瞪出来，屏住呼吸等待她继续往下说。
　　正在这时，彪子推开里屋的门走了出来。由于检查时间太长，他显得有些疲惫。他看看我，看看由主任，我赶紧收拾起慌乱的心绪，送给他一副轻松的笑脸。
　　由主任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没什么大事儿，别太紧张啊。不过啊，咱们院这台机器比较陈旧，看不太清楚，我马上给你联系301医院，去做个核磁共振。”说完，不等我们回答她便一转身走了出去。
　　我不知道309医院的机器是否真的像由主任所说“比较陈旧”，心里巴望着确实如此。
　　我和彪子在由主任的安排下，立刻赶往301医院。
　　一路上，我的心慌慌的，乱乱的，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紧紧依偎着彪子，拽着他的胳膊不放。尽管结果还是未知的，但一个狰狞的“癌”字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301医院很具权威性，我心里祈求他们给我一个正确的，令人心安的***。
　　我抬头看看天，天空很蓝。
　　在核磁共振室门口，我紧紧攥着彪子的手。他的手是湿的，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别紧张。”彪子使劲儿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儿里，好像要做检查的不是他，而是我。
　　我好像感觉到他就要一下子被那圆圆的罩子吞噬了，眼泪“哗哗”地淌，双腿开始发软。
　　“你看你，别这样，别这样。”他笑着，眼里闪过一道亮晶晶的光。有几位大夫站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彪子心里也很难受，但他要笑给别人看。
　　“我害怕。”我说什么也不愿放手。
　　“别怕。”他抽了一下鼻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害怕没有用。快，听话，别让人家医生等着。”
　　彪子两天之内第三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
　　我平定一下情绪，站在马林主任的身后，显示屏上一幅幅画面快速地切换，我暗自观察医生们的表情。
　　突然，他们锁定了一屏影像，仔细看了又看。
　　“太晚了，真可惜。”马主任转过身，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医生们又继续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倏”地一下我又回过神来：“你们说什么？什么太晚了？”我的声线在颤抖。
　　马主任在显示屏上指给我看：“这儿，这儿，全都是，太可惜了。”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相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仍然抱着一丝侥幸：“你们……你们不会看错吧？”
　　没有回答，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
　　恍惚中我看到我的彪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恍惚中我知道欢笑从此离我远去。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我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彪子出来了，尽管很镇静，可我还是从他的眼中读出一分稍纵即逝的惶然。他并没有问结果，而是死死地盯住我的脸，我的眼睛。他很聪明，知道我是很外向的，一切都会写在脸上，瞒不过他的眼睛。
　　我“表演”出一脸茫然，撇撇嘴，耸耸肩，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他像是放了一半的心，又把头转向医生那边。
　　“傅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这是为您加班做片子，还没吃饭呢。等下午上班，我们研究一下再出结果。”马主任很镇静，理由也充分。我心里很感激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
　　彪子虽然急于知道结果，但却不愿意让别人饿肚子，于是连忙说：“好，好，不急不急，先吃饭。”拉着我便往外走，我能看出他的忐忑。
　　我想，真实的结果今天是不能告诉彪子的，而今后是否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我还没有想好。仓促中，我决定无论如何先把他“糊弄”回家。
　　“那不行，要等一起等，咱们在附近吃点饭，下午一起来。”彪子态度很坚决。
　　“可是……”我一时不知该怎样支应他，忽然想起忙了一上午，他还没有输液，“要不咱们都回家吃饭，吃完饭你回病房输液，我让小徐陪我来。”小徐是彪子的助理，这几年一直跟着他。
　　一向固执的他被我哄上了车。回到家，又一道难关在等着我。
　　婆婆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回来。一进门，婆婆就用张皇的眼神迎着我们问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说。面对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我不敢想象她得知儿子真实病情的场面。我怎么忍心告诉她？就是告诉彪子，也不能告诉她。
　　我只有继续演戏：装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大口大口地吃饭，事实上却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妈，有水吗？我渴死了。”我想用水把堵在喉咙里的东西连同泪水一起顺下去……
　　终于没有露出破绽。
　　吃完饭，我和婆婆催着彪子回病房输液。可能是被我的“表演”迷惑住了，彪子倒也听话，一个人乖乖地顺着大坡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我的目光送了他很远，很远，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他是不是也会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弯处，我往前狂奔了几步，怕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一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向车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面对小徐“哇哇”大哭起来。“小徐，彪哥不好，医生说太晚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他身体那么好……”小徐也惊呆了。
　　我抬起泪眼双手合十祈求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保佑我，别把灾难降临到如此相爱的两个人身上。
　　我拼命止住泪水拨通了彪子二姐的***，将实情告诉她，让她和我一起去医院，我不敢独自面对那白纸黑字的无情通告。刚刚挂断***，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又找到她：“二姐，你跟同事交代好，如果妈来***，千万不能说是我把你叫走，她会怀疑的。”我的直觉不错，二姐刚一离开，婆婆的***就追了过去，她的同事说，傅洁出去给单位买东西了。　　　　　　
　　这段日子，我们的朋友也在四处打听治疗信息。
　　小刚从张和平那里打听到武警总医院的肝移植手术最具权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肝移植研究所，并且能够找到肝源。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彪子再一次转院。而且，一旦找到肝源，准备实施手术，我就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他，总不能让他打上麻药，稀里糊涂就被换了肝，何况术后还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治疗要他配合。
　　看着痛苦万分的彪子，想到过几天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他，我真恨不得去替他受所有的罪。
　　小徐没日没夜地陪在病房里，彪子却从不向小徐追问自己的病情，知道他会为难。
　　朋友来了，彪子也总是和他们聊一些拍戏的事，对“病”这个字眼避而不谈。
　　彪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回到家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那时你们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不肯告诉我，总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笑嘻嘻地告诉我“你没事”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连不常联系的朋友都出现了，这么兴师动众的，就说明问题有些严重了。”
　　三四天以后，彪子的体温降到了37℃与38℃之间。刚稍稍恢复了些体力，他便提出要去参加8月28日的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他说，他是早已定好的颁奖嘉宾之一，不能失约。那一年，他曾作为演员被选为“金鸡奖”的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责无旁贷。
　　我理解他的心情，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让我很担心。医生提醒过我：肝部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肝包膜，出席那么纷乱的场面怕会有危险。
　　我坚决不同意，哪怕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小陆和志诚劝我，这是彪子想做的事，还是让他去吧。他们把“想”字说得重重的。
　　我满怀顾虑，思前想后。找到肝源就要立刻手术，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预后效果如何。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最后，我决定让彪子按原计划出席典礼，又在背后对小陆和志诚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守在他的左右，不要让人群靠近他，以免碰撞以后出危险。
　　彪子看到我终于遂了他的心愿，高兴得像个孩子。
　　路上，志诚开着车送彪子，小陆的车紧随其后。志诚开车一向“凶猛”，那天车开得很稳，很慢。
　　这之前，我们试探地对彪子提出过转院，他坚决不肯：“北医三院很不错，再说人家杨主任那么尽心尽力，调集了全院的精英强将为我跑上跑下，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他的治疗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对不起朋友。
　　于是我们决定把说服彪子转院的任务交给小刚。小刚最会给别人做工作，再说“哥哥”的话，怎么也比其他人有分量，彪子应该听得进去。
　　那天，彪子在后台等着上场的工夫，小刚来了。
　　“大夫总说没大事儿，可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叫人心里不踏实。”彪子向小刚抱怨道。
　　“彪子，我要是你，从今儿开始就把它当一坏事儿了。凡事咱就得往最坏了想。”小刚像是调侃似的开导着彪子。
　　“是，我不怕，就是有事儿别瞒着我。”说着，他瞟了我一眼。
　　小刚又在一旁趁热打铁：“我问张和平了，武警总医院有一批专家专攻肝胆疾病，依我说，咱们得去最对口的医院。”
　　“行，哥，我听你的，张和平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我和小陆、志诚、尤勇他们已经找到武警总医院联系好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说服彪子第二次转院，我们深夜开会研究了许多次，然而各种说辞都被彪子坚定地驳回来。这一次，小刚只用三言两语就奏了效。
　　8月30日，彪子转入武警总医院。
　　第一天晚上，肝移植科的刘振文主任来看他，聊天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傅老师，我们这儿最拿手的就是肝移植。”彪子头一次接触“肝移植”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望彪子将要承受的打击越小越好！”
　　彪子的主刀医生、肝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来了，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虽没有想象中的老成，可在我们心里他像救命恩人一样神圣。
　　沈教授举起片子，仔细地看着，没等沈教授开口，刘主任在一旁说：“我认为傅老师的肿瘤是早期的，多发性的……”
　　沈教授突然回过头来，严厉地看了一眼他的学生，仿佛在责怪他：“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刘主任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下去。沈教授的脸变得很难看。
　　“傅老师，我想请您先回避一下。”他客气地笑笑。
　　“好，没问题。”彪子笑着大声说道，迅速走了出去。
　　沈教授显然对刘主任的说法十分不满，好像瞬间就要发作。
　　我赶快对他解释：“您千万别生气，是我恳求刘主任这样说的，实情我们都知道，怕他心理负担过重，只瞒着他一个人。”见沈教授怒气已消，我马上补充一句，“彪子不希望医生单独跟我谈话，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彪子又被请回了房间，他笑着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我扛得住。”
　　彪子说得很潇洒，沈教授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他笑着说：“从片子上看，确实是恶性肿瘤……”
　　“那咱就做手术呗，我不怕。”彪子打断沈教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可是病灶很多，我怕切不干净。我们考虑给您做肝移植……”沈教授小心翼翼地说出“肝移植”三个字。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彪子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彪子一拍大腿，居然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和畏惧。“说吧，什么时候做？”
　　刘主任说：“明天。”
　　“明天？”为了表明我并不比彪子更早地得知这个消息，我故作惊讶地问着。
　　“芳芳，你不懂，听医生的，要是今天下午能做我下午就做。”
　　又一道难关闯过去了，为此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曾经设想过谜底揭开后的各种画面，设想过彪子遭到重击后的各种反应，这样的结局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退缩，没有一丝胆怯，像一个战略家在布置一场高难的战斗。他的冷静与坚强让我难以置信，彪子真的太棒了！　　　　　　
　　陪彪子回到病房以后，我哭了，终于可以当着他的面哭了。
　　病房里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以为，彪子在人前总是真正的硬汉，当着我的面儿却会忍不住掉眼泪——那就哭吧，索性我们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哭尽满腹的辛酸与委屈……
　　哪知彪子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如面对众人的坚强，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叠纸巾：“芳芳别怕，我这个肝不听话了，咱就换个新的。肝移植一点儿都不可怕，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现在连肾移植都是常规手术了。”
　　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像要失去他似的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泄了闸。
　　彪子轻轻推开我，笑着为我擦眼泪，安慰我说:“看你吓的，我告诉你手术的步骤啊！”他开始连说带比划：麻醉、开刀、取肝、上新肝、缝合……一五一十地给我讲着，熟稔得像个专家。
　　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并没有考虑等待自己的是怎样命运。为了支撑在他眼中一向脆弱的妻子，他萌生出无限的勇气。
　　朋友们纷纷来探望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干脆哭出声儿来。彪子总是乐观地劝慰大家，憨憨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啊，你们就当我进去睡一觉！”
　　晚上，护士体贴地拿来安眠药，怕他休息不好。他却坚决地说：“不用！”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不想睡。我必须鼓励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掉眼泪。
　　然而彪子再一次让我意外。他的心出奇地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