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西风》之一西风落叶篇（爱别离）
《一夜西风》之一西风落叶篇（爱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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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08:12 《一夜西风》之一西风落叶篇（爱别离）
这是《半瓢秋水》“四合院”里主人做的那盏“宫灯”， “宫灯”是“四合院”的一个新景点，是“四合院”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正月十五上元灯节的时候，观灯时看灯纱上记录的故事，或许还能引出一些新故事，或许。 引子 ◎本书原拟名《大花袄小辣椒》，是想把自己列到趋俗的阵营中去。不独是为了哗众取宠，更重要的是书中有两个重要章节，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大花袄、小辣椒。她们是本书内容与风格的典型代表。
大花袄与小辣椒乃中国女性中之美丽者也，不独她们的外形美，她们的情感和性格也都是美的。她们的独特个性使她们独一无二，她们的历史是凄美的，让人欲哭无泪。因为真实，在叙述她们时，我几乎不能控制笔墨，任由她们在我的思绪里翻飞。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地主婆”或疯子是很少被当作主角来写的，因为视角的不同，读者会设身处地换一种思维方式，这也是我小憩时可以拿出来沾沾自喜的。
个性的自我塑造说是天意也不为过，因为个人的业力牵引就是天道。种什么“因为”，收什么“所以”。不可能，也不可想象种了麦子收了玉米。个人有个人的命运，但在社会和时代大潮的大命运里，个人是渺小而无助的，随着潮水起伏，个人的命运像一片树叶一样是随机的。
书里的每一个主人都是唯一的、不重复的，但也都是东去大江中的一片树叶。
社会道德的根源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这样那样的关系很复杂，许多东西说不清，不吐不快的一些看法不足采信。
有时感慨时光太匆匆，竟连带着为里面的人物潸然下泪。假如我连这一点悲心都没有了，别人还会相信我有慈善的一面或者相信我会十分宽容地原谅曾经让我憎恨的那些小人吗？
在我的字典里，颂扬固然是与人为善的，但揭露也应该是 “同体大悲”的。
我内心依然朴实地坚守着是非、黑白的界限，那其实也是一个修身的标准。描摹自然界的山水风景比写一个人好把握。但写一点纯自然的无关人类痛痒的山水散文不是我的强项，即使我有那方面文字的天赋。
我义无返顾地还是要写我想写的，生死攸关，道德兴亡，你忍心做一个那么清醒的旁观者吗？ ◎按时间的顺序说，本文与《半瓢秋水》是姊妹篇。沿袭《半瓢秋水》四合院的写作个性，内容虽与《半瓢秋水》不同，但主题思想与《半瓢秋水》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半瓢秋水》里多有“辨”和“修”的成分，那么本文则是解释为什么“辨”和“修”的问题。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其对于苦与乐的态度会截然不同。科学发展到现代，当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会发现高高在上的“不知道，说不清，不可说”依旧高高在上。在“因果”的强大规律面前，人类渺小而无知。自作聪明或者逆天而行是愚蠢的、令人发笑的。 ◎《一夜西风》有佛门的内容，但不是佛门的书。用现实的语言讲现实的事情，套用佛门的内容和说法，希望不会亵渎佛门。 ◎本书在“自传”和“家传”的周围涉猎了众多的人物，都是我见证或采访来的，是对人生“七苦”现象的归纳和总结。他们的历史和生活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有了把他们写下来的使命感。赞扬歌颂也好，讽刺批判也罢，都是我对史实的认识和评价，一家之言。 写小人小事，见大是大非。用经典人物、经典事件、经典语言表现他们的“七苦”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若有于读书之外另有警世、醒世、喻世所得者，则预期超值，使我得陇望蜀之野心膨胀哉！ 一、西风落叶篇——佛门七苦之“爱别离” 序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肠断人。
恨海情天道不尽，西风昨夜扫寒林。
昨夜一场秋雨，醒来时已是满目萧然。收紧了的风带着胁迫向你发出警告，你被黄叶追风的景象敲打着，你被绿黄红棕白等斑斓的色彩迷惑着。眨眼间，它们忽地便化为“无”了。你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思考，就被另一种情绪笼罩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此话并非狭义的男女，而是广义的人生。
“七苦宫灯“的这一面原本是写人生的“爱别离”，为什么用“西风落叶”来定篇名？因为人生的“苦”有时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到秋天了，树叶自然要凋零，西北风一起，万木萧索。人像树叶一样，灾难来临，飘飘而落。本是天地间极其自然的现象，因为因果的执着而致生离死别者痛不欲生，于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便加重了人类的负担。责任与情感使人类越来越趋向于向“人”转化，但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若人生的本质是“有无”的自然变化，是“色空”的因果循环，则，人生下来就要开始面对“七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还有“五阴炽盛”一说，合为八苦的。以及再加上忧、悲、恼、苦，合为十二苦的）的各种现象。“苦”，包罗万象。
飞蛾喜欢光明，于是，告别它的亲人，向火扑去了，一代又一代。
母爱至圣崇高，没有什么爱比母爱更无私。面对别离，母亲的心只有母亲能够理解。
狗爱忠诚无比，伪君子与小人不如狗。面对别离，狗的情感比人忠诚多了。
“死”应该算是最大的爱别离，谁能逃得掉呢？即使是你最恨的人死了，你解完气之后也会觉得有些怅怅的，因为他或她毕竟还不是人民公敌，还不是也绝对到不了罪大恶极至“罄竹难书”的程度。
情爱的别离以及朋友的别离也是人生大恨。古诗中有“此恨绵绵”的句子，江淹《别赋》中有“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关于情爱，关于朋友，关于别离，可说的东西实在太多，是小说永恒的主题。面对别离—— 一
《大花袄》 那只美丽的绣花鞋在空中翻转着，翻转着，慢慢地，慢慢地落下来，带着水滴，像大花袄心头的血，重重地砸在水坑里，溅起世俗混浊的雨水……上帝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解释公平，公平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自然的方式实现着，纯乎天意。看笑话的人被笑话愚弄着，一点也不觉得。 “大花袄”是房山西庄子村一个“疯子”的外号，因为她总穿着一件花袄。
没疯之前她是村里有名的漂亮女人，花袄自然要有几件。
本名本姓不知道，她的亲戚和后代因为颜面问题都耻于谈她的历史。
知情者说，她是为爱而疯的，让人好生怜惜。
一般而言，情种多是对名人或者名文化人而言的，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出了个情种，没有人出面纪念她，反而有很多人糟践她的名誉、诋毁她的人格，这是人类的悲哀。
六十年代初，“大花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我的老家北河村来一趟。进村的时候依然穿着那件“大花袄”，脚下穿着一双绣花鞋，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她见孩子们围她便生恼怒，有时不免要追打一番。时间长了，孩子们便有些惧怕她，老远地追着，不敢离她很近。久而久之，连大人也拿“大花袄”吓唬小孩子。逢到小孩子闹觉，大人便说：“别闹了，赶快睡觉，大花袄来了！”孩子们在这样一种恐惧的气氛中，不知道睡着了之后会不会梦见“大花袄”？如若在梦里被“大花袄”追赶，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会有多么大的伤害。细说起来，这不是“大花袄”的错，而是孩子们缺少正当的家教。“大花袄”虽然疯了，但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怎么可以一大帮孩子去围观她，看她的笑话，限制她的自由？家长们都在干什么，是不是家长们也认为“大花袄”是个供人看笑话的疯子？再有，拿“大花袄”去吓唬小孩子睡觉，是把“大花袄”当成了恶人，是把她往地狱里推。“大花袄”若真是下了地狱，她会饶过你们吗？更何况“大花袄”本不是大恶人，那样一个知情知义又因情而疯的人，怎么可能是恶人呢？
“大花袄”年轻时貌美如花。因为爱美，情的表露也就更加大胆。北河村理发店有一个青年王某，人称大老王，人长得白净高挑，很顺眼。“大花袄”是个敢爱的姑娘，她对大老王是真心的。那时候，她每天都要到理发店来。两村相隔
5华里，路不好走，都是土路、河滩，单是这一份精神就够让人夸耀的了。 “大花袄”从不嫌苦，也从不说累，这大概是爱情的力量吧。
俩人见面无非是看上一眼，说上几句话，背着人的时候再送上几眼“秋波”。大老王是有“家”的人，而大花袄也是有“家” 的人，有情人不成眷属，实在是对人性的煎熬。
“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容易，拉个话话儿难。一个在那山上头，一个在那沟沟，拉不上个话话儿就招一招手。” 论起自然条件，他们已经比山陕民歌中唱的那种情况好多了，但社会环境比自然条件更恶劣。当年，谁敢公开婚外恋，那是要冒被人骂死、被唾沫淹死的风险的。
“大花袄”勇敢而执着。但大老王是有工作的人，单位是他生活的靠山，那年月有几个人敢为情而舍去工作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工作就是命。单位发现了“大花袄”和大老王之间的那种关系，就从单位的角度考虑，把大老王从北河村秘密地调走了。调到哪去了，因为是组织原则，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问。这一下，可苦了“大花袄”。全部心思都在大老王身上的 “大花袄”遭遇此变，精神一下就崩溃了，她疯了。
她每天都去找大老王，每天都去打听大老王，没有人敢告诉她。她等得憔悴了，从一个漂亮的女人等成了一个邋遢妇人，但无论如何，她每天还是要穿着那件大花袄去等她的心上人。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刮风下雨，不论酷暑严寒，“大花袄”从没有放弃等、放弃找。我的心肝儿，你在哪儿啊！？“大花袄”对着大山喊，山谷回音：“我不敢说！”我的心肝儿，你在哪儿啊！？“大花袄”对着村前的小河喊，河水回音：“我也不能说！”“大花袄”问天问地，她只想知道她的心上人去了哪儿，哪怕只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就永远分手都行，“大花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世俗的无情把“大花袄”的心撕得粉碎。大老王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敢露面，他一定知道“大花袄”为他而疯，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大花袄”依旧穿着大花袄，穿着她喜欢的绣花鞋；依旧三天两头地跑到北河村，看一看大老王回来了没有。久而久之，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她的生活程序，风雨无阻。依旧是一群孩子围观“大花袄”……赶上雨天，村里的土路上会有许多水坑。“大花袄”在水坑里趟来趟去，她从不绕着走过去，她的情是一条直线，天地可鉴。令人不解的是，“大花袄”常常把一只鞋甩出去，甩得很高、很高，是对长期感情压抑的一种解脱和释放，还是对世俗无畏的挑战？那只美丽的绣花鞋在空中翻转着，翻转着，慢慢地，慢慢地落下来，带着水滴，像大花袄心头的血，又重重地砸在水坑里，溅起世俗混浊的雨水，多像山谷中传唱的那首古老的情歌，多像春天的沙尘暴打落的一只红色花瓣，那是“大花袄”全部的爱情。围观的孩子们给她鼓掌，希望她再表演一次。鼓掌是上苍安排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家长会教导孩子们如此地有礼数。鼓掌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默认和支持 “大花袄”的选择。上苍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解释公平，公平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自然的方式实现着，纯乎天意。看笑话的人被笑话愚弄着，一点也不觉得。“大花袄”还是“大花袄”，对她而言，究竟是谁疯了还不知道呢。
“大花袄”穿起那只绣花鞋，不知道嘴里哼着什么，渐渐地消失在村与村之间的暮色之中…… 二
《家猫花子之侠盗篇》 后半夜，花子回来了。妈看见它叼着东西回来了，拉灯一看，天呐！地上一条死蛇…… 花子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别人家抱回来的一只猫。小猫不好养，养不好就给养死了。我那时上心，每天放学都去河里捉一些鱼回来，给花子烤干了再捻成面儿喂它。花子活了，也大了。
花子动作灵巧，颇有虎风。农村养猫都是为了用，是专门对付老鼠的。老鼠在我们老家叫耗子，耗子很猖狂，在屋顶棚里跑来跑去，像打鼓一样。它们把木柜子嗑一个洞，把里面的棉花和衣服做成一个窝，窝里还有撕碎了的布条，在里面养一窝小耗子。
花子来了之后，对付耗子的艰巨任务就交给它了。
花子不辱使命。上任之后，兢兢业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地面给摆平了。耗子们惹不起花子，就搬家到别处去了。不过，花子也有大意的时候。有一次，它逮住一只小耗子，因为没什么可吃的，也许是它不饿，便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来了。它拿爪子扒拉来扒拉去的，就是不吃，把个耗子吓得魂不附体，哆哆嗦嗦抱成一团。可话说回来，花子也够残忍的，要杀要剐痛快点儿，吃人家之前还要人家跟它玩儿，也太那个什么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吗！不料，乐极生悲。它游戏的地方是一个炉灰坑的盖儿，盖儿是木头板，木头板上有一个穿火杵的眼儿，小耗子居然顺着那个眼儿逃跑了。这让花子好不着恼，它对着炉坑板又抓又叫，气得不行。谁让你潇洒来着？谁让你玩忽职守来着？该！大意失荆州吧。
花子生不逢时，赶在当年生活困难的时候，不像现在的猫狗生活质量那么好。人都吃不饱，何况猫狗乎？但猫天生是吃荤的，它每天晚上都出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它在外面吃饱了不说，有时还叼回一些肉来，真是善解人意，让家里人大喜。有一回，它叼回足有一斤猪肉来，那是一整条肉，有钱人家买来没藏好，就被花子偷出来了，“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条肉足够一家人开一次荤了。花子一边“洗脸”，一边流露出一点骄傲，我看得出来。那年头买肉，钱不说，还要票儿，一斤猪肉要
8角 8分钱，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农村人办喜事“凑份子”才5 角钱。
花子见主人喜欢肉，便不时地往回叼，牛肉，羊肉。不料，有一次后半夜，花子回来了。妈看见它叼着东西，拉灯一看，天呐！地上一条死蛇，把家里人吓坏了。花子被大声地训斥，它很不理解地把蛇叼到外面去了。这不都是肉吗，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其实怨不得花子，它好心好意地把肉给你们叼回来，谁知道你们不领情，花子只好分几次把蛇吃掉了。这件事让妈心有余悸。
花子又长本事了。它能在树上捉鸟，其灵活程度令人吃惊。家的周围，房子、树、高墙，花子不论什么时间，都能蹿房越脊，如履平地，像一个轻功卓著的侠客。
但花子做事也有糊弄的时候。它选择在煤堆里大便，因为别处的土都硬，只有煤堆里的煤软，好扒。它方便完了，便草草地用前爪扒拉两下煤末，盖得上盖不上就那么着了。说“猫儿盖屎”，就是农村形容人干活儿糊弄的。有时不注意，把猫屎和在湿煤里，添到火里，屋里的气味就可想而知了。
冬天，花子喜欢钻我被窝。我和弟弟扯一个被子，本来就盖不严，花子再一进来，就更盖不严了，所以我不愿意让花子进来。但花子会讨好人，它一钻进来就给你舔胳膊，舔胸脯，让你不好意思往外轰它。猫舌头有刺，像刷子一样，它每天“洗脸”梳毛，是工具。舔在人身上可以用“美刺”（不是古人说的制作精美的名片）来形容。讨好你之后，花子便在人体温的温暖世界里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有一天，花子开始叫。我没有听过那样的叫声，声音像小儿哭，那应该是一种痛苦。接着，我看见一只大猫来了，它比花子大一倍，骑在花子的身上，还咬花子的头皮。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上去，正打在大猫的头上，那力道若打在人的头上能给人打死。大猫负痛，落荒而逃。后来，我才知道花子那么叫是发情了。它“哭”的声音说明它有痛苦，它要寻找它的如意郎君。农村有粗俗的字眼叫“闹猫”，而文化人也有一个字眼称“叫春”。我后悔，不应该“赶”走花子的男朋友，花子会不会恨我呢？
花子后来生过好几窝小猫。小猫一个个都像小熊猫一样，花子用嘴叼着它们搬来搬去，颇显母爱。
原来，人没有猫儿那样自然和率真，猫儿对自己的“痛苦” 毫不掩饰。世俗的人却虚伪得多，他们、她们都在那儿装，使劲地装，装到有人为她们树了贞洁牌坊。一旦装不下去了，便有人为了保住牌坊而想到杀人或“自杀”。在中国，由贞洁牌坊而摧残、扼杀女性人性的方法是全人类的悲哀。与猫比，那些因偷情而被捆起来沉入池塘的人，下世脱胎猫去吧，你可以尽情地“叫春”，不必服从源于孔孟或后人借孔孟而言的所谓“三从四德”。所谓礼教所谓道德，多是统治阶级为自己政权的需要而涂抹上去的。孔子说：“食色，性也，人之大欲。”老孔比谁都清楚。所谓贞洁都是对女人说的，皇帝后宫三千都拴不住，他们还要出去嫖“李师师”，他们要求“李师师”为他们贞洁，他们要求后宫三千为他们贞洁。
花子有好几天没回来了，妈说：“猫老归山了。”我不信，花子才几年就老了。终于，花子回来了……少了一条前腿。这是在外出时踩到了别人下的夹子上，花子要想摆脱夹子，只好采用“英雄断臂”的方法。花子躲在屋里的西北角，低着头舔它的伤口。一家人心疼而无奈地看着花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它总去一个地方偷肉，又没有失败的教训，所以胆子越来越大，它不懂“打一***换一个地方”。这次行动代价太高了。
花子少了一条腿，耗子又开始猖狂了—它们在屋顶棚上狂欢。鸟儿也对它不屑一顾，一群麻雀在树上嘲笑它。花子忧伤而无奈，它捶胸顿足，焦躁不安。每天看着自己那条残腿发愁，阴云笼罩，生活怎么一下就灰暗了呢？花子的生活来源不得不靠人来维持，我又开始给花子捉鱼去了。
花子提前谢幕了，凄凉而惨淡，像一个失意的英雄。它不能再表演高难的动作了，但它总以为自己还是“全须全尾”的，一不注意就用那半个前肢着地，把那处刚刚愈合的伤口碰开，对花子而言，每天都是“炼狱”。
又是两年过去了，它的一个小儿子也被它赶走了。花子趴在窗台上晒太阳，难得做一个梦，它有梦吗？如果有梦，它会梦见自己的从前吗？
“几天没回来了？”我问妈。
“有十天了。”
我说：“会不会又让夹子夹住了？”
妈说：“这回应该是归山了。”
我惆怅了半年，但我一直希望这回花子是真的归山了。 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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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08:14 三
《伯虎赴死记》 车拥着无知和权力翻下了山坡。伯虎在瞬间的生死面前一点也没有怕，只是稍微紧张了一下，因为根本就来不及想“死”的问题…… 舍弟虎子，属虎，排“伯”字，故名伯虎，跟唐伯虎没关系。
不过，伯虎小时候很聪明。上小学时，班里有同学发誓：“我一定要赶上我们班张伯虎。”可见那时候伯虎的学习成绩是遥遥领先的。
上中学以后，家母多病，伯虎无人管教，放任自流，江河日下。不是同学要赶上他，而是伯虎能不能赶上同学了。这一时期，伯虎不以学习为重、为荣，而专以豪横为业了。
村里和学校里，二水是名副其实的“老大”，但二水比伯虎小两岁，又管伯虎叫四哥，伯虎就俨然成了“老大”。打架的时候，用不着伯虎上，伯虎只说两句话：“让开，踏平！”剩下的事全由二水去料理了。
二水是一个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死的人。曾经怀揣一把自制火***独往独来，树敌无数。很多人想找他复仇，苦无雄胆。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密谋了再密谋，就一个目的，除掉二水。既然是密谋，说明缺少真英雄，真英雄不用密谋。一群乌合之众，逃跑的速度比冲上去的速度还快。 王安石写过一篇《读孟尝君传》的短文，不足百字。文中说，孟尝君能“养士”，并借助鸡鸣狗盗的“士”的力量，逃出了虎狼一般的秦国。因为鸡鸣狗盗者出其门，所以，孟尝君身边没有真正的“士”。二水的夙敌都是一些“鸡犬”之辈，都是以孟尝君为首的逃跑有术的“软士”。
有一次，二十几个夙敌了解二水要从某路经过，便埋伏在路边。二水还是一个人，二十几个人恶狠狠地看着他。他笑了笑，连句话都懒得说，拔出那支火***。一转眼的工夫，二十几个人都跑光了，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马上就做鸟兽散了。二水在他的***上吹了口气，笑了笑。不过，那笑里面是不屑一顾，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他把***插在腰里。想不通，是***厉害还是胆厉害？连一个像样的对手都没有，二水很寂寞。
伯虎没有***，也没有那个胆。所以伯虎是“虎假”，真“威” 的是二水。
马马虎虎读完高中，伯虎就离开二水到单位上班去了。没有二水撑腰，伯虎远没有原来那么嚣张，但说话的习惯保留下来了，动不动就是“让开，踏平！”单位里的人开始听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也就习惯了。
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多大胆量，还想豪横，所以伯虎常常思念二水，回忆他们的“英雄”岁月。
伯虎先在单位烧锅炉，鼓风机的电源线是
380伏电压的，电线常年在地上磨，破了。地上有个水坑，电线在水坑里直打火，伯虎喝道：“让开，踏平！”接着，拿一根铁钩子去扒拉，幸亏有 一个明白人看见了并提前关了电门，要不然伯虎非电死不可。
烧锅炉没什么技术，但要有责任心，锅炉有一块气压表，要常看着点。伯虎有一天烧上锅炉就在一边睡着了，经理来查岗，发现锅炉已经离地悬空一段距离了，赶忙关了鼓风机，打开火门，一次惊天动地的事故避免了。这要是爆炸了或者飞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经理已经哆嗦着站不起来了，缓过劲儿来后，踹了一脚正在酣睡的伯虎，伯虎眼都没睁开便大喝一声：“让开，踏平！”吓了经理一跳。梦耶？醒耶？伯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打听打听河套沟儿地面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踹二水的四哥，不想活了。
伯虎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经理吓坏了，马上给他换了工作。这一次要不是经理碰巧赶在那儿，伯虎说不定就又死一次了。上一次是无知，这一次还是无知，但有一点“无畏”的味道。
伯虎不能自己打天下，他想豪横需要仰仗别人。离开二水这段日子，他觉得很窝囊，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同学春子。春子刚穿上交警制服，很神气，符合伯虎“让开，踏平！”的习惯，且不用像二水那样冒打打杀杀的危险。一想到又能豪横了，伯虎高兴了好几天。
1982年元旦，春子托人在老家的粮店买了两袋富强粉，让伯虎跟他去，连玩再帮他搬面。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让开，踏平！”的机会，伯虎怎肯放弃。他精心设计了穿戴，一件西服，里面一件衬衫，没有领带，一双单皮鞋和一条裤子。请不要误会，这是一般人穿棉大衣都嫌冷的季节。他在良乡北关车站等车的时候，有人看见他，并且看得很清楚，他的西服上衣是***的。
放假期间，公交汽车不多，多也不能坐。有春子这身警服，坐公交车多丢“份儿”，无论如何要找一辆专车。可奇了怪了，就是找不到。发动了好几个同学去找，其中还有一个穿了两年警服的同学张学成。过了中午才在一个煤场找到一辆
130货车，还没有司机。煤场里只有一个修理工，他们问他会不会开车（这与有没有驾驶证不相干），他说在车场里开过。那就行！几个同学一商量，去的时候大家都去，回来的时候有张学成跟着，一来一去都有***，什么都不用怕。那个修理工有点犹豫，他知道自己手潮，但架不住有两个***保驾。上车吧！春子见伯虎只穿了单衣，让伯虎坐到驾驶室去。这不是寒碜伯虎吗，要是怕冷我不就穿棉衣了吗—“让开，踏平！”伯虎一跃上了车厢。春子知道伯虎的性格，也不再多劝，就和张学成进了驾驶室，两个***在前面开路，肯定是所向无敌了。怕伯虎孤单，河南村的“三圈儿”还有另两个同学也跃上车厢，他们要陪伯虎多聊会儿，哥几个既是久别重逢也是“英雄”相惜。车开出4公里至三福村陡坡拐弯处超越前车（这个路段禁止超车，但修理工因有两个***在侧，也有些肆无忌惮），正遇对面来车，真是无巧不成“祸”，这个二把刀的修理工就是修理工，他把车就那么开到阎王殿去了。
车拥着无知和权力翻下了山坡。伯虎在瞬间的生死面前一点也没有怕，只是稍微紧张了一下，因为根本就来不及想“死” 的问题，“让—”这句话，伯虎只说了一个字，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此前他和二水打打杀杀的生涯中都是二水去办那些需要 “踏平”的事，这次是伯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料理“踏平” 的事，功德圆满，伯虎大彻大悟了。车翻了两个滚儿，落到河滩上。车上四个人被凌乱地甩在上下有两层楼高的坡地上，伯虎那件***的西服上衣在事故现场异常显眼，但那会儿的人并不知道穿鲜艳的衣服还有紧急救助的含义。那块坡地的土和石头都冻得梆梆硬。伯虎和“三圈儿”人事不知，那两个也重伤在地。驾驶室的三个人中，春子受了轻伤（这是伯虎“让开”的位置），修理工大腿骨折，张学成也受了轻伤。他们被过往的人和车送到河北乡的小卫生院，因为伤势严重又被转送至房山医院，路途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房山医院的邓医生看伯虎的伤重，就先给伯虎开颅。期间，“三圈儿”伤势加重，来不及手术就先走了。这是一个与我关系极熟的小兄弟。后来我埋怨邓医生为什么不先给“三圈儿”做手术，要是先给“三圈儿”做手术，说不定这个小兄弟还能活下来。伯虎要殉“道”就由他去吧！
其实，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
1982年的1月3日了。我知道伯虎在等我，我想他是怕我批评他，所以，他就装作伤很重的样子，闭着眼不跟我说话。他赤身裸体地躺在病床上，脑袋上缠满了绷带，还有一些管子一类的东西在他身上，就这样已经三天了。旁边一个危重病人陪床的女儿对我说，你看他身体多棒。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里能有漂亮的女孩还这样地关注和欣赏伯虎的身体，我心里真是打翻了五味瓶，已经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了。
我靠在病房外的长椅上，不知道应该想什么和做什么。伯虎在昏迷之中或许正在回忆往事—上中学的时候，伯虎学抽烟，被我看见了，我狠狠地打了他两个耳光，也用不着给他讲为什么。回家后，他拿镜子照脸，上面隆起“五指山”。我妈心疼了，她都没那样打过伯虎，可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伯虎再没动过烟—我老是觉得伯虎的伤是装的，你想抽烟也用不着拿“伤”来跟我谈条件，你抽你的，自己可以做主了，我不管就是了。
隔着玻璃窗，天上飘下来雪花，这是不祥之兆。我心里惊悚不安起来，看一看表，夜里
2点多，阴间正在收人。我急忙走进病房，同房的那个姑娘又跟我说，你看他身体多棒。我苦笑了一下。忽然—“让开，踏平！”伯虎说话了。他果然是装的，我心下狂喜，想凑过去跟他说话，可伯虎又不说话了。不对，一定是阴间的小鬼拦路，要买路钱，被伯虎一声断喝给摆平了。邓医生过来问我要不要打强心针，我想第一道鬼门关他已经闯进去了，他要豪横就让他去吧。“如果有壮胆的药给他打一针。”邓医生摇头，那就算了。
又过了一会儿，伯虎“心平气和”了。不需要叹息和挣扎，
不需要文化和权力，他到地狱去了。以伯虎的成就，在阎王那里，省部一级的官员做不成，但混个司局级的待遇应该不成问题。
雪越下越大，我用那个专用车推着伯虎，在通往太平间的甬道上，在厚厚的雪面上留下两道沟。我拍打太平间的门，看门的睡得正香，有些不耐烦。一个昏黄的灯泡照在那人老鼠一样的脸上，“吃”惯了死人的长牙有好几颗露在外面。我扔在地上十块钱，那人哈腰去捡，灯影照在墙上，就像一只老鼠、一个拦路的小鬼儿。人死了怎么还有那么多的麻烦吗？我愤而狂吼—“让开，踏平！”
◎ 伯虎火化之后，被埋在河北村西港沟边的一棵柿子树下，柿子树被刮下一层皮，上面写着“虎落平川”，是我为他写的悼词中的一句话。
◎ 春子和学成对伯虎和三圈儿的死也是痛不欲生的，那是他们的挚友、他们的好哥们儿。他们因渎职罪被判了刑我曾经为他们免刑多方奔走，但没起作用。
◎二水后来在一次夜行时，被仇人从背后扎了一改锥，深深地刺进耳根，耳膜受损，听力减弱，但没致命。二水第一次感到欣慰，因为这毕竟是第一个敢向他下手的对手，不同于那群“鸡鸣狗盗”者，尽管是在背后下手，尽管是在夜间下手。此后，二水不在夜间活动，但白天，二水依旧独往独来，天马行空。 四
《母爱无边》 伯虎走后，我的情绪被一根线牵着，到家后，跟妈汇报，说虎子伤很重，还要住一段时间医院，编着编着，说话的声音就不对了，不能再往下说，用手指了指厕所，表示我有“难言之隐”。其实，是被那根线牵着。伯虎走得太突然了，这种情绪我驾驭不了，想不出声都控制不住，在厕所里我还是失声地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连假哭都是很动人的，何况是真哭。
皇帝在朝堂上哭，那哭的是社稷江山，用的是心机，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或许全是假的，因为是给人看的。后宫里的嫔妃争宠，也哭，那里没什么真情，权力财富而已。
农村里有句话叫：儿子哭惊天动地，闺女哭真心实意，说的是对父母大人。兄弟，手足之情，情之所至，金石为开，眼泪又何惜哉！假如有一天，为争遗产，兄弟反目，会不会盼对方早死，那时，哪儿还会有眼泪出来，只要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行了。还有，父母需要孩子赡养的，条件好的自不必说；条件不好的，才显出孝“道”来。总有那巴不得父母早些死了，自己图干净省心的儿女。只有这父母最是痴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儿女，操碎了心，不到死的那天是不会省心的。兄弟之间，情而已，哭哭之后就随着时间平复了，偶尔想一想，回忆一下，感慨一番，伤身不重。做母亲不行，丧子之痛，无异于挖心，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这是要命的事情，不是儿戏。
终于瞒不下去了。虎子死了，尽管妈已经早有预感，但她不愿意往坏处想，这是人的本性。就像人被骗了之后，始终怀着善意的猜测，希望不是被骗。当这个现实被彻底粉碎之后，人就像从高高的山顶上坠下来一样，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毁灭了。妈也崩溃了，尽管妈年轻时也曾经“过五关、斩六将”，有胆识，有担当，但她不得不走麦城。虎子之死，她是有责任的，他疏于管教，这颗苦果只好自酿自吞了。尽管她有许多借口，譬如她多病。
她拖着病体开始了漫长的赎罪过程，像祥林嫂一样，每天向关心她和虎子的人重复着相同的话，哭是说来就来的，一点也不用酝酿。眼泪的内容越来越单纯，已经唤不起多少同情心了。当春子和学成刑满出狱后，有人发现她去摘别人家篱笆上的豆角了。他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也有些精神失常的举动。农贸市场里有一些老人知道她死了儿子，便照顾她，随她干什么；也有一些青年人把一些烂了的菜扔给她，拿她取笑、寻开心，她像得了宝贝一样抱在怀里。我想虎子在阴间也绝不会放过他们，终有一天，虎子会像管理市容的那些人一样，喊着“让开，踏平！”叫他们知道妈的儿子也豪横的紧呢！
1984年的6月间，妈已经站不住了。此后，她躺在床上，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天。父亲和我轮流看护她，慢慢地，她已经辨不出谁是谁了。人到此刻对病与死的感受已经不自知了，旁观者倒是备受煎熬。我白天上班，夜里看护妈。天气闷热，正常睡觉都有困难，更别说妈在夜里大喊大叫，我也要崩溃了。
之后，妈被转移到紫草坞医院。院长张宝善是我的同乡长辈。这里也是妈的一个青年好友张慧兰临终的地方。在这里料理后事是一个理想的去处。
1984年10月16日晚7时，妈在我大姨的怀里静静地走了。大姨说，人死之前，摸炕沿，摸床边。她发现妈已经开始摸床边的时候，赶紧给家里打***。大家去的时候，她的身体还有热气儿。在医院里给她穿好早已经准备好的装裹衣裳，棺材也是我托人早给她准备好的。老家当时还可以土葬，这也是父亲的意愿。当天夜里，我返回河北村，叫醒了深睡中我的村中长辈张宗周，央他去烦人处理诸如打坑、抬杠、下葬的事情。当天夜里，我没有让妈的灵柩“在河北村停一下”，而是直接停在了村西头的路边。早起干活儿的村民中有知道是妈的灵柩的，就有哭的，那是很真情的。不是那种办丧事的哭，那种哭里有程序，应付的成分居多。天一亮，我把放着灵柩的车开到墓地的边上，中午之前，妈已经安稳地长眠在那块曾有“红幡之变”的张家坟地里了，享年仅58岁。
隔着一个小山头，那里埋着虎子，尽管家乡的泥土清香，但妈和虎子都没有睡着，我想。 [后记]
今天，我依然习惯喝硬米的粥或者把米饭稍微用水煮一下，都是小时候饿出来的毛病。我
4、5岁的时候，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没吃的。我不懂事，又最怕喝菜粥。每天，妈做饭（就是熬粥）的时候，我总在旁边叨叨：“妈，搁菜吗？妈，搁菜吗？”每次都给妈说哭了。妈知道我不爱吃菜，就在没放菜（野菜或菜帮子或树叶）之前给我单舀出一碗来，那个米粒还是硬硬的，我就不闹了。舀出那碗米之后，锅里已经没有几粒米了。我不知道别的家人吃饭的时候还能不能吃到米，难为妈对我那么偏心。其实她对伯虎同样偏心，不是一碗硬米的粥和眼泪，而是全部生命。
紫草坞医院院长张宝善后来也因病死在岗位上，但他在职期间居然送走两位老乡，是有功德的。
埋虎子的那块地后来被人告之，是土改前我家原来的地，叫张明小沟，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埋虎子之前不知道，这是否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呢？ 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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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不推头》——痛说姥姥家史 ◎在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后街一号，在正房和厢房的东北角，靠着一堵弯墙，有一小间三角形的房。它是借墙而建的，墙顶就是房顶，所以房子很矮。门窗就更简陋了，应该说这是一间临时的存杂物的棚子，它不具备房与屋的规定标准，但它因姥姥的存在而改变了功能。姥姥就住在这间不足
3平米的棚子里，里面仅容一床，床是三角形的，身高5尺的人是不能伸直了腿躺在床上的，姥姥身高不够5尺，而且姥姥从来都没伸直了腿睡过觉。
◎她从起点出发最终又回到起点的历史并不是她没有超越，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结束自己戏剧般的历史，“天苍苍，其正色邪？” 姥姥就是妈的妈，不是妈的爸，这不是废话吗？不。妈的妈就是强调“妈”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姥姥是当得起“妈”这个伟大称呼的。
她是陈台马家的人，马家是大户，人多。所以，她从小就横，就当家。说嘴了事，独往独来，村里街坊有事，不论大小，都喜欢找她调解，什么事到她那儿没有调停不了的。她有个口头语—老喽！是不服气、不服从、很自主、有担当的意思。还有“门儿都没有”或者是“听说过，没见过”的意思，反正听的人都挺清楚，态度鲜明，语言简练而富有含义。
后来嫁了我姥爷。姥爷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先是在汽车上卖票，是民国的汽车，所以算个“见多识广”的人，在河北村那个小地面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后来又开饭馆。喜欢享受，主要是吃，穿戴上过得去就行。他的生活态度是：今天有钱就买对虾吃（在当时当地是不可思议的，有钱人家也舍不得）。明天没钱了，关上门在家喝白开水也行，就那么一个性格。
生了大姨之后，姥爷就不高兴。他想要儿子，跟姥姥说：“掐死得了。”姥姥不干，说了句：“老喽！”把姥爷给堵回去了。后来又生了我妈，姥爷更不高兴了，说这俩丫头怎么养，大了也是赔钱，弄死她吧。姥姥这次没说“老喽”，她也觉得日子不好过，她也认为闺女不如儿子，她默认了。可怎么弄啊？听人说，往嘴里灌点儿煤油就行，姥姥虽然痛心，但无可奈何。姥爷把煤油桶拿出来，一掀盖儿，“砰”—盖儿飞了。满地去找，怎么也找不着，不知道蹦哪儿去了。那时候的人迷信，找不着那个盖儿，姥姥姥爷就心烦，我妈就捡了条命，这不是有点天意吗？后来碰上一个算卦的，说幸亏二丫头没给弄死，要弄死了，下一个还生丫头，把姥姥姥爷要“杀人”的念头给灭了。也怪了，接着就生了舅舅，起名叫宝儿。姥爷高兴，说算卦的要再来，请他吃一顿对虾。
大姨大了。姥姥觉得跟姥爷这种人过日子成天担惊受怕的，不安稳。前车之鉴，于是，她给大姨选了河南村张家一户地地道道的农民，还振振有词地对姥爷说：“我才不让她受我跟你一样的罪呢！”
张家有几分地，有房住，倒是挺殷实的。姥爷也表态说：“闺女你爱给谁给谁，儿子不听你的，得我说了算。这顶门立户的还得男孩，我有钱都给他装肚子里去（他说的不是吃，是文化）。”
接着，又把我妈嫁了我爸，是河北村的，也姓张，也有几分地，有几间房，你说怎么这么巧？
不同的是，大姨父脸上有几个麻子，小名可能就叫“小麻子”，大姨觉得委屈，心里老大不高兴，跟姥姥一说，姥姥当时就“老喽！”了一句，把大姨吓坏了，最终不敢抗姥姥的旨，就嫁谁随谁了。
我爸长得帅。我爷爷
40多岁才有了我爸。在我爸之前有一个伯伯，都快20岁了，得病死了。生下我爸的时候，怕不好养，就在耳朵上扎眼儿，当女儿养，小名叫大铁。从小就娇生惯养，养得跟公子哥似的，英俊和秀气中沾了些女儿态。
这两件算得上是姥姥亡羊补牢的大手笔。
姥爷按自己的计划供舅舅上学，他要把他的钱都给舅舅装到肚子里去。我爸也沾了舅舅的光，他们两个一般大，由姥爷出钱，我爸陪着舅舅上了两年高小。当时，村里没几个上得起学的。舅舅后来又去房山的县城读书，大约在
1946年，舅舅已经读到了初中。据段天顺先生讲，他和我舅舅是同学，我舅舅高他两个年级。段先生的父亲是原北京8中的校长，据此说，我舅舅应该是8中的学生，此前一直不知道。
1949年前，姥爷的经济状况不好，舅舅从姥爷的神态中已经有所察觉，但姥爷硬撑着说：“你上你的学，别的事你甭管。” 舅舅心里清楚，家里大势已去，他自己做主参了军，据说是当时的国民党208师，也有说是蒋介石在大陆招的青年军，他们从天津坐轮船去了台湾。
在舅舅刚上初中的时候，姥爷抽上了大烟，他觉得抽大烟和吃对虾没什么区别。舅舅回家知道后，严肃而认真地劝过姥爷，姥爷表态，今后不再抽，后来真的戒掉了。
当年，房山以及坨里往东的广大地区，属国民党统治区。但坨里往里，特别是在河北村一带是八路军和民兵的根据地。大姨父当了民兵，到坨里一带去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房山县大队（地方武装）抓住了，县大队长叫尤懋之。当时，姥爷没有事做，在县大队谋了个情报组长的差事，纯粹是为了混饭吃。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不肯哈腰干农活儿的，身材高大、横宽，走在街上就像一个电影里的“地主”或“特务”，他搞情报是装不成便衣的，随便谁一看都知道他不是本地农民，所以说他为了混饭吃是有根据的。尤懋之审问我大姨父：“小麻子，你老丈人保不保你？”大姨父是条汉子，说：“他是他，我是我，谁也管不着谁！”尤懋之又去问我姥爷：“老蔡呀，你保不保你大姑爷？”姥爷沉默半晌说： “我保他，你就能放人？”尤懋之说：“那不行，他得退出***，还得参加县大队。”姥爷说：“那我保不了他。”尤懋之下令，把大姨父铁丝穿鼻子，游街示众。那个罪受的，最后，刺刀穿胸，杀了。姥爷背着黑锅，真是有口难辩。
大姨在河南村张家生了一个男孩，大姨父死了后，张家人指责姥爷，大姨觉得在张家没法混，就撇下孩子走了。她没有把这个革命民兵的后代培养成国家干部、继承革命就走了，有点对不起大姨父。
舅舅知道了大姨父的事之后，非常愤怒，他责备姥爷为什么不喊“刀下留人”，为什么不能拼力留他一条命？姥爷说：“他是***，我说服不了他。再一说，我不是说话算数的人，我做不了主，我是混饭吃。”姥爷这会儿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了。总之，舅舅对姥爷这件事理解不了也不肯原谅。
大姨父没有背叛***，他是一个许云峰、江姐一样的英雄人物，可惜文学作品中没有他的份儿，他是默默无闻的无数***烈士中的一员。但姥爷实在是很冤枉，他尽管不喜欢农民的大姨父，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翁婿即使不和，大不了不来往而已，何须抵命！再说，他们之间又没有不和。若非要用“阶级仇、民族恨”来“上纲上线”的话也找不到根据。
河北村里有个叫张连的，查其档案有国民党党员记录，审查时，他自己回忆有过一次“集体”行动，但他说，当时也想加入***，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由此而论，入什么党，干什么差事，都有盲目的混饭吃的成分。如果把大姨父的事件放到今天来论，或许会对姥爷的过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比如：大姨父是地面上的反***反政府武装，姥爷是房山公安局的刑侦科长，大姨父以颠覆政府罪被判死刑，试问，以姥爷的身份能否把大姨父救下来？若救不下来，这笔账是否应该记在姥爷头上？搁现在，姥爷或许还能获得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呢。因为在这件事上，很多人都抛开当年是国民党政府而不是***政府这一基本的条件去向姥爷问罪的，姥爷实在是冤枉！但舅舅偏要说，如果姥爷舍命救人，大姨父绝不至于死。
我爸爸也被抓去当民兵了，但他从小娇生惯养，一听***响就尿裤子，他的骨头比大姨父软多了。再加上他从小受爷爷影响，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他逃跑了，逃到房山之后又被县大队抓了兵，那年头就这样。爸爸不愿意当兵，谁家的兵也不当。他用萝卜私刻了一枚公章，又用连长的口气写了一封公函，读的两年高小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又跑了。这两次逃兵都有生命危险，被哪一头抓回来都会被***毙。
之后，他和我妈去了口外夏花园一带一个叫葛任屯的村里躲了起来。我大哥就出生在那儿，随了当地一家人子弟的排行，小名叫四儿。
姥爷在县大队里越来越没面子，大姑爷是***民兵，二姑爷又成了逃兵，他成了是非之源了。而此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已经日落西山，北京被解放军包围了。
1949年北京封城的时候，姥姥和姥爷正躲在城里。他们在一个亲戚家存了两袋面，后来去要，人家不认账。当时的粮食比古董值钱—人都饿死了要古董干什么—粮食就是命，姥爷很生气，但无可奈何。更令他预料不到的是，随后他已经不是粮食的问题，而是命运的转折了。
在镇反和肃反中，姥爷无处可逃，他落网了。大姨父的老母因为死了儿子，哭瞎了双眼。她要在姥爷身上追讨血债，姥爷被判历史反革命，刑十年。细说起来，大姨父家以为姥爷能救大姨父而不救，他们不知道，除非大姨父自绝于***，否则谁也救不了他。山里人常常是从唱戏的情节里判断是非、认识社会，他们简单地认为有人喊一声“刀下留人！”就会有奇迹发生。
姥爷被押至天津的茶淀监狱服刑。姥姥从此开始孤身一人在北京生活。
在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后街一号，在正房和厢房的东北角，靠着一堵弯墙，有一小间三角形的房。它是借墙而建的，墙顶就是房顶，所以房子很矮。门窗就更简陋了，应该说这是一间临时的存杂物的棚子，它不具备房与屋的规定标准，但它因姥姥的存在而改变了功能。姥姥就住在这间不足
3平米的棚子里，里面仅容一床，床是三角形的。开门之后能站不能坐，坐就只能坐床上。身高5尺的人是不能伸直了腿躺在床上的，姥姥身高不够5尺，而且姥姥从来都没伸直了腿睡过觉。无忧的人可以伸直了腿睡觉，姥姥有忧，她每天都是弯着腿睡，忧儿子在台湾的处境；虽然她也恨姥爷，但她也忧姥爷在监狱里的生活。姥姥在河北村的时候，虽然依旧说嘴了事，但她贫苦出身的背景，使她对安稳生活的向往是与日俱增的，眼前的沦落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回河北村，不可以；回陈台娘家，离河北村太近，也不行，再说娘家也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大姨另嫁之后，连自己也活不好。继任的大姨父从来不与姥姥家来往，怕背上黑锅。我爸和我妈又都在口外，谁也指不上。她只有依靠自己。苍天饿不死小家雀儿，姥姥什么都不信，“老喽！”干活吃饭，天还不活人了！
此后，姥姥开始捡废纸、搓麻绳、给人家带小孩。每月交一毛五分钱房租，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喝一碗水。胡同里的人都认识她，叫她“劳动人民”，连后来的红卫兵都这样称呼她。没有人知道这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儿子在台湾，他们每天都看见一个小脚老太太推着一个小推车艰难地在西砖胡同和法源寺后街一带奔波着。凭着她的吃苦耐劳和勤快，除了自己的花销之外，还存了有几百块钱，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笔令人羡慕的财富。
爸和妈从口外回来之后，到北京去看姥姥。姥姥把裤腿卷起来让妈看，姥姥的大腿上都是黑黑的皴，那是搓麻绳搓的。这条腿搓血印了，换那条腿，两条腿最后都搓成了黑皴。妈哭了，姥姥沦落到这步田地，做儿女的哪有不愧疚的。妈让姥姥跟着回河北村去，姥姥说什么也不干，那不是去找死吗？河南村张家不依不饶的，“老喽！”我才不回去呢。
于是，姥姥依旧捡废纸、搓麻绳、给人家带孩子；依旧睡在那张三角形的床上；依旧在想着她的小宝儿。她无法想象台湾到底什么样，儿子的模样变了没有？他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龄了，她为儿子打算，还是娶一个农村的媳妇生活安稳，她也常有想得失眠了的时候。
爸和妈回到河北村之后，村里土改已过，因为家里有几间房和几分薄地，被定了一个中农。奶奶懦弱，不敢去找，其实家里充其量也只够一个下中农。爸爸不想干农活，便托人去学裁缝，没有钱，妈去借，亲戚都借到了，没人肯借，怕打了水漂儿。只好去找姥姥，姥姥什么都没说，把分分都滴着血的钱拿出来给爸爸买了缝纫机，支持爸爸去学些手艺。
姥姥不善于做衣服，所以妈每年的重要任务就是给姥姥准备单鞋、单衣、棉鞋、棉衣。妈的针线活儿也不行，就托村里的刘焕彩夫人帮忙。对姥姥而言，衣服和鞋是大事。小脚的鞋不好买，千层底、实纳帮的鞋姥姥从小穿惯了。对襟的衣服也不好买，所以只能做，只能在农村做，妈自然是义不容辞。
1958年，我两岁，姥爷才有了一次见家人的机会。妈抱着我去天津茶淀，这个地方不通车。我还说不出一句整话，哭的声音还算响亮。下车之后，漫荒野地怎么走？妈买了两个烧饼揣在兜里，万一我哭闹，就拿烧饼堵我嘴。走啊走，走啊走，实在走不动了，妈跪在土路的中间，希望路过的司机带我们一段路。还好，有一辆车的司机生恻隐之心，带我母子到了茶淀。见到姥爷时妈已经不敢认他了，高大横宽的身体已经垮塌了，瘦得只有一个骨型，原来的大肚子没有了，身上都是耷拉皮，看上去他病得很厉害。他说在监狱里干活儿累，吃不饱。那年月，连社会上的正常人都吃不饱，监狱里的人就不用说了。妈看他的样子，觉得他活不了多久了。他问妈带什么吃的没有，妈说，怕不让带，就没敢带。姥爷直埋怨妈，说别人都带很多吃的，没人管。妈从兜里拿出那两个烧饼，姥爷抢过去，三口两口就吃光了，比吃对虾还香，吃完了，他觉得有些尴尬，问妈是不是给孩子准备的零食，他太饿了，原先喝白开水的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狼狈不堪。姥爷摸摸我，问妈叫什么，妈说叫“二四”。我大哥不是叫“四儿”吗，我是排着叫的。姥爷说，挺好的孩子，别叫这个小名（二四、三五都是形容棺材板的薄厚的，底三帮四盖五的规制叫三五，底二帮三盖四的规制叫二四），改了吧。妈说，有一个住房的，男的姓蒋，女的姓万，孩子叫蒋万元，刚刚搬走，借人家一个“元”字，那就叫“四元”吧，所以，我的户口名就叫张伯元了。
在晚辈中，我是唯一一个见过姥爷的人，可惜我不记事，都是后来听妈说的。监狱里的看守说，蔡文信很不老实，他天天盼望他儿子能反攻大陆。
1960年，姥爷死了，正好刑满。死了也好，要不然赶上“文革”，死得比这还得惨，或者还会牵连上姥姥和我妈。爸爸和一个叔伯大姨去料理他的后事，又从姥姥那儿拿了一些钱。尸骨就地埋在那边了，没有能力往回运。看守的又说，蔡文信临死也没忘让他儿子反攻大陆。
姥爷完成了他的使命。舅舅的文化应该归功于他，但舅舅却不能为他送终。他一生没干过什么好事，但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如果非要把大姨父的死归咎于他，那么十年的监狱生活和一死也足够相抵了。他应该没干过坑、蒙、拐、骗，挖绝户坟，踹寡妇门的事。他应该算是一个极普通的想摆脱中国农民的命运而最终被中国农民要了命的人。
姥姥依旧住在法源寺后街一号，依旧捡废纸、搓麻绳、看孩子。
“四清”来了。
“文革”来了。
村里贴出大字报和连环漫画，里面的内容有我姥爷。同学吕柱儿对我说：“蔡文信是你姥爷。”我不信，把吕柱儿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揪起他的头发，非要让他承认蔡文信是他姥爷。吕柱儿怕我，只好承认。回家后觉得蹊跷，问妈，妈说是。我不懂事，还埋怨怎么有这样一个姥爷，让妈有苦难言。
上小学五年级，正月里，同学们互相理发。回家后，被妈不由分说打了一个耳光。我问为什么，妈说，你舅舅还活着呢，
你不知道“正月推头死舅舅”？我不明白怎么刚有一个姥爷，又出来一个舅舅。从此以后，正月不再推头。
妈经常被村里民兵半夜叫走，应该说是提审，问一些本不应该是他们问的内容。问我姥爷是不是亲手杀了***民兵。妈说，他死在茶淀了，你们去问他。问我舅舅蔡宝儿（蔡明）为什么要去台湾，是不是对***有深仇大恨。妈说，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他们问我爸爸从民兵中开小差后是不是跑到房山去投靠老丈人……妈还是有些恐惧。
大哥在“文革”前考进了良乡电力技校，“文革”时是
818 造反派的成员。回家时把武装带放在屋里，伯虎不懂事，拿到街上去。有人说，这是你哥打砸抢抢来的，三牛和宝祥打抱不平，和那个人打了半条街。
那年月，大姨怕受牵连，声明与家庭断绝关系。她的孩子们在哪儿填表都不填那个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当兵的当兵，入党的入党。妈也理解大姨的苦衷，少牵连一个是一个，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所以妈和大姨的关系一直很好。但妈的处境却没有大姨那么好，在河北村里居住就逃不了干系，加之爸爸两次逃兵的历史，家中子弟无入党入团当兵的，连入个红卫兵、红小兵也是到全班学生都入了才轮上你。
1972年，公社6所中学经考试选120人上“文革”后期的第一届高中，在讨论我的时候，据知情人说，有一个左派积极分子孙某（女教师）发言，说培养这样的人上高中将来为谁服务，一天的讨论，我的取舍占了半天儿。后来，高少峰副校长以宽容的态度力排“左”议，我才侥幸升学。
“文革”初期，“潜藏”在北京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弟，许多都被单位和街道遣送回老家。有知识高深如教授的于信先生；有所谓富农婆，回村后依然能一天摘
9斤花椒，让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都望尘莫及的马茂华；有所谓地主婆李瑞英及子女。于信后来病死了，他本来就有很严重的心脏病。马茂华后来不堪凌辱，一头扎进有多半缸水的水缸里，自杀了，不管什么人头朝下扎进水缸都得被淹死。李瑞英家一共 18亩地，便定了一个地主，丈夫在土改时被镇压了。她和我姥姥是同乡，这次回村，她没办法生存，只好又嫁人了，嫁了一个陈台村的农民。没几年，这个农民死了，她又嫁了一个矿区的工人。
妈那段时间最害怕的就是姥姥也被送回河北村，因为村里已经通知妈给姥姥准备地方，说很快就会被送回来了。在村里劳动不说，挨斗的场面惨不忍睹，若有红卫兵进村，所有挨斗的人都免不了一顿暴打。武装带打上去，铁划子啪啪响，人嗷嗷叫，血哗哗流；再剃个阴阳头，戴个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名字和“职称”，打上一个红叉。挨斗的时候，被人架着，把手逆着关节方向搬起来，美其名曰“喷气式”飞机。人权惨遭践踏，惨不忍睹！惨不忍睹！此法治疗肩周炎或许有奇效，抑或挨斗的疼痛大于肩周炎的疼痛，总之，没听说有肩周疼痛者。
妈的身体能接受那样一个场景吗？
真万幸，姥姥没有被送回来，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细说起来，姥姥出身贫苦，姥爷
1960年已经死了，姥姥什么“四类”“五类”都靠不上边，外表上也没有富贵人家子女沦落后的狼狈相，根本就引不起“革命”者的怀疑。但妈还是不放心，便让她找了一个名义上的老伴。那是一个北京的退休工人，据说人很老实，老实是当年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我们谁也没见过他。
大哥毕业被分配在北京内燃机厂，这是这个学校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分在北京的毕业生，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因为姥姥老了，需要有人常来看看。大哥因为笛子吹得好，又被选到北京风雷京剧团工作，这在当年是一个好单位。离姥姥住的法源寺后街更近了，从此，姥姥的生活大为改观。大哥常把单位食堂的补助菜给姥姥拿去，姥姥说，她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有一天，姥姥的手因伤而感染，高烧不退，大哥幸好赶到，用自行车推着昏昏沉沉的姥姥去了医院，如果晚一天，那就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活的姥姥了。
1975年前后，姥姥推着小竹车在街上过，在路上捡了一封信，她不识字，大哥去后，她问大哥：“是不是你舅舅来信了？我怎么觉着你舅舅该来信了。”大哥看了看，说不是。但没几天，差不多是姥姥捡信的同时，河北村老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途经香港转来的信，是我舅舅写的，姥姥的预感竟这样准确。大哥把消息缓慢地告诉姥姥，姥姥一点也没激动，还说：“我觉着他就该来信了。”二十几年的牵肠挂肚，在姥姥的心里和口头上好像没什么，只轻描淡写地几句话，跟她年轻时一样，拿得起，放得下。大约是从那天起，姥姥开始把腿伸直睡觉了，她终于可以出一口长气了。
姥姥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已经不能独立生活了。大哥没有和妈商量，就自己做主准备把姥姥接回河北村居住，姥姥也同意。清理她的东西时，从屋檐的一个隐蔽地方又打开了一个纸包，里面是五百元钱，交给大哥后，姥姥说：“我这一腔子血都倒给你们了，我也对得起你妈了。”她还在为小时候要遗弃妈的事而愧疚。大哥把法源寺后街一号的屋子检查清理了一遍，床板摔在地上，大约有几千个臭虫从床板缝里爬出来。这些臭虫已经折磨了姥姥很长时间了，她的床单上都是她摸黑掐死的臭虫的血迹，那斑斑点点的都是她的心血、她的思念、她的期盼。臭虫满地跑，过路人纷纷避之、惟恐不及。
妈的身体也不好，在
1975年夏天最热的那天，从河北村搬到良乡。因为伯虎和当地的小孩打架吃了亏，妈觉得心里不舒服，又在下午搬回河北村。大哥也在当天带着姥姥从北京回到久别的河北村，结果发现门锁着，街坊说，他们上午搬到良乡去了。大哥带着姥姥从河北村追到良乡，良乡的房东说，他们刚刚又搬回河北村去了。大哥目瞪口呆，疲惫不堪。姥姥虽然有病，但精神不差，她说：“好事多磨，走！”大哥只好打起精神，带着姥姥复回河北村。若是大哥自己，他可能会放弃原计划，在良乡就地扎营了。这一次大“迁徙”，居然像杜撰的小说一样离奇而古怪。
复回河北村以后，妈的身体已经很差，她已经无力伺候姥姥，只好把大姨接来。此时，大姨经过多年的坎坷之后，生活上略略地安定了一些。
1975年以后的“文革”已经接近尾声，整人的运动也悄无声息了。姥姥以75岁高龄回到河北村，这是她 25年后第一次踏上她曾经生活了20几年的河北村，一个她生命中最熟悉的小村。村里的面貌一如20几年前，没有多少变化，她曾经住过的房子还是老样子，她依旧住在她最后离开河北村时住的我“中农”家的那间南屋里。
在河北村的最后这段日子里，姥姥被确诊患了癌症。王树伟大夫说，不用动手术，岁数不行了，过几天算几天吧。姥姥面对死亡，依旧是“没什么”，一脸的“轻描淡写”，连一个忧伤的瞬间都找不到。她知道她多年对儿子的思念已经变成了身体里的“疙瘩”，她知道儿子在台湾，这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吃不吃药，哪一天死，对她来说都不重要了。姥姥的心事已了，死就死，还有什么放不下呢？死，毋宁说是一种解脱和圆满，是瓜熟蒂落，是春花化泥，是秋风中归根叶子的飘落。姥姥对我说：“你去打听一下蔡家坟地在哪儿，哪天不行了哪天埋，老喽！”我第一次听姥姥说“老喽”，让我豪气干云，但我仍是心酸不已。我当时正在岗上村插队，请假回来处理姥姥的事。大姨给姥姥洗涮做饭，妈托人用两棵树换了一副棺材，是“二四” 的，因为怕张扬，没敢做“三五”的。
1976年7月25日，姥姥结束了她对儿子40几年的期望和20几年的等待，她等不及了，她太劳累了，她想短暂地闭一会儿眼，安静地睡上一个觉，但她却永远醒不过来了。从她“睡”着的笑容里可以知道，她对这个结果还满意。
出殡的时候下着雨。蔡家坟地对“抬重”的人是一个考验。有一处很陡的地方塌了堰台，四个人从上面掉下来，万幸没有人受伤。我找了一块大石头立在姥姥的坟头上当记号，怕再来的时候找不到。
姥姥从陈台村到河北村再到北京西城西绒线胡同，再到法源寺后街一号，直至回到河北村，最终埋在蔡家老坟。她的一生也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她没有“本钱”，除了吃苦耐劳以外，她的文化和眼光都不足以改变命运。她的人格魅力使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她曾经寄希望于姥爷和儿子，但她不是消极的依靠，而是积极的独立的谋求自身能力所及的发展，她从起点出发最终又回到起点的历史并不是她没有超越，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结束自己戏剧般的历史，“天苍苍，其正色邪？”
姥姥的消息隔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台湾。舅舅痛苦且遗憾，其实他也早有预感，因为编一个姥姥还活着的谎话，需要用十个谎话去圆，但他理解家人的这种善意的欺骗。
1982年，伯虎死。告诉了舅舅，他担心妈受不了这打击，寄了许多美国药。
1984年，妈也死了。她本来可以等到和舅舅见面的，但失子之痛不亚于刺刀穿胸，她等不及了。
妈为姥姥用了“二四”的棺材，我也为妈准备了“二四”的棺材，看起来，我原来的小名是有寓意的。说不准将来我自己也逃不掉一副“二四”的棺材。
连续向台湾发死人的消息真是于心不忍。家里商量，接着“骗”舅舅吧。几年后，大哥已经把舅舅台湾的地址告诉了别的亲戚，但还在“骗”他，说明大哥是为“骗”而“骗”，他还没有从善意的谎话里醒过来。其实台湾已经什么都知道了，而大哥还在“自圆其说”，其愚可笑，其情可悯，其“罪”不可赦。
舅舅偷偷地回大陆了，没有像姥爷希望的那样，他不是反攻大陆，而是悄悄地回来的。他只和大姨及叔伯大姨、叔伯舅舅串联了一下，没有和我家人联络。讽刺！旷世的讽刺！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姥爷的遗传，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我爸爸是一个只知道尿尿和泥的土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家里说了几年的谎话，不就是为了骗几百美元花一花。这个级别的“贫下中农”（包括“中农”）在姥爷的心目中是由姥姥做主并由姥姥去打交道的，姥爷是不屑于与两家张姓的农民坐而论“亲家”的。虽然大姨父死时，舅舅也曾发恻隐之心。然今日今时，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我大哥骗得他好苦，且用了“用心良苦”的字眼。他用原子笔写的小楷行书非常漂亮，不愧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于误会太深，致这样一段旷世的奇异历史中断，让小说家拍案，令历史学家扼腕。说不清的事，只好由姥姥和妈去跟他解释吧，他们总有相见的时候，天理昭昭，最终是无须解释的。或许将来又有一个“文革”，我家的子弟们也不用填这样一栏社会关系，免了半夜被民兵叫了去提审。塞翁失马，其意难测。
在蔡家坟地上有一块新立的碑。有人看见，说他神情木然，没有眼泪，且没有再回来的打算。
年年“清明”，我大哥、大姐、二姐和我都要去老家上坟，顺便要代母亲去给蔡家老坟的姥姥烧些纸钱。但我猜姥姥的心思不舒服，她要知道事情发展成这样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一定会气得大吼一声—“老喽！”
我以中间的立场论，舅舅似乎有些先入为主的概念，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悄悄地回大陆，而不是反攻大陆，他的境界和能力仅此而已，略高于姥姥而低于姥爷，而在某些方面又是略高于姥爷而低于姥姥。以他的年龄而要求他提高境界已无可能，姥爷为他装到肚子里的东西为他摆脱了农民的境地，却没有为他摆脱农民的思维，遗憾在所难免。我在刚刚知道舅舅的消息时，曾经盲目地给他“戴了几顶高帽”，使他“有飘飘然之感”，都是源于妈的早年印象，都是间接的，而我直接的印象让我看到了一个名实不符的“宝儿”。我给他写信也曾说了一些气话，让他没有台阶可下，说起来，做晚辈的真不应该。我的境界比他还要低一些，在父母的一半中，我还没有摆脱“中农”。我应该告诉全家人，都不去理睬他，大家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无声无息，还接着写信“骗”他，说妈还活着呢！那时候，他会大吃一惊，这家人怎么这样贪婪，还梦想让我给他们寄钱，这样一些又穷又傻的人如何摆脱。
如果没有这
2000美元，大哥“骗”他说我妈还活着呢，或许就没有什么误会了。我曾想把2000美元给他寄回去，让他留着自己用。因为我夫人和孩子去澳洲旅游一次的费用是10000多美元，那点钱连零头也不够，何必让他耿耿于怀呢？想了想，若他就是这般境界，索性就让他耿耿于怀去吧，可惜了姥爷为他装在肚子里的东西了。
在我姥姥的心里，天大地大不如儿子大，她先死了，顺序上对；在我妈的心里也是天大地大不如儿子大，儿子伯虎先死了，顺序不对，所以，妈就不等着见兄弟，而是去追儿子了。她们都是可以称为“妈”的，她们都当得起这个伟大的称呼。
不是为了舅舅，而是为了妈，为了姥姥，我依然恪守“正月不推头”的母训。 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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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08:19 六
《蛇游曲沼》——苦乐行车经历 ◎“适应汽车行驶阻力的变化，改变汽车的行驶力量和速度”—变速箱的作用
◎会减速，会刹车，则人生的美丽无处不在。生活因“刹车”而美丽。 蛇眼
形容有人写文章和写毛笔字时，其字其文如“龙游曲沼”，把人奉承得有点找不着北。我评价自己是一条虫，就算是一条长虫，也就是“蛇游曲沼”，形容的也不是写文章那类雅事，是汽车在山路上蜿蜒行驶。
依旧是以苦为乐的写法，依旧是想让人不禁地笑。抖落抖落陈年的记忆，把一些我认为有意思的故事都写出来，让大家能笑的笑，不能笑的有所思考也行。 蛇头
有趣的司训班——向教练王启超师傅致敬 1、左上右左上下下右 司训班的日子很惬意。
1976年，还没有驾校，司机都是各单位自己培训。我被分到北京市运输公司11汽车场。劳动部门把去向一讲，女的多数去了食堂，再有就是去车间。听说车间都是铸工一类的活儿，镦半轴。在运输公司开车虽说累，但社会上对“方向盘”还是很垂青的。我想了想，决定选择司机。在体检之前，临时看了一眼视力表上的缺口排列，轮到我时，大声对医生说：“我眼好，你就直接指最后一行吧。”结果，都是 “1.5”。其实，我的视力也就0.5，但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最后两行缺口的排列—最后一行：左上右左上下下右；倒数二行：上下右左右上下左。令我一直不解的是这种“急中生智”的记忆怎么会有这么持久呢？ 2、有特点的人物 在总场办了一个月的学习班，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故事，颇得同事好感。但说完之后，发现有人在心里笑我，因为我讲的东西里有编的成分，他听出来了，但他不屑于让我丢面子，给我留了几分自尊。那个人叫钟慕宁，是良乡中学的。一个月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事就是女生王枚扫雪的时候，用一句“听说过，没见过”，把牛某某给镇在那儿了，详细的经过我在拙作《半瓢秋水·相约》一篇中做了一些散文式的描述。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我如愿去了房山的司训班；钟慕宁留在车间了，后来他考大学走了，他不太与人交往，至今不知他的下落。 3、溜车 司训班由房山车队代管。先在车场里把车后轮架起来，练习空车排档，接着就到河滩去绕
8字。收车回来后，把车停在车场里。停车场是一个斜坡，停车后必须挂倒档，把手刹车拉紧，最好再拿块砖头在后轮前打个“眼”。刚到司训班，学员都想尽快地熟悉车况，就有人收车后去车上接着练习双脚离合，加档减档，练完了，忘了挂倒档，手刹车没锁紧，车后轮也没 “打眼”，人下车走了。一会儿，车就开始慢慢地溜了，开始很慢，没人注意，等到车溜起来了，已经晚了，车像有人开着一样，幸亏前面有别的车挡着，要不然顺着劲溜下去，一旦溜出大门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从大门口到马路是一段更大的斜坡，有100米长。车队开大会，把司训班主任王瑞和一顿臭训，又把我们整顿了一番。 4、咣当，咣当 老实了一段时间，那阵子天天跑河滩，不会出交通事故。教练师傅都不在车上坐着，轮上谁，谁自己跑一圈儿，撒开了过车瘾。师兄刘国庆把水箱盖儿都跑掉了，把水箱也跑漏了。河滩全是石头，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能把你颠起来撞到驾驶室的顶子上去，师傅们都知道。只是苦了修理工，检验员也都纳闷儿，这车是怎么开的？后来练习高坡上停车起步，坡的下面有很深的坑，都是挖基配石留下的。师兄杨国山在坡上停车后一起步，熄火了，他“就坡下驴”，省了拉手刹车了，任凭车自己溜下来，后面有什么，他连看也不看，偏巧一下就溜到坑里去了。那个坑很大，车下去后几乎与坑口平。幸亏汽车的双后轮是整齐地入坑的，若是一侧的轮子先掉下去，车就非翻不可了。大家都跑去救人，看到两个人都平安无事后，禁不住都大笑起来。师弟阎鲁京屁股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痛苦地撅着；国山惊魂之后跟着大家一起傻笑，那笑里有一种故作镇静。主任和教练没敢汇报到车队，他们把事故隐瞒了。但国山却留下了一个“咣当”的外号，大家见面都是“咣当，咣当”地笑着、反复咀嚼着那段掉在坑里的历史…… 5、背“交规”与“拜把子” 学习和掌握交通规则、机械常识是每个学员都要做的。当时的交通规则有
40条，机械常识大约有120条。发下书来，我粗粗地翻了一下交通规则，随口说了一句“有一个礼拜还不滚瓜烂熟”，被王启超师傅听见了，他觉得我口出狂言，便翘起嘴角嘲讽我说：“吹那吧！”我无言以对，但我肯定不是吹，一个礼拜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宽松的条件。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用2个小时背9页《邱少云》的课文，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段“公案”。区区40条交通规则，随便翻几眼，两天而已。两天之后，我让同一教练车上的师兄弟随便问，40条交通规则无不滚瓜烂熟。启超师傅有些惊谔，刚两天，他没见过记忆力那么好的学员，他的嘴角垂下来了并说想跟我“拜把子”。我忙说不行，那哪儿行啊！师徒如父子，差着辈份哪。他见我很认真地拒绝，便没有再坚持，但从那以后，他待我一直很好，不拿我当徒弟，总以兄弟相称。接下来，就是背机械常识，那是一本很厚的书，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内容尽数掌握，那也是颇费脑力的。至今那些机械理论依然难不倒我，虽然背不下原书的字句，但按我理解的意思说清楚还是不成问题。倒是有一句关于 “变速箱”的作用的原话不知为什么到现在还记得—“适应汽车行驶阻力的变化，改变汽车的行驶力量和速度”。如果把他修改一下，可以成为一句人生格言。比如：适应生活、工作阻力的变化，改变它们的性质和方向。司训班之后，启超师傅去了交通局在清河的驾校，管安全。我曾经去找过他。再后来，听人说他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开车去天津的路上出了事故，儿子和女婿死了，女儿和儿媳也都受了伤，听到消息后有人说他当场就昏过去了。这都是开车惹的祸，车上四个人都有驾照，要不因为考本儿方便，怎么会有这样一场灾难？启超师傅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谁让你都给他们弄一个驾照，你为什么不在安全行车上多对他们下点本钱，亏你还是“教师爷”出身。
启超师傅年龄并不大，给我们当教练的时候才
40左右。他相貌英俊，与著名电影演员王心刚相似。一说他长得像王心刚，他还有点不好意思。我一直都能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但我后悔没跟他“拜把子”。在运输公司说跟徒弟“拜把子”很不简单，许多师傅都以为自己一日为人师，终身为人父，摆着一副不可一世的臭架子，启超师傅不拘世俗，一直让我很感动。 6、着火事件 一次在车间里清洁教练车的时候，籍永利师弟拿着油盆刷洗发动机左侧，我刷洗发动机右侧，用的都是汽油。没有人知道它的危险在哪儿，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潜在的危险。在籍永利刷启动机时，不慎将刷子的铁箍连接了启动机正负两个接头，瞬间，迸发的火花将他手中汽油盆的汽油点燃。汽油因其乙烷的成分所爆发出来的威力是惊人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不知道那有多么可怕。永利在巨大的火焰面前还算清醒，他把油盆顺手扔了出去，汽油像一条火龙沿着油盆滚动的方向燃烧起来。在永利扔油盆的时候，恰好有河南籍的教练王道俊迎着火盆走来，他被突如其来的火吓得转身撒腿就跑，火盆追着他，他连喊了几个“妈呀！妈呀！”那个火盆终于停下来了。幸亏他跑得快一些，不然，后果难测。火盆停了之后，火苗蹿起一丈多高。我被瞬间的大火吓懵了，手里的油盆和刷子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朝火灾相反的方向跑出去有十几米才定过神来。应该救火，怎么能跑呢？怎么能跑呢？至今我还在问这个问题。倒是离火灾现场远的人拿起灭火器来灭了火，师兄韩洪聪熟练地使用着灭火器，看来，他是一个有准备的人，“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惊魂稍定之后，我去寻找油盆和刷子，却怎么也找不到，至今仍是一个谜。那个油盆和刷子被我扔到哪儿去了呢？什么时候扔的，在哪儿扔的，始终想不起来，我自以为“超群”的记忆力在突发的大火面前竟失效了。永利的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手上也烧起了许多泡，脸面因火的剃度而变得有点像太监。他惊魂未定，有些紧张，一是因为火；二是害怕追究责任。队长和书记都是大发雷霆，开会批了又批。从此以后，再洗车的时候，有一条纪律—必须先把电瓶的线卸下一个头儿来。
这一个事件让我验证了一句老话——“当局者迷”。
面对突发的事件（或曰：危险），离得最近的人会向相反的方向做出下意识的反应。这个时候没有英雄，像动物一样逃跑或躲避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即使是老虎和狮子这一类的王者，你用突然的方式也会吓跑它们。而“旁观者清”确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得越远就越是清楚、越是理智，这对政治统治和企业经营是否会有一些启迪呢？ 7、火柴根根日日清 司训班“某”，中午吃饭的时候总向别人借钱，晚上收车后再还钱，众师兄弟不明所以。“某”说，我带钱怕丢了，众人这才明白。不过，你怕丢，别人就不怕丢？
抽烟。“某”躲到一个没人的偏僻地方去抽，像贼一样躲着别人。别人抽烟的时候，“某”就往一块儿凑，蹭别人的烟抽，至少还能被动地吸上几口别人吐出来的烟。别人让“某”掏烟， “某”会提前准备一个空盒，说刚抽完。
有一天，同宿舍的人看见“某”在数火柴棍儿。问“某”数它干嘛，“某”说，上次买了一盒火柴
99根儿，就少了一根儿；这次101根，多了一根儿。看上去，“某”满脸都春风。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碰到过这样一个知青，也是每天晚上数火柴棍儿，没有人去问究竟，以为是闲得无聊。晚上，又见“某”数火柴棍儿并自言自语，今天一共抽了五根烟，应该剩96根儿才对，怎么才15根儿？“某”数完火柴又去数“烟”，把“烟”当成火柴了，不知道“某”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数些什么。 蛇腹
关于“机贼”
什么是机贼？是不是这两个字眼？
机贼的含义很丰富，有抖机灵的意思，但比抖机灵的贬义成分更大一些。可以理解成偷奸耍滑；可以理解成厚着脸皮找便宜、夹塞儿；可以理解成笑里藏刀，嘴里说好话，脚下使绊子。溜须拍马仰人鼻息者，以假积极方式混入党内者，都可称为机贼。机贼还有欺软怕硬的本质，“贼”字很有深意，贼者，见不得天日，鬼鬼祟祟，不敢公开一对一地站出来叫板，缺少大丈夫、男子汉的气魄，只能背后搞点小动作。运输公司盛产机贼，而机贼一词的实践意义在运输公司发扬光大。 郭得宝何曾机贼
郭得宝师傅是车队司机言谈话语中被挤兑的对象。但郭师傅人很老实，很能干，任劳任怨。别人欺负他，他不去理会，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与河水不往一块儿搅和。他对青年司机很照顾，我第一天自己开车，车就坏在路边了。郭师傅下车帮我修，让我深感惊讶。我来一年，脑袋里已经灌满了“车船店脚牙，没罪都该杀”的概念，怎么可能有人放下自己的任务去帮别人？我脑子里全乱了，不是感动不感动的问题，而是认识和实践、现实与传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我自己问自己，这就是被人称为“机贼”的人吗？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修车至少耽误了郭师傅半个小时。修好车，我还在琢磨“机贼”的含义，连一个“谢”字也没说清楚，郭师傅已经走了。他是微笑着给我讲是哪儿的毛病，微笑着帮我修完车的。我至今仍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为他祝福。祝你幸福，郭师傅！
后来，我明白了，说郭师傅机贼的那些人正是机贼。 何庆友深知冷暖
何师傅，人极其正派，是车队里难得的一个好党员。当小队长，规规矩矩；为人处事和蔼可亲，从没与任何人红过脸，“机贼”从来就与他不沾边。我若不是那次在史家营抛锚，对何师傅的了解也不会那么深。
冬天的山道，冰凉梆硬，下大坡的时候，突然没了刹车，手忙脚乱地拉下手刹车，好不容易停住了，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何师傅恰巧就在我的后面，他与郭师傅一样，停下车来帮我修车。那故障是我从没听过、见到过的。何师傅很有经验，他帮我卸下一根刹车管，在路边的地里点上一堆火，烧烤那根堵了机油的管子。这种故障不是谁都能碰上的，故障是由好几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刹车气泵密封不好，造成机油泄漏；二是日常便有所堆积，无法清除，积累多了一并发作；三是下山时用气多，供不应求；四是冬天天冷，造成机油凝固阻塞，这是外因。这样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故障，不是开车多年的老师傅是不可能遇上并有办法排除的。我从不抽烟，即使我知道故障是什么，因为身上没有点火的东西，也是束手无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师傅一边烧火一边还跟我调侃说，你看我抽烟有抽烟的好处吧，你不抽烟，你就没火儿，干瞪眼吧。
从那以后，我的工具箱里便多了一盒火柴。
看来，任何事都是各有利弊的，只是大小的区分。一个大冬天能在野地里帮你修车的人，你说他知道冷暖吗？ 杨春生身怀绝技
我休假回来在路边等车，恰好杨春生师傅经过，装卸工人不用说话就把驾驶室让出来给我坐。杨师傅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说：“杨师傅真是训练有素，连工人都这么军事化”，他笑纳了。几个工人都是杨师傅调教多年的老手，不但干活快、漂亮，就是车，里里外外也被擦得干干净净。在车里跟杨师傅聊天，他非要让我练练，我再三推辞。行驶中见杨师傅减档不轰油，五档减四档不轰油，大家都那么操作，不稀奇。四档减三档也不轰油，没见过。滑行后再挂档也不轰油，而是加油、挂档、踩离合器同步，没见过。怎么操作都是一脚，他不是违反操作规程，而是在两脚离合的基础上，自己把操作的技术练到了这样一个高级的境界。我惊叹之后，杨师傅很得意，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伯元，怎么样？给我当徒弟吧，你小伙子这个利索劲儿一学就会。”
他把要点给我讲了一遍。我后来练习了几次，果然，既舒服又实用。它减少了操作动作，而且节油。
但练习的过程却没有那么简单。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要能做到心手脚同时到位，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脚，除了练习之外，确实需要一点天赋，需要一点“动作商”。据我所知，杨师傅是老师傅中唯一一位能熟练使用此种技法的人，算上我这个徒弟才两个人。在运输公司的车队里能有这样一位身怀绝技的人，你不感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吗？
我后来又教了高光第、王新华两个徒弟。高光第运用得比我好，比我还娴熟。但王新华似乎没有学成，尽管他现在是领导，但我不会因此而美化他，因为领导并不是什么都比别人强、比别人高明。
杨师傅，您说是不是？ 李成举童心不泯
李师傅不认识多少字，但他在“文革”中却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自然成了被人说来说去的某种把柄。李师傅是个爱生活、会生活的人。我和他还有阎玉常师傅同住一宿舍很长时间。他是丰台花乡地区长大的，熟悉花草。在宿舍里，他养了一盆“玉米叶子万年青”，翠绿茂盛，一如他的心情。没事的时候，他自己动手做了一个金鱼形的风筝，费了很大的劲。做完后，拿到坨里中学的操场去放，说什么也放不起来，老是升起没多高就一个跟头栽下来，可能是重心出了问题，应该属于设计错误。但我总认为与他的“革委会主任”的生涯有某种联系，怎么就飞不起来呢？飞不起来就飞不起来，他朝我笑笑，走，回去！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拿不起来就放下，无所谓，怎么不是玩儿呢？
他对人很真诚。师兄曹贵成跟他实习，他对贵成比对他儿子还用心，一点假的都没有。都出师了，他见到我还总叮嘱我，让我照顾贵成，说贵成总让他不放心。这与他对“革委会主任” 和那只放不起来的风筝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人、对徒弟、对晚辈，他用心、用情；对事、对物，他倒是无牵无挂的。不过，也有例外，有年轻司机吃饭后把食堂的大碗拿走，随便扔了、摔了，他知道后说了一句：“真让人心疼！”传到那些人的耳朵里，那些人说他“事儿妈，假正经”。其实，他说的是真心话，他从来就不会什么“忧国忧民”，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他的文化状态仅仅使他保持了一些朴素的生活观。
后来，他因为颈椎压迫神经，下肢不自由。我去看他，他还在向我打听贵成的情况。人一生若有这样一个师傅那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福，不可多得，不可多得。
人可以分为不同的“品”。一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去；二是，拿不起来，放不下去；三是，拿得起来，放不下去；四是，拿不起来，放得下去。李师傅属于第四种。他的文化结构注定他拿不起来，但他认命，他不做无谓的牺牲，我从这一点上喜欢他。 阎玉常为名所累
阎师傅是党员，小队长，红旗手，标杆式人物，行车百万公里以上无事故的公司劳模。车队里也有人说他“机贼”，但我一直没有看出来。
阎师傅身材高大，吃苦耐劳。他为“名”所累，为保持“荣誉”所累。
住在一个宿舍，他与李成举师傅不同。李师傅不怎么往家跑，而他是匆匆地回家，匆匆地上班，匆匆地睡觉，匆匆地打呼噜，匆匆地吃饭，就连说话和笑也是匆匆的。
我跟他实习过两天，即使是一天，他也十足够得上当我的师傅。那是一个“拿得起来放得下去”的人物。他对我很放心，空车、重车，山上、山下，全天都让我开着。上山时，我为他表演从杨春生师傅那里学来的“一脚减档”的绝活儿，他惊奇并欣喜地瞪大了眼睛，然后，他让我在爬大安山
820陡坡的时候，反复做了几个二档减一档、一档变二档的动作，我都能做到一点毛茬儿都没有。汽车在行驶中平稳得觉不出有加减档的动作，只有发动机平稳的轰鸣声。开过解放车的司机应该能体会到这两处操作的难度。这一刻，我对变速箱的作用体会得更加深刻—“适应汽车行驶阻力的变化，改变汽车的行驶力量和速度”。
他高兴，看得出来高兴。然后，他就开始睡觉了，一直睡，他太累了。
他对我那么放心，我想一直跟他实习，但不行。他是小队长，替班，每两天换一辆车，不适合带徒弟。
我知道他很累，疲于奔命。不久，他去南窖拉煤时，开着车就睡着了。还好，车开进了离公路一米多深的河滩里……从此，他开始倒霉，接二连三地出事故。红旗倒了，“百万公里行车无事故”的辉煌无法续写，先进和劳模也不再光顾他。
1979 年，“文革”后第二次长工资也遭遇挫折，他是那么多年的标杆式人物，该长工资了，他也扛不住了，他被“荣誉”压垮了，被 “名”压垮了。他从一个多少带有点英雄主义色彩的运输公司的舞台上暗淡地谢幕了，确有些凄凉。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因病改去管理材料还是看大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由此，我深感，各单位对早期的劳模要加以保护。他们的付出更多的是透支，不要让他们自生自灭，那种感觉像卸磨杀驴，旁观者尚有不平，当事者岂能心甘。 韩学友论道新篇
运输公司老一辈司机中多是文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揣摩世象，他们对人心对社会的理解能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强得多。
韩学友师傅，复员军人，去过朝鲜，一副军人作派，面色冷峻。很少开玩笑，百年不遇开个玩笑，那都是“冷”的，很幽默。你笑的时候他不笑。穿了一身能洗白了的蓝工作服，干净利落堪称第一。我跟韩师傅实习了一天，这一天收获甚巨。
韩师傅下车就擦车，停车就擦车，没有多少时间是纯坐着的，那才叫爱车呢。擦车的时候换一副手套，戴上套袖，擦完车摘去套袖和手套，然后再换上开车的手套，真讲究。
在大安山
820的山道上排队等车，有一队毛驴驮着东西从车前过，韩师傅喊了一嗓子：“喂！把式，别把车给我兜翻喽！” 那个把式笑了笑，善意地向韩师傅招了招手。一条毛驴怎么可能把一辆七吨重的车兜翻呢？韩师傅的话是久历江湖的语言，他调侃的语言里充满了智慧，是以守为攻的外交语言，极其高妙。他用貌似尊重的话奉承驴把式，目的只有一个：别把我的车刮了。这句话若是直接说出来，会造成驴把式的反感，说不好他会把驴赶到你的车边，给你刮上几道子，你能拿他怎么样？所以，韩师傅的话就是高，就是幽默。因为是冷幽默，所以，他自己一点都不笑。那个驴把式可是笑得很好，把大安山农民的底儿都露出来了。
韩师傅告诉我，碰上毛驴儿，别往它们身上贴，要躲得远一些，因为毛驴的特性是你越贴它，它就越往你车上靠，一副驮子能把你的车膀子刮得乱七八糟。还有，在乡间土路和窄路上，碰上赶大车的，千万不要按喇叭，你越按喇叭，车把式反而更较劲，就是不给你让路。你若一声不响地在后面跟着，车把式就不好意思了，他或者靠边放你过去，或者停在一边让你过去，让你觉得山里人真好。不同的处理方式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两种方法我都做过实验，与韩师傅说的分毫不差。你说韩师傅他们是文盲吗？他们的实际水平怎么样？他们对社会、对人心、对动物的理解和了解比我们怎么样？
前提是尊重别人，只有尊重了别人，才有了被别人尊重的资本。走江湖需要谦卑，做人需要谦卑，冷幽默里浸透了谦卑的哲学，生命的滋味和生活的滋味都在这看似调侃的一句话里。
人的心思最难测。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我拿你当人，你往驴棚里跑。还有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说的都是驴的特征。对有驴性的人而言，韩师傅的方法很好：躲它远点。
碰上机贼的人，你其实不必跟他斗，跟他斗来斗去的有什么意思呢？你就像韩师傅说的那样，在后面跟着他，看着他，直到把他跟毛了看毛了为止——看你们机贼到哪天，看你们机贼到几时，看你们能机贼出什么花样儿！ 葱姜蒜善用“手刹”
老司机葱姜蒜者，乃是当年响当当一号人物，传说他曾开车往返于山区和平原之间。那时候，交通极不方便。山里人有一辈子都没出过山、没见过平原的，他们都求他“捎脚”。说有母女二人搭乘他的车，他那双鼠眼一斜，就惦记上人家女儿了。这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车开到一个偏僻处时，他谎称车坏了。于是，他钻到车下“修车”，然后叫人家女儿也钻到车下去“帮忙”。光这样还不行，那母亲太自由，他就让那个母亲也“帮忙”。怎么帮呢？他让那母亲用双手拉住手刹车，并且告诉她不能松手，一松手，车下的两个人就没命了。高，实在是高！那母亲不知就里，认真而用力地拉住手刹车，动也不敢动一下，生怕连累了两个人的性命。葱姜蒜就这样在车底下非礼了人家女儿，女儿还不敢出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怜这母亲，不知手刹车为何物，竟糊里糊涂地为虎作伥了。两母女被人玩于股掌之上也是情非得已，各种因素，一言难以蔽之。
葱是一个“机贼”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恶人，是一个典型的无赖和流氓的代表。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手握了交通的便利和权力，使他在那样一个闭塞的大山里面如鱼得水。他的机贼的成就，又使他游刃有余地凌驾在那些朴实而愚昧的山民上面。他是否也有“蛇”游曲沼之美呢
?! 雪路歪经现原形
开车跑运输，若是没有定额的活儿压着，是一个好差事。哪儿都能去，你说哪儿偏僻，只要开上车就有去的可能，干别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的幸运了。北京西部大山里的大小煤矿我几乎都“游览”过，山上也有风景独绝的时候。
有一次去大安山的永红煤矿拉煤，上山的时候下起雪来，雪下得很大，坡陡路滑，几辆同行的车都“搁浅”了。没办法，只好原地掉头往回走。有雪的山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路况都是极险峻的，实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只是学车的时候听有些师傅说，下雪路滑，不要踩刹车，只能拉手刹车。我们都把这当成法宝去理解，去执行。几个师兄弟都是照方抓药，该踩刹车的时候我们都拉手刹车，结果，车都横在了路上，想掉头都掉不过来。你想，踩刹车是八个轮子受阻力（加上拖车），而拉手刹车是机车的后轮（驱动轮）受阻，另外，手刹车直接作用在传动轴前端的刹车盘上，不是作用在后轮上，所以，拖车的惯性作用必然要推动机车沿着力的方向运行。当机车的方向发生改变时，拖车依然沿着原来力的方向走，由于分力的作用，机车的尾部被拖车推向另一个方向，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