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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的君主，姓李，名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世代显贵，受北周唐国公爵号，后受隋炀帝弘化留守，兼领潼关以西的军事指挥大权。隋末太原起兵，定鼎关中，后篡隋称帝，又翦灭群雄，统一全国，在建立和初创唐朝的过程中，李渊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正是他全面的治国安邦，才使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了坚实的基础。在位九年，传位于子世民，自称太上皇。贞观九年崩，死后庙号高祖。 简介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
临挑)，一说赵郡(治今
)，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
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参见李渊太原起兵)。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参见霍邑之战、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
(参见唐击灭薛举父子之战)、南犯河东的刘武周(参见唐灭刘武周之战)、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据江陵(今属
)称梁帝的萧铣(参见唐平萧铣之战)、据河北反唐的
(参见唐灭刘黑闼之战)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参见唐统一战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
，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李渊祖父李虎随北周建立者宇文泰入关中，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助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北周闵帝受禅后，李虎已经去世，故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袭封唐国公。渊七岁，昞逝，渊世袭为唐国公。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北周明帝的明敬皇后、李渊生母元贞太后、隋文帝文献皇后等，分别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长女、四女、七女等。李渊曾深受隋炀帝重用。
615年李渊被调任到太原，太原也是他起家的大本营。在太原李渊基本解决了塞北突厥的威胁，同时他成功地战败了多支反隋军队，并通过受纳败军而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力量。617年7月，李渊正式开始起兵反隋。名义上他并不直接反隋，而只反隋炀帝。他从太原出发进攻长安并很快（617年11月）就占领了长安。他拥代王杨侑做皇帝，自封为大丞相和唐王，受九锡。618年李渊篡隋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后李渊开始着手消灭其他群雄割据势力，在他的儿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的帮助下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薛仁杲、
等割据势力。最后一个梁师都是在628年被平定的，这时他早已经将皇帝位让给儿子李世民了。同时他又利用东突厥和西突厥之间的分裂稳固北部的边界，这是他有力量能够夺取中原的主要条件（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
在官僚制度上李渊基本上使用了隋的制度。在农业方面他颁布均田制，将田地平等地分配给农民。对绢税他也做了调节，减轻了受田农民的负担。在法律上他废弃了隋炀帝的许多苛政，修订了唐律。李渊对唐国的管理和政治措施为李世民“贞观之治”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由于李渊对他的继承人的问题一再反复，这导致了他的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之间的冲突。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将皇帝位让给李世民，自己退位为太上皇。
李渊死后谥号太武皇帝，葬在献陵。
后妃 皇后 窦皇后 妃嫔 万贵妃
尹德妃
宇文昭仪
小杨嫔
张婕妤
郭婕妤
刘婕妤
张美人
杨美人
王才人
鲁才人
张宝林
柳宝林
张氏 子女 子 陇西郡公→唐王世子→皇太子→除籍→息隐王→隐太子李建成（母窦皇后）
敦煌郡公→秦国公→赵国公→皇太子→太宗李世民（母窦皇后）
卫怀王李玄霸（母窦皇后）
姑臧郡公→齐王→除籍→海陵郡王→巢刺王李元吉（母窦皇后）
楚哀王李智云[ 1 ] （母万贵妃）
赵王→荆王李元景（母莫嫔）
鲁王→汉王李元昌（母孙嫔）
酆悼王李元亨（母尹德妃）
周王李元方（母张氏）
郑王→徐康王李元礼（母郭婕妤）
宋王→徐王→韩王李元嘉（母宇文昭仪）
荆王→彭思王李元则（母王才人）
藤王→郑惠王李元懿（母张宝林）
蜀王→吴王→霍王李元轨（母张美人）
豳王→虢庄王李凤（母杨美人）
汉王→陈王→道孝王李元庆（母刘婕妤）
郐王→邓康王李元裕（母崔嫔）
谯王→舒王李元名（母小杨嫔）
魏王→燕王→鲁王李灵夔（母宇文昭仪）
许王→江安王李元祥（母杨嫔）
密贞王李元晓（母鲁才人）
滕王李元婴（母柳宝林） 女 长沙公主（下嫁冯少师）
襄阳公主（下嫁窦诞）
平阳公主（谥号“昭” ，称平阳昭公主，母窦皇后，下嫁柴绍）
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
长庆公主（先封为桂阳公主，下嫁赵慈景，又嫁杨师道）
长沙公主（先封为万春公主，下嫁豆卢怀让）
房陵公主（先封为永嘉公主，下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执失思力）
庐陵公主（下嫁乔师望）
南昌公主（下嫁苏勖）
安平公主（下嫁杨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礼）
衡阳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尔）
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
临海公主（下嫁裴律师）
馆陶公主（下嫁崔宣庆）
安定公主（先封为千金公主，下嫁温挺，又嫁郑敬玄）
常乐公主（下嫁赵瑰） 登基始末
太原起兵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祖父李虎，是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官至太尉，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位极尊贵，死后被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晒，袭封唐国公，北周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公元566年，李渊出生于长安，不久世袭唐国公。
青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容众，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
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因此，李渊在朝廷中十分受宠，历任潐州（今安徽宅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
唐高祖龙兴太原李源太原起兵雕塑
李渊的妻子窦氏，是京兆平陵人，父亲窦毅在北周是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就是武帝的外甥女。窦氏从小就很聪明伶俐，深受武帝喜爱，被留在宫中。武帝当时的皇后是突厥女，其时突厥犯境，武帝不得已与之成婚，婚后始终耿耿于怀。窦氏却劝说舅舅隐忍，保持与突厥的婚姻，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陈和北齐。
在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不要胡说！这是灭门之罪！”
窦毅认为自己的女儿不是等闲之辈，在选女婿时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轮到李渊之时，两箭都射中孔雀的眼睛。窦毅十分高兴，便把女儿嫁给了李渊。窦氏育有4子，分别为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元霸16岁夭折。
隋初，李渊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不久，又被任命为殿内少监。公元613年，升为卫尉少卿。这一年，杨广发动了侵略高丽的战争，李渊受命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当时，民不堪苦，怨声载道，大贵族杨玄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起兵反隋。李渊飞书奏闻，杨广命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
）兼知关右诸军事，以备抵御杨玄感。杨玄感兵败，李渊留守如故。在这期间，李渊广树恩德，结纳豪杰。
公元617年，李渊被任命担任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不仅兵源充沛，而且饷粮丰厚，军粮可供10年之用，因此李渊十分高兴，意欲在太原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大举。
李渊刚到太原之初，有“历山飞”农民起义军结营于太原之南，上党、西河、京都道路都被断绝。李渊出兵击败义军，巩固了自己在太原的统治地位。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绅也纷纷投靠李渊。李渊又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杰，倾财赈施，广纳贤才。其长子李建成也在河东暗中交结英俊，发展势力，而此时的杨广又远在江都，沉湎酒色，鞭长莫及。李渊在太原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长安称帝
公元611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的隋军将领也割据一方。天下沸腾，群雄割据，全国有100多支反隋大军。
在反隋斗争中起义军逐渐走向联合，逐渐形成了以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三支主要力量。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炀帝杨广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同时，隋朝内部也分崩离析。李渊目睹动荡不安的天下局势，从中看到了举兵起事的时机。
公元617年2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国号定阳。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积极募兵。李渊以维护隋朝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远近的武装纷纷云集，不几天就有近万人加入李渊直接控制的军队。
李渊的行动，引起忠于隋炀帝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怀疑。公元617年5月14日的夜里，李渊命李世民在晋阳宫城外埋下伏兵。第二天早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议事。晋阳（今山西太原）令刘文静领开阳府的司马刘会政到庭中，说有密状给李渊。李渊便让他交上来，但刘会政不交，说要告的是副留守，只有李渊才能看。李渊假装吃惊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李渊看后便对大家说：“王威、高君雅要勾结突厥入侵。”于是命人逮捕了他们二人。第二天，果然有
几万人围攻太原，人们都信以为真，李渊趁机将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处死。
杀掉王威和高君雅消除了内患之后，李渊便和将士严密防守，对付突厥。他命裴寂和刘文静坚守城防，同时又让大门洞开。城墙上也不树旗帜。守城士兵不许张望、喧哗。这使突厥军队不明底细，不敢入城。李渊又在夜里派兵出城，早晨改道进城，使突厥误以为是援兵到达。突厥军队不敢恋战，只好退兵。突厥兵虽然退去了，但难保不再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渊给突厥送去书信：“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为了稳住突厥，李渊委曲求全地用了臣子的语气。
公元617年7月，李渊率军3万，正式起兵。李渊传檄诸郡称“义兵”，以维护
社会安定。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便以进军关中拿下长安为最终目标。西进的第一个障碍便是西河郡。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仅用了9天便得胜而归，使得李渊喜出望外。
然后，李渊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构：设置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
李渊第二战是决战霍邑。霍邑的西北有个贾胡堡，是霍邑的门户，但守卫霍邑的宋老生却没有派兵把守，李渊由此断定宋老生是个无能之辈。
李渊害怕宋老生守城不出，打持久战对自己不利。于是李渊让两个儿子领几十名骑兵近城观察，自己将部队分成十几队，从城东南到西南，摆出一副攻城的架势。宋老生果然中计，以为李渊要攻城，便领兵3万出战。李渊领兵假装后退，让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兵抢占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在交战中李渊又散布宋老生已经战死的谣言，动摇了军心。隋军大败，全军覆没。李渊顺利占领了霍邑。
此后，李渊又攻打河东，没有攻下。李渊便听从了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分兵攻打长安。在招降长安失败后，李渊下令攻城，占领之后又下令禁止掳掠百姓，受到百姓们夹道欢迎。公元617年11月，李渊拥立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李世民为秦王。这实际上是李渊日后称帝的一个过渡。
到公元618年5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缢弑隋炀帝。然后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宇文化及领兵10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毒弑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隋炀帝崩，李渊便不再需要隋恭帝这个傀儡了。公元618年李渊篡隋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李渊称帝时，许多隋将割据称雄，农民起义军亦称霸一方，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唐高祖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
李渊称帝后，重用佞臣、猜忌功臣、爱好酒色，这些都使得他当皇帝后无法有更大的作为。原隋朝晋阳宫副监裴寂，在晋阳时就与李渊是酒肉朋友。他私送宫女给李渊，又常与李渊昼夜赌博饮酒，荒淫无度。晋阳起兵时，裴寂又送五百宫女给李渊，让他带着行军。李渊称帝后，认为裴寂功劳最大，授其高官厚禄，引为亲信。
原晋阳令刘文静，和李世民一起策动起兵，南征北战，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刘文静对自己位在裴寂之下，甚感不平，遂与裴寂发生矛盾。公元619年的一天，刘文静酒后口出怨言，裴寂等乘机陷害，说刘文静欲反朝廷，李渊竟听信其言，杀死刘文静。李渊赏罚不明，加深了臣子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李渊统治后期，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李渊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关心，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李渊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的太子之争的导火线。
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明争暗斗，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公元626年夏，突厥犯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此把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除掉秦王。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在这紧急关头，李世民先发制人，密告太子、齐王***后宫，李渊决定次日诘问。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李世民及部下将其杀死，并让心腹尉迟敬德带甲入宫报告李渊。此时李渊正和大臣萧禹、裴寂坐在一只小
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立在岸边，十分惊骇。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造反，秦王已把他们处死，特派我前来保驾，李渊听后惊得目瞪口呆。旁边的萧禹等赶忙劝李渊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尉迟敬德也敦促李渊下诏，令诸军悉受秦王节制，以便制止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李渊无奈，被迫写下诏书，命令所有军队悉听秦王处置，并诏立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被李世民控制，李渊无奈，表示愿早些退位。
太上皇终老
在635年（贞观九年），李渊病逝，享年七十岁。大臣们议请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为高祖。高祖临死时让死后薄葬，但李世民要求厚葬，或许是弥补一点过失，也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孝道。
最后按照大臣商议的结果，不按照汉长陵九丈高的先例，而是仿效光武帝刘秀的原陵，造六丈高。这就是献陵。
唐献陵为唐高祖李渊（公元566—公元635）的陵寝。唐贞观九年（公元635）五月，李渊卒，十月葬，唐太宗李世民依东汉光武帝原陵之规格修筑献陵。该陵座北朝南，封土为陵，呈覆斗型，平面呈长方形，陵园为夯筑城恒，四面各壁一门，门外各置石虎一对。陵墓陪葬区位于陵园东北，现存有封土67座，除襄邑李神符在三原县境内外，其余均在渭南市富平县境内。 统治功绩
统一战争 扫平四方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薛举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绅，公元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又称皇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十多万人。薛举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风将薛举打败，将唐的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关中局势。公元618年8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第三次出征，这次在浅水原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陇西收归唐朝。
唐时期的版图
平了薛举父子之后，李渊又开始对付割据河西的李轨。在李渊建立唐朝之际，李轨称帝。
公元618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曾派人和他结盟通好。李轨非常高兴，主动让弟弟到长安做人质，李渊封他为凉王。但册封使节到达时，李轨的下属对是否接受唐朝册封产生分歧，李轨没有听信部下的话，又不肯屈居李渊之下，对李渊自称“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用了“臣”，但李渊并不领情，他不能允许还有一个皇帝的存在，于是加紧了对李轨的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战争，李渊派安兴贵去劝说李轨投降，安兴贵是李轨户部尚书安修仁的哥哥。李轨听了安兴贵的劝说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说安兴贵是为了报答李渊的恩情才来劝说他的。安兴贵害怕李轨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谋划，最后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河西于是平定。
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三个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踢开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最后将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王世充向北边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最后被李世民击败成了阶下囚。王世充绝望之下只好献城投降。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复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讨，和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激战，从中午到黄昏不分胜负，李世民便命唐军决堤水攻，刘黑闼败退投奔突厥，然后又卷土重来。李渊命李元吉征讨，被刘黑闼击败。太子李建成又亲自出征，他采纳了谋士魏征的策略，安抚民心，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在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终于平定。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只是想偏安一地。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父萧岩在梁被隋灭时逃到了陈朝，陈被隋灭时，萧岩被押到长安斩首。但在隋炀帝杨广时，因为萧铣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同是南朝梁的后裔，所以又被任命为罗县县令。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于是，萧铣也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命大将李靖领兵南下攻取长江中游的萧铣。然而，萧铣这时为了防止众将夺其兵权，竟说要罢兵经营农业，导致自己和部将矛盾加深，许多将领离他而去。面对富有军事韬略的李靖的大举进攻，萧铣虽然由于部将的叛离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李靖出奇制胜，在长江水涨、萧铣认为他不能用兵时，李靖偏偏说服众将趁机进军，大败萧铣军。萧铣最后听从了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劝告，投降了唐军。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
，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讨伐，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修明政治 奠定盛世
开元通宝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粗具规模。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
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
：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头发还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
。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
，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渊还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
统治过失
皇储问题引祸端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不再对政治事务像以前那么关心了，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唐高祖
他作为父亲，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他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争夺太子的导火线，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李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入宫向李渊通报情况。这时的李渊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见尉迟敬德一身铠甲地站到岸边，非常惊慌。尉迟敬德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谋反，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为防不测，派我来护驾。李渊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下诏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
六月一日，李渊颁布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李渊只好将皇位让出来，自己去做了
信谗言 宠后妃
在唐高祖统治后期，像许多帝王一样也开始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
在对待后宫嫔妃的问题上，李渊没有处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
在统治早期，李渊也犯过听谗言杀大臣的错误。对他起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刘文静之间有些矛盾，但李渊不是设法调和。裴寂认为自己功劳在大将刘文静之上，但官职却比刘文静低，于是和刘文静产生了矛盾，在刘文静酒后发牢骚之后，他便趁机向李渊诬陷
要反叛唐朝。李渊不辩是非，便将刘文静杀了。
虽然李渊并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大量杀功臣，但即使杀一个也会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虑，对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军事思想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
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
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
)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艺文类聚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
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
，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唐高祖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相关评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
。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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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56年—公元710年
公元684年正月—公元684年二月
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初谥大圣贞皇帝）（兴孝帝）
684年二月—684年九月
公元684年—公元688年
公元689年正月—公元689年十一月
公元689年—公元690年
武周 武则天（690年-705年）
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初谥孝和皇帝） （昭孝帝）
公元656年—公元7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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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帝 （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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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95年—公元7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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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初谥大圣贞皇帝） （兴孝帝）
公元662年—公元716年
公元710年—公元711年
公元712年
公元712年
让帝（唐玄宗追崇）
公元679年—公元741年
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明孝帝）
李隆基
公元685年—公元762年
公元712年—公元713年
公元713年—公元741年
公元742年—公元756年
奉天皇帝 （唐肃宗追崇）
？—公元752年
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 （宣孝帝）
公元711年—公元762年
公元756年—公元758年
公元758年—公元760年
公元760年—公元761年
公元761年—公元762年
承天皇帝 （唐代宗追崇）
？—757年
睿文孝武皇帝 （孝武帝）
公元726年—公元779年
公元762年—公元763年
公元763年—公元764年
公元765年—公元766年
公元766年—公元779年
广武王
李承宏
公元763年
神武孝文皇帝 （孝文帝）
公元742年—公元805年
公元780年—公元783年
公元784年
公元785年—公元805年
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 （安孝帝）
公元761年—公元806年
公元805年
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神孝帝）
公元778年—公元820年
公元806年—公元820年
睿圣文惠孝皇帝 （文惠孝帝）
公元795年—公元824年
公元821年—公元824年
睿武昭愍孝皇帝 （愍孝帝）
公元809年—公元826年
公元824年—公元826年
元圣昭献孝皇帝 （献孝帝）
公元809年—公元840年
公元826年
公元827年—公元835年
公元836年—公元840年
至道昭肃孝皇帝 （肃孝帝）
公元814年—公元846年
公元841年—公元846年
圣武献文孝皇帝 （一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献文孝帝） （大孝帝）
公元810年—公元859年
公元847年—公元859年
昭圣恭惠孝皇帝 （恭惠孝帝）
公元833年—公元873年
公元859年
公元860年—公元873年
惠圣恭定孝皇帝 （定孝帝）
公元862年—公元888年
公元873年—公元874年
公元874年—公元879年
公元880年—公元881年
公元881年—公元885年
公元885年—公元888年
公元888年
（唐襄宗）
圣穆景文孝皇帝恭灵庄闵孝皇帝 （景文孝帝）
公元867年—公元904年
公元889年
公元890年—公元891年
公元892年—公元893年
公元894年—公元898年
公元898年—公元901年
公元901年—公元904年
公元904年
（一说唐景宗）
昭宣光烈哀孝皇帝 （哀帝） （哀孝皇帝） （后唐明宗追崇）
公元892年—公元908年
公元904年—公元907年
中国历史上的15位太上皇
太上皇帝的分布，
五人、
四人、
四人、
一人、
一人，总计15人。这在中国历史上332个
中，毕竟是少数。但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却值得研究者重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 时期，
献文帝拓跋弘，12岁即帝位。 武成帝高湛于大宁元年（公元561年）即皇帝位。 后主高纬，隆化二年（公元577年），21岁。自
战败回邺，以周师渐逼，乃传位年仅八岁的太子
，改隆化二年为承光元年，尊后主为“太上皇帝”。 宣帝宇文贇，大象元年（公元579年），21岁，传位给年方七岁的皇太子
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皇帝衍称正阳宫。朝廷政事，乃由宣帝宇文贇处分，翌年死。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兴唐代隋，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李旦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旧唐书》卷7《睿宗纪》。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玄宗入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受命宝及符册，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又上玄宗尊号曰“圣皇帝”。 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长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以皇太子身份即皇帝位。但自即位后，积疾不复，乃立广陵王李纯为皇太子，下诏令皇太子全权处理军国政事。 宋徽宗赵佶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
为开封牧。旋又下诏“内禅”；令皇太子即皇帝位，自称道君皇帝。
至淳熙十四年（1187 年），高宗死，终年81岁，凡为太上皇帝者24年，孝宗行三年之丧。
宋孝宗赵眘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月，因为高宗服丧，下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
侍立。明年二月，下诏传位太子。
宋光宗赵惇自绍熙四年（1193年）七月以后，因病不能朝重华宫。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死后，亦不能过宫行丧，乃立子嘉王
为皇太子。
愚密请太皇太后，于禫祭日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
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的“土木之变“中，被瓦剌部也先所俘。皇太后命立皇子
为皇太子《明史》卷10《英宗前纪》。命英宗弟郕王
监国。后议者谓时方多难，宜立长君。皇太后也遣太监金英传旨，郕王宜早成大位。九月，郕王朱祁钰即帝位，是为景帝。景帝“ 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授受大典，太子侍乾隆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乾隆皇帝御太和殿，亲自将皇帝宝授予太子颙琰，太子跪受宝，即位受贺，是为清仁宗，即
皇帝。嘉庆帝奉太上传位诏书，颁行天下，尊乾隆皇帝为“太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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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沈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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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
。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沈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
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
李孝恭
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
李世绩
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最近收录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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