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 ie O’Sullivan Auto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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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21 23:00
Ro ie O’Sullivan Autobiography
飞越迷梦 ——奥沙利文自传
第一章 成长
第二章 外出比赛
第三章 悲剧性的插曲
第四章 父亲进了监狱
第五章 失去母亲
第六章 放任自由
第七章 正视毒瘾
第八章 进戒毒所
第九章 找回我的生活
第十章 台球手们
第十一章 成为世界冠军
第十二章 未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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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2 发表于 2007-9-21 23:03
第一章 成长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丹尼、迪基和米基•奥沙利文三兄弟，因为他们就是打不垮的奥沙利文。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都曾闻名遐迩。米基是我的祖父。我小时候常常和迪基一起去打斯诺克。他身材瘦小，体重轻。我当时只有十岁，和父亲以及迪基一起去当地的斯诺克俱乐部打球。晚上七点钟之后，凡是想进俱乐部的人都得穿衬衣，可迪基身上只有一件T恤衫。父亲对我说：“给他一件衬衫，让他继续打下去。”我挑了件我的衬衣给他，结果穿在他身上仍然显得特别大。我从来没有见过丹尼，因为他六十岁左右就去世了。他曾是英国和欧洲的双料冠军。三位打不垮的奥沙利文。他们钱倒是没有挣到多少，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这些人钦佩他们的成就，因为打不垮的奥沙利文兄弟非常看重他们从事的体育项目。他们不是恶棍，只是出色的拳击手。 我和迪基一直关系非常密切，我最了解的人也就是他。这些年来，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常常有人不把他当回事，认为他只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汉，结果他怒气冲冲地走上场，将他们一一打倒在地。 拳击是我们家的传统。打不垮的奥沙利文兄弟将自己的技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我父亲所有的兄弟都能挥拳出击。他们也曾试着教我，想把我培养成拳坛高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拳击运动。我痛恨它。我只有在被人逼到万般无奈的地步时才会出手。 和米基一样，我父亲也是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长大的。我母亲玛丽亚和我父亲结婚时，两个人都没有钱。我母亲家在伯明翰凯利一家冰淇淋店，一度曾经拥有25辆运送冰淇淋的小货车，甚至会自己动手制造过这种小货车。他们发现自己所买的卡车并不适合运送冰淇淋，也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便从零开始，动手制造自己的运货车。如果你去那里，一定会见到一个巨大的车库，看到里面停满了运送冰淇淋的卡车。 母亲16岁时，她父母认为该给她找个对象了。她甚至还见了那个人。他从西西里赶了过来，而我母亲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父母只是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她从楼上走下来，进了客厅，看到希望成为她丈夫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很有钱，开了两家旅馆，但他显然不适合母亲。她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西西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像意大利人那样过一辈子。意大利天主教家庭有自己严格的家规，“你不能跟这个人出去，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她一想到有人替她包办婚姻就受不了，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她爱她的家人，但她也知道自己必须离开那个家。 她最后成了布特林连锁旅馆里的一名女服务员。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与一位救生员谈恋爱。我父亲当时一直在度假营地当厨师，正准备回伦敦，但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她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他在母亲住处的门下留了张纸条，说他第二天要走，并要她给他打***。母亲一直想去伦敦，因此觉得自己应该利用他的这次机会。她给他打了个***，然后便带着她的一位女友一起来到了他的住处。她们在父亲的住处待了一会儿，不过母亲的女友很快就从我父亲的态度中看出自己待在那里很尴尬。他想和母亲单独待在一起。不一会儿，母亲的女友便走了，但对父亲来说，不幸的是母亲也随他一同而去。她干完了那个季节在布特林最后几个星期的活，然后便来到了伦敦。三星期后，她和我父亲结成了夫妻，她当时十七岁，他十八岁。当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是，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二十岁和二十一岁。 由于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他们便回到了伯明翰，并在那里生下了我。那里的消费水平要低一些，而且母亲可以离自己的家人近一些。毫不奇怪，母亲的家人起初很难接受我父亲（不过，他们现在很爱他）。我父母申请能得到伦敦的一套住房，结果当达尔斯顿刚有一套公寓空出，他们便立即往南到了伦敦。他们靠在停车场给人清洗汽车勉强度日：他负责清洗车身，她负责清洁车内。那地方在索霍区瓦尔多街的后面，是一个露天停车场。他们俩和我爷爷一起在那里干活，因为我爷爷管理着那个停车场。 我们后来搬到了南伊尔福德镇埃顿路105号。那是排屋中的一座，对面是个占地面积巨大的学校，名叫“洛克斯园”。这房子在我们买下来之前属于我父亲的父亲。房子非常不错：厨房和前厅之间的墙被敲掉了，两者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我的小卧室在楼上。我父母那时已经开始挣到一些钱了。顺便说一句，他们整天都在干活，两个人都在同时打两份工。我父亲已经开始在一些性工具店干活。他常常会经历一些警方给他带来的不快，但我今天对他的那些经历只会一笑了之，因为与他后来的遭遇相比，当初那些不快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母亲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他俩大约凌晨一点钟才下班，所以两个人总是一起回家。
　　我最早的记忆是那些五花八门的过来照顾我的人。我只要一放学，她们就会把我带到她们的男朋友家，我便会坐在那里玩玩具。在我七八岁之前那么多年里，我很少见到我父母，因为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工作、工作。
　　上小学时常常待在里士满路拐角处的一户人家。这一家的父母照料着我，而这一家的三个孩子——格雷格、米歇尔和丽莎——就像我的哥哥和姐姐。我一直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小伙伴，他们在学校里好像更有人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哥哥姐姐来认识其他人。结果，格雷格成了我的哥哥。他比我大几岁，是学校里游泳最快，也长得最帅的男生。他的女朋友多得数不清，和他一起走路回家，和他交朋友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他家可以吃到冰淇淋和夹心蛋糕，因此我非常喜欢待在他们家。可我也想念我的父母。母亲有时回家会比较早，或者会回家取什么东西。丽莎这时便会带我去看她，而我便会开始大喊大嚷。“妈妈，我不要你去上班。”我会哭着说，“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会看着她，心中暗想，她那么漂亮，我不想让她走。
　　“我得走了，我得走了，你会没事的，”她会说，“我会去看你的。”
　　这一场面总是要让我发疯。我恨透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他们离开时我的感受。我很想和母亲聊一聊，可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她的人生哲学一直都是谈论现在，谈论向前走。我们家的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回忆往事。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关心让心灵创伤愈合的过程，但我却认为，像所有家庭一样，我们有许多的东西要谈。
　　尤其是父亲入狱之后，在这十二年当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等他出狱时，周围的一切将会与他记忆中截然不同。我至今还没有真正坐下来，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聊过这些。
　　我七岁时，家里多了个妹妹丹尼尔。母亲不再出去上班，父亲也开始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家，我们开始重新变成一个家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会做任何事情来让我父亲高兴。父亲刚刚在贝尔威克街开了第一家商店，我去帮他布置店铺——所有那些杂志和小玩意儿。有时候，他会把我留在停车场，让我和爷爷待在一起，而他自己则独自去工作。我常常在父亲走后清洗他的XR2Ⅰ车。我记得我会花六七个小时为他洗车，等我洗完后，车总是油光锃亮。我希望父亲能为我感到骄傲，希望他能开车带我们回家，希望他能看着车，心中想，这活干得真漂亮，而我则比他还尤为感到高兴。我想我期待他能发现我在那上面花了多少小时，可他从来没有察觉到过。他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一句，总是把我从幻象中带到现实中来。 他一有了自己的店，就开始发迹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就有了五六家商店。他很讲信用，总是提前几星期支付房租。虽然开一家性用品商店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但警方似乎总是怀疑你出售的东西是否合法。他们有时候会突然闯进来，对你搞突然袭击，没收你所有的商品，然后你必须去法院据理力争，将东西要回来。如果你打赢了官司，说服了法官或者陪审团，让他们相信你所出售的都是不伤风化的东西，他们会把你的东西全部还给你。如果你输了官司，你就会进监狱，最轻的惩罚也是损失所有的货物，重新开始。 一天，父亲坐在家中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他违反了淫秽出版物法，但一直坚持自己清白无辜。这个案子对他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初级和高级律师在代他出庭，而父亲却没有到庭，因为他坚信自己清白无辜。***铃响时，他让我去接***，问他的律师结果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结果是好消息。 父亲把他全家都拉进了他这一行：他开了店铺，交给他的兄弟们去经营，而他的父亲则管理账目。不过，大家后来还是决定结束这种合伙经营的形式，结果父亲又开始单干了起来。我们这时已经从埃顿路搬到了德莱夫——不仅环境更好，而且房子也更大。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父亲彻底更换了屋里的一切。他消灭了房子里的蛀虫，将房子扩建了一大块。他一定花了很大一笔钱——那简直就像座小宫殿。我非常喜欢那房子，但没过多久它就够不上我们的档次了，我们便又搬了家。父亲在这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着想。 我从此很少见到父亲家的亲戚，但我一直和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很亲。我爱奶奶伊扎。她现在仍然来看我打比赛。我以前常常在哈克尼和她一起过暑假，并且和我堂兄迈克尔一起在查兹沃斯路打上一整天的斯诺克。迈克尔后来也成了职业斯诺克球手，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锦标赛中赢得过冠军。迈克尔的球打得不错，人也非常好，但我想他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成不了冠军，于是他成了科尔切斯特市附近威特汉姆一家斯诺克俱乐部的经理。 我也很少见到母亲家的亲戚。工作占去了我的业余时间。母亲的兄弟们仍然在开着运送冰淇淋的货车。我外祖父已经退休，每年有六个月待在西西里。他们都非常可亲，也都为我感到骄傲。我小时候唯一去度假的地方就是西西里。在那里的每一天都像是家庭团聚：我们会去不同的人家，吃意大利面食。我们会看着外祖父采摘葡萄，自己酿造葡萄酒。他有时候会带我们到山上，看他种植的柠檬树。那真是美好的时光。 母亲家的人都比较高傲，母亲自己也不例外。她像老虎一样强硬，虽然便面上话语不多，内心深处却是从来不服输。她会坚持到最后，决不放弃。她有着西西里人古老的心态：如果没有工作，她可以靠洗碗刷厕所来维持生计。我们住在达尔斯顿的排屋里时，母亲曾在她父母来访前擦洗电梯，因为电梯里有尿臊味。她不愿意让她的家人认为她住在有尿臊味的地方。她也从来不愿意让她父母认为她降低身份，嫁错了人。父亲说她就像《歌剧名伶》中的妻子。 我七岁的时候，开始在彼德叔叔家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台球桌上打斯诺克。父亲看到我迷上这项运动时便说：“好吧，今年给你的圣诞礼物就是一张斯诺克球台。” 我很快就学会了打斯诺克，而且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个项目。我常常缠着别人打球，让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厌倦了我，厌倦了我的斯诺克。住在我们家隔壁的达伦是我朋友，比我大四岁。我会去他们家，对他说：“来吧，来吧，和我一起打斯诺克吧，求你了，来吧。” “不行，我要给我的那些车上色，”他说。他喜欢把小玩具汽车漆成黑色。 结果，要么我坐在那里和她一起把他的车漆成黑色，要么他来我们家和我一起打斯诺克。如果他同意来我们家，我就会让他在球台旁一待就是四个小时，一直玩到父亲进来说，“好了，你们该上床睡觉了。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就一刻不停地打着斯诺克。 我八岁那年，父亲有时带我一起去伦敦西端迪恩街的“大使”俱乐部。父亲要去索霍区的店里工作，所以他要么把我丢在俱乐部，让经理照看我一个小时左右，要么他会和他自己的球友斯蒂夫•戈弗雷一起打球。父亲在我打斯诺克之前从来没有玩过这玩意儿，但他立刻迷上了这项运动，开始光顾俱乐部。他会和我打上几局，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他和斯蒂夫打上两局。球台起初在我眼显得非常巨大，那还不是标准球台，只是一张十英尺长的球台（标准球台长十二英尺，宽六英尺）。俱乐部里也有标准球台，但在我眼里都一样——都大得吓人。每张球台在我的眼里就像是绿色的保龄球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斯诺克球台会那么长、那么绿，上面的台呢会那么漂亮，球会那么大。那真是太漂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个子只比球台高出一点，打球时总是将手臂伸到尽头，因为我实在太小了。严格来说，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允许进入斯诺克俱乐部的，他们之所以允许我在那里打球，是因为父亲加入了伊尔福德的“绿巷”俱乐部，成了那里的常客。我和父亲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去俱乐部，在那里待上四五个小时，但父亲一直没有学会正确的打球方法。斯诺克并不适合他：他天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我是俱乐部里最小的孩子，那里大多数的孩子都已十八九岁或者已经二十出头。我喜欢和成年人在一起，而且我一直和年龄比我大许多的人相处的人相处得不错。在我十岁时，我的大多数朋友已经离开了学校。我的同龄人都在玩滑板和其他一些孩子们玩的东西，但我却非常讨厌那些玩意儿。我想这可能是我年轻时爱冒犯顶撞人的一个原因。我总是和成年人在一起，听他们说话，和他们斗嘴。我小时候很让人讨厌，人们看到我就心烦。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必须闭嘴——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纠正过来。 没过多久，我就在斯诺克俱乐部发现，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小就原谅我冒犯顶撞他们。我只要去了那里，他们就要求我像成年人一样举止。我十岁或十一岁时，他们告诉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表现自己。他们告诉我，也告诉我父亲，我得尊重在俱乐部里打球的那些经理。如果我在那里吃晚餐，我不能将土豆扔得到处都是——而这正是我以前老干的事。俱乐部里最忙碌的时候是用午餐时，而我常常在学校放假时去那里，把豆子和鸡蛋弹得到处都是。他们会向父亲抱怨（而且言之有理），说他们要做生意，而现在有一个孩子把食物扔到他们的顾客身上。 庞廷俱乐部有一年完全将我拒之门外。我以前常常和另一位斯诺克球手马克•金去那里。我们以前每年都要参加庞廷俱乐部的一些节日庆祝活动——一次是在普雷斯塔廷，一次是在怀特岛上的帕克普尔，一次是在黑斯廷斯，还有一次是在詹伯沙滩。大约有一千名斯诺克球手会出现在那些节日聚会上，然后我们便会整整打上一个星期的球。父亲没有时间去庞廷俱乐部，因为他还得照料生意，所以他便对马克•金的父亲说，“比尔，我来出钱。这是给你的费用，这是罗尼的费用，这是马克的费用，你只需照顾一下罗尼。一定要保证他举止得体。如果他表现不好，你就给我打***，让我跟他说。” “可以，没问题，”比尔说。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布里恩沙滩的庞廷俱乐部。我和马克去了游泳池，一次次地跳入水中。然后，我们试图混进迪斯科舞厅——他套上一件大衣，其在我的脖子上。这都是孩子们玩的一些蠢事。一天，有几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怂恿我说：“去，向空中扔一个烟灰缸。”我当时只有十岁，结果我便会真的向空中扔一个烟灰缸，还自认为那很有趣。毫不奇怪，人们对我厌烦透了。 那里有一个名叫“快手埃迪”的斯诺克球手，因为他干什么速度都快。大家叫他“日光浴浴床埃迪”，因为他总是在忙着要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黝黑。他当时大约十六岁，长得很帅，总是引起姑娘们的注意。他走到我跟前，开始推我。我手中握着一杯可乐，于是我便看着他，将可乐泼了他一身。他立刻火冒三丈，在度假营地里到处追我。我从老虎机和角子机之间跑了过去，出了游乐拱廊，穿过人们在玩宾戈游戏的舞厅。我手里仍然握着玻璃杯，于是我将玻璃杯朝舞厅地面扔去，以为碎玻璃可以阻止他。我一定是将杯子扔到了一位老奶奶的身旁，因为她在大声呼救，说这个小孩朝她扔玻璃杯。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朝一位老奶奶扔玻璃杯。没错，我也许朝某位年轻的演员扔过玻璃杯，以取乐大家，但我永远没有也不会朝一位我素不相识的人扔玻璃杯。 有人报告说是我干的。裁判约翰•威廉姆斯常常主持庞廷俱乐部的这些活动，我听说他要将我赶出去，于是我便去找他。等我找到他时，我问他是否真的要禁止我在进入俱乐部。 “是的，”他说。 “可我还没有在少年比赛中大过呢，”我说。 “不错，你被禁赛了。给我出去。” 我哭了起来。我恨我自己，害怕回家后必须告诉父亲我被赶了出来。于是我决定不说真话，告诉他我在第二轮输了。 “怎么样？成绩如何？”我回到家后，父亲问我。 “还行吧，”我说。 “是啊，我在少年赛中成绩一般，比赛输了，我想就还是回来吧。” “好的。”他说。 两三个小时后，我的头仍然是晕乎乎的。吃晚饭时，他突然说道，“你以为我是个蠢蛋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因为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被赶出了营地。”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屁股被打肿，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由于这件事，我被禁赛一年，在十岁就第一次上了《太阳报》。 我们为禁赛期长达一年而申诉，而却必须去利兹市的冠冕大厦，负责业余体育项目的政府机构就在那里。那些还有一些其他球员，也在希望能得到减刑，而且人人都带了律师来帮他们申诉。我只有父亲陪伴着我，不过我父亲的确非常了不起。他站起身来说，“我不在乎他是从下面还是从上面扔的玻璃杯，我们都知道他扔了玻璃杯，这一点不容质疑。我在这里唯一要说的是，我们要为禁赛的严厉性而申诉。”父亲知道那会非常伤我的心。他知道我对斯诺克是多么的疯狂。最后，他们将禁赛期减少到了六个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仍然让我伤心不已。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打出单杆过百时的情形，就仿佛那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是每一个打斯诺克的孩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我当时十岁，是历史上打出单杆过百的最年轻的球手。我跑了出来，告诉父亲我打出了单杆过百……而他却说，“是吗？那又怎么样？”仿佛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一样。于是我跑到俱乐部的经理那里，告诉了他。他欣喜若狂地说，“太好了，把报社的人叫到这里来，给斯诺克杂志社的人打***。”我成了斯诺克小明星。这件事也成了斯诺克界的大新闻。 那是我经历过得最令人兴奋的事。我一打出单杆过百就想打个空球。只要打出了单杆过百，再多得多少分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我只想离开那里，告诉每个人我打出了单杆过百。最后，我以117分清台。 尽管父亲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我却仍然信任他。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过人之处。他知道在这一行中一定有其他人能会比他更好地照顾我、引导我。他所挑选的任何人都会非常出色。他帮助了许多冉冉升起的业余斯诺克新星，以及那些成绩不错但缺少金钱后盾的人。父亲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可以给你每周二百镑，外加一辆车，你什么时候想练球都可以，我不在乎。不管你赢了什么，分一点给我就行了。我只要求你带我的儿子去参加各项比赛，顺便照看他一下。” 我记得托尼•普特南赢了八百英镑，他对我父亲说，“我给一半奖金。”但我父亲说，“不用，我不要你的钱。你留着吧。”他觉得这是公平交易——他们在把自己的经验教给我，我一直在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父亲虽然从来没有当面称赞过我，我现在却知道他一直在为我感到骄傲。我碰到过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人，他们说我父亲曾经说过，“我儿子将成为斯诺克世界冠军。”那些人对我说，“是啊，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儿子将成为世界冠军，可你真的成了世界冠军。所以说，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连我第一次见到加扎时，他也向我提起了我父亲。 加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绿茵场上的王者。 当我终于见到他时，我们均刚刚获得了胜利。那是在戈迪逊球场。漫游者队正与埃佛顿队进行一场生死之战，而我刚刚参加完正式比赛前的名人赛。加扎在比赛结束后走到我跟前说，“你还好吗，罗尼？我几年前就认识你父亲，他想让我去斯诺克俱乐部看看你。我没有时间，可他对我说，‘加扎，你是足球场上的王者，可我儿子将成为斯诺克世界冠军。’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斯诺克，后来，我有一天和保罗•爱伦坐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你。我跳起来对他说，‘这就是那家伙说要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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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比赛
我九岁时首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那只是一项小赛事，是每个星期在俱乐部举行的那种比赛。每次比赛都只有五六个球手参加，比赛获胜后得到的奖品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奖杯，外加一张券，让你在某张球台上免费打六个小时。我得到了免费打球的券，虽然我并不真正需要免费球台，因为我父亲总是确保我的球台付了钱。我真正想要的是那奖杯，可我却没有得到。我很伤心。他们说，“对不起，那奖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我们正在准备。”于是，我就等啊等。大约等了两个月，我都以为那奖杯不会有了。我不断问他们奖杯在哪里，他们一再向我保证，说快了。有一天，我们一群人正坐在那里——那多少有些像社交俱乐部，大家的年龄从十岁（比方说我）到二十五岁不等——那该死的小奖杯终于送到的俱乐部。俱乐部里的职业球手尼克•特里告诉我，得到奖杯的时候要亲吻它。“亲吻它一下，”他说。我心中却在想，你想拿我开涮，我就不亲吻这该死的奖杯。他说，“我来教你怎样亲吻奖杯。”于是，他开始亲吻我的奖杯。我一直不愿意亲吻奖杯，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感，现在也只是为了拍照才亲吻奖杯。但是我特别喜欢将奖杯拿起来，举过头顶，抚摸它们，看着它们。我一直为奖杯而疯狂。 对于我来说，奖杯一直比金钱更重要。几年后，在我十四岁那年，我在利兹的一项赛事中获得了胜利，赢了五百英镑，但他们又没有给我奖杯。我站在那里想：我的奖杯在哪里？我想要一样东西来纪念我所获得的胜利。奖金早晚总是要用完的，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奖杯柜里添一项纪念物。我回到家时非常伤心，几乎要流泪了。我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伤心地嘟哝了一句，“妈，他们没有给我奖杯。” 尽管我平生第一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但我对人的态度却没有任何改进。我小时候脾气坏透了：只要父亲不在场，我每次打出空杆都会气急败坏地胡作非为；可只要他一走进俱乐部，我就会立刻变成最听话的乖孩子。不过，俱乐部里的人会把我的表现以及我所说过的脏话告诉他。他们会说，“你要好好说说他。我们不能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俱乐部里脏话连篇，每次打出空杆就将球杆摔在地上。”父亲会来到俱乐部，如果我在打球的时候又是放声大笑又是和他开着玩笑，他就会严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足以让我立刻收敛起来。我只要一看到那目光，就会胆战心惊。他从来不当着别人的面说什么，但回家时他会在汽车内说，“这样不行。我进来时看到你在球台上乱来，我为你每小时付五英镑，不是让你去那里鬼混的。如果你想鬼混，完全可以和你的那些伙伴们去骑自行车。我下次再来俱乐部时，不想知道你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只想看到你脸上面无表情。”
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因此我只好洗耳恭听。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比赛的结果一塌糊涂，他就会对我说，“瞧，我早就告诉过你吧。虽让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我都是对的，我不希望你经历人生中的这些挫折。”他只希望我能走正道：一心一意地打斯诺克，不是打牌，不是玩老虎机，也不是到处鬼混。他总是希望我能认真对待斯诺克，即使在我只有十岁时。
等我一开始参加各种比赛，我就意识到，如果我想取胜，我就必须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学会在对手打球时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在斯诺克这一行中，你必须接受自己会打出空杆这一事实，然后尽量不要让对手看出你心情紧张，因为对手会利用你的心态，让你更加紧张。如果你在比赛时勃然大怒，那么最终你会连日子都不知道。即使是在今天，尽管我的脾气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已经比以前好上了一千倍。我现在常常会在输球后气急败坏，说一些蠢话——通常是我再也不打斯诺克了。我已经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才会说那样的话。
我小时候，只有在斯诺克球馆里，脾气才会这么糟，在球馆外，我要放松得多。我常常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太争强好胜，任何运动项目都不喜欢输给别人——足球、乒乓球、高尔夫。不过，这些项目当中没有一样会像斯诺克那样让我感到紧张。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自己打出空杆时对手就在球台旁。我常常会恼羞成怒，心中想：我是想把球打进球袋，而不是给对手创造机会。 我在学校里比较腼腆，绝对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因此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在女孩面前尤其腼腆，结果直到十五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虽然我有许多机会跟一两个女孩交朋友，但是我没有勇气邀她们出去。我讨厌学校，讨厌早晨起床、背上书包、步行去学校，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学校会无所事事。我会坐在课堂上，将书从头至尾翻一遍，但我从来不会给它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我唯一稍微感兴趣的课程是木工课和体育课。我常常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木工课的到来，然后画图，拿出锯子。我动手做了一只非常漂亮的斯诺克球盒，唯一的问题是我将公分和英尺混淆在了一起。我边做边对老师说：“我的盒子不要这么宽。”可他却坚持说没问题，因为我的草图完全是按比例画的。“不，”我说，“我家里有个盒子，一点也不是这个样子。”“不，你就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弄错。”结果，完成之后，那看上去像巨人用的球盒。 不过，不过我如何讨厌学校，我从来不逃课，因为我很害怕父亲会对我说什么。我知道，如果我逃课，我们家就会收到学校的来信，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给我那种让我胆战心惊的眼神，然后便是屁股享受一顿痛打，疼得我好几天都无法坐下来。我倒是从来没有被严厉惩罚过，也没有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出来。我受到的惩罚要么是屁股被痛打一顿，要么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准打斯诺克。我想这比严厉的惩罚对我更有效，因为我会因此无法做我唯一喜欢的事。 我总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然后尽快离开学校。我从最近的出口飞快地跑出去，不是下到地铁车站，而是直接穿过人来人往的雷德里奇绕行路线，为的是要赶上放学铃声响后九分钟、也就是三点二十四分开出的148路公共汽车。我要是赶不上这辆车，就得在那里干等着，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坐针毡，因为我会损失半小时打球的时间。我一到家就扔下书包，抓起球杆，给出租车公司打***（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号码！），出租车立刻就会过来接我。我三点五十分就可以赶到斯诺克俱乐部。我从九岁起就过上了这种习惯性的生活。
　　父亲每天给我二十英镑，用于出租车来回车费，外加零花钱。他说：“在俱乐部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打多久得球就打多久。”他会在每个周末支付所有费用——至少要100英镑。只要我表现好，他不在乎我花多少钱。 可是我的表现却并不好。尽管父亲为了我在俱乐部里花了那么多钱，俱乐部里的人仍然不喜欢我。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就是不喜欢我。这种情况现在少多了，但仍然存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想让我日子不好过。我现在仍然不明白那其中的原因。我和一些人关系密切，但这些人与父亲圈子里的人截然不同。在以前，父亲会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我却在心里想：不，多谢了，他们跟我不是一路人。父亲总是跟什么人都自来熟，而在这方面，我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我这个人总的来说不爱说话，我只有熟悉某个人之后，才会向这个人敞开心扉，才会和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终于，我十七岁那年，在我赢得第一个大奖赛冠军后不久，我因为自己带了吃的东西而被伊尔福德俱乐部禁止入内。我总是去“马克和斯宾塞”快餐店买三明治和水果沙拉，因为俱乐部里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俱乐部的老板娘莫尼卡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宝贝，你不能将自己的食物带进这里来。”她叫谁都是“宝贝”，但她对我的态度中没有任何爱意。“如果你想吃自己带来的东西，你就去俱乐部外面，在那里吃。你不能在俱乐部里吃这些，宝贝。”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难堪，居高临下地训斥我。 就在她轻蔑地离去时，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莫尼卡，你有没有勺子可以借给我喝酸奶？” 她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大家放声哈哈大笑，把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在这家俱乐部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她丈夫罗恩死板着脸走到我面前。“你这样和莫尼卡说话，以后就别再来这里了。”但这件事与我对莫尼卡说话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故意给她捣乱，我这样做是因为他偏爱肯•达赫蒂。 我从九岁起就在伊尔福德的这家俱乐部打球，是他们这里最佳的消费者，至少我父亲是。如果我父亲走进这家俱乐部，看到里面有二十个人，他便会给所有人买点吃的，外加一杯茶。他给这地方带来了生气。肯•达赫蒂只是一年前才从爱尔兰来到这里，然而这地方到处贴满了对肯阿谀奉承的肉麻话——这项赛事赢得出色，那项赛事赢得漂亮。当我获得了世界上第二大赛事——英国冠军赛——的冠军时，肯赢得了皇家威尔士赛冠军。尽管皇家威尔士赛的规格根本无法与英国冠军赛相提并论，俱乐部里却到处张贴着“肯•达赫蒂，皇家威尔士冠军”，而且是用五颜六色的正楷写在非常漂亮的纸上。对于我的胜利，他们只是随便在墙上贴了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祝贺罗尼•奥沙利文，英国冠军赛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肯可以免费打球，而我在将自己的标准球台放进俱乐部前，他们连五分钟免费时间都不给我。 当他们把我赶出来时，我已经将自己专用的价值4000英镑的标准球台放在了那里。我对罗恩和莫尼卡说，“公平合理，但我要将自己的球台带走。” “不，你可以把球台留在这里，”罗恩说。　 “你真是太可笑了，”我说，“装球台的工人下星期就会过来，将球台拆走。没问题。多谢了，罗恩宝贝。”这件事就此结束。 我小时候听到人们说我将成为斯诺克冠军时，从赛没有想到过我会赢那么多钱，我只是想上电视。我想出名，想得到人们的承认。我想走在街上，听到人们在喊叫，“快看，那位斯诺克球手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我常常幻想着等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可以走进一家夜总会，被一位姑娘认出来。然后，她走过来对我说，“啊，你是罗尼•奥沙利文。”我们会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谈话的内容就会变成：“你明天晚上干什么？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吧！”“哦，好的，宝贝！”我希望能碰到我不必主动出击，胡说八道的情景。因此，我就必须出名——因为我不擅长与人交流。我以为那样一来，我的生活会容易一些。 我是个非常滑稽的混合体：年龄才十岁，身材却很高大，而且很有劲，但也很脆弱。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其他球员会欺负我，因为我有点胖，做不了俯卧撑。他们叫我“胖子”，当面嘲笑我，而我则会哭着跑出学校大厅。我们家这时已经从北伊尔福德搬到了南伊尔福德，但我还在原来的学校念书，就在埃顿路我家老房子的对面。我会一路跑出学校，来到我们原来的家——它现在属于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再也受不了了。父亲最后找足球队的教练谈了一次，问他为什么让自己的孩子会伤心地哭着跑回家。
　　我不能说我在学校里不讨人喜欢，但我也不能说我很讨人喜欢。我有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我的伙伴乔治•帕拉卡斯罗。我们现在仍然常常见面，仍然一起踢球。他现在摆弄电脑，创办了一个名叫“足球辅导”的足球网页。他还想和我一起做一个“斯诺克辅导”的网页，在上面分析西诺克所用的不同技术，球台上练习的不同内容，如何热身，以及有关斯诺克的一切。我和乔治八岁时就相互认识，打了一架后成了朋友。 我上了伊尔福德的海兰德学校，大家都在谈论谁是学校里最难对付的孩子——是我，还是和我一样比较腼腆的乔治。孩子们有时候也会很坏，学校里的孩子们拉帮结派，而我似乎总是被人找茬、被人欺负。一些小帮派总是集体欺负我，但他们在欺负我的同时又认为我比较坚强，因为当我反击时，那是货真价实的反击，而且非常凶狠。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乔治马上就要从塞浦路斯回来了，他会和你打一架的。他会打赢你，把你打得头破血流。”我内心很紧张，但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我现在不善于和人打架，当时也一样，但我比较喜欢主动出击。如果把我惹火了，我也有很多的蛮力气。我当时不知道运用组合拳，但我一旦发起火来也能像街头打群架的孩子一样。尽管我竭力要忘掉乔治会回学校，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当他终于回来时，我看着他，心中暗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小男孩。没过多久，我们就在从操场回来时打了个照面，结果我们俩打在了一起。我不知怎么给了他一拳，他倒在了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周围每个人都在嚷嚷：“他打倒了乔治！他打倒了乔治！”我因此赢得了一些尊敬。大家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从那天起，海兰德学校就再也没有人来惹我了。 升入中学后，也有一些令我伤心的是在等着我。我在小学时的名声已经先一步传到了中学。自从和乔治大了那一架之后，我成了海兰德学校最厉害的孩子。虽然我从不欺负人，但我当时非常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常常在其他孩子身上练习我的功夫。尽管我不喜欢真的与人打斗，可如果有人想对我叫板，我也决不会让他们的便宜。我只有决不让步才能避免被人蹂躏。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都直发毛，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打退堂鼓。虽然大多数时候的冲突都不了了之，但我在中学期间仍然与人打了四次架，每年一次。 其中一次的对手是一个印度孩子，结果他打歪了我的鼻子。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要遭此侮辱。他比我大一岁，说我撞了他，可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有人告诉我，说他要在课间和我干一架。就在我穿过他的操场——也就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用的草场——去我们自己的操场时，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群孩子向我迎面走来，正中间的就是他。我心里当然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假装一无所知的样子。“求你让我度过这一关，”我在心里默默祈祷道。他走到我面前，开始推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打了我的鼻子一拳，血一下子便流了下来。老师们跑了过来，可这时我的衬衫上已经到处是血，我已经不想住手了。我豁出去了：既然我鼻子已经挨了一拳，我一定要让他加倍偿还。可他已经不再想打了，他已经占了便宜，已经心满意足，可我不干。最后是我教训了他。 回到家后，母亲问我，“你鼻子怎么啦？” 我的鼻子现在仍然有一点歪。他没有把我的鼻梁打断，但他把我的鼻子打歪了。 我并不是个好孩子。我父亲这时已经开始从他的那些性工具商店里挣大把大把的钱，因此家里总有现钱。我开始每隔一天从父亲的工资袋里抽走五英镑，用它来买那些小的足球明星不干胶。那些不干胶十便士一盒，我常常将它们带到学校，与其他同学交换。你必须买上整整一盒，才能得到某个非常稀少的球星。如果我买下整盒，我就一定能得到这个球星，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几张。由于别人都没有，我就可以用多余的不干胶与其他人换来五十张左右别的球星。我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而且在学校里时就一直在与别人做交易。 父亲不久就发现少钱的事，因为他的一个员工给他打来了***，说，“罗尼，我的工资袋里少了五英镑。”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他心中便想：我不可能每次都少五英镑。他将钱数了又数，一开始以为自己昏了头。接着，他接到了学校打来的一个***。学校发现我有两大盒足球明星不干胶，便问我从哪里得到钱买的。父亲赶到学校后说，“你一直从我的工资袋里偷钱，是不是？”我承认了。我们一走出校长办公室，他就说，“你这手脚不干净的小杂种！”我被痛打了一顿，他用一只拖鞋打我，结果屁股右边疼了好多天。我再没有从他那里拿过任何都东西。顺便说一句，我保住了那些足球明星不干胶。 我越来越认真地对待斯诺克。我第一次赢得较大数额的奖金是在十一岁时——一项十六岁以下斯诺克球手的赛事。我星期一回到学校，告诉我的伙伴们我刚刚赢得了四百五十英镑。一位老师听到后问我：“你说你赢了四百五十英镑，是怎么回事？”接着，校长找到我说，“罗尼，你刚刚在斯诺克比赛中赢了四百五十英镑，是真的吗？” “是的，”我说，心里感到非常骄傲。 “你能不能把支票和奖杯带到学校来给我看看？” 我回到家后说，“妈妈，我能不能把支票带到学校去给校长看看？” “当然可以，”她说。 于是我把奖杯和支票装在我的小包里，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包丢了，到了学校后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我的书包——我都不愿意把书包留在更衣柜里。我在上课时接到一个通知：“请罗尼去见一下校长。”结果我一下午都不用上课，而且还在校长办公室和他的朋友一起喝了杯咖啡。 “罗尼，能不能请你把支票和奖杯给我朋友看看？让他看看可以吗？”校长查隆先生非常了不起，可学校里的有些老师却总是嘲笑我。他们总是对其他孩子说，“你们就像罗尼•奥沙利文，总认为自己会成为大明星。可他将一事无成。”当然，所有孩子都回过来，把老师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则告诉他们，我将成为世界冠军，上学对我来说只是在浪费时间。老师们总是拿我取笑，因为我不是学业上最聪明的孩子，而我现在却可以说，“看到了吧？我已经有所成就了。”不久，我就理直气壮地说道，“瞧，我现在挣到的钱比你还多，而我还只有十二岁，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
　　 从十二岁起，我开始和朋友罗伯特•查普曼一起去全国各地，而且没过多久，我挣到的钱就和老师一样多。我把我得的奖金交给父亲，而他给我足够的钱，让我在我认为合适的地方和时间去打球。还给我建了一间斯诺克房，花了他两万英镑。球房很大，三十五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在花园的尽头。我有自己专用的卫生间、电视和长沙发。那就像我自己的小王国，也是我和罗伯特练习的地方。 我和罗伯特在我十岁时第一次结伴去黑斯廷斯，父亲请他照料我。他和他朋友试图撮合我和我的第一位女朋友皮帕。她长得非常漂亮，可谓风姿绰约，看上去非常成熟，而她的实际年龄却只有十一岁！皮帕风情万种，而我却非常腼腆。她只比我大半岁，却非常大胆主动，而我则被她吓坏了。我都不敢正视她，所以总是避着她。我总是隔着一段距离看她，然后觉得她非常漂亮。我甚至连靠近她的勇气都没有。每当她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就心慌意乱。 罗伯特比我大七岁左右。他在一家银行里混得不错，即使在转成职业球员之后，他白天也仍然兢兢业业地上班。他每周会有四、五天在晚上七点下班后来我家，我们便会一起练习几个小时，直到我母亲为我们把晚饭准备好，叫我们吃饭时才停下来。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便会驱车去，比方说，利兹，住在某家环境较好的旅馆，参加一项比赛，然后再驱车去，比方说，莱切斯特，星期天在参加一项比赛。我们会在假日旅馆住一夜，我父亲会预付一切费用。我们一起玩得非常开心：口袋里装着几百英镑，外加汽油钱、吃饭的钱、公路上超速罚款的钱。我对1号公路沿线的各个加油站了如指掌。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加油站，总是精心挑选去哪一家加油站，然后满满装上一箱油，那种情景真让人过瘾。我们亲如兄弟，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周末到来。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车，而且每年都换一辆新车，不是RS Turbo就是XR3Ⅰ,上面装有各种小装置。我们会在1号公路上飚车，心中想着这就是生活。 我现在仍然和罗伯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父母也和我母亲是密友。自从我父亲离开家后，他们成了我母亲认定唯一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们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朋友，但与他们的友谊都不牢固，只有查普曼一家和我们亲如一家。 我和罗伯特哪里都去——约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斯蒂夫尼奇、伯明翰、威尔士、布里斯托，只要你能想得起来。只要什么地方比赛，我们就一定会去那里。我们常常翻阅斯诺克杂志，计划我们的行程。我家的斯诺克球房里有一份很大的年历，我们会在上面标出全年所有即将举行的职业——业余赛事。因此，我们每次练习时，总是将下一场重大比赛定为我们的目标。 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球杆，像大家擦洗汽车一样将球杆擦拭好。我给球杆抹上滑石粉，因为比赛地点的条件有时会很糟，球杆会变得黏糊糊的，无法在手指上滑行自如。我会花大量时间用水和湿毛巾清洗球杆，将球杆上的污垢擦拭干净，然后再把它晾干。我每次参加职业——业余比赛前，这都是一项仪式。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会让球杆变得非常脏，然后到了星期五，我就会把它擦亮，让它发挥作用。 我们通常会在上午九点三十分赶到比赛现场，吃完三明治后进去。屋子里挤满了人，你简直寸步难行。我会挤到接待处，告诉负责接待的姑娘：“我来了，我叫罗尼，这是我的报名费。”报名费一般在十至十五英镑之间，但偶尔也会是二十英镑，这完全取决于参赛的人数。有时他们会在人数达到六十四人时停止报名，有时则是一百二十八人。如果举办比赛的俱乐部非常大，他们会允许一百八十人参赛。有些赛事，组织者会只让报名的前六十四人进去参赛，因为如果你上午九点赶到，你就会排不进前六十四人，成为替补。但是，由于罗伯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墙上又贴着巨大的日历，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替补选手的行列中。 我的球杆箱比我人还要高，我会站在所有那些选手当中，时刻感到局促不安。我当时身高约五英尺四英寸。我可以看到球台上的一切，但以我的身高，必须非常会使用架杆。我想我今天用起架杆时得心应手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我当时常常需要它。 我们比赛用的球台常常非常差劲。台呢上有洞，案下面的厚毛呢都磨光了。你以中等杆速将某个球击打中间球袋，结果它会直接跳出来。你只能看着它，心中想：我不能打那里的蓝色球，因为球不会进袋。可如果你想轻轻地将球推进球袋，球便会改变方向。这就是业余斯诺克，你得适应它。 我的第一次突破是在斯蒂夫尼奇举行的一项职业——业余赛事中。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能打进过四分之一决赛。我通常都是只能打进前十六名，赢两三场比赛，然后碰上一位高手。我每次都只差那么一点，而这令人非常泄气。我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战胜那些球手。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我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以为自己已经像斯蒂芬•亨德利或吉米•怀特一样出色。可是这次在斯蒂夫尼奇，到了晚上七点钟是我仍然没有被淘汰，而平常下午二点就已经回到家中和罗伯特一起练习了。我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马塞尔•加夫勒，这是五局三胜的比赛。他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十四，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他比赛时曾暗想，上帝啊，我打不过这家伙，他太厉害了。他以一百三十八分赢了第一局，但我以九十分赢了第二局，然后又以一百三十分赢了第三局，结果2:1领先。他以七十分赢了第四局，但我又以一百二十分赢了最后一局。我当时非常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一辈子从来没有打出过那么漂亮的球。比赛结束时我都不敢相信。即使是今天，尽管我已经成了世界冠军，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当时比赛结束时那样开心。各项技术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安全球、长球入袋、得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霸主。 比赛结束后他非常生气，倒不是对我生气，而是对他自己生气。其实他大可不必，但他只是不敢相信，自己打得那么好，却败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手下。比赛结束时，他说：“天哪，那孩子简直不可思议。他从哪里来的?还从来没有谁与我较量时打得有他那么好。”我心里甜滋滋的。 我一下子名声大噪。球馆里人人都知道罗尼•奥沙利文战胜了马塞尔•加夫勒。当时大约有三十个人在观看比赛——其中包括每周在俱乐部里打球的当地人，以及那些有职业——业余比赛时偶尔进来看球的人。像迪恩•奥凯恩这样的职业球手有时也会露面，结果人们便会去观看比赛。赢得职业——业余比赛的人可以获得一千英镑，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因此他们也常常来捞几英镑，再说这也是很好的比赛练习。 我在半决赛中打得很糟，但仍然以3:1赢了对手。尽管我的表现不像在与加夫勒较量时那样出色，但我仍然战胜了对手，这才是重要的事。我在前面的三十二场比赛中的表现都比我在这场半决赛中好，却仍然输了球，而我现在却打进了决赛。我得等上几个小时，因为另一场半决赛还在进行。对局的双方包括安东尼•汉密尔顿，我认定他一定会赢，然后我就会在决赛中与他对局，但我不在乎。我已经进入了决赛，知道自己的面孔一定会出现在斯诺克杂志上。我对此已经急不可待了。这家杂志的前面部分介绍职业球手，最后几页介绍业余选手和女选手。我可以走进斯诺克俱乐部，把杂志给大家看，而所有那些常客会想：我得天，罗尼打进了决赛。 我在决赛中以3:2战胜了汉密尔顿。比赛开始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比赛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一点三十分。我先以1:2落后，而且是黑球局。我们在第四局得分相同，于是我们重新将黑球摆好，猜边时我赢了。他打了一个安全球，给了我一个得分机会。我心中只是在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的表现一般，但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并不在乎，因为进入决赛就已经超出我预计的目标了。于是我猛地一推杆，球优美地滚进了中间的球袋。 罗伯特一直坐在那里看着。他不大容易激动，但他看上去非常兴奋。他知道我离赢得规模最大的职业——业余巡回赛只差一局。总共有一百八十名球手参加了斯蒂夫尼奇的这项赛事，而现在只剩下我和另一位选手进行最后一场最后一局的较量。 我最后一举赢得比较轻松——61:30。安东尼握了握我的手，而我却在想：我刚刚赢了一千英镑。我只有十四岁，却接受一张一千英镑的支票，而且还将有媒体的各种报道，大家都会读到。我知道一星期后，在下一场职业——业余赛中，大家都会看着我。我进去时一定会引起骚动，就像彼德•埃伯顿和安东尼•汉密尔顿走进某项职业——业余赛事球馆时一样。人们会发抖，会咒骂自己。我想：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除了和罗伯特一起到各地参加比赛外，我也常常和一位名较强尼•奥伯莱恩的家伙一起去参加职业——业余巡回赛。我父亲每周付他二百五十英镑，让他照顾我，另外还给他一辆车，外加开销费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周末带我去参加各项赛事。我父亲当时正忙着享受生活，没有时间来陪我。再说，我也不希望他来，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许多压力。如果我打出空杆，他会坐在那里犯愁，而这会毁掉所有的乐趣。
　　我从来没有对父亲说我已不再希望他陪我一起去参加比赛，但事情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我父母从我十二岁起开始光顾各种俱乐部。他们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挣到了一些钱，该享受生活了。父亲尤其喜欢携带大量现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和母亲会去一家不轻易吸收会员的布朗俱乐部，在那里待到早晨七八点钟。他总是和母亲一起去哪里，却从来不喜欢跳舞，于是便找了他认识的一个人陪我母亲整夜跳舞。这个人叫斯蒂芬•阿特威尔，身高1.90米。父亲只是坐在那里聊天，逗别人开怀大笑。他从不喝酒，却常常在天亮时为大家支付所有的酒水。他就这样花钱如水。他认为自己应该请每个人喝酒，而且他也请得起大家。这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他的连锁商店当时生意兴隆。 我和强尼参加的第一项赛事是英国业余台球赛。我赢了几场球，但碰到默基什•帕尔默时以3:4告负。默基什是业余台球赛的常胜将军，而我的排名只有112。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我回到家时非常兴奋。父亲对强尼说，“你和罗尼组成一个对怎么样？”这对我们大家是再好不过的安排。 当时有许多非常出色的小斯诺克球手：克里斯•布鲁克斯比我打两岁，成了我的双打搭档，马克•金也比我打两岁，克里斯•斯卡隆的水平与我最接近，而且当时可能比我还略高一点。不过，他比我更活跃，十一二岁时就在托腾翰姆所有的午夜比赛中打球，可我当时还没有那个资格。他十四岁时搬到了荷兰，因为对他来说在那里挣钱要容易一些——那里有个家伙付给他工资，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人的俱乐部里打球。他的这种安排简直是在浪费天才。我记得我曾在阿姆斯特丹和他打过一场比赛，他脱掉背心，将它卷起来，放在他的夹克中。我当时在想：他在干什么？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术：阿姆斯特丹让他分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克里斯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一定会达到我今天所达到的这个水平，但他的球技越来越糟。他仍然时不时地展现出他作为伟大球手的一面，甚至仍然能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但他再也没有参加过我天天要面对的这种艰难的比赛。你必须体验输球的滋味，学会如何承受，才能真正成为赢家。 午夜比赛是一种午夜开始、早晨十点左右结束的赛事，它也常常被称作“墓地”。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比赛，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我到了凌晨两点就看是迷糊了。他们采用一种让分的比赛规则，而且里面有许多欺诈行为。我会先让某人六十分，结果他却一口气连得八十分战胜我。于是我开始想：这家伙打得比我还好，我怎么还要让他六十分呢？我非常痛恨这一点。那里有许多冒名顶替的家伙——我们习惯称他们为“土匪”。 职业——业余赛也让分，但要公平的多。马塞尔•加夫勒可能会在每一局让我十四分或七分。这虽然看上去好像不多，但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情况中，这点让分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这种让分的做法仍然很荒唐。比方说，韦利•索恩会让彼德•埃伯顿十四分，而实际上真正需要对方让分的是韦利。这是因为埃伯顿常常去各家俱乐部打球，习惯在很破的球台上打球，而只要球台稍微有一点颜色不对，韦利就会大发牢骚。他甚至还抱怨职业比赛的场地条件。而我却非常喜欢这一点，因为你得适应。 有时候，业余球手的水平比职业球手还要高。比方说，迪恩•奥凯恩会来到伊尔福德与肯•达赫蒂对局，但肯对他来说属于另一个级别。他们的输赢可能会是八百英镑，而这笔钱对于当时的肯来说是笔很大的数字。于是，我父亲会下三百英镑，肯下二百，别人再下剩下的钱。我父亲常常给人提供这种经济上的后盾。 有时候，肯在伊尔福德的时候，布莱恩•摩根（他也是位非常不错的球手，现在世界排名约在第三十位）会在巴西尔登。两地之间只相隔二十英里，竞争就会变得异常激烈。巴西尔登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布莱恩更强，而伊尔福德的每个人都知道肯技高一筹。他们俩会为奖金数的高低展开较量，布莱恩有一次甚至因为奖金少于一千英镑而拒绝比赛。肯当时没有钱，于是我父亲便说，“好吧，我来出这一千镑。告诉布莱恩，你愿意在任何地方任何球台上和他过招。”结果，这场比赛从来没有发生过。 埃塞克斯一直是斯诺克强手如云的地区。那里有马丁•史密斯、戴夫•吉尔伯特、尼克•特里、约翰•赖特、加里•费尔特尼斯、乔•奥伯伊和托尼•普特南。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但所有这些人都是高手。托尼•普特南后来退出了斯诺克，过去十年一直在我母亲的***行业工作。 我从尤金•休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以伊尔福德为自己的大本营，是爱尔兰的顶尖选手。因此，当肯•达赫蒂这样的爱尔兰年轻球手来到英国时，他们都选择了伊尔福德，而尤金则像一位父亲那样对待他们。前足球明星兼作家埃蒙•邓菲一直与尤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请尤金照料这些少年，而他本人则在金钱上帮助他们。结果，伊尔福德成了爱尔兰选手的聚集地，而附近非常出色的巴尔金俱乐部则尽是一些英国土生土长的天才球手，像尼克•特里、托尼•普特南和加里•费尔特尼斯。 我在伊尔福德和巴尔金俱乐部都是会员，因此我每周去这家俱乐部四次，去那家俱乐部三次。除此之外，我还在家中自己的球台上练习。到我十四岁时，只要我不上学，我每天就会练习六到七个小时，而上学的时候，每天则为三到四个小时。这便是我的家庭作业。我总是将自己学校里的家庭作业交给一个名叫法塞尔•纳迪尔德男孩，付钱让他替我完成。他很聪明，但我告诉他别把我的作业写得太好，不然老师就会知道那不是我做的。法赛尔和我在同一个班，因此我们会一起去学校注册，然后他去听一些高深的课程，而我则去上那些最简单的课程。我给他五英镑，让他替我完成作业，而他写完后我甚至都不用再抄一遍，我只是每天早晨在点名处从他那里拿来就行了。他做得非常好，我的作业每次都是C和D，这让我的老师们很满意，也让我的父母很满意。 业余球手圈子里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球手，完全可以成为一流职业选手，但他们对待斯诺克的态度有些不对头。尼克•特里如果把精力放在斯诺克上，完全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职业球手，但他长相英俊，早早地就开始与不同得姑娘出去约会，结果从此一蹶不振。他毁了自己的生涯。我记得我有一次连着为他捡球就达七八个小时，直到我脚上起了泡，再也坚持不下去为止。不过，那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体验，而且也是你必须具有的经历。我现在也对一些小孩如法炮制。我不能心软，我每次走到球台旁都想打出一百分。虽然这当时令他们很痛苦，但我相信这对他们有好处。 经历了中学里最初几年的安静生活后，我开始变得比较爱捣蛋。 在我读中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校方把所有调皮的孩子都集中在同一个班里，结果我们常常会在课堂上闹翻天。学校会经常安排一些代课老师来教我们，因为我们的老师要么被气病了，要么不敢再来教我们。后来，连代课老师也会在课上到一半时精神崩溃，当着我们的面承认自己教不下去了。当有位老师威胁说要将我们送到校长那里去时，我们只是说：“好啊，”然后接着聊天。对于老师来说，那一定像一场噩梦。 吃午餐时，我常常和乔治以及其他几个朋友（罗伯特•扬、理查德•巴沙姆、克里斯•约翰斯顿）一起去台球室，他们会把午饭钱交给我。我不喜欢用别人的钱去打球，因为我一想到他们会输钱就受不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输过，尽管我比赛时只能随便在那里的杆架上取一根球杆。俱乐部里时常有几个人。“想打一局吗？”我说。“每局两英镑。”我会让他们三十分，其他大孩子则将他们的五十便士押在我身上。第一局结束后，我会提出将他们的钱加倍。最后，我们离开那里时能挣到大约十英镑，然后大家一起涌向卖炸鱼块和薯条的快餐店。我们会带着一大袋油炸鱼和薯条慢慢走回学校，而且刚好赶上下午课。 我所有的朋友对足球的兴趣都要远远大于斯诺克。乔治的足球踢得非常棒，大家都说他长大后会效力于西汉姆队。我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又感到气恼，因为我的朋友们对斯诺克都一窍不通，因此不知道我打得有多好。如果我的足球水平能像我的斯诺克水平那么高，我一定会成为学校里最受女孩们喜欢的男生。但是斯诺克不像足球那样吸引人。人们甚至都不把它真正当作一项体育运动。 虽然我在学校里的表现糟糕透顶，但我总有办法和那些举足轻重的老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比方说校长查隆先生和副校长阿伯特太太。阿伯特太太非常喜欢我，在她的眼里我决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毕业后回去看望过她，她张开双臂抱住我，并大声叫道，“罗——尼！” 我还在读书时，她就曾经给我父母写过一封信，说我父母一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参加一项名叫“伦敦东区经典赛”的赛事，而且上了电视。要想获得资格参加那项赛事，球手必须首先赢得他所在的俱乐部的胜利——他必须以一局决胜负，而且必须战胜六名对手。然后，获胜者进入下一轮，又必须赢六局。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几乎没有人从我这里赢得一分，因为我一开球就分别得到了七十、六十、八十、九十、七十和六十分。结果我获得了参加“伦敦东区经典赛”的资格。父亲带我去了商店，将我从头到脚地武装了一下：衬衣、礼服、和斯蒂夫•戴维斯一样的背心——后背没有扣环。我心中在想：我一定要在电视上显得英俊潇洒。 电视转播的第二天，我在学校上烹饪课。麦克费太太又是一位你惹了她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老师，不过我和她关系不错。她喜欢戴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因为她对猫情有独钟。结果，她的眼睛今天是碧蓝的，明天是碧绿的。我总是看着她的眼睛，心中像“哇”！她长得不漂亮，但她身上有迷人之处：为人和善，很性感。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在听课，是海斯太太。当时的海斯太太非常漂亮，也非常温柔，有着天使般的耐心，而麦克费太太正好相反。因此，如果我们向捉弄海斯太太，麦克费太太只要朝你看一眼，你就会立刻悬崖勒马。那就好像见到“好***”就放肆，见到“坏***”就收敛的游戏。麦克费太太那天说，“好了，我们今天不学什么烹饪，改为看录像。我们班昨天有人上了电视。”我这时在想，天哪，是我。 她打开录相机，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在看着我，想知道我究竟是如何上电视。他们晚上十点钟大概早就上床睡觉了，而ITV电视台的直播是在晚上11:30分。我的对手是斯蒂夫•温特汉姆。他曾经是英格兰业余冠军，而且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十六岁以下冠军。他当时二十三岁，获得过许多重大比赛的冠军。他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安全球，但我仍然将红球打进了中间的球袋，然后打出了七十五分——我第一次在电视上打出单杆过百分。担任电视评说的是“金块”斯蒂夫•戴维斯，他非常激动。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在电视上的表现，所以我坐在那里看着录像中的我，开心极了。虽然我在“伦敦东区经典赛”半决赛中输了，但我仍然为进入前四名赢得了一个奖杯。我上了电视的消息像旋风一样立刻传遍了整个学校，大家走到我跟前问我：“你会成为顶尖斯诺克球手吗？” 我十四岁那年参加了一次表演赛，对手是斯蒂芬•亨德利。亨德利有一个专用司机，叫约翰•卡罗尔，现在仍然在给他开车。约翰维斯诺克经理伊安•道尔工作，为道尔手下所有的球手开车，替他们买吃的东西，替他们付旅馆账单，替他们处理斯诺克球手在比赛时经常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球手们没有比赛，他则像朋友那样对待他们。在这种表演赛期间，父亲在男卫生间里与约翰•卡罗尔聊上了，问他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给斯蒂芬•亨德利开车，”约翰说，“我还要注意一个名叫罗尼•奥沙利文的球手。” “哦，我是他父亲。” 他们聊了起来，结果发现伊安•道尔想当场就与我签约。但是，由于他知道我父亲很有钱，所以他又认为和我签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结果他们连合同都没有准备。他给我的合同很可能与他给所有其他新球手的合同一样：一辆赞助的汽车，所有比赛的报名费，回报是比赛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及球台外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非你上过几次一个名叫《超级单杆过百》的电视节目，或者参加过两次一晚四百镑的表演赛，否则你的收入只能如此。对于大多数球手来说，这份合同上的安排只能让你解决温饱。当然，如果你能取得一些好成绩，那么伊安•道尔就会开始替你拉赞助，并管理球手的日常事务。可是他认为我不会需要这些，因为我父亲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他打了退堂鼓。
　　那天晚上，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与女子世界冠军艾莉森•费希尔对局，五局三胜，并同时与当地的六位业余球手每人打一局。轮到我和他较量时，他开球就得了四十分，接着我将比分追平，双方比分就这样交替上升到最后一个红球。我本来可以打出一个安全球，给他设置障碍，但是我父亲在人群中叫道：“打那个双分球。”我听从了。其实我并不真想打出这样冒险的球，因为我非常想战胜世界冠军。但是我想，斯蒂芬•亨德利是这场表演赛上的明星，我只是个与他较量的孩子。如果我父亲认为我应该打那个双分球，那应该是正确之举。于是我瞄准了那个双分球，没有击中，斯蒂芬清了台。 我当时对父亲言听计从，只是现在才意识到他当时那么说有他自己的道理。斯蒂芬•亨德利是世界冠军，而我当时才十四岁，父亲不希望我竭尽全力去给他一个下马威。他只是希望我从比赛中得到乐趣，击球时要尊重斯蒂芬。他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但我心中知道他看到我与斯蒂芬•亨德利较量时非常骄傲，而且感到洋洋得意，因为伊安•道尔派卡罗尔来关注我。 我现在仍然参加表演赛，与那些想放松一下自己的人打一场。不过，大家去比赛现场主要是想看我上台，看我一开球就打出一百分。有时候，你会连续二十分钟大不进一个球，这不仅让你很难堪，也让观众感到很乏味。 我父亲小时候曾梦想成为足球明星，可当他认识我母亲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足球梦想，为的是要在布特林多挣几个钱。他最接近实现自己体育梦想的举动是三十岁时参加了半职业足球赛。他的许多队友都比他小很多，都叫他“乔治老二”。我知道最让他开心的莫过于让我成为职业运动员。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实现他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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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9-20 发表于 2007-9-21 23:08
悲剧性的插曲
克里斯•布鲁克斯非常了不起。他十六岁，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双打搭档。我们组成了强大的阵容，几乎是战无不胜。我们每年都赢得了埃塞克斯双打冠军。我周末会住在他家，然后和他一起去参加比赛。克里斯的父母巴利和梅威斯常常开车送他去参赛，我便搭他们的车一起去。每次比赛结束后，我都会回到他们家或者和他们一起去俱乐部吃点东西。然后，他们会在星期天晚上开车送我回家。我每个周末都和克里斯在一起，因此我们也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我们一起跻身于少年组排名上，在一起打了六年球。双打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如果你选错了搭档，或者对搭档吹毛求疵，那么双打也会逼得你发疯。但我和克里斯是天生的一对。我们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如果我们有一方没有打出水平，另一方一定会正常发挥。我们俩的斯诺克球风也非常相似，都是进攻型球手，只要出现机会，我们一定会抓住。 我们每年参加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赛实际上只有一项：埃塞克斯双打赛。但我们连续三年都赢得了冠军。没有人能战胜我们。我常常想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成了如此出色的一对双打。我最后认定，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亲密，彼此了解对方、信任对方。在克里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找到像他那样的双打搭档。坦白地说，我一直没有能找到可以搭档的人。我曾经和吉米合作过，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我们却不是完美的组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斯诺克越来越投入，对赢球越来越渴望，而克里斯则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他交了个女朋友，练球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参加的比赛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我们有一天认真谈了一次，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刚刚找了个经理，不仅给他钱，还支付他所有的参赛费。他对我说，“我已不在乎输赢。我只是当我经理在场时才全力以赴，而你天生就想赢球，因为你喜欢比赛，因为你不喜欢输球。我没有这种动力。”
　　他的话有道理。我渴望获胜。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看法，这一点对我的意义重大。他说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我一样投入。他非常坦诚地对待他自己和别人——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和我打球时从来不嫉妒我的孩子。没有求胜欲望当然成不了冠军，而我知道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有求胜欲望。我从来不会带着自己会输球的想法去参加比赛。我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发挥欠佳，但我仍然认为自己不会输球。我只是最近这几年才意识到这种态度多么重要。如果你心态好，就不一定非得需要最高的球技。我见过许多有着世界上最杰出天才的球手，就是因为他们心态不对，结果没有能成功。但是，那些心态好，并且有一定球技的人却能够成功。 拿丹尼斯•泰勒为例。他是世界冠军，但他绝对不是天才型的选手。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决不服输。我记得我曾在谢菲尔德和他较量过，他这个人输不起球。我当时想，你的运动生涯已经穷途末路，而我还年轻，正处在上升阶段，可他仍然脸上挂着怒容。谢菲尔德球馆有两张椅子，椅子之间有扶手，而他骑着扶手坐在两张椅子上，不让我坐下。我们都叫他“龙虾”，因为他一输球就面红耳赤。我当时认为他那样做很可悲，但他如果没有这种求胜的欲望和心态，恐怕一场比赛也赢不了。
　　一天，我和克里斯像平常一样驱车去伯明翰，一起参加那里的一项比赛。他已经输了，而我与对手打成2:2。我对克里斯说，“你等我打完这一局，如果我输了，我就和你一起回家。”结果我赢了，因而没有能坐他的车。我们俱乐部的另一位球手斯图亚特•里尔登开车，车上还坐着在附近的德伯顿打球的另一位球手，名叫马丁•卡罗琳的另一位球手。他们出了车祸。他们从伯明翰出来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半道上突然想起来马丁把球杆落在他在德伯顿的俱乐部里了，于是他们立即掉头返回。他们发生车祸的那个弯道臭名昭着，那里的限速是每小时三十英里，可即使是那样的速度也会出事。第二天，我应该去参加另一项比赛，但接我的车没有出现。我给另一个球手打了***，问他，“怎么回事？你没应该来接我。” “你没有听说吗？”他说，“克里斯和马丁遇到车祸死了，斯图亚特开车，但他活了下来。”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赶到了比赛现场，看到大家都在流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但我只想走到球台旁继续比赛。直到我和母亲去参加葬礼时，我才回过神来，悲痛欲绝。我母亲相信上帝，她对我说克里斯现在好了，可以平静地安睡了，可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参加葬礼之前，我无法接受所发生的这一切。当我看到人们穿着黑色的礼服，在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时，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克里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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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9-20 发表于 2007-9-21 23:09
父亲进了监狱
我没有参加考试就离开了学校。我一直想转为职业球手，但转为职业球手的过程却与我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即使是现在，我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改变当时的情形。 在我看来，即使在我转为职业球手之前，我也基本上是个职业球手。说到底，我一直在参加职业——业余比赛，与职业球手对局，而且成绩也不错，并在全国各地巡回参赛也已经有两年了。我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经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经纪人，是大名鼎鼎的巴利•赫尔恩。他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斯蒂夫•戴维斯的经纪人。 我第一次与巴利接触是在我进行英格兰业余冠军赛决赛前，我当时十五岁。我在那场比赛中第一次打出了一百四十七分，成了历史上赢得最高分的年龄最小的人。尽管我后来创下过许多其他记录——比方说最快以五分二十秒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但最让我引以为荣的仍然是打出一百四十七分最年轻球手这一记录。我想这个记录大概还将保持一段时间。这显然让我名声大噪，我的名字一定广为人知。我有一天正在家里练习时，我父亲大声叫道，“有人打***找你。” “是谁？”我问。 “是巴利•赫尔恩。”我父亲回答。 我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巴利•赫尔恩怎么会给我打***？ “你好，罗尼，”他说，“我是巴利•赫尔恩。我要和你说两件事。一，去赢得星期六的业余冠军赛。二，我想成为你的经纪人。” “好吧，”我说。我当时惊呆了，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你接到巴利•赫尔恩的***时还能怎么样呢？我同时也感到有一点伤感。到那时为止，我的经纪人一直都是我父亲，一直都是他和我，但我父亲非常支持让巴利当我的经纪人。他知道，如果我想在斯诺克界有所发展，我最终肯定会需要合适的经纪人，而巴利显然非常合适。 “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我所能带到的最高地步，”父亲说，“而他是斯诺克界最了不起的经纪人。我只希望你能得到最好的。” 两天后便是英格兰业余冠军赛的决赛，我得对手是斯蒂夫•贾德。贾德的球技非常糟，但他那天却连连得手，最后他赢了。我非常伤心。 比赛结束后，父亲走到我面前说，“别灰心，巴利•赫尔恩在这里。” 太糟了，我想，我该对他说什么呢？ 巴利走过来对我说，“别往心里去，打起精神来。你想明天和我一起去谢菲尔德吗？”就在我进行决赛的同时，克鲁斯堡球馆正在进行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 “可以，我非常想去那里。”在那场决赛中，约翰•帕洛特将战胜巴利经纪的吉米•怀特，那也将是我第一次见到吉米的朋友。 吉米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斯蒂夫•詹姆士之后，巴利直接赶过来看我的决赛。我想，混蛋，他一定非常看重我。事实果然如此。我和他签了一分三年合同，到期后又续签了一次。许多人说巴利不关心他的球员，说他从来不到比赛现场，但这倒恰恰挺适合我。我可不想在自己竭力取胜的时候看到巴利坐在第一排座位上，那会给我增添不必要的压力。我更愿意一个人在打比赛，只有我的朋友戴尔陪伴我、鼓励我。巴利•赫尔恩是我这一生中见过得最可爱的人。他待人真诚，直言不讳，而且实事求是，从不浪费时间。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父亲仍然是第一位的。签约后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比赛和表演赛开始邀请我参加，这对我积累经验非常有帮助。其中一种经验便是出国比赛。几个月后，我正在泰国参加世界业余冠军赛时，突然接到了我母亲打来的***。***是半夜打来的，所以我知道一定出了大事。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她说，“但我不希望你做任何事，一切都会好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告诉我，”我说。 我知道肯定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糟糕的事。 “你爸爸被捕了，”她说，“他已经被拘留。他参与了斗殴，结果有人被打死了。” 我一下子瘫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哭了起来。我外出比赛时总是由强尼•奥伯莱恩照料我，他从我手中接过***，和我母亲聊了起来。我感到他其实早就知道了。我回忆起在我们动身去泰国前一星期，我们在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项比赛时，斯诺克俱乐部里曾经有过一个***。强尼去角落里接了***，而我当时就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他什么也没有提及，而我后来也忘记了。 我当时每次比赛都大获全胜，局势一片大好。可几乎就从得知这消息那一刻起，我就垮了。说来也怪，这并没有立刻影响我的比赛。我继续参加比赛，而且差一点得了满分。我打进了十三个红球、十三个黑球，但在下一个红球时没有打中一个七分球，结果与价值两万英镑的沃尔沃汽车失之交臂。在接下来的两三场球中，我的表现仍然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挣扎。我的心里已经垮了，我脑子一片混乱，没有任何感觉。 一个星期前在阿姆斯特丹时，我快乐至极。强尼在阿姆斯特丹接到那个***的前一夜，我非常开心。我刚刚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刚刚见到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斯卡隆，我们和强尼一起去了红灯区。我们第二天回了家。我们刚刚搬过家，母亲正忙得一团糟，我则不停地拿她开玩笑，“瞧瞧，女强人，这里得管，那里得管，你什么都得管。”我说。 “闭嘴，罗尼，”她说，“我有正事要做。” 我放声大笑，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她三天后告诉我，巴利要我比计划稍早一点去泰国。 “为什么？”我问。 “因为电视台和杂志要对你进行采访，”她说。她非常清楚什么东西能吸引我。 太棒了，我想。于是我提前一星期去了泰国，到了那里后却发现并没有电视采访，也没有杂志社采访。我到泰国已经两天了。唯一所做的事就是去斯诺克俱乐部练习。这当然是件好事，可那里只有我一个球员，谁也不想采访我。我当时觉得事情有一点古怪，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母亲为了让我离开英国居然编造了这个借口。在接到母亲***后的三天里，我表面上显得没事，但我内心已经崩溃。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父亲赢得比赛的胜利。这是我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估计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能赢得冠军，如果我能赢得任何比赛的胜利，也许这能给他带去一丝安慰。我知道他多么爱我，多么为我感到骄傲，看到我在斯诺克比赛中获胜会多么高兴。我也知道他非常清楚我的实力，清楚我能取得什么成绩。如果我没有实现目标，我不仅会让他失望，而且会让他多一份内疚。我不能让他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报答他的方式，我让他坚强起来、开心起来的方式，就是在球台上获胜。 如果这听上去能让我集中精力的话，我并没有做到。我的心理已经垮了。现在回忆往事时我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我当时却无法明白。我当时的对手是威尔士人大卫•贝尔，我的注意力糟糕透了，我只好在地上嵌一枚硬币，想靠它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我觉得这总比像以前那样盯着地板要好。我仿佛在梦中，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久久地盯着那枚硬币，可一点用也没有。大卫以4:3战胜了我，我输了之后掉下了眼泪。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这时忽然意识到，母亲和巴利让我在点去泰国，是因为他们以为等我从泰国回来时，父亲会已经回家，一切都已解决，一切只是个可怕的误会，根本不需让我知道。然后，巴利对我母亲说，“这次是来真格的。我认为你最后给罗尼打个***，把事情告诉他。” 在泰国期间，我一只觉得我和强尼之间有点不对劲。他从来不搂着我，也不像那通常那样待我。我后来才知道，他哥哥也和我父亲的案子搅在了一起，但他最终只是被判聚众斗殴。也许强尼不知道我当时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但他没有给我任何安慰。我最后不再和他说话，甚至都无法看着他。 输了球之后，我朝着旅馆走廊的墙壁砸断了球杆，然后又哭了起来。我在***里对母亲说，“我让他失望了，我让他失望了。” “你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她说，“我们都爱你。爸爸会没事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坐上飞机，回到家后我们一起去看爸爸。” 这正是我想要做的：去看爸爸。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母亲说，“我们去机场接你，然后我们一起去。”
　　巴利•赫尔恩的司机罗伯开车将母亲送到了机场，接了我们之后直接去了监狱。我们坐的豪华轿车停在了布里克斯顿监狱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监狱，所以那里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敢相信我父亲会被关在里面。我一看见他时，心里在想：这不是我父亲。他穿着统一的囚服，看上去憔悴不堪，因为他在单人囚室里被关了两个星期。监狱里的伙食不好，他显得脸色很苍白。他以前一直是乐观向上，但他在这里看上去与其他囚犯没有两样，只是一个犯人。 我抓住他说，“我们要把你从这里弄出去，我们要把你弄出去。”我在哭，他的脸上也流着泪水。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他流过泪。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要集中精力，照顾好你妈妈。妈妈好好的，我也好好的，你别为我担心。你要来看我，要给我写信，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那是让我心碎的一刻，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会热泪盈眶。那仿佛就像是昨天。 见面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吻我，拥抱我一下，”父亲说。我大声哭了起来，他朝我挥手，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看望完父亲之后，我们直接看车去了我的学校。我看见了副校长阿伯特太太，她早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是妈妈告诉她的。 母亲对她说，“罗尼得请一段时间的假，暂时不回学校来了。” “可以，”她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你可以请一段时间的假，让心情平静下来。” 我的学校生涯就此结束，我再也没有返回学校。那是我第五学年的第一学期，也就是我将要获得中学***书的学年，学期刚过了一半。我几乎一离开学校，就立刻有了正式的女朋友皮帕，也就是罗伯特•查普曼几年前在黑斯廷斯试图介绍给我的那个姑娘，而我当时紧张得根本都不敢看她一眼。父亲被起诉后不久，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在斯诺克俱乐部相见了。这是我自从十岁开始想入非非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我把她带回家后说，“我星期六去比利时，你想和我一起去吗？”我甚至都没有亲吻她。她说愿意，我想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一起飞到了比利时，飞机着陆后，在去旅馆的车上，我搂住她并吻了她。从抵达旅馆的那一刻起，我只是在去打球时才下床。那时我度过的最销魂动魄的一个周末，而且我还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应了一千英镑！ 每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几乎总是昏昏欲睡，因为我晚上难以入睡。可到了晚上十一点，我立刻精神倍增。我就像一只蝙蝠。我会打出非常精彩的球来。有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比利时冠军斯蒂夫•勒敏斯。他的经纪人就是那家俱乐部的老板。比赛进行了电视直播，大约六百名观众到现场看比赛，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看到我输球。皮帕虽然坐在后排，但知道她在那里看着我，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非常喜欢那一切：人人都希望看到我输球，我是个外国人，但我的女朋友在看着我。太棒了。我以4:3获胜。 除了皮帕外，也许唯一希望我获胜的是我的比利时铁杆球迷。这是一位身材矮小，几乎是侏儒的比利时姑娘。她和她的两个朋友一起来看我的比赛。后来，在我转为职业球手后，我每次在比利时比赛时，她都会做在前排观看，而且总是送给我一些小礼物。我永远忘不了她，因为她是我的忠实球迷——如果我输了，你可以看到她脸上伤心的表情。 我虽然在比利时获得了胜利，但和皮帕刚开始认真交往起来，我就开始输球。我甚至在那些职业——业余赛中都无法获得冠军。我和她鬼混了将近五个月，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而不是在台球上，直到父亲与1992年2月被假释回家。我当时正在斯诺克俱乐部，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一个***。她在给所有她认识的有钱人打***，问他们是否能为我父亲凑钱担保。那是星期五下午，如果我们不及时赶到监狱的话，他周末就得待在监狱里。所以每个人都在急急忙忙四处凑钱。他的保释金为五十万英镑。 在我父亲出事后，我的斯诺克老朋友罗伯特•查普曼一家真是太好了。我父母以前总是和他父母在通***，因为不是罗伯特在我家就是我在他家，但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我和罗伯特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家父母却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父母是在我父亲被正式指控之后。罗伯特的父亲雷伊为我父亲提供了保释金，他母亲安吉泽在我母亲后来进监狱时照料我妹妹。但这是后话。 我在利兹打球时的一位朋友迈克尔•里奇专程过来看望我们，他开车将我送到了监狱。布里克斯顿监狱大门外大约站了三十个人。大门开了，父亲站在那里：他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拎着一只大木匣，里面装着我们写给他的每封信，以及他所收集的零星物品。大家齐声欢呼，我们一起涌上前去。他紧紧抱着我母亲，而我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然后，他又紧紧地抱着我，我也紧紧地抱着他。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将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父母在一起。我当时想，事情会好起来的，我们又是一个家庭了。 我们家里挤了大约四十个人，大家一直待到凌晨一点左右。我非常疲倦，告诉爸爸我得上床睡觉了，因为我上午还要参加威克福德的一项比赛——规模不大的职业——业余赛，三十人参赛，冠军的奖金为四百英镑。早晨八点，他走进了我的卧室，焕然一新。他已经冲过澡，换上了以前的衣服。我望着她，心中在想，真是的，爸爸，你以前可从来没有在中午之前起过床。他前一天晚上对我说过，他早晨回来叫醒我。“真的吗？”我问。“因为你很少能起早。”但过了六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早晨起床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难题。“快点，”他说，“我们要去威克福德。” 我们开着他的蓝色梅塞德斯去威克福德。车内在播放着歌曲，是迪肯•布鲁德唱的《永远离去的孩子》。这首歌响起时，我看到又有一滴泪水滚落了他的脸颊。他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悄悄将眼泪擦干，但这仍然让我很感动。 我们走进威克福德球馆时，每个人看到他都很惊讶。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他要比对我友好得多，因为他很有人缘。他们看到他后非常高兴。 我完全不在状态，纯粹是在靠肾上腺素在打球。半决赛时，父亲说他可能看不到决赛了，因为他必须赶回家，去***局报到。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知道他非常不愿意离开。我在决赛中以4:1战胜了马克•金，并且打出了两个一百分和一个八十分。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打出这么高的水平。所有的感觉似乎又突然都回来了。 父亲在被假释的期间和我认真谈了一次。他说，“这么说，你不想回学校了，是吗？” “是的，”我说。 “如果你想离开学校，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你必须在上午九点钟起床，必须每天跑步三英里，去台球馆，好好练习，回家吃晚餐，十点睡觉。这就是条件，否则你就回学校去。” “我选择打台球。”我说。 可我仍然在混日子，仍然在与皮帕约会。 “听着，”他说，“你要么想成功，要么不想成功。你必须在皮帕和台球之间做出选择。”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爱她，”我说，“该死的台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什么时候干什么就什么时候干什么。” “好吧，”他说，“我这就给巴利•赫尔恩打***，告诉他你对台球失去了兴趣。我要告诉他你不打算在六月份转为职业球手。” “好啊，你去呀，你这就给他打***呀，”我说，“我可以给伊安•道尔打***，他可以当我的经纪人。谁都可以当我的经纪人。” 母亲当时和父亲坐在一起，我们整整吵了两个小时。我想，不管他们对我说什么，我再也不愿意听由他们告诉我该做什么了。我反驳了又反驳。父亲不喜欢看到我在鬼混。他认为我正在毁掉自己已经取得的一切。最后，我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过了很长一会儿，父亲走进我房间，紧紧拥抱着我。“我非常非常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我说。 “好了，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吗？”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们消除了误会，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我仍然可以和皮帕约会，但我也将成为一名职业斯诺克球手。如果皮帕不喜欢这样，那我就会左右为难，但是她说她一点也不在乎。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把这件事小题大做，可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处事方法。我可能感到不好意思告诉皮帕，我仍然对父亲的话言听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