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经济学者。专注生活当中的经济思想。 最近上市新书《价格的奥秘——日常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定价行为》。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方式：wxk8042@163.com 专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学，致力于把高深的经济学思维通俗化、常识化和普世化
( Tue, 28 Jun 2011 17:19:3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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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本人博客被盗，盗者在本博客发表股票广告，均非本人所发，现已全面删除。本人不会发布任何股票广告信息。
( Tue, 26 Apr 2011 18:19:2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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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前段日子，农产品价格涨声一片，“辣番天”、“姜你军”、“豆你玩”、“蒜你狠”一个个闪亮登场，近二个星期，菜价却像吃了泻药一般，有菜农忍受不了泻药的苦，便自杀了。
更让人不解的是，喝泻药好像只有菜农，零售商人好像有种免疫能力，百毒不侵：菜价只在批发环节下跌，到家庭篮子里却没有动静。为什么？
物品贵贱由供求竞争决定，要的人多了，需求竞争加剧，价格上涨；提供者多了，供应竞争加剧，价格下跌。以上的怪事，只能从影响供求方面找原因。
前段日子，菜价上涨，政府忙了，认为是批发商在作怪，囤积蔬菜，散布谣言，投机倒把，抬高菜价，坑害买者。于是，就要打击投机。
奶奶的，赚点钱要打击要罚款的，要是人家亏了钱，政府为何不给人家补贴呢？没道理呐。且不说这主观故意，我们来说客观的效果。既然被人打了，批发商当然就减少了。
菜农只管种菜，不管卖菜，地里的菜不会自已跑到菜桌上来，中间得经过批发商与零售商。从菜农与批发商的关系看，前者卖后者买，既然批发商少了，需求竞争减弱了，菜价就上不去了。
从批发商与零售商关系看，前者卖后者买，既然批发商少了，供应竞争减弱，菜价就跌不下来了。看看当年电信老大哥，你要装***只有他，不想装***，也只有他，怪不得装门***5000元，还要排3个月的队。
是政府打击投机，减少批发商，使得蔬菜流通环节变了形，使得***力量走了样，才导致批发价下降，消费价坚挺的怪胎。
这一善良的举动，好比棒打鸳鸯，菜农、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没一对鸳鸯是受益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不能全怪持棒人，因为咱这国度里的鸳鸯有点怪，许多带点受虐的倾向，看看你我周围有多少人赞同打击投机与商人的，就知道啦。
( Mon, 25 Apr 2011 18:55:5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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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菜价很不挺，菜农很伤心，比如卷心菜成了“伤心菜”：1角钱甚至3分钱一斤。浙江、山东、河南等地部分菜价跌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济南菜农因无法承受菜价下跌而自杀，引发人们对“菜贱伤农”的关注。
为何小菜批发价这么贱，消费价这么高？有人认为是中间商心太黑，他们说批发价不到1毛钱的卷心菜，到达家庭主妇手中的价格，与以前价格坚挺时相比没啥下降，这就说明从种植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的增值部份绝大部份进入了中间商腰包。
站着说话不腰痛，中间商这么容易赚钱，说话者不防也去当回商人试试，看看倒买倒卖小菜到底能赚多少钱。这个世道无情得很，眼红钱的人多得很。一旦商人赚钱多多，肯定会吸引更多的人争当商人，就像当演员能大把大把赚钱，大群女孩会挤破头钻向电影学院一样。世间万物的价钱都由供求竞争决定：要的人增加，需求竞争加剧，价钱就贵；提供者增加，供应竞争加剧，价钱就贱。
我在《打击投机害死菜农》说了，前阵子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政府以为是中间商囤积蔬菜，散布谣言，投机倒把，抬高菜价，坑害买者。为此，不惜余力打击惩罚中间商，使得商人数量减少。
商人少了，供应竞争减弱了，流通环节费用就增加了。如果天下只有一个商人，那么，他提供的东西肯定价格昂贵，质量奇差，比如当年的中国电信。政府人为提高电讯行业门槛，关起门来只让一家从事，带来的后果必然是通话质量差，价格高。同样，政府打击菜商，人为抬高菜商进入门槛，菜商少了，竞争弱了，菜价高了。
菜商不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必然不准确不及时，菜农按此信号施肥种菜，不是种得太多，就是种得太少。要是政府不吸取经验教训，仍然打击菜商，这次是“菜贱伤农”，下次便是“菜贵伤人”，无非这次伤的是农民，下次伤的是吃菜人。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到处伤人，不如老老实实什么都不管。
( Sun, 24 Apr 2011 18:32:57 +0800 )
Description: 近来，菜价很不挺，菜农很伤心，比如卷心菜成了“伤心菜”：0.1角钱甚至3分钱一斤。浙江、山东、河南等地的部分蔬菜，菜价已跌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济南菜农因无法承受菜价下跌而自杀，引发人们对“菜贱伤农”的关注。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前段时间，新闻媒体上满目都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之词，“辣番天”、“姜你军”、“豆你玩”、“蒜你狠”一个个闪亮登场，菜价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大家知道，农民种菜并不能直接到达家庭主妇手中，中间得经过层层批发商与零售商。前段时间，菜价持续上涨，政府认为是中间商在作怪，是他们囤积蔬菜，散布谣言，投机倒把，抬高菜价，坑害买者。
的确，政府打击投机倒把，一棍子下去，既谴责又罚款的，中间商的确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可惜得很，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小孩也倒掉了。中间商的确变少了，但中间商发现、散发菜价的功能也同时被删除了。
这世界，能人多得很，但既能生产又能销售的能人却少得很。菜农的特长是种菜而非卖菜，菜农往往缺乏市场与商业信息，缺乏消费者对菜的需求与同行种菜多少的信息。老实巴交的菜农以前可以从中间商人那里及时获得市场信息，但现在政府打击投机，中间商少了，菜农能够获取的市场信息也减少了。
没办法，只能根据前阶段紧俏的行情种菜，殊不知你这样想这样做，我这样想这样做，他也这样想这样做，种植的菜越来越多，市场力量最终得发挥作用，供过于求菜价只能下跌。这种情况下，政府又要忙了，又要帮助菜农找市场了。
但没钱赚的帮忙无论如何比不过能赚钱的帮忙，且不说政府帮助菜农的动机与积极性与中间商无法相比，从专业水准角度看，政府官员卖菜眼光眼光与水准相比专业的商人而言，说相差十万里路云与月恐怕也不止。
经济学道理早告诉我们，但凡权利能够清楚落实的物品，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分配资源，效率一定高于其他分配方式。
比如一张车票，如果以***方式分配，一定是出价高者得。出价人出的价是为别人服务换来的，对别人有好处。只有采用出价高者得的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人人生产赚钱，消费用钱，才能真正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提高生活水平。
如果以排队方式分配车票，那么，等候的时间是白白的浪费，对任何人均无好处；如果按武力大小分配，那么，那么折腾掉的力气是白白的浪费，对任何人均无好处；如果以走后门方式分配，那么，用于走后门的人力物力，也是种白白浪费，对别人没好处。
蔬菜同样如此，不以出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一定存在浪费与低效，菜贱伤农，菜农自杀就是这种浪费与无效的表现，如果让更专业的中间商按照市场机制准确及时提供菜价信息，菜价的波动将更小，菜农的利益更将多，自杀的菜农将更少。政府打击投机，害死菜农，此种结局，谁能想到？
( Wed, 20 Apr 2011 19:15:49 +0800 )
Description: 苏紫紫，女，1991年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二年级学生，也是每场五百元报酬的全裸模特。两个天壤之别的身份，让90后的苏紫紫陷入争议的漩涡。在一片争议声中，与凤姐一样，迅速蹿红网络。
有人说她的艺术离***只有一步之遥，认为给女人丢了脸，责问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谴责她“赤裸裸地炒作”。其实炒作并非什么贬义词，不去说如今炒作无时不有、无地不存，所谓炒作几千年前就有了，从伯乐相马到吕不韦一字千金，再到陈子昂摔宝琴。这些流传千古的案例告诉我们，只要事物本身是值得关注的与肯定的，那么所谓的手段也往往是必要的。
除了炒作说之外，谴责也好，支持也罢，也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最最简单的智力游戏，好比喜羊羊也知道灰太狼坏，美羊羊好，但喜羊羊不会计算阴影部份面积——逻辑推理。为了显示我们高于喜羊羊，有必要对裸模事件进行经济分析与推理。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的行为不但影响自己，也往往影响别人。苏紫紫当全裸模特，不但有她的艺术与金钱追求，也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影响，有人认为她伤风败俗，有人认为她勇气可嘉，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要说个人行为对别人的影响，生活当中时时处处都有：街上走来一位美貌如花的佳人，路人看着赏心悦目；要是遇到一位貌如车祸现场的恐龙，你会肃然而恐。在公园散步，顺便能欣赏美景；要是遇到一对男女在Ki ，一般人会避之唯恐不及。
经济学称前者有正的外部性，后来有负的外部性。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分析与建议，前者，我们得付钱给美女或者公园管理者，后者，恐龙或者Ki 者得付钱给我们。
他认为如果众人不补尝给美女与公园，美女将减少出行，公园将少建，人们的享受就会减少。同样，恐龙与Ki 者得补尝给路人，否则的话，恐龙出行将增加，Ki 者将普及，同样会将降低众人享受。
这种分析忽视了众人影响是相互的。是的，美女街上走，的确给路人带来了愉悦，要是路人得因此付钱给她，那么路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处理外部性问题的关键，是看何种方式可以使路人与美女的好处最大，而不是一见好处就给钱，一见害处就补尝。
要是美女向路人收费，路人就会拒付，美女与路人就会起争执，就得花费时间与精力。争执的结果往往是美女收费不成，路人仍然我行我素，然而用于争执的时间精力却不创造财富，对谁都没好处，是种浪费。
对小偷的处理往往就不同了。小偷的行为对社会有负的外部性，各人为了防偷花费心思与资源，比如各家各户***门锁，不少家庭***防盗窗等。减少小偷就能节省防偷资源，提高众人的好处。所以，街上有人喊抓小偷，前去抓的人会比较多。
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金华发生过一起狗咬人事件，报纸报道说张三家养的狗咬了路人李四，李四向张三索赔，张三不给，认为是李四自己不小心，狗才咬到他。李四认为是狗咬了他，错在狗的主人没有把***好，责任在张三，张三得赔偿，于是把张三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院的判决是狗咬李四责任在张三没有把狗看好，张三得赔偿给李四。法院认为，要是路人有责任防狗咬，那么人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要么穿着铁甲，要么拿根棍子，很是麻烦。
相对路人而言，狗的主人管理狗就方便多了，主人不在时，一条铁链把狗锁起来就是。很明显，相对路人，狗主人管狗防狗的代价更低，让他管理效率较高。
同样地，苏紫紫当裸模也会对别人产生影响，有人觉得她伤风败俗，“为难女人”。问题是如果不让苏紫紫当裸模，对她也会有损害。而且，如果你不喜欢、不认同她这种做法，可以不闻不问，不会造成现实的损失。
从这个角度看，以道德批人与杀人对被批被杀者危害极大，批人杀人者受益有限，最多获得意淫的好处。比如苏轼因诗获罪，岳飞“莫须有”被杀，对此等因言获罪，诛心杀人之事，世人无不扼腕叹息，痛心疾首，痛恨那昏庸的君主。
同样道理，面对苏紫紫当裸模，也不能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她说张三道四，甚至鄙视谴责。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对她压力与危害较大，谴责者却什么也没得到。
一般认为宽容是一种美德，因为宽容者对已没有危害，却成全、幸福了别人。用经济学语言讲，这种自己不受损，别人增进好处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理性的做法是从社会总收益的角度看待与处理外部性问题，不以个人道德评判别人。宽以待人能够不防碍自己，又幸福别人，这才是符合效率的理性态度。从这个角度讲，苏紫紫当不当全裸模特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应该由她自主选择。只要她没有触他人利益，就应该发挥宽容的美德，尊重她的选择，成全她的幸福。
( Fri, 18 Mar 2011 22:28:5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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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份家庭中，丈夫年龄较大，妻子年龄较小，不但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初婚年龄均是男比女大。另外，经济越发达，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机会更大、报酬更高的国家，夫妻年龄差距越小。欧洲国家比美洲国家差距小，美洲国家比亚洲国家差距小，亚洲国家比穆斯林国家和非洲国家差距小。
为什么会有这种种差异？
先说为何初婚年龄男比女大。这是由男女生理特点与代价决定的。从生理的角度看，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身材、风韵、生育，都集中在青年时期，人到中年已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经验、事业、财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
女人色貌如华、风华正茂的时间短，25岁以后，生理与相貌就走坡路了，“40女人豆腐渣”。从时间角度看，不抓住黄金时间找个好老公，年龄大了，机会少了，“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妙龄女郞不在年轻时找对象，风险太高，代价太大，所以，女孩初婚年龄较小。
男性则不同。一方面男人生理衰退缓慢，“四十男人一枝花”。另一方面，男人年轻时，要地位没地位，要财富没财富，对女孩吸引力较小。随着岁月流逝，地位高了，财富长了，吸引力增加了，反而能找到更优秀的女孩。在找对象上，年轻男人没有竞争优势，追求女生代价较大，所以，男人初婚年龄较大。这就是为何大部份家庭丈夫年龄大于妻子的原因。
再来解释市场机会与夫妻年龄差距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工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国家中，但凡经济发达的一定是工业化国家，也一定是市场经济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农业大国，工商业与市场不发达，比如欧洲与非洲，就是典型的例子。
农业占主导的社会，市场与工业不发达，个人报酬差异主要源自体力差异。男女体力天生具有差异，男性往往具备比较优势，这种情况下，男人创造的财富较多，男女财富差异较大，经济地位相差悬殊。
比如10男10女组成的小社会，一个男人有财富1000万，对贫穷女生吸引力增加，有8位女孩竞争追求他。结果不是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就是当代富爷拥有“二奶”与“小三”成堆。
8个女生追求一个男生，当竞争出结果后，再去找其他男生，女生年龄就挨大了。这种情况下，男女初婚年龄差距就较大。
工业化与市场化发达的国家，个人报酬主要来自企业与市场，体力价值下降，知识与技术价值上升。不像体力，男女有天然的差异，知识与技术的积累，男女机会平等得多。既然个人能力差异缩小，男女创造的财富差异也缩小，经济地位相对平等。
假定仍是10男10女组成的小社会，现在每个男生财富100万，每个女生财富100万。这种情况下，多女争一男可能性降低，一对一谈恋爱可能性增加，婚姻制度也从一夫一妻多妾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样一样，男女年龄差距就缩小了。
不但国家间差异如此，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表现出同样的规律。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前以传统农业大国，男女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推进，男女初婚年龄差距相对缩小。
( Sun, 13 Mar 2011 08:33:0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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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身高、相貌、年龄，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都有可能成为一些人求职路上的“拦路虎”。近年来，一些乙肝病毒携带者被迫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的事件，也让社会不得不认真审视各种就业不公平现象。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从每年学生毕业找工作的经历中，他能深刻感受到就业的不公平，“因性别歧视导致女生就业难度远高于男生，甚至有些单位一见是女生根本就不给机会。即便给了机会，她们以后在职场上的发展大多也会因性别受到一定限制。”
“今年两会，准备就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提交提案。”3月3日，侯欣一政协委员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减少和消除就业歧视，需要一部强有力的法律作为支撑。（2011年03月12日法制日报）
此事，经济学应该咋看？
人心不足，资源有限，是每个人面临的现实。金钱有限，美女有限，土地有限，住房有限，职位同样有限。于是乎，你要我要他也要，“僧多粥少”，竞争无时无地不在。
解决竞争就得有某种规则。比如***、排队、武力、资历、关系等等。
***规则是买者高价得，同样的东西，谁出的钱多，谁才能买到。比如买房子，出不起高价的，不愿出高价的，就拿不到住房。这其实是富人对穷人的歧视。
排除规则是先到先胜，其实是时间富裕者对不足者的歧视；武力规则是力气大者胜，其实是力气大者对小者的歧视；资历规则是资格高者胜，其实是资历深者对浅者的歧视；关系规则是关系铁者胜，其实是有关系者对没有者的歧视。
同样，企业招人性别、身高、相貌、年龄的歧视，是企业排列人才能力，选择优秀人才的竞争规则。一般企业更爱男性、身材高挑、相貌堂堂、年纪轻轻的员工，这是企业选择优秀人才的选择。正如消费者购买物品，同样的价格，会选择性质与质量更好的。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为了减少和消除就业歧视，制订强有力的法律作为支撑，那么，就意味着企业老板有义务招收能力平平的员工，这就如消费者到市场上购买物品，规定只能购买性质与质量平平的物品一样。有这样的逻辑与道理吗？
反歧视法律，没有自动实现的基础，企业招人是自主的，老板因为性别或者其他条件不要一个人，随便找个借口便是了，出不出反歧视法律对企业一点没区别，根本保护不了应聘者。 为了落实没有自动实施基础的法律，有关部门就要出动人员检查，对违反企业进行处罚。企业对了对付检查执行，就要想方设法找法律空子。这个猫捉老鼠的过程中，大家花费人力物力，搞得筋疲力尽，却对谁也没有好处。
所有的规则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那就是***。买者出价是他为别人提供服务换的来，只有每个领域与环节都做到为了买到更好更多物品，只能为别人提供更多更好服务，社会财富才能增加，我们的生活水平才能提升。
排队用的时间精力，对别人没有好处，是种浪费；用在武力分配中的时间力气，对别人没有好处，是种浪费；用在考资历与找关系中的时间精力，对别人没有好处，是种浪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下博弈，猫捉老鼠，你追我逃，花费的人力物力，对各方没有好处，是种浪费。
如果企业真正实施反歧视法律，能够做到对不同性别、身高、相貌、年龄的应聘者一视同仁，那么，企业会因此雇不到满意的人才，蒙受损失，本来能够应聘进入企业的，进不了企业，也蒙受损失。这正如如果规定只能购买性能与质量平平的商品，消费者会减少购买，导致***双方损失一样。
市场***与企业雇人，只要是双方自愿的，就一定都有好处。如果出台反歧视法律，因此做不成***，企业招不到人，人才进不了企业，吃亏的还是***双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法律，要它何用？
( Thu, 10 Mar 2011 23:28:4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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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道理不但能解释过去，也能预测未来，以北京治堵的摇号措施为例，这条措施必然的效果是高档汽华更受购车者欢迎。
随着人口与车辆激增，北京交通日显拥堵。道路拓宽再拓宽，一环又一环，可仍追赶不上车辆增长的步伐。这种情况下，北京出台了多项治堵措施。
其中一条就是“摇号”：2011年机动车增长总量控制在24万辆，今后每年根据道路交通和承载能力确定控制数量。符合条件者方能申请购车，以摇号的方式将购车资格分配给申请者。经济原理可以预测，摇号一定导致百姓购车档次提高。
世间万物的价值均由供求竞争决定：要的人越多，需求竞争加剧，价值上升；提供得越多，供应竞争加剧，价值下降。反之反是。
摇号前，北京的车牌供应充足，就像空气一样，虽然需求殷盛，但获取代价极低。购车摇号，车牌数量得到控制，供应减少，车牌价值就上升了。
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车牌黄牛，就像医院治病排长队时，一定会有排号黄牛一样。因为各人的时间价值不同，时间宝贵的，不愿费时取号。时间空闲者排队获号，转让给时间宝贵者，对双方都有好处。
假定获得一个摇号资格需要排队5小时，摇号中签率一半对一半，即摇两个中一个。时间宝贵者每小时收入2000元，空闲者每小时收入20元。
后者花10小时获得一个买车资格，他的时间代价是200元，如果让前者排队，他的时间代价是2万元。只要转让价格在200元到2万元之间，双方就能达成***车号的交易。
人们做每件事情，都会面临多个机会与选择，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必须有所取舍，舍掉的最好机会就是代价。但凡代价增加，选择就减少；代价减少，选择就增加。
摇号购车条件下，无论车号来自黄牛，还是自己排队获得，购车者的代价均上升。在增车号费用情况下，高档汽车的相对价格下降，人们就会多买。下面用简单的算术说明。
假定车号来自黄牛，每个价格1万元。现在有两种档次的车，高档的每辆50万元，低档的每辆10万元。在不用摇号前，两者的相对价格之比是50：10，即5。
现在付出1万元才能得到号，买到车。这种情况下，购买高档汽车的实际价格是51万元，购买低档汽车是11万，两者的绝对价格均上升。但两者的相对价格比为51：11，即4.64。4.64小于5，即购买高档车的相对价格下降，而价格就是购车者的代价，既然代价下降，人们就会多买。
事实上，摇号中签率远低于一半，北京41万人申请第3轮购车摇号，中签率仅为24:1。中签率越低，获得车号难度越大，代价越高，高低档车的相对价格之比越悬殊，人们越倾向于购买高档汽车。 ( Sun, 6 Mar 2011 20:54:19 +0800 )
Description: 一位家长把学校开家长会的规定发到上网：“周末不准看湖南卫视！生日不可请同学一起过！不许使用手机、MP3与MP4！”孩子在南京某名校上初一，老师在家长会上“颁布”此类规定，要求家长督促执行。
中国的初中生面临中考压力，范围与题目固定又封闭，除了作文题外，其他试题都有客观的标准***。
这种课程设置与考试方式，使得学生兴趣往往脱离所学内容，缺乏学习主动性与持续性。应试教育的重点在考试成绩上面，学生感不感兴趣往往难照顾到，学生学习不在独立思考上面，更不用说探索与创新了。
既然中考的重点课书知识，不在于求知与探索，那么，学校肯定把精力集中在课本知识，也要求学生将精力集中课本知识。学校提出“周末不准看湖南卫视！生日不可请同学一起过！不许使用手机、MP3与MP4！”自然而然。
中考指挥棒同样使得家长要求小孩把重点放在课本知识上，而不是其他“耽误学业”的事情上。家务可以不做，电视可以不看，MP3可以不听，同学生日可以不在一起过。中考把学校与家长的注意力凑到了一起。
应该教育下的学生，学到知识大部份是死的，无法学到独立思考与创新探索的能力，学生的头脑成了别人知识的跑马场，不再是独立思维的主人。
与中国应试教育不同，欧美学校注重的是探索与创新能力，如《中国学生缘何擅长考试拙于创新？》一文所说类似，欧美中家设置的初中课程当中，选修课占的比重较大，试题是开放的，没有客观的标准***，以考察学生探索与分析能力为主。
为什么中国与欧美国家会有这种区别？
这是由竞争规则决定的。商品与服务的质量与竞争状态密切相关。一个行业，一项服务，供应者较多，供应竞争激烈，质量较高；供应者较少，供应竞争温和，质量较低。
中国初中由政府设立管理，私人进入门槛极高，代价极高，基本不可能。这样一来，中国的初中数量相对较少，竞争程度较低，教育质量下降：课程设置较少，以必修课为主，教育内容封闭，考试方式单一，***客观唯一。
应试教育下，学生只注重死记硬背，缺乏探索与创新精神，家庭选择学校余地较小，配合学校“禁看湖南卫视”之类的荒唐规定，不足为奇。
欧美国家办学门槛较低，私人开办初中相对容易，既有公立学校，也有民立学校，学校数量众多，竞争十分激烈，学生能够选择自由学校。因此，众多学校都会想方设法提高教育质量，注重课程设配，培养学生兴趣，激励学生探索创新。
为何中国选择应试教育，欧美国家选择素质教育？
经济学研究人们的选择行为，当事人的每项行为，一定追求较高的享受，但不得不受能力的限制。
比如普通人也想购买宽敞的住房，高档的轿车，漂亮的服装，去外国度假等等，但购买行为受到收入约束。在《为什么中国企业特别喜欢“恶性竞争”？》一文中，我们介绍了等优曲线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教育。
假定有一笔钱用于教育与食品，连接享受相同的教育与食品组合，存在一条等优曲线。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这样的收入约束下，中国家庭只能达到位置较低的等优曲线，即质量较低的教育——应试教育，档次较低的食品比如假冒伪劣货色。
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这种的收入条件下，美国家庭就能达到位置较高的等优曲线，即质量较高的教育与食品，比如素质教育与高档食品。
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国民财富日益丰富，人们才能够到达较高位置的等优曲线，才有能力追求素质教育，注重探索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 Tue, 1 Mar 2011 07:19:24 +0800 )
Description: 太监也称宦官，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员工。
太监往往是贫苦人家出身，读不起书，当不了官，走投无路，才狠心给自己一刀，把做男人的权利也给废除了，以此为门槛，进宫服伺皇族，换口饭吃。
一般富家子弟，有吃有穿，有知识有能力有工作，谁会出此下策，不但身体有损，而且身心有害？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个要知识没知识，要武力没武力，无甚文韬武略的太监们，许多还能受到皇帝的恩宠，甚至掌握实际军政大权。比如说东汉、李唐与朱明三朝中后期，太监们纷纷掌权当道，风光无限。
比如明熹宗时期的宦官魏忠贤，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魏忠贤专权之际，厂卫之毒流满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千岁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谄媚大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
为什么皇帝宁愿恩宠文不能拿笔，武不能握剑的太监？甚至把军政大权授予他们？而不重用有文化，有经验，有武略的文官与武将呢？
与领导人选拨制度有关。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帝国以来，咱中国的皇位就一直是世袭的，不是父死子继，就是兄终弟及，皇帝只能在同姓之中产生。这一样来，皇帝候选人的范围就缩小了，真正有领导能力与治国才能的人才，往往无法坐上皇位。而没有领导能力与治国优势者，却往往能够成为皇帝。
比如宋徽宗，人家擅长的是绘画；南唐后主，人家特长在于写词。可惜，皇家世袭制度下，硬是让他们坐上了皇帝，从事并非长项的治国平天下职业。
世袭制度产生的政府一把手——皇帝，兴趣爱好与特长并非一定在政治，并非一定是治国牛人，在文治武功方面，能力就可能差强人意。
比如明朝天启皇帝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工作得意之际，可以废寝忘食，不知寒暑。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
经济学认为人们做事都是趋利避害的，凡做一件事，所付的代价越低，人们的选择越多。我们所说一个人的长项与优势，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指做同样一件事，他花的时间与精力比别人更少。
比如做同样一张雕花睡床，天启皇帝只需10天，李后主却需要半年，而且，床的质量还远不如天启皇帝。同样，如果作一首风花雪月的词，李后主可能只需10分钟，天启皇帝可能需要1整天，而且，词的韵律与意境也很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经济角度看，天启皇帝做木器代价更低，具备比较优势；李后主作词代价更低，具备比较优势。既然从事一件事，代价较低，天启皇帝当然选择多做木器，李后主当然选择多作诗词。
同样道理，一个没有治国优势的皇帝，让他治国平天下，肯定是事倍功半，他的兴趣与心思肯定不会持久在政治与治国上面。比如天启皇帝，他就一天到晚沉浸在他最感兴趣的专业——木匠上面，很少打理朝政。
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便说我知道了，你看着办就OK啦，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世袭的皇帝，比较优势在别处而非治国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他们专心从政治国的可能就比较低。这样一来，就给身边的太监们有了掌权的机会，虽然这些宦官治国理政也往往并不擅长，也并非他们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开始新朝代的帝王，他们的皇位不是世袭而来，而是与其他武力集团真刀真***竞争而来的。这种竞争产生的帝王，就保证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保证了他们能够专心治理朝政，这种时候，太监想掌权，那想都不用想。
比如秦始皇、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这些开国皇帝，个个精明过人，牢牢掌握着大权，不可能让太监来掌权。而秦二始身边就会出现赵构，刘邦、李世民与朱元璋的后代，就可能大权旁落太监。这就是竞争规则不同，人才能力不同的体现。
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虽然皇帝特长不在治国，但总有识人之明吧。太监与文官武将们，谁更有能力治理国家，难道也看不清楚？
一般来说，糊涂到没有识人之明的皇帝，恐怕也绝无仅有。既然绝大部份皇帝有识人之明，为何他们还是宁愿把权力交给太监，而不授予更能治国的文官武将呢？
这是由另一种竞争规则与标准决定的。这些个另有所长的皇帝们，虽然政治与治国能力平平，但若让他因此让出皇权，恐怕也是一万个不愿意。
如果选择较有能力的文官武将掌握军政大权，则在竞争皇位的过程当中，这些能力低下的皇帝，很有可能输掉比赛，很可能使皇位旁落给他人。
历史上这种自己能力低下，最后让异性大臣控制与篡权夺位的皇帝，一抓一大把，代表人物是刘裕。异性夺皇的路线一般是这样的：出身军旅——建立大功——协天子以令诸侯——加九锡封王、与皇室联姻——禅让——杀旧帝。同类其他人物如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炎），高欢（高洋），宇文泰（宇文觉），萧道成、萧颐、陈霸先、李渊等等。
既然自己治国能力不行，又不想把皇帝拱手让给别人，那么，皇帝就不可能把大权交给政治牛人，很可能选择政治侏儒。要文没文、要武没武的太监则刚成为候选人，而且，老在皇帝身边呆着，皇帝更了解他们性格为人，更易选择性格温顺，不会造反之徒。这种情况下，太监掌权就不是啥稀罕的事情了。
这也是为何皇帝治国能力越低下，政治越黑暗的年代，太监们越能受宠掌权，风光无限的原因所在。
因为治国能力越是低下的皇帝，为了巩固皇位，防止能人篡权夺位，他只能把实权授予能力更加低下的宦官之流。这样一来，牛人的确不易抢夺皇位了，政权的确是巩固了。可惜，一大群“武大郞开店”式的人物掌权治国，政治不黑暗，人民不受罪，才怪。 　
( Mon, 21 Feb 2011 23:06:26 +0800 )
Description: 本人喜欢读书码字，时常给报纸写稿，也出版过书籍。一般来说，给报纸写稿，报酬以是篇计算的，比如每篇千字500元。但出书的报酬却往往以版税的方式，也就是按照每本书的定价提成，比如一本40元的书，以10%的版税算，每卖掉一本作者收入4元。
为什么报纸稿费以篇计算，书籍报酬却以分成方式支付？如果书籍也采用按每本多少字计酬的方式，我们可以设想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书籍采用按千字多少报酬的方式的话，作者就倾向多写，作者就不会有足够动力关注书籍的内容与质量。更重要的是，一本书是否受读者欢迎，是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一般名人写的书，销量一般也较大，但更多的非名人呢？写出来的书读者欢迎与否，判断起来就更困难了。如果采用一定字数每本固定稿酬的方式，要是读者不欢迎，出版商就会亏钱，这是书商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要是无名作者写出来的书，很受市场欢迎，作者却只拿了固定的稿费，作者会很吃亏，这是作者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既然在固定报酬的方式下，作者与书商都有可能承担市场风险，承受吃亏的后果，他们就有动力采用其他更好的方式。分成方式即版税稿酬的方式就是这种更好的报酬方式。
在版税报酬下，作者享受市场向好的成果，也承担市场不好的风险，这样，他就有动力把书写得更好。同样，书商享受市场向好的成果，也承担市场不好的风险，书商就有动力把书做得更好，把营销渠道做得更好。
这样，作者与书商就成为同一条绳上的蚂蚱，同一条战濠上的战友。更有动力和舟共济，共同努力把书做得更好，把销售做得更好。
这就好比公司往往以提成的方式给销售人员支付工资，要是发放固定工资，他们就没有动力好好工作，只有让他享受工作成果，承担工作后果，他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努力工作一样。
也就是说对于市场前景不明，而各方努力又对市场销售息息相关的话，采用分成报酬的方式，才能激励各方努力工作，把产品市场的蛋糕做大，从而共享做大的蛋糕。
那报纸为何不采用分成稿费，却采用按篇计酬的方式呢？
这是因为一张报纸往往有多个版面，写稿的往往有多位记者，外加少量的非记者类型的作者。既然有多人写作，那么每个人写的好与差，对整张报酬的影响就比书籍来得少，因为书籍往往只有一两个作者。
报纸的记者是报纸雇用的员工，写的稿子数量也比较多，相对书籍作者而言，报纸对记者的能力就相对更加了解。
再说，对于写得好的临时作者，报纸可以让他成为专栏作者，变成相对固定的写作人员；对写得不好的，可以不少用或者不用其文章。
也就是说，报纸写作人员较多，每人的市场风险就下降，记者是报社固定员工其工作能力与状态相对容易了解，临时作者可以按照所写文章采用不同策略。
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报纸的发行量往往由报纸本身决定，而少量临时作者的影响相对较少。对于能力不同的记者与其他作者，按每篇计酬的方式，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也能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所以，报纸上的文章，就可以采用按篇计酬的方式。 ( Wed, 16 Feb 2011 22:33:35 +0800 )
Description: 福建省龙岩市“最牛***”事件最近成为网络热点，福建省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科员江进祥9年没上班工资照发。近日，又有网友在猫扑贴贴上曝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一个秘书长手下有18位副职，其中副秘书长就有13位。该网帖被各大论坛转载，迅速成为网络热点。
记者随后在龙岩市政府网站上的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领导成员公示一栏中，的确查到了网友所说的情况。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吴科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政府办公室的确设立了18个副职，其中有副秘书长13个。这13个副秘书长专职的只有7个，其余的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挂职的副秘书长。（2011年02月16日
为管是专业还是挂职，一个市级办公室竟然设立13个副秘书长，无论如何是太多了，怪不得网友“吓得门牙差点下岗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
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收入来自纳税人。多设几个岗位，多设几个领导岗位，便宜的是当事人，至于多出来的开支与费用，便都由纳税人兜着，与当事人无关。
这就好比在一个公共牧场放羊一般。多放一只羊的好处是归个人的，至于牧场草力下降，甚至牧场沙化的代价，却是众人承担的。这种收益与代价的结构之下，你的选择当然是多放羊，我的选择也是多放羊，他的选择还是多放羊。
于是乎，羊群成堆，草力下降，牧场沙化，公地悲观频频上演。同样的逻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领导岗位越来越多，冗员冗费越来越多，财政开支越来越大，税收种类越设越多，税率越提越高。
我们可以和企业竞争方式作一个比较。做企业与实业比如做电脑，哪个企业竞争的是谁把电脑做得更好，把价格做得更低，他就胜了。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技术提高了，组织完善了，一定是物尽其力，人尽其才。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了出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便可以不断提高。
而职位竞争就不同了，职位竞争的标准是谁能讨有权领导的欢心，谁就能当更大的官。在竞争过程当中，各人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但不创造任何财富，全是白白浪费掉了。
这就是企业竞争与职位竞争在财富创造中的不同作用。张维迎教授说过，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最优秀的人才都去当官，这肯定是个穷国；要是最优秀的人才都去当企业家做企业，这一定是一个富国。此言得之。 ( Thu, 10 Feb 2011 22:51:37 +0800 )
Description: 经常逛街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尺码不同的服装售价相同。很明显，服装尺码不同，原料多少不同，成本大小自然也不同。衣服成本不同，为何售价却相同呢？
一般人会认为同种商品当中，成本较高的售价往往也较高，否则不符合经济原则。这种成本决定论与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马克思理论　是一致的。大家还记得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凝集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商品价格由价值决定，也就是说商品价格由劳动时间多少决定。
可惜，成本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都是不对的。面对这种观点与解释，我们只需要轻松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反驳了。比如姚明代言可口可乐广告，在电视上喝可乐，商家要给他一笔不菲的广告收入；我们自己在家里喝可乐，却是要付钱给商家的。
一般来说，我们喝一瓶可乐的时间比姚明在电视上喝可乐的时间多得多，要是商品价格由劳动时间长短决定，那么商家付给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应该比姚明的更高？
有人会说姚明是商家有求于他，我们喝可乐是有求于商家，无论如何，我们喝一瓶可乐的时间，不比姚明在电视上喝时来得少，是不是我们付给商家的钱，要比商家付给姚明的来得多呢？
无论是我们付钱给商家还是商家付钱给我们，劳动价值论与成本决定论的结论都明显是荒谬的。
又比如同样一瓶醋，制造成本往往相差无几，劳动时间也往往相差无几。可是同样一瓶醋，在平时与在非典时期，价格竟然可以相差70倍之多！劳动价值论与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论，怎么解释如此之大的醋价差异呢？从解释世事能力角度看，劳动价值论与成本决定论的解释能力小之又小。
正确的逻辑是反过的来：竞争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成本。具体地说，买的人增加，需求竞争加剧，商品价格上升；卖的人增加，供应竞争加剧，商品价格降低。
效用是指商品带给我们的享受。很明显，买方购买商品的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只有效用较高，消费者愿意付的价格才可能较高，而不是成本高，消费者所付的价格才高。要是后者成立的话，生产企业就没有亏本倒闭这一说了；要是后者成立的话，生产企业大肆浪费，抬高生产成本就是获利更多的同义词了。
为追求最大效用，同样一件衣服，你要我也要，那么我们俩个当中，只有出价更高的人，才能得到这件衣服，价格就是你我对衣服效用评价的反映。
成本决定论认为商品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格由劳动时间决定，无论生产成本还是劳动时间都是客观的。竞争论者认为商品的效用是买者的主观评价，同样一件衣服，在各人看来效用可能是不同的。比如同样一件衣服，你愿意出价1000元，她可能只愿意出价800元。
买者出价过程没有客观的标准，没有谁对谁错、谁聪明谁愚蠢的问题，只要***是双方自愿的，那么，双方一定能从交易中获得收益。（顺便说一下，劳动价值论与成本决定论这类以客观价值决定商品价格的分析，往往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而竞争决定论这种以主观效用决定商品价格的分析，往往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对于卖家而言，服装价格当然是好高越好，但是他们的愿望要与买方的愿望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市场里的卖家只能根据买方所出的价格，买方的需求数量，看着相似卖家的商品质量与价格，才能“看菜下碟”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
同样，卖方预想消费者要买多少，能出什么样的价格，才决定设计什么样的品牌，用什么样的料子，以何种方式进行加工，如何进行包装，请什么样的批发商来销货等等问题。
是消费者的需求数量与价格决定了服装的成本，消费者愿意为服装埋单的总额，就是企业投入各种要素的成本总额。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大号服装材料比小号的多，但如果大号的广受欢迎，销量远比小号的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会宁愿选择多生产大号服装。只有大号小号服装受欢迎程度差不多，或者大号服装销量不如小号服装，生产企业才会考虑服装成本的差异，多生产小号服装。
以上是从买家竞争的角度而言的。从卖家竞争的角度看，同样的衣服，要是生产企业较少，卖方竞争不太激烈，卖价可以较高；要是生产企业较多，卖方竞争较激烈，卖价只能降下来。
关于竞争、商品价格与商品材料成本的关系，我们可以再看几个实例。几年前，我家要买一台Sony品牌的彩色电视机，逛了几家商场，发现同系列的彩电中，25寸的比34寸的来得贵，虽然品牌性能是相同的，前者的材料成本比后者的来得低。
这样的现实与问题，成本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了的，而竞争决定论却可以大显身手。只要小号彩电更受欢迎，买的人更多，小号彩电价格就可能高于大号彩电，而不管与大小号彩电的生产成本是否一致。
又比如10多年前，我们单位招了二位员工，一位是大学生，一位是高中生，几年后，高中生的职务与工资远比大学生来得高，虽然从学习成本角度看，大学生的投入更多。
决定员工的收入与报酬的关键因素是各人为企业做出的贡献，而不是成本投入，不是说博士生的工资一定要高于小学生。现实当中，小学生的收入水平比博士生高的，大量存在。我的小学同学当中，收入远比我高的还是很多的，虽然他们许多人只有初中毕业***，而我是大学毕业的，学习投入成本比他们高。
从竞争角度看，因为观看姚明的人多，所以他的广告收入高；因为非典时期醋的效用增加，导致醋的需求增加，所以醋的价格上升。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
如果从劳动价值论或者成本决定角度看，断码缺码的服装与尺码齐全的服装，劳动时间与生产成本应该是相同的，则价格也应该相同。而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却是断码缺码的服装往往会作削价处理。
从供求竞争的角度看，断码缺码的服装一般是卖过一段时间后的服装，款式与设计往往不会太时尚，不太可能是刚刚流行与上市的新品，而且，断码缺码的服装往往是消费者挑剩下的。
这几个方面都说明这些服装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评价比较低，买方竞争不太激烈，所以，断码缺码类的服装往往会作削价处理，虽然这类服装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成本与尺码齐全时是相同的。 ( Mon, 31 Jan 2011 18:37:39 +0800 )
Description: 众所周知，咱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众多，企业“恶性竞争”盛行。以2010年为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时期，伪军是一切汉奸队伍的总称，在网络时代，伪军有了另外一种称谓，“网络水军”、“网络删帖公司”。2010年，网络水军受雇删帖公司为客户发帖回帖，捧人、毁人、“代表”民意，其数量之巨，大有水淹互联网之势。网络民意往往成了网络“水”意。
2010年，伊利、蒙牛两大乳业巨头联袂上演了一出“罗生门”。10月19日，伊利、蒙牛互指对方是制造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的幕后黑手，“深海鱼油”事件尚未厘清，双方再次陷入口水战。身为不明真相的网民，在围观的同时，担心的是自己的健康，忧虑的是中国奶业。
2010年11月，QQ与360燃起战火，一个称对方窥视用户隐私，另一个说要愤起自卫。然而，令网民愤怒的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竟然在用户的电脑上进行，用户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这一幕就像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QQ大战360，这一幕与当年何其相似。
等等。
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把消费者当回事？中国企业为什么喜欢“恶性竞争”？
与中国不同，从没听说过微软与IBM“恶性竞争”；从没听说过可口可乐与百氏可乐“恶性竞争”；从没听说过Nike与Adidas“恶性竞争”；也没听过通用与本田“恶性竞争”。
但凡经济发达，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企业之间“恶性竞争”较少；只有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才较多。
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百姓对消费品质量要求也高。所以，在发达国家，假冒伪劣产品较少。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日益发展，人均收入日益增加。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几万美元的收入，咱人均4000美元的收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中西部贫困地区，收入与购买能力就更低了。
人均收入低，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较低。西方经济学在讲消费者理论时，从收入与效用角度解释人们日常的消费行为。效用是指物品与服务带给我们的享受。
一般人眼中，自由可贵，生命无价。可惜的是，这仅仅只是个幻觉而已。事实上，自由有限，生命有价。人人都知道，出门就有交通事故的风险，可是没有人因此而不出门。简单如到街对面吃碗面，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只不过被车撞倒的可能性较小而已。
不要说你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如果你只牺牲一点点原则，就能得到很多好处，估计你也会放弃部份原则。“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爹娘不疼爱自己小孩的，可是，为了生计，大人都得上班，减少与孩子相聚的时间，这是生计与爱的替代。如果你心中有了心爱的她，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与她粘在一起，你也得上课学习，这是爱情与学习之间的替代。等等。
既然各种物品与服务，均可以替代，那么，容易找到两样物品不同的消费组合，从它们当中获得的效用是相同的。比如苹果与上网，2个苹果与3小时上网，与1个苹果与5小时上网，这两种组合，带给你的效用相等。把效用相同的不同组合用线连接起来，便是无差异曲线。
消费者买东西时，目标是效用最大化，但要受收入多少的约束。比如，你有100元钱，全部用来买苹果，可以买50斤，全部用来上网，可以上50个小时。把这两点连接成直接，就是收入约束线。
如果把收入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放在同一个坐标系中，这个坐标系统用苹果数量与上网时间表示纵轴与横轴。那么，两线之间就会有三种关系。
第一种是两线相分离，无差异曲线在收入约束线之上，这种情况，说明你想要的东西太多，超过你收入允许的范围，是种不可能达到的情况。
第二种是两线相切，此时，每样物品带来的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消费者效用最大。
倘若此值不等，就是第三种情况：两线相交。你把钱多用于比值数值大的物品，少用于比值数值小的物品，也就是向切点方向移动无差异曲线，便可以提高总的效用。
随着消费同种物品增多，每件物品的效用降减少。比如，你在饿的时候，吃第一个馒头，你会吃得很香，但随着吃的馒头数量增加，你会觉得味道与口感在下降，等吃饱后，你若再吃，就会觉得撑得慌。这就是经济学总结出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随着消费物品增加，物品边际效用下降，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会下降，直到与其他物品比值相等为止。这个过程中，你所得到的好处会一直增加，当各物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时，你获得的好处最大。
不仅仅消费，其他领域中的选择，同样如此。“好马配好鞍”、“好钢用在刀刃上”；学生复习应试时，应该把时间用在最能提高成绩的科目上；只有你为女友花尽心思，才能体现你对她到底有多爱；“如果你不知道那天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多美”。等等。说是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用两线分析法，来解释臭名远扬的牛奶掺假三聚氰胺事件。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约束线只能够到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也就是档次较低，质量较差的物品。而质量较低的牛奶，就更可能掺入三聚氰胺。高质量物品，往往存在值钱的品牌与商标，生产厂家不太可能生产假冒伪劣，否则的话，就是砸自己的招牌。
所谓“穿皮鞋的怕穿草鞋的，穿草鞋的怕不穿鞋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年朝鲜战争，为何美国人打不过我们？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人家是穿皮鞋的，我们却是穿草鞋的；人家美国人生命相对值钱，我们中国人生命相对不值钱。而战争就是一种玩命的游戏，虽然人家武器装备不错，但人一金贵就怕死，如果打起持久战来，战争形势就可能扭转。
既然假冒伪劣在老百姓当中还存有需求，企业就会生产供给。
以上是从消费者需求角度说的。是消费者人均收入低下，对质量较差物品有所需求，所以，假冒伪劣产品众多。从生产者角度看，道理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把收入约束线换成等成本线，把无差异曲线换成等产量线而已。
因为经济不发达，拥有世界品牌与竞争能力的企业，咱中国还是很少的。因为企业还没有做大做强，所以，我国企业的成本约束线比较低，只能够到较低的等产量线。也就是说，我国企业生产的东西，往往档次较低，质量较差。这样的企业，当然不会太重视诚信，注重品牌。这样的企业，就可能“恶性竞争”，不把咱们消费者太当回事。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经济发展了，人均收入上去了，假冒伪劣产品才可能减少，企业“恶性竞争”才能变成“良性竞争”，生产者才能真正把消费当作“上帝”对待。
( Tue, 25 Jan 2011 19:59:59 +0800 )
Description: 日常生活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情，比比皆是。凡事有所得，一定有所失，放弃的最高收益就是成本。
假定接下来1个小时，你只能在三件事中取其一：看书、打球与约会。在你眼中，看书的效用是10，打球15，约会25。你选择看书的成本是25，因为放弃的打球与约会两个机会之中，最高的收益是25。同理，你选择打球的成本是25；选择约会的成本是15。
如何权衡取舍是衡量一个人智慧的重要方面。小孩往往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愿意放弃；只有***才会权衡利弊作出合理选择。理性人的行为倾向是趋利避害，追求较大收益，避免较大成本。从这个角度看，你的理性选择是约会，因为选择它成本最低。
成本与选择形影相随，不可分离，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比如你过去做了一件事，历史上有所付出，这个付出就不是成本，不影响你的行为。让我们从这个平平无奇怪的成本概念出发，说明成本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揭示人们在炒股中屡次犯错的原因，指出正确的理念与做法是什么。
股市中，太多的散户有这样的心理：我这个股票是10元钱买的，在10元钱以下，我是坚决不能卖掉的，否则我便亏了。有这种想法的股民朋友，是没有正确成本概念的结果，误把历史事件当作现在的机会，误把历史成本当作眼下选择的成本。有了这种错误理念，也就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10元钱买入的股票，那是历史事件与成本了。你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重新再选择一次，历史成本不能再作选择，无法改变，不是成本，不应该再影响你当前的决策。
当你以10元的价格买入股票后，在你面前的选择机会是卖掉或持仓，卖掉的收益是保留的成本，保留的收益是卖掉的成本。影响卖掉或者保留这两个选择的唯一因素，是这只股票接下来是会涨还是会跌。
倘若你预期会涨，那么保留的收益将增加，卖掉的成本将上升，你就不应该卖掉。同样，要是预期会跌，保留的收益将下降，卖掉的成本就下降了，你应该选择卖掉。无论是涨还是跌，这与你过去是10元钱、1元钱或者20元钱买的，毫无关系。
有的散户10元钱买了一个股票，看眼着它跌了，股票价格跌到了他的买入价格之下，由于误认“历史成本”为成本，产生了“不赚不卖”的错误想法。他就一直拿着，不管基本面是不是在恶化，不管技术上是不是破了形态与支撑，也不管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在他眼中，现在的股票价格是否比他买入的10元高，才是他出不出手的关键。于是一幕幕周而复始的悲剧开演了：10元的股票，慢慢跌到了8元，5元，甚至3元。这个时候，散户往往恐慌了，生怕股票价格会跌到1元去，最终选择了出手。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你这一卖往往灵验得很，当你前脚卖掉，股票价格立马从3元涨到5元，10元，甚至15元。由于被“历史成本”的误导，你往往认为以前3元卖掉的股票，现在3元以上买入，又是亏了。在这种错误观念引导下，你又只能作一位旁观者，眼睁睁看着股票价格步步高升，却无能为力。
从成本角度看，当股票在3元以上，你面临的选择也是两个：买与不买。买的收益是不卖的成本，不买的收益是买的成本。当你预期3元的股票还会涨时，你买的收益上升，不买的成本上升，你就应该买。这与你过去在你1元、10元还15元卖掉这只股票，毫无关系。
“不赚不卖，否则就是亏钱。”股市当中，一般的股民就这是样想，也是这样做的，随着时间流逝，最终逃脱不了亏损与失败的命运。说到底，这些股民的错误操作与亏损，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懂得成本概念，不明白历史事件不可能再成为选择机会，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历史成本不影响行为选择”。
说完股票价格、历史成本与股市收益的关系，我们再来说基本面与股票价格的关系，道理也类似。许多散户朋友往往是按基本面炒股票的，一般是业绩差的股票，他们不会去买。这又违反了把历史机会当机会，历史成本当成本的的错误。
纯从基本面角度考虑的话，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将来利润的折现。预期企业将来利润会下降，股票价格就会逐步下降；预期企业将来利润将上升，股票价格就会逐步上升。股民们能看到的上市公司业绩，往往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过去的业绩已经反应在当前的股票价格之中了，决定股票价格接下来趋势的是企业将来的业绩表现。
可是，许多股民就是根据这个业绩***股票的，他们认为，过去业绩这么好，股票价格现还不是太高，那就买吧，买这样的股票放心！殊不知，这样行为的人多了，股票筹码集中到散户手中就多了，大机构往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底部筹码了。
而且，现在业绩好，并不能代表将来业绩会更好。一般来说，从垃圾业绩变好比较容易，要在已经较好的业绩基础上，再更上一层楼，难度就大多了。一方面业绩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下降，另一方面筹码集中到散户而非机构手中，于是大家看好的，现在业绩比较好的所谓蓝筹股，它们的涨幅往往远远赶不上看上去现在业绩平平，甚至业绩较差的股票。
无论基本面分析也好，股票价格技术面分析也好，个股***决策与，都要从股票价格接下来的表现着眼与着手。个股将来的机会才是你能选择的机会，才构成你选择的成本，才能影响你的选择。过去的行为，不再是你现在的机会，也不构成你眼下选择的成本，对你现在的行为选择没有任何影响。
“世上没有后悔药”、“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可哭泣”，这是东西方智慧的结晶。说的就是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日常选择与决策只能着眼　将来的道理。炒股如此，恋爱如此，读书如此，凡事如此。日常生活当中所作所为，千万不要上了 “历史成本”的当，这是经济学成本概念带给我们的启示。 ( Thu, 20 Jan 2011 19:48:44 +0800 )
Description: 说起市场当中的定价方式来，可真是形形式式，五花八门。同样一个西瓜，有按照斤卖的，也有按照个卖的；国画有按面积卖的，也有按照幅卖的；自助餐按人算价，超市却按件计价。
劳动工资方式也有多种形式。同一个企业当中，秘书按时取酬，工人按产量多少算薪，推销员按销售额提成，老板按股份多少分红利等等。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计价方式区别，主要体现在提供货物的时间先后上面。现实当中，有的商品是付了价马上能够拿到货，有的却是先付款要过些天才再拿到货。
比如苹果是付了钱马上能够拿到货；而不少住房是先付钱，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拿到货。
为什么住房能够预售而苹果却不能够预售？
绝大部份的人都是喜欢付了钱马上能够拿货的，甚至为了早点享受付出不菲代价。
比如高考结束不久，学生与家长就急于知道***与成绩，不少人宁愿拨打有偿的咨询***查成绩，也不愿意学校的通知，因为前者较早，后者较晚。
比如一部大片刚上映，影迷们争先恐后抢着掏钱去观看，却不愿意迟些天免费在电视上或者网上观看；一个铁杆球迷，宁愿半夜三更起来看足球，却不愿意第二天观看重播等等。
如果让人自由选择，人们当然更喜欢拿钱买现房，但现实当中许多住房却偏偏是预售的。
有人说因为新造的房子，基本没有不预售的，现房买不到，才退而求其次才买期房的。
这种说法有问题，现实当中，二手房、库存房不都是现房吗？要说现房没有，那不是事实，问题是你不愿意出钱买这些现房而已。
商品价格是由供求竞争规则决定的。
具体来说，从价格方面看，买的人增加，需求竞争加剧，价格上升；卖的人增加，供应竞争加剧，价格下降。
从质量方面看，结论是相反的。买的人增加，需求竞争加剧，质量会下降；卖的人增加，供求竞争加剧，质量会上升。
当人们预期经济将景气，收入将增加，房价仍要涨的条件下，现在买房的人就增加了。你要我要他也要，住房需求竞争加剧，价格上升。
同样，买的人多了，需求竞争加剧，住房质量就会下降。只不过，预售住房的质量体现在时间方面，拿到住房的时间迟就相当于质量差。
日常生活当中，买苹果的人也可能很多，价格也可能会上升。但苹果价格上升太多，我可以买梨子、买香蕉、买草莓等。
也就是说，苹果的替代品非常多，苹果的供应竞争是很激烈的，因此，苹果价格比较稳定，不太可能出现预售苹果的现象。
房子却不同，房子的替代品很少。另外，房子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城市中的土地资源又是非常紧缺的，无论价格多么高，土地不能够像水果那样多种多长。
土地不能再生的特点，使得城市住房供应很难增加，虽然楼房越造越高，但仍要受技术与安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也就是说，住房供应不像水果供应那样，随着价格上升，会有较大的增加。住房供应竞争程度下降，使得住房价格上升，房子质量下降，开发商顺势推舟出售期房就是质量下降的表现。
当然了，与其他商品一样，住房需求主要由收入决定。当经济前景不妙时，人们的预期收入会下降，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会降低。
这种情况下，住房需求竞争程度降低，住房价格将下降，质量将上升，开发商也会更倾向于提供现房，这就是住房质量上升的表现。
像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消费者预期收入降减少，于是，住房需求就下降。这种情况下，出现预售期房的可能性就下降了。
我国也受到此次次贷危机影响，当时，消费者也是预期经济将不景，收入增长将放缓，国内的住房需求因此下降。当年，开发商提供期房子的比例就明显下降了。
如果从住房提供时间看，预售时间越长的时候，往往是经济发展良好，人们收入增长较快的时候，这两者是正相关的。
工人工资待遇也是同样道理。时常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却很少听到拖欠白领们薪水的。
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技术含量比较低，一个行业当中，手艺差不多的农民工数量众多，劳动供应竞争加剧，工资待遇就下降。拖欠工资便是待遇下降的表现。
白领工人不同，他们的知识与技能含量较高，在一个行业当中，有能力从事者数量有限。也就是劳动供应竞争程度较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就较高。不拖欠工资就是待遇较好的体现。
因此，从整个行业与社会而言，抱怨老板心太黑，手太狠，是没多大用处的。关键是劳动者要提高自身的技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以此降低自己劳动的竞争程度。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
( Sat, 15 Jan 2011 08:30:36 +0800 )
Description:
近年来，我国的房价逐步上扬，此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日前，重庆市在今年一季度出台文件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与此同时，市场传闻的上海版房产税方案是，如果出现新增购房，对名下所有房产面积，超过200平方米以上进行征收。
增税能不能降低房价？
若税收真能降低房价，防止开发商抢地建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让老百姓买得起低价房子，而乐何不为。若增税能降低房价，同样的逻辑，增税也能降低像石油、通讯、水电、药品、教育等等行业的价格。再推而广之，增税能降低全中国乃甚全世界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没有那么回事！增税的后果无非是增加开发商的成本，降低对开发商的激励，减少生产要素投入，减少房产供应；房产供应减少，价格进一步上涨，购房者的负担增加；增加政府收入。
从生产角度看，建造房子的投入包括土地、建材、人工等，房子价格等于这些投入要素的回报，房子价格上涨，要素回报增加，要素供应增加。本来用于农业的土地，用于修路的水泥，用于造车的钢铁，研究经济的学者，由于房产涨价报酬增加，均会改变要素用途，一定程度上被激励动员到房产建造中来。
现在好了，政府增加了房地产税收，本来属于生产要素的殷厚回报，硬是入了政府腰包。投资于房产的要素回报降低了，投资其他行业的报酬相对增加，资源便向其他行业转移。本来要投入到房产土地，现在仍用于种粮种菜，以前修路的水泥仍去修路，造车的钢铁仍去造车，研究经济的仍去研究经济。
报酬下降投入要素减少，房产供应随之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工业化深入，人们对房产的需求却是上升的，在供求一降一升夹击之下，房产价格又将增加，购房者的负担不降反升。
有人会说，税收向开发商征收不就得了嘛，这样就可以减轻购房者的负担。现实中，不要说没有开发商会告诉购房者，现在房价上涨，是因为政府增加了税收，我们只能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对于涨价，开发商永远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就算是“看上去很美”的理由，本身也不能使价格上涨，涨价是供求竞争程度的体现而已。
古代食盐是垄断性行业，人们对它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政府要加盐税，增加了盐价，消费者不能因为盐价涨了不再吃盐，这种情况下，增加的税收大部份由消费者负担；你若是卖鱼的，临近傍晚，政府说要对鱼增税，你发现再不把鱼卖，明天可能要死掉了，于是，政府增加的鱼税绝大部份只能由你负担了。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弹性较小的一方，负担的税收份额较大。
购盐者对食盐的需求比较急迫，需求弹性较小，盐税主要由买者担负；傍晚时分，卖鱼者对鱼的供应比较急迫，供应弹性较小，鱼税主要由卖者负担。房产不像新鲜的鱼，早上卖不掉，晚上不新鲜；今天卖不掉，明天会死掉。房产属于耐藏耐用物品，这个月不卖，可以下个月卖；今年不卖，可以明年卖。因此，相对于容易变质的物品，房产***是买者着急，卖者不急；相对于容易变质的物品，房产的需求弹性比较小，房产税主要由买者负担。像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在城市工作马上要结婚的，这些人对房产的需求更加急迫，需求弹性更低，税收主要由他们负担。
增加税收，降低房价，减轻负担，政府政策的良好愿望，结果却是报酬降低，供应减少，房价上涨，负担增加，唯一坐收渔翁之利的只有政府这一方：财政收入增加，群众声誉提升。
( Wed, 12 Jan 2011 19:03:49 +0800 )
Description: 电影《阿凡达》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154年，来自地球的人类为了争夺潘多拉星球上特有的矿物元素，派遣战机去摧毁该星球的土著纳美人所生存的家园树，以占领该地挖出这种矿物，遭到了族人的抵抗。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以环保和反战为主题的电影，竟然被中国的网友联想成一个“钉子户”的寓言：《阿凡达》原来是部抗暴力拆迁片！
在2010年，强拆与反强拆仍然是媒体上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且让我们来看其中的几个例子：
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造成拆迁户钟如奎的妹妹钟如琴、母亲罗志凤和大伯叶忠诚3人被烧成重伤，随后被送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9天后，叶忠诚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
69岁的王翠云站在家门口被强行挖开的土沟旁，伸出双臂，试图用身体去阻挡开到家门口的挖土铲车。老人身后，是一栋住着她和几代人的三层楼房，当时，为了给当地政府最新引进的企业让地，这里的拆迁已进入尾声。数小时后，她在这条沟中被泥土覆埋，这一天是2010年3月3日。
山东青岛市拆迁户王国栋，因为房屋面临强拆感到求助无门，2010年12月6日，在微博上传了一份遗书，表示“若强拆，将自杀”，他还表示已经把家里的一扇门用气焊焊死，汽油也已准备好。没想到，此事引发全国网友的一场爱心大接力，王国栋的自杀遗书被网友疯狂转发。（2011年01月03日中国新闻网）
2010年刚刚过去，微博又传出强拆新闻。 【北京大兴87岁高龄老奶奶坐在被拆的房前大哭：过了这个寒冬再拆好么】
她出生在旧社会，逃过了军阀混战，逃过了日本鬼子的扫荡，逃过了国民党，地主老财的压迫，逃过了反右，逃过了三年灾害，逃过了四人帮的迫害，却逃不过拆迁，估计，这个冬天逃不过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人世间的烦恼莫过于资源有限，人心不足。钱不够，物不够，人不够，地也不够。但凡一样东西，你要我要他也要，僧多糨少，则一定存在竞争。
竞争的形式各种多样，有用价格***的，有比力气大小的，有用时间排队的，有论资排辈的，有找关系走后门的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么多种竞争形式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这就是***。其他所有竞争形式，一定存在或多或少的浪费。
比如一张车票，如果用***方式的话，一定是出价高者得。出高价的人出的价格是他为别人提供物品或者服务得来的。如果用排队的方式分配车票，那么，等候的时间是白白的浪费，对任何人均无好处；如果用武力大小方式分配，那么用掉的力气与汗水，是白白的浪费，对任何人均无好处；如果用走后门的方式分配，那么，用在走后门中的人力物力，也是种白白浪费，对别人一点好处也没有。
同样道理，现在分配土地的方式不完全是***的方式，所以，就可以存在强折强迁。各方用于强拆与反强拆过程中的人力物力，是种白白的浪费，对任何人没有好处。更不要说这种非人性的方式，会引起社会公义与公正的消损。
为什么会出现强折强适，会出现种种存在浪费的竞争形式？因为权利没有清楚界定。但凡能用来***的东西，它的权利一定是清清楚楚的，否则的话，***就会遇到麻烦。
比如一瓶矿泉水，是你用钱批发来的，你才能摆在你的商店里出售。如果你是从我这里抢去的，你是从他那里偷来的，如果你想在你商店出售矿泉水，那么，你会遇到种种麻烦，至少我与他就不会让你放在店里***。我们会用武力或者法律的方式把你来路不正、权利不清的矿泉水给要回来。
同样道理，目前土地权利不清楚，是导致强折强迁的主要原因。如果土地权利界定给了个人，那么，不会出现强折强迁；如果土地权利界定给了政府，那么，不会出现强折强迁。目前的土地权利界当中，使用权是属于农民或居民的，而所有权却是属于政府的，权利界定不清楚不明确。
居民认为，你政府既然要征我的地，那么，就得补尝的土地使用权利的费用。政府认为既然土地所有权是我的，我就有权往用土地。于是，各方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争执纷起，矛盾突显，甚至出现暴力事件。上述2010年及2011年初的几起强折强迁事件，便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只有清楚界定土地权利，才能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才能减少竞争土地资源过程当中的种种浪费，才能减少、杜绝强折强迁事件，避免种种冲突。 ( Sun, 9 Jan 2011 19:23:39 +0800 )
Description: 许多人都喜欢“8”这个数字，因为“8”与中文“发”谐音，所以他们认为“8”能带来好运。由于这个原因，带有数字“8”（特别是连续几个“8”）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码往往能卖到好价钱。例如，2010年10月20日《羊城晚报》报道：在昨天的车牌拍卖现场，粤A8888Q号车牌被拍出131.4万元的天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育，当时的理论告诉我们，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大则价格高，价值小则价格低。而价值是由凝集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价值越大，反之反是。也就是说，商品价格高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则商品价格高，反之反是。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生产一张车牌，无论是否带“8”字的，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带“8”字车牌比别的车牌劳动时间多。
西方传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里，商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生产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果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生产更多产品；如果价格低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减少产品生产。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也无情地推翻了边际成本定价格分析。因为“8”字车牌与其他车牌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要是边际成本决定商品价格，那么，无论带不带“8”字，车牌价格应该相同。
那商品价格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为什么“8”字车牌号码能拍卖出天价来？
商品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买方竞争与卖方竞争共同决定的：买方竞争加剧，商品价格上升；卖方竞争加剧，价格下降。
因为许多人更喜欢带“8”字的车牌号码，买方竞争加剧，所以“8”字车牌号码比不带“8”字的来得贵；因为一般人更喜欢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几个“8”字的车牌号码竞争比只带一个“8”字的车牌激烈，所以，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更金贵。
不仅商品如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低，同样如此。许多人认为企业家往往会剥削工人，压低工资，如果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就能帮助工人，共同对付资本家。近来，出现了富士康“十三跳”事件，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劳资对立的影响与看法。
问题是在国家没出台新劳动合同法，没提高最低工资法之前，资本家为什么不再狠一点，把工人的工资定得最低一些？为什么有的资本家这么好心，比如软件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早期与他一起创业的员工，都已忧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基本没有资本家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是如此之低？像我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两人总的收入不到500元。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外资与内资快速增长，资本家日益增加，我们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却日益增长了呢？
遇到劳动者收入高低问题，基本原理仍然是竞争决定论。仍然是买方竞争加剧，工人工资增加；卖方竞争加激；工人工资降低。是资本家多了，对企业员工的需求增加了，雇佣工人的买方竞争加剧了，工人的工资才上涨了。
为什么一般的农民工工资比较低，有的工资还拖欠，甚至要温总理亲自为他们讨要工资？因为农民工劳动技能与知识有限，数量众多，差不多同质的劳动力卖方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农民工的报酬比较低。同样道理，因为微软公司的员工科技与知识含量较高，而且，从事者较少，卖方竞争程度较低，所以，他们的报酬比较高。
政府人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后果是，劳动技能与知识欠缺的工人，很可能找不到工作。以前每月工资800元时，一些老弱病残（此处没有半点歧视），虽然劳动贡献少一点，但考虑到工资支出低，老板还可能雇佣他们。
现在政府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000元，那么，老板就会认为这些人名不符实，劳动贡献低于所给的报酬，于是，这些人便给裁撤了下来。政府愿望当然是帮助弱势的工人，可惜的是，实际效果却让他们失了业，丢掉了饭碗，收入与境况反而更差了。
政府如果想要提高工人工资，就要提高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也就是大力发展经济，鼓励资本家创业与投资，这样，才能在资本家队伍快速持久壮大的同时，提高他们对工人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工人收入与待遇。 ( Sat, 8 Jan 2011 08:53:05 +0800 )
Description: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这些企业以集体制为主，逢年过节，往往会发放大批实物福利。诸如苹果、桔子、水梨、桃子、菜油、大米、黄酒、白酒、鸡鸭鹅鱼等等，有的甚至发放自行车、煤气灶、金戒指的。
转眼间，30年过去了，过去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摇身一变，已然成为了私营企业。逢年过节，福利仍然发放，但形式已然大变，实物福利大减，现金形式大增。可国有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仍然旧习不改，照样发放各式各样的实物福利，而且物品种类更加丰富多彩了。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购物券与消费券，诸如超市券、图书券、理发券、蛋糕票、游泳票、电影票等等。为何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改为现金形式，而国有企业仍喜欢采用实物与票券形式呢？
如果任人选择的话，一般来说，大部份人更喜欢现金形式，而不会选择实物或者票券，因为同样金额的三种方式，现金最实惠，实物最吃亏。比如同样是面值100元的超市购物券与现金，要是让人选，绝大部份人会选择现金。因为100元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到哪里购物就到哪里购物，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
而超市券就不同了，超市的数量是有限的，买东西的地点就被限制在了有限的几家超市；而且不能担保他们不会倒闭，万一倒闭了，超市券就一钱不值了，就算不倒闭，许多超市券规定了有效日期，购物时间也有限制；最重要的是，超市的物品毕竟是有限的，许多物品在超市无法买到，更不要说超市无法提供服务了，比如我想乘车或者理发，在超市肯定不行。
用超市券购物就存在时间、地点与品种的限制，使得同样面额的超市券不如现金的价值来得高。与各种票券相比，实物的选择就更少了，同样金额的实物与票券，实物的实际价值更低。既然同样金额的现金、票券与实物的价值依次递减，为何私营企业选择现金形式，国有企业却选择实物与票券形式？国有企业领导为何这么傻？
其实，傻的不是领导，他们的行为选择也完全符合理性。私营企业里，员工的努力与企业的业绩对领导直接相关，员工越是努力工作，对企业的贡献越大，不仅能提高自己的收入，领导也能够直接受益。因此，私营企业的领导有动力促使员工努力工作，逢年过节发放福利时，往往选择价值最大的现金方式。
国有企业的故事与逻辑就不同了。国有企业里，员工与领导的收入多少基本由职务高决定，职务越多，收入越多。另外，要是国有企业有上级单位，他们每年的利润，大部份要上缴给上级单位，一个大蛋糕因此缺了一大块，成为一个小蛋糕。如此一来，领导收入与员工努力之间关系就不大了。员工努力做大的蛋糕，体现到领导头上已然微乎其微，领导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动力就下降了。遇到分配福利时，领导发放现金的激励相应降低。
另外，以现金形式发放福利的话，1元就是1元，领导变不出啥“花头”来。要是发放票券呢？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超市以9折的价格把超市券售卖给企业，超市可以开具9.2折的售券***，其中0.2折的差价就落入了领导腰包。国有企业员工规模往往比较大，购买的超市票券数量与金额就更大，领导就更有激励发放超市票券了。要是发放实物呢？可享用的差价往往更大，这也是国有企业发放的实物福利往往名不符实、物非所值的原因。
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的分配机制与激励方式，决定了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私营企业里，领导的行为选择与企业利益直接相关；国有企业里，领导的行为选择与企业目标往往不一致。福利发放采用以现金还是实物形式，正是这种潜规则的具体表现。（本文摘自刚上市新书《价格的奥秘——日常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定价行为》）
( Wed, 5 Jan 2011 22:31:17 +0800 )
Description: 从海南省三亚市物价局获悉，截至1月1日，三亚已经完成两批共计130家宾馆酒店，春节期间客房价格的核准备案及网上公示工作，经核准备案的高星级宾馆酒店标准客房最高价格为6600元。（1月3日东方早报）
住宾馆者，是看着价格，想着自己心目i当中对宾馆的评价，认为值得，才去住的。宾馆是看着价格，心里盘算着自个儿成本，认为值得，才提供宾馆的。
最后的成交价格，一定低于顾客心目中的评价，高于宾馆心目中的成本。这也是任何一笔***的奥秘与神奇所在，一定是买方认为值得，卖方也认为值得，双方都从交易中得到了好处。（经济学概念叫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
现在物价部门一定要横插一杠，硬要规定一个最高价格。那么，对于那些豪华宾馆而言，就可能使得价格低于市场行情。这种情况下，客户当然高兴，宾馆方面就不乐意了。就会带来供不应求，成交数量减少的后果。与没有价格管制相比，减少的成交数量与好处，便是一种浪费。
另外，物价局能够管理的仅仅是价格，却不能管理其他所有项目。诸如宾馆的环境、硬件、软件、服务等等。以前价格能够反应市场供求与行情时，宾馆会随市调整这些项目，以求满意顾客，实惠自己，实现双赢。
现在好了，高价1万的宾馆，你物价局规定只能收6600元。那么，对不起，我宾馆的环境要降低档次，硬件与软件要降低档次，提供的服务要降低档次。如此一来二去，降低档次后，最后的实际“性价比”与价格管理前仍是一样的。
多出来的，无非是宾馆方面要作各种调整，要为此投入人力物力，顾客可能住不到原来想要的宾馆档次与服务。如此两头吃力不讨好的政策，还是少出为妙。
( Mon, 3 Jan 2011 09:24:2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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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快餐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可喜的是生意兴隆，基本上开一家火一家。众多小朋友更是天生喜欢，不爱吃的，怕是绝无仅有。山重水复，路远迢迢，人家怎么就能猜到咱中国人的口味呢？而且，还能够保持经久不衰，不得不佩服商家的眼光与能力。肯德基在中国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口味独到，产品持续更新换代，还与他们的经营策略有关。可以观察到的是，各家分店都有多种优惠套餐，时常散发各式各样的优惠券，要是没有拿到，从网上打印下来也是有效的。
与肯德基不同，一般快餐店往往荤素菜肴搭配，收取固定价格，比如二荤一素8元，三荤一素12元之类。一般没有优惠票券，也没有优惠套餐。为何两者有此区别？肯德基为何要搞多种优惠套餐与优惠票券？
一般的快餐，店面可大可小，位置可偏可正，人员可多可少，行业准入成本极低，快餐店数量往往较多。此种快餐市场接近完全竞争，餐馆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曲线接近水平，他们往往只能随行就市，把价格定在菜肴边际成本附近。价格稍涨，食客会锐减；价格稍跌，便没了盈利。
在进入成本方面，肯德基与中式快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开设一家肯德基，投入最贵的，不是人工，不是场地，也不是设备，而是品牌定金与租金。而且，店面总数有严格的控制，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要求，才允许开设。
较贵的品牌租金与较高的人口密度要求，使得肯德基进入成本相对较高，在位商家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具备一定的垄断力量，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与完全竞争商家只能“接受”市场价格不同，他们往往可以调整价格与销量，以获取更多利润。肯德基各类优惠套餐的安排，便是调整商品价格与数量策略的体现。而且，肯德基以鸡肉为主营业务，与中式快餐业务存在差异，两者只是垄断竞争的关系，这使得肯德基“觅价”经营成为可能。
肯德基各类优惠套餐是一种捆绑销售策略。与一般快餐店各式菜料进货可多可少，售卖菜肴可多可少，能够随时灵活调整规模与结构不同，肯德基主营业务是鸡肉，而每只鸡长有两条腿与两个翅膀是固定不变的。一般说来，市场上吃烤翅的人比较多，吃鸡块的人比较少，吃大块鸡肉的人更少。肯德基商家把鸡块与鸡翅、汉堡、薯条、饮料等组合成多种套餐，使套餐的吸引力大于单售鸡块，而且各类套餐还有价格优惠，从质量与价格两方面提高了鸡块的销量。否则的话，很可能鸡翅早已售完，鸡块却留下一大堆，会大大降低商家的利润。
肯德基不但推出相对固定的优惠套餐组合，还推出内容时常变化的优惠券。相同的商品，没优惠券的，价格较贵，有优惠券的，价格较便宜，这是一种价格歧视策略。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敏感程度高的，价格稍稍降低，往往欣然前来，价格稍稍提高，往往驻足不前；敏感程度低的，稍稍降价与提价，往往无动于衷，想吃就吃，该吃还吃。
给价格敏感者一定的价格优惠，就能较大幅度地提高售量；对价格迟钝者保持原价不变，他们的购买量基本不会改变。肯德基通过优惠券的方式，把两类消费者区别开来，成功地实施价格歧视，以获取更多利润。这与航空服务多种多样的机票优惠策略相同，航空公司通过乘客订票方式、时间迟早等行为，区分对服务价格敏感程度不同的乘客，因人而异制定价格，从而提高平均售价，获取更多利润。
另外，一段时间内，消费者的口味可能有所变化，肯德基可以相应地调整优惠券的内容与之适应。比如，一段时间里，发觉喜欢汉堡的人变多了，喜欢鸡块的人变少了，就可以多发鸡块优惠券，少发汉堡优惠券，降低鸡块优惠价格，提升汉堡优惠价格，等等。
肯德基行业进入成本较大，在位商家数量较少，经营业务与中式快餐相异，使得他们具备一定的价格控制能力，可以通过调整价格与售量的方式获利。各类优惠套餐与优惠券便是这种“觅价”策略的体现，主营鸡肉的特点又进一步促进他们采取“觅价”策略。（本文摘自刚上市新书《价格的奥秘——日常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定价行为》）
( Sun, 2 Jan 2011 08:50:40 +0800 )
Description: “全馆累计购物满888元，即可独享三重大礼”，“流行服饰买200送100、买300送200”，“活动期间购买女鞋一双立减100元”……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打折促销活动，屡见屡闻，司空见惯，而且往往出现在节假日。
一般来说，节假日逛街的人气激增，各大商场往往生意火暴。既然生意红火，商家就有机会乘“火”打劫，顺势涨价。比如节假日期间的餐饮就往往比平时贵，特别是年夜饭，出现99999元之类的天价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有些商家却很奇怪，他们偏偏选择在节假日打折大促销，这又是为什么？
有逛街经验的朋友会知道，参与节假日打折大促销的，并非全部商品，常常是以服装与鞋帽主打。餐饮不用说，节假日涨价还来不及呢，肯定不乐意参与打折让利。诸如化妆、文体、药品之类，在打折的行列中，也往往难觅其身影。
另外，诸如“买200送100”、“买300送200”之类的手法，“看上去很美”，好像挺优惠，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粗略计算一下：实际消费金额/（实际消费金额+返券金额）＝折扣率。以“买200送100”为例，如果正好买200元的东西，则200/（200+100）≈0.67，消费者大约享受了6.7折的优惠。以此类推，“买300元送200元”实际大约是6折。并不是像一般人想的，“买200送100”，好象享受了5折优惠，其实只打了6.7折而已。
说完打折内容与打折价格后，回头解释为什么商家喜欢在节假日打折大促销。像衣服、鞋帽之类的商品往往具有季节性，同样一件春装与冬装，在不同季节，对消费者效用极为不同。正如同样一条鱼，早上生猛鲜活，傍晚无精打采，早晚效用不同一样。
服装鞋帽因季节变动效用下降，卖价当然也得水降船低。商家所谓的打折优惠无非是伴随商品效用下降，价格下跌的同义词。君不见在新装上市那会儿，商家就很少打折优惠，即使参与打折促销，打折程度也往往有限。
为何打折大促销往往发生在节假日，而不在平时呢？打折促销活动得投入人力物力，诸如制作并印贴广告、改动标价等等。既然组织促销多忙活了，商家肯定想获取更大的收益，否则不成了“赔本兼吆喝”？
大部份人平时得上班，逛街的代价比较高；节假日逛街代价下降，逛街人气大涨，商家生意比较红火。既然打折后每件商品利润变“薄”了，只有销量大涨，总利润才有可能上升。君可试想，假如商店没有一个顾客，你商家仍搞打折大促销，那么无疑只能是瞎忙活。当然，实际情况不可能如此极端，但道理还是一样的，只是程度有所差异。
服装鞋帽商品具有季节性，“薄利多销”才有可能提高总利润，此商家所以选择节假日打折促销原因也。（本文摘自刚上市新书《价格的奥秘——日常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定价行为》）
( Thu, 30 Dec 2010 20:31:42 +0800 )
Description: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28日决定，提高400余种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报道说，一直以来，日本从支援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实行低税率的“特惠关税制度”。但考虑到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政府认为，如果继续对中国产品实行该制度，将偏离其“扶贫济困”的本意。
根据日本政府拟定的方案，今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当中，不享受“特惠关税制度”的产品将由13种大幅增加到约450种。产品类别涉及日用品、服装、农产品等。日本政府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