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 Tue, 18 Jan 2011 10:42:20 +0800 )
Description: 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看到这条消息后，笔者发了条微博：孔子被批60年，这铜像算是平反昭雪么？看来仅有GDP还是不行，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和思想的认同，否则就会散掉。但认同谁呢？马克思还是孔子？改革开放30多年后，华夏民族碰上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在不触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经济层面上迅速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较其他转型国家政府更多的职能。然而强势政府如同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使中国免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之苦；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约，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带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 这样的裁判对社会公平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机会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过去两千年中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再次显现，人们自然想到用同样悠久的儒家学说去应对。 与经济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思想的贫乏，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夫子勉为其难，再次披挂上阵。 孔子会发现，这一次赋予他的使命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他要为现代人找到新的核心价值观，并为他们的精神寻求新的寄托。核心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伦理基础，社会精神则要满足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毕竟小康生活只是延续生命的手段，对于亘古不变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温饱加深而不是缓解了精神上的焦虑。 孔子会发现，他所建立的儒家学说和现代的普世价值观既有相容也有冲突之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讲民贵君轻，与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不无呼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失为朴素的理性主义。但在如何达成仁上，孔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别是社会精英如君主和君子的自觉上。欲使仁成为他们的自觉，儒学就要成为他们的信仰。 现代社会却是多元的，既有利益的多元，也有信仰的多元，帝王不可能再独尊儒术，教皇也不能以基督的名义号令天下。在现代社会中，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允许不同的信仰和平共存，允许儒、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以及无神论的和平共存。要想在多重信仰的环境中建立一致认同的游戏规则，现代社会需要跨出重要的、也是儒家从未思考过的一步私域和公域的分离，或者信仰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分离。 信仰将被当作个人事务，完全留在私域中，公域中的机构特别是政府并不干涉私域中的活动，这就是宪法所保证的公民信仰自由。公域的构建则需要从不同的信仰中，抽取共同的交集，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得到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和自愿的认同。用中国人的话讲，构建公域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个人为中心，主张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任何人不得也不可能以任何名义决定他人的命运。儒家在个人权利上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彻底，例如小人的权利就与君子的不同，妇女的权利就和男人的相异。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要想卖掉自己的产品赚钱，必先满足他人的需求，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斯密的伟大发现。孔子讲克已复礼，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克己是不自然的，依靠克己维持的社会秩序因此是非常脆弱的。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私欲的膨胀从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全体社会成员同意建立一组游戏规则法律，协调个人的活动，裁决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是众多平等的个人签订的契约，而不是君王规范臣民行为的律令。法律具有强制力，而儒家一味宣扬的道德只具精神的感召力。人是奇特的动物，一半为天使，一半为野兽，驯服野兽靠皮鞭强制执行的法律，而儒家的失算就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上。 回顾历史，孔子会发现，传统其实并不在他一边。虽说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祭上神坛的是董仲舒修改过的儒学，而不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董仲舒抽掉了民权，保留了秩序，儒学就此变为君王的统治术。对此汉宣帝讲得再清楚不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的儒家，霸道就是讲强权政治的法家。在寻找现代社会认同时，人们应特别关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没有被阉割的儒家。 从早期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到现代的权利与自由，其间有着太多的断裂链条，一一拾缀补齐，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重竖一尊铜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难。 孔子带着他一贯的宽厚笑容，正注视着现代人在他的伟大遗产上痛苦地挣扎。 下一篇：
( Mon, 6 Dec 2010 14:03:47 +0800 )
Description: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与重振。 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各种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另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我想先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这里讲的企业家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而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时，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不仅国有企业挟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的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越来越频繁。政府干预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所有已知的行政干预手段都用上了。 政府对经济、市场活动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放弃了实业，逐步转向了投资，在企业界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的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是做投资，不做实业了，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 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变成了天下不均的抱怨对象。近年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在一个有着均平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习惯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中的腐败、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然而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例如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牟取暴利，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红包，菜价涨是因为商贩囤积居奇。当仇富心理取代了对财富的尊重，企业家不仅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动力，并且回馈社会变成了压力下的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感激，结果是社会上的裸捐者寥寥无几，日益流行是裸官。 企业家精神和权势文化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样此消彼涨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当社会不再激励和奖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再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创造时，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激励机制的长期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价值创造部门的萎缩，以及价值创造速度的下降。这里需要说明什么是价值创造，价值创造就是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部门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民间，国有资产也是由纳税人的投资形成的。当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经济将失去活力。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也就是政府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请看以下数据：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在通过资格审查的135万人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海关30多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安全、稳定和受人尊重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可能是因为还不大清楚知道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这么多人涌向了国税和海关部，表明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令民众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信心。不平则鸣，等到民怨沸腾，再来谈稳定与和谐，恐怕为时已晚。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企业家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新，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党的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了这一点。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尽管一些企业家也参与了寻租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民众的谴责。大致的观察表明，主动与官员联手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实际上也希望在透明、规范、法治、公平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不愿意冒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寻租的根源在制度，在于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过度管制。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由于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由于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与公平安排，起码比通过贪污腐败来积累财富才更为合理，更为公平，因为企业家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腐败寻租只是合法或者非法的掠夺他人财富。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中国的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从小岗村的农民、经营傻子瓜子年广久到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小岗村的农民和年广久都是小平同志关注过的企业家。不幸的是我们有几千年的官僚集权传统，压抑和摧残着民间创新精神。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像小平同志那样，意识到民间的智慧远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励民间的创造，将政府工作的重点从参与和管制市场经济的活动，转向制度的建设与维护，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我们将书写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辉煌篇章。 谢谢大家！ 2010年12月5日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经本人审阅同意。 下一篇：
( Mon, 29 Nov 2010 09:45:1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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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 Sun, 28 Nov 2010 21:14:42 +0800 )
Description: 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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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15 Nov 2010 09:26:5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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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拼经济不能靠揠苗助长
他，从商场转战到讲台，又从经济研究到历史；
他，曾是中国机构投资者评选的最佳经济分析师，又直言官方数字看不懂；
他，说过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理论；
他，是许小年。
对未来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新京报：
你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偏乐观还是偏悲观？
许小年：
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新京报：
你说2010年经济会二次探底？
许小年：
这是原话。
新京报：
那这就是一个悲观的预测。
许小年：
那也不一定。
新京报：
你的意思是探底之后会找到新的增长点？
许小年：
很难找到。
新京报：
你是怎样看待在经济运行的时候，市场和政府之间行为的界定呢？
许小年：
在市场经济中，从法理的角度讲，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讲，政府不能随意干预价格。有社会公平的问题在里面，有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在里面。不管什么经济学派，没有一派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没有一派说这个话。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符合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在经济学上要站得住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在这个原则建立起来以后，必须要符合法律程序，因为政府任何对经济的干预都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的重新分配不能是政府说了算，必须由全体公民根据事先决定好的程序来向前推进。所以这两个原则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时候必须要坚持。
CPI和GDP需要挤水分
新京报：
很多人说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调，可能会到7%到7.5%的这个幅度，你认同吗？
许小年：
经济速度没必要制定目标。
新京报：
那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怎样制定？
许小年：
客观上的运行我也不太清楚，会比过去慢一点。如果再快一些的话，中国的经济要出事儿的。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跨越式增长，实际上我们古人早就说过，那就是揠苗助长。揠苗助长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揠苗助长的逻辑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新京报：
你怎样看待目前的GDP和CPI？
许小年：
CPI和GDP都需要挤水分。
新京报：
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许小年：
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我找出狭义货币M1逐月变化的数据，和当月CPI做对比。M1的变动很好地解释了CPI通胀率，尽管影响不是当期的，而是滞后六个月。换句话讲，这个月的CPI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六个月前的M1。两者的变化趋势吻合。但到了去年年底，M1的增长接近40%，而今年6月份的CPI只增加了2.9%。这只有两种可能：通胀不再与货币相关，或者CPI被低估了。
尊重民间的智慧是大智慧
新京报：
你曾说很喜欢去农村调研。
许小年：
我每次去农村都有新的收获。两年前我去了一次，我看到农民自动地组成合作社，非常高兴。我去的湖南，去了以后我说我就看你们农村的合作社，我把他们社里的社长找来，把他们的出纳找来。我很有收获，这种民间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非常好。而且他们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他们自己把社会福利解决了一部分。凡是加入他们农社的人，残疾人，每个月发十块钱。你看上去觉得这十块钱好像是杯水车薪，但是这十块钱对于这合作社心理的凝聚力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新京报：
他们这样不就是自己又探索出一条新路来？
许小年：
让他们自己弄呗，所以我老说，为什么***是个伟人？***从来不自作聪明，他认为民间有智慧，所以他尊重民间的智慧，这是大智慧，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解决财政问题在于约束政府
新京报：
有人说造成房价暴涨的原因之一是土地财政，而根子就是因为当年的分税制，你认为呢？
许小年：
不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财政问题你要看入，要看出。财政分税制做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因为地方政府的开支迅速膨胀，财政这点钱就不够用了，膨胀在什么地方？第一交政绩工程，膨胀得厉害。第二冗员。增加了多少人哪，吃饭要吃多少？
我到所谓的一个贫困县去，他们让我去讲课。去了以后一进门，三大桌子酒席，中华烟、茅台伺候，我都晕了，我说这哪是贫困县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县城里最豪华、堂皇的一座楼，是县政府，二十多层楼，满满当当，全是人。你说养那些人，县财政都不够。
■ 猜想2011
每个 礼拜要摸一下《红楼梦》，读《红楼梦》就像看一幅画一样，就喜欢，就好。
Q：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情况？
A：根据M1和CPI的关系推算，今年二季度真实的通胀率应该是9%左右。通胀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导致的。我们在过去几年中，货币发行量增速每年都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多，都明显地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Q：那该如何应对通胀的出现？
A：我赞***民币升值，同时提高利率。现在实际上是负利率，老百姓存钱越多损失越大。老百姓是非常理性的，你不能够把老百姓理性的保值活动都说成是投机。他一看钱放在银行天天有损失，就把钱拿出来买房子、买黄金，资金在市场上，炒大蒜、炒绿豆、炒生姜，这都是负利率的体现。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紧缩银根，把利率要加上去。我们已经注意到从今年年初开始，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在逐渐下降，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把利率提上去，让老百姓在银行里存钱不是赔钱，多多少少能赚一点。
Q：如果明年有一次长假旅行的机会，你计划去哪里？
A：没计划。我这人不是计划主义者。
Q：有没有外出考察的打算呢？
A：我讲课，没有什么很正式的考察，讲课的时候碰到学生的公司请我去看看，我就去看看。天天都在考察。我应该到农村去看看了，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到农村了。我每次到农村去都特有收获。
Q：做什么事会让你感觉到真正的快乐？
A：读《红楼梦》。我经常每个礼拜要摸一下《红楼梦》。
Q：会不会有兴趣写一本《解读红楼梦》什么的？
A：没有。读《红楼梦》就像看一幅画一样，就喜欢，就好。那个文字读了以后就觉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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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11 Nov 2010 00:09:5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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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旧文重发的说明
我们需要启蒙。
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
未经理性的思辨和理性的批判，拒绝接受任何权威，无论它来自于神仙、皇帝、哲学家还是科学家。
这篇旧文是理性批判的一个尝试。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许小年
经济观察报 2008 年02 月18 日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 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 年***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下一篇：
( Mon, 8 Nov 2010 09:53:5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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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方总的介绍，非常高兴到这里来开会，和斯蒂芬·罗奇在一个会议上，我是不大高兴的。因为和斯蒂芬·罗奇一起开会，我们没有办法争论，观点基本一致，所以不太喜欢跟斯蒂芬·罗奇一块开会。斯蒂芬·罗奇刚才讲的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当今世界经济，包括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国和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政策、不是数量宽松，不是4万亿刺激计划所能解决的。两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面临的是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现在过去20年间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具体来讲，美国的经济高度负债，靠过度借债来维持繁荣，靠过度借债来支撑无法支持的消费水平。中国经济正好相反，是过度储蓄、过度投资，斯蒂芬·罗奇先生刚才讲过，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直低50%，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么高的投资率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不是靠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所能够解决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4万亿也罢，充其量只是手术之前的输血和输氧，打麻醉剂，麻醉剂的目的是为了手术顺利进行，而不是代替手术。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包括中美两国的政府都幻想麻醉剂可以代替手术，希望在麻醉剂、兴奋剂用了之后，就逃过痛苦的结构改革，逃不过去。美国人过度负债必须要用去杠杆化来完成，去杠杆化在市场和民间正在进行，美国将来最困难的去杠杆化是政府的去杠杆化，斯蒂芬·罗奇刚才也讲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欧洲政府也是同样的情况，多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不可避免的又是痛苦的手术，不愿意去做结构调整，因为做结构调整会丢掉选票。但是，你不做结构调整也要丢掉选票，这次中期选举给奥巴马上了一堂课，如果仅仅靠美联储和财政部想混过这一次危机，不可能。现在美国的选民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有人怀疑奥巴马是不是能够做满四年，能不能做第二届。
美国要进行结构调整，中国更要进行结构调整。美国的市场体系，美国的政治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允许它逐渐的调整它失衡的结构。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要破产，过去借按揭借多的还不了的要破产，房子要被银行拿去到市场上拍卖，这是我所能看到的，作为经济学，我所能看到的作为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这个必经之路很痛苦。政客们老是要欺骗选民，老是跟选民讲，你投了我的票，我可以让你们舒舒服服的度过危机，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你过，过去过度借债，过度透支，现在必须偿还。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你应该告诉民众，现在经济的现状是什么，我们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为了过去的错误，我们现在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才是我们讲的问题。到最后推迟结构性的调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美国的经济表面复苏，但是这个复苏非常脆弱。最近我们看到“二次探底”的一些数据出来了，新房开工数据掉下来了，汽车的销售量掉下来了，说明结构调整没有完成之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是脆弱的，是不可持续的。将来美国经济会走出萧条，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不会是由于美国财政部的刺激政策，也不会由于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是由于市场上非常残酷但是又不得不进行的结构调整。这就是去杠杆化。把过去的债务偿还掉，把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平衡。美国的私人部门现在资产负债表比危机前是健康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它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很大的改观，只不过把私人部门的负债搬到了公共部门。过去由私人承担的债务，现在由政府背上，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并没有明显的降低。这个过程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为什么欧洲现在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洲的财政政策，它的主基调是紧缩，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要破产了，不得不紧缩、不得不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英国人在这样做，爱尔兰人在这样做，希腊人不得不这样做，再不这样做国家就破产了。如果美国政府像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一样，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早晚有一天他要走上希腊的道路。那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要做结构调整困难更大，因为我们的体制刚性，同样也是斯蒂芬·罗奇刚才指出的，中国的结构调整需要增加消费的比重，我完全赞成，但是如何增加消费的比重？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喊了十几年，为什么到现在仍然转变不过去？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制度刚性，在刚性制度的约束下，我们的发展模式必然是靠投资驱动，不可能转到消费上，除非打破刚性的体制，才有可能把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为什么这样讲？为了拉动消费，首先要想一想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储蓄率这么高，存钱存这么多，如果中国老百姓不存这么多钱，我们也没有钱去把投资率拉到接近GDP的50%，中国老百姓存钱存这么多，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保体系不到位，中国的老百姓消费上不去，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美国人消费占GDP70%，我们消费占GDP35%，正好差了一半。美国人是过度消费，我们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不是向居民倾斜，这是我们消费上不去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国民财富的积累速度是落在国有部门的财富积累，央企财富资产的增长速度，我们前国资委的主任卸任的时候报了一份***，那份***也许个人会感到欣慰，作为经济学家看到这份***的时候只会感觉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继续恶化。
要刺激消费，就要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倾斜，但是这个倾斜不是由政府去杀富济贫，这个倾斜是进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场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场上体现公平的原则。收入的分配，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和民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为什么政府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新增长的国民收入，王小鲁做了一个出色的研究，说明我们过去几年间收入的分配大多数集中在最高端的收入组别里，而中层和下层的收入组别收入增长速度远远的落后于高端组别的收入，为什么？是因为灰色收入的存在，而灰色收入也就是我们讲的寻租。如果不解决寻租的问题，不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这些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我们花力气来进行研究。我曾经提议过为了刺激消费，要增加居民的资产，十七大中曾经提到过，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增加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资产，否则哪里来资产性收入。增加资产方法很多，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民的资产立即就有了，当农民自己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的时候，强拆强迁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国有资产在国资委手里管着，一分钱都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分给民众就可以变成消费购买力。有很多的政策，政府与其花4万亿扔到“铁公基”里，不如把4万亿放到社保里，与其国资委掌握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不如把它放到全国社保基金里，来充实我们的社会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的把储蓄拿出来用于消费，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当然，我提出的这些对策都很少有可能被政府所采纳。之所以很少有可能被政府采纳，是因为这些政策和政府的利益不协调，如何去协调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要靠政治体制改革，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把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协调起来，我们不是不要政府的利益，也要，但是它要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一致，保持一致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我看了“十二五”规划，我觉得很好，我不能不说好，因为老方过去是我的领导，如果我要说不好他会批评我不懂政治，所以我一定要说好。说好了以后美中不足，“十二五”规划没有提改革，既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提经济体系改革，而离开了改革，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而离开的改革，我们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办法得到矫正，我们永远坐在这里年复一年的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年复一年的在这里摇头就这样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十二五”规划现在正在征求民间意见，本人借舒立同志的讲台提一条意见，请“十二五”规划认真考虑政治体制改革，谢谢大家。
( Mon, 8 Nov 2010 09:52:1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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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11月5日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
)今日表示，尽管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的通胀是有影响，但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过去货币政策的失误。
许小年是在当日由财
主办的《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峰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许小年指出，美联储超发这么多货币，推高了全球大宗市场的商品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对于像中国这种依赖海外市场资源的国家，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自己货币政策的失误”，许小年强调，过去的两年中，中国超发了大量的货币，现在需要紧缩，尽快的把它回收回去，在没有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之前，赶快把它回收过去不要再犹豫。
许小年认为，如果不回收，资产泡沫会此起彼伏，炒完了大蒜炒绿豆，炒完了绿豆炒
，棉花和糖轮流来，这么多的货币，楼价不可能够被打下去。
许小年呼吁，过剩的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是看得到的，资产泡沫到处都是，赶快把它回收。
( Thu, 28 Oct 2010 12:09:05 +0800 )
Description: 表面上看，这是公权与私利的矛盾，政府要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城镇化，强拆强迁，原居民抗争无路，只得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手段。宜黄县干部网上发文为强拆辩护，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言下之意，县政府的动机是良好的，符合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仅仅因为方式方法不当，导致了自焚事件。 这位干部护主心切，但良好的动机并不是宽恕暴行的理由，况且动机未必就那么纯洁。在天下为公的旗号下，是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充实地方财政是含蓄的说法，银两主要用于长官的政绩工程。直白一些的干脆赤膊上阵，贪污受贿，转眼便是千万富翁。 这不是公权与私利的对抗，而是挟公权的私利与草芥私利的博弈，力量对比的悬殊，早就决定了博弈的胜负。 败退者不仅承受利益的损失，亡灵还要遭到无耻文人的羞辱。强拆是无奈的选择，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依傍胜利者讨得一杯羹，作践民权用的是秦始皇的逻辑。 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复原修建长城的公权与私利之辨。 秦始皇因孟姜女哭倒长城，急召见大将蒙恬询问。蒙恬奏称：臣奉旨督建长城，苦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强征民夫，令军校监押，昼夜施工。孟女之夫不堪劳役，倒毙于地，其体弱如此，非臣之过也。秦始皇又问：长城阻匈奴南下，黔首安居乐业。寡人为兆亿黎民计，孟女何悲之有？蒙恬对曰：百姓愚昧，不能体谅圣意，一人滋事，百人呼应，媒体亦推波助澜。 虽是故事新编，对照今古，宜黄县政府的逻辑与秦始皇如出一辙。 宜黄：强拆住户是为了推进城镇化；秦始皇：强征民夫修长城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宜黄：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所在难免；秦始皇：为建成统一大帝国，强征势在必行。宜黄：政府不能因为强拆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秦始皇：朕不能因为死了人就停建长城。 读者不要以为笔者有意为秦始皇开脱，似乎这位千古一帝的错误仅在于方式方法，如果换上唐太宗，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施仁政，为民工追讨工资，出席孟姜女丈夫的追悼会，则长城可建而社会和谐可保。同样，宜黄县政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补偿标准过低，或者强拆过于粗暴。 实际上，唐太宗仁政和秦始皇的苛政有着完全相同的逻辑。 所有帝王的逻辑起点都是朕即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语）。从这里推导下去，就有朕意体现国家利益，再从国家利益获得了动用公器（行政、***、法庭、军队等强制性手段），强行贯彻君王个人意志的权力。朕即国家的现代版就是官员天然代表公意和公益，官员因此可以任意使用公器以维护公益。 在现代社会中，公意只能来自于民众，在未得到民众的认可之前，任何人不得宣称自己代表公意，不得将自己的决定冠以公益的名号。无论能给民众带来多大的效益，没有民众的认可，长城和宜黄的城镇化就既非公意，亦非公益。在这个逻辑下，秦始皇无权启动长城的修建，因而也就无权强征民夫；宜黄政府无权决定城镇化的进程，因而也就无权强拆民房。 现代社会中的公意是如何产生的呢？直接的方法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因一致同意的协商成本过高，而且很难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公民制定规则和程序，在政府承诺严格遵守的前提下，委托政府提出公共工程的计划和预算，交公民或公民的代表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公民的代议机构即各级人代会的决策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似乎违反了少数人的意愿，但
决策规则
决策程序
本身经过
全体公民
的同意，因此而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威性。 少数人必须接受规则和程序产生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事先已同意按照这些规则和程序决策，他们可以表达对结果的不满，但不可拒不执行，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多数人的决定。少数派只能在下一次决策时争取成为多数，或者动议修改对他们不利的规则和程序。 公民社会的程序是繁琐的，费时又费事，决策效率低而且是有成本的。秦始皇的决策虽快速有效，但他的问题是成本更高。秦始皇的成本不仅体现在多少孟姜女失去丈夫，多少母亲失去儿子，而且超出民力、财力的跨越式发展激起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连年战争，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唐太宗目睹隋末农民战争的惨烈，夺得天下之后，采取向民众让步的政策，延长了唐王朝的寿命，但并未改变它的命运。唐与秦遵循同一逻辑，自然有着与秦同样的下场。看到并能够借鉴前朝之倾覆的，注定只有一、两位开国君主，由东宫继位的皇太子们不食人间烟火，以为民力无限，任由一己之愿，需索无度，肆意挥霍，致使民怨沸腾。如同秦末，在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强盛一时的唐帝国土崩瓦解。 两千年的循环，两千年不断重复的故事，除了主人公的变换，没有其他丝毫不同。同样的诉求，同样的手段，同样的逻辑，同样的结局。 循环而无进步，不仅由于唐的逻辑与秦相同，而且因为陈胜的逻辑与赢政相通，都是
。始皇以暴力侵犯百姓之权利，陈胜以刀兵剥夺王侯公卿之性命。在以暴易暴的循环中，社会怎么可能进步？ 该打破这千年循环了。 将皇帝和农夫转变为公民，公民个人
至高无上，谁也没有决定他人命运的
。 除此之外，似乎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下一篇：
( Fri, 8 Oct 2010 19:45:05 +0800 )
Description: 卸任前后，国资委原负责人讲了不少心里话，例如国企垄断有理，垄断有功，我是个忠臣等等。 尽管受到舆论和学界的非议，笔者对这位同志倒有三分敬意，起码言之有物，表里如一，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空话、口是心非的假话、以及廉价的公开做作，不知强了多少倍，而且像他这样，敢拍胸脯说自己是忠臣的，如今并不多见。 然而忠臣不是自诩的，将来太史公作传，不仅要看该同志是否忠，还要看他忠于谁。 这位同志显然不是忠于民众[注]。 尽管该同志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央企资产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但这并不表明他忠实地履行了为民众服务的职责。正相反，国资的增值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因为增值只有两个途径：政府的投入和企业自身的盈利。政府的投入当然由纳税人贡献，而企业的利润也来自老百姓的口袋或消费者的钱包。 央企拥有垄断经营权，政府又帮着定价，从成品油价、飞机和火车票价，到电信服务费、金融服务费、存贷款利息，都是官定的一口价。霸王企业加上霸王条款，它不赚钱谁赚钱？无怪乎2009年，仅中移动、中石化两家的利润就相当于最大500家民企的利润总和。央企的垄断利润就是消费者的额外损失，国资越是增值，国民的损失就越大。 官方理论家会说，国资为全民所有，增值将惠及全民。这话就像《红楼梦》中贾瑞的风月镜，或者宝哥哥最擅长的意淫。笔者乃全民一分子，竟然不知惠在哪里，既未得到国企的分红，亦未受邀参加股东大会，除了花钱买国企的产品，就是缴税转给国企去投资。至于投什么项目，从不征求鄙人意见，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于民虽无可见的实惠，是否有隐惠？如这位前负责同志所说，若无三大石油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早就乱了。言下之意，央企是定海神针，垄断有理且有功。如此附会，实在过于牵强。按照这个逻辑推论，美、欧、日等国在危机中遭到重创，就因为它们的石油公司是私有的。这可是前所未闻的新理论，谁说中国人不能得诺贝尔奖？ 古人讲愚忠，眼前就是一个现代版，宁可愚，也要忠。 另一常见辩护词是为国争光，央企进了世界500强（按资产排名，其实是500大，大不一定强），建成了中国企业的航空母舰。对国人而言，此乃虚荣而实损，巨型央企意味着民营空间的缩小、行政垄断的强化，以及垄断价格的高踞不下。在升斗小民眼中，央企母舰还不如家里下蛋的母鸡。 央企口惠而实不至，在日益增加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向财政部分红，钱从政府的左口袋进了右口袋。不管哪个口袋，就是不进百姓的口袋。财政部花钱一如央企，从不和纳税人兼主人的民众商量，也不交待钱的来龙去脉。每年人代会上只给寥寥几个数字，领导念完稿子便举手通过。 即便央企直接给13亿民众分红，国资仍找不到它的理论依据。如果钱是我的，为啥我自己不管，非要交给国企去玩？然后再多掏钱买你的产品，好让你多赚利润给我分红？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除非国企的效率更高，否则就没有让它经营资产的道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2009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为8.18%，而上市国企仅有3.05%，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国企低效的原因很简单，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管别人的钱不用心。自家的孩子养得好，这是人之常情，国有和私有的效率差别正来源于此，与主义、觉悟或者忠奸没什么关系。 由国资的性质决定，该负责同志不可能忠于民众。 那么他是忠于国家吗？如同人民一样，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也神圣得仅剩下一个符号，一个空洞、虚幻的、却可以产生雷霆万钧之势的符号。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是具体的，指的是包括行政、法律和军事在内的整套体系，这个体系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和促进国民的利益。国家因此是国民的工具，对国家的忠诚必须且只能体现在对国民的忠诚上。不忠于民众而忠于国家，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实际上，忠臣两字的涵义不言自明，那就是忠于皇上之臣，而绝不会是忠于百姓之臣。古往今来，可曾见过官员向平民俯首称臣？ 明知效忠对象不是百姓，为何民间仍热捧忠臣？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忠于皇上之臣凤毛麟角，满朝文武，都只拿皇上做个旗号，居庙堂之高，则偷盗国库，处江湖之远，则鱼肉百姓。和不忠于皇上的奸臣相比，碰上个忠于皇上的官，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已是21世纪，忠臣也应与时俱进，从忠于皇上之臣进到忠于民众之仆。 做个忠仆并不难，把几十万亿国资还给它的真正主人13亿民众，让每个人（而不是所谓的集体）自己决定如何经营和享用自己的资产。 [注] 笔者在这里不想用人民一词。这词有时像皇帝诏书的题头奉天承运，神圣得失去了任何世俗的意义；有时又像一块旧抹布，被滥用，被玷污，被揉搓，被裁割，千疮百孔，残破不堪。 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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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25 Sep 2010 22:37:19 +0800 )
Description: 读《阿Q正传》，颇感滑稽，却笑不出来。 听说在新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了这篇，代之以《天龙八部》。 何故？ 据考，西施浣纱，水中映出佳人倩影。多少年后，东施偶得一镜，端起自照，几乎晕厥过去。东女怒而掷镜，奔至西子浣纱处，流连不返。 鲁迅的文字大概如同那镜，武侠小说好像就是那水。 虽在统编教材中无立锥之地，阿Q并未远离国人而去。 何以见得？ 眼下热议一个话题，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与福利。民众的抱怨当然有理，你有资源、政策和市场的优势，没有付出额外艰辛，亦未承担更大风险，轻松稳当赚了这多钱。讨个公平是正义之举，纠缠你、我工资之差则像阿Q画圈。 辛亥革命之际，赵太爷因家中被抢，捉了无辜的阿Q杀头，意在重竖昔日的权威。阿Q文盲不会写字，被恩准在判决书上画圈代替签名。一辈子没有尊严的人，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挣扎了一番，还是画成了瓜子模样。 阿Q之悲剧，不在用尽平生之力画圈，而在不问判决的曲直由缘。 破坏公平者看似垄断行业，实为行业垄断。应该讨论的不是凭啥你的工资比我高？，而是凭啥你占的资源没我的份儿，你享有的政策我沾不上边？在政府垄断的格局下讨论公平，无异于阿Q的完美圆圈。 成品油价涨多降少，中石化成了最赚钱的公司，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的出行成本因此而水涨船高。此事本应好好理论一下，学者却去认真比较中、美两国，以此证明国内价格过高，将批评引向官定的价格，而不是价格的官定。 赵太爷偷着乐，看秀才们怎么画圈。 市场经济中，政府根本无权管制价格，若要强行干预，必须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事先举行公众听证。如今成品油价就像政府股掌上的玩物，中石化又是嫡出之首（国资委前负责人说过，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涨多降少本为题中应有之义。你去与虎谋皮，已经憨得可爱，还要计较一尺还是八寸，岂非愚不可及？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记不清已改了多少次，直把圆圈画扁，扁了又描圆，市场依然乐此不疲，媒体照旧热炒各种方案。从未有人问一句：新股发行需要制度吗？特别是以审批为核心的制度？农民卖萝卜，从不上报发审委，卖多少、哪里卖，全看自家的方便；卖给谁、卖什么价，一律随行就市。企业卖股票也是它的经营自主权，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周瑜打黄盖，凭什么你横插一杠，非要审查都督的板子和将军的屁股？ 地方政府要收房产税，财政部说此事归我管，你没有这个权。收钱的争吵不休，交钱的袖手旁观。只有一、两个不识时务者，觉察个中的蹊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怎么伸手的人反而牛气冲天？拿人家的钱，好赖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人代会上走个程序吧？ 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暴力强征等等，据说有关部门正酝酿立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问题的根源是现行的土地制度，用抽象的集体替换具体的个人，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便从农民那里转到了官员手中，官大人想征就征，想怎么征就怎么征。眼下的议论听着不错，实质不过是把征地的衙役换成师爷，再多赐几两碎银子罢了。 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各路神仙闻风而动，评的煞有介事，听的出神入迷。你说经济强劲反弹，他讲通胀温和可控，至于数据的真假则无人过问，大师们只怕在画圈竞赛中落到后面。 &helli helli 画圈的例子俯拾皆是，赵太爷源远流长，阿Q也未因小尼姑咒骂而断子绝孙。 谁之过？ 因为有赵太爷，阿Q一生凄惨；因为有阿Q，赵太爷坐享威权。 下一篇：
( Sun, 12 Sep 2010 22:26:25 +0800 )
Description: 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过渡到公民社会。过渡之路也许是漫长和曲折的，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社会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工具性的，即产生和维护秩序，以提高效率。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个人的防卫成本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如果组成社会，构建秩序，减少冲突，协调个人的活动，就可以实现分散的个人所无法达到的效率。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目的性的，也就是满足人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生活是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社会的工具性功能，即建立秩序以提高效率。对比公民社会和传统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式，而建立秩序的方式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传统社会则建立在权威之上。 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个人服从军事和暴力的权威，这就是奴隶社会；个人服从政治的权威，例如中国古代的皇权，这是集权专制社会；或者，个人服从精神的权威，例如今日的伊斯兰世界，即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秩序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不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威。公民社会则不同，它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经历了五百多年，西欧才进入了公民社会。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的权威，但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教皇的权威，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人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在这个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是个人的权利。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以权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说公民社会业已形成，我们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渡中。 公民社会中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似乎碰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权威以建立秩序。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权威的话，权威只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授予，只有这样的权威才不致违反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个人权利至上。公民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是事先约定的，因此是自愿的；而传统社会中的服从是没有选择的或者被迫的。 公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至上，讲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和世俗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虚幻的和神圣的人民。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和他人的不同，个人利益因此不可能集结成为整体的人民利益。个人之间当然也有共同利益，例如国防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但这些共同利益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误导性的人民概念，其实质是以抽象的人民置换具体的个人，进而否定个人的权利与个人的价值。这些概念与公民社会格格不入。 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公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这个观念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也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观念。 传统社会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奴贱主贵，臣贱君贵，民贱官贵。即使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卑贱者也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些预先确定的权威。传统社会从其构建的出发点上即无公平可言，在这样的框架下寻求公平，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公平的根源就是这个框架本身。 当然，在公民社会中，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在人人权利平等的公民社会中，权威只能产生于所有人的共同赋予。 那么权威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社会组成和运行的规则上，也就是俗话说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威，因为它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准或者暴力胁迫。请注意，规则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而不是多数公民，更不是少数公民。具体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当涉及规则时，必须经过全体同意，若少数服从多数，则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低于或从属于多数人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公民社会中的政府是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 公民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学术界称为社会契约论。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地，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 中国的早期儒家已有社会契约的概念，突出地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问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释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呢？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纣的属下，他们不是犯上作乱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弑君也。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听说犯上啊，杀了一个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还是平等的，纣王不仁不义，违约了，臣民当然就有造反和革命的权利。 中国早期儒家的问题是从未思考和设计契约执行机制，而仅停留在说教上，他们告诉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权推翻你。然而说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惩罚，仁政王道虽好，若无制度保证，违约成本太低，皇上无视儒家的教诲，行的都是霸道。不考虑契约执行机制，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监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革命，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这套机制的第一条是依法行政，将政府的行动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一旦越界，公民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立即进行干预。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显然不能有立法权，否则依法行政就成了空话和笑话。 第二条是政府的选举制，选举换人是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因此是对违约倾向的有效威慑。代理人若执行契约不力，委托人可以更换代理人。 第三条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媒体，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监督政府，判断政府是否在忠实地执行社会契约，公民需要信息。这就如同证券市场，股民需要信息，以监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世界上的证券市场都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道理就在这里。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媒体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世界上第一张报纸于1456年诞生在西欧，与文艺复兴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滥觞大致同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核心价值观、社会契约以及契约执行机制，这些都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讲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转到哪里去，希望今天的介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9月11号，记者宇瀚根据作者2010年8月26日的讲话整理，经本人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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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 7 Sep 2010 09:48:5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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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达90%也不表示房价会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日前表示，关于现在热议的住房空置率，并不是解决房价高企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了，原因在于货币发多了。货币多了，就一定有东西要涨价，也许昨天是股市、楼市，今天是绿豆、大蒜，明天就会是生姜、蔬菜。这就好比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的事情。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系到各方的利益，这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更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我想房价未来是有可能上涨的。这是因为，第一，只要 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第二，只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改革，我们应该将改革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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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6 Sep 2010 11:23:5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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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日前表示，关于现在热议的住房空置率，并不是解决房价高企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了，原因在于货币发多了。货币多了，就一定有东西要涨价，也许昨天是股市、楼市，今天是绿豆、大蒜，明天就会是生姜、蔬菜。这就好比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的事情。”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系到各方的利益，这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更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我想房价未来是有可能上涨的。”这是因为，第一，只要 “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第二，只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改革，我们应该将改革推进下去。”
( Mon, 30 Aug 2010 10:02:2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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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许小年接受专访认为，关于现在热议的住房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以下为许小年的主要观点：
世界经济定会二次探底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巨大的结构失衡。美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过度借贷、过度消费、储蓄不足。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我们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过度储蓄、消费过少。由中国进口的低廉的产品降低了美国的物价、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压制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这两个因素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国低通胀误导美联储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一部分实体经济无法吸收的多余的钱跑到楼市、股市上，制造了一个大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而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加大政府投入，刺激经济发展，但全球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政府投资、政府借贷，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探底不可避免，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回升就是一个前兆。
如果真的发生了二次探底，应该减少负债、减少投资，紧缩银根，总之要去杠杆化。千万不能再采取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了，世界经济被它害惨了。
我认为中国应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应刺激个人消费，并把资源用在社会保障上；另一方面，应坚决紧缩银根，继续推动改革和释放、创造新的需求。
大胆引入民营资本 发展服务业
我觉得服务业是比较好的，我国服务业占GDP总数的40%，日本大概是75%，美国更高。经济越发达，服务业就越发达。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服务领域不向民营资本开放，我认为这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服务业将大大促进就业。
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重点是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而这些行业既然是资本密集型，就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够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则长期落后。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行业可以开放，比如能源、教育、医疗，这都是非常好的行业，民营资本的介入，肯定能促进发展。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阻碍民资的进入，这实际上是一种退步。
我认为中国企业家很行的，不要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吉利不是收购了沃尔沃吗？联想不也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吗？后两者都曾是世界的顶尖企业啊。再说，我认为市场经济没有那么多阴谋，非市场经济阴谋才多，市场经济充其量阳谋多一点。
房价可能还会涨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了，原因在于货币发多了。货币多了，就一定有东西要涨价，也许昨天是股市、楼市，今天是绿豆、大蒜，明天就会是生姜、蔬菜。这就好比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的事情。
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系到各方的利益，这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更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笑)，我想房价未来是有可能上涨的，这是因为一，只要“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二，只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改革，我们应该将改革推进下去。(内容整理来自黑龙江新闻网 有删节)
( Sun, 29 Aug 2010 15:43:49 +0800 )
Description: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小年一直在不断地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纵观其多年来的言论，无不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
《南风窗》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小年一直在不断地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纵观其多年来的言论，无不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在国内经济学界，他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都给外界留下了市场经济坚定信仰者的印象。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以来，各种关于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该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是继续放松还是紧缩，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本刊为此对许小年教授进行了专访。
历史的教训
《南风窗》：当大家都在谈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您认为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当政府出台扩张货币政策的时候，您否认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放缓，中国所受金融危机影响何时过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这样的讨论和担忧？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本来的结构性问题都会导致二次触底？
许小年：我对这些热点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样的讨论是舍本求末。学界争论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以此为生，有了凯恩斯主义以后，学经济的人算是有了就业机会，能混碗饭吃，分析分析经济形势，给政府出出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操作啊之类的，但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当前的关键所在。
美国政府搞了经济刺激，现在怎么样？一样是二次探底。现在美国的新房开工率已经二次探底了，房价回升后也二次探底，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政府采取所谓凯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兴奋剂，现在药劲过了，而病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烧了泼冷水，温度低了蒸***，不问体内的病灶是什么，如同江湖郎中。
《南风窗》：病灶是什么呢？
许小年：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是人们公认的。从2001年开始货币政策过于松宽，偏离了泰勒法则，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资金太便宜，鼓励借钱，美国的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过度负债。危机之后，美国人不得不削减负债，这就是我们讲的去杠杆化过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财政刺激带来的复苏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政府一旦停止烧钱，经济就又掉下来。
《南风窗》：如果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眼下它仍然很流行呢？
许小年：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非常类似，在大萧条的早期，人们处于恐慌的状态，华尔街崩盘了，能够挽救危局的看上去只有政府。当年西方的知识分子跟今天是同样的心态，认为市场本身存在问题，需要政府干预。有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将苏联视为希望和榜样，因为计划体制下的苏联经济避免了大萧条。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鼓吹向纳粹德国学习，因为在集权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德国经济很快就恢复了。针对这种思潮，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警告世人，为眼前救急而放弃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危险的。德国人很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训了西方各国和知识界，人们这才发现哈耶克是对的，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势政府意味着战争和奴役，而凯恩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助长了政府的强势。
今天西方也是病急乱投医，一个现成的郎中就是凯恩斯主义。西方不少人对中国的应对政策大加赞赏，就像当年在苏联那里看到希望一样，这不是荒唐可笑吗？改革开放的中国怎么能和旧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呢？
《南风窗》：中国也在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案，这和其他自由经济体相比，有着怎样的区别？所造成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许小年：救什么市啊？西方的房子着火了，大厦要烧塌了，只好靠政府灭火。我们的房子没着火，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系统崩溃的危险，你慌什么呀？你学着美国人拼命泼水，到处撒灭火剂，干什么呀？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刺激、货币政策治不了结构的病，凯恩斯主义用在中国是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发展模式的固化
《南风窗》：历史在重复。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构失衡的问题也说了很多年了，危机一来好像又把这些问题抛在脑后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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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是什么时候死的
,窦娥死的具体时间！？？ - 已有网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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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胜窦娥.上海贝岭不出现恢复性上扬.今年六月天空... 发表时间：08-01-22 13:55 鲜花鸡蛋靳博客 我的...还将借助新颖的多媒体手段来呈现，具体包括“城市的... 使每位学生都有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享受学习的过程，...即具体描写，二者紧密相连，表现作者的情志。如《天...窦娥冤说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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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
这个问题？？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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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 18 Jan 2011 10:42:20 +0800 )
Description: 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看到这条消息后，笔者发了条微博：孔子被批60年，这铜像算是平反昭雪么？看来仅有GDP还是不行，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和思想的认同，否则就会散掉。但认同谁呢？马克思还是孔子？改革开放30多年后，华夏民族碰上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在不触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经济层面上迅速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较其他转型国家政府更多的职能。然而强势政府如同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使中国免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之苦；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约，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带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 这样的裁判对社会公平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机会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过去两千年中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再次显现，人们自然想到用同样悠久的儒家学说去应对。 与经济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思想的贫乏，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夫子勉为其难，再次披挂上阵。 孔子会发现，这一次赋予他的使命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他要为现代人找到新的核心价值观，并为他们的精神寻求新的寄托。核心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伦理基础，社会精神则要满足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毕竟小康生活只是延续生命的手段，对于亘古不变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温饱加深而不是缓解了精神上的焦虑。 孔子会发现，他所建立的儒家学说和现代的普世价值观既有相容也有冲突之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讲民贵君轻，与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不无呼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失为朴素的理性主义。但在如何达成仁上，孔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别是社会精英如君主和君子的自觉上。欲使仁成为他们的自觉，儒学就要成为他们的信仰。 现代社会却是多元的，既有利益的多元，也有信仰的多元，帝王不可能再独尊儒术，教皇也不能以基督的名义号令天下。在现代社会中，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允许不同的信仰和平共存，允许儒、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以及无神论的和平共存。要想在多重信仰的环境中建立一致认同的游戏规则，现代社会需要跨出重要的、也是儒家从未思考过的一步私域和公域的分离，或者信仰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分离。 信仰将被当作个人事务，完全留在私域中，公域中的机构特别是政府并不干涉私域中的活动，这就是宪法所保证的公民信仰自由。公域的构建则需要从不同的信仰中，抽取共同的交集，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得到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和自愿的认同。用中国人的话讲，构建公域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个人为中心，主张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任何人不得也不可能以任何名义决定他人的命运。儒家在个人权利上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彻底，例如小人的权利就与君子的不同，妇女的权利就和男人的相异。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要想卖掉自己的产品赚钱，必先满足他人的需求，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斯密的伟大发现。孔子讲克已复礼，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克己是不自然的，依靠克己维持的社会秩序因此是非常脆弱的。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私欲的膨胀从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全体社会成员同意建立一组游戏规则法律，协调个人的活动，裁决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是众多平等的个人签订的契约，而不是君王规范臣民行为的律令。法律具有强制力，而儒家一味宣扬的道德只具精神的感召力。人是奇特的动物，一半为天使，一半为野兽，驯服野兽靠皮鞭强制执行的法律，而儒家的失算就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上。 回顾历史，孔子会发现，传统其实并不在他一边。虽说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祭上神坛的是董仲舒修改过的儒学，而不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董仲舒抽掉了民权，保留了秩序，儒学就此变为君王的统治术。对此汉宣帝讲得再清楚不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的儒家，霸道就是讲强权政治的法家。在寻找现代社会认同时，人们应特别关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没有被阉割的儒家。 从早期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到现代的权利与自由，其间有着太多的断裂链条，一一拾缀补齐，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重竖一尊铜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难。 孔子带着他一贯的宽厚笑容，正注视着现代人在他的伟大遗产上痛苦地挣扎。 下一篇：
( Mon, 6 Dec 2010 14:03:47 +0800 )
Description: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与重振。 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各种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另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我想先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这里讲的企业家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而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时，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不仅国有企业挟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的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越来越频繁。政府干预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所有已知的行政干预手段都用上了。 政府对经济、市场活动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放弃了实业，逐步转向了投资，在企业界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的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是做投资，不做实业了，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 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变成了天下不均的抱怨对象。近年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在一个有着均平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习惯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中的腐败、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然而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例如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牟取暴利，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红包，菜价涨是因为商贩囤积居奇。当仇富心理取代了对财富的尊重，企业家不仅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动力，并且回馈社会变成了压力下的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感激，结果是社会上的裸捐者寥寥无几，日益流行是裸官。 企业家精神和权势文化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样此消彼涨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当社会不再激励和奖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再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创造时，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激励机制的长期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价值创造部门的萎缩，以及价值创造速度的下降。这里需要说明什么是价值创造，价值创造就是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部门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民间，国有资产也是由纳税人的投资形成的。当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经济将失去活力。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也就是政府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请看以下数据：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在通过资格审查的135万人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海关30多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安全、稳定和受人尊重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可能是因为还不大清楚知道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这么多人涌向了国税和海关部，表明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令民众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信心。不平则鸣，等到民怨沸腾，再来谈稳定与和谐，恐怕为时已晚。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企业家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新，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党的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了这一点。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尽管一些企业家也参与了寻租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民众的谴责。大致的观察表明，主动与官员联手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实际上也希望在透明、规范、法治、公平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不愿意冒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寻租的根源在制度，在于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过度管制。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由于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由于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与公平安排，起码比通过贪污腐败来积累财富才更为合理，更为公平，因为企业家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腐败寻租只是合法或者非法的掠夺他人财富。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中国的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从小岗村的农民、经营傻子瓜子年广久到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小岗村的农民和年广久都是小平同志关注过的企业家。不幸的是我们有几千年的官僚集权传统，压抑和摧残着民间创新精神。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像小平同志那样，意识到民间的智慧远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励民间的创造，将政府工作的重点从参与和管制市场经济的活动，转向制度的建设与维护，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我们将书写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辉煌篇章。 谢谢大家！ 2010年12月5日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经本人审阅同意。 下一篇：
( Mon, 29 Nov 2010 09:45:1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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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 Sun, 28 Nov 2010 21:14:42 +0800 )
Description: 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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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15 Nov 2010 09:26:51 +0800 )
Description:
许小年：拼经济不能靠揠苗助长
他，从商场转战到讲台，又从经济研究到历史；
他，曾是中国机构投资者评选的最佳经济分析师，又直言官方数字看不懂；
他，说过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理论；
他，是许小年。
对未来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新京报：
你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偏乐观还是偏悲观？
许小年：
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新京报：
你说2010年经济会二次探底？
许小年：
这是原话。
新京报：
那这就是一个悲观的预测。
许小年：
那也不一定。
新京报：
你的意思是探底之后会找到新的增长点？
许小年：
很难找到。
新京报：
你是怎样看待在经济运行的时候，市场和政府之间行为的界定呢？
许小年：
在市场经济中，从法理的角度讲，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讲，政府不能随意干预价格。有社会公平的问题在里面，有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在里面。不管什么经济学派，没有一派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没有一派说这个话。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符合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在经济学上要站得住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在这个原则建立起来以后，必须要符合法律程序，因为政府任何对经济的干预都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的重新分配不能是政府说了算，必须由全体公民根据事先决定好的程序来向前推进。所以这两个原则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时候必须要坚持。
CPI和GDP需要挤水分
新京报：
很多人说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调，可能会到7%到7.5%的这个幅度，你认同吗？
许小年：
经济速度没必要制定目标。
新京报：
那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怎样制定？
许小年：
客观上的运行我也不太清楚，会比过去慢一点。如果再快一些的话，中国的经济要出事儿的。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跨越式增长，实际上我们古人早就说过，那就是揠苗助长。揠苗助长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揠苗助长的逻辑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新京报：
你怎样看待目前的GDP和CPI？
许小年：
CPI和GDP都需要挤水分。
新京报：
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许小年：
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我找出狭义货币M1逐月变化的数据，和当月CPI做对比。M1的变动很好地解释了CPI通胀率，尽管影响不是当期的，而是滞后六个月。换句话讲，这个月的CPI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六个月前的M1。两者的变化趋势吻合。但到了去年年底，M1的增长接近40%，而今年6月份的CPI只增加了2.9%。这只有两种可能：通胀不再与货币相关，或者CPI被低估了。
尊重民间的智慧是大智慧
新京报：
你曾说很喜欢去农村调研。
许小年：
我每次去农村都有新的收获。两年前我去了一次，我看到农民自动地组成合作社，非常高兴。我去的湖南，去了以后我说我就看你们农村的合作社，我把他们社里的社长找来，把他们的出纳找来。我很有收获，这种民间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非常好。而且他们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他们自己把社会福利解决了一部分。凡是加入他们农社的人，残疾人，每个月发十块钱。你看上去觉得这十块钱好像是杯水车薪，但是这十块钱对于这合作社心理的凝聚力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新京报：
他们这样不就是自己又探索出一条新路来？
许小年：
让他们自己弄呗，所以我老说，为什么***是个伟人？***从来不自作聪明，他认为民间有智慧，所以他尊重民间的智慧，这是大智慧，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解决财政问题在于约束政府
新京报：
有人说造成房价暴涨的原因之一是土地财政，而根子就是因为当年的分税制，你认为呢？
许小年：
不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财政问题你要看入，要看出。财政分税制做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因为地方政府的开支迅速膨胀，财政这点钱就不够用了，膨胀在什么地方？第一交政绩工程，膨胀得厉害。第二冗员。增加了多少人哪，吃饭要吃多少？
我到所谓的一个贫困县去，他们让我去讲课。去了以后一进门，三大桌子酒席，中华烟、茅台伺候，我都晕了，我说这哪是贫困县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县城里最豪华、堂皇的一座楼，是县政府，二十多层楼，满满当当，全是人。你说养那些人，县财政都不够。
■ 猜想2011
每个 礼拜要摸一下《红楼梦》，读《红楼梦》就像看一幅画一样，就喜欢，就好。
Q：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情况？
A：根据M1和CPI的关系推算，今年二季度真实的通胀率应该是9%左右。通胀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导致的。我们在过去几年中，货币发行量增速每年都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多，都明显地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Q：那该如何应对通胀的出现？
A：我赞***民币升值，同时提高利率。现在实际上是负利率，老百姓存钱越多损失越大。老百姓是非常理性的，你不能够把老百姓理性的保值活动都说成是投机。他一看钱放在银行天天有损失，就把钱拿出来买房子、买黄金，资金在市场上，炒大蒜、炒绿豆、炒生姜，这都是负利率的体现。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紧缩银根，把利率要加上去。我们已经注意到从今年年初开始，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在逐渐下降，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把利率提上去，让老百姓在银行里存钱不是赔钱，多多少少能赚一点。
Q：如果明年有一次长假旅行的机会，你计划去哪里？
A：没计划。我这人不是计划主义者。
Q：有没有外出考察的打算呢？
A：我讲课，没有什么很正式的考察，讲课的时候碰到学生的公司请我去看看，我就去看看。天天都在考察。我应该到农村去看看了，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到农村了。我每次到农村去都特有收获。
Q：做什么事会让你感觉到真正的快乐？
A：读《红楼梦》。我经常每个礼拜要摸一下《红楼梦》。
Q：会不会有兴趣写一本《解读红楼梦》什么的？
A：没有。读《红楼梦》就像看一幅画一样，就喜欢，就好。那个文字读了以后就觉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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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11 Nov 2010 00:09:5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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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旧文重发的说明
我们需要启蒙。
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
未经理性的思辨和理性的批判，拒绝接受任何权威，无论它来自于神仙、皇帝、哲学家还是科学家。
这篇旧文是理性批判的一个尝试。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许小年
经济观察报 2008 年02 月18 日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 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 年***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下一篇：
( Mon, 8 Nov 2010 09:53:5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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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方总的介绍，非常高兴到这里来开会，和斯蒂芬·罗奇在一个会议上，我是不大高兴的。因为和斯蒂芬·罗奇一起开会，我们没有办法争论，观点基本一致，所以不太喜欢跟斯蒂芬·罗奇一块开会。斯蒂芬·罗奇刚才讲的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当今世界经济，包括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国和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政策、不是数量宽松，不是4万亿刺激计划所能解决的。两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面临的是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现在过去20年间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具体来讲，美国的经济高度负债，靠过度借债来维持繁荣，靠过度借债来支撑无法支持的消费水平。中国经济正好相反，是过度储蓄、过度投资，斯蒂芬·罗奇先生刚才讲过，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直低50%，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么高的投资率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不是靠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所能够解决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4万亿也罢，充其量只是手术之前的输血和输氧，打麻醉剂，麻醉剂的目的是为了手术顺利进行，而不是代替手术。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包括中美两国的政府都幻想麻醉剂可以代替手术，希望在麻醉剂、兴奋剂用了之后，就逃过痛苦的结构改革，逃不过去。美国人过度负债必须要用去杠杆化来完成，去杠杆化在市场和民间正在进行，美国将来最困难的去杠杆化是政府的去杠杆化，斯蒂芬·罗奇刚才也讲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欧洲政府也是同样的情况，多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不可避免的又是痛苦的手术，不愿意去做结构调整，因为做结构调整会丢掉选票。但是，你不做结构调整也要丢掉选票，这次中期选举给奥巴马上了一堂课，如果仅仅靠美联储和财政部想混过这一次危机，不可能。现在美国的选民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有人怀疑奥巴马是不是能够做满四年，能不能做第二届。
美国要进行结构调整，中国更要进行结构调整。美国的市场体系，美国的政治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允许它逐渐的调整它失衡的结构。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要破产，过去借按揭借多的还不了的要破产，房子要被银行拿去到市场上拍卖，这是我所能看到的，作为经济学，我所能看到的作为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这个必经之路很痛苦。政客们老是要欺骗选民，老是跟选民讲，你投了我的票，我可以让你们舒舒服服的度过危机，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你过，过去过度借债，过度透支，现在必须偿还。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你应该告诉民众，现在经济的现状是什么，我们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为了过去的错误，我们现在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才是我们讲的问题。到最后推迟结构性的调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美国的经济表面复苏，但是这个复苏非常脆弱。最近我们看到“二次探底”的一些数据出来了，新房开工数据掉下来了，汽车的销售量掉下来了，说明结构调整没有完成之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是脆弱的，是不可持续的。将来美国经济会走出萧条，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不会是由于美国财政部的刺激政策，也不会由于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是由于市场上非常残酷但是又不得不进行的结构调整。这就是去杠杆化。把过去的债务偿还掉，把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平衡。美国的私人部门现在资产负债表比危机前是健康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它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很大的改观，只不过把私人部门的负债搬到了公共部门。过去由私人承担的债务，现在由政府背上，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并没有明显的降低。这个过程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为什么欧洲现在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洲的财政政策，它的主基调是紧缩，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要破产了，不得不紧缩、不得不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英国人在这样做，爱尔兰人在这样做，希腊人不得不这样做，再不这样做国家就破产了。如果美国政府像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一样，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早晚有一天他要走上希腊的道路。那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要做结构调整困难更大，因为我们的体制刚性，同样也是斯蒂芬·罗奇刚才指出的，中国的结构调整需要增加消费的比重，我完全赞成，但是如何增加消费的比重？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喊了十几年，为什么到现在仍然转变不过去？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制度刚性，在刚性制度的约束下，我们的发展模式必然是靠投资驱动，不可能转到消费上，除非打破刚性的体制，才有可能把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为什么这样讲？为了拉动消费，首先要想一想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储蓄率这么高，存钱存这么多，如果中国老百姓不存这么多钱，我们也没有钱去把投资率拉到接近GDP的50%，中国老百姓存钱存这么多，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保体系不到位，中国的老百姓消费上不去，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美国人消费占GDP70%，我们消费占GDP35%，正好差了一半。美国人是过度消费，我们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不是向居民倾斜，这是我们消费上不去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国民财富的积累速度是落在国有部门的财富积累，央企财富资产的增长速度，我们前国资委的主任卸任的时候报了一份***，那份***也许个人会感到欣慰，作为经济学家看到这份***的时候只会感觉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继续恶化。
要刺激消费，就要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倾斜，但是这个倾斜不是由政府去杀富济贫，这个倾斜是进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场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场上体现公平的原则。收入的分配，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和民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为什么政府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新增长的国民收入，王小鲁做了一个出色的研究，说明我们过去几年间收入的分配大多数集中在最高端的收入组别里，而中层和下层的收入组别收入增长速度远远的落后于高端组别的收入，为什么？是因为灰色收入的存在，而灰色收入也就是我们讲的寻租。如果不解决寻租的问题，不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这些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我们花力气来进行研究。我曾经提议过为了刺激消费，要增加居民的资产，十七大中曾经提到过，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增加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资产，否则哪里来资产性收入。增加资产方法很多，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民的资产立即就有了，当农民自己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的时候，强拆强迁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国有资产在国资委手里管着，一分钱都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分给民众就可以变成消费购买力。有很多的政策，政府与其花4万亿扔到“铁公基”里，不如把4万亿放到社保里，与其国资委掌握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不如把它放到全国社保基金里，来充实我们的社会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的把储蓄拿出来用于消费，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当然，我提出的这些对策都很少有可能被政府所采纳。之所以很少有可能被政府采纳，是因为这些政策和政府的利益不协调，如何去协调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要靠政治体制改革，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把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协调起来，我们不是不要政府的利益，也要，但是它要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一致，保持一致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我看了“十二五”规划，我觉得很好，我不能不说好，因为老方过去是我的领导，如果我要说不好他会批评我不懂政治，所以我一定要说好。说好了以后美中不足，“十二五”规划没有提改革，既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提经济体系改革，而离开了改革，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而离开的改革，我们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办法得到矫正，我们永远坐在这里年复一年的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年复一年的在这里摇头就这样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十二五”规划现在正在征求民间意见，本人借舒立同志的讲台提一条意见，请“十二五”规划认真考虑政治体制改革，谢谢大家。
( Mon, 8 Nov 2010 09:52:1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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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11月5日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
)今日表示，尽管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的通胀是有影响，但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过去货币政策的失误。
许小年是在当日由财
主办的《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峰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许小年指出，美联储超发这么多货币，推高了全球大宗市场的商品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对于像中国这种依赖海外市场资源的国家，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自己货币政策的失误”，许小年强调，过去的两年中，中国超发了大量的货币，现在需要紧缩，尽快的把它回收回去，在没有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之前，赶快把它回收过去不要再犹豫。
许小年认为，如果不回收，资产泡沫会此起彼伏，炒完了大蒜炒绿豆，炒完了绿豆炒
，棉花和糖轮流来，这么多的货币，楼价不可能够被打下去。
许小年呼吁，过剩的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是看得到的，资产泡沫到处都是，赶快把它回收。
( Thu, 28 Oct 2010 12:09:05 +0800 )
Description: 表面上看，这是公权与私利的矛盾，政府要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城镇化，强拆强迁，原居民抗争无路，只得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手段。宜黄县干部网上发文为强拆辩护，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言下之意，县政府的动机是良好的，符合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仅仅因为方式方法不当，导致了自焚事件。 这位干部护主心切，但良好的动机并不是宽恕暴行的理由，况且动机未必就那么纯洁。在天下为公的旗号下，是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充实地方财政是含蓄的说法，银两主要用于长官的政绩工程。直白一些的干脆赤膊上阵，贪污受贿，转眼便是千万富翁。 这不是公权与私利的对抗，而是挟公权的私利与草芥私利的博弈，力量对比的悬殊，早就决定了博弈的胜负。 败退者不仅承受利益的损失，亡灵还要遭到无耻文人的羞辱。强拆是无奈的选择，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依傍胜利者讨得一杯羹，作践民权用的是秦始皇的逻辑。 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复原修建长城的公权与私利之辨。 秦始皇因孟姜女哭倒长城，急召见大将蒙恬询问。蒙恬奏称：臣奉旨督建长城，苦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强征民夫，令军校监押，昼夜施工。孟女之夫不堪劳役，倒毙于地，其体弱如此，非臣之过也。秦始皇又问：长城阻匈奴南下，黔首安居乐业。寡人为兆亿黎民计，孟女何悲之有？蒙恬对曰：百姓愚昧，不能体谅圣意，一人滋事，百人呼应，媒体亦推波助澜。 虽是故事新编，对照今古，宜黄县政府的逻辑与秦始皇如出一辙。 宜黄：强拆住户是为了推进城镇化；秦始皇：强征民夫修长城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宜黄：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所在难免；秦始皇：为建成统一大帝国，强征势在必行。宜黄：政府不能因为强拆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秦始皇：朕不能因为死了人就停建长城。 读者不要以为笔者有意为秦始皇开脱，似乎这位千古一帝的错误仅在于方式方法，如果换上唐太宗，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施仁政，为民工追讨工资，出席孟姜女丈夫的追悼会，则长城可建而社会和谐可保。同样，宜黄县政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补偿标准过低，或者强拆过于粗暴。 实际上，唐太宗仁政和秦始皇的苛政有着完全相同的逻辑。 所有帝王的逻辑起点都是朕即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语）。从这里推导下去，就有朕意体现国家利益，再从国家利益获得了动用公器（行政、***、法庭、军队等强制性手段），强行贯彻君王个人意志的权力。朕即国家的现代版就是官员天然代表公意和公益，官员因此可以任意使用公器以维护公益。 在现代社会中，公意只能来自于民众，在未得到民众的认可之前，任何人不得宣称自己代表公意，不得将自己的决定冠以公益的名号。无论能给民众带来多大的效益，没有民众的认可，长城和宜黄的城镇化就既非公意，亦非公益。在这个逻辑下，秦始皇无权启动长城的修建，因而也就无权强征民夫；宜黄政府无权决定城镇化的进程，因而也就无权强拆民房。 现代社会中的公意是如何产生的呢？直接的方法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因一致同意的协商成本过高，而且很难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公民制定规则和程序，在政府承诺严格遵守的前提下，委托政府提出公共工程的计划和预算，交公民或公民的代表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公民的代议机构即各级人代会的决策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似乎违反了少数人的意愿，但
决策规则
决策程序
本身经过
全体公民
的同意，因此而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威性。 少数人必须接受规则和程序产生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事先已同意按照这些规则和程序决策，他们可以表达对结果的不满，但不可拒不执行，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多数人的决定。少数派只能在下一次决策时争取成为多数，或者动议修改对他们不利的规则和程序。 公民社会的程序是繁琐的，费时又费事，决策效率低而且是有成本的。秦始皇的决策虽快速有效，但他的问题是成本更高。秦始皇的成本不仅体现在多少孟姜女失去丈夫，多少母亲失去儿子，而且超出民力、财力的跨越式发展激起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连年战争，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唐太宗目睹隋末农民战争的惨烈，夺得天下之后，采取向民众让步的政策，延长了唐王朝的寿命，但并未改变它的命运。唐与秦遵循同一逻辑，自然有着与秦同样的下场。看到并能够借鉴前朝之倾覆的，注定只有一、两位开国君主，由东宫继位的皇太子们不食人间烟火，以为民力无限，任由一己之愿，需索无度，肆意挥霍，致使民怨沸腾。如同秦末，在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强盛一时的唐帝国土崩瓦解。 两千年的循环，两千年不断重复的故事，除了主人公的变换，没有其他丝毫不同。同样的诉求，同样的手段，同样的逻辑，同样的结局。 循环而无进步，不仅由于唐的逻辑与秦相同，而且因为陈胜的逻辑与赢政相通，都是
。始皇以暴力侵犯百姓之权利，陈胜以刀兵剥夺王侯公卿之性命。在以暴易暴的循环中，社会怎么可能进步？ 该打破这千年循环了。 将皇帝和农夫转变为公民，公民个人
至高无上，谁也没有决定他人命运的
。 除此之外，似乎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下一篇：
( Fri, 8 Oct 2010 19:45:05 +0800 )
Description: 卸任前后，国资委原负责人讲了不少心里话，例如国企垄断有理，垄断有功，我是个忠臣等等。 尽管受到舆论和学界的非议，笔者对这位同志倒有三分敬意，起码言之有物，表里如一，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空话、口是心非的假话、以及廉价的公开做作，不知强了多少倍，而且像他这样，敢拍胸脯说自己是忠臣的，如今并不多见。 然而忠臣不是自诩的，将来太史公作传，不仅要看该同志是否忠，还要看他忠于谁。 这位同志显然不是忠于民众[注]。 尽管该同志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央企资产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但这并不表明他忠实地履行了为民众服务的职责。正相反，国资的增值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因为增值只有两个途径：政府的投入和企业自身的盈利。政府的投入当然由纳税人贡献，而企业的利润也来自老百姓的口袋或消费者的钱包。 央企拥有垄断经营权，政府又帮着定价，从成品油价、飞机和火车票价，到电信服务费、金融服务费、存贷款利息，都是官定的一口价。霸王企业加上霸王条款，它不赚钱谁赚钱？无怪乎2009年，仅中移动、中石化两家的利润就相当于最大500家民企的利润总和。央企的垄断利润就是消费者的额外损失，国资越是增值，国民的损失就越大。 官方理论家会说，国资为全民所有，增值将惠及全民。这话就像《红楼梦》中贾瑞的风月镜，或者宝哥哥最擅长的意淫。笔者乃全民一分子，竟然不知惠在哪里，既未得到国企的分红，亦未受邀参加股东大会，除了花钱买国企的产品，就是缴税转给国企去投资。至于投什么项目，从不征求鄙人意见，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于民虽无可见的实惠，是否有隐惠？如这位前负责同志所说，若无三大石油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早就乱了。言下之意，央企是定海神针，垄断有理且有功。如此附会，实在过于牵强。按照这个逻辑推论，美、欧、日等国在危机中遭到重创，就因为它们的石油公司是私有的。这可是前所未闻的新理论，谁说中国人不能得诺贝尔奖？ 古人讲愚忠，眼前就是一个现代版，宁可愚，也要忠。 另一常见辩护词是为国争光，央企进了世界500强（按资产排名，其实是500大，大不一定强），建成了中国企业的航空母舰。对国人而言，此乃虚荣而实损，巨型央企意味着民营空间的缩小、行政垄断的强化，以及垄断价格的高踞不下。在升斗小民眼中，央企母舰还不如家里下蛋的母鸡。 央企口惠而实不至，在日益增加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向财政部分红，钱从政府的左口袋进了右口袋。不管哪个口袋，就是不进百姓的口袋。财政部花钱一如央企，从不和纳税人兼主人的民众商量，也不交待钱的来龙去脉。每年人代会上只给寥寥几个数字，领导念完稿子便举手通过。 即便央企直接给13亿民众分红，国资仍找不到它的理论依据。如果钱是我的，为啥我自己不管，非要交给国企去玩？然后再多掏钱买你的产品，好让你多赚利润给我分红？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除非国企的效率更高，否则就没有让它经营资产的道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2009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为8.18%，而上市国企仅有3.05%，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国企低效的原因很简单，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管别人的钱不用心。自家的孩子养得好，这是人之常情，国有和私有的效率差别正来源于此，与主义、觉悟或者忠奸没什么关系。 由国资的性质决定，该负责同志不可能忠于民众。 那么他是忠于国家吗？如同人民一样，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也神圣得仅剩下一个符号，一个空洞、虚幻的、却可以产生雷霆万钧之势的符号。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是具体的，指的是包括行政、法律和军事在内的整套体系，这个体系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和促进国民的利益。国家因此是国民的工具，对国家的忠诚必须且只能体现在对国民的忠诚上。不忠于民众而忠于国家，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实际上，忠臣两字的涵义不言自明，那就是忠于皇上之臣，而绝不会是忠于百姓之臣。古往今来，可曾见过官员向平民俯首称臣？ 明知效忠对象不是百姓，为何民间仍热捧忠臣？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忠于皇上之臣凤毛麟角，满朝文武，都只拿皇上做个旗号，居庙堂之高，则偷盗国库，处江湖之远，则鱼肉百姓。和不忠于皇上的奸臣相比，碰上个忠于皇上的官，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已是21世纪，忠臣也应与时俱进，从忠于皇上之臣进到忠于民众之仆。 做个忠仆并不难，把几十万亿国资还给它的真正主人13亿民众，让每个人（而不是所谓的集体）自己决定如何经营和享用自己的资产。 [注] 笔者在这里不想用人民一词。这词有时像皇帝诏书的题头奉天承运，神圣得失去了任何世俗的意义；有时又像一块旧抹布，被滥用，被玷污，被揉搓，被裁割，千疮百孔，残破不堪。 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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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25 Sep 2010 22:37:19 +0800 )
Description: 读《阿Q正传》，颇感滑稽，却笑不出来。 听说在新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了这篇，代之以《天龙八部》。 何故？ 据考，西施浣纱，水中映出佳人倩影。多少年后，东施偶得一镜，端起自照，几乎晕厥过去。东女怒而掷镜，奔至西子浣纱处，流连不返。 鲁迅的文字大概如同那镜，武侠小说好像就是那水。 虽在统编教材中无立锥之地，阿Q并未远离国人而去。 何以见得？ 眼下热议一个话题，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与福利。民众的抱怨当然有理，你有资源、政策和市场的优势，没有付出额外艰辛，亦未承担更大风险，轻松稳当赚了这多钱。讨个公平是正义之举，纠缠你、我工资之差则像阿Q画圈。 辛亥革命之际，赵太爷因家中被抢，捉了无辜的阿Q杀头，意在重竖昔日的权威。阿Q文盲不会写字，被恩准在判决书上画圈代替签名。一辈子没有尊严的人，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挣扎了一番，还是画成了瓜子模样。 阿Q之悲剧，不在用尽平生之力画圈，而在不问判决的曲直由缘。 破坏公平者看似垄断行业，实为行业垄断。应该讨论的不是凭啥你的工资比我高？，而是凭啥你占的资源没我的份儿，你享有的政策我沾不上边？在政府垄断的格局下讨论公平，无异于阿Q的完美圆圈。 成品油价涨多降少，中石化成了最赚钱的公司，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的出行成本因此而水涨船高。此事本应好好理论一下，学者却去认真比较中、美两国，以此证明国内价格过高，将批评引向官定的价格，而不是价格的官定。 赵太爷偷着乐，看秀才们怎么画圈。 市场经济中，政府根本无权管制价格，若要强行干预，必须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事先举行公众听证。如今成品油价就像政府股掌上的玩物，中石化又是嫡出之首（国资委前负责人说过，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涨多降少本为题中应有之义。你去与虎谋皮，已经憨得可爱，还要计较一尺还是八寸，岂非愚不可及？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记不清已改了多少次，直把圆圈画扁，扁了又描圆，市场依然乐此不疲，媒体照旧热炒各种方案。从未有人问一句：新股发行需要制度吗？特别是以审批为核心的制度？农民卖萝卜，从不上报发审委，卖多少、哪里卖，全看自家的方便；卖给谁、卖什么价，一律随行就市。企业卖股票也是它的经营自主权，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周瑜打黄盖，凭什么你横插一杠，非要审查都督的板子和将军的屁股？ 地方政府要收房产税，财政部说此事归我管，你没有这个权。收钱的争吵不休，交钱的袖手旁观。只有一、两个不识时务者，觉察个中的蹊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怎么伸手的人反而牛气冲天？拿人家的钱，好赖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人代会上走个程序吧？ 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暴力强征等等，据说有关部门正酝酿立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问题的根源是现行的土地制度，用抽象的集体替换具体的个人，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便从农民那里转到了官员手中，官大人想征就征，想怎么征就怎么征。眼下的议论听着不错，实质不过是把征地的衙役换成师爷，再多赐几两碎银子罢了。 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各路神仙闻风而动，评的煞有介事，听的出神入迷。你说经济强劲反弹，他讲通胀温和可控，至于数据的真假则无人过问，大师们只怕在画圈竞赛中落到后面。 &helli helli 画圈的例子俯拾皆是，赵太爷源远流长，阿Q也未因小尼姑咒骂而断子绝孙。 谁之过？ 因为有赵太爷，阿Q一生凄惨；因为有阿Q，赵太爷坐享威权。 下一篇：
( Sun, 12 Sep 2010 22:26:25 +0800 )
Description: 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过渡到公民社会。过渡之路也许是漫长和曲折的，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社会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工具性的，即产生和维护秩序，以提高效率。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个人的防卫成本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如果组成社会，构建秩序，减少冲突，协调个人的活动，就可以实现分散的个人所无法达到的效率。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目的性的，也就是满足人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生活是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社会的工具性功能，即建立秩序以提高效率。对比公民社会和传统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式，而建立秩序的方式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传统社会则建立在权威之上。 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个人服从军事和暴力的权威，这就是奴隶社会；个人服从政治的权威，例如中国古代的皇权，这是集权专制社会；或者，个人服从精神的权威，例如今日的伊斯兰世界，即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秩序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不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威。公民社会则不同，它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经历了五百多年，西欧才进入了公民社会。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的权威，但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教皇的权威，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人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在这个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是个人的权利。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以权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说公民社会业已形成，我们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渡中。 公民社会中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似乎碰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权威以建立秩序。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权威的话，权威只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授予，只有这样的权威才不致违反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个人权利至上。公民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是事先约定的，因此是自愿的；而传统社会中的服从是没有选择的或者被迫的。 公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至上，讲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和世俗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虚幻的和神圣的人民。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和他人的不同，个人利益因此不可能集结成为整体的人民利益。个人之间当然也有共同利益，例如国防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但这些共同利益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误导性的人民概念，其实质是以抽象的人民置换具体的个人，进而否定个人的权利与个人的价值。这些概念与公民社会格格不入。 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公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这个观念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也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观念。 传统社会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奴贱主贵，臣贱君贵，民贱官贵。即使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卑贱者也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些预先确定的权威。传统社会从其构建的出发点上即无公平可言，在这样的框架下寻求公平，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公平的根源就是这个框架本身。 当然，在公民社会中，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在人人权利平等的公民社会中，权威只能产生于所有人的共同赋予。 那么权威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社会组成和运行的规则上，也就是俗话说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威，因为它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准或者暴力胁迫。请注意，规则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而不是多数公民，更不是少数公民。具体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当涉及规则时，必须经过全体同意，若少数服从多数，则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低于或从属于多数人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公民社会中的政府是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 公民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学术界称为社会契约论。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地，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 中国的早期儒家已有社会契约的概念，突出地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问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释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呢？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纣的属下，他们不是犯上作乱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弑君也。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听说犯上啊，杀了一个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还是平等的，纣王不仁不义，违约了，臣民当然就有造反和革命的权利。 中国早期儒家的问题是从未思考和设计契约执行机制，而仅停留在说教上，他们告诉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权推翻你。然而说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惩罚，仁政王道虽好，若无制度保证，违约成本太低，皇上无视儒家的教诲，行的都是霸道。不考虑契约执行机制，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监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革命，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这套机制的第一条是依法行政，将政府的行动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一旦越界，公民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立即进行干预。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显然不能有立法权，否则依法行政就成了空话和笑话。 第二条是政府的选举制，选举换人是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因此是对违约倾向的有效威慑。代理人若执行契约不力，委托人可以更换代理人。 第三条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媒体，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监督政府，判断政府是否在忠实地执行社会契约，公民需要信息。这就如同证券市场，股民需要信息，以监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世界上的证券市场都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道理就在这里。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媒体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世界上第一张报纸于1456年诞生在西欧，与文艺复兴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滥觞大致同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核心价值观、社会契约以及契约执行机制，这些都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讲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转到哪里去，希望今天的介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9月11号，记者宇瀚根据作者2010年8月26日的讲话整理，经本人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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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 7 Sep 2010 09:48:5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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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达90%也不表示房价会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日前表示，关于现在热议的住房空置率，并不是解决房价高企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了，原因在于货币发多了。货币多了，就一定有东西要涨价，也许昨天是股市、楼市，今天是绿豆、大蒜，明天就会是生姜、蔬菜。这就好比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的事情。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系到各方的利益，这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更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我想房价未来是有可能上涨的。这是因为，第一，只要 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第二，只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改革，我们应该将改革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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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6 Sep 2010 11:23:5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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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日前表示，关于现在热议的住房空置率，并不是解决房价高企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了，原因在于货币发多了。货币多了，就一定有东西要涨价，也许昨天是股市、楼市，今天是绿豆、大蒜，明天就会是生姜、蔬菜。这就好比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的事情。”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系到各方的利益，这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更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我想房价未来是有可能上涨的。”这是因为，第一，只要 “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第二，只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改革，我们应该将改革推进下去。”
( Mon, 30 Aug 2010 10:02:2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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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许小年接受专访认为，关于现在热议的住房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以下为许小年的主要观点：
世界经济定会二次探底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巨大的结构失衡。美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过度借贷、过度消费、储蓄不足。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我们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过度储蓄、消费过少。由中国进口的低廉的产品降低了美国的物价、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压制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这两个因素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国低通胀误导美联储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一部分实体经济无法吸收的多余的钱跑到楼市、股市上，制造了一个大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而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加大政府投入，刺激经济发展，但全球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政府投资、政府借贷，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探底不可避免，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回升就是一个前兆。
如果真的发生了二次探底，应该减少负债、减少投资，紧缩银根，总之要去杠杆化。千万不能再采取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了，世界经济被它害惨了。
我认为中国应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应刺激个人消费，并把资源用在社会保障上；另一方面，应坚决紧缩银根，继续推动改革和释放、创造新的需求。
大胆引入民营资本 发展服务业
我觉得服务业是比较好的，我国服务业占GDP总数的40%，日本大概是75%，美国更高。经济越发达，服务业就越发达。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服务领域不向民营资本开放，我认为这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服务业将大大促进就业。
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重点是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而这些行业既然是资本密集型，就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够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则长期落后。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行业可以开放，比如能源、教育、医疗，这都是非常好的行业，民营资本的介入，肯定能促进发展。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阻碍民资的进入，这实际上是一种退步。
我认为中国企业家很行的，不要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吉利不是收购了沃尔沃吗？联想不也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吗？后两者都曾是世界的顶尖企业啊。再说，我认为市场经济没有那么多阴谋，非市场经济阴谋才多，市场经济充其量阳谋多一点。
房价可能还会涨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了，原因在于货币发多了。货币多了，就一定有东西要涨价，也许昨天是股市、楼市，今天是绿豆、大蒜，明天就会是生姜、蔬菜。这就好比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的事情。
空置率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就算有90%的空置率，也并不意味着房价应该跌下去。因为最根本的是老百姓对房子有升值预期。只要他认为房价会涨，他就不会放弃买房。
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系到各方的利益，这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更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笑)，我想房价未来是有可能上涨的，这是因为一，只要“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二，只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改革，我们应该将改革推进下去。(内容整理来自黑龙江新闻网 有删节)
( Sun, 29 Aug 2010 15:43:49 +0800 )
Description: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小年一直在不断地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纵观其多年来的言论，无不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
《南风窗》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小年一直在不断地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纵观其多年来的言论，无不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在国内经济学界，他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都给外界留下了市场经济坚定信仰者的印象。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以来，各种关于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该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是继续放松还是紧缩，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本刊为此对许小年教授进行了专访。
历史的教训
《南风窗》：当大家都在谈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您认为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当政府出台扩张货币政策的时候，您否认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放缓，中国所受金融危机影响何时过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这样的讨论和担忧？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本来的结构性问题都会导致二次触底？
许小年：我对这些热点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样的讨论是舍本求末。学界争论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以此为生，有了凯恩斯主义以后，学经济的人算是有了就业机会，能混碗饭吃，分析分析经济形势，给政府出出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操作啊之类的，但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当前的关键所在。
美国政府搞了经济刺激，现在怎么样？一样是二次探底。现在美国的新房开工率已经二次探底了，房价回升后也二次探底，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政府采取所谓凯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兴奋剂，现在药劲过了，而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