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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选刊电子版》2010年第4期
1. [百字杂文]
3. 重视
4. 低俗
5. 寻找经济增长点
6. 问诊
7. 查与不查不一样
8. [公民讲坛]
9. 倒计时:距实现4%还有三百一十一天
10. 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
11. 撰写回忆录的资格与动机
12. 人家的“大厅”和咱们的《总结》
13. 和谐
14. 跪场中的自主者与被动者
15. [聊斋闲品]
16. 雁不归
17. 俄式开涮问答
18. 老鼠夹子
19. 武松上访后变成了暴民
20. 歪改古语
21. 一针见血
22. [立此存照]
23. 贫富二代改名隐喻背后的阶层调适
24. 群众和法官之间的距离
25. 要看金圣叹批的《红楼梦》
26. “好心”和良心
27. 如何证明一个人还“活”着
28. [人生解读]
29. 古树与老人
30. 人人身陷“夏洛的网”
31. 论寂寞
32. 有目的的无目的
33. 给老李的信
34. 由杜鹃鸟想到伪善的人
35. [史海备忘录]
36. 革命的帽子
37. 乾隆的困惑为何没有***
38. 忠奸谁人定
39. 宋江\刘备\唐僧的“无能”之能
40. 预算公开百年梦
41. [背景屏幕]
42. 史上最牛的地震报道
43. [社会档案]
44. “带头大哥”南勇
45. [一家之言]
46. 杂文何以为中国特有
47. [见仁见智]
48. 中国人狭隘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49. 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
50. [精品卷宗]
51. 仙人掌
52. “遮丑”与“露丑”
53. [徐百柯新作小辑]
54. 春节的笔记
55. 冷桥洞及其他
56. 阴影
57. 公共情怀与个人情绪
58. [杂文专版撷英]
59. 大学里的马屁风
60. 勿恃义勇追穷寇
61. “可以……可以……也可以”
62. 也谈编辑\作者及其他
63. [原创是首发之页]
64. 绪论“文人相抬”
65. 漫谈某些“不到位”的改革
66. [家谱]
67. 缅怀秦牧
68. [中华杂文网文选]
69. 六条腿的虱子和两条腿的虱子
70. 日有所思
71. 咀嚼的态度
72. [蓝刺猬]
73. 经理的苦恼
74. 黄狗白狗的问题
75. 局长的心事
76. [交流平台]
77. 读者来信等
78. [短歌杂律]
79. 一步之遥
80. [杂拌儿]
81. 关于“人”的断章
82. [本刊直播]
83. 《杂文选刊》2010年3月中\下旬版精彩推荐
84. 精华公司邮售书目
[百字杂文]
“官”字两个口,第一个口要会说:在领导面前会说好话、在群众面前会说大话、做报告写总结会说空话和套话;第二个口要敢吃:敢吃高楼大厦、敢吃钢筋水泥、敢吃山珍海味、敢吃公款和民众的血汗钱……
重视是开一次规格很高、规模空前的大会;请领导做一次洋洋洒洒、高屋建瓴的讲话;发一堆从机构设置到考核奖惩的文件;做一次规模不等、时间不一的专项整治;播一条秘书班子亲自撰写、领导亲自修改的新闻稿;发一份选了又选、改了又改的简报;搞一次领导亲自带队的既是督促又是检查的活动;交一份既有亮点又有特色的工作报告。
小时候,低俗是一盘小小的磁带,我在这头,邓丽君在那头;后来啊,低俗是一团皱皱的纸条,我在后头,女生在前头;长大后,低俗是一张薄薄的光盘,我在这头,电视在那头;而现在,低俗是一条短短的信息,我在里头,***在外头。
寻找经济增长点
某教师:差生
某医生:重患
某交警:车祸
某监察:矿难
某法官:被告
某律师:串供
某狱卒:囚徒
某网站:少年
某校长:扩建
某水务:听证
某国企:破产
某县长:卖地
某书记:提干
某局长:拆迁
某部长:住院
小有不适,找到医生。
医生上下打量,我知道,这叫“望”。
他厉声问,我小声答,这叫“闻”。
工作职位工资几何?这叫“问”。
没钱得什么病?下一位!这叫“切”。
查与不查不一样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却是王宝森。不查,学习心得都发自肺腑;一查,原来都来自百度。不查,处处是鲜花;一查,都是豆腐渣。不查,遇天灾;一查,是人祸。不查,都要为人民服务;一查,却在为人民币服务……
[公民讲坛]
倒计时:距实现4%还有三百一十一天
终于,在距离目标最后一米的地方,有人决心用“博尔特速度”冲刺了。
但那只是“决心”。
日前,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表示“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这也就意味着,是实现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目标的最后一年。
4%实在是个老话题了,我们说了十六年,心痛了十六年。全国政协委员沈士团提了十多年,从黑头发说成了白头发,人称“沈4%”。谁也没想到,原本设计的短跑赛制,硬是变成了“跨世纪长跑”。
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并表示“本世纪末达到”这一目标。结果,2000年落空。
2004年,教育部长当着众人的面,宣称用三年时间“一定达到”。结果,“真的没达到!”
2006年,这一目标被写进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教育法》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教育经费的增长要求。
可数据就是这样地冰冷:2006年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2008年,四个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投入增长,其中包括浙江。即使是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历史最高水平,也只是3.48%。中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列全世界倒数第四,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十六年来,大家跑啊,跑啊,可4%这条线,简直就像天尽头的地平线,越靠近它,它就越往后挪,怎么也跑不到终点。
所以,请原谅这一次,教育部没有用“一定达到”,而选择了“要促进”这样的字眼。可就是这三个字,我也认为,这是教育部在靠近终点的绝境处,能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响。毕竟,钱袋子不在教育部门,而在财政部门。
4%到底有多远?没有人计算出这个赛道的长度,规划出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表……哪怕是财政部门!
财政部的解释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5%,而西方国家超过50%。另外,我国从乡镇一直到中央有五级政府,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障碍。
国家只规定了4%这个目标,却没有具体规定实现4%的路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各出的比例不清楚。五级政府,纠结于利益博弈中。
再说,政府被看做是逐利的理性经济人,更倾向于为“看得见、来钱快”的经济项目投资,教育经费只能沦为“剩余财政”。
而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从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八十七倍。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相加高达六千亿元,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五倍。
我们可以“保八”,可以“保增长”,可就是不能“保4%”。
原本,按照《教育法》,不能完成教育经费增长,就是“违法”。可似乎谁也没觉得“违法”。十六年来,没有人为此事说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人问责,更别说实行像节能减排的一票否决制。
相反,还有人抱着“越穷越光荣”的论调:你山姆大叔7%、印度兄弟5%算什么,我们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占世界18.45%的学生——这,这可是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啊!
我们在挺进4%的路上,莫急!
莫急?走在西部农村,看到连厕所、猪圈上都刷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大标语,如何释怀其中的反讽?你还会相信“教育的战略地位”吗?原来,它不过是“略占地位”罢了。
此刻,你还觉得4%只是个财政问题吗?说到底,它是个政治问题。
今天,2月24日,进入了倒计时,我们还有三百一十一天可以纠错。也许,还来得及。
【原载2010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题图 / 来不及 / 佚名
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
历史上的革命或改革,往往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土地产权最容易在这类节点上发生变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土改,实施过程带有强烈的暴力革命色彩,多数地区都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其后,又在合作化的名义下,将农民分到手的土地重新集中。
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套牢在土地上,却未能解放生产力。“一大二公”的结果是“规模而不经济”,播下“共同富裕”的龙种,收获的却是“均贫”。“穷折腾”造成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这是官方史学家最不愿提及却又无法掩盖的事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镇中的土地所有制与农村不同,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同时并存。私有土地与私有住房相关联,业主持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的还持有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证》。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城市中部分房主的私有房屋,曾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不同,大部分私房系公民的生活资料,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权也均未实行法律上的转移。
作为革命承诺之一的农村土改,实施的依据是《土地改革法》,而城市土地私有产权被收归国有,则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文革”期间,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将全国城镇私房连同下面的土地全部收缴,房主们被迫交出产权证。“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大多只发还房产不发还土地,形成了房屋、土地所有权分离的怪象。将非法剥夺的房子还给房主,在“文革”刚结束的年代已是一项“德政”,心有余悸的房主们只得默认。
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庄严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公开的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进入九十年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土地财政”成为地方主要财源,政府日益“无限公司化”。由于城市土地已收归国有,上面的房屋不过是“附着物”,可以“依法拆迁”;即便购买了新建的商品房,所持有的也只是《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产权从所有制上应属全民所有,可是主人翁在自己领土上购房居住,须另外摊缴高额土地出让金给“公仆”政府,一点国民优惠都没有。根据《宪法》,依法征用土地的前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既然事关“公共利益”,面对越来越疯涨的房价,越来越奢华的仆人是否应该让利给主人?
在利益的驱动下,某些地方政府一纸拆迁公告,便足以将一片城区变成一堆瓦砾。很多地方动用行政权力和黑恶势力进行暴力拆迁,导致群体事件频发,社会冲突日益激化。从2007年3月重庆杨武、吴苹夫妇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到2009年6月上海张龙其、潘蓉夫妇向强拆队投掷燃烧瓶事件,乃至同年11月成都女业主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公民保卫合法财产的抗争,形式一次比一次惨烈,为全国民众所瞩目。有学者朋友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抢钱与反抢钱的斗争”,虽语带调侃,却也点评到位。
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不受中国历代统治者尊重。全国人大2004年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2007年又颁布《物权法》,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改革开放后的“先富”阶层,但不追溯保护部分公民过去被侵害的权益,也很难保护全体公民的长远权益。房屋与土地产权分离的后遗症日益凸显,迫使人们思考:抵触上述法律的《拆迁条例》为何横行无忌?《宪法》能否保障《物权法》的有效性?
中国人传统的“国民性”中有“仇富”基因,外加“气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即便当了“自了汉”式的顺民,也难免幻想来一场翻天覆地的“财富再分配”,痛痛快快地当一回暴民,可是很少想到要成为公民,并共同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当别人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你不说话;当别人的生活资料被剥夺,你不敢说话;当别人的房子被拆掉,你袖手旁观;当“煤老板”的产权被收吃掉,你围观叫好;当“国进民退”大潮高涨,你为大国崛起自豪;当你自己沦为房奴或无房户,才开始骂娘……
身为纳税人,你的最大恐惧来自于:无限膨胀、不受制约的权力,正在使一些人的钱从钱包往外流……
【原载2010年第5期《新世纪
周刊》】
题图 / 践踏 / 佚名
撰写回忆录的资格与动机
最近,《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因为披露了体育界一些内情,成为热门话题。其实在西方国家,政府要员退位以后,撰写回忆录是常见的文化活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因撰写回忆录,甚至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拉链门”惹上官司,退休时欠下数百万美元律师费,正是用出版回忆录《我的生活》的版税,化解了债务危机。中国领导人在***时代是终身制,没有退休一说,也没有领导人写回忆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党史专家李新帮助吴玉章写回忆录。陈毅给他讲了留法勤工俭学时在里昂被捕,领头的党员赵世炎却溜之大吉等鲜为人知的情况。李新提出要帮陈毅出回忆录。陈毅说:“写回忆录,我没有资格。”李新说:“你是元帅嘛,怎么没有资格?”陈毅说:“留法的时候,吴老已经是名流了,我还是娃娃呢。”陈毅不是故作谦虚,这可能是当时高层不成文的共识。***不写回忆录,别的领导人也不便破例,加上当时“运动”频繁,使得开国那一代主要领导人,都没有留下成本的回忆录。只有像吴玉章这样比***年长,又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回忆的又是辛亥革命等前朝往事,算是留下了书。
改革开放以后,写回忆录的资格问题不复存在。领导人可以写,老百姓也能写。中国逐步结束了终身制,党政高级领导人在七十岁上下就退出了政务活动,可以说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撰写回忆录的情况便多了起来。比如钱其琛,虽然和陈毅不是一代人,但担任过的要职和陈毅差不多,都曾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他出版了回忆录《外交十记》,亲历的重要外交活动基本上都涉及了,披露的内情不少。这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当然,中国退休政要撰写回忆录,讲述决策内情都十分慎重,注意和党的决议保持一致。袁伟民的回忆录虽然引发了一点争议,其实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引爆争议,或许正是出版投资方预期的效果。有了争议,才能吸引眼球,使这本书更为畅销。
退休政要的回忆录,畅销者固然有他的价值,但不畅销的未必价值不高。前些时候,有朋友向我推荐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我买来一读,果然此言不虚。李新以***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专家闻名于世,最后的领导职务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逝世于2004年。这本回忆录有一部分生前曾以《救亡与抗战》、《回望流年》等书名出版过,反响并不大。这次出版的是他去世后由陈铁健整理的新本。新本收入了有关***北方局“整风”、人民大学的“三反”和“反右”,以及作者赴甘肃参加“四清”运动的回忆等内容,史料价值甚高。因为不是畅销书,出版时曾遭到毁约。其实,就史料价值而言,它远远高于某些畅销的回忆录。
且举一例:李新1948年到西柏坡向任弼时汇报工作,长谈三日。当时李新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任弼时详细地询问了全县党务工作干部的情况,县委多少人,常委多少人,县委机关多少人,每年需要多少经费,全县共有多少脱产的党务人员,全县党务工作的经费大约多少?李新回答之后,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的党务干部不很多,全县只有几十个人,开支也不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给,自己搞生产,能解决问题吗?”李新回答:“我们能组织生产推进社,解决几十个党务干部的生计和党务经费是不成问题的。”他反问:“弼时同志,你为什么单问我党务干部的生计和党务工作的经费呢?难道要停止对我们的供给了吗?”任弼时回答:“你放心,不会让你们没饭吃。”他又说:“现在不是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吗?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还有各党派。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李新又问:“党务经费为什么一定要自给呢?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任弼时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后来的国情没有按任弼时的思考发展。但李新的回忆,不可谓不重要。
李新这本书,能够填补历史盲点,澄清历史真相之处甚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此书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在于他撰写回忆录有自己的动机。他说:“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当今市面上流行的回忆录很多,作者有退休政要,也有平民百姓;有作家学者,也有明星艺人;乃至工商人物,三教九流。写作的动机也各式各样,有的是为着雁过留声,有的是想给亲属和后代留个念想,有的是为了标榜以往的成就,有的是炫耀权力和财富,有的是体现某种政治待遇,也有的是为出版商赚钱的目的所驱动。不同的动机,必定让回忆录呈现不同的品质。相比之下,我以为李新这种境界更高。
【选自《网易·博客》】
题图 / 动机 / 佚名
人家的“大厅”和咱们的《总结》
维也纳被称为“世界音乐之都”,那里的“金色大厅”是全球无数音乐家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个小常识,当音乐教师的父亲几十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了。从那以后我一直以为“金色大厅”神圣而高雅,它绝不会被搞得庸俗不堪,绝不会任由某些所谓的“中国艺术家”像上茶馆喝茶那样随便进进出出,使得“金色大厅”的崇高声誉大为掉价。
当然,说起来该怪我的“闭关自守”,消息不大灵。金色大厅的“神圣高雅”,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那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只有世界著名的音乐作品和第一流的指挥家、器乐家、声乐家才有资格出现在那个舞台上。比如莫扎特、施特劳斯、卡拉扬,等等。但九十年代以后,人家“改革开放”了,“著名”的固然时不时还要现身一下,“不著名”的只要有钱也照样可以登堂入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只要“不差钱”,哪怕与贝多芬与柴科夫斯基八竿子打不着的旅行社也可以给你联系在那演出。价格是明码实价、老少无欺,演出一场需要的人民币至少在一百三十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演出团队来回机票、食宿、工资、服装等等开支,没有二百万元绝对拿不下来。但没想到,如此“天价”既吓不倒也难不倒“中国艺术家”们,“从2000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都有大约十个中国演出团体在这里演出一、二十场”。我们折中计算,每年就算演出十五场,这九年的演出开支大约就是两亿七千万元。这样一笔巨额支出,假如能够换来人家那里的“热烈欢迎”,咱们也认了。遗憾的是,“观众基本靠组织,门票基本靠赠送,当地媒体基本没报道和评论”,整个就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超大型“自娱自乐”,不过把娱乐的场所从长江黄河搬到蓝色的多瑙河畔罢了。日本、韩国的经济比我们发达,音乐水平说客气点至少不低于咱们,但这两国来奥地利演出,选择金色大厅的,近两年只有一两次”。咱们是人家的几十倍,算是又刷新了一项“世界领先”的纪录。
宝贵的人民币看来是基本扔到水里去了,洋相也基本出得差不多了。谁得了“高兴”?(不好说“得了利”)我以为,首先是那些神通广大的旅行社,它们借此可以在金色大厅这样的“高雅”地方来来去去,起码对它们的“业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次,应该就是那些有权批准动用“公款”来支持“玩扔钱”的官员。两亿七千万的巨款,恐怕主要不能靠“私人募捐”来解决的。官员们批了条子,年终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当然理直气壮地要大写一通:“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为了促进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了(以下略去八个‘为了’)……,我们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专款……”官员们由是获得了“热爱文艺事业”的雅声政绩,你说内心多么舒坦!“高兴”的最后,才是那些走出去了的“艺术家”。他们终于登上了那个“世界第一”的大厅,别的不管,光说今后评职称、要先进、分房子、进政协,这难道不是最过硬的一条——“X年Y月Z日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获得好评”——他们并没有说假话,他们只是没有说“好评”来自哪里。外国人的“好评”固然是,但谁又规定过亲戚朋友老婆老公乃至自己给自己的“好评”就不是“好评”呢?的确没有规定。即使这一切都不算,跟着到欧洲走一趟,“公款旅游”,自己不出一分钱,也爽呀!
现如今似乎流行“恶搞”,流行“去崇高”。比如“教授”,以前提到是“高山仰止”,现在哪座大楼里抓不出一群来?你要是一个一个地“仰止”,脖子怕经受不住。“博士”以前大受尊敬,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那时候称呼得最多的是“基辛格博士”而不是“基辛格国务卿”。现在撇脱,只要按规矩缴钱,“读博”一点不困难。一度稀罕如熊猫的“两院院士”因为塞进了太多的官员,也没有了早先的荣耀,据说2009年新增的两院院士80%以上是现职官员。某些人在国内“恶搞”成就显著,搞顺了手,搞呀搞的就搞到了世界音乐的最高殿堂,“金色大厅”很快就沦落到“中国教授”或“中国院士“的地步了。这的确应该也算是一种“本事”和“能力”。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在《***宣言》里曾经宣布“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很可能。不过他们那里好像至今还是相当“尊崇”教授和博士之类的“职业”。如果把上述那些“抹去”即“恶搞”行为的责任交由“少数个体老板(资产阶级)”来承担,肯定说不过去;而对那些真正的“恶搞者”,你若称他们为“资产阶级”,他们又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选自《新浪·博客》】
插图 / 何谈高雅 / 佚名
回到香港了,结束了一个星期几乎不上网、不打***、不看电视、不看报纸的日子。要开始准备恢复这些习惯了。
这次到日本旅行,因为大意出了不少状况,但是最终都没有大碍。
最严重的一次,从长野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目的地野泽,进了酒店才发现自己随身的背包忘在火车上了。证件,钱包,还有电脑等都在里面。酒店帮忙打***到火车站,对方表示,等火车到了终点站之后,就会检查。一个多小时之后,酒店转告,接到火车站***,包找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通过宅急便送到,不过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觉得速递费用太贵,可以选择自己到火车站去领取。
和朋友们一起感叹,走过那么多地方,像这样丢失的财物能够失而复得的地方着实不多。夜不闭户的地方也同样不多了,但是在野泽这样的小镇上,酒店都是家庭式经营,过了晚上十一点就没有工作人员了,住客们自出自入。大家开玩笑,如果不想订酒店,依然可以过得很舒坦,因为晚上可以睡在大堂,不会有人管;还可以去泡温泉,因为同样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因为一切依靠信任,相信大家都会遵守规矩,会自律。同行的小朋友说起之前在北海道遇到的一件事情:在酒店的温泉里面,进来几个中国人,他们没有酒店提供的毛巾,浸完温泉之后,用衣服擦干身体,很明显不是酒店的客人,小朋友问:“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在一个依靠自律,信任程度高的社会,也就意味着不守规矩或者滥用别人的信任,确实可占到不少的好处。
比如,预定当地的这些酒店,不需要像其他连锁经营的大酒店那样,提供信用卡,也就是说,如果临时取消,不管多晚,都不需要交罚金,而入住的时候也不需要交押金,敢这样做,在于敢于信任对方。以一些中国人喜欢耍小聪明的个性,当然会觉得太容易占到便宜。很多年前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在东京街头的***亭,如何利用设计的漏洞,有技巧地反复使用***卡来打免费***,并且口口相传。
一个充满了信任的社会,其实是会省略很多的交易成本的。比如这些家庭式经营的酒店可以节省人力,生产效率提高;***亭的设计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机关,节省成本。看看东京街头停放的自行车,大部份没有上锁,想想在香港,不少朋友都有丢失自行车的惨痛经历,而且都是上了锁的。如果是在一个不滥用信任,能够自律的地方,可以节省买锁的开支,至少可以节省因为自行车被偷导致的财务损失。当然,也会有人说,可以钻的空子多,证明制度设计有漏洞,但如果反过来思考,那就是在一个没有信任感、不自律的社会,所有的人,包括社会要共同付出更多的成本。
一个自律的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的。在日本坐电梯,可以看到大家整齐地在左边排成一条直线,空出右边的位置让需要赶路的人通过。虽然香港已经是在公共场合非常有秩序的地方,来到日本,还是会感叹对方的一丝不苟。从新干线终点站下车,虽然有人会清洁车厢,但前后的乘客,都手拿着杂物,放到垃圾箱内。而一些乘客在中途下车的时候,更是不忘把自己调低的座位调整到正常的位置。
日本的地铁火车里面不能够接打***,避免打扰其他的乘客。特别是在老弱病残座位附近,***要关机。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遵守,但是这些天,确实没有听到过***铃声。惟一一次例外,是一个中国年轻人,坐在车上和国内的家人聊天,报告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周边的人都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并没有对这种违规的行为表现出任何的反感。倒是自己因为听得懂,发现原来在这样的封闭场合讲私人***,对于旁人来说,确实是觉得相当滋扰。
大家总是在谈论,为何不少日本人,在中国的表现和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判若两人,就好像不少老外到了中国,也会不排队,随地吐痰;一些香港人到了内地,也马上忘记了排队习惯那样。这是因为,自律除了自身的修养,更需要一个大环境。当这个大环境没有这样的要求时,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个人自律就会变成相当珍贵的一种坚持了。如果大家从那些自律的人身上看到了大环境存在的问题,那么,至少有改善的机会。
【选自《凤凰博报》】
题图 / 信任 / 佚名
跪场中的自主者与被动者
重庆审文强,公诉人列举的证言中有一个细节:2002年至2003年间,有一次在夜总会唱歌后,文强让重庆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副总队长赵利明留下,很生气地向他“问几个问题”,并问他“是站起来说还是跪下说?”赵利明赶紧赔着笑脸,半跪到文强的身边,文强破口大骂赵利明背叛自己,称赵自以为是,心目中没有他。赵赶紧解释让文强不要多心。
这个细节,被媒体准确地形容为“赵利明向文强跪表忠心”。
文强与赵利明,两个官员,一个高级干部,一个中层干部,上演“跪表忠心”的一幕,说起来令人感到龌龊。然而,这种事情没有被挑出来说一下的,又何曾少有?如果文强不变成阶下囚,这样的细节将永远不被人说起;即使文强变成阶下囚,这样的细节是否会被提及,也仍然要视案件审理或者宣传的需要。
在这个跪表忠心的细节中,赵利明是被文强要求“跪下说”的。某种程度上,这未必不可以看做赵利明“背叛”的证据。文强生了气,赵利明应该主动“跪下说”,得令才去跪表忠心,可能就是另跪了新主。
跪与被跪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官场上对权力、人格的一种把握和理解,这样一种理解也未必不是一些人眼中的权力关系本质上的呈现。行于身的跪,可能不止于这一个;而未行于身的跪,更是无所不在。权力场上,跪与“受跪”,很难说不是一种必备的“操守”,很难说不是一种应有的精神气质。有时候,权力者之间是这样;权力者面对无权者,更是这样。
权力有大小,权能有不同,这是正常的。而权力变***格的支撑,并成为人格的等级标志,这是专权社会里才会出现的。在一个平等的场域里,权力永远被限定于工作时间与工作场合之内,而在一个专权的场域,权力不分八小时内外。在这样的状况下,“权高一级,压死泰山”,权力的命令覆盖一切,不仅覆盖了工作事项,而且笼罩了全部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官员下班了不会回到家中,而是继续官场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下属甚至能够向上司全盘委身,乃至把“二奶”甚至“大奶”也一并送上。
在权力的序列里,推论永远基于权力的大小,无所谓人格独立与尊严。独立永不存在,而尊严来自于下官或者小民。所以,一个人全盘委身于权力,不只是把自己交出去,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管辖的所有人都应该委身。很自然地,他判断下属、小民、二奶以及老婆都附属于自己,因为他已经跪下,那么所有附属于他的,就都应该跪下。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由此成为权力的跑马场,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被权属关系临辖。
毕竟不再是皇权时代,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跪与受跪的场面公然兴行,但跪的记忆是需要重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佳话:子女跪向父母、学生跪向老师、被慰问的小民跪向官长,都容易被极力传颂,以证我们仍然拥有跪拜的基因。至于精神气质上,跪倒则是一种硬通货;柔软的膝盖成为社会生活的硬通货,这种软硬变异令人惊讶。但事实总在证明:有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越是柔软,则越有晋升为跪拜对象的机会。
每个人或许都内在地有一种微弱的专权声音,“自主”就是一种按自己的意图安排世界的微小心愿。然而,现代社会建立在每个自主者之上,于是需要把平等作为自主者关系的基础;而专权的社会不然,它要的是一种等差有别的秩序,在任何场境下都区分出“自主者”与“被动者”。于是,一个“自主者”站起来,所有的“被动者”跪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许多场合,都能看到一个主子和众多的奴隶或者奴才。
【原载2010年2月7日《华商
插图 / 等级 / 佚名
[聊斋闲品]
“咿啊,咿啊”,“咿啊,咿啊”——这是豆雁的叫声,很本色。每年八九月间,北方的豆雁就要准备去南方过冬了。自北而南,千山万水,很不容易。诗曰:“孟春之月鸿雁北,孟秋之月鸿雁来”,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但有一年,头雁突然想变一变规矩,今年不去南方了,就待在北方。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它就很激动,激动难耐,在天上飞来飞去,“咿啊,咿啊”,“咿啊,咿啊”。
头雁不知规矩是哪位老祖宗定的,自打它记事起,大家都这么干,多远的路啊,不断地飞、飞,渴了、饿了才下来休息一会儿,想择木多栖会儿,没门儿!老头雁一瞪眼,大家赶紧再飞,跟逃难似的。
今年改革,领导换了。头雁刚上任就想点一把大火给大家看看。今年起,一律不再南飞,就地过冬!大家一听,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迁徙虽然要历尽千辛万苦,但大冷天待在北方会被冻死,这是冒险。”
喊得最起劲的是一只中年豆雁。这令头雁十分气愤,喊了一声:“来啊,把这不服我的拉出去拔毛。”这一招儿果然奏效,会场立时雁雀无声。头雁说:“大家不要激动,这事儿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千里迢迢死命地飞来飞去就没有危险吗?事实上,我们每年在迁徙过程中都有伙伴儿累死、饿死、被害死,以及掉队、失踪,损失惨重,而留在北方,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无谓的牺牲。不是吗?”
会后,开始还有一些豆雁想不通,有意见,做论证,但它们无一不被头雁降职、降薪、开除、乃至就地拔毛。拔毛是它们刑法里的“极刑”。
后来,大家便都勉强拥护头雁的决策,认为这项决策根据气候变暖,也许有些道理。《雁报》为此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对头雁的举措给予高度肯定。
一转眼就进入冬天了。北方的冬天可真冷,大家挤在黄河边组成雁墙取暖,头雁居中,这一招有用,里面真挺暖和,但外“墙”一圈儿豆雁倒了霉,冻晕的、冻伤的、冻死的,都有。坚持了一个月,头雁觉得不行,又带领大家去市区,市区尾气足、温度高,大家集中行动,“咿啊,咿啊”,“咿啊,咿啊”,城市广场一下子被豆雁挤得满满当当。人好奇,远远地看,也有胆子大的,一手一只,拎回去宰了熬汤。头雁仍居中,小的们铺了草,搭了窝,好话说着,好吃好喝。不断有豆雁报告外面的情况,报告损兵折将的,一律以混淆军心处置;报告人喂食的,或乞到食物的,或与人打成一片的,一律有赏。
豆雁占据城市广场的消息随着媒体的报道,全城上下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刚开始新鲜,大家都挤着去看,但人越来越多,车祸、挤伤等事故和群体意外事件越来越多,市长很生气,便命令动物园把豆雁收了。
相对来说,动物园条件最好,那里的鸟儿都有越冬的体会和经验。头雁一听这个消息,觉得歪打正着,正好!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确保了温饱,省却了南来北往劳顿之苦,这在豆雁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动物园地方有限,一半雁住进了雁笼,一半只能露宿。笼子里有暖气,外面天寒地冻。头雁带头进了笼子。外面的豆雁却多数都被冻死,之后进了餐馆,成了一道名菜。
一晃儿春暖花开了。憋屈了一冬,该出去透透气了。头雁试图要飞,但它使劲呼扇翅膀,也没飞起来,还一头栽到地上。它一摸肚囊,哎呦,厚墩墩的,足有半斤肥肉。
都飞不起来了。
头雁在开会时说:“咿啊,事实证明,北留是正确的,一次性解决了大家的归属问题,大家自此衣食无忧。”头雁也略有些沉重地缓缓说道:“咿啊,当然,代价总是难免要付出的,没有牺牲哪有和平,大家更要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享受。”
全场“咿啊”、“咿啊”响声一片。
【原载2010年3月1日《羊城晚
报·花地》】
题图 / 誓死追随 / 佚名
俄式开涮问答
医院和监狱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监狱里,你知道自己的刑期。
怎样才能使人整天都感到幸福?
在一张纸条的两面都写上:“请看背面。”
为什么我们的天气这样干燥?
因为我们总是唱:“愿太阳永远高照。”
世界上有几种反常的爱情?
有三种: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人民民主国家爱苏联。
聪明人和有智慧的人有何区别?
聪明人知道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有智慧的人知道如何不落入困境。
为什么在苏联,人们都把手伸向国家财产?
如果不伸手,就要伸腿了。
谁是守纪律的人?
能够说明自己比领导愚蠢的人,才是守纪律的人。
你对我们的医疗保健有什么看法?
我们医疗保健的口号是:“医治很困难,但到天堂去很容易。”
广播里说,国家的食品丰富,我们家的冰箱却是空的。为什么?
你把冰箱接到收音机上就可以了。
世界上有几个伟大的民族?
有两个: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族。
在苏联,是否有种族矛盾?
没有。因为在苏联,既没有白人,也没有黑人。所有的人都称为红色的人。
涨价对白兰地酒有什么影响?
白兰地涨价前,人们能喝到它,虽然看不到它;涨价后,人们能看到它,但是,喝不到它。
【选自姜列青编译《俄罗斯笑话与幽默》中央
编译出版社版】
插图 / 信仰 / 佚名
老鼠夹子
老鼠看到庄园主拿来一个老鼠夹,感到很担心:庄园主要来杀死它!
它开始去向所有其他动物发出警告:“小心老鼠夹!小心老鼠夹!”
母鸡听到它的叫喊声,让它不要叫喊:“我亲爱的老鼠,我知道那对你来说是个问题,但是它对我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请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了!”
老鼠跑去告诉胖猪。胖猪感到很生气,因为它的午觉被打搅了。
“房子里有一个老鼠夹!”老鼠说。
“我感谢你的关心,我也同情你。”胖猪回答,“所以,你放心,我今晚一定为你祷告,但这是我所能尽到的最大能力了。”
老鼠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孤独,就到母牛那里寻求帮助。
“我亲爱的老鼠,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到过母牛被老鼠夹杀死吗?”
老鼠看到没有哪个动物愿意跟它团结起来,所以只好返回庄园主的房子,藏在它的洞穴里,整夜都不敢闭眼,害怕会发生什么悲剧。
天刚亮,老鼠听到了一阵响声,它想,老鼠夹一定是夹到什么东西了!
庄园主的妻子下楼去看老鼠是否被杀死了。她在黑暗中没有注意到老鼠夹只是夹住了一条蛇的尾巴,所以,在她走近老鼠夹的时候,被蛇咬了。
庄园主听到妻子的尖叫声后,赶紧起床,飞快地将妻子送到医院。她在医院里做了适当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家了。
但是,她仍然发烧。庄园主知道肉汤对病人是最好的补品,就把母鸡给杀了。
他妻子的身体慢慢地康复起来。因为他们夫妻俩在该地区是一对很受人尊敬的夫妻,所有的邻居都来探望他们。为了表示对邻居们来访的感谢,庄园主把猪杀了,热情地招待朋友们吃了一顿饭。
妻子终于康复了,但是医疗费很贵,所以庄园主把母牛卖给了屠宰场,用所得的钱支付那些医药费。
老鼠目睹了这一切,心中暗暗想道:“我已经警告过它们。如果母鸡、胖猪和母牛明白一个动物的问题会使所有的动物都卷入危险的话,情况是否会好些呢?”
【原载2010年第2期《思维与智慧》】
插图 / 你的位置 / 佚名
武松上访后变成了暴民
武松出差离开阳谷县后,潘金莲与西门庆在王婆的撮合下勾搭成奸。为了长做夫妻,在王婆的点拨下,他们用***毒死了武大并火化成灰,企图把事情做得干干净净、不露痕迹、瞒天过海。
其实,他们完全不需要这样费心费神。郓城县各级官府对自己眼皮子底下所发生的这件骇人听闻的人命案根本不会当回事儿。
好在武大还有一个弟弟武松。武松回来,不到半天时间就找到了人证——何九叔和郓哥、物证——两块酥黑的骨头,一锭十两银子,还有一张纸,写着火化日期、现场送丧人名字。这些证实了他的怀疑:哥哥武大是被害死的。而且,他还锁定了嫌疑人——潘金莲和奸夫西门庆。
这时,武松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能这样想的,是好百姓,是相信政府并尊重政府的好百姓;反过来,如果能让好百姓实现这样想法的,就是好社会、好政府。
可惜的是,武松碰到的却不是这样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政府。所以,武松也就没做成好百姓。
武松把何九叔、郓哥带到县衙上,对知县说:“小人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子通奸下毒药谋杀了性命。这两个便是证见,要相公做主则个。”
可是,县令与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关系的,西门庆得知武松要告状,又马上给他们使了银子。拿人钱财,***,于是,县令和县吏对武松打起了无比正确且无懈可击的官腔,武松听不明白。但武松领会到了:这番官腔的核心就是——不准所告,不予受理。
按说,武松也非一般平民百姓。第一,他是县步兵都头,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第二,他刚刚帮知县办过一件私密的家事,也算得上是知县的心腹人了。
这样的人,尚且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得到官府的公正对待,一般普通百姓,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人碰到官腔,只有忍气吞声。但是,武松偏偏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说白了,此时试图通过官府解决问题,是他对官府的尊重,是他给官府做好官府、正确行使权力的机会。
可见,官府不作为,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无力自己解决问题的,成了无依无靠的顺民;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民。
顺民是国家的累赘,暴民是国家的祸害。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既不要暴民,也不要顺民,要的是公民。
面对知县的官腔,武松心领神会,也不给知县找麻烦,马上就打了退堂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
善打官腔的知县大约觉得很得意,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当他用官腔堵住了武松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道路后,武松的身边,只剩下了一种武器:刀。
这是他“却又理会”的理会之法。
潘金莲生存在社会的底层,被张大户这样的强势一方强加给她一桩不幸的婚姻,她也是悲剧的一角。无论是道德、风俗还是法律,都不会给她支持。她哀哀无告。
要不,接受命运;要不,只能用非法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她使用了***。
武松要为兄报仇,要为被害死的兄长讨回公道,无论是行政,还是法律,也都不会给他主持公道。
要不,忍下这口气,让死者沉冤莫雪,让罪犯逍遥法外;要不,也只能用非法手段来实现正义。于是,他亮出了刀子。
潘金莲的***、武松的刀,是他们犯罪的罪证,更是社会不公、官府渎职的罪证!
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我们的传统文化倾向于肯定复仇、歌颂复仇。《水浒传》某些篇章就是歌颂复仇之作。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对复仇事件津津乐道的描写,对复仇人物热烈的情感倾注,其中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全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并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当法律不能主持正义时,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文学必然表现出对法律的失望和鄙视。
当西门庆和潘金莲谋杀武大郎时,法律沉默,官府不作为,于是,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法律,不再信任法律,也不会再遵守和维护法律。
此前,武松并没有杀过人,从杀嫂开始,武松就杀人不眨眼了。
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暴民。
【选自《凯迪网络》】
插图 / 复仇 / 佚名
歪改古语
当局者迷,旁观者不敢说。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权不厌大,钱不厌多。
春蚕到死丝方尽,丝尽春蚕扫入尘。
千山鸟飞绝,万人持***灭。
运筹帷幄之中,受贿于千里之外。
仕途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打点。
此钱无计可捞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巨款荫子孙。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大款停车处。
天生我材必有用,冠军应聘搓澡工。
己所不欲,推给别人。
知之为知之,不知假装知,是无所不知也。
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雷人死不休。
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贪。
子在川上曰:污染难目睹!
井水不犯河水,河水污染井水。
天下英雄谁敌手?没有。老子就是一把手!
炒作成功粉丝多,天下谁人不识君。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导演侧。
天行健,君子当努力钻营。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投对胎。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令其求职到处碰壁。
天涯何处无芳草,老牛不愁无嫩草。
天涯若比邻,比邻若天涯。
衣带渐宽终不悔,减肥弄得人憔悴。
问世间,钱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秋不见,不认识兮。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眼见污物倾江中,劝君莫饮下游水。
官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妻吾妻以及人之妻。
居庙堂之高,则忧钱少;处海外之远,则很爱国。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
【原载2010年3月(上)《杂
文月刊》】
题图 / 变化 /瓦西里
一针见血
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因涉嫌盗窃,2月18日,河南鲁山县一名叫王亚辉的男青年被公安机关带走,三天后其亲属被告知,王亚辉已在看守所内死亡。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痕。对此,当地警方如此解释。
特别地不理解,这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武汉有关部门曝光的做法于国于民都无益……按照常规,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他们可以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但兄弟单位这次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
——1月25日至2月5日,武汉在抽检中发现来自海南的五个豇豆样品农药残留超标。对于武汉市农业局曝光的做法,三亚市相关部门频曝雷语。
“其实这个东西……是‘他们’帮我写的。”
——刘翔自曝政协提案找人代笔。
“我如果是代表或委员,参加两会的第一个提案将是:《关于如何减少弱智提案的提案》。
——童话大王郑渊洁说。
“问题法官有两面人生。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
——2月21日,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在重庆市全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会议上,如是勾画官场病态。
“有些老师对政策了解不够,很绝望,认为不会再有入编机会了,有些恐慌和偏激,采取了不太理性的行为。这些偏激言论肯定会影响到节前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对他们进行了帮助。”
——深圳的三名代课教师向记者发短信称自己被软禁,随后手机被没收。南山区教育局副局长麦润清承认约谈了三名教师,但否认采取了“软禁”行为。
山西民众深更半夜起来“等地震”,按理应该有人出来负责,但等着“有关负责人”的不是政治责任,而是“迅速平息地震谣言”的表扬。
——有媒体说,这种“坏事变好事”的实际情况是:人民群众承受了信息不公开的“坏”,而少数官员反而从信息不公开中得了“好”。
我厌恶所有的不公平。因为我记得从我记事开始,就在说消除城乡矛盾,到现在我都快进敬老院了,还在说这个事……我觉得如果城乡差距过大是一个矛盾的话,政府其实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哪怕这个政策会让GDP增长没有这么快,让城市里的高楼建得没有这么快,立交桥没有这么多,它都是值得的。教育公平也同样,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就像刘翔跟人跑步一样,如果他的起跑比人提前五米,其他人跑再快也没有用。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会前,《凤凰网》与《人民政协报》对话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被问及怎么看城乡收入差距时,崔永元如是说。
【原载2010年3月5日《南
方都市报》等】
插图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立此存照]
贫富二代改名隐喻背后的阶层调适
广东省工商联近日发布该省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报告称:未来五至十年将是非公有制企业主交接班的关键时期,30.5%的非公企业计划由子女接班——其实这样的代际交接已是全国普遍现象,富二代已非分散的个体,而开始以阶层的身份集体亮相。由于前代人财富中的原罪,加上本身负面新闻不断,富二代一出现就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和浓厚的贬义。为了摆脱这个污名,他们中许多人都想革“富二代”这个称呼的命,而改叫“新一代企业家”。(2010年2月9日《广州日报》)
另一条新闻是有关“穷二代”的,站在社会阶层另一极的他们也喊出了改名的声音。不同于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调研者发现,有些新生代农民工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比如有年轻人应聘时就要求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还要有夫妻房,然后再谈工资待遇。他们说自己不是农民工,是白领。(2010年2月9日《中国青年报》)
富二代想摘掉富二代的污名帽子而叫“新一代企业家”,穷二代拒被称“农民工”而更认同“白领”。发生在社会阶层两端的这两个不约而同的改名运动,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一个转型社会中的第二代****摆脱父辈的身份阴影而重估身份、重建形象、重新调适自身阶层认同的努力。
富二代和富一代也好,穷二代和农民工也罢,都仅仅只是一个符号和名称而已,赋予它们意义的是这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富一代和农民工所以成为问题,所以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正源于这个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鸿沟。富人和穷人生活在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高踞于云端,一个生活在底层。每个社会都会有富人和穷人,我们的问题在于,“富人太富”正源于“穷人太穷”,富一代的财富很多时候正建立在对农民工资源的侵占和剥夺上(比如不公的征地、低工资战略、城乡剪刀差等)。
富二代的污名化与农民工的贱名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黑夜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这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地为你擦鞋的下人,他们的“政治”是在黑夜——这个词很贴切地描述出贫富问题相伴共生的内在关联。有生活得很不好、处处受歧视的农民工,就有生活很不安全、处处遭唾弃的富一代;一个社会中,如果穷人的日子不好过,那么富人的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虽然坐拥亿万财富,但仇富的环境让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正常社会中一个富人应有的尊荣。
富二代的污名,穷二代的受歧视,正是富一代和农民工在贫富悬殊中激烈冲突从而留给后辈的遗产。富二代和穷二代不约而同地吁求改名,就是想摆脱前代人冲突留下的阴影。
名字只是一种外在符号,改名,实际上是一次富人和穷人身份的重新定位和关系的重新调适。与过去一样,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吁求也依赖着对方,穷二代能不能获得白领待遇,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新企业主给不给他们这种尊重;富二代能不能成为新企业家,又在很在程度上依赖着穷二代对他们的态度。这仍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结果取决于彼此对对方的行动。
名字是很好改的,可是,能不能获得与名称对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资本,取决于富二代和穷二代在调整彼此的关系和重建价值的努力。如果富二代能告别前代人的原罪,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让创富过程更加阳光;而穷二代能有权利意识,更有进取心,能通过努力在政治和法律上争取到有利于自身的改变——两者的共识是共同置于一个公平的法律之下,是在有法治的市场中定位各自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富二代和穷二代的改名都指向了一个具有中层色彩的身份。富二代不想像过去那样以“富”居于顶层,“新企业家”更多是一个中产阶层的标签;穷二代不想像上代人那样以“农”沉于底层,他们想成为白领这样的中产阶层。富人不想过于暴富,穷人不想过于贫穷,大家都青睐更偏向于中层的身份。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隐喻着社会各阶层趋向稳定的诉求。他们的共识是:富人太多太富和穷人太多太穷,社会都充满着对抗和不稳定,而只有一个中产占多数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选自《环球网》】
题图 / 失衡 / 佚名
群众和法官之间的距离
河南省法院近日开展了一项“万名法官回访当事人”的活动,让法官与当事人“结对子、交朋友,既要化解法结,也要打开心结;既要调处矛盾,化解纠纷,还要扶贫救助,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据说这可以“密切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实际行动彰显司法的人民性”。这个做法新鲜,但它的思路却是旧的,新中国本来就有司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的倾向,甚至喜欢标榜法官生活的平民化,以免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变成少数精英阶级的“统治工具”,甚至搞出贪污腐败的罪行。但我对河南法院的这个举动却有一个很愚笨、很肤浅的疑问:法官怎么能在和当事人做朋友之余,保持自己判断的中立呢?
这又让我想起了,刚刚才发表过最后一次香港法律年度开启礼演说的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生。李先生也许是全港最具威望,也最神秘的一个公众人物。他有威望,所以在他这次演说之后,头戴假发、身着法袍的法官与律师全体肃立,罕有地献上了长逾三分钟的掌声,场面令人感动。第二天的报纸皆以头版报道,社论对他的贡献莫不赞誉有加。说他神秘,是因为没有人晓得李国能先生究竟有什么嗜好,爱到什么地方休闲。他几乎从不接受任何专访,也极少出席公开社交场合,你不会看见他去那种冠盖云集的上流社会派对,也没听过他到了什么贫民区访寒问苦。所有香港市民只记得他那有点腼腆的微笑,以及他对司法独立和法律尊严的维护。
既然我们很少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又怎能知道他为司法做了些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偶尔会读到他的公开言论,它们大都和法律有关。比如他曾向香港律师协会投诉,说“庭上正规服装应该是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或其他不炫目的浅色衬衣,除此之外的服装类型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些男律师穿浅色西装、深色或鲜艳的衬衣出庭,女律师则佩戴较多饰物,这均有展示个人形象之嫌,与法庭要求的庄重是不适应的。至于喝咖啡和嚼口香糖则属于非常过分了”。据说香港的年轻律师后来果然听话地止住了庭上衣着随便的风尚。
法官本来就是法界的王者。假如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士是一个独特的群体,那么法官就是这个群体里的最高仲裁人了。他们不只在庭上穿戴与众不同,座位高人一等,私底下也要服膺一套严格的道德标准,所以在一个尊重法治的社会里面,法官总是享有特别高的荣誉。
为什么法官的地位会这么高?他们的荣誉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很贴近,像河南的法官一样常常回访当事人吗?不,情况正好相反,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往往与一般人保持相当遥远的距离,使得大家只能仰望他们。这不是为了故作神秘,而是为了守护他们的独立。一个法官和当事人成了朋友,要是这朋友有一天要上庭,我们还能完全相信这个法官的判断吗?李国能先生身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难怪要以最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深居简出,不事应酬,树立起整个香港司法系统的形象。就算其他法官,也不时传出因为当事人是朋友,所以主动提出更换主审法官的新闻。为什么同是法官,香港和其他地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秘密就在李先生的那篇演说里:“法官处理涉及行政或立法机关的案件时,既不采取对抗态度,亦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法官的职责是执行司法工作,无惧无偏,若行政或立法机关胜诉,这不是因为法庭有意偏袒;同样,若判行政或立法机关败诉,也不是因为法庭有意对抗。无论判决如何,法庭都只是履行宪法职能,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九成以上的居民是华人,然它奉行司法独立的原则,而且久成传统,这才是使得每一位法官都不得不受尊重和被信任的根本原因。于是,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就算输了官司,也绝少在庭外痛斥法律不彰,贬损法官的人格,他们顶多只能暗叹一句“今天运气不好”。
【原载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自由谈》】
题图 / 距离 / 佚名
要看金圣叹批的《红楼梦》
当年蓝翎因与李希凡合作《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引起伟大领袖的关注及支持,瞬间成为“文化红人”,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语文教师岗位调至人民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岂料到了1957年,他却又因一篇未发表的杂文遭人检举“观点反动”而沦为“右派”,用蓝翎自己话说——“变成了‘黑人’”。他被发配到报社图书馆担任独立值夜班工作,随时准备解决各部门夜班人员提出的有关资料问题,每晚须等报纸开机付印后,方可熄灯睡觉。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在回忆自己文坛沉浮的《龙卷风》中,蓝翎记载了夜班岁月遇到的一桩“奇事”:
一天夜里,***急来。发话人显然是位要人的秘书,派头大,口气硬,一点不客气,“领导要看一部书。刚给总编室打***,接***的说让找图书馆,查到后立即派人送来。”我问:“什么书?”答:“金圣叹批本《红楼梦》。”我说:“不用找,没有这本书。”他生气了,以为是我不负责任,有意推脱,“怎么会没有?领导看过的,怎么会没有?”我也有点气,太不讲理了,以势压人嘛!“金圣叹没看见过《红楼梦》,他死的时候《红楼梦》尚未出世。他批的是《水浒》。”在他眼里,一个图书馆的值夜人员,怎么敢这样讲话?严厉地追问:“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我答:“值夜班的,名叫杨建中(蓝翎本名)。”他大概不肯罢休,又给总编室打***。总编室值夜班的认识我,当即打***告诉了我:“已对他说清楚了,你说得没错。没事了。”
大约是为世间竟会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地犯如此浅薄的错误而惊诧吧,蓝翎三十余年后在追述这段奇遇时,仍忿忿难平地说:“哎呀呀!这种人也配给要人当秘书?那位要人又凭什么非要看金圣叹批的《红楼梦》?要人,要人,若金圣叹地下有知,听了也会‘一笑’,冒充什么风雅!”
其实,类似非要看“金圣叹批的《红楼梦》”这般冒牌风雅者,世间从未绝迹。在著名话剧导演黄佐临卧居病榻口述编就的《往事点滴》中,有一则追述当年在上海创立“苦干”剧团时遭遇的事实,读来就令人瞠目:一天,一个满脸横肉、唾沫星子四射的“白相人”来访,非要请黄佐临去“白相”不可,他谢绝了,对方仍不走,定要他赏面子。后来随此人到一家扬州饭馆,却见早已摆放了一桌丰盛酒菜。那“白相人”把小妾叫出来,要求黄佐临“有机会让她上上台”。同时,“白相人”对小妾说:“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上海鼎鼎有名的佐临大道具!”
“孤岛”时期,生于富家的黄佐临为圆“戏剧梦”,舍弃收入丰厚的职业,与黄宗江、石挥等组团演出,艰苦备尝——从不得不与这种连“导演”与“道具”都分不清的流氓周旋中,我们便可觑得一斑。当然,黄佐临遇到“白相人”,大不了不理睬他罢了;即使惹恼对方,被砸了场子,换个地方还能重新演戏。但像蓝翎这般率言违拗“要人”秘书之举,风险则大得多。因为在那“一言九鼎”的“一人为本”时代,极易被上升为拂逆“要人”意旨,自然也可视作违抗组织命令——这是当时惯用的思维逻辑,而“违抗组织命令”,可是彼时一桩不小的罪名呀!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她的那本著名回忆录《仅仅一年》中,曾追忆晚年斯大林在宴请政治局委员的家宴上,喜欢重复讲一则“检察长”的老故事来开贝利亚玩笑。斯大林的“老故事”讲的是一个检察长和一位教授比邻而居。有次,被检察长的无知弄得极为生气的教授说:“咳,你们这些人呀!连《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谁写的都不知道!”这名检察长尽管确实不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还是觉得从教授的斥责中受了侮辱。不久,他就借故把这位邻居抓了起来,并对自己的朋友们吹嘘道:“教授已经对我承认了!他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
据斯维特兰娜回忆:“这故事显得阴森森的,平时听了以后谁也不笑……”是呀,当这阴森森彻底把人们包围时,还能笑出声吗?
【原载2009年9月21日《合肥晚报·杏花村》】
插图 / 别样体验 / 佚名
“好心”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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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证明一个人还“活”着
你是不是还活着?怎么来证明?这个问题看似很荒唐,但是,这样的事情还偏偏就被我遇上了。2008年弟弟在福州下班途中不幸遇车祸去世,托政策的福,弟弟所在的公司为弟弟买了社保,因此母亲与他的孩子每月就有了一点点生活抚养费。虽然不多,但是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作为救济生活的补贴,还是很不错的。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进步了。
但是问题是,要拿到这笔抚养费,母亲与几个孩子每年必须证明一次自己都还活在人世。这个证明必须到老人与孩子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开。去到派出所,派出所却说这个证明不能开,因为所有的户籍与***都在公安联网了。派出所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地开设这个证明。户籍上没有取消的名单,就说明都是活着的人。而福州市劳保局却一口咬定,如果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不开“健在证明”就不能够再发放那笔抚养费。钱在人家手里捏着,人家要怎样就怎样,也是没有办法的。我问母亲:“现在要拿到钱,必须证明你还活着,孩子也还活着。但是派出所不愿意再开证明,而对方又必须要开这个证明,怎么办?”母亲听了很着急,说:“我活着啊,真的活着啊,还要怎样证明?我给他们打个***说明吧。”母亲还是不了解如今这个社会,她的话,我感觉很好笑。在中国,一个人自己是不能够证明自己活着的。因为他们要见的不是人,而是那个代表权力的公章。
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得回到社会既定的规则上来。我在当地找了一个有来头的朋友,事情立即就解决了。老人的证明好说,但是,孩子小还没有读书,要证明她还活着,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派出所还没有他们的***号码。又没有学校可以证明她在学校读书,于是这事又卡住了,孩子的抚养费就没有办法落实。不过我想,在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铁规则,一切都因人而异,作为中国人,活着处处需要借助权力的帮助,结交几个有实权的朋友是中国人体面活下去必须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应该办,还是不应该办,完全看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背景。
按照原则来说,派出所也没有做错,他们确实没有义务再开这个证明,因为这多此一举。但是社会福利劳动保障局却不这样想,没有公安的证明,谁知道你是不是活在人世啊。可是,公安的证明,其实也是不可靠的。因为母亲根本就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而她生活的广州又没有她的户籍。事实上,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既不能够证明一个人活着,也不能够证明一个人已经死了。
联想到前几年,南方某省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某地派出所就配合当地政府把那些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人都统统消除户口,在上面注明“死亡”。这个事情我当时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上看到的。当时央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很较真、很执着,一直追踪这些在派出所户籍上“死亡”的年轻人,采用暗访的办法一个个去追踪,结果水落石出。可见什么事情怕就怕认真。当时有一个镜头,女记者追踪到一个刚刚嫁到外村的小姑娘,问了一个问题:“我刚才去查您原来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上面写明您已经死亡了,您怎样证明您还活着?”小姑娘很腼腆,久久无言以对。我这才知道普及义务教育在中国原来还有如此方式。后来原教育部长周济先生向世人宣称,中国已经提前胜利地完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我想,这肯定是很伟大的教育成果了。这种普及义务教育的方式与方法肯定也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是那些老外们所无法企及的。
在一种文化之下,权力不但能够让活人“死”掉,也可以让人由“死”而“活”,还可以让一种既定的历史事实变成虚无。
如果有一天,人家要我们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坏人,那时恐怕我们也只有张口结舌。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么自然就是坏人了。如果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还活着,自然,你也就等于死亡了。这种有罪推定之下,恐怕没有人不会惶恐不安。权力之手,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现在非常害怕,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我证明我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也只有百口莫辩了。那时我就是站在广场上大声疾呼:“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恐怕也是无济于事。
【选自《凤凰博报》】
题图 / 公章证明 / 佚名
[人生解读]
古树与老人
太庙里有很多古树,也有很多老人。你若是放慢脚步,走过一棵棵古树,仔细观察一位位老人,你会发现:每一位老人脸上的皱纹,无不凝缩着往昔的时光;每一棵古树身上的裂痕,无不存储着久远的历史。虽然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人活百年者少,树却能存活数十年,甚至超过百年。从老人蹒跚的脚步,看到时光已经逝去的影子;从古树凋零的姿态,看到历史行将结束的未来。古树和老人,之所以弥足珍贵,之所以受人尊敬,因为他们都有一份难得的沧桑感,是一个时代的文明积累,也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财富。
树老,老得比较慢,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人老,老得比较快,于是就有许多不同。有的人,不服老;有的人,不想老;有的人,停车不看枫林晚,自己要当二月花。于是,便显出老人与古树的不同了。古树无语,老人有言;古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苦日无多的老人,却总爱跟世界较劲。有的人,初老之后,感觉尚好,犹知收敛;再老以后,灵性消失,行为迟钝;更老以后,精力不逮,思想麻木,便要做出令人不敢恭维的尴尬事。
树和人不同,树怕拔高,人不怕拔高。树拔高一寸,会死,人拔得天高,也是不会死的;所以,不拔高不行,拔不高更不行。这也是我们在文坛上,时常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唱诗班,至今弦歌不绝于耳的原因。花钱雇了一桌吹鼓手,围坐在那里天花乱坠、赞不绝口。被谀颂的那一位,只能越来越晕晕乎乎,拔得再高,也无生命危险。
人到老年,这个“老”字,一旦成为精神上的负担,则比纯生理的老,更麻烦。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弄不好都会成为灾难。所以,人之老,不如树之老,树虽老,可贵在不失态、不糊涂、不张狂,更不老而作孽。文人之老、作家之老,好像又不如一般人之老。而文学大师之老,包括真正的大师和不那么够格的自以为的大师,因为像蜗牛背负了太重的包袱,老起来以后,更令人为他捏把汗。
1830年,八十一岁的歌德曾对他的朋友爱克曼毫无顾忌地表达过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这位老人没完没了地埋怨,一直持续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在死前不久,他对爱克曼还爆发了一次:“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
《歌德谈话录》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大师的这段“夫子自道”加以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为当时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不幸在我们这里,也曾发生过老作家死后才公开生前谈话的事情,虽然,其文学成就根本无法与歌德相比,但其满腹牢骚却远超过那位世界文豪,也许这就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不必求全责备的笑谈了。
凡大师(真的,而不是假的),应该像太庙里那些古老的树,在属于自己的方圆世界里,巍然挺立,不倚不傍,但并不反对别人的存在,也不在意别人活得比自己更好。天地如此之大,阳光如此之足,空气如此之新,水分如此之多,让每个人拥有他自己成长发展的份额,岂不“万类霜天竞自由”地相得益彰?若是能够共襄盛举,乐助其成,相互联结成一片绿荫,岂不“环球同此凉热”,进入更美妙的文学世界?
愿所有的老人都若老树!
【原载2010年2月24日《北京
晚报·五色土副刊》】
题图 / 时光与智慧 / 佚名
人人身陷“夏洛的网”
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躺在沙发上,一口气读完了E·B·怀特写的《夏洛的网》。这种阅读速度,连我自己也惊讶不已。或许是那只小猪的命运吸引了我,或许因它只是一本小书,而且是“儿童文学”,无须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脑力,不管怎么说,如此酣畅的阅读体验,对我而言真是久违了。
小猪名叫威尔伯,是只不幸的“落脚猪”,天生羸弱,发育不良,所以阿拉布尔先生决定要用斧头把它“做掉”。但是,他八岁的女儿弗恩,毫不犹豫地阻止了这场即将上演的血腥屠杀。“难道仅仅因为这只小猪生下来比别的猪瘦小,就要剥夺它的生存权利吗?”弗恩对爸爸的杀猪动机大惑不解。这是一句天真的质问,而震撼人心的力量,恰恰源于这种天真。在儿童的世界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生命的权利,不因出身种族的贵贱而有所区别。大人们的心思总是过于复杂,丧失了天真的光华,甚至连一些最纯朴的常识,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种族灭绝”,有奥斯威辛集中营,有同类之间层出不穷、无休无止的相互迫害与残杀……
由于弗恩的善良与仁慈,小猪威尔伯逃过了它生命中的第一场劫难。它像婴儿一样,饿了就用奶瓶喝牛奶,困了就睡在堆满麦草的大木箱里,弗恩还常常用玩具车推着它四处溜达。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威尔伯就被以低廉的价钱卖给了弗恩的舅舅霍默·朱克曼。霍默家的大谷仓是一个热闹的动物王国,那里有牛、有马、有羊、有鸡、有鹅、有***,还有“发疯的老鼠”。众声喧哗之中,威尔伯却深感孤独,因为谁都不愿意和它玩。没有朋友的世界,无论多么热闹,在威尔伯眼里,都是寂寞和冰冷的。
“我可以做你的朋友,我喜欢你。”黑暗中,忽然传出一个声音,给威尔伯带来了喜悦和温暖。那是一只灰色的大蜘蛛,它的名字叫夏洛。对威尔伯来说,“朋友”意味着告别孤独;对夏洛来说,“朋友”则意味着承诺与责任。朋友是不能背叛的,为了朋友,甚至可以去死——当威尔伯面临第二场劫难的时候,夏洛用行动证明了它对威尔伯的忠诚友谊。为了使威尔伯不会在圣诞节“变成熏肉火腿”,夏洛实施了一个神秘的拯救计划,就是在猪圈里用蜘蛛网编织文字。它接连编织了“王牌猪”(SOME PIG)、“了不起”(TERRIFIC)、“光彩照人”(RADIANT)几个词语,一时间,威尔伯身价大涨,从“落脚猪”变成了“朱克曼的名猪”,参观它的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络绎不绝。
夏洛最后一次织网,是在集市上。它为威尔伯编织了“谦卑”(HUMBLE)一词,使威尔伯获得了集市主办人颁发的特别大奖。从此,再也没有人想过要杀威尔伯,作为一头名猪,它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时,夏洛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悄然逝去。夏洛对威尔伯说:“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威尔伯则对夏洛的孩子们说:“我一向全心全意爱你们的妈妈,我的性命是它救回来的。……我永远珍藏着对它的记忆。”承诺与责任,友爱和感恩,这就是夏洛与威尔伯共同缔造的感人的友谊。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友谊的童话。在友谊之外,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夏洛说,它的拯救计划一定会成功,因为它觉得人类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们总是过于迷信印在纸上或者公开发表的文字;它既然能戏弄一只甲虫,就一定能戏弄一个人。在童话世界里,蜘蛛戏弄了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则互相戏弄。报纸、电视、广播、手机、网络……社会就像一张巨大的“夏洛的网”,人人身陷其中,每天都被“王牌猪”之类的词语包围着,分不清真假、是非、美丑、善恶,甚至把错的当做对的,把黑的看成白的。
卡尔·波普尔指出:哪里缺乏事实,哪里就会被词语的洪流所淹没。如果他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他的忠告也是对的:“我们决不应当假装知道任何事情,我们决不应当使用大词。”(《反对大词》)什么是大词?大词就是蜘蛛网上那些戏弄人的文字。
【选自向继东选编《2009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
艺出版社版】
插图 / 无法替代 / 阿莱克斯
都认为,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想改变自身所处的某一种境况而又改变不了。
某次和大学生们对话时,被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抵抗寂寞的能力。
他们笑。我看出他们皆不以为然,他们的表情透露了他们的想法——我们需要具备这种能力干什么呢?
是啊,他们都那么年轻,大学又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云集的地方,一间寝室住六名同学,寂寞沾不上他们的边儿啊!
但我却同时看出,其实他们中某些人内心深处别提有多寂寞。
大学给我的印象正是一个寂寞的地方。大学的寂寞潜藏在许多学子追逐时尚和娱乐的热闹之下。他们渴望老师以外的人和他们说话,不管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哪怕是一名犯人在当众忏悔。似乎,越是和他们的专业无关的话题,他们参与的热忱越高。因为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获得了释放一下的机会。
故我以为,寂寞还有更深层的定义,那就是——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
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
这是人置身于种种热闹中的一种寂寞。
这是另类的寂寞,现代的寂寞。
我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流放式的对待。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被发配到四川的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
他靠什么排遣寂寞呢?
近五十岁的男人了,他学起了织毛衣。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没有,更没有任何读物。即使有,对于他也是白有,因为他是文盲。他自己劈竹子磨制了几根织针。七八年里,他将带上山的新的、旧的劳保手套一双双拆绕成线团,为几个儿女织袜子、织线背心。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变成容易生锈的铁或铜,也只能被逼出这么一种能力。
而知识者,我以为,正因为所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更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更强的抵抗寂寞的能力。
这一种能力,除了靠阅读来培养,目前我还贡献不出别的办法。
胡风先生在所有当年的“右派”中被囚禁的时间最长——三十余年。他的心经受过双重寂寞的伤害。胡风先生逝世后,我曾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了那么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寂寞?”
她说:“还能靠什么呢?靠回忆,靠思想。否则他的精神早崩溃了,他毕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的人啊!”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着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也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纸笔,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绞刑架下的报告》、《可爱的中国》、《堂·吉诃德》的某些章节、欧·亨利的某些经典短篇,便是在牢房里开出的思想花朵。
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
而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可说;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的人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自己。
谁都不要错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现实社会的真相告诉我们,这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
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
人啊,一旦具备了这种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自己调节,成为享受着的时光呢!
信不信,随你……
【选自梁晓声著《梁晓声自白·羞于说真话》文化
艺术出版社版】
●江苏省徐州水云间荐
题图 / 与自己下棋 / 佚名
有目的的无目的
简朴的自然主义者告诉我们说:家不漏雨,有饭吃、不挨饿就足够了。和这个低标准相比,我们许多人都已经向追求精神层面迈进了。当我得知老外志愿者卢安克每月的生活费大概在一百多元时,真的有点吃惊,它是人民币,不是欧元。他怎么生活?他为什么这样生活?
德国人卢安克和央视记者柴静:一个被采访者,一个采访人。他们坐在云南一个很偏很偏叫林广屯广拉队的山坡上聊天。卢安克的神情很宁静,一点也看不出激动或者自豪,国家电视台的名记者采访他,他就像平时和学生聊天。可是,这个志愿者的平常行为已经把中国人感动得不行了,我在第二天查看有关网站时,有许多帖子只有一句话:“全中国的人都要向他学习”!
1968年出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在中国做了十几年的志愿者,可这个志愿者不是一帆风顺的: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三千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他不用教材,也不让学生用,最后一考试,他教的班只有六个人及格,平均分数二十分。家长们自然有意见,学校只好把他开除。“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八十分都得不到。”卢安克说到这里的时候是满脸的愧疚,好像很对不起那些孩子的家长,然后又喃喃地说:“中国人做事情目的性太强,太急了。”
从2001年7月起,卢安克就把他的家安在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他在这里干什么?他在实践他自己的梦想。他的梦想是: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他想改变那只有一百五十个人的小村子里的人的思想,“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让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那些孩子只会说壮语,他只好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要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再由他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
学生离不开他,整个村子也离不开他。卢安克每次出去办事,他们都害怕他不会再回来了。
按我们的套路,这样的人是很有“宣传价值”的,“先进事迹”要全方位地挖掘,要大大地向卢安克同志学习,然后,我们是要被大大地“感动的”。可是,卢安克对我们铺天盖地的热情却很冷静:他不会按有关领导的要求去做志愿者形象大使,他不会去做广告收钱。他总是劝来看他的志愿者:做志愿者要融入,而不是短期的。
是的,卢安克做志愿者没有任何目的,虽然有许多地方不完美,甚至我们的有关部门和官员都不喜欢他,但总有喜欢他的地方和喜欢他的人。
他待了八年的村子,有很多留守的孩子,那些孩子的父母被迫出去打工,他们也只有被迫待在家里,卢安克每周都要到那些父母不在的孩子家里陪他们睡觉。他把这当做一种习惯、一种教育的手段、一种心灵沟通的良好方式。
想到了武训,那个曾经被批得一无是处的三十年为办学而“乞讨”的精神富翁。武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也有一个梦想。没有文化的日子他过够了,没有文化就要受人欺压,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别人有文化。武训还没有想到,怎样才能让那些没有文化的孩子学好文化,他把教文化的任务交给了其他人,而他只管保证没文化的人有能力去学文化。他用三十年去践行他的保证,他用他的保证使自己彻底献身:因为他没要求回报,因为他是没有目的的。
两个人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教育。想尽办法让更多的心灵受到教育的熏陶,从而弥补精神缺陷,从而让人自立,能够独立地、更好地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社会。
在《追求和平》里,他如此表述:现在,我惟一还能做好的工作,是献身我自己,因为这不需要特别的智力。其实,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做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做的事情,可就是一般的中国人坚持不下去,或者不愿意,或者不屑。我们的教育肯定出了些问题。
有的时候,有目的的无目的,才能坚持,才能坚守。
【原载2010年1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专栏》】
题图 / 目的 / 朱利安·比纳派
给老李的信
昨天通完***我才发现,你问我的那些问题太严肃了,比大部分成年人都要认真,我好像得写封信才能说得清楚点儿。
我最喜欢的物理学家是个美国人,叫费曼,他对一个对物理感兴趣但又怕数学学不好的孩子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又有这样的才干,那就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就要像一把刀直扎下去直到刀柄一样,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管会碰到什么。”
你说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才能是什么?
是,十六岁,我听电台和“看闲书”的时候,也没想过这两件事儿还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呢。你九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拿全国车模比赛的奖,能把我所有的小型电器在十秒内拆个底儿掉,这里面有我认为的天分,至于是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任务,你要自己找找看。
你说:“可那是玩啊!”
是啊,最好的工作就是玩,而且当你玩得越来越好,将来就会有人付钱让你继续玩下去,那就叫工资。
“姐姐,那你这些年是在玩吗?”
是啊,我有时候必须装着愁眉苦脸的样子,才能瞒过很多成年人呢。
可你马上要升高中了,有一大堆功课要做,你说你尽了全力也不可能是个优秀生,永远都不是。你心里总是很紧张,你连睡觉都觉得抱歉,别说玩了。
嗯,我知道。
你是不可能放松下来的,在未来三年里。我说什么也没用,你会逼自己的,你不逼,环境也会逼的。
你让我给你个建议。嗯,老实说,虽然中美国情不同,但费曼的建议跟我想的差不多。“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另外想办法保持别的科目能低空掠过就行了,别让社会出面来阻止你,让你一事无成。”
还上不上人大附中,对你是个问题。
我的意见是,上就上吧,只是别把这个名字太当回事儿。
三年前,你才一米六,穿着白色校服走在街上,你喜欢别人看你的眼光,是挺来劲的——会鼓励你在麦当劳吃完了把托盘放在垃圾箱里。但到了一定岁数就别这样了,我知道的一个哥儿们,四十多了,还把结识“也是人大附中的人”当***生特别得意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967年的时候,费曼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辞去院士,因为他说他在心理上非常排斥给人“打分数”。
他说:“每次想到要挑选出‘谁有资格成为科学院院士’,就让我觉得有一种自吹自擂的感觉。我们怎能大声地说,只有最好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那在我们内心深处,岂不是自认为我们也是最好、最棒的人?当然,我知道自己确实很不赖,但这是一种私密的感觉,我无法在大庭广众下大剌剌地表示。尤其是要我决定,谁才够格加入我们这个精英俱乐部成为院士时,我更是精神紧张。”
我认识的真正棒的人都没有把什么标签真当回事儿的,他们不是对“精英”这个概念不满或者抗议,他们只是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世界。
这一点你可能不容易理解,因为从你小的时候,世界就被分成了很多阵营,“山西人”、“北京人”、“有钱人”、“穷人”、“官员”、“达人”、“甲级名校”……你跟我说起这些词的时候,起初带着不解甚至愤怒,后来你也会慢慢接受一些从成年人世界沿袭来的看法。
你会问我们,但你并不重视***,你只是观察我们。
所以,你现在很迷惑,因为你最终发现人和人想要的,差别真的很大,对吗?而每个人可能都是合理的。
我只希望你观察一点:谁是快乐的?什么让他快乐?这快乐是否持久?是否不受外界评价和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这快乐是什么?
费曼会怎么想呢?他说,财富不能使人快乐,游泳池和大别墅也不行。他还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一项工作本身是伟大的或有价值的,名誉也一样。”是的,工作的名头和声誉都不等于价值,也都不具有神圣性。
生命中真正的乐趣,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完全忘我的刹那。
他说:“它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已超越了贫穷,也超越了物质的享受。”
有一天,你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个大人一样说,你担心我。
嘿,老李。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住在哪里,挣多少钱,甚至当不当一个记者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并不是为了成为什么样的人来到这个世上的。
有一天我还能不能做一个记者,你会不会是你希望的汽车设计师,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都不重要。
我会老的,你还年轻。也许会有一天,你会向我解释宇宙的形状,那个像一个泡泡糖的宇宙外面的“无”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我会高兴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活着”,不断认识着这个世界。我们还像那个夏天的夜晚一样,单纯、平静、自由。
祝福你。
【选自《新浪·博客》】
题图 / 鼓励 / 佚名
由杜鹃鸟想到伪善的人
杜鹃鸟,灰黑色的羽毛并不美,可是文人对它的礼遇和尊重,恐怕任何鸟也不及。
单凭它的身世,就显赫不凡。相传它是望帝杜宇的化身。在《蜀志》中这样记截:“望帝称王于蜀,得荆州人鳖灵,便立以为相”,“后数岁,望帝以其功高,禅位于鳖灵,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惨”。
富有感情的诗人们从杜鹃的哀鸣中听出了“声声啼血”,激发了无数诗意的情怀。李商隐就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诗句;有人比它为忧心报国的志士,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悲愤地写下了“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也有人喻它是哀情哽咽的佳人,“林间有竹湘妃泪,窗外禽多杜宇魂”就是动人的描写;更有人说它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蜀客春城闻鹃鸟,思归声引未归心”流露了无边的思乡情;《琵琶行》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笔墨更沧桑、凄婉。
杜鹃在文人的心目中成了一种爱的象征:可怜、哀婉、纯洁、至诚……
我想也许这世间的事情,有的以丑而广为人知,有的则以美而著称,还有一种并非是美丑的简单划分,只因其间涵纳着一种让人莫名感动的力量。
我不是文人,所以听到杜鹃声声鸣啭,没有那种哀怨、凄凉、思归的感觉。小时在农村的那些年,每逢春时农忙,听到杜鹃“快快布谷”的叫声,总觉得像生产队长催人赶快上工的叫喊声。可村民们却对它有极好的印象,满怀欢喜地聆听它的啼啭,说谷穗和福祉都会随着杜鹃的叫声一同到来。看来对杜鹃的感情不仅在文人中蔓延,甚至连民间也受到感染,而且更实际、更具体、更鼓舞。
然而,当我偶尔涉及鸟类的知识时,发现这实在是名不副实的最大例证。
杜鹃是一种残忍、专横的鸟。
杜鹃是寄育性的。既不营巢,也不孵卵哺雏,到了生殖季节,把蛋产在柳莺等多种鸟的巢中,这个自私笨拙的母亲,就像那些该咒的弃婴者一样,迅速地隐匿起来。当一对对柳莺忙碌着,沉浸在即将做父母的喜悦之中,杜鹃在养父母辛勤地孵卵中破壳而出后,便把雏莺一个个挤出巢外,任它啼饥号寒而死,自已却独霸着母莺的哺育。一个杜鹃的孽子成长起来了,柳莺们所有的亲生骨肉却被残害。雏鹃将犯罪的遗传基因全部继承下来,并暴露端倪,而莺受鹃欺却不自知,含辛茹苦地哺育着杀害了自己孩子的仇鸟,甚至这个怪异的孩子比自己还大,它们竟丝毫没有怀疑。莺的善良与无知拉开了这一悲剧的帷幕,鹃的罪行只可能在最不注意之处被发现。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平、使人愤懑的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善良与无知都会酿成悲剧。慈爱的本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盲区?如果莺们留下善良而摒弃无知,那么鹃的恶就只能停留在恶念和恶意的范围,而不能形成杀害生灵的罪行。善良而无知的莺们年复一年地***了自己的孩子,来充当杜鹃的养父养母,可从来没有听说有一只莺觉悟后复仇。没有,一只也没有。杜鹃破坏了生命中最基本的道德,其卑鄙和冷酷无所辩驳。而犯罪无需偿付任何代价,这竟然也是大自然的法则。
面对这些事实,杜鹃却赢得了好名誉。没有人追究以往的血案,人们从它的啼鸣中唤起不同的情感,是因为它使用了适当的声音,选择了适当的时间,荣誉便归于它了。这使我看到奸雄得势的捷径和狡诈,更觉得杜鹃这种鸟简直可以作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当然,对杜鹃不能任其咎。杜鹃就是杜鹃,它并不曾要求人把它当成志士、佳人。杜鹃声声啼血是人加予它的,只能说明人没有分清楚善与恶。
无论过去和现在,无数莺以善良与无知哺育了杜鹃的恶行,而那些人面的杜鹃同样被人们用善良、无知和更复杂的品德哺育着。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们不能指望莺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人呢?
【选自石默著《旁观者》作家出版社版】
题图 / 欺骗 / 佚名
[史海备忘录]
革命的帽子
辛亥年,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不,是revolution——比中国语境里的“革命”之内涵更丰富而且价值更正面的词。严格地说,革命似一顶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理直气壮。
抗租抗税的事,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到了革命党人统治下,有刁民胆敢做这种事,一律严惩不贷。江苏常熟境内,发现有“千人会”抗租,革命军开进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排***打去,没有二话可讲。这样的镇压,晚清的县太爷们是做不到的,只要乱民没有打进县城,军队就调不动。
同样晚清不敢做的,还有百姓头上的文章。清朝入关的时候,是让人们剃去头顶的头发,脑后留辫子;现在革命党人则是要人们留下顶上的头发,剪掉脑后的辫子。两者都是用强,强按着头来。凡是革命党人占领的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刚刚剪去辫子、留着一如今日某些时髦艺术家似的披肩发的革命军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视,发现没剪辫子的农民,捉将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子,同样没有二话可讲。害得不想被剪掉辫子的农民,干脆不敢进城了,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要不就顶着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