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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增自述
(2011-02-11 1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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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范曾自述 / 范曾 著 ] 书籍介绍: 　　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后人，央视《艺术人生》、《百家讲坛》重量级嘉宾、特邀演讲人。
　　季羡林赞许他是一个画家，一个国学家，一个思想家。
　　杨振宁赞许他，当代的大师，当代的大书法家，当代的大画家，数百年从未有人像他一样大。
　　他被日本誉为“近代中国十大画家之一”。
　　他少年贫寒，但是现在身家过亿。
　　他的文章慧智凝练，风骨沉雄。
　　他的画作价逾千万，并被故宫博物馆永久收藏，是当代中国画界毫无争议的No.1
　　他的爱情浪漫了二十年，并在巴黎结果，婚姻宣言震撼全球。
　　他——
　　就是范曾，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画艺术大师。
　　请听他亲自为您讲述爱情、艺术与人生的智慧与情韵。 ------章节内容开始-------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1） 往事堪怀 我生于1938年农历七月初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我是在逃难的途中呱呱落地的，在苏北的农村中度过了颠沛的襁褓生涯。我最蒙眬的记忆，便是农村的儿童围着我的木窝玩；还记得有一条温驯的大狗，常和我分食手中的饼饵。但待到再进城时，这文学世家已凋零不堪了，原因是家贼发国难财，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剩下的是几间破房和几千册书。那时书是一文不值的，而家贼也不识版本之可贵，所以至今我们幸藏的一些图书便成为珍贵的典籍。 我的自述 我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书香门第。据家谱记载，先祖上溯可至北宋范仲淹先生，而有史书详尽可稽考的，则可从明末清初我的十二世祖范应龙先生算起，直到我的父亲范子愚。这十二代人里，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画家，而足可彪炳于中国文化史的巨擘大师至少有范凤翼、范伯子、范仲林、范罕等人。范伯子肯堂先生是我的曾祖父。他是同治年间杰出的诗人，开一代诗风，与同时期的大诗人陈散原，两峰并峻，是诗史上“同光体”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两老契好，遂结儿女姻缘，近代的大画师陈师曾成为范伯子的乘龙快婿，为文坛佳话。南通范家之所以四百年文脉不断，原因大概是范家出大文人而不出大官僚。十一世祖范凤翼曾于明末当过朝廷的吏部主事，但由于力荐东林党人，遭佞臣弹劾，请告归，修“退园”于南通，不复出山，得免屠戮之灾。范家自兹以文人世家闻名江左，而不是官宦世家，不会朝盛而夕衰。陈师曾即是我的姑祖，以提倡文人画著称。我今天提倡新文人画，一方面说明家学渊源；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姑祖的观念划一界限，使文人画在新时代具有新的生命。 我生于1938年农历七月初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我是在逃难的途中呱呱落地的，在苏北的农村中度过了颠沛的襁褓生涯。我最蒙眬的记忆，便是农村的儿童围着我的木窝玩；还记得有一条温驯的大狗，常和我分食手中的饼饵。但待到再进城时，这文学世家已凋零不堪了，原因是家贼发国难财，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剩下的是几间破房和几千册书。那时书是一文不值的，而家贼也不识版本之可贵，所以至今我们幸藏的一些图书便成为珍贵的典籍。我的儿童时代便是在这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家中的一切都很简陋。父亲范子愚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善诗文；但绝无治家之术，也不知名利为何物，一生从不愿发表任何诗或文。他真是述而不作的典型。直到晚年，我劝他出一本诗集，老人才表示同意。
印出来之后，他很高兴，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猎取名誉的工具，几十本书锁在抽屉里发霉，只拿出一本供奉于母亲的灵前。父亲为人老实迂阔，但他的诗却是风华婉转、荡气回肠的。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好诗，但他写诗好像就是为了感情的抒发。他教中学的语文、历史、美术、外文，由于熟读文史典籍，讲课别具风格，引人入胜。家中的一切全靠贤惠的母亲缪镜心先生。在我的印象里，她不仅容貌娟秀美好，而且性格极其温和，从事小学教育五十年，在家乡声誉极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通市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委，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折磨而死。这是我一生不堪回首的、最悲痛的事。清贫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影响文学世家的乐趣。父亲告诉我们，范家的风水好：院中的一口井，井水十分甘美的，有三百年的历史，和整个天井结合起来算是一方硕大无朋的砚台；而门外有一座越一千三百年的唐代宝塔——光孝塔，八角七级，算是一枝插入云霄的大笔。有着这样的“笔砚”，还写不出大块文章吗？父亲教我们苦读，所用的不是戒尺，而是言传身教，是他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人气质、他的博闻强记和高尚的人格。他教我们兄弟三人作诗、论文，他吟哦的声调沉雄悲凉，犹如风之入松，涛之入海，气势实在磅礴得很。我记得明代归庄的《万古愁曲》滔滔万言，经过父亲一吟，那简直令人泣下；他吟鲍照的《芜城赋》，悲壮激越，至“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我们都会感慨很久，沉浸于对千古兴亡的怀想之中。我们兄弟都会作旧体诗词，完全是靠这种耳濡目染而熏陶出来的，这恐怕比成年之后力学，花的力气小，而理解得更深透。在科学和艺术上，我以为从幼年开始十分重要。这时的心灵没有被沉重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磨上老茧，柔嫩的、美好的心，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最灵敏的感应。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2） 我四岁时入学，由于早熟的聪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父亲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家中有些留下的画册和画具，我从小便喜欢横涂纵抹。最早对我有影响的是画家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子恺漫画集》。我喜欢他要言不烦的用笔和浓厚的文学气息，他的恻隐之心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父亲信佛，是一位居士。我问他，我是不是也应该吃素。父亲说，你太小，吃素成不了佛，可见父亲的教子是很有幽默感的。还有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我有时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3） 我照着丰子恺和张乐平的画临摹，有时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我也写字。由于张廉卿是范伯子的老师，所以我们家对他的书法十分推重，我从小学他的字，每天悬腕对临。有一年暑假，我满嘴长了胡子疮，擦着紫药水，像个小魔鬼。一向爱漂亮的我把门锁上，从早到晚羞与外人接触。除此便收集邮票，那时没有钱买，就从偶然收的家信中撕下来一张张积累，连很普通的、不值钱的邮票，我也认为趣味无穷。我们小时候老实得很，连向别人要旧邮票都不敢的，因此搜集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直到二兄1945年去香港之后，他从银行里的信件上取下一批批的外国邮票寄给我，我才渐渐收集了几大本。当我成名之后，我不仅爱集邮，而且我画的邮票得到了最佳奖，成了小邮迷们的崇拜对象。我总忘不了我少年的困境和对美的追求。 我八岁之后，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兄因为参加革命，遭到追捕，几乎丧命，离开家园，到苏北打游击去了；二兄也为生活所迫，跟舅父去香港谋生。我从小不爱和女孩子玩，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对文学又一窍不通，所以我很孤独，怀念着两位才情出众的兄长。他们也很喜欢我的。二哥的生活渐渐好一些了，经常寄糖果和书刊给我。大兄则一直为革命奔走，常囊空如洗，挨饿受冻；但他还是想着我，给我寄回过十只石猴，那是刻工粗糙的艺术品，我竟然让它们排队睡在我的枕旁，每天给它们洗澡。1949年全国解放，在春节里，大哥穿着灰军装、背着盒子炮回到家中，我的家庭从此开始了布满阳光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大兄成了右派，我们家也跟着倒霉了二十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又使我失去了母亲和大兄，二兄忧郁而死。每想到这一切，我都感到一阵悲哀。普天之下每一个善良的家庭，都不愿中国再演这历史的悲剧。父亲在1984年年初也谢世了，姐姐是1983年病故的。我的家，在历尽了悲欢之后，终于剩下了我孑然一身。我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尽为人子之道，没有给父母兄长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我上中学之后，开始顽皮，成绩也江河日下，只有文学永远在全班执牛耳。我对数、理、化没有丝毫的兴趣，所幸范氏大代数书很厚，正好在书的边角上画卡通。每一页画的动作，略有区别而有连续性，用相当的速度翻阅，便可有运动的效果。画人吃包子、踢足球、小孩儿推磨，无奇不有。同班的顾乐夫，今天也是一位名画家了，画得更出神入化，竟至有一次数学教师冯德吾忽然问顾乐夫三的四次方是多少，他说“二十七”，引得哄堂大笑；接着再问我，我说“二十七再乘三”，虽然我心算不行说不出得数，却也博得了满堂彩。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4） 当时我们南通中学有三位小画家在全市甚至江苏省有名，便是袁运生、顾乐夫和我，十三岁便入了南通市文联美协，那时经常在一起画漫画和招贴画，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袁运生比较机灵。顾乐夫则很憨厚。我的性格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的命运不同，现在天各一方，但少时的友情总是难忘的。 中学时代的教师张子通和顾云墩先生，是我们绘画的启蒙老师。他们都是上海美专毕业的，为人都极谦和质朴。我们的成功和他们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时常怀念他们。 1955年，我十七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的记忆力是颇惊人的，过目不忘，三遍成诵，几百个历史年代背得哗哗如流水，所以我的成绩从来不低于五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们只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探微测幽，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勾心斗角。我最尊敬的郑天挺和雷海宗先生早已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我认为青年一代的史学家们要达到他们的水平必须花尽移山心力，不是教育一改革，学问也会贮存到你大脑中去的。教育的改革，目的是使知识能成为独创的工具，但知识本身的累积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先得站到前人的肩上，然后才能言创造、言前进。 南开历史系给我影响最大的学者还有吴廷璎。他精通日本、朝鲜和印度历史，是他引起我对亚洲、东方的浓厚兴趣，上他的课得益匪浅。研究先秦史的王玉哲、汉史的杨翼骧和隋唐史的杨志玖都为我打下了史学的根基。外国史教授杨生茂、辜燮高和黎国彬，还有近代史专家来新夏，都对我很有教益。这些学者都诚实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有成右派的。作为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谁因不测之祸而罹难，都使我内心十分抑郁。三十年来，我对他们没有一天轻忘，他们对我也爱护备至。有一次，辜燮高先生讲：“范曾已是中外驰名的艺术家，对我们仍持弟子礼呀！”在场的教授们都笑了。 我十九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时在1957年。离南开时，吴廷璎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中国可能少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而会多一个优秀的画家。”三十年后，这位史学家的预言已化为现实。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5） 过了暑假，到中央美院上学，美院已是一片紧张空气：江丰已成为美术界的“头号右派”，在受着批判；美术史系的主任王逊，也成了右派；而几位著名的美术史家，如精通日本、印度文化的常任侠教授，现代著名的导演、作家和美术史家许幸之教授，博学多才的诗人、史学家尚爱松教授，虽未戴帽，也“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于是学术气氛是谈不上了，美术史系很萧条，课程也很松弛。只记得教白描的刘凌沧先生，不问什么运动不运动，认认真真的传统，教课一丝不苟，他一开始便对我的作业大加奖饰，说我摹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能传神。教素描的李斛先生，也是我艺术上的严格的导师。他的功底好极了，当初徐悲鸿先生特地请宗其香先生将他从四川调到北平艺专。他上课执教认真，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段，凡有浮光掠影、不刻苦作画的，他则痛加呵斥，使学生诚惶诚恐；今天想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尽管教学法或不会为现时所推重，但他的精神却造就了我。他一生创作不多，《关汉卿》、《印度少女》和《长江三峡夜航》等却都称得上精妙绝伦。1974年批“黑画”之中，他的几幅山水也列其中。政治上一向严谨如李斛先生者，实在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美术馆门口，他遇到我讲：“这下子麻烦了。”我说：“先生，不要紧的，您的画没有任何问题。”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位曾是木刻家后来又改画国画的朋友，他也很受压抑。我跑上去和他言欢握手，他后来很感动地将龚自珍的两句诗送给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然则，情随事迁，当时处在困境中能相濡以沫的朋友，在若干年后，他却视我为仇寇，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 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了，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都亲自授课，而且老一辈艺术家都具有那种诲人不倦的师道。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蒋兆和。他的艺术无疑是中国绘画史的里程碑。他的人物画，将中国的传统技巧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他毕生的创作不啻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伟大的历史画卷。他的作品气派非凡、笔力雄健，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在中国堪称古今一人。他训练我们对物象作仔细观察，要求我们在尽精刻微的基础上做到以形写神。蒋兆和先生的传神论是中国古典绘画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光大。蒋兆和先生要求我们在精确地判断之后放笔直取，如灯取影，纤悉不遗。蒋先生反复教导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光和色的魅力所迷惑，而从中国六法论的“骨法用笔”出发，把握对象的结构，注意结构在空间的角度和角度由于透视所形成的微妙变化。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6） 经过兆和先生多年的指导，一般说来，他的学生，造型这一关是能通过的，至于创造，则有待于自己的努力。大匠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我正是在毕业之后，逐步探求，从兆和先生的影响下起飞，走上自己奋进的道路的；今天我的画风和兆和师当然不同，但是得能莫忘，我永远感激少年时代得之恩师的谆谆教导。李可染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李苦禅先生以他豪放的为人气派和博大的水墨画造诣，深深地感动着我。我那时十分幼稚，求知欲十分旺盛，对于这些大师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把他们看作神灵一样的崇拜。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用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的精神鼓舞我勇猛精进，誓无反顾，这张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三次抄家，都没有落入造反派手中。我对老师的拳拳之情，由此可见。李苦禅先生是我最爱的。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在几十年的大学教学中，最好的学生是范曾。他一生出过的一本唯一的大画册《李苦禅画集》的序言，便是苦禅先生命我写的。他喜欢我的文笔，说形式上有骈文的面貌，而风骨却是桐城派的。李苦禅为人刚烈、不畏强暴，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他的为人和艺术今天深深地为国人所尊崇。还应提起的是郭味蕖先生。他是一位有渊博学识的虔诚之士，他是华新罗之后的最伟大的小写意画家。他很爱我，在我毕业的时候，送我一张画竹，希望我能拂云擎日。但他的命运十分不幸，“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划为地主，遣送回乡，忧愤而死。这真是中国画坛的极大损失。这种损失只有深知他艺术价值的人才能体会到。 我在大学里的成绩，一年级时尚不足观，二年级以后，才崭露头角，此后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毕业时，我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拿去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激动，夜不成寐，凌晨三时起床，匍匐于地，将他赠我的长诗题于画面。这首诗，成了郭老的不朽名篇，录入他的《东风集》中。郭老在他的寓所接见了我，他说今后有杰作，他还愿意给我题诗。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他那儿，原因是对自己的作品总不满意。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些信心，还是十年之后的事。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的艰巨的工作。沈从文先生的格言是要有耐心，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他不厌其烦地用他美奂的蝇头小楷写信给我们，指出我们应注意的事项。那种精神实在是一般意志力所达不到的。在编绘的过程中，我临摹了不少的传世杰作，在白描上可说痛下了苦功。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7） 其中诸如李嵩的《货郎图》，张萱《捣练图》，周昉《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元人《射猎图》、《重屏会棋图》，今天我都不敢想象，二十几岁的我，白天黑夜伏案勾画这样一些精微的画稿会那样耐心认真。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兴思及此，总是一阵阵内愧。我前半生中还有一件属于品德领域的错误，便是1960年曾因写《徐悲鸿》一书，对廖静文先生提的十分中肯的意见不满而反唇相讥；可是廖静文先生，对我却原谅了。她的宽容，也从另一角度教育了我，使我知道如何做一个正派的君子，而不做那些违背德性的事。二十年后，当廖静文先生再见到我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件事，她曾在看北京市的一个展览的时候，看到我所画的一幅小孩儿喂羊羔的国画，她在留言簿中写道：“这位青年，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我听了之后，感动之至，同时我更感到廖静文先生灵魂的美好；对我一生有知遇之恩的，她便是一个。 我大学毕业之后跟沈从文先生编绘服饰资料，不仅丰富了我的学养，磨炼了我的技巧，更由于这一时期我发愤忘食地用功，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里，我清心寡欲，坚持着安贫乐道的寂寞生涯。当时，我没有戚戚之名，同时，我也似乎不汲汲以求。我在中国古典艺术的海洋中搏击、沉浮，至于彼岸何在，我不知道。我抱着“但问耕耘，不论收获”的精神，凭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坚信会达到光辉的境界的。这十年磨剑、十年生聚，对我艺术上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有充裕的实践检验我过去的知识，同时发现不足，增益其所不能。那时凡是常到***西阙门的人都记得，在木格糊纸的破窗后，我总是潜心作画，或引吭歌啸。我背诵的文章或诗歌的数量，在同代人中恐怕很少人可以和我相比；报纸和刊物有时夸张地讲我背诵五千首，那是浪漫化数字，不过，千首之数当不在话下。当然背诗文决不能如汉代王充所讽刺的“鹦鹉学舌”之类，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的，成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我现在作诗填词，颇抒己怀，同时我以为诗词不但没有束缚我的思想，反而给了我一种特殊的自由。我经常有自勉之作，也有警世觉人之作，人们渐渐称我为“诗人”。这也是我私心敬仰的称号，我以自己能赓续家业而自豪。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8） 在艺术上发现自己并不容易。我在三十岁左右，对自己未来的画风究竟应该如何，并不清楚，“风格”也是不能预先意料或故意设计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画总是不遂心意。
“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边宝华合作一套《库尔班热爱***》，画完之后拿给美术出版社编辑部张汝济看，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指着我画的新疆皮鞋，说像他们在干校水田劳动时穿的水袜子。我画工笔画虽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细刻的描画，心中一烦，就会乱来，不像边宝华那样平心静气。 那时我创作一无所成，也颇闷闷。好友姚钟华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但计无所出。今天回忆起来，总是十分亲切。其实那时我的艺术，还是处于孕育阶段，怀胎不足，是不会有惊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艺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打开这一成功的不二法门，便是我当时的一个追求方向。 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但是这种灵感的显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发现自己是件何等艰难而痛苦的历程！我曾在这苦海中沉浮过多少年月，多少个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坚信光明在前，继续奋斗！有一次我去荣宝斋，挚友米景扬铺出一张四尺净皮单宣，叫我放笔大胆地画一张。也许我当时竞技状态良好，提起笔来画了一个飘然美髯公，脚边有一只小猴正对他顾盼有情。画出之后，满座唏嘘赞叹这张画，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处；画毕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鲠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扬在我个人的艺术史上这推波助澜之举，打开了我探索的新天地，从此以后豁然开朗，我自以为找到了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 其实，这不是机会主义的偶得，这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积年累月的辛劳的报偿。 我又一次重温我的艺术，理出一条纵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这一千多年的纵线发展史，我不是曾经痛下过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过多少年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9） 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有人以为我：成功是由于钻营，由于机会，更有恶毒诬以“外靠奸商内靠官僚”的，其实，人们应记住我的一首述怀诗中的句子：“作画平生万万千，抽筋折骨亦堪怜。”我二十岁的时候，便因常年的伏案读书作画，胸骨和脊椎骨变形。当年的辛苦，回想起来不禁使我黯然神伤。大学毕业之后，我每天只花三角多钱，以做一日三餐之资。但在艰苦颠蹶之中，我没有沉沦，我追逐着光明和希望。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想把我拉入泥淖，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自私和狭隘；绝大多数的人都为我的成功欢欣鼓舞。 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笔下的人物如庄子、老子、屈原、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柳宗元、蒲松龄、曹雪芹，神话人物钟馗、女娲等等，都是我有感而发，借故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我绝不无病呻吟。我喜为诗文，很多题跋都是我一鼓作气，像流水般毫无挂碍地倾泻而出的，所以，首先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才能将它们感动；有时，我的画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题，那是以画面所透露出来的健康的情操和明净的笔墨去打动读者的，宛如无标题音乐，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我的最得意的人物画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一张《灵运歌啸图》和同年画的《载酒行》。这是人生难再的作品。我曾多次想重画一张这样的画，但心中有了刻意追求，笔下反而失去了天籁，那种悠然忘我的神态和凭虚御风的线条就不可复得了。这两张画现在都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标志着我的艺术已臻成熟之境的画，我想其一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巨幅《广陵散》，描写嵇康奏琴，刘伶倾听的情景。这张画悲怆雄壮，有着内在的力量。其二是癸亥年（1982）所画的巨幅《竹林七贤》，我表现了一群愤世嫉俗的高士隐遁山林而于世事不能忘情的痛苦和忧思。这虽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人物的情操和格调，无疑有动人之处，否则当年鲁迅也不会费那么多笔墨去描述和歌颂他们。这两幅巨作，如今也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美国的伯明翰博物馆藏有我的《东坡赤壁吟啸图》和《秋声赋》，国内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我画的《韩非子》和《荀子》，天津博物馆藏有我的《八仙图》、《宋人踏歌图》，黑龙江博物馆藏有我的《华佗望断图》、《怀素狂草图》，安徽博物馆藏有我的《竹林七贤》（与藏于日本的不同，是变体画）和《霸王乌江自刎图》。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10） 在国内长期陈列的我的大型作品，有江苏南通市紫琅山“法乳堂”中的中国历代十八高僧像的瓷砖壁画。这大型的群像，描写了中国佛门中对祖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如南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近代的弘一和寄禅；描画了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杰出建树的人物，如南朝来中国的印度僧人达摩，唐代去日本传经播道的鉴真等。这十八个僧人形貌不同凡俗，不仅看出他们坚守信条、严行教律的品格，也表现了他们执著的追求和坚毅的信心。著名文学家文怀沙的《修法乳堂记》，我以为是一篇千古妙文；赵朴老欣然为法乳堂篆额，并题“一堂都圣哲，万法尽朝宗”联，以为该堂的纲领；博学的巨赞大师也为该堂题联，不久他飘然仙逝，这联语成了他的绝笔。我藏之名山的作品还有甲子年（1984）初冬在四川奉节县白帝城落成的杜甫西阁，创作的一幅大型瓷砖壁画《杜甫吟啸图》，描写了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的杜公在秋气萧萧之中，对着夔门吟诵他那悲天悯人的不朽诗篇。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 1979年之后，我曾若干次赴港、出国访问展览和讲学。1979年10月，我作为荣宝斋代表团的特邀成员，赴日本参加荣宝斋展览的开幕式，我的二十幅作品被日本各界人士抢购一空，这是我在国外首战告捷。1980年4月张仃先生与我的联合书画展在香港举行，可谓盛况空前，在开幕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内，作品被世界各国收藏家订购完毕，在香港文坛上传为佳话。香港各大报纸几乎每天详细评论展览的作品，认为是一次“轰动香港的画展”，说“中国文化不会失落”。同年10月我应加拿大ＵＢＣ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之邀赴温哥华讲学，我仅带了一张画《广陵散》到北美去。主要接待我的是著名的古典文学评论家、诗人叶嘉莹。在那儿我作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报告：《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中国书法》、《中国古典诗歌》和《我的艺术》。ＵＢＣ大学建立亚洲中心，请我为屏风题词，我大书杜甫的《望岳》一诗，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气派和使命感。1981年我的个人画展在日本横滨举行，日本各报都有报道。ＮＨＫ广播电视中心特邀平山郁夫先生向全日本介绍我的作品，他认为我的画充满活力，是现代中国画的优秀代表。1982年我的另一次个人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的影响更大。《朝日新闻》、《东京新闻》以整版介绍我的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983年日本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和两备柽园财团联合倡议在冈山县建立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由久负盛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先生任名誉馆长。这个倡议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国内文化部的支持，1984年4月1日正式开幕。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11） 这是中国画家以个人名义在国外建立的第一座美术馆，它规模壮丽，设备精良。日本人仅为世界上两位画家作过这样的努力（另一位是法国近代画家）。无论国内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海外受到这样的推崇，总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开幕之日，中国大使馆的文迟大使和其他重要官员出席了大会，热烈庆祝美术馆的落成并赞扬日本友好人士所作的努力。日本的电视向全国播放了美术馆的陈列；日本的卫星广播在“每周世界一名人”的节目中，向全世界用三种语言播放了这一轰动日本的消息。范曾美术馆里陈列着我的大小作品八十多幅，其中代表作有《广陵散》、《竹林七贤》、《达摩》、《钟馗》、《采薇图》、《前后赤壁赋》、《灵运歌啸图》和《载酒行》等等。美术馆成了冈山一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鉴赏家和游览者。美术馆没有任何商业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基点之一。 1978年我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翌年，任副教授。在教学中，我一方面激发同学们对东方文明的自豪感，在青年中大展雄风；一方面用严格的科学精神去训练他们艺术上的基本功。青年学生最爱听我的课，尽管我绝不允许他们迟到、早退，更对旷课的行为深恶痛绝，大有李斛先生当年的声威。我很佩服中国女排的袁伟民教练，他曾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称他为“有铁石心肠的人”，足见他严格到什么地步。我不赞成打着“启发式”的口号，实质放任自流的教学法。我常对学生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我希望他们年轻的岁月不要闲掷闲弃，要用意志力去战胜任何懒散和惰怠的习性，鞭笞自己，犹如对奴隶之苛酷。这种教学思想仅仅希望使青年一代的艺术学徒培养自己的殉道精神，而没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就指望自己得到艺术的桂冠，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其实我对学生的全部温情和热爱，是他们都能体会到的。我为他们买笔墨纸砚，带他们畅游香山，和他们拍照留念，为他们作画题字，所以凡曾上过我的课的学生，对我都十分爱戴。我又讲演滔滔乎雄词，妙语连珠，因此北京的各大学都爱请我作报告，谈祖国、艺术和人生。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会竟送我一面“青年导师”的锦旗，这一点的确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安慰。我很热爱青年工作，自1980年以来，我一直是中华全国青联的常委。 我的专著有《徐悲鸿》（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小说插图集》（1978年荣宝斋出版）、《范曾画集》（1980年香港汉文化公司出版）、《范曾人物画》（1981年日本贩株式会社出版）、《范曾新作人物画》（1982年日本西武百货公司出版）、《范曾美术馆》（1984年日本冈山县两备柽园财团出版）、《范曾画辑》（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范曾画选》（1985年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范曾吟草》（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文章、诗文和美术作品零散发表的数以千计，分别见于国内外的报章杂志。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广泛流布，使人们对我的艺术有了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 正文 《范曾自述》：我的自述（12） 我曾经在日本获得过中日文化交流功劳纪念杯和范曾美术馆设立纪念杯，在国内曾获得过1980年最佳邮票绘画奖杯。1983年《画家范曾》新闻电影在国内外上映，日本已购买此片的专利，翻制为录像带，名以《水墨画鬼才范曾》，在全日本发行。 1984年我调入天津南开大学任东方艺术系主任、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根据我的建议，在我的母校建立的东方艺术系，旨在有系统地研究东方各国的艺术，逐步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为据点，形成东方艺术研究的中心。为此我“三年画一楼，两鬓添秋霜”，于1986年***一百万美金盖成面积四千平方米的东方艺术大楼，敬献给我的母校。前景是壮丽的，但是这要靠艰苦的创业精神。前进中必有坎坷，既然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有献身精神，那么，我当更以这样的精神来勉策自己，为南开大学的振兴，尽其绵薄。 近年来出版书籍益夥，影响较大者有《范曾的艺术&am #8226;献给2000年》、《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范曾临八大山人》、《中国近现代名家&am #8226;范曾卷》、《画外话&am #8226;范曾卷》、《范曾精选集》、《范曾谈艺录》、《抱冲斋艺史丛谈》、《范曾诗稿》等六十余部。我的散文《风从哪里来》、《凡&am #8226;高的坟茔》、《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分别获1998年、1999年、2000年散文排名前十名奖。长诗《庄子显灵记》则风行海内，译播海外。 2002年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这对我是一项殊荣，也对我的未来是一种巨大的鞭策。 （编者按：此文原作于1985年，续写情况仅到2002年。） 正文 《范曾自述》：阿翁吟（1） 阿翁吟 清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出了不少诗人。其中能称巨擘者有曾祖范伯子及陈散原、林纾诸人。范、陈两老相契，遂结儿女姻缘，近代颇享大名的画家陈师曾便是范伯子的女婿。对于范伯子的诗，陈散原评为：“苏黄以下，无此奇人。”伯子也自诩云：“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 范伯子为我曾祖，祖父范罕亦以诗名。至父亲范子愚先生，颇不堕家声，精于音律，善古文辞章。我与二兄范临、长兄范恒幼承庭训，亦皆能诗。 父亲少聪慧，1910年（宣统二年）随祖父游学日本，初读五七言诗，学作短句，他留下的一首最早的诗，当作于此时。这首诗题《夜雪》： 昨夜一更尽，凄风入枕来。 残灯留暗影，窗外白皑皑。 他自题于诗后云：“时庚戌年十二随大人留学日本。”十二岁的少年，对家国兴亡只有蒙眬的感受，父亲在以后的述怀诗中，对此有所追忆：“我生之初，天下滔滔。童年侍父，东涉风涛。苍茫回首，故国飘摇……” 十三岁时欣逢辛亥革命，随父回国。此时诗道大进，有“深秋处处风如水，更听梧桐叶半残”句，为乡里诗坛斫轮老手所激赏。十六岁入中国大学预科，十九岁因父病返里。此后数年居家读经、史、古文诗赋，从此稍识先世家学。 祖父范罕与泰州学者缪篆先生同时留学日本。1921年缪篆先生长女缪镜心年方十九，由于颖慧多才、品貌出众，是闺阁中为世所瞩目的少女。范罕先生谋诸挚友缪篆先生，双方自愿结成秦晋之好。二十三岁的范子愚与缪镜心结婚，门当户对，一时江左传为佳话。缪篆先生曾与鲁迅先生同时执教于厦门大学，任哲学系教授。鲁迅先生曾在《两地书》中描写过一次教授的恳谈会，有一位教授拍文科主任林语堂的马屁，讲林是教授们的父辈，缪篆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这幕颇富戏剧性的场面，正反映了外祖父刚直耿介的脾气。据说范家的人都有些狂气，而与范家结亲的人家也多有傲骨，这不是狂上加傲了吗？其实“傲”字与“狂”字并不可怕的，人们是往往把特立独行、狷介不阿都归入“傲”和“狂”的，“狂”而不妄，“傲”而不肆，大体还是一种可取的个性呢！ 子愚先生婚后游幕安徽，两年后求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八岁返里，不复远游。先后执教凡三十余年，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1959年退休，曾有漫游之志，1960年重游北京，人世沧桑，感慨良深。 正文
《范曾自述》：阿翁吟（2） 父亲一生以“淡泊”二字为座右铭，不求闻达。作诗自娱，然其格调高华，为侪辈所重。父亲平生没有发表欲，一诗既成，吟咏数日即藏之箧底。而其作品中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他自青至老写给我母亲的诗章。母亲去世之后，我无法慰藉父亲的痛苦，带他去西湖作消愁游。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无心欣赏里外西湖水的碧波，赶紧要返故里，即便人去屋空，但故园总有母亲的痕迹。又是一个夏天来临了，他吟哦着： 世有春愁我独无，雨间变化久模糊。 天藏巨眼曾谁睹，曙已微明更待呼。 望里楼台徒郁郁，梦中人物尚劬劬。 玉溪婉转情如织，一别吞声万劫逋。 他当时住在北京我的单人宿舍。他觉得，“作客原知身是寄，问天无语梦犹遥”。他也知道沉浸于悲痛正摧残着他的健康，“忍将别恨催风烛，应向崦嵫驻夕阳”。但又有什么办法？他无法解脱和母亲五十年爱恋的情愫，他知道这一次痛苦的力量，一次够了。他说，“他生誓作空山鹊，永断尘寰报喜情。” 父亲1984年谢世。此前他已知道日本冈山县建立了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他是带着一份欣慰走的。这幅《老子看老子》是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寓居北京时我为之速写的。彼时父亲已年近八旬，对母亲之怀恋无一日轻忘，每餐必先将食品供奉于母亲像前，然后自食。其时，当我看到父亲每于诗稿上钤“独鹤”一印时，便深恐父亲用情太深而伤身，然而父亲在孤独的十三年中不复生趣，为儿者对此无能为力。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包，外裹以布，内一层又一层地包以纸。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珍藏的婚前母亲家送来的庚帖，写生辰八字以为应聘之礼。这是父母亲一生视为无价之宝的信物。父亲的诗写得很多，在老人应允的前提下，我为他印了一本《子愚诗抄》，留给父亲一百本馈赠友好。父亲将一本供在母亲灵前。父亲去世之后，发现一包东西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是他的诗抄，余下九十九本。也许，父亲出于谦逊，以为自己为大诗人之裔，不足以此炫人；也许，父亲出于骄傲，“国无人，莫我知兮”。但是最确切的解释是父亲只以诗自慰，这是陶渊明式的真正的诗人。 正文
《范曾自述》：芦荻波影——记我的母亲（1）.. 芦荻波影 ——记我的母亲 诗人徐刚告诉我，那长江的逝波，正是母亲似水的柔情；那江边的芦苇，恰如母亲萧瑟而寂寞的生平；那在荒寒中微微颠动的苇竿，不正宛似母亲谦逊的倩影！啊，诗人，讲得对，讲得对呀！绝大多数的母亲是这样的，普天之下，一品夫人毕竟太少，而我的、你的、大家的母亲，都曾在苦难中搏斗，在沟壑中挣扎，她们哺育了我们整个民族。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清贫的读书人家，十三代诗人延绵不绝的佳话，已载入中国的文学史册。研究我的家谱的人，大概会从我们这一家族的兴衰了解中国知识分子面貌形成的历史。据门当户对的原则成婚，我的母亲缪镜心，是名儒缪篆之女，在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中提到过我这位清高而狷介的外祖父，当时他与鲁迅先生同时任教于厦门大学。外祖父和祖父年轻时同在日本留学，相与友善，这才产生了我父母的姻缘，也才有了今天的我。 母亲是名门闺秀，年轻时不只有才名，而且容貌端丽。当她嫁到南通范家时，清廷气数已尽，而范家也渐渐败落。一个大的诗书之家，专产名士、才人和浪子，道德文章各不相同，而不能治家安邦则一也。有的书剑飘零，沉沦了，如我的叔父；有的则悟言一室，自守着，如我的祖父和叔祖；有的则渐渐和时代挂上了钩，走上了教育工作的道路，如我的父亲。母亲在南通第一所由我曾祖母姚倚云主办的女子师范毕业之后，一直当小学教师和校长，孜孜矻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在南通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1986年教师节，母亲担任了廿七年校长的“通师二附”为纪念她，建立了一座四层的教学大楼，用母亲的名字命名，称“镜心楼”。在落成典礼上，曾在苏北游击区战斗的、前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和南通市委书记朱剑同志剪彩。会上，人们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慈祥的母亲，流着眼泪谈起“文化大革命”中含冤死去的她。 1970年，当她任校长的小学还把持在几个政治流氓手中的时候，她的猝然长辞，在南通颇引起了社会的愤怒。我还记得母亲的灵堂上有数以百计的花圈，人们自发地抬着花圈，捧着母亲的像，哭泣着走上街头。庄严而肃穆的队伍越来越长，其中有她的学生、同事和家长，这是人们和一位美好、质朴而平凡的人，一位永远使人怀恋的小学教师，做最后深情的告别。 正文
《范曾自述》：芦荻波影——记我的母亲（2）..
当时，我的心境悲凉至极，人世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烟云过眼，生活中的种种欢乐，在我都以为是虚无的幻合。我没有任何欲念，打点不起丝毫的精神。人们的悼念，无法慰藉我无边的哀痛。我痴呆了很多时日，心中只有慈母的一双明澈温柔的眼睛闪动着悲伤而圣洁的光。我身上还穿着一件我在湖北干校劳动时，母亲在沉疴中为我缝制的棉背心。“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归来是太迟了——我奔回家中时，母亲已溘然长逝。 我母亲的一生像无数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一样，是勤俭谦逊的一生。她兢兢业业地从事着为世俗所轻视的小学教育工作，前后凡五十年。那是整整半个世纪呀！那是多么平凡而又多么伟大的工作！当年那些拖着鼻涕在母亲身边周旋的儿童们，今天有的已当上了大学教授，我的母亲却依然默默无闻地度着永远重复的悠长岁月。她总是微笑着去迎接困顿的生活带给她的重负。因为当我不懂事的时候，家中一贫如洗，常常揭不开锅呀！生活穷苦和地位卑微，养成了她的善良、谦谨和胆怯，一个铜子也舍不得自己享受，但是她慨于解囊去援助那些更寒微的人。母亲一辈子不曾对任何人发过一次脾气，她太和蔼了！连对那些暗算过她的人，她都觉得可能自己得罪过他们而反躬自省。 新中国成立后，伟大时代的阳光，照亮了母亲的生涯，党给予了母亲崇高的荣誉。可不是吗？母亲做梦也没有想到，像她这样的人会坐到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席位。她含着激动的眼泪接受了敬爱的周总理颁发给她的政府委员的光荣的任命书。 几十年来我的母亲在生活的底层，在种种苦难深重的涡漩中携带着我们，护养着我们。但是在她被一群极左思潮的豺狼们折磨的时候，她没有向我们伸出求援的手，只是叫父亲写信告诉我们一切安好。而那时她正挂着牌子跪在地下，噙着眼泪在鞭笞中辗转，被牵上闹市游街。我的母亲是一个清白无辜的最纯洁善良的女子，在她七十年的生命中没有干过一件肮脏的事，更不知道加侮于别人。五十年的小学教育，是在清贫中度过的，廉洁无瑕的一生所得的报偿不应该是蒙受这些屈辱！我要大声地呼喊，那些残害我慈母的人应该遭到九天霹雳的惩罚！ 母亲这个字眼包含着多少最严肃的人生意义，它包含着你的童年的梦境，你幼小生命的庇护，你成长的希望，你造就的欣慰，你灾难的忧虑，你幸福的祈祷！母亲们的形象不是任何一个雕刻大师能塑造的，她们用积年累月的辛劳，用乳汁、血汗和泪水写出了一首最优美动人、最哀婉悱恻的母爱之歌。这里面只有最伟大的自我牺牲，而不希求任何的报答。 正文
《范曾自述》：芦荻波影——记我的母亲（3）.. 普天下的母亲，只要她属于人民这一范畴，无论她们的地位高贵或卑贱，知识渊博或肤浅，形貌美好或丑陋，她们所应承受的尊敬和虔诚的爱戴则应完全一律平等。母亲的信仰是一切宗教中最神圣的宗教，是一切有感应的生灵的最高的寄托。 那些以欺凌一个白发苍苍、失去任何自卫能力的老者为英雄，以看到一个弱者的呻吟为快乐的人，是最怯懦的蛆虫，灵魂的侏儒！我敢说在敌人的铡刀前，他们将是百分之百的叛徒和怕死鬼。任何一个伟大的心灵、一个有着真正高尚德行的人物，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最柔情的摇篮曲，那是他的母亲赋予他灵魂深处最美好的无价之宝。日后的征程，无论刀光剑影的疆场，名山大川的游踪，猎猎的军旗，悠悠的情歌，都代替不了你在混沌初开时张着小眼睛所看到的那张慈祥的脸。 祖国存在一天，长江的波影便永远在中国人民的儿子心中闪动。不堪回首的往事，让它沉埋江底吧！只有不尽的江涛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的价值。只要是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战斗过、搏击过的人，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生。 正文
《范曾自述》：我记得，那一缕轻烟（1） 我记得，那一缕轻烟 1946年3月18日以后的江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所笼罩。曾在组织向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请愿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志士钱素凡、顾迅一、季天择、孙平天、戴西青、孙日新、罗镇和、郑英年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捕杀，抛尸长江。范恒在请愿运动中也被特务注意追踪，但在父亲范子愚先生的掩护下，他逃到城外奔向苏北新四军。社会上盛传范恒失踪，生死不明。然而在国民党屠杀志士震动全国时，上海的报纸上所刊载的被害志士名单中“范恒”二字赫然在目。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比较冷静的父亲计算其外逃的时间和报纸对不上号，因此劝慰母亲，新闻有误。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一位苏北农民挑了一个担子来到家门，潜入室内，语焉甚简，谓有人要“沃古林”眼药水和一双布鞋，取后立刻挑担远去。父亲大喜过望，告诉母亲北边（指苏北新四军解放区）派人来报告范恒已到目的地，一切平安，母亲才破涕为笑。彼时大兄病眼，“沃古林”眼药水是他常用的药物。此后音讯顿杳，不知大兄在何方。又过了一年多，忽然从上海徐家汇某小学寄来便函一封，是大兄的笔迹。父亲用发抖的手拆开一看，大声告诉母亲：“恒儿到上海了，而且找到了工作，在小学教书。”父亲头脑中还没有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概念，只以为大兄真的当起小学教员来了。肯定他不知道其时大兄范恒已是正式的党员。此后音书时有，父母亲放心了，殊不知彼时大兄在斗争的前哨曾临危犯死者数次。 我当时七八岁，懵懵懂懂，只知道先是二兄于1945年去了香港，1946年大兄又离家远行。他们二人在家时，住西屋，两张破床。二兄是文艺气质极浓的人，不问政治，自顾作诗、写字、吹箫；大兄则思想左倾，一天到晚看书。二人偶然发生路线斗争，争吵几句，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晚大兄二兄大打出手，大兄当头给了二兄一巴掌，二兄则拿起小榔头作兵器，想敲大兄的脑瓜，在父亲的怒斥下停战。我则吓得大哭，事后倒是二位兄长来哄我玩，其时穷窘殊甚。大兄送我一只料器无足的小犬，二兄给我一块糖了事。二兄说，我的字和八指头陀（敬安大师）的字相似，命我抄八指头陀的诗稿，每抄完数页，给我一块糖。而大兄则叫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二兄远行时，我写了“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给他祝福，而大兄之逃逸则是我睡了一觉起来，父亲风尘仆仆地回来后才知的。童年的孤独是最无援无告的，二位兄长是我的偶像，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而今我只有在家中自己练字，再也没有二兄的欣赏、大兄的赞扬了。这孤寂的年月中，最快乐的事，是等待二兄的信，他总会在香港弄到一些外国邮票来给我收藏。还有令我对大兄深怀感激的是有一天他寄给我一个小木盒，其中有十只高可三寸的石猴，都是一个动作捧着桃子蹲坐着。南通地摊上出卖的石猴都是一寸大小的，动作也完全一样。我一下子成了拥有至宝的巨富，每天给它们洗澡，然后让它们排队躺在我枕边，与我同时入寝。 正文
《范曾自述》：我记得，那一缕轻烟（2） 1949年对我家是充满了阳光的，入城的解放军，个个和蔼可亲，分别暂住在老百姓的家中。父亲已得到大兄的信息，知道他1948年年底又去到苏北，拿着大兄的相片，问一个排连长模样的人。他们安慰父亲，说好像在部队里见过这个人。终于有一天，大兄竟背着一个盒子炮回来了，一身灰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倒不像电影中常见的见到家人还行什么军礼，像过去一样依旧叫一声“父父”、“娘奶”，我则哇的一声哭着奔向大兄的怀抱，这倒使大家乐极悲来了。二兄不久也回来探亲，教我唱“解放军，向南开，我们受苦的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来……”阖家团聚之乐，非一言可尽者。 我其时十一岁，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也难免对自己有影响。看到上海印的儿童画刊上，有云某家鼠患，主人养猫捕鼠，鼠一绝迹，主人则把猫赶走。有一天大兄回来，我拿着画刊问大兄，这猫就是蒋介石，鼠就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被赶跑了，你们又把蒋介石赶跑了，是不是如此？大兄起先一惊，继之大怒，讲了四个字：“胡说！放屁！”大兄一辈子只骂过我这一次，大概也只给过二兄一个巴掌。一般说来，长兄如父，他对我们都是十分爱怜的。后来，我很琢磨过这“胡说，放屁”四字的深刻内涵和大兄愤怒的原因，终于内心里原谅了大兄的詈骂。 我家好景不长，1953年，我已十五岁，在“通中”上高一。有一天到学校，听到背后有几个不太相善的同学三言两语的嘲讽，似乎讲大兄已是一只大老虎，“三反”
“五反”之中称“大贪污犯”为大老虎，我猛地一身冷汗，一想大兄也确乎有半个来月不见回家了。回到家中，父母亲似乎也有风闻，一室寂然，更无欢笑。有一天母亲和我在街上行走，见到彼时任南通市长的周伯藩。周是世家子弟，文质彬彬，他很亲切地叫住母亲，“缪校长，最近还好吧？”母亲低声问他，“是不是范恒成了大老虎啦？” 周市长哈哈大笑，“大老虎？唉，他连小老鼠都不够哩，名士派，大手大脚，过几天等好消息。”显然周市长是了解范恒的。问题出在有一次大兄带队去南京开会，有几十元的费用由大兄管理，大概路上他和几个同事零零散散用光了，也没有账目。“三反”、“五反”时查账，讲大兄贪污，天晓得！他如何回忆得起买一斤酒、一包花生仁的钱数。于是大发脾气，脾气和贪污数目成正比节节上升，由几十元而几百元而千元之巨。结果，子虚乌有，结论是浪费、账目不清。在周市长哈哈大笑之后两天，大兄竟容光焕发地回来了。父母拢上去问怎么回事，他说要出远门。母亲以为是劳改去，大兄慢了两拍，说：“去八厂，打老虎去。” 正文
《范曾自述》：我记得，那一缕轻烟（3） 这其后几年，大兄当上南通市委宣传部科长、南通市报副主编，恋爱、结婚，写书出版，这是大兄生命史上最幸福的日子。 1957年，反右开始，父亲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右的座谈会上慷慨陈词，在报纸上发表《好小子，你来吧》，意思是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正等着你呢。然而不久大兄被作为南通市大右派揪出，反党言论虽然没有，但江苏省委领导来视察，以大兄的气质，不知逢迎为何物，加上犟脾气，好顶牛，于是被敏锐地发觉大兄有反党情绪。倒霉的大兄被省里的大吏坚持定为“右派”，打入另册。大兄当然不服，不过这次的大发脾气适成极右的阶级本性。终于有一天大兄真的要去劳改了，他回到家中长跪于父母亲面前泣不成声。父母亲扶起他，母亲说：“你是品学兼优的好人，我们知道，去吧，无以家为念。”此后，我家由革命干属而成地富反坏右之属，每于苦中作乐。我常嘲讽父亲，您那“好小子，你来吧”，应改为“好儿子，你来吧”，父亲苦笑而已。此后很多年，我已名满国中，到南京，当年整过大兄的人杯酒迎迓时，他们固不知这范曾的兄长会姓王，叫王子昌（大兄范恒参加革命后改名王子昌），我却深知面前的这些断狱老吏，正是他们把大兄推向人生苦难的深渊。 1957年到1971年大兄逝世，这14年大兄受的是难以言喻的折磨，无法一一详述，略举其大者：“四清”时，大兄劳改的乡村中，有一地痞“四清”工作组干部，本人五毒俱全，而阶级立场特坚。他把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一捆绑掷向村边大树下，一个个吊打致残甚至致死。大兄平日在村中待人极好，村民忧其不堪，在混乱嘈杂中命一小童以剪刀断其绳索，劝其快逃。大兄爬起，夤夜步行奔回家中，找到革命挚友、时任南通市长的曹从坡。宅心仁厚而又顾念旧情的曹从坡兄立刻各方面通融、联系，把大兄上调到南通市图书馆整理古籍。对于这项工作，以家学渊源而又博通经史、学贯中西的大兄，真是如鱼得水。两年中他分类编目著录，对图书馆贡献至巨。其间他更把家藏的珍本图书，上溯十二世的诗人范国禄的《十山楼诗稿》和曾祖范伯子先生的《三百止遗》，在父亲的同意下，***给图书馆。这是一个身在苦难之中、无路请缨、报国无门的人对祖国的一份拳拳之爱。 大兄住在家中，父亲无法安慰这长空折翅的爱子，只有在萧瑟的囊橐中挤出一些钱，买一些可口的小菜和好酒，等待大兄下班归来。今天我每当听到《北国之春》“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时，都不免潸然泪下。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兄又被揪到工厂劳改。工人中有几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这时成了风云人物，对大兄下手之重是令观者失色的。他们斗争他、抽打他，甚至弄残大兄的腰椎，直到大兄去世，他的腰上总围勒着一条宽宽的皮带，以支撑身体不使蜷瘫。每天晚上回来，大嫂哭着给那皮开肉绽的受伤处上药包扎，等待着的是第二天更残酷暴虐的抽打。即使如此，大兄没有叫过一声痛，他继续读***的著作，做了很多的笔记，也写了不少深自忏悔的诗作。这其中，他没有任何虚伪，他直到死，都认为苦难是自己的改造不力，以致违背了党的教导，是罪有应得。大兄读《资本论》的笔记和其他读书杂录数百万字，都在“红卫兵”的一把火中化为灰烬，这其中饱含着大兄晨昏昼夜的心血。大兄被造反派反背着手，低头向着烈焰，看着自己的生命在火光中消逝。 大兄爱上了酒，那是没有丝毫浪漫的诗人意味的。他拼命地劳动，被殴打、读“毛著”、喝劣质的酒，然后睡去。在把他划为“右派”之后，十几年他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年后再重新入党”。然而他没有等到那一天。1971年他终于病倒，是直肠癌。酒，尤其劣酒，绝对是腐肠之鸩。大兄在医院中，其精神深深感动了医生和护士，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他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痛，只是越来越频繁地请护士注射度冷丁，在麻木中昏厥过去。清醒的时候，他睁大着两只眼，等待脱去“右派”帽子的消息。这是大兄抗拒死亡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人们并没有满足他。 没有追悼会，火化的那一天十分凄凉，大嫂泪眼已干，她知道自己深爱的人，学识那么渊博，人品那么崇高，而今天他去得何以如此的寂寞。我和几个侄儿在场，我看着轻烟从火化炉烟筒中飞出，啊，大兄！啊，大兄！ 人生天地之间，谁非沧海之涓滴、宇宙之微尘？而生命的奄忽又只是一刹，“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往事似烟，人们恐怕总还有不泯的良知，而这良知总会汇聚着扎起无形的花环，献给我亲爱的大兄。 正文
《范曾自述》：和她共赴天涯（1） 和她共赴天涯 一 奇迹每出于绝境，胜券总握于哀兵，这是历史和人生的规律。 1977年我的身体日见消瘦，面色苍白，十指无色，行走时觉晕眩，骑车则忽然摔倒。一天我到兆和师家去，萧琼先生讲：“你一定有大病在身。”萧先生为名医萧龙友之女，她的眼力不能不使我一惊。我一向不愿在命运前低头，坚信意志力能排除一切舛厄。每天清晨5时起床下楼跑步，一日正跑间，忽觉天旋地转，眼中闪晃金星，知道不妙，抱着道旁一棵小树十数分钟，始渐渐正常，心灰意冷，计无所出。从此不复上班，亦不复锻炼。每天到楼边锅炉房周围的一大片沙地晒太阳，百无聊赖。一向讳疾忌医的我，终于有一天不得不到北京医院检查。化验结果一出来已是病危，血色素为五点六克，不及常人之半：恶性贫血，必须立即住院！ 名医会诊之后，确定为结肠息肉，唯一的办法是开刀。贫血如此，如开刀何？必先输几千ＣＣ血，而输血不似鲸饮，必须点点滴滴输好几天。这时，我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一次十分冷静的分析，如果术后不佳，则来日无多，将如何？自以为自少而今，刻苦自励，有绝艺在身，苟就此遽去，上负苍天厚爱，下愧父母殷望，必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留于人间。于是我决定画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之所以做此决定，其一，自信白描在国画界无出其右者；其二，自觉对鲁迅先生小说的理解或无大谬。于是我嘱医生将我的输血针管插到脚上。医生说比较疼，问受不受得了，我说无碍。自此潜心作画，唯一小几置于病榻，研墨吮毫，每临纸，必以意志驱除烦恼，心灵颇似佛家之孤灯寂照。由是笔下遂日见灵动，恍有神助。彼时参考资料甚少，唯有《吴友如画宝》助我，因其描写社会人生诸相，时代与鲁迅先生所描述正相合。吴友如之画技至工而格近卑，然其观察生活之仔细，描画物件之精到，自是无匹作手。我画鲁迅小说中某些场景如魏连殳之哭丧，其中棺材、丧幛、头巾等等细节绝对无误；华老栓家的床边马桶、手中的灯笼形象刻画入微，皆有赖于吴公多多。 每天伏几，作画不辍。邻室有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亦因病住院，十分喜与我聊天儿。然他每临窗，总见我潜意于画，心无旁骛，遂不忍心前来打扰。严文井先生感慨良深地赞道：“平生所见刻苦如此者，唯沈从文与君耳。”开刀之后有几天极痛苦，只有卧床不起。稍愈，又伏几作画。起先所见线条皆成双影，静心息念片刻，渐渐清晰。而大手术之后，腕力又有所不逮。越数日，一切归于正常，作画之气势亦如破竹矣。 正文 《范曾自述》：和她共赴天涯（2） 住院日久，作画之余，每天总等待楠莉的看望，时有“美人犹未来”之叹。既来，则断肠人对断肠人，相顾亦不甚多言，唯浅颦淡笑而已。其时楠莉每日于家中深深祈祷，希望苍天怜此奇才。名医吴蔚然、周光裕给了我再生的机会，而楠莉则给了我再生后的幸福。我相信心灵对健康的裨益，在那些难煎难熬而又以生命作殊死搏击的日子里，楠莉真诚的心灵、美奂的仪容，永远使我难忘。两心相许，未吐真言，正此时也。 生命的奇迹终于出现，我的身体康复很快。拆线之后便出院休养，血色素恢复到常人的十二克。当挚友米景扬先生将荣宝斋出版的《鲁迅小说插图集》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语哽而泣。本来以为用此书留于人间，以报上苍生我之大德、父母育我之深恩、祖国期我之厚爱，然而今天却成为我新生命的开端。此后二十余年，我的艺术终于遍列全球，为天下人瞩目。回首于生死界徘徊之日，不能不视为奇迹。 二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惨酷的一场杀戮告终。曾在日本国民中被谎言所掀起的“圣战”热情跌至冰川谷底，平民在瓦砾和废墟中哭泣，而那些暴虐而刚愎的军人们，则在沮丧和羞辱中切腹自尽。 这一天在东北沈阳有一栋日军长官们居住的楼房，在一阵轰天价响的火药爆炸声中坍塌，其中有几十名军官和太太们在烈焰中灰飞烟灭。他们是引决自裁，其死固轻如鸿毛，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而在日本人看来，却不失悲壮。他们的名字在今天日本的靖国神社中被供奉，其中有楠莉的父亲和母亲。 从这一天起楠莉成了一个孤儿，倘不是他父亲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托孤于本溪的商人，楠莉也许会在那一声轰鸣中消失。战后，本溪的商人又将楠莉送往沈阳的一户乡村的读书人家躲藏。她幸免于难，孑然一身，在异邦成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幼年混沌的记忆，使她知道日本住房的格局和衣着，知道她父亲的木屐和母亲的和服；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盛怒中的父亲如何将怀抱着她的母亲赶出屋外，在门口冻馁一夜，母亲的体温，是她永恒的温馨的回忆。 正文
《范曾自述》：和她共赴天涯（3） 她成了村野的一个中国女孩儿，穿着东北大蓝花土布，在田埂上、在野地里、在场院中和孩子们捉蟋蟀、打陀螺、采酸葡萄，将蚂蚱用草棍串连烧烤，等待家中饲养的老鹰抓回野兔和山鸡。冬天则滚雪球、堆雪人，用木棍敲下屋檐的冰柱，捏一团新雪，塞进邻居小孩儿的被窝。总之，所有顽皮男孩儿们所做的事，她都做过。那是一段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岁月。 丧失父母的悲哀对幼儿来说，这是健忘的，因为她聪明美丽、善解人意，成为阖家的宠儿。然而，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从孩提时起，深深笼罩着楠莉。那些依稀的回忆，像流云中隐现的山岫，像海洋中载浮载沉的岛屿。她觉得那失去的双亲的容貌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拂除。她曾保留着一张双亲的相片，父亲孔武雄健，母亲柔顺美貌。这张唯一的珍贵纪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焚烧。这件事楠莉引为终身的遗憾。不论她的父亲对中国罪孽如何深重，但对于她却永远是钟爱的父亲。 岁月递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养成了她成为少女之后的沉默寡言、青年之后的落落寡合、中年之后的忧郁寡欢。她也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深深地爱上一位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范曾。当楠莉在东北的村野嬉戏的时候，在南方的小城南通，我的由思想左倾而后参加***的长兄范恒，正在胜利的欢欣中教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祖国，你沐浴八年抗战的风沙，像一个巨人，终觉在成长……” 我从少儿时代起，每闻古老的爱情故事，便轰然耳鸣，赧然面赤，那是情窦蒙眬时的童真。偶尔翻阅父亲在上海美专就学时所购西洋名画集中的裸女，自觉世上有美轮美奂如此的人物，真是非仙即怪。及至年事稍长，再也不敢翻阅，知道其间必有些神秘的因素。而长兄虽革命，但艺术思想则颇开放，跟着邻居的名画家施春瘦先生画人体素描和油画，听他们如此认真地研讨，又想裸露的胴体一定是十分神圣的对象。及至发现自己被情欲所左右的年龄来临时，已是进大学，十七岁以后的事了。大学中很有些校花、系花之类的美人，然而年龄都长于我，其中竟有一位问我：“你们十八岁以下的小孩儿都去种牛痘，你去了没有？”真使我大失所望，对她们爱慕之心或有之，而自视体小年轻，勇气是没有的。 在廿三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当然更无论其他。堤坝看似坚固，然而凶险的波涛会一下子冲决而出。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我不知道有哪一位革新家不在此重蹈前人）。 正文
《范曾自述》：和她共赴天涯（4） 我为第一次爱情耗时五年之久，一无所获，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剩下了痛苦的灰烬。爱情带给我苦多乐少的回忆，而且创伤一而再之、再而三之，宛如雪上加霜。在1970年我爱上另一位少女，照样如痴如狂，海誓山盟，前后一年之久；待到我下放湖北咸宁干校，这烟云过眼般的爱情也随风而逝。 这一次是真正使自己心灰意冷，在荒湖开垦，泥腿汗颜，无复诗意，对男女之情抱悲观怀疑态度。偶尔军宣队训话，云某男与某女吃酸黄瓜，于荒外野合、道德败坏之类，除感荒诞可笑而外，不觉有趣。而有趣的是军代表结怨过多，不久被“五七”战士们从温柔乡赤条条揪出，一时蔚为干校奇闻。这是我爱情灰烬冷却期，为时一年零三个月。 1971年夏，干校假期半月，我回北京。当时我住在垂杨柳的一间小屋，家中炊具只有一个洋铁的水壶，有一次水开之后忘记关火，继续加温，最后将壶烧得七扭八歪，幸不漏水，一直使用下去，彼时之困窘可知。虽如此，然而在同代人中却颇具才名——“君乃妙笔丹青手，正名传海内齐争说，诗书画，真三绝”，“画笔一支常在手，泼尽平生粉墨，细看是，斑斑泪血”（诗人宋词先生赠余句）。 我当时身无分文而晏然自足，无家室之累，似闲云野鹤，而狂言惊座、纵横恣肆的状貌，为艺坛某些大佬所不容，可谓其来有自。直到与楠莉相识很久，熟稔之后，她才告诉我，谁不知道你是“江东狂生”啊。这是后话，那时我还不知道天下有楠莉在。 这一次的干校休假，改变了我的生命。有一位朋友邀集了一些同样落拓江湖的人，做一次穷愁中的小宴，谈不上琼宴坐花、羽觞醉月，只要薄酒一杯，以消烦闷而已。酒过三巡，我正即席吟诗，击节为乐，这时迟到的一位佳人，却使满座悄然。她身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其素洁用得上“春梅绽雪，秋蕙披霜”八个字，而神态清逸、寂然凝虑。她入座之后，男士们都有些拘谨，这时一位朋友打开僵局，讲这是楠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 刚才还风华婉转的我，一下腼腆起来。我相信那时正是觉得后天的“才子”比起先天的“美人”完全是混浊的俗物，有些像《镜花缘》中的唐敖，前者是修炼而成，有诸多斧凿痕迹，后者则是造物的恩赐，天然去雕饰。 正文
《范曾自述》：和她共赴天涯（5） 那还是“四人帮”时代，她的打扮其实很朴素，根本不会施朱搽粉，而且衣料是平常的白色的确良，并由她自己剪裁缝纫，任何化妆首饰都没有；倘若那时真的美艳动人，那才配称天生丽质。楠莉注意我的眼光，使我一生难忘：好奇、探询、欣赏都有。 整个宴会上我讲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心动口不动，口动心不动，牛头不对马嘴，看不出宋玉对“东家之子”的傲气。谁能讲清楚一个动了真情的男子内心涌动的一切？我相信，从看到楠莉的第一分钟起，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而且我自以为心有所托，一塘春水泛起涟漪，结束了枯索无味的人生。 然而爱上楠莉到向她倾吐，又隔了六年。那时我得了结肠息肉的沉疴，恶性贫血到血色素只剩五点六克，不到常人的一半。苍白、消瘦、终日蜷曲，不欲一动，生命在躯体里一天天消失。在垂危之中，有名医妙手回春，开刀为我切除了病根，我成了“断肠人”。 我躺在医院里，渐渐有了生意。那时楠莉每次来医院，我真的会康复不少。生命和爱情是奇妙的孪生姐妹，春天到来使人年轻，而楠莉却在呼唤我内心的春天。我对楠莉说，你坐在床边，不是“断肠人对断肠人”吗？她的确为我断肠，因为她听到已得肠癌、预后不佳时，在家中黯然泣下。当她知道那是误传，见到我时，才又高兴得流下了泪。 此后楠莉成了我生命的第一要素，我们聚少离多，多年来留下了二百多封信，甚至我写的每一张字条、每一份电报，我归家看她的火车票她都记上某年、月、日，留作永远的宝藏。她告诉我，深居简出的她，最大的兴趣是翻阅这些信札和字条，那里埋藏着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这些信中飘洒着南开园的冬日初雪，浮动着黄山巅的云丝雾影，澎湃着大西洋的碧波皓浪，当然也有着普天下情人用而不厌的陈言。 “我爱你”这万古犹新的词句，有些人廉价使用，有些人却付出了生命、历史，付出了自己所曾拥有的一切。啊，我为了楠莉失去了什么？所有的盛名、地位、金钱——可怜而惨淡，敝屣而已！我得到了什么？——楠莉。鹈■已鸣，美人迟暮，我曾见过你如朝暾初上时的彩霞。为了你，我已从黑发变到白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东坡句）我欲问异代知己苏轼，您与朝云是否无恙？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正文 《范曾自述》：和她共赴天涯（6） 我会和楠莉在巴黎结婚，然后做伴还乡。 我和楠莉的爱情太平常、太凡俗，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我只想大声地讲一句真话：“我愿与相爱廿年的楠莉同赴天涯。”其后便掀起了轰动天下的轩然大波。我想，我们的爱只能用一个字来评价它：真。 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它的生发与演化，与中国的文化同步。它浸透了中国以感悟为本的智慧，它远离了生硬死板的拼音术，而走上了一条凭虚御风的艺术之途，使全世界一切文字黯然失色。由于简捷明了，它省却了拼音文字的繁文缛节，而以一字一音的特色，几千年来独立而不改。“五四”之后有钱玄同、陈独秀、瞿秋白者，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幸其未果；倘若然，则他们的罪过将胜过一切的文化摧残者，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呐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正文 《范曾自述》：大美之“大”（1） 艺林漫步 大美之“大” 先外祖父大哲缪篆先生于厦门大学演绎老庄之学，著作等身，其对“大”字，于《老子古微》一书中，有极准确而要言不烦的解说：“于人中加一画，特称曰大。一画，阳也。人而以一画盖之，则为抱阳；一画而以人盖之，则为负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人所肩荷者，独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处其厚实曰大丈夫，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 于是，我们知道这“大”字，原来是先民造字之时，象形标志，包含着人的生命状态——负阴抱阳的大道理在。在此，“一画”于“人”的关系是双重的，“负阴”与“抱阳”同时体现在这“一画”之中。近数十年来，美术史界对石涛《画语录》中之“一画”论，众说纷纭，然以外祖缪篆之说验之，恐怕都是皮相之论，不切要领。我们更进一步知道了，原来“大丈夫”云者，不仅是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烈贤哲；而以老聃之见，则是能负阴而抱阳、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真人”。当一个人能保持着这种天地间本真心性的时候，则被称为“大人”。我们平日称“父母亲大人”时，其实是包含着这种对天地好生之德的礼赞。 那么，天地之大美，这儿的“大”，所指也非止其体积之横无际涯，固然碧海苍天、崇山大川、雪霰云霓、日月星辰都是大美所在；而寸草片叶、滴水露珠、纤毫发丝、吉光片羽，也都是大美所在。 文艺界对“大作”一词不免有些奢侈，够得上“大作”的，其实不会很多。因为对“大作”的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某些艺人最大的误区在对体积和篇幅的沉醉和痴迷。于是，文艺界颇有上吉尼斯纪录的癖好，或因其长度、或因其体积、或因其重量、或因其篇幅，都具备了超常的表现，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美学的标准，与艺术品位的高低杳不相关。同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一个近乎常识的道理，吉尼斯纪录，不仅记录人类的睿智，也同时记录人类的愚蠢。 莫奈的《日出印象》，大可盈尺，比起西方古典或浪漫主义的鸿篇巨制，以面积计，那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但它却标示着西方绘画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同时莫奈对喷薄而出的朝阳充满着人类至善的赞美，因此，它是大美之所在。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以短篇小说而于文学史永执牛耳，原因十分清楚，他以无法更简省的文字，展示他对一个族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全部愤怒、同情、恻隐和爱怜；包含着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对大丑的揭示，正是对大美的追逐，也同样是大美所使然。 正文
《范曾自述》：大美之“大”（2） 对于宇宙本体，老聃怀着敬畏之心，诚惶诚恐地讲：“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am #8226;第二十五章》）据外祖父缪篆先生说：“然则大为本名，道为附丽于名之字，字也者，敬其名也。”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所谓“大道”，“大”为名，“道”为字，“道”对“大”，亦如字之敬名。苏东坡，轼，名也；子瞻，字也；“子瞻”二字敬“轼”字也。我们在称赞某艺术作品近于天地之大美时，称之为“大作”，那是这些作品有返璞归真的“赤子之心”（王国维评李后主语）在，故能“真切如此”（王国维评纳兰性德语）。 今天为“大道”和“大作”正名，目的是匡正评论家们挥霍的时弊，让他们在使用“大作”二字时，有所撙节。 正文 《范曾自述》：“书道”法自然（1） “书道”法自然 自然，自在已然的大存在，这是本人对自然的一个简赅而确切的定义。它是不藉外力的“自在的”存在。“自在”极言其无处不适宜，无处不合理，无处不恰到好处。在狄拉克看来，只有最精密的数学，庶几描绘其构成。“大存在”，言其空间广大无垠，时间无尽无休。一百亿光年不可方其遥，一百亿年不可述其永。人类在这个大存在的面前，除去敬畏而外，别无选择。而人类的所有艺术，能做到尾追它，就是守本分、顺天理的理智行为。反是，你刚跨出了违拗的一步，便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人类在自然面前，想生存下去便得老老实实；同样，人类的艺术创制想发展下去，也别自作聪明，妄自尊大。柏拉图把这冥然的大存在用“永恒理念”一词描述，宇宙万有是永恒理念的摹品，而艺术则是摹品的摹品。艺术家们，谦虚一些吧！你的智慧不会超越自然，做自然之子已是你无上的荣光。 当艺术天才而敏妙地描摹自然时，那便可以幻化出无尽的美妙。它是那样地使人目迷心醉，身心俱畅。它们既质实朴素而又绚烂瑰玮，不愧是大自然的宁馨儿。人类历史上所有精妙绝伦的艺术，无一例外的一定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产物。而中国的书法则以它极度的颖慧与大自然心心相印，中国人发现了一个与数学表述自然完全不同的形象的语言表达。这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摹品，更重要的是意象上的、神韵上的、性灵上的摹品，因之产生了类似符号与密码似的点线勾画。而这种点线勾画所形成的图像——文字，成为一种举世无双的艺术。它是一种造型，不仅仅是形似于万类，而是一种意味上的、对万类倾诉的衷情。中国书法之妙，在于它的概括力，那是简约的、明确的、生动的描述。文字作为个体的描述，已竭尽美轮美奂之能事，当它们由字组成句的时候，中国人的发音更使之成为绘画性和音乐性的高度结合。于是书法与诗歌是嫡亲的兄弟，是形体与音色的合二为一。没有一种艺术虽与事物的形体相距那么远，同时恰又与事物的神韵相融如此之洽。这就是书法艺术。 中国的书法载荷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它的生发、演化与中国的文化同步。它浸透了中国以感悟为本的智慧，它远离了生硬死板的拼音术，而走上了一条凭虚御风的艺术之途，使全世界一切文字黯然失色。由于简捷明了，它省却了拼音文字的繁文缛节，而以一字一音的特色，几千年来独立而不改。“五四”之后有钱玄同、陈独秀、瞿秋白者，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幸其未果；倘若然，则他们的罪过将胜过一切的文化摧残者，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呐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正文 《范曾自述》：“书道”法自然（2） 中国的文字功能至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出，作了理性的归纳，其“六书”之说，至今仍葆厥美。一曰指事，若路标之上下也，一目即可了然。二曰象形，以简约之笔，状其行貌也，如日月。三曰形声，有形矣，更助之以声也，如江河。四曰会意，以事理组合也，如武，止戈也；信，人言也。五曰转注，连类通感，互为发明也，如考，父也；老，父辈也。六曰假借，本无其字，托事而知义也，如号“令”于县而发令者，“县令”也。亦有指事、形声相兼者，如“忐忑”等等。 《说文解字》以其瑰博周赡，精细入微，于中国文字之形、音、义，堪称鞭辟入里，为世所公认。后之硕学，或有指摘，白璧微瑕，不碍经典。亦有炫己恃才、妄加评述者，自取其辱，盖与《说文》无关。 《说文》之所以能有如此理性之概括，则是上溯殷周至汉的两千年先民刻画书写所给予的遗存之启示。仰韶彩陶上的图画，虽不是文字，然其为文字之缘起与滥觞则是无疑问的。那天真的、朴素的、质胜文而近乎野的造型，如日月山川人面游鳞等等，给我们展现了先民丰富的心灵和强烈的表现欲，那是人类文明肇始的曙光。其中生拙和鲜活并在，懵懂与灵慧齐飞。那是无法言说的美的典范，那才是真正的、自然的、无矫饰的、大朴无华的艺术，和后现代的装痴卖乖、心存机巧而自我作古的人大异其旨。至甲骨文兴，因有卜筮的虔诚和占者的信赖，刻画之际，又缘龟背骨骼之坚硬，着力深而行速慢，神秘中看出了天籁自发的真诚；而只要有真诚在，就会不期然而然地成了自然的宠儿。它的卜辞和当下算卦先生之区别，在于前者真而后者伪，前者近咒而后者近讹。咒者，在无科学实证时代的感悟也，而阅世深、见识广的巫师说不定一不小心来几句大明咒、大神咒、无上咒、无等等咒也未可知。殷墟甲骨文于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足证我所言不妄。 而文字之源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说文解字》序）（作者注：天有大法，所定之象，称之“宪象”）。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近取诸身”，指庖牺之心灵，“远取诸物”所指则广矣，日月星辰，银汉迢遥，四时代序，万物繁衍，河岳山川，鸟兽虫介，皆在一“物”字之中。柏拉图之摹品说，在中国传说中的庖牺氏之时已然作如是说。这远古杳冥的传说是那样的美妙，使后人不禁以为这是为天的昭示，人悦然而取之，欣然而悟之，将其所悟以八卦图描述这为天的大法。 正文
《范曾自述》：“书道”法自然（3） 难怪人们猜测17世纪的莱布尼茨看过八卦图，而生二进位的微积分之创说。虽然莱布尼茨承认看过，而否认受其影响。这是无法考证的悬案。即使如此，八卦图的魅力，当是自远古至今的不朽现象。孔子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am #8226;子罕》）他指的“河图”，我想就是八卦图，孔子“信而好古”的原因，是他对春秋之世社会礼崩乐坏的鄙弃，“子罕”篇的意思是再也不会出现八卦图这样的古典智慧。孔子本人当然是见过八卦图的，“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是他勤学不辍的抱负，我们可以想见，庖羲氏在孔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图卦的产生根源与中国文字几乎是并行的，“河图洛书”，正说明他们并存的地位。传说是信史之辅，这是每个懂历史的人的常识。 书家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之前，看到那万有无尽而不息的生发，周行而不殆的运动，瑰异而神奇的状貌，那不可计量的物种都依循着大道——自然在幻变，微茫的烟波，明灭的云霞，莽莽平沙，茫茫皓雪，都是逆旅之过客，曾不能稍留于一瞬，对它们的描摹若囿于一时一地一物，那将是刻舟以求剑，胶柱以鼓瑟，结果将是一无所获。于是对它们意态的心悟，“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刘勰的这几句话是颇能描述书家作为审美主体时，主客交会的状态的。 智慧的书家们知道大造的启示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东汉蔡邕论及书法之形、散、势，皆能于篆书中领会自然之妙有，“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骆（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不可胜原（意即运笔之旌麾所向，不可能达其源头）。在此，他是存有着对自然既倾慕而又谦卑之心的。蔡邕论书之“散”，用辞最称妙绝。他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三国钟繇见到蔡邕之字，钦敬之情达于变态，“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因悟：“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庸凡所知。”他的“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钟繇《用笔法》）自成名句。蔡邕和钟繇的故事是流传至今的最早记载，也是以书法的笔、势与自然状貌比拟的发轫。 隋唐之前书论，代有佳什，若西晋卫恒继钟繇而后提“体象”（指天象）、“类物”（指物象），踵接前修而又有发明。索靖虽书称大家，而玄乎其论，比类欠伦，兹不赘述。卫夫人《笔阵图》，比类大而无当，然其“通灵感物”说，尚称有识。而“意前笔后者胜”开“意在笔先”说先河，厥功至巨。王羲之对卫夫人先恭而后倨，然其书论，大体不出卫夫人之藩篱。唯其《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波三折”之说能发前人之未发，良可喜也。而于《书论》中提出藏锋灭迹之说，更为后之书家所奉遵。北魏江式，为书正名，对炫惑于时的巧言予以鞭笞，足见今之招摇后现代书法者，并非前卫，以江式之评语“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八字可作当头棒喝。后之论书者，若袁昂辈，睚眦过甚，点评失度，兹不一一。 正文 《范曾自述》：“书道”法自然（4） 而至孙过庭集其大成者也。其《书谱序》立论之高迈，行文之婉转，摛藻之华赡，一千二百年过去，其昭彰前修，启示后人，无以过之，而其最根本的旨归仍是书道法于自然。围绕此一中心所展开的古今之辨、优劣之判以及书法本身的则守，真可谓立极则于千秋，树圭臬于百家。文论中刘勰之《文心雕龙》与之并称双绝。 前文已论及书家对大造之启示已有敏妙的种种言说，吉光片羽，时有峻论。然而书道的审美自觉并走向全面之审问、明辨进而笃行者，《书谱序》固为不争之经典，而且所论核心仍是书道和自然。以孙过庭之博雅冲和，其于书道当为唯美主义。然唯美矣，其所论述则荦确峥嵘，有儒者激于理义之气势。余自少熟读之，背诵之，以为爽籁发而清风生，中心之倾慕有不可言表者。其于书史以审美之眼光，不十分赞许厚古薄今之说，而以变易为常理：“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为椎轮者乎？”孙过庭以自然状貌比拟书道，文附骈骊，畅达淋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其次以书体论，虽古今真草不同，而用笔之理则互为激发，并无龃龉：“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他以张芝善草而具楷书“点画狼藉”，这里的“狼藉”二字却非常人之贬辞，狼藉者，生动而不板滞也。又以钟繇善楷而不草，而用笔具草书之“使转纵横”。进一步他以为篆、隶、草、章，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书之“婉而通”与隶书的“精而密”，草书的“流而畅”与章草的“检而便”，仅为说词方便，并非削木为吏，互不议对。各相交融正孙过庭之《书谱序》之不拘一格、主张兼善的大规。 而书法之为道，非同弈术之小。至大之境必为本乎观之于天，悟之于心，应之于手。挥写之际，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当此之时，正所谓天人合一，略无间隙。在一度性的时间之中游目而骋怀，其人生快意当非手执笔而游心旁骛者可得而梦见。于是孙过庭乃发五乖五合之高论：“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妙哉斯说也！今之书家，虽过河之鲫不足言其多，而思遏手蒙者众，世人瞠目，良有以也。或自称师某人，法某家，其必仅状其形貌，失其神韵；而自许创新格、废木索者，其必致内迷其理，妄生怪诞。世人侧目，有由然哉。 正文 《范曾自述》：“书道”法自然（5） 能与天地之心凑拍者，始能作到形其哀乐，述其怀抱，为时为事而作，非为书而作也。要之，中国书道亘古以还，凡能传诸后世、彪炳千秋者，必遵宏门正学，不以乖张、猥琐、邋遢、訾謷、秽浊为逐臭之标；而必以平和、恢宏、潇洒、豪迈、清新为众芳所在。以此，知逐臭为书道膏肓之大病矣。进言之，虽不称病，终不属佳境者，如奇如险，要非《中庸》不偏斜、不倚侧，《大学》明明德，追至善之大境界，故孙过庭极言“平正”二字之至尊地位：“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正如西方哲学之正、反、合三段论，终极之追求仍为“平正”。当其时也，志气和平，不激不励，那就是大人之境、圣人之境了。黄庭坚称苏东坡为佛，自信为尊，应是大书家自知虽笔势如饥鹰渴骥，终不似苏东坡从容与徘徊，翰逸气静也。中国书论至于此，可谓至境极则矣。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问今之书坛，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相与鼓吹标榜者，大体自以为走进现代，必显出一副不屑先贤、眼空无物之伟岸姿态，或辫发而蓄须，或龇牙而咧嘴，然一涉笔，便入荒率破败。此无它，心虚耳。或虽薄海名噪，而其学养天赋，尚不及中材之人，则又作老成矜持、言必玄奥之态，当悬其书作于素壁，乃若老者执拐，不堪挺立。此亦无它，亦心虚耳。天下有盖世奇才而不自知者，而无才不自知者则未之有也。此中自知无才而又作态者，其贻笑于大方，固自取耳。艺术一事最重一“真”字，最恶一“伪”字，学书者能不警欤？ 综上所述，中国书法的至博至深之内涵与至简至赅之形体，决定了形式的极其重要，或者中国书法之形与质是合二为一的，我们不妨将“形”视为书家之手段，而将“质”视为书家之目的。正如克莱夫&am #8226;贝尔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手段与目的如中国书法之融洽，是极少见的，正是指的“形式”成了“意味”本身。中国书法似乎在两千年前，就与当今中外的论家们不谋而合了。 巧伪者往往以中国书法说事，以为中国书法正是打开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缺口，那就大错特错了。书法抽象的指向是那浩瀚的天地精神，这已如前述，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指向，却正与天地精神背道而驰。“抽象”之术，永远是智者之事，而“解构”之术，则是任何市井儿可以从事的诓讹之业，其间岂止是差距，而是本质上的相悖。为什么一个完全不认识中国文字的外国人，可以在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前流连忘返？这正如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巴赫或贝多芬所作伟大乐曲的本事，而能感极而悲的原因。 正文
《范曾自述》：“书道”法自然（6） 书法或音乐的形和声倘若与天籁、地籁、人籁，即和宇宙、社会、人生的种种感应相连时，那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便发生了“神与物游”的心理变化。这境界因人而异，深浅也千差万别，这种感动却绝对不需要借助外力和他人的解释。凡经过外力和解释而有所动者，大体属于物理作用而不是心理作用，而心理的情态自由则属于每一个人。书法在艺术之绝域是无与伦比的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这神性历千百年睿智之士精神的熔铸而成，不可言说，不须言说，也言之不详，言之不清。——“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书道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的书法家，能达此境界者，少之又少，稼轩所谓“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让我们耐着性子去寻觅这汉殿秦宫。 书法的自足的体系，往往是其他非书法因素难于侵入的王国。它的自足来自两千年至三千年之间（殷至先秦）所形成的神圣之自尊，它不需要它山之石，它自身的进步是持重的、稳步的，不是突变的、理念先行的。前文所提到西晋卫恒于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