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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智慧与风情——闲话清朝人与事
作者:百越客 大小:78K 类型:文学 时间:2010-2-12 13:06:03
那时的智慧与风情——闲话清朝人与事 作者：百越客
顺治的悲悯情怀
顺治(1638—1661)名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说起他，人们的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一个多情种子的形象。传说他因了董鄂妃的逝去，伤心得想跑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后来出家未遂，不久便抑郁而终。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但本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故事的重演。其实，对爱情绝望了，宣泄的方式有多种，顺治偏偏选择遁入佛门。这说明他对“佛”是看重的。从史实看，顺治也确实具有一颗“佛心”。——佛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顺治亦对尘世万物充满了悯恤之心。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
　　顺治时代的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粮食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很不完善，抗灾救灾的水平非常低下，一旦遇到洪灾旱灾，守着田地度日的苍生就只能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由此便也常常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顺治相当体恤民情。他即位时才六岁，至二十四岁崩殂，在位约十八年。在他不长的皇帝生涯里，他下诏免去受灾民众的税赋达二百多次。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里，《清史稿》还记载免去灾赋数六次，涉及郡县达六十三个。如果说早年下的免税赋诏书可能是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意见，那此时顺治已经***，免灾赋的行为应该包含了他的主观判断。这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顺治确实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人。
　　顺治的悲悯，还体现在珍惜民力上。顺治亲政时约十四岁，亲政的前一天，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有事上奏，待奏完，顺治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道：“有这个事情。现在北京的建设，用的是临清地方的砖，还专门派了官员在那里监烧，烧完后再经过漕船水运到通州，再经五闸才抵京城，花了不少运费。”巴哈纳说的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北京城里，但当时城市还没有现代化，交通也不发达，运砖之费十分巨大。顺治听到这个情况，即刻降旨要求“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关于这件事，《清史稿&am #8226;世祖本纪》里有“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的记载。对于民间一些费钱又费力的“拍马屁”动作，顺治也是比较清醒的。罢烧临清砖后第三天，江西又造了一个龙碗送上来，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可顺治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想节用民力，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其珍惜民力，由此可见一斑。
　　顺治一朝，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圈地。圈地一事，从顺治的出发点来说，主要是为了免除民族之间的纷扰。即通过圈地，使满人的田地与汉人的田地各有疆界，互不干扰。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地方官良莠不齐，有的地方官只圈不补，或是多圈少补，致使汉人失地甚多，民怨四起。应该说，圈地一事，是清***国之时缓解满汉矛盾的不得已之举。在行使皇权之时，顺治亦多次有免除“圈地”的举动，可见其既慈悲而又无可如何之心态。史家孟森在《清史讲义》里评曰：“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顺治）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差恶之心。”这个评价大抵是中肯的。
　　对于那些降臣降将，顺治也是宽容的。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入清后，父子二人都得到重用。当时有个叫常若柱的人向顺治弹劾牛氏父子，“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顺治下旨，认为“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结果常若柱被罢归。
　　顺治并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一朝，亦有许多事情叫人齿寒。比如，“逃人”一事，就为后世所谴责。开国战争时，满人常捕汉人为奴，汉人受不了虐待，常常逃跑。顺治时代，对此就追捕甚急，亦很苛酷。但总体看，顺治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他这一朝，确实也基本“顺治”，《清史稿》赞他：“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康熙十八年的科考
1679年，是康熙当皇帝的第十八个年头了。这一年，吴三桂还正在闹着叛乱。人心未定，四海惊恐。虽然明朝已经亡去了几十年，但一些读书人似乎并没有忘记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年轻的康熙帝为此伤透了脑筋。对于素抱天下之志的他来说，怎样把这样一个乱世抹平，把那些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读书人笼络到自己的麾下，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古语云：“学而优则仕。”好在读书人中大多是慕求功名的。对于功名的诱惑，很多读书人缺乏免疫力。有了这个心理基础，要达成康熙“笼络人心”的宏愿就要容易得多。你既然要功名，就给你功名嘛。堂堂一个大清帝国，给几个优秀的读书人一顶官帽，那不是容易的事吗？
　　于是，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这一年增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次开科，与往常的考试不同。平日的科举考试，是经过层层选拔，从普通读书人中选出佼佼者。这次考试，来的却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史料记载，参加这次考试者，都要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等省级干部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可以看出，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人，肯定是当地名动一方的名士，有着过人的才能。——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太多。参加这次考试者，最终符合条件的只有154个，朝廷从中录取了50个。据传，当时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也就是说，凡有文名者，基本上都被康熙笼入门下。
　　康熙帝是聪明的。稳定天下，首要的是稳住读书人之心。因为，在政治上最喜欢持异见者，大多是喜欢思考的文人，把文人的嘴封住了，实际上也就封住了大片的舆论。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你皇帝有你皇帝的想法，我读书人有我读书人的“小九九”。刚刚从明朝转换到清朝，如何认同清朝这个问题，时时是横亘在读书人心中的一道硬坎，有些人迈过去了，有些人左右徘徊，有些人却始终采取了抵触的态度。在气节与功名前面，读书人的心态又是何等复杂啊。这次考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决绝型。如顾炎武，顾氏以明朝遗民自况，多次参与抗清斗争，誓不与清朝合作，要他参加科考，自然是严辞拒绝了。又如傅山（即傅青主），他誓死不愿应召，被地方官强迫抬至京师，也是装病强辞不就，康熙迫不得已，下诏免试，给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可他也不谢恩，表现出一种抵抗到底的态度。
　　第二种是徘徊型。最典型的是朱彝尊。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作为明朝遗民，民族精神的薰染又时时教育他不要与清朝合作。可这一年，他都五十二岁了，再不应试，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人生最后辉煌的机会。他是矛盾的。在入京赴试的时候，他携带了一本《乐府补题》。这本书反映了宋末遗民怀念故国之心境。在清朝初定天下之际，把这样一本书放在身边，多少表现了一种怀念旧朝的心态。但他还是参加了考试。对这样的人是应该重视的。康熙把朱彝尊被放在一等录取，给了他隆重的礼遇。这种知遇之恩，如何不叫他感动，他又怎能再徘徊？
　　第三种是主动迎合型。不能说这样的人没有民族气节，清朝已得天下是当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识时务地与之抗拒，还是利用自己的才能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许多人主动选择了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主动参与客观上改变了官场的结构，提升了整个官场的文化素质。
　　我们常喜欢用“文治武功”来评价一个朝代。康熙一朝的武功自不必说，“文治”倒是在这一年才放出点光彩。这次考试，一方面，重拾了天下读书人的信心，使他们主动融入到当局的政治建设中，夯实了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次考试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让他们参与《明史》撰修，确保了这部史书的质量，——这实在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乾隆的引蛇出洞术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确实是功不可没。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十全”背后非十美
乾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康乾盛世”的大肆褒扬，二是由于当前《戏说乾隆》、《乾隆微服私访记》这类清宫戏在荧屏上对人们视觉形成的持续冲击。有这两种力量推波助澜，一个人想要低调都难。何况乾隆本来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于自己的功劳和业绩，即使别人不吹捧，他自己也会想办法来宣扬。他称颂自己“十全武功”的诗便是这类“颂己”之作的代表。 “十全武功”，不过就是“十场战争”而已。具体为：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金川两役、台湾一役、缅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尔喀（尼泊尔）两役。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老夫子为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专门为每场战争各写了一首诗，后来结集成《御制十全诗文集》。
　　我们知道，大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气不足者。其所讲述的事情，也往往名不符实。乾隆把自己任内发生的十场战争夸耀成 “十全武功”，作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当时自然没人敢反驳。但岁月流转，时过境迁，随着皇帝老子威严的逐渐消失，对于“十全”武功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在各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讲义》如此评价：“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十全”之谓不过乾隆自己的夸大之辞，他把战争的功过成败都当成政绩煮成一锅“十全十美”的稀粥，希图使自己的威名永世流传。
　　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双赢”的。只要是战争，就必然伴随着血与泪、火与仇。大小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山高路险，常年积雪，人口仅数万人，辖地也不过二三百里，乾隆时土司内部纷争，当朝便前后两次发兵平定。第一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打了两年，耗银2000万两。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费五年之功，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十分艰难，因为大小金川地势险要，满清大军与当地反复厮杀，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胜利。除花去大量的军费以外，还损兵折将。史家孟森评价道：“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纳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这样的“武功”，怎么能称得上“十全”呢？除此之外，平定台湾、安南、廓尔额（尼泊尔）、缅甸等战役，要么是吃了败仗，要么是别人主动投降，没有那一役称得上“武功”。拿缅甸一役来说，当时满清的征缅大军很多死于南方热带雨林的瘴气，统帅明瑞战死，好在此时被缅甸吞并的暹逻在华人郑昭领导下复国，正好发兵攻打缅甸，缅甸为避免腹背受敌才向清廷求和。这明明是场败仗，却要说成“武功”，实在是有些恬不知耻，难以让人信服。即便如史家孟森肯定的定回疆之战，虽说平定了叛乱，统一了疆土，但所费之巨、所损之将都十分惊人的。《东华录》载有很多奏报，颇言当日之艰辛。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在回疆前线厮杀的将军兆惠上奏：“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参赞大臣爱隆阿也奏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鲁图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卒冲拒，三人均已阵亡。”通过边疆大臣们奏闻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当日战争的残酷，丝毫未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妙，这又怎能轻易地冠以“十全武功”的美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呓语、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
文字狱的另一端
大概是意识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对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明，使他意识到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这把“剑”用好了，固然能进一步巩固、维护朝廷的权威，可一旦用歪了，对当前的统治却有可能起到颠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对文化的管制变得极为厉害。
　　这个事情可能还得从著名的“曾静事件”说起。据《清史稿》载，雍正六年，湖南儒生曾静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清代皇室本来是金（女真）的后裔，而你却是汉人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一脉所传，现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这个资源优势，报我们汉人之仇啊。这封信完全站在种姓的角度，以一个读书人的慷慨陈词来劝说当时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钟琪的位子来看，这封信无疑是晴天上的一个霹雳，他“大骇”，赶紧上报雍正，让朝廷去查这个事情。而曾静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却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顿严刑拷打下来，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个思想，是因为受了浙江读书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那吕留良到底是什么人呢？史料显示，吕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他的著作自然满是反清言论。曾静读了他的书，一时心折，不由产生了反清的冲动。但这冲动仅只能保持短时的效用，面对严刑逼供，所谓的气节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并自愿作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宁、杭州、苏州一带宣讲。只可惜，他的主动迎合并没有换来好下场，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曾静当时逃过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后，即被处决。
　　关于这段历史，文学家们多爱谈及，云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在抄斩之时，侥幸逃免，后练成绝世武功，潜入皇宫，取得雍正首级，报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侠骨丹心》等对此即有精彩叙述。但传奇归传奇，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廷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采取极其残酷的株连手段，用鲜血来堵住读书人的口，来折断他们的笔。
　　到乾隆朝后，对文字的管理更为严格，管理的“水平”也更为高超。相对而言，乾隆对儒学比雍正要更通透一些，因此，对于文化的箝制也显得比雍正内行。他明确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他手上积下的文字狱比雍正时更多。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诗句。乾隆判定“壶儿”即“胡儿”，有毁谤满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尸，子孙与地方官全部斩首。沈德潜本为乾隆宠臣，他死后，乾隆在他诗集中发现有咏黑牡丹诗一首，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大怒，以为影射满族为入主中原的“异种”，下令剖棺戮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的文字冤狱案数倍于康熙、雍正，大案多达60余起，冤狱横兴，滥杀无辜。那些喜欢清议的文人自然就什么也不敢说了。“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
　　朝廷有了这种高压，读书人便不再敢妄发议论。学术由偏于思想的阐发，开始转向于考据、音韵等技术性一端。这群文化承担者不再关心当世的事务，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学派兴起的直接引子。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这种技术性的学术倾向，做的只能是扎实的学术基础工作，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这种学术史的遗憾，却正是兴起文字狱的清皇室所愿意见到的。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被“纵”反的吴三桂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清一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尤其入清以后，虽然待遇不错，但总体上他是被人豢养着。这就像一头雄狮，你把他放在一个牢笼里，同时却不断地给他突破牢笼的力量，他哪有不冲出去的？所以，当别人用鄙夷的眼光来看吴三桂对待主子的反复无常时，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尽的悲凉。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就算康熙再英明，吴三桂也不可能不反。只是这其中的况味没有几人能懂罢了。
　　满清入关之后，吴三桂一直是清廷最厉害的棋子。当是时，满汉间的隔隙依然存在。虽然满清已经具有强大的武力，但汉人的抵抗亦自剧烈。用汉人去号召汉人，招降纳叛，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一度被重用。顺治定下北京之后，即授予吴三桂平西王之册印。吴三桂果然未负顺治之望。先是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李自成。一路胜利连连，尤其西安一战，“三桂督兵奋击，斩首数万级”。并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北，直至自成“走死”。顺治八年，明桂王朱由榔在南宁称帝，时时派兵出击川北诸县。顺治命三桂率军*。这实为平定西南之序幕。吴三桂一路过关斩将，偕同其他将领攻城略地，战功卓绝。至顺治十六年，西南基本平定。朱由榔败逃缅甸。此时，朝廷诏下，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吴三桂功劳巨大，顺治给他的回馈也是巨大的。每次吴三桂立下功劳，顺治都给予十分丰厚的犒赏。李自成覆灭那一年，顺治赐吴三桂绣朝衣一袭，同时将其晋升为亲王，并让其出镇锦州。三桂除了辞去“亲王”这一称谓外，对其他似乎并不满足。他上书又谈了许多条件，比如要求增拨饷银，给手下升官等，可能是开国之初，急需人才，顺治一一满足了他的条件。到得镇守云南，吴三桂的权力更是无限扩大，朝廷让他“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这当然是满清当局在当时情势下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对吴三桂形成了一种“纵容”。吴三桂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同时也为日后的造反、灭亡埋下了“前因”。
　　可惜的是，清廷对吴三桂纵容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顺治驾崩后，康熙对吴三桂的要求仍然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康熙元年，明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从缅甸抓回绞杀后，吴三桂的权力更是如日中天。康熙不仅下诏让其称“亲王”，而且还让他兼管贵州。这一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地域上，都极大地拓宽了吴三桂管辖的边界。这种纵容，实际上正慢慢把吴三桂逼到的“反”的边缘。吴三桂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呢？从管辖范围来看，云南、贵州两省都是他的地盘，两省的总督、巡抚都受他节制；从用*来看，吏部、兵部不得掣肘。一个地方官位空缺了，三桂有权派官，他派的官叫“西选”之官。魏源在《圣武记》里说：“西选之官徧天下。”这可能说得有些过了，但说吴三桂控制了整个西南的官员任免权，则大抵是符合事实的。从财权看，西南富庶之地，吴三桂在那里挖盐井、开金矿，与周边诸省搞贸易，又不用交税给朝廷，自然是富得流油。更可笑的是，朝廷因为他镇守边关，每年还给他数千万饷银，搞得周边省份颇多怨言。对于吴三桂权力边界的无限延伸，朝廷的官员并不是没有察觉，当时就有许多官员弹劾他，但朝廷可能还要倚重于他，不仅不怪罪吴三桂，反而把那些弹劾之人狠狠地处理一番。这实际上已是一种严重的“骄纵”。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吴三桂的人权、财权特别是军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的欲望也逐渐膨胀。
　　此时，吴三桂已经站在了“反”的边缘。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成天地让他身居高位，天天让他饫甘厌肥，突然在某个日子，你让他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而他，却有着反抗的实力，他能不反吗？康熙十二年，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康熙已经拥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也许是觉得可以动一下那些飞扬跋扈的藩属了。恰好，吴三桂这一年试探性写了个奏折，申请撤藩。朝廷议论良久，不敢答应他的请求。唯康熙果敢，下特旨准许三桂撤藩，并派出钦差大臣经理撤藩事宜。吴三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纸试探性奏折居然弄假成真，又不甘心到手的荣华富贵如此轻易地失去，只好仓促起事，反了清朝。这后来的故事，读者已是十分清楚。无非是几经周折往还，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承他的反清事业，最终也是失败而死。
　　考察吴三桂一生，我们发现，他自始至终都在走着满清为他预设的命运。他如此顺利地拥有高位重权，只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似乎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改变。一旦你身上再也无利可图，面对声势浩大的皇权，你又能蹦跶什么呢？我想，即使不反清，吴三桂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吧！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多尔衮的雅量
大凡成大事者，皆有容人之量。这个世界上，人才无数，身份、性格、气质也迥异。只有容人之人，才能纳天下之才，助自己成事。多尔衮显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从满清入关到顺治治国，睿亲王多尔衮居功至伟。他能建立如此功勋，与他能容人、善用人有着紧密关联。《朝鲜实录》载其举动，“在满州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此段评价，足见多尔衮之才，亦足见其对满清的重要性。
　　多尔衮的雅量，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善纳贤言。顺治即位时，多尔衮即率军队入关伐明。当时在满清较为有识见的谋士是范文程。范文程虽非满人，但多尔衮对其极度信任。顺治元年四月初四那天，范文程上书摄政诸王：“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当时，满清尚无争霸中原、雄霸天下之志，平时在边境作些骚扰，不过干些劫掠财物的勾当，目光短视胸无大志。范文程在进言中分析道：“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清史稿》）这段话大意是说，中原百姓经过明末李自成等战乱，不堪辛苦，只想找一个好的皇帝，安居乐业。而我们前面放弃遵化，屠杀永平，两次都打到关内又跑回来，中原百姓肯定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想抢些金银财宝罢了。现在，我们一定要严肃纪律，把进攻中原的宏图大志给老百姓讲清楚：（那些被李自成革掉的）官仍复原职，老百姓仍旧干自己的活，录取贤能之士，安抚无依无靠之人。那黄河以北，很快就可以定下来。范文程的这个言论，体现了一种远见卓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多尔衮能接受他的建议。这时，摄政王并非仅多尔衮一人，但多尔衮力排众议，听纳良言，作出关键性的决定。自此以后，满清的战略便由短视变为长远，由“意在财宝”变为“志在中原”了。这种方向性的转变，是后来夺取全面胜利不可或缺的基础。
　　范文程早年入满，是多尔衮赏识之人，听取的他的建议也许不足为怪。但对于作为降臣的洪承畴，多尔衮也颇为重视。这是要一点容人之量的。因为洪是汉人，且与多尔衮在边境多次交兵，无形中是有些疏隔的。再者，他是从大明那边投降过来的，既然今日能投降我，焉知他日不会投靠他人？可多尔衮不管这些，他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顺治元年四月十三日，在伐明途中，多尔衮已知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多尔衮即以进攻之事咨询洪承畴。此时正是关键之时，多尔衮拿如此重大的事情来向一个降臣咨询，足见其度量过人。洪承畴也确实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曾作为明将在西北与农民军作战10年，有着与农民军战斗的丰富经验。就是多尔衮自己，也多次在战斗中领教过洪的厉害。洪承畴感念洪承畴的知遇之恩，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这次进言，与范文程所论大体相当，他详细分析了进军北京的利害关系，以及战胜李自成的具体办法。更为重要的是，他给多尔衮提出了明确的军纪要求：“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这实在是攻打北京的“金玉良言”。多尔衮是识货之人，当然全盘接纳。入关后，他郑重交代诸将领：“此行除暴救民，灭贼（李自成）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结果大大赢得了民心。这全是善纳范文程、洪承畴之言的功用。
　　清初开国之时，本没有多少人才。史家孟森在《清史讲义》里说：“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惟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他称赞多尔衮能听受这些“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的言论，是“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多尔衮的雅量，满清入关只怕不会那么顺利吧。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不可不说的范文程
清代之所以能取明朝而代之，除了游猎民族本身的剽悍之外，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得力于汉人的辅佐。——这是我读清史时一个最大的感受。满清刚开始与明朝战斗之时，往往缺乏长远眼光，只是掠些财物、抓些奴隶而已。不可否认，满清子弟中确实有才略过人者，比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就可称一时之豪杰。但这些豪杰如果缺少了汉人的帮助，最终很可能只是停留于原野的草莽英雄罢了。
　　范文程就是这样一个汉人。与和珅、纪晓岚等人比起来，他的名气要小得多。但没有这个汉人，满清顺利入关的历史情形也许会改写。翻一下那段历史，我们甚至会兴起“没有范文程，便没有满清”的感慨。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据称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世孙。21岁前，他一直生活在明朝的汉人社会里，家世显赫，曾祖、祖父都是朝廷重要官员。他本人也十分聪明，才智过人，18岁时就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三年后，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明属的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30万分别赏赐给有功官兵，21岁的范文程身在被掳之列。这次被掳，成为了范文程政治生涯的起点。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见到范文程的时候，十分器重他，交代诸贝勒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
　　从此，范文程踏入了满清的政治圈，历仕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成为满清开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劝降洪承畴是范文程的得意之作。洪承畴是福建泉州府人，晚明重臣。他自幼家境贫寒，靠走街串巷卖豆干为生，但天赋聪颖，被村学先生洪启胤看中，得以入村学，遍读《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有经世报国之志。1642年松山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满清俘获，满清使出各种手段劝降，均无功而返。关键时刻，皇太极派出了范文程，看洪是否真的抱有宁死不屈的之心。范文程到了狱里，洪承畴大骂不止，但范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天说话。谈论间，梁上的一块燕泥掉落在洪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将其轻轻擦去。范文程据此回奏皇太极：“洪承畴不想死。他对自己的衣服尚且那样爱惜，何况性命呢？”皇太极于是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对洪承畴备加恩遇，洪终被感动，投降了满清，为满清的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计除袁崇焕是范文程献给满清的又一重要礼物。1629年，皇太极伐明，但在宁远、锦州一带遇到了极其强悍的明臣袁崇焕。好在明帝昏愦，多不采纳袁崇焕的建议。皇太极很快兵临北京城下，看到情况危急，袁崇焕赶紧摆脱范文程的兵力牵扯，挥师来救北京。与清兵一会合，即激战六小时，皇太极见袁崇焕的阵坚难破，无法力取。便接纳了范文程的“施反间计”的建议，下令撤兵。原来，这次战争中，皇太极抓到两名明朝太监，皇太极故意派人在太监前面议论：“这次撤兵，实际上是皇上（指皇太极）设下的圈套。前不久，皇上跟袁巡抚（崇焕）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与我们有约，明朝眼看就要灭亡了。”然后，依计又给一名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太监逃回北京，立即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禀报给崇祯帝。崇祯帝独断多疑，对袁崇焕本就有疑心，便不分青白，将其下狱。次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明这一“自毁长城”，进一步扫清了满清入主中原的障碍。
　　除此之外，对于满清，范文程还积极进言，择定了进攻中原的良好时机；制定了恤民的政策，使清兵在进入中原之后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改革了明朝的弊政，使人们在战火之后能迅速进入休养生息的日子……应该说，范文程之于满清，就如同诸葛亮之于蜀汉，刘伯温之于大明，如果没有这个谋士，满清的开国历史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也许，我们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范文程进行“汉奸”的批判。但站在清王朝的角度，他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清史稿》为范文程作传达五千多字，足见其对这个汉人的器重。
一个“准皇帝”的悲喜剧
在历史的政治风潮中，很多人起来，又落下去；很多人落下去，又起来了。这样起起落落的事情一多，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像康熙朝的太子允礽那样立了又废，废了又立，最后还是被废的经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不多见。
　　允礽其实是个幸运儿。他本是康熙的第七子，但因为有几个哥哥幼年夭折，他按序升为第二子。与皇长子允禔相比，他是康熙皇帝的结发妻子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亲生儿子，生下他之后，母亲就死了。于是，康熙将一腔爱妻之情全部转移到这个儿子身上。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刚一岁七个月大的允礽就被康熙借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命立为太子，成为大清帝国的“储君”，也就是“准皇帝”。幼时的允礽确实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清史稿》说他“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显见是一个知识渊博、文武双全的少年人。康熙对允礽是溺爱的。他请来了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大学者当这个儿子的老师，教他中国传统文化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但不幸的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虽有良师，允礽也没有逃出纨绔子弟的宿命，他最终还是落到了悲剧命运的圈子里。
　　允礽第一次被废太子身份时，年届三十五岁，头顶太子光环已达三十多年光阴。这三十多年里，他陆续犯下了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侍父病不诚、待兄弟不爱、飞扬跋扈等行为是最让康熙痛心的。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没想在行宫里病倒了。他把允礽和三子允祉叫到行宫。允祉的表现如何，史书未见记载。倒是太子允礽的表现叫人费解，《清史稿》说他“侍疾无忧色”。自己的老爸病了，居然一点没有担忧的样子。康熙心里自然很不高兴，在印象上打了个低分。允礽为康熙所不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兄弟漠不关心。四十七年八月，康熙在外打猎。时皇十八子允祄发病，康熙焦急，回驾查看允祄病情。作为兄长的允礽，表现淡漠、态度冷淡。康熙非常恼怒：“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自己的弟弟病了，外人都怕老父忧伤过度，你作为亲兄长，对弟弟却没有丝毫关爱之意，我说你几句，你还发怒，这样的太子还要他做什么？说到允礽的骄横跋扈，一事可能证明，就是他的胆子居然大到了敢窥视康熙起居的地步，这无疑是很有些嚣张的。康熙自己对此也很惶惧。因为允礽和索额图关系很好，而索额图又被康熙以叛逆之罪诛杀了，所以康熙以为允礽一天到晚都想给索额图报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整天提心吊胆，睡觉都不安宁。这大概算是最为“飞扬跋扈”的事件了。至于结党营私、殴打大臣、抢劫贡马，对于允礽来说，只是经常做一做的小儿科了。正因了这种种缘故，四十七年九月，允礽被废去太子之位，康熙的理由是：“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然而，在内心里，康熙是不愿意这样做的。看着自己钟爱的儿子如此毁掉，多年来的寄托付之东流，康熙心痛不已。连续六个夜晚，康熙都不能安眠。他是不甘心的。此时，他下意识地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留了一个翻身的机会。他这样对大臣们说：“看允礽行事，和普通人大不一样，如同得了疯癫病，大约是魔鬼附身吧。”历史总是具有某种戏剧性。就在太子刚被废一个多月后，皇三子允祉就告发老大允禔陷害允礽的事，说允禔请了喇嘛巴汉格隆放了一些“魇胜”之物在允礽的居所，这些物品施了法术，足可以让允礽“疯狂”。这事实在是迷信的可以，但恰恰证实了康熙此前的猜想与推断。在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眼里，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件事情来得更为及时呢？在和允礽一番对谈之后，康熙这样对自己的大臣说：“我召见允礽，询问了从前的事情，他竟然有许多全然不知，看来这小子所做的恶事确实都是因魔法所惑。现在承蒙老天保佑，癫狂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已改过从善。”凡是近臣，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康熙的心思。他们一再上书，要求把允礽重新立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才废去太子之位几个月的允礽重新戴上了太子的衣冠，享受着无上的荣光。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重新当上了太子的允礽却未如康熙所愿，在没有人给他施魔法的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五十年十月，康熙又发现好几位大臣在为太子结党会饮。中间就有与索额图甚为亲密的尚书耿额，康熙内心里担忧的就是这批人纠集起来为索额图报仇。加之太子日常生活依然故我，不仅派遣手下到各富饶之地勒索钱财、搜寻美女，且对康熙的严格管教十分不满，不时发一些恶毒的牢骚。（见《朝鲜肃宗实录》）时日一长，康熙对这位“不仁不孝”的太子完全失望。第二年九月，康熙对众皇子说：“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着拘执看守。”十月，正式废除太子，把允礽禁锢在咸安宫。与上次废太子时的沮丧相比，这次康熙并无忧伤之感。他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自此，康熙对立太子之事变得心灰意冷，以后也没有再立太子。有趣的是，这一行为又被传承下去。康熙之后无太子，竟成了清朝的一大历史特色。
　　允礽被关押后，自然是心里不甘，作了种种挣脱牢笼的努力，但在康熙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永远不再可能有翻身之想。雍正二年十二月，允礽病死于关押之所，时年五十一岁。
　　允礽的死结束了一个“准皇帝”的历史，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这个故事说明：一，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纵容他。就像康熙对允礽，在发现他种种劣迹之后，仍然找理由为他开脱。应该说，允礽的恶行固然有本性上的原因，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康熙娇惯出来的。允礽最后落得悲惨下场，康熙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二，如果你想有长远发展，你就得韬光养晦。就像允礽，虽然你两次贵为太子，可你如果不低调，如果无所顾忌，别人一样可以轻易把你掐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对于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大抵是一个教训吧。
自掘坟墓鳌中堂
对于鳌拜这个人，经由《康熙王朝》一剧及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等之渲染，我们大抵是有一些了解的。一个人，如果过于强横，或是锋芒太露，终不会活得长久。——这是几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鳌拜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宿命。
　　鳌拜之所以专横，是因为他确实是有资本的。从努尔哈赤时***始，他就不停地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顺治一朝，为打下大清江山，他更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清史稿》记载，鳌拜随大兵攻破燕京后，于顺治二年，又跟随阿济格征战湖广，攻灭了李自成。接着，他又征战四川，“斩张献忠于阵”。这些功劳，奠定了他在满清贵族中的地位，同时也助长了他原本骄横的品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鳌拜是长有“反骨”的。他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在顺治五年，就因为与人私结誓盟，被论死罪。幸好顺治宽宏大量，免了死罪，后以战功补过。顺治七年，又犯了事情，被降职论处。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的。
　　等得康熙临朝，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这四人中，索尼年事已高，苏克萨哈势力不强，遏必隆生性慵弱。所以，所谓四人辅政，实际上是鳌拜一个人说了算。有这么一个环境，鳌拜哪会不干点出格的事？其中有两件事最为著名。
　　第一件事，就是“圈地”。鳌拜本属八旗中的镶黄旗。按照清朝开国初的圈地，这一旗当时圈在保定、河间、涿州一带。康熙五年，作为掌有重权的辅政大臣，鳌拜已对国初所圈的这些贫瘠之地相当不满。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命令正白旗把所圈的蓟州、遵化、迁安等地与镶黄旗的相调换。至于正白旗失地过多，不足的那部分，则另外圈地来补。这个恶政一施行，所涉及到的州县立即民怨沸腾，所有的农事都被荒废掉。朝中不乏正义之士。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即刻站出来与鳌拜争辩。康熙看了几人的奏折，召四辅臣来商量。鳌拜建议以重罪论处，索尼、遏必隆不说话，独苏克萨哈属正白旗，表示反对。康熙因而不允许以死论罪。但鳌拜毕竟非一般人可比，即使是皇帝，他也有办法对付。后来，他找个机会，搞了个假诏书，竟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都杀了。
　　第二件事，就是干掉苏克萨哈。因为在“圈地”事件中与鳌拜的相抗，鳌拜对苏克萨哈早生恨意。康熙六年，康熙已经亲政。为了躲避鳌拜，苏克萨哈向皇上要求罢去自己的辅臣之职，求守先帝陵寝。即便如此，鳌拜仍想置苏克萨哈于死地。他与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人诬陷苏克萨哈对朝廷抱有怨恨之心，守先帝陵的要求明显是“不欲归政”，应以大逆论处。康熙此时已明事理，自然不愿杀老臣。结果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面对权臣的恶逼，羽翼未丰的康熙只得屈从。最终是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家里人全部斩决，其状惨不忍睹。
　　从这个两个事件，我们已预知鳌拜必死。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鳌拜所行之事，大多恶毒残忍，早已失去了民意的支持。特别是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犯了为臣之大忌。果然，康熙八年，康熙帝在根基稳固之后，叫人把鳌拜逮了，“下诏数其罪”。不久，横行一世的鳌拜就凄凉地死于禁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结局。这么多年来自掘的一个坟墓，终于等到了他的主人。
饱受委屈的靳辅
大河水患，向来是朝廷的心头之痛。历史发展到康熙执政的时候，这一情况并没有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治水的事情，依然是叫人相当郁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康熙心头总装着这件事。这位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自己从十四岁亲政后就十分留心治河的问题，及至发生三藩之乱，他把三藩及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柱子上，以不断提醒自己。（《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的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是陷在人际关系里的。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虽然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争论便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在其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这一场论争，让靳辅饱受委屈。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康熙二十四年，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是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之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很高的九卿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治河没有经验，而靳辅久任河务，应采纳他的意见。但也有许多要员支持于成龙。一时难以决断。这时，出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保持决策的准确性，康熙派出工部尚书萨穆哈找江宁巡抚汤斌等人到治河前沿进行实地考察。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根据萨穆哈等人的回奏，朝廷认为疏浚入海口没什么好处，应停止这一工程。（《清史稿&am #8226;靳辅传》）这事本来对靳辅极有利，可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当初对萨穆哈的说法，大谈疏通入海口的必要性，还提出具体办法。经他到处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疏浚下海口，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这个事情。在这场论争中，靳辅又受到严厉打击，工部认为靳辅治河九年，却未获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后来靳辅因为康熙的宽容，免遭革职处分，但已经是信任尽失，委屈受尽。
　　事情还没有结束。康熙二十七年，靳辅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靳辅。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所言无非是一些欲加之罪，目的是要杀了靳辅。好在康熙给了靳辅一个辩驳的机会。靳辅对敌手所弹劾的罪状，一一予以反驳。他指出，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他们的攻击不过是结党营私的一种表现。 他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攻击他的人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田产都在下河流域，治河时的清查土地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清代七百名人传&am #8226;靳辅传》）可惜，靳辅的有力驳斥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他被革职了。
　　人生晚景，遭如此重创，所有委屈无处诉说，颇有些凄凉的意味。可戏剧性的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靳辅刚被革职，康熙就接到治河前线报来的消息。报告主要涉及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塞了，粮食货物运不进来，希望朝廷派靳辅去解决。二是靳辅主持修挖的重要水利工程中河开通了。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反映靳辅之功劳的。这也使康熙意识到对靳辅的革职处分有些不太合理。康熙三十一年，面对难以驾驭的黄河之水，靳辅再一次被启用。只可惜，此时的他已经年老体衰，即使是老骥伏枥，也不能奔向千里了。他不久即病倒，于这年十一月死于任所。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应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历史总算给了靳辅一个正面的评价。
　　纵观靳辅一生，写满“委屈”与不平，令人感慨唏嘘之处甚多，亦给我们许多启示。一是对于真理，必须坚持。靳辅在治河过程中，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与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争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要一点勇气的。二是清官不一定值得相信。清官有时只是人们心造的幻影。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争端。与靳辅处于对立面的于成龙，是相当出名的清官。可为了自己利益，作为治水的门外汉，他硬是要向皇帝告状，给靳辅出难题。这样的清官，世上少几个也罢。三是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靳辅之所以最后能屹立不倒，全在于康熙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康熙给予了靳辅独立自主的一些空间，使他的治水理念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宽松环境，靳辅有十个脑袋也是白搭。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熊赐履“嚼条子”
熊赐履是康熙一朝相当重要的儒学家。这个生于明末崇祯八年的名臣，一来到世界上便遇上了一个乱世。8岁那年的一天，某土豪借仇生乱，把熊家一门老小杀得几乎一个不留。只有他的母亲李如柏在藏匿中躲过一劫。他幸好在外面拜访自己的老师，侥幸逃得性命。李氏是个才女，“少娴书史”，坚贞异常。在夫亡子幼之时，以极节俭的方式坚忍地生存下来。白天让儿子跟着老师读书，晚上让孩子跟着自己在灯下学习，只要稍有松懈即捶打责骂。“母织子读，声常达旦”。（《湖广通志》）
　　艰辛的生活往往造就超越常人的英雄。小时候的苦难养成了他对学问的推重。康熙六年，作为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进呈了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在这份洋洋洒洒的宏文里，他劝康熙帝要仔细甄别那些地方大员，用民生的苦乐来判断县令、太守的贤愚，用县令、太守的贪廉来判断他们上级（都督、巡抚）的优劣。他坚持把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特别劝说康熙要认真学习儒家经典，“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在他的熏陶下，康熙都对儒学逐渐有了一种虔敬的态度。但耐人寻味的是，从小吃苦、又笃于学问的熊赐履却并没有用儒学来时刻约束自己。
　　康熙十五年七月的一天，熊赐履不小心批错了一件公文，被康熙看出来了，只是不知是谁批的。熊赐履心里慌张，如果真让皇上知道是自己批的，那可不是好玩的事。第二天，他一早来到办公室，让书记员把那批错的“条子”拿来，放在嘴里嚼掉了。他的同事中间，平日就杜立德粗心些。于是，熊赐履裁去杜立德公文夹中一个批条，放到自己公文夹中，并重新把那个错的批文内容写到杜立德的夹子中。这事干得相当笨拙，哪怕是只认笔迹，就可以看出端详。杜立德上班时，发现这个事情，果然大闹一场，要宰相索额图判个明白。心虚的熊赐履此时只能一个劲地抵赖和狡辩，但天不佑他。那天，在他进办公室以前，满族学士觉罗沙麻早就到了那里，把他嚼条子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觉罗沙麻从里间办公室走了出来，不紧不慢地说道：“熊中堂何苦如此？我昨晚因在亲戚家守丧，今早比你过来得更早，就在南炕上躺着，明明看见你翻了公文夹，口里嚼了一张条子，你如何能抵赖得过去？”熊赐履做声不得。索额图等人把他告到皇帝那里，处分相当严重，罢了他的官，让他侨居江宁。这件事情，在《清史稿&am #8226;熊赐履传》中略有记载，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续集》则十分详尽，看来是事有所本，并非冤枉。
　　时间不知不觉间又过了八年。在江宁的八年光阴里，在公文办理上留下误点的熊赐履却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好学；二是清廉。在这段日子里，他写出了《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在生活上，他是从朝廷退下来的大官，但却常常吃不饱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伤感地写道，去年薄田无收，一家老弱几十口人空着肚子躺在床上。“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经义斋集&am #8226;答徐健庵》）读之令人落泪。
　　人性是复杂的。熊赐履主张以儒学治国安邦，但自己为了害怕皇上一顿批评，不惜降低人格，诬赖诿过于同事。但在被贬居的艰难岁月中，他却又能耐得住清苦和寂寞。——要真正认识一个人，难啊。
李光地的不“道学”
李光地与康熙的亲密关系，在播布甚广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里很多表现。史实也确实是这样的。李光地死后，康熙帝曾感叹道：“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让康熙发出这样慨叹的人，大概也只有他了。
　　能得到皇帝如此的信任，李光地是有资本的。一是他战功卓著。二是学问精深。
　　说他战功卓著，倒不是说他有多少惊人武功，他的战功，主要体现在平息福建耿精忠等人叛乱的精明上。康熙十三年，福建军阀耿精忠不愿意服从清朝的领导，反了康熙。李光地当时正在老家安溪探亲，碰上这场乱局，不得已逃到山中避难。因为名气太大，耿精忠等都想将他招入麾下，多次派人到山中请他。他对朝廷倒是忠心，自然是一力拒绝。因为身在乱局，加之对福建的情况又十分熟悉，李光地很快看出了清兵老是不能取胜的原因。康熙十四年，他把自己的军事观察心得写成一份密报，用蜡丸封了，派人辗转送到了康熙手中。康熙十分激动，“得疏动容”，感叹他的忠诚。根据他的建议，清兵很快平复了战乱。没多久，困守台湾的郑锦又派出将领刘国轩进攻福建泉州一带，形势危急。李光地又一次显出其军事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兄弟、亲属和乡勇的力量，守住了阵脚，疏通了救援的道路，保住了地方平安。康熙对此十分赞赏。讲到李光地的战功，收复台湾亦有他一份功劳。康熙十九年，李光地从福建来到北京，康熙问他台湾形势，他说，这个时候郑锦已经死了，他儿子郑克塽年纪还小，部下正在搞内部斗争，是平复的好机会，并且内大臣施琅熟悉海战，可当重任，应速去攻打。康熙听从了他的计谋，果然平复了台湾。
　　李光地的学问也是学界公认的。他从小勤学，活到老、学到老。“经传以外，凡诸子百家、下及星象命卜之流，莫不旁涉会通”，是清初有影响的理学名臣。他一生写下了《周易通论》、《尚书解义》等43种著作。康熙对他的学问是十分器重的，康熙编写的《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书，都让李光地负责校勘。利用这个位子的便利，李光地大力倡导理学，推动了《诗》、《书》、《春秋》等的修纂，对清朝理学振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人的才能并不能证明他道德上的高尚。李光地一生虽然做了不少事情，立下不少功劳，但其道德上的瑕疵也为人所诟病。
　　比如说“负友”。前文说了，在福建战乱之时，李光地曾向康熙献一蜡丸，中有良策。但据史实，这一良策并非他一人冥思苦想所得。当时与李光地是同榜进士，而且一起在翰林院做编修的陈梦雷已被迫做了叛臣耿精忠的幕僚。据称，由于他和李光地关系密切，他们常在背地里偷偷商议，谋划对付耿精忠、郑锦的办法。这就是说，李光地献给康熙的蜡丸密计里有陈梦雷的一份功劳。但李光地并没有在密报上署上陈梦雷的大名，致使耿精忠兵败时，陈梦雷以叛逆之罪被逮到北京，依理当斩。这个时候，李光地才站出来，说明了当时两人互通款曲的情况，陈梦雷得免死罪。对整个事件，李、陈的说法并不相同，其中曲直也只有他们二人最为清楚。但既有其事，便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很多知名的文化人当时参与了这场事关道德的论战，靠了康熙的庇护，李光地的官运并未受多大影响，但头顶上从此多了一顶“伪道学”的帽子。——这可是作为道学家的李光地所不愿看到的。
　　还有一个是“丁忧事件”。康熙三十三年，正在顺天学政任上的李光地知道了母亲逝世的消息。按照古礼，父母死后，子女应守孝三年。但这次李光地只请了九个月的假，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深为当朝官员所憎恶。好在康熙帝对他非常包容，命李光地放弃职务，但也不用回去，就一门心思在京城守孝得了。这个权宜之法，虽然解决了李光地在官位与孝道之间两难的问题，但终究与当时道德风尚不合。朝中有个叫彭鹏的官员，连续上书给康熙，论说李光地“十不可留”。李光地其实内心里也相当受煎熬，他儿子写给老家的一封家书中，说李光地经此变故，“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可见在官位和道德之间，他内心斗争是如何之激烈。当朝有人责备他“贪位而忘亲”，显然是话有所指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光地超凡的才能与道德上的瑕疵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也许，正是这些要素在一个人身上天衣无缝地结合，我们人类才会有如此的多样性，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如此绚丽多姿的风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和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铜齿铁牙纪晓岚》等一大批清宫戏的流行，和珅成了当今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些影视剧里，和珅作为反面人物，他察言观色、曲意奉承、溜须拍马、苦心钻营、奸诈狡猾、阴险毒辣、拉帮结派、专擅朝政，占尽世间所有一切“恶”的品格，且偏偏要与纪晓岚等清官、才子斗威斗法，结果总是落下笑柄，供人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描述包含了影视剧作者们的“戏说”成份，同时当然也“风来有自”，翻看《清史稿》中4000余字的《和珅列传》，发现就与当前影视界所展现的和珅确实差不了多少。这个传记十分简单，只是交代和珅怎样一路擢升，怎样不断地“为非作歹”，对他的优点一点也没有提。
　　显然，《清史稿》中的关于和珅的传记是有所偏向的。和珅从一名普通侍卫，以几十年的奋斗之力，一直当到“首辅”（宰相），只靠“愚蠢”、“贪酷”等品行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很明显，《清史稿》只记载了部分历史真相。那么和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无疑，他必定非常“有才”。据记载，和珅少年时读过私塾，11岁时进入咸安宫官学学习。和珅学习刻苦，兼之聪明异常，在这里受到了系统的儒学经典的教育，学习了满文、蒙文、汉文，听、说、读、写，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在同学福康安家的一位藏族喇嘛那里学会了藏语。读完私塾后，和珅进入咸安宫官学学习，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这就是说，和珅自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学养根基，显示语言上的天赋，称为俊秀之才一点也不为过。26岁时，和珅的命运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官职一路飙升，原因很简单，乾隆皇帝看上了他。为什么独看上他？只因他反应极快，头脑清晰，办事干练。乾隆曾夸奖他办理圣旨：“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特别要指出的是，和珅书法极好，写得一手相当高妙的颜体。得宠后，又极力模仿乾隆的字体，以至于乾隆老年时要书写的诗词、匾额，索性就交由和珅代笔了。这里面固然有着“拍马屁”的成份，但不是有一番逼人的才气也是干不成的。和珅被嘉庆赐死时，曾吟道：“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对于自己“怀才”，至死他都是确认的。想到影视剧里总是夸张他的“愚蠢”，不断展示他被纪晓岚等戏弄的情景，实与和珅之真相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其实，和珅的贪婪也是被夸张放大了的。晚清薛福成的《庸庵全集》专门有一个《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按他的记载，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0000两，纯金大金元宝100个（1000两一个），小银元宝56600个（100两一个）……按当时的银价折算，约有8亿多两。但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当时的国家年财政收入才达7000万两左右。和珅为官20年多一点，且不可能上任伊始就大肆搂钱。若按8亿两计算，他每年贪污受贿的数量几乎可以赶上全国的财政收入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据清代档案记载，抄家时，共抄出成色不一的银两300余万两，折算成国家标准的库平银280万两，黄金3万2千两，土地10余万亩，出租牟利的房产1千余间，还有当铺、银号以及珠宝、衣物，总共折银大约将近1千万两。（有关资料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冯伯群先生著《揭秘清宫档案，走出传说戏说》，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16期）——这当然也是巨贪了，但与传说中那个贪得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人，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学界常说：“历史是个令人打扮的小姑娘。”所有往事一经历史家或文学家改造，便很难回到本来面貌。《清史稿》对和珅只取阴暗一面，对其另一面完全不顾，自有其政治原因。《列传》载：“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阙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褫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意思很明显，和珅死后十五年，史官给他写了传记，但因为写乾隆对和珅的责骂少了，就被革了职。——在这种情境下，史官们当然得按当朝皇帝的意思办了——这也就是《清史稿》为何只写和珅阴暗面的真实缘故了。《清史稿》这种严肃的正史尚且如此，那么影视剧为了取悦观众，戏说一下，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曾国藩的人才观
深夜读史，掩卷长思，颇感慨古之成事，都与延揽人才人和量才器使有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代帝王中凡是有建树者，无不都是重人才、用人才的明君。就拿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论之，其从一书生起家，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亦与他礼贤下士、爱护人才有莫大的关联。
　　在晚年写下的名著《挺经》里，曾国藩专设“英才”一章，细述他一生关于人才的认识，可视为他人才观的总纲。他说：“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这实在是一个平常的道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人才要用在适宜处。曾国藩的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了这一简单的用人原理。首先是他评价人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每到一地，他都是极力寻访延揽“一技之长者”。他手下的优秀人才，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武，真可谓“英雄不问出身”，有才即能为我所用。曾公的用人，却并非见之就用，而是多能用其所长。有胆气者令其领兵打仗，谨慎者用其筹办粮饷，有文字功底者让其办文案，学问深厚者校勘书籍。梳理一下曾国藩麾下的人才，即可看出他的“量才器使”的眼光。在曾氏幕府工作过的谋略人才有郭嵩焘、李鸿章、薛福成等，军事人才水上有彭玉麟、陆上有李元度等，吏治人才有李宗羡、赵烈文等，文教人才有俞樾、吴汝纶，制造人才有李善兰、容闳等，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堪称一时之人杰。
　　人才不是天生的。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最有名的例子是曾氏对李鸿章的培养。《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中有“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从国藩于江西”的叙述。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极尽心思。为了打磨李鸿章这个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的锐气和棱角，在李鸿章去江西九江投奔他的时候，曾氏对他很是冷淡，甚至“拒收”，给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曾氏在军中极讲规矩，每天定时吃饭，李鸿章散漫惯了，经常不能按时赶到，特别是早饭很难按时去吃，曾国藩大动肝火，当着所有幕僚的面大声训斥，吓得李鸿章心里打鼓，从此小心谨慎。对于李鸿章的文书处理能力和其他优点，曾氏注意褒奖和鼓励，认为李天资过人，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很快成才，终成一代名臣。曾氏死时，李鸿章作联挽之：“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抒尽对老师栽培的感念之情，亦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曾氏善于培养人才的事实。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和培养人才，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伯乐而已。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照人才，别有一种怀抱和寄托。“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格外用心用力，格外具有长远眼光。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官员。在他治下，众多人才是“徒步数千里从公”，“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这也正是曾氏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朝廷亦可成弱势——晚清朝廷与地方关系的一种观察
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在古代，把皇帝、朝廷比作大腿，把地方官吏比作胳膊，想来也不会失当。因为一般来讲，“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作为皇权象征的朝廷，总比地方官要威严得多。但这只是以常理度之。实际上，朝代更迭，权力交互，皇权总有衰落的时候，而地方大员恃宠而骄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东周列国时期，所谓的君主便时常被列国欺凌。汉末时的汉献帝亦曾被曹操软禁，发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著名事件。唐代宗时，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陕州，大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怕踏破长安城”。面对地方大员的这种骄焰，代宗只能默默含忍。清代官员似乎并没有周智光这般猖狂，但至“太平天国”兴起，地方官员在征讨中权力逐渐扩张，对于朝廷亦就变得渐次侮慢，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分明在言说着胳膊与大腿关系的倒置。
　　得宠太监安得海的被杀颇富戏剧性。这一轰动性事件，既显示了地方官员的权谋，更表现了他们的强悍和朝廷对他们的无奈。同治八年，太平天国燃起的硝烟刚刚散尽，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把奉命南下过境山东的太监安德海抓起来杀掉了。以常理论之，安德海奉朝廷之命，属于钦差大臣，在地方应享受隆重的接待。但丁宝桢明白无误地表示：“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必过境山东，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及至安德海真的成行，丁宝桢一面向朝廷请旨，一面派人封堵。而不明形势的安德海自恃钦差身份，完全不知末日来临，反而詈骂追杀者：“我奉皇太后（慈禧）之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丁宝桢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在未知请来的朝旨内容的情况下，“欲先论杀之”。结果被一地方官极力劝止，后朝旨到，“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从以上的记叙看，这一事件相当曲折回环、惊心动魄。安德海和丁宝桢两人，一个是朝廷代表，一个是地方大员，三番五次地在“死”与“活”中穿梭，但终归的结果是，――安德海死了，并且死得很惨。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在地方官员权力日炽的现状下，即使是钦差的“命”，朝廷也难以保住。――朝廷的弱势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在这一事情上，值得玩味的是朝廷和地方官员各自不同的心态。听说丁宝桢杀了安德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是兴奋莫名，连声称羡：“稚璜（丁宝桢）成名矣！”当时的地方官领袖曾国藩更是激动异常，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地方官们意气风发的语句，展示了他们对朝廷的态度。而朝廷的做法是什么呢？廷议给安德海所列的罪名是“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事实上，安德海是奉皇太后（慈禧）的命令去广东办事情的，压根儿就没有“擅出”。朝廷之所以给他罗织这个罪名，实则是惧于地方官员的“威力”，不得不从之罢了。
　　地方官员“威力”的积累和朝廷势力的衰弱，一般是由于战争（如太平天国）的原因。当战争发生，朝廷无力对抗，地方官员乘势而起，在维护朝廷命运的同时，自己也增长了力量。而朝廷要倚重地方官员对付反抗者，不得不对其顺之从之，时光一长，这种态势便成为固定模式，没有办法扭转。有清一代，自曾国藩、胡林翼时起，“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朝廷的意旨，倒反而显得疏远了。由此，地方官员的声势也就越来越大。不管是人事权、财经权，还是其他一些原本属朝廷直管的事情，都由地方官“代管”了。地方官权力日大，态度便愈蹇慢。《光绪朝东华录》载：“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性，骄蹇如故。其被劾（弹劾）来京，稍不如愿，即中途托病，罕有至者。”朝廷的控制力在这样情境下丧失殆尽，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对此，光绪帝也只能在诏书中不断地慨叹：“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诸臣以因循欺饰相报，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言语间，透露的是一种毫无办法的愤怒和悲凉。可有什么用呢？
　　在封建体制下，中央不能集权，地方权力过大，往往是涣散的象征。清朝从曾国藩时期的中兴始，没有持续多久就又陷入困局。――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说，当“胳膊扭过了大腿”的时候，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莫道儒者不刻薄
莫道儒者不刻薄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形容某个文化人时，常会说一个词──“知书达礼”。应该说，这确实是对我们平日生活经验的一种概括，从总体上来说，读书在某种程度可以让人深刻、让人宽容、让人富有内涵。可这也并不是绝对的。知书未必就能达礼。就连蒲松龄、纪晓岚这样的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一些同类的讽刺看上去是那么地不遗余力，这翻翻《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就知道了，他们的刻薄俏皮丝毫未让市井小儿。
　　蒲松龄喜借狐鬼的聪慧来反衬某些知识分子的愚笨。他的《狐联》描述有个焦姓书生在园中读书，半夜时分，两位美女婀娜前来，一位十七八岁，一位十四五岁，“颜色双绝”。焦生倒是正人君子，对于两位狐仙的*，“正色拒之”。两女无奈，“知不可动”，只好在文字上取胜场，于是说：“你是名士，我有一个上联，请你对下联，这上联是：戊戌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生凝思半天，想不出来，美女嘲笑道：“名士就是这样的吗？我替你对吧：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副对联，工整乖巧，既是讽嘲，又含引诱，意涵甚深，也相当委婉地表达了蒲松龄老先生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揶揄─名士不过如此嘛。《司文郎》是蒲先生的另一佳构，刻薄中泛着一点苦涩。故事说，有一个盲和尚，天生有种特异功能，只要把文章烧给他闻，他就能知道好坏。有个余杭书生，为了验证和尚的功力，先是将一些名家的文章烧给他闻，和尚马上叹道：“妙哉！”于是又焚了自己的文章给他闻，那和尚闻了，不断咳嗽，赶紧求饶：“这么差的文章，不要再让我闻了。实在是受不了啦，如果再烧的话，我只有呕吐了。”可叫人大跌眼镜的是，余杭生竟得高中。这故事表面是在讽刺读书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社会评价机制。虽谓刻薄，却富深长韵味。
　　蒲松龄之后，谈狐说鬼者渐多，但讲得有彩头的殊为少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算是其中比较出色的。纪氏是朝中大员、著名学者，其官场上的地位比蒲松龄要高出许多，但他刻薄起来，与蒲老前辈也不遑多让。他的《谐鬼》就是通过鬼物之口来嘲笑读书人的。有个老学究在某个夜晚碰上了他的亡友。他们经过一个破屋，鬼说：这是一个文士的房子。学究奇怪，惊问其故。答：人在白天的时候，营营于生计，性灵彰显不出来。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一念不生，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读得多，光芒就长，读得少，光芒就短。文采特别好的人，那光芒可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唯有我们鬼神才能见之。学究一听来了兴趣，问道：“那我读书一生，光芒有多长呢？”鬼嗫嗫嚅嚅，半天才说：“昨夜我从你的私塾经过，你刚就寝，只见你胸中只有一部高头讲章，还有一些其他杂书，且字字为黑烟，笼罩屋上，实未见光芒。”学究听了羞愧难当，大骂之，那鬼则大笑而去。这故事与《狐联》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娱乐性更强一些。
　　假如说上面都算儒者的小说家言，那关于清时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一则传闻则颇富真实性。有一则笔记曾详细记载了胡林翼的一段轶事。胡氏文武双全，名重一时，当时治军武昌，手下有一武将鲍超最为其所器重。一日，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俞某任满将返京，胡林翼设宴饯行。少年及第的俞某在席间丝毫不理饮酒作陪的鲍超，大大地耍了一下知识分子的威风。这一切，自然被作为当地知识分子权威的胡林翼看在眼里。第二天，他作东宴请俞某和鲍超，席间，胡氏以翰林老前辈的身份对俞某大加训斥，面对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学问短浅、官职低微的俞某自然只能唯唯受听。席终，胡林翼使出了最绝的一招，三人结拜兄弟，俞某心有不甘，当此情势之下，却是奈何不得，只好按胡为老大、鲍为老二、俞为老三的顺序作了兄弟。这时候，胡林翼说道：“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有什么错误可以面训，勿相芥蒂也。”鲍超出了一口气，当然高兴得紧。那俞某本心胸狭窄，一直郁郁，竟在返京路上投井而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胡林翼一代豪杰，搞了这么一个堪称示范的刻薄游戏，着实为朋友出了口恶气。他也许不知道俞某的气量那么的小，否则也不会如此恶毒了。终究，人命关天呢！
　　不管是写出刻薄意味甚浓作品的蒲松龄、纪晓岚，还是政声卓着的胡林翼，都算得人中之龙、世上英杰。这倒应了沈三白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评价《西厢》的那句话：“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事情确实是这样，有人富刻薄之心，却没有这么好的表达才能；有人具万顷之才，却无刻薄之心，只有像蒲松龄、纪晓岚、胡林翼这些人，能把这两者完善地结合起来，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躲藏在学问深处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如此一种“纯学术”的人生选择，倒也构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孔广森的学问做得不错。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进士，选到翰林院作庶吉士。少年得志，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他生性对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欢读书写作。在为官时，也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最后，竟主动退出官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他喜爱的学术事业。他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这累累书卷，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人为学术弃功名的人生抉择。（《清史列传》）在孔广森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这个金榜与孔广森有着同样的爱好，——“性嗜学”。朝廷刚一授官给他，他就告归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经籍”的研究上。晚年时光，由于坐骨神经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学问，在床上口授，让弟子记录，硬是写成了《礼笺》十卷。（《儒林琐记》）与此类似的还有“家世贵显”、曾写出了《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把成为一名学者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寻。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学问不过是“鱼”罢了。舍熊掌而取鱼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学问，把鱼和熊掌都抓在手里。他们的选择透露出了读书人的聪明劲，即在选官时选择一个比较闲散的职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六岁时就成了孤儿，由一个书坊工人艰难奋斗到进士。按常理讲，饱受尘世冷眼的他应该更懂得权力的重要，可选官时，他放弃了知县的位子，“自请改教职”，当了宁国府学的教授。他把母亲接来官署后，安贫乐道，“毕力著述”。与此同类的，还有一个叫钱塘的读书人，是乾隆朝的进士，本来也可选为知县，但他也同样主动要求必为教职，当了江宁府学的教授。业余时间里，他专门研究声音文字，终写成《律吕古义》。
　　在为学问而放弃功名的人中，还有一个名声卓著的人，――他就是乾隆朝的钱大昕。钱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已然是官居四品，可谓大员矣。但他“淡于荣利”，等到父亲死的时候，回到乡里，“遂引疾不复出”。后来嘉庆皇帝亲政，多次派人劝请他重新出山，他都婉言谢绝了。在不做官的日子里，他陆续主持着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其中主持紫阳书院达十六年之久，一心传道授业解惑，门下弟子累计达两千多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显然，在学术和功名之间，他已经把著述和讲学当成了自己的最后的归宿。
　　爱功名甚于爱学问。虽然这只是当时部分读书人的选择，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更愿换取个人意义上片时的宁静，而不愿以“经世致用”的雄心来影响自己的学问。――只是如此，离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便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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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到奢靡自惊人
　　这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春日十点钟左右的光景，万物复苏，清风拂面，真是一个好天气。江苏泰兴的刘书生在等她的妻子起床。他的妻子「脾性」有点怪：自结婚以来，她总要睡到「自然醒」方起。离开床沿，她会习惯性地喝人参汤。接着就是繁琐地梳洗。等梳妆完毕，早就到了中饭时间。可如果不是精炒细煮，她竟连午饭都不想吃了。饭后，她通常会咿咿呀呀地唱上一曲，或是把吹上几曲洞箫。完成这道程序，又得准备晚妆了，不然夜宴上可没面子啊。几年下来，刘书生变得相当懊恼。谁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她曾是季氏家养的戏子，刘书生胆子再大，也不能休了她呵。
　　季氏是谁呢？这里说的是季振宜，号沧苇，明末清初泰兴县人。在康熙一朝，季氏不折不扣是个名人，不仅因为他一门显赫，有权有势，更因为他的富可敌国。刘书生的妻子不过是从他家「放」出来的一个戏子，就养成了如此豪奢的生活习惯，那她的主人家又更当何论呢？刘书生这个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素材源自于同时代人钮謖的笔记《觚剩》中记载，书中专辟一节对「季氏之富」进行描述和评论。说到那些娶了季氏家戏子为妻之人的时候，他不忘加上自己的评价：「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呵呵，读了这个评价，就可以想像刘书生是何等的痛苦了。
　　季氏到底有多富呢？即使到了现在这个物质已经十分丰富的时代，也只能用「震惊」二字来形容。季振宜从御史任上回到泰兴老家后，「尤称豪侈」，所居之所方圆就占了好几里，因为太大了，怕治安有问题，又安排了六十名武林高手值勤巡逻。这六十个人的报酬是什么呢？除了月薪以外，每晚还要犒赏他们好酒十濲，好肉三十盘。在他家唱戏的人，穿戴之费也很惊人。「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这样的「妓」，他家一共养了三班，大概也有数十人吧。这还不算，有一个细节更为惊人。康熙九年，季家因连日遭受阴雨，怕家里的皮袍长霉，趁天晴的时候，让人拿出来翻晒，并用棍子敲打去灰尘。皮货品种丰富，都是些紫貂、青狐，银鼠、金豹之类。等棍子打完，地上竟积了三寸多的毛。季家到底有多富呢？这里恐怕就不用再明说了吧。
　　奢侈绮糜，是难以消除的现象，也是部分人追求的目标。有清一代，自然并不止季氏一人这么富奢。在清史资料中，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嘉庆时，湖南藩司郑源畴在官署的家属达到了四百多人，且养了戏班两班，这两个戏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有一年，因为婚嫁，要把家眷送回，共雇了大船十二只，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其规模之大，花钱之多，完全可当得「惊人」二字。所幸是，郑氏最终以贪污罪被判处死刑，大快人心。和郑氏相比，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已经被革职的他回乡途径漳州城。从初一开始，连续十天，每天就有六七百名给他挑东西的杠夫从漳州过。初十日他自己从漳州过时，跟随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达三千名，吃饭要摆四百余桌酒席。因为天气原因，颜伯焘连住了五天，漳州地方仅仅是招待费，就花了上万蔖银子。颜氏的奢侈可见一斑。
　　当然，不管什么朝代，像季氏、郑氏、颜氏这样富到骄奢的人都有，但总体上比例较小。康熙时，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仅是四十五蔖，即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年薪也不过是一百五十蔖到一百八十蔖。以这个薪水，显然是富不起来的。那些富起来的人，肯定是用了许多非正常手段。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富人总是有种抵触心理，善良的人们大概都不愿意见掩藏在这些财富背后的血与泪吧。
香妃非薄命
常言道：红颜薄命。或者又说：天妒红颜。很久以来，不管历史典籍，还是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凡美丽女子，都难以善终。这似乎很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审美心理。他们大概在想，上天给了你一副好的容颜，就不能再多你给圆满的生命。不然，天下所有的好处岂不都给你占去了。于是，在他们笔下，美丽的女子总是早早地便从人世中消逝，叫人不胜叹息和哀怜。
　　这就连武侠大师金庸也不能免俗。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关于香妃的故事便具有这样的意味。按照金庸的说法，乌兹别克女子香妃被胁迫进宫以后，虽然乾隆对她宠爱有加，但她对皇帝的宠爱严加拒斥，每日只是想念远在回疆的家乡，独自垂泪。乾隆为了讨好她，把她带到江南散心。到了杭州时，乾隆想强行临幸香妃，香妃一急之下，竟取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来，欲刺死乾隆。乾隆吃了一惊，不敢再造次。太后知道后，很怕乾隆由此被害，趁着乾隆外出游玩的机会，将香妃召入宫中，逼她自尽了。乾隆得知死讯，十分悲伤，但事已至此，无力回天，只是请了当时的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依照香妃生前的样子画了像，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在这里，香妃被描写成一个宁死不屈、民族气节很高的女子，乾隆则是一个至情至性、*倜傥的多情种子。这种传奇式的描写并不仅是金庸一家的专利。蔡东藩的《清史演义》、《清朝野史大观》对此亦作了近似描述。
　　然而，小说家毕竟与史学家不同，他们的叙述有时为迎合大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不得不对历史作一些修饰和打扮。他们把香妃描述成为一个不畏强权、红颜薄命的女子，很合乎我们习惯性的审美心理，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怜悯。史学家孟森早在1937年就通过清宫档案和时人笔记的材料推断，香妃就是历史上的容妃。后经考古发现，孟森的推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位容妃真的是被清兵强行抢走的吗？真的因反抗而早逝吗？显然并非如此。首先，她不是乾隆通过高压手段胁迫进宫的。史料记载，香妃入宫，是在乾隆平定回疆的前一年。这说明，她入宫之时，乾隆的武力还没有构成对回疆的直接威胁，被俘捉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回疆领袖为了换取片时的平安，将其献给了大清国主乾隆。这种女人作为一种政治礼物奉献给强国君主，在古时并不少见，那么多的「和亲」故事，多少都带有这样的味道。至于说香妃是被乾隆的母后逼死的，也属无稽之谈。香妃死于乾隆五十三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孝慈宪皇后则死于四十四年，比香妃早十一年死去，怎么可能命人赐死香妃？其次，香妃进宫以后并不是整日郁郁。史料显示，她曾随乾隆南巡江浙，东巡到泰山曲阜，北到过盛京去拜谒清朝祖陵。时间历程长，空间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