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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5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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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郭英德
主持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郭英德教授。大家欢迎。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说有“三绝”：第一，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第二，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第三，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觉得，若单就《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来说，罗贯中写得最有深度、最复杂，也最难理解的一个人物，就是曹操。下面我们先请郭教授给我们讲讲曹操何以被称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
自从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替曹操翻案”以后，说到历史上的曹操，人们大多交口赞誉，认为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但是说到《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乃至说到大量传统三国戏里的曹操，人们就褒贬不一了，有的人以褒扬为主，有的人以贬抑为主，有的则有褒有贬、既抑且扬。在这里我不准备一一梳理这些纷纭众说，只想根据小说文本的解读，谈谈我对小说里的曹操形象的主观感受。
这一主观感受，概括起来，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前人口头常谈而今人耳熟能详的两句话。一句是毛宗岗《读三国法》说的：曹操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一句是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的：“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奸雄”这个词有着强烈的道德判断色彩，我们不妨换成一个中性的说法，这就是：《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形象是一位驰骋在政治疆场上的风云人物。
举凡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大都具有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今天我跟你称兄道弟，明天我可能就跟你反目成仇；今天我把你尊为座上贵宾，明天我可能就将你视为眼中死敌；今天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你就可能置我于死地；而贯串于其中的，无非是政治权利的殊死争夺和重新分配。《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就是东汉末年尖锐、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是波翻浪卷、诡谲莫测的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
曹操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氏，因成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冒姓曹。陈琳撰写檄文，声讨曹操，就说他是“赘阉遗丑”。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祖先，无非是一介平民，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我认为，可以赋予曹操向往“发迹变泰”的志向，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处世粗野朴质的作风。
曹操一出场，小说叙事者就对他幼时的行为品性下了四句断语：“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嘉靖本作：“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机警，谓有机关而警省。权数，谓权谋术数。）游荡无度。”）这四句断语，前两句说的是一般纨裤子弟的习性，尚不足为奇；后两句却点明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纨裤子弟的独特的政治品性。
为了形象地说明曹操“有权谋，多机变”的政治品性，小说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曹操的叔父向曹嵩告状，说曹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曹嵩便责骂曹操。曹操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假装中风。叔父惊慌地告诉曹嵩，曹嵩急忙前来探视，曹操却安然无恙，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叔父诬陷他。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就都不相信了。因此曹操便得以恣意放荡，为所欲为。
古人讲究“知微见著”，从小时候的一件小事，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品性。幼时的曹操竟然就能将叔父和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确非同常人。这里既需要有知人善察的犀利眼光，也需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超智力，更需要有敢做敢为的非凡能力。
正是因为讲究“知微见著”，小说引用了当时三位著名的“风鉴”人物对“有权谋，多机变”的曹操的评价。桥玄与何颙不约而同地认为：曹操实为“命世之才”，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为曹操。“命世”义同“名世”，“命世之才”即声名显赫于当世的人材，这显然含有褒扬的意思。而汝南许劭则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原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并不取决于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取决于是外在的社会政治状况。曹操还是这个曹操，在“治世”他可以是个“能臣”，但在“乱世”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
而且，现在我们如果评价谁是奸雄，他肯定认为这是莫大的人身侮辱，要是当面这么说，不挨拳头才怪呢。可是当许劭称他为“奸雄”时，曹操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小说就写他“闻言大喜”（嘉靖本作“喜而谢之”）。可见古人的评价与现代人是大不一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曹操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奸雄”的基调，在显性的层面上固然是对曹操形象的“定性”，有引导读者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曹操的意思；而从隐性的层面上，则预示了曹操形象有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在群雄争霸、逐鹿天下的汉末社会里，曹操将如何完成“奸雄”形象的自我塑造呢？
乱世不同于治世，更讲究法治，更讲究武力。所以紧接着小说就写了曹操的两件“政绩”：一件是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敢于严惩豪贵；一件是在骑都尉任上，引兵大败黄巾军，斩首万余。但这两件事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自荐行刺董卓。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设宴后堂，商讨对策。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谈起董卓欺主弄权，一筹莫展，于是众官皆痛哭流涕。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王允责备“不思报国而反笑”，曹操回答说：“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毛本第四回）原来曹操多日来屈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虽死不恨”。曹操这一行刺行动，虽然果敢，但却鲁莽，结果未能得手。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以献宝刀为借口，瞒过了董卓，得以脱身。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公卿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是误杀吕伯奢。曹操行剌董卓不遂，仓皇逃跑，在中牟县被抓获后，得到县令陈宫的拯救。陈宫佩服他“真天下忠义之士”，弃官跟随曹操逃难。曹操到成皋地方，前往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吩咐家人杀猪，自己亲自骑驴出去沽酒。而曹操惊魂未定，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于是潜入后堂，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何如？”就立即与陈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人。后来发现厨下缚着一只猪，欲杀未杀，才知道自己错杀好人。二人连忙逃走，途中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故意对吕说后面有人来，吕转过头去，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陈宫责备曹操“大不义”，他直言不讳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觉得他是个“狼心之徒”，便弃他而去（第四回）。据《三国志》注引孙盛《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小说删去“凄怆”二字，还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曹操一生的人生准则，充分暴露出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揭示出封建时代政治野心家共同的人格特征。嘉靖本中叙事者评论道：“曹操说出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而且曹操说到做到，一旦有人亏负了他，他便杀戒大开。例如徐州太守陶谦遣人护送曹嵩前往山东兖州见曹操，路上被护送的兵马杀死。曹操起兵攻徐州报仇，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行人。”（嘉靖本）如果说曹操有与众不同之处，那不过是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而大多数政治野心家更善于遮遮掩掩罢了。这也就是托名李贽的评语所说的：“天下谁不有此心，谁复能开此口乎？”的确，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有影响的举动，是首倡讨伐董卓的义举。曹操潜归故里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招兵旗上大书“忠义”二字，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这次行动虽然由身为骁骑校尉的曹操发起，但他大会诸侯时，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他一面出谋画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长安之际，曹操当机决断，主张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这更坚定了曹操在乱世中独竖一帜的信心。
董卓败后，曹操奉献之命讨伐青州黄巾，威名日重。在战略上，曹操首先重视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实力和根据地，以山东兖州为中心，招贤纳士，征剿黄巾余党，平定山东，多行“顺天之事”，受到汉献帝的重视。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皇帝位，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
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这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向他献策说：“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袁绍却听取谋士郭图、淳于琼的意见，没有采取行动。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这时荀彧进言说：“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嘉靖本：“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言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虐，亦无及矣。”）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随即，他以洛阳宫殿残破，没有粮食为由，把国都搬到许昌，并击败了杨奉。
“洛阳保驾”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曹操的威仪不凡、调度有方，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者去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所以小说在写到曹操率兵勤王保驾时，做了刻意的渲染。接着，曹操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决意迁都许昌。此后，“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14回）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利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曹操早就怀有谋取霸业、统一全国的英雄抱负。他虽然也具有同董卓、袁术、袁绍等人相似的窃国、欺君、僭越、跋扈的一面，但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昏愦无能，奸恶荒淫。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心要结民心，奸雄心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赀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卓、操不可并称，这一点，从对待百姓的不同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他有一次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董卓的强盗理论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但是在小说中，既描写了曹操的杀戮人民来暴露他的残忍本性，但又多次写他声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表现他的胸襟和抱负。曹操在征伐袁绍时，本可一举成功，但因秋禾待熟，曹操恐废民业，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当他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曹操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李贽评道：“孟德虽国贼，犹然知民为邦本，不害禾稼。因知兴王定霸者，即假仁假义，亦须以民为念，方许干得些少事也。何故今之为民父母，代天子称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卒之男盗女娼，又何尤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三十一回总评）。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终未取代，并非出于道义的制约和纲常秩序的维护，起初是畏惧。议郎赵彦上疏劾曹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赵彦杀之，于是百官无不悚惧。谋士程昱劝曹操：“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曹操回答说：“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20回）他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当曹操用天子金鈚箭射中一只大鹿，群臣将校以为是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这种“欺君罔上”，“专国弄权，擅作威福”的行为，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敢怒不敢言，献帝也“每见之，背若芒刺”，认为他“早晚必有异谋”。
于是就有了十分残酷的“衣带诏”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余人，并捕杀董妃，后又杀死伏皇后。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明显的举动，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而仅仅是曹操与献帝争夺权利的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衣带诏”写道：“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献帝大权旁落，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说白了，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力。曹操欲废却献帝，程昱谏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家名号故也。今诸侯未平，遽行废立之事，必起兵端矣。”（嘉靖本作荀彧曰：“主公威镇四海，号令天下者，盖有汉家苗裔故也。征讨有名，赏罚有制；古往今来，以绝议论。”）
可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自于政治的考虑。一方面，从现实利益考虑，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更便于夺取权利，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例如，当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时，曹操就说：“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20回）的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另一方面，从历史利益考虑，他这么做也可以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话虽这么说，但皇帝毕竟在曹操掌握之中，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较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琮（刘表之次子）说：“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40回）
曹操“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狼，枭除荡定者，不可胜计。”（40回）曹操自云：“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48回）这是曹操事业的顶点。
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正如翦伯赞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立就日趋尖锐和表面化了。曹操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却无意激流勇退。
建安十五年春，造铜雀台成，曹操大会文武于邺都，设宴庆贺。文臣进献诗章，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天命，当皇帝。曹操却笑着回答说：“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旨者。”（56回《曹操大宴铜宴台》）
这段话实本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在这里，既有现实功利关系的考虑，也有社会道义责任的标傍。曹操明言不能放弃兵权和宰相的职位，回到侯爵的封国，过那种虽有荣誉和物质享受却无权势的退休生活，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考虑。有人称赞这是“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张溥语）；有人则骂它是“奸雄欺人之语”（毛宗岗语）。这不得不令人感叹曹操“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时的曹操头脑非常清醒，他既不畏人言，不惮风险，也不利令智昏，篡汉改元，这恰恰是其情商、智商、意志力超群绝伦之处。
曹操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是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李贽《强臣论》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续焚书》）正是因为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
自从击败西凉马超以后，曹操傲睨得志，不可一世，诏命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汉相萧何故事”。傲慢遮蔽了他清醒的头脑，所以他会慢待西蜀刘璋的使者张松，失去了夺得西蜀的大好机会。刘璋的谋士张松，原有弃璋投曹、奉献西川之意。当他怀揣西川要图，千里迢迢求见曹操时，曹操一反常态，竟然以貌取人，待他异常骄横侮慢。结果摈友为敌，把送上门的西川白白丢给了刘备。东晋习凿齿评道：“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65）
这时，曹操的权势欲膨胀到极点，长史董昭又进言他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正中他的下怀。侍中荀彧阻止道：“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嘉靖本作：“秉忠贞之诚，守退谦之实。”）曹操竟然暗示荀彧自尽。其后，王粲等人又欲尊曹操为魏王，中书令荀攸以言阻止，曹操愤怒斥责，荀攸卧病而卒。
献帝与伏后忧惧曹操权势，召宦官穆顺入宫说：“操贼欲为魏王，早晚必行篡夺之事。”于是请伏后之父伏完设谋，事情泄露，曹操杀死伏后及其所生二子，并将伏完、穆顺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曹操在收伏后时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我不杀汝，汝必杀我。”李贽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强臣论》）
建安二十年，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汉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曹操股掌之间了。曹操征西后，文武众官又再次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独持异议，并骂曹操是“欺君奸贼，被曹操杖杀。终于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册立为魏王。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取献帝而代之。“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资治通鉴》卷66）各地诸侯纷纷而起，各霸一方，“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刘备打下汉中后，立即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立为帝。称王称帝，其速度之快，真有点史无前例。陶宗仪说：“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南村辍耕录》卷25《论秦蜀》条）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三国时代普遍现象，无须责难。而孙权继承父史基业，不是也想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吗（《三国志"鲁肃传》）？
待魏、吴合兵，大败关羽以后，孙权深恐蜀国报仇，于是上书曹操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西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看了以后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句话是双关语。因为汉是所谓“火德”，居火之上，就是取代汉朝，自己做皇帝。曹操名义上拥戴汉王朝，实际上大权独揽，一旦自己直接做皇帝，可能引起更多的反对。所以他心里明白，孙权表面上的奉承话，却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烧烤。所以他说：“吾事汉朝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这既是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现实定位，也是对自身道义角色的历史定位。曹操在世时决不做篡逆之事，这在表面上显然是“忠君”的举动，是符合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因此，连深恶曹操的毛宗岗，也不得不称道：“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读三国法》）。
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更不是不能当皇帝，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当皇帝，他的个人意志力（即雄才大略）的确是惊人的，是令人赞叹的。对曹操内在心理的刻画和揭示，小说着眼点纯然是现实的功利关系。因为虽已衰败的汉室仍有强大的象征力，民众官吏情感上尊刘崇汉的惯性还是巨大的，袁绍兄弟登基称帝的迅速失败也是前车之鉴。后之论者对此慷慨激扬，褒者誉之同周文，贬者斥之类王莽，如果我们从行动和效果的统一中，即从作为出发点的功利关系与行为产生的社会道义关系的统一中，探讨曹操性格这方面的价值，较之单纯的伦理判断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
[演讲时间：2004年11月28日] ┆ ┆ ┆ (2007-05-28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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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段启明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段启明教授。大家欢迎。
文学名著之成为名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理由，是它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而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反复阅读和研究。而如何解读名著，也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的。我们常说，作者的世界观决定了其作品有怎样的思想，反过来，读者有怎样的人生观和审美取向，也决定着他怎样来阅读和理解作品。《三国演义》亦不例外，前一段时间，有学者提出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对读者的影响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已请学者讲过了。《三国演义》的思想是怎样的，《三国演义》写了什么？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欢迎段启明先生为我们解读“三国”。
主持人刚才提出了三国演义是怎样一部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做很多阐述。比如说，三国演义是怎样形成的，在流传中情况如何，版本演变情况如何，内容如何，表达的思想是什么，艺术审美方面有哪些成就，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只是想就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即过去所讲的主题、主旨、立意、命题，总之，在思想意义上如何理解他。其他的问题，以前一些先生们已讲过了，今天就思想意义上怎么理解三国演义讲一讲。
有一些问题我想先和大家讨论一下。首先，是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主题，是不是都一定有主题，都一定有很明确的思想倾向。这是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简单地说两句。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特别是名作，他们都是对时代、人生的描写和反映。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学作品要描写社会，描写人生，在描写过程中必定有一定的判断，这种判断往往形成作品的倾向。所以，成功的作品，他的思想，对时代、社会的认识，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倾向的，倾向的核心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有的作品主题很鲜明、明确，但有的作品主题隐晦、模糊，有的作品主题甚至是矛盾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对作品作具体分析的问题。但从总的来说，既然要反映社会，描写人生，很难完全客观、自然主义，总要有一些倾向，包括对于社会现象的、人生的。这一方面就形成了作品思想层面的价值。这是一个看法。
其次是作品所表达的东西与作家的主观意图是否一致。从理论上讲作品的倾向、主题，应该是作者基本人生观的表现。因为你正是通过作品来做出你对于人生的解读，当然与作者观念一致。但就具体的作品而言，情况又比较复杂。有些作品直接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想法，这很直接，就是作者观念的表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但文学作品毕竟是通过形象、艺术构思，非常完整地来表现他的人生观、美学观，是非常完整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作品的形象、艺术构思所表达出来的和作者在作品里直接表述的言论又往往是不一致的。是有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我们更应该透过它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构思来了解作品总的倾向。马克思不是有一句名言么“形象大于思想”。这个“形象”就是文学作品本身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艺术构思。他所谓的“思想”是作者在作品里直接发表的言论。这二者比较起来，马克思认为，形象更重要。所以，“形象大于思想”，就是说，作品里形象、艺术构思所表达的东西要大于作者在作品里直接表述的言论。所以，我们看文学作品是要二者兼顾。既要看到作者本身的表述，也要看到形象本身所表达的总体观念。这是一个想法。
第三是对于作品主题的理解是否会因时代和人的不同而不同。大家都知道，西方的说法“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一个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鲁迅先生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别的不讲，单是他的命意，所谓“命意”，就是《红楼梦》要表达的思想，“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就是因为读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种种解释。更加上，这些作品是古代的，传播了几百年，时代发生了变迁，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他的理解很不一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三国演义拍成电视剧时，初衷是把诸葛亮作为一号人物，拍也是这么拍的。但后来在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大家更关注的是曹操。大家觉得曹操更可爱，诸葛亮这个一号人物并不那么可爱。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因为现代的观众的价值观变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主题所应注意的。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对于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主题的理解就非常多样化。
有的专家做过统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对三国演义主题已经有十二种概括提法。也就是对他的主题有十二种说法。这还是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对三国演义的主题的概括多极了。我们不能一一介绍。比如说三国演义是歌颂英雄的；有的说赞美智慧；有的说反映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归一”的历史观，不管怎么分裂，最后还是要统一；也有的说三国演义是赞美仁政；还有说其主题就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也有人说是反映三国时的民生疾苦，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对三国演义主题的理解，确实非常多样。这种多样化的理解，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是否是正常的呢？我看是正常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时代，不同人对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还有人提出三国演义无主题，无法概括出一个包容整个作品的主题，所以是无主题。军事家看三国演义是军事主题；讲仁义道德的人看到的是明君仁政。所以，对三国演义主题的理解确实非常多。我们不能一一介绍了。
到底应如何理解三国演义的倾向和主题呢？我觉得应有一个基本的方法或说是认识、思路，一个共识，这就是从三国演义实际出发，到底作品写的是什么，写了些什么，从这里出发，来看三国演义的倾向。不能外加。说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元朝由蒙古人统治，民族矛盾很尖锐，所以说三国演义是曲折反映民族矛盾。我觉得这就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因为元末明初这个时代，蒙古族、汉族矛盾深刻，你就说它反映民族矛盾。我看这就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所以，要了解三国演义倾向如何，就要从作品实际出发。看一看三国演义到底写了什么内容。这个写了什么内容不是再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情节、人物，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看看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比如大家读了三国演义，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认识，贯穿全书的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拥刘反曹”。大家看完三国演义，都会觉得对刘备、诸葛亮极尽赞扬，对曹操，就把他写成奸雄。而且，不只是这两个人物，对这两个人物为首形成的集团也是这样，把刘备集团描写得那么好，而把曹操集团写的内部充满矛盾。所以，“拥刘反曹”倾向贯穿全书。从这个贯穿全书的这么一个倾向看，到底能不能帮我们理解三国演义的主题呢？“拥刘反曹”就是拥护刘备反对曹操，这个倾向在三国演义成书前就存在。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作为民间流传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倾向。大家都熟悉的苏东坡的一本书《东坡志林》，它记载的情况是宋朝的事情。说“里巷”就是北京说的“胡同”里面，孩子特别捣乱，一天到晚在那里闹得不得了。那时，大概也没有幼儿园，那就给小孩几个钱让他们听评书。因为宋代“说话”很繁盛，就让小孩听书。听什么呢？就听说书的讲三国，结果一讲到刘备失败的故事，小孩就流眼泪，一讲到曹操失败，小孩就欢呼雀跃。实际上，小孩的这种反应是说书人的引导。就是说书人说的故事本身就有“拥刘反曹”的倾向。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总之“有刘反曹”的倾向，不是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发明的，以前就有。这部作品继承了这个倾向，所以，它贯穿全书。三国演义所写的，汉末三国的历史，他是从多极到三极的演变过程。在曹操统一北方前，中华大地有无数大小军阀。他们割据一方，作品中描写较多的有董卓、吕布，吕布脱离董卓后也单干了，也是一个，像袁绍、袁术、公孙瓒、孙策，以至于刘表、刘璋、张鲁、马腾，所以是多极的形势。北方经过曹操统一了，他又来打南方，发生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了多极向三极的转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三极。整个作品是这样写下来的，魏、蜀、吴各有其形成历史，三个集团的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形成了三种不同形态。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政权，作者对他们都进行了生动地描写，但在描写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倾向和褒贬。这是很明确的。
三国演义写的魏、蜀、吴三国政权形态确实不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汉朝有一个大人物叫刘向，他有一部书，叫《说苑》。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政有三品”，“政”就是政治、政权，“有三品”，就是说，有三个等级。他提出的所谓“三品”，一个是“王者之政，化之，”就是讲究教化；第二种“霸者之政，威之”；第三个“强者之政，胁之”。刘向是西汉的人，他所总结的是汉以前的，包括春秋、战国、秦汉，他认为政权形态有三种：“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者之政”。这说明中国古代，从汉朝人开始就已经看到了政权形态的不同。三国演义也写了三个政权，魏蜀吴，当然我们不能把魏蜀吴简单的与刘向的“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者之政”对号入座，但刘向提出的“政有三品”的说法和罗贯中三国演义中魏蜀吴的三个政权形态在某些方面有一些近似地方。所以，三国演义写的三个政权形态，罗贯中是有意无意的在反映着中国传统的对于政权的判断办法。比如说，写刘备的蜀汉集团很多地方就像刘向所说的“王者之政”，行仁道，行仁政。他所描写的刘备集团，我们首先看它描写的刘备这个人。刘备这个人，有明确的为人准则。他讲“宁死不为负义之事”。这在过去都提过的。到死我也不做不讲义的事。这和曹操不正好形成对比么。曹操是什么？“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是很明显的对比。蜀汉集团“王者之政”，作为一个仁义的集团，刘备还非常注重取得民心，“爱民如子”。我们过去讲过，刘备“携民渡江”，带着十万老百姓做军事转移，曹操在后面追着，这简直不可理解。一天走那么十几里，这怎么可以理解呢？刘备说，这就是民心。所以，我们经常讲“携民渡江”不只是军事转移，他是政治上的一次行动，取得民心。刘备说过“欲成大事，必得民心”，必须取得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成就大事。这反映的其实也是我们传统的儒家观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老百姓就如政权下所依附的水，所以，这个政权就是要得民心，爱民如子，这就是“王者之政”，就是刘向提出的“王者之政”。比如，这个集团所奋斗的目标是“兴复汉室”，作为他统一天下的号召，这都是刘备集团的意识。
还有，大家看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刘备集团内部真是团结一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兄弟关系，关羽、张飞当然是结义兄弟，你再看他和诸葛亮、赵云的关系都是情同手足的。所以三国演义所写的蜀汉政权确实是作为作者明君仁政的理想描写出来的。也正符合刘向所说的“王者之政”。所以，把整个集团对刘备的拥戴崇敬作为一种理想来歌颂。
与此相反，大家看看曹操这个政权。这个过去讨论曹操问题时是很明确的。他写曹操恰恰是把曹操作为蜀汉集团的对比写的。比如写曹操这个人，一方面写他雄才大略，一方面写他奸诈狡猾、残忍，也写得非常充分。曹操集团内部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过去讲过，像荀彧这样的一些大谋臣，对他有那么多贡献，一旦在有些事上逆我的意，他就可以让你死掉。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与刘备集团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样一个集团是否就是刘向所讲的“霸者之政”应该说近似吧。所以，他是以这样一种政权形态存在的。曹操本人，那一连串的人生哲学，宁可我负了天下人，也别叫天下人负了我，这不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么。他和刘备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但三国演义里也并未把曹操写成邪恶的暴君，他还是把他写成了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大家注意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他与史学著作的不同就在这里。史学著作，他就历史本身进程加以描述，对历史功过加以评价，而文学作品除写历史外，更注重人，作为人的品德、道德、性格的描写。所以说文学是人学，他更强调这一方面。对曹操，描写他品德、道德、性格，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是对他有所贬斥的。一定要看到，他是一个文学形象，历史上，曹操顶多也就是毁誉参半，对他也有肯定，也有否定。所以，我说，不存在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的问题。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文学是写他性格这一方面。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唐朝人歌颂李世民说“神武同魏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这种神武，就像曹操一样，这前提不就是说曹操是一个英明的人物么。唐朝的杜甫给曹将军写诗说“将军魏武之子孙”，说你是曹操的后代，这前提也是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说曹操是一个奸雄，杜甫说你可是那个奸雄的后代呀！哪有这么说的。一直到清代，出了一个曹雪芹。又姓曹，写《红楼梦》。他朋友给他写诗说，“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说杜甫以前写诗说唐朝的曹将军是魏武的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你又是曹将军的后代，“于今环堵蓬蒿屯”就是说，你现在生活得很苦。那么这样又把曹雪芹算成曹操后代了。清朝人这样赞美曹雪芹，其前提也不是说曹操是奸雄。哪能说曹雪芹，你老祖宗是奸雄，哪有这么写的。所以，曹操不是当作奸雄写的。说一句玩笑话，姓秦的朋友，他的朋友给他写诗，大概不会说你是“秦桧”的后代。是不是呀，秦桧是奸臣。说曹操的后代，可以见出对曹操的评价。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为曹操翻案。只能说文学作品戏曲舞台上，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有时更突出其奸诈的一面。所以说，曹魏集团与刘备集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还有孙吴政权，这个政权我们就不多说了。孙权这个政权更加讲求实利。孙权这个集团情况比较复杂。
总之，三国演义里写三个政权确实有三种形态。
这三个政权里，谁是正统，历来说法不一。陈寿的《三国志》魏书中，写曹操的传，叫“武帝纪”，他称帝，他承认曹操是帝；写曹丕的传，叫“文帝纪”；魏文帝、魏武帝，是这么写的。但你看他写的蜀书，写刘备，没称帝。刘备的传，叫“先主传”，刘先主；阿斗，刘禅的传，叫“后主传”，就是说，他只是蜀地之主。他不承认他是帝，事实上，刘备也称帝了。他写的吴书，也不称孙权为帝，实际上，孙权也称帝了，“大帝”。他称孙权的传为“吴主传”。只有称魏国的魏文帝、魏武帝。所以，他认为魏国是正统。毫无问题的。这是西晋的陈寿。到了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叫习凿齿，他写《汉晋春秋》的时候就认为魏国不是正统。他认为蜀国正统。因为东晋已经离开了中原，偏安江南了，是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所以不能说魏国正统。魏国要是正统的话，中原的政权就是正统了。他这个小朝廷离开中原到了江南也就不能成为正统了。他就认为三国时候魏不是正统，蜀是正统，因为它的情况与蜀有点相同。所以，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的。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部了不起的著作很明确的表示魏是正统。先写的魏，然后晋，这么写下来的。司马光所在的北宋与当时的魏的情况也比较相似。所以这么写。北宋赵匡胤建立政权在中原。到了南宋又变了，南宋有个大理学家朱熹，朱熹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就骂曹操。我看历史上骂曹操骂得最厉害的就是朱熹。他说曹操这样的人是“人人得而诛之”，谁逮着他都应该把他杀了。他认为蜀国是正统，这也和南宋的情况是有关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三国谁是正统没有统一的说法。都是后代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确立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何必要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涉及这场公案呢？打这场谁为正统的官司呢？他没有以自己八十万字的小说解决谁是正统的问题。刘备是正统，所以我才拥护他。不是这么个问题。甚至于说，如果他拥护刘备是因为刘备是汉朝皇帝的家族，是皇族，所以他就拥护。那你看看三国演义里写的刘表、刘璋，他们也都是皇族，也都是汉代帝王皇室的人，但他对刘表、刘璋没有拥护吧。把刘表写得那样的无能，把刘璋写得那样的糊涂。这并不是说姓刘的是正统，所以才来拥护。所以，我觉得，不能以“正统观念”来说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原因。
那么，三国演义里有没有拥护正统的思想呢？不能说没有，也是有的。特别到毛宗岗修订的本子，就是毛本的三国演义里，对于正统思想是有所加强的。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拥护赞美刘备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把他当作皇叔，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仁明的君主来写的。拥护刘备实际上是歌颂他自己的明君仁政的政治思想。他认为理想的帝王应该像刘备一样，理想的政权形态应该像蜀国一样。他认为最理想的应该是蜀国统一天下。所以，“拥刘反曹”最主要的是作者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以曹操来作为反衬，来歌颂刘备的明君仁政。这是“拥刘反曹”的这么一个问题。
三国演义中有没有正统思想？他还是有的。特别在毛宗岗本里，更突出一些。这就是因为刘备的地位与演义作者的政治理想相吻合了。所以，“拥刘反曹”的问题在作品里之所以那么强烈且贯穿始终不能仅用正统观念来解释，而应该想到罗贯中在这里的政治理想，要想表达这种理想就把刘备写得那么好，以至于“过犹不及”，写得太过分了，实际上，大家觉得刘备不太可爱。不停的哭。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饰演刘备的演员说，我一共哭了三十多次，不得了呀。演出来是哭了三十多次，有许多时候还是演了不行，再哭。所以，这给我们的感觉，他并不那么可爱，这是作者艺术创作上的局限了。但他要表达的对刘备的拥护和爱戴是充分的。我们从三国演义出发应看到他“拥刘反曹”的倾向。
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第二个问题，大家会感觉到，就是对英雄人物的赞美。写了那么多的英雄人物，像关羽这样的人物，成为后代崇拜的对象。这也贯穿了全书。而三国演义里所写的英雄人物，还不仅仅是非常勇猛神武，往往与他们的道德结合起来写。比如写关羽，既写了他是武艺绝伦的一员猛将，而且写了他是忠义之士。写的英雄非常完美，不是鲁莽英雄，而是有着道德内涵的英雄人物。大家看看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作为君臣，表现出的是忠，作为兄弟，表现出的是义。所以，关羽这个英雄是充满忠义的英雄。当然还有许多，张飞、赵云、黄盖等等这些人。这些英雄人物是使三国演义永世流传的根本原因。三国演义真正能永远为后人所阅读、欣赏，是因为他写了这些人物。所以，对英雄人物的赞美也是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特别他写得像关羽这样的人，已经形成一种精神了。他除了一个文学现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关羽崇拜已成为很复杂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这部作品能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是非常深的。所以，大家一读三国演义，这么多的英雄还鲜活的活在我们眼前。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内容。而这一点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不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这些英雄人物群星辉映、众星灿烂，在三国这么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么多的英雄，前后辉映，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这是对于英雄的赞美，对于英雄的崇拜，对于英雄主义的张扬，大家看关羽的“刮骨疗毒”，不是说这个人不怕疼。那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些方面在三国演义里是贯穿始终的。有些在战争中，眼珠子被打出来了，打出来后，他把它给吞了。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是有点野蛮的。但它也是要表现他的神武和无所畏惧。所以，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无所畏惧表现得非常深刻。如果从三国演义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方面。
傅光明：有时，我们对同一个人物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最明显，像我们前不久的清代皇宫戏《雍正大帝》。雍正让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可恶，血滴子暗杀，净搞阴谋诡计，篡改遗照夺权。但电视剧演出来，我们发现雍正皇帝很可爱，也没有文字狱，而且那么勤政廉政，使国家富强起来，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不知道。现在又在热播《汉武大帝》，我们知道汉武帝让司马迁受了腐刑，我们对汉武大帝也深恶痛绝。但你看《汉武大帝》也把他演的神勇非常。这依然是现代的人用现代的观点对古代的人做现代的读解。我们每个人也是从我们的视角、立场、观点去读解古代的人和作品。接下来，我们请段老师再接着来给我们解读三国演义。
段启明：我说从三国演义实际出发，他写了“拥刘反曹”，这么一个贯穿全书的倾向。另外，第二点，他赞美英雄，歌颂英雄，也是贯穿全书的，也是作品实际。
第三点，也是三国演义贯穿全书的倾向，是他对人谋的崇尚。读三国演义，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既写天时的作用，更写人谋的作用。这是贯穿全书的倾向，而且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思想观念。三国演义写魏蜀吴，最后能三足鼎立，特别是蜀，能作为三足之一与魏吴鼎立，完全是人谋的胜利。是诸葛亮既看到天时，我们讲过，他在隆中对中讲到“曹操占天时”，他占有了北方，是不能和他争的，但我们能在荆州、益州建立政权，这就是人谋。三国演义里在很多方面都很强调人谋的重要。蜀汉政权的建立是人谋的胜利，而他所写的许多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样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都是在崇尚人谋。人的价值、人的才干、人的智慧、人的能力在三国演义里得到了无比辉煌的张扬。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时，他都感叹不已的说，在六十年的历史里能有这么多的人物出现，这是别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他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他写的是强与强相斗，强者和强者的斗争，这才是三国演义里最生动的地方。如果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斗争，把他打败了没什么可看的，本来他就是一个弱者，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两拳把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打倒在地，这没啥看头。所以他说，这里面是人的智慧，人的谋略的竞争，体现了人的这种能力，这是三国演义里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看“官渡之战”以少胜多，袁绍七十万大军，曹操只有七万人马，但曹操胜利了，这是为什么？人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百万大军，刘备几乎是光杆司令，东吴的实力也比不过曹操，但能取得大胜，对于人谋的崇尚和赞扬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看三国演义时，这些最吸引我们，他所写的事业的成败往往寄托于智谋的较量上，智谋的较量往往形成三国演义里最吸引人的情节。大家看到，赤壁之战前后周瑜和诸葛亮的故事，就是智谋的较量，是智者的较量。所以，把人谋突出加以赞美赞颂，说到底是一种人性的关怀。这在古典文学作品里三国演义时很突出的。历史小说往往写朝代的更迭，事件的发展，而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突出的地方就是在写历史演变的同时，突出了人。这也是贯穿全书的很明显的特点。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人。在多与少、强与弱的较量中，他强调的是人谋的力量。所以，崇尚人谋是三国演义里贯穿始终的一种精神、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他甚至于不注重地位而更看重人本身的才干。刘备作了皇帝，诸葛亮最后也只是个丞相，一个君，一个臣，这是他们地位的差别，但在人的智谋才干的天平上，诸葛亮要了不起的多。所以，他更突出人的本身的才干。许多很精彩的情节，都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大家看三国演义，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刚才休息时有一位青年朋友跟我讲，他说三国演义是悲剧。我觉得真是把三国演义看懂了。三国演义中还有一点，就是第四点，我要讲的三国演义里有一种悲剧情怀。
崇尚人谋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强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跟老庄不一样。老庄讲“无为而治”，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强调人谋是儒家思想范围。但儒家思想还有另一条，他提倡、相信所谓的天命、天意，儒家的经典中讲天命、天意、天时，到宋明理学家又讲天理，总之，天意是不可违抗的。这在三国演义里也是有所表现的。比如说，那个历史发展的本身，他认为就是天意。蜀国最后就是灭亡了。所谓天意，其实按我们今天的看法，也不过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蜀国的现状就是不能统一天下。所以三国演义虽重人谋，但在天意、天命下，又出现了一种无奈的情怀。这种情怀就形成了贯穿三国演义始终的悲剧意识。
比如说三国历史的发展，这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历史悲剧。因为在他看来应该是刘备统一天下，兴复汉室，这是他的理想。那样一个仁明的君主，那样一个忠贞智慧的丞相，这个集团又是那么团结统一，但他最后失败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面前，确实作者表现出了一种悲剧情怀，没有办法，因为理想不能实现。所谓悲剧，就是崇高的理想不能实现，所以就有这种悲剧意识和情怀。三国演义里的三个政权，最先灭亡的就是蜀国。蜀国灭亡的时候，灭亡他的还是魏的政权，那时，还未建立晋呢。而吴国的灭亡是晋灭吴，是司马氏建立了晋的政权以后，才灭了吴。所以，在三国格局中，蜀国是最先灭亡的，而且是被魏灭亡的。而魏就是曹操建立的政权。虽然灭蜀时，魏国政权已落入司马氏手中，但这个政权毕竟还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所以蜀亡于魏，这就是极大的悲剧。三国演义中充满了悲剧意识。这是从历史悲剧的意义上讲。
另外，三国演义里，写人，写英雄，崇尚人谋，那种对人性的关怀也使它形成悲剧色彩。比如诸葛亮，我们不管今天如何批评他，说他不会用人，事必躬亲，不善于管理，以今天的管理学来批评诸葛亮，肯定是有批头的。但诸葛亮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杜甫说他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这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么忠贞智慧的人，最后也没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天意，你蜀国本身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不具备那样的实力，你就不可能战胜魏国。六出祁山，正像诸葛亮所说的“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你不打也要亡的，与其你坐着挨打，不如伐魏。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还有很多人物的色彩都是悲剧的。由诸葛亮我们就想到了徐庶。“徐元直走马荐诸葛”。他的才干也是了不得的，经天纬地之才，但怎么样？进了曹营后，“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完全被压抑了。这都是富于悲剧色彩的人物命运。
还有，比如关羽、张飞这样的英雄人物。最后结果都是很悲惨的。这是为什么？这都是他们性格悲剧。人性的弱点的一面使他们得到了这样的结局。关羽的高傲，大意失荆州以后一系列的错误，都是他人性的弱点所造成的。张飞就更不用说了。酗酒，鞭打士卒，这种粗鲁的性格，使这样一个英雄最后落难。元代关汉卿有一部杂剧，叫《西蜀梦》，这个剧本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很少的元代刻本中的一种。没有对白，只有唱词曲词。那个剧写什么呢？就写张飞、关羽被杀后，他们的魂灵回到成都的情况。当年，他们回到成都的时候，那五虎上将，多么威风，现在变成小鬼了，回到成都，门神都不理他们，不让他们过去，那种英雄落魄的感情，在那个剧本里写得很充分，他们怎样的与刘备哭诉，请刘备为他们报仇，他们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剧本就反映出英雄最后的悲剧结局。所以，三国演义这部作品里，确实存在悲剧情怀。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流传下来的几部伟大的古典小说里，都有悲剧的色彩。大家可以一部一部数下来。包括那部《西游记》，也有悲剧性，孙悟空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形象，头上带着紧箍，那不是悲剧么？《水浒传》更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更是。实际上，是中华封建文化后期的灿烂辉煌的另一面。所以三国演义的悲剧色彩，悲剧情怀在作品里反映的是非常强烈的。
过去，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很容易理解，《水浒》让人造反，年轻人别看，看了不老实了。“老不看《三国》”过去的讲法是，老年人，说得好听点，是足智多谋，说得难听点，是老奸巨滑，已经这样了，你还看《三国》，那里面无数计谋，无数的勾心斗角，看了就更加老谋深算了。其实，我认为还有另一面，是三国演义里的悲剧性，对我们年纪大的人，会引起一些共鸣，一些感触，自己的一生已经过去了，看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也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在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前面，加上了杨升庵的那首词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不是罗贯中加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没这个东西。这是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后在前面加上的。这首词是一种人生的感叹，是一种历史沧桑的感叹，其实也是一种悲剧的感叹。感到英雄最后也不过如此。“浪花淘尽英雄”。所以，电视连续剧把这个作为主题歌唱，唱得那么好，那么感人，至少反映了毛宗岗读三国演义的感受。而毛宗岗的感受也是从三国演义作品的实际出发得出的，所以悲剧情怀在这里是存在的。
从三国演义的实际来看，这几个方面是贯穿全书的。特别是“拥刘反曹”的倾向是特别明显的，歌颂英雄，对于人谋的崇尚，以及悲剧的情怀，也是贯穿全书的，这是三国演义所写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看三国演义这部书，作为一个整体，他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呢？我看不外是这样几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主题有没有意义呢？我看很有意义。确立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为什么呢？歌颂像刘备那样的仁政或汉朝人说的“王者之政”，今天看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没有革命性，但我们要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有明君行仁政，已经是非常美好的政治思想了。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认识这个问题。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当然三国演义也产生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看到的是什么？是战乱的频繁，民生的疾苦，异族的统治，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要改变这种现状，罗贯中的理想与希望只能是有明君行仁政。他不可能提出改造封建社会的革命性主张，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全书来看，罗贯中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三国演义究竟表现的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这是有争论的。在我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这里面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是一个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的形象，加上诸葛亮居住的隆中，那个氛围、人物好像都有道家的味道，但这些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成***的形象是为了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是为了突出这种性格。如果完全写成儒者，每天拱手下跪，好像没那么飘逸，没那么风流。这是一种艺术手法。从骨子里讲，他还是一种儒家思想。儒家也强调人谋，但儒家更强调封建的秩序、等级，这些东西。而三国演义更强调人谋。但总体来讲是儒家思想。所以，作为儒家思想的这么一部作品，他更强调王道，“王者之政”，仁政。他就是要宣扬这一套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有进步性的，这是从罗贯中来讲。
另一方面，行仁政，歌颂仁政，赞美明君，也适合广大民众的心意。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呀？不外需要政治清明些，能安居乐业，如此而已。所以，明代有个高儒，他写了个《百川书志》，他讲，三国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所谓“通好尚”，就是适应老百姓的心意，所以能长久流传。看起来，我们好像找不出新理论新名词来说明它的价值，但根本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他确实以明君仁政的思想适应了老百姓的需要，反映了老百姓的要求，这个主题当然是有价值的。
另外，三国演义里所表现的歌颂仁政，赞扬人谋也反映了我们民族崇尚英雄主义的可贵的精神。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实在太多了，三国演义以一系列英雄人物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不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么？对人谋的崇尚这个主题，是尤其值得赞赏的。中国的封建文化毫无疑问是非常辉煌的，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但封建文化也有另一面，就是对个人的压抑。以各种制度、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个性的张扬在封建制度下是受压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对于那些张扬个性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大家那么喜爱，比如，李白，一提到李白，大家为之一振。为什么？李白这种张扬个性的东西，对封建文化有一些动摇和冲击。为什么曹雪芹的《红楼梦》那样受到人们的喜爱？也是这个原因，写了那样一个贾府，那个贾府里，等级是那样的森严，可是就偏偏写了一个贾宝玉，他就无视这种等级，它可以甘心为那些丫鬟做事。这些都是对那些严格的等级的一种动摇和冲击。也就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受到人们的赞赏。这是封建文化的这一面。三国演义崇尚人谋的主题，对于封建文化的这一面，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刚才我提到过，历史小说是写历史的更迭，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演变，对人的塑造比较苍白和淡薄。我们现在说写历史故事的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其实，历史小说和英雄传奇是不一样的。历史小说是写一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的故事，是以历史本身为线索的，甚至是以正史为依据的。我们一般说的《水浒传》《杨家将》《说唐演义》这些实际上应属于英雄传奇。包括写岳飞的一些故事。这些英雄传奇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可以大量虚构，可以抛开历史。所以，我们讲的历史故事小说有两类。三国演义就属于历史小说，以正史为依据，以历史事件为线索，但可贵之处在于，写了历史事件，历史演变，也写了人。我们强调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说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的典范。
以前，有一个电视台的人采访我，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是不是太多了？这正常不正常？这问题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除非行政命令，否则是很难制止的。因为，尊重历史，尊重史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读书的人读“经史子集”史是必读的。实际上，“经”也是“史”，清朝人讲“六经皆史”。《春秋》是经，《春秋》也是史；《尚书》是经，也是史。所以，清朝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尊史重史，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点。所以，写历史小说是这个文化特点的表现。更何况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当然就为历史题材的作品提供了素材。更重要的是，这是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的表现。儒家强调入世，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让大家关心社稷存亡，关心国家命运，你关心今天的存亡兴衰就要关注昨天的存亡兴衰。所以，大家要说历史，注重历史，所以，学子读史书，老百姓就看一些历史演义。这个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今天又有新的技术手段，要拍成电视剧。这是传统的延续。所以三国演义就是我国历史传统上这样一个文化特点的突出表现。赞美明君仁政，崇尚人谋是他对历史的总结。这一点，也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史实。所以，这个主题是很有价值的。
但一个作品要想表现这个主题，把大量的倾向性表达出来，他总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段、艺术手法，那三国演义为什么他的主题、倾向性的东西能流传这么广，为大家所接受？让大家受到感染？这和他所用的艺术手法和他所要表达主题的紧密一致性是有关系的。他所采用的一系列艺术手法适应了表达这种主题。这里我们不全面说他的艺术手法了，我们仅从表达主题这一点上来看。比如说三国演义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历史小说的一个大问题，史实和虚构到底怎么处理？三国演义在这一点上，为后世小说提供了一个典范。他怎么处理的呢？清代人总结了他“七实三虚”的写法。用这个办法很好的表达了他的主题思想。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三国演义百二十回，从数量上讲三七开，不是数量的问题。他解决的是主体、附属，主流、支流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整个三国演义里，主干主体是史实，这就是“七实”；“三虚”就是指“虚构”。就是说主体是史实，另外也有虚构。要表达三国演义的主题，只有采取这种艺术处理的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你是历史小说，你要反映那一段总的历史趋势，这一点三国演义做到了，他尽管那么赞美刘备、诸葛亮、蜀汉政权，但他丝毫没改变历史趋势。这就是“七实”。最根本的东西。他保证了他作为历史小说的根本特点。后世的许多历史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是可以改变历史的。大家看《说岳全传》不就改变历史了么？直捣黄龙府呀，老牛皋怎么杀死了金兀术呀，这些都不是史实，都是虚构。但三国演义没有。他基本史实是非常严格的。从多极到三极，蜀为魏所灭，魏被司马氏所篡，司马氏建晋灭吴，最后三分归一统，这个历史史实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才有悲剧意识。如果按他的理想写就没悲剧了。这一点表现了他的主题，对于仁政的歌颂。
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虚构，三国演义的虚构非常成功，只有在虚构中才体现了“拥刘反曹”的倾向。如无虚构，完全按历史写，三国演义应是一部完全以曹魏为主线的小说。表达不出他的理想了。所谓“三虚”就是说还有大量的虚构表现他的理想。大家看那些写关羽、诸葛亮、刘备的好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包括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舌战群儒”“借东风”都是虚构的。但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完全没有历史事实，有的是别人的事实安在诸葛亮头上。“草船借箭”正史记载是孙权的事情，但他把它给诸葛亮了。关羽的故事，包括“过五关斩六将”都是虚构的。所以，一些学者研究三国演义情节的路线图感觉非常困惑，研究来研究去，很多地方都不可解，“五关”在哪，怎么走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呀。因为这些都是虚构的。这些虚构的故事在表现关羽的性格上起到很大作用。在很多表现人谋的故事上，都是虚构的。蒋干中计最能表现周瑜这个年轻都督的谋略了。第一次来就把曹操害了，第二次来又把曹操害了。写的周瑜多么高明呀，这也是虚构的。所以，罗贯中以“七实三虚”解决了历史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写法。这是很了不起的艺术见解和实践。正因为有了三虚，才体现了对刘备的拥护，对人谋的崇尚，这样的主题。到明代后期，以至于清代，出现了很多历史小说，完全是按照正史来写。清代有一部书叫《二十四史演义》，不得了呀。因为我们历史上的演义从开天辟地一直排下来，历朝都有，《东汉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西晋演义》《东晋演义》，所以到了清代，这个人说，我来个《二十四史演义》把他们都包括进去。大家看看这些演义，特别是《二十四史演义》，你再回头看三国演义，你就会惊叹罗贯中的高明。后来那些历史演义就相当于把史书变成今译本，就把他翻译成白话，那哪叫小说，根本无法与三国演义相比。三国演义既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发展趋势，也充分的保留了表达主题所要的东西。所以，主题思想不仅本身有价值，而且也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法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三国演义有一些虚构，不完全是罗贯中自己的想象，就是说，他不见诸正史。有些是老百姓传说，有些是文人笔记记载，罗贯中收集了这些东西，和七分事实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很好的表达了主题思想，非常成功。所以讲三国演义主题也要看到他的主题得以如此深入人心，得以很好的表现，跟他基本的艺术处理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我在开场时提到有学者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那位学者叫王学泰。他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民意识，可以说他对于《三国》、《水浒》的这种认识与他所从事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水浒》、《三国》有“毒”，要“解毒”。也算是“王式解读”。今天我们听了段先生的演讲，他对《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概括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属于“段式读解”。其实，就以《三国》、《水浒》来说，无论是历史小说家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还是后来的读者解读历史小说中写到的历史中的人和事，都由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态和立场所决定。
我长期搞口述史，我觉得这与口述历史也有某种相似。当某一事件的目击者们向旁人叙述事件的经过时，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往往决定着他会有怎样的叙述。从这个角度倒也可以说明文学是人学，解读自然也应是人性地解读。正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有钦定唯一的结论式的解读。如果那样，文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历史和实践早就证明，给前人的作品加上后天的意识形态立场或道德评判来认识，是不科学的。段先生开始即借马克思那句话“形象大于思想”来说，文学是用形象来说话的，读者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认识作品的思想。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艺术形象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当然也就会随之带来对于思想的不同认识。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而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读《三国演义》我们老想着哪个学者的哪个结论是正确的，其实正像王学泰有“王氏解读”，段启明有“段氏解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这才是历史、客观、科学的，我们不要太崇拜权威，要敢于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段先生刚才讲到《三国演义》的悲剧情怀，我忽然由此想到，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对于生活的认识，也会因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历，不同感悟，得出不一样的认识。即便同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或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他的生活观或叫对人生的态度，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请几位现场的朋友告诉我，您此时此刻对于生活的理解是什么？——“生活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是矛盾”；“生活是奉献”；“生活是无奈”；“生活是人生夕阳时的美好”；“生活是一种过程”。……
你们看，对生活的认识，像读《三国演义》一样，也会因人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认识。年轻时，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人生观是乐观、积极、昂扬向上的。慢慢的，遇到了很多挫折，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中的无奈多了。到了老年，也可能正会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生活是人生夕阳时的美好。有朋友急于知道此时此刻我对生活的认识，我可以告诉您，我目前的生活观也是由近两年来我的各种人生经历决定的。前两个星期，我忽然感慨，什么是生活？把这两个字掰开来解，生活不就是从生下来活到死亡前的无奈！这可能有点悲观，完全是个人感悟，文责自负啊。
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的精彩演讲。
春节临近，我在这里代表文学馆，祝大家春节愉快，合家欢乐。
[2005年1月23日；杨静整理] ┆ ┆ ┆ (2007-05-22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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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不仅是大的战役，就是一些小的战斗，写来也是千姿百态，毫不雷同。如同样是写曹操吃败仗而终于逃生，由于所遇对象不同，情形也就大不一样。如第12回写濮阳之战败于吕布，第58回写潼关之战败于马超，情形就很不相同。在曹操的心目中，吕布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所以即使在被他打败时，也并不惧怕和慌张。小说是这样写的：“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曹操拨转马头，望东门而走。”情况虽然危急，但曹操却表现得相当镇静，轻而易举地就把吕布蒙骗过去了。但潼关之战遇到的对手马超却大不相同，一则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仇，此次为报仇而来，气势极为凶猛；二则曹操在阵前初见马超时，就完全不同于对吕布的印象：“又见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珠；腰细膀宽，声雄力猛；白袍银铠，手执长***，立马阵前……操暗暗称奇。”开战以前就已经认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武将，这在精神上对曹操就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当曹操吃败仗被追赶时，小说的描写就另是一番情景：“马超、庞德、马岱，引百余骑，直入军中来捉曹操。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曹操割须弃袍的故事。接下去小说是这样写的：“曹操正走之间，背后一骑赶来，回头视之，正是马超。操大惊。左右将校见超赶来，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厉声大叫曰：‘曹操休走！’操惊得马鞭坠地。看看赶上，马超从后使***搠来。操绕树而走。超一***搠在树上，急拔下时，操已走远。”除了作战的对象不同引起曹操的心理反应、精神状态不同外，跟作战的具体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濮阳之战在城里，回旋余地小，但也容易掩蔽脱身；而潼关之败是在野外，回旋余地大，很难隐蔽，脱逃比较困难。但野外有树，“绕树而走”，也表现了曹操随机应变的聪明。
下面结合战争描写，谈谈《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不是全面谈，只是从总结艺术经验，从文学借鉴的角度，谈两个问题。
一是，写反面人物而不回避写他的优点，而写他的优点，又并不防碍将他写成一个反面的典型，相反却因此而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丰满，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而富于生命力。
二是，《三国演义》写人物，常常使用对比、烘托、映衬等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先谈第一个问题。
　　官渡之战中，有两段对曹操的描写，历来有不同看法。第一段是许攸问粮。许攸为袁绍所逼，去投奔曹操。军士报知时，曹操正要解衣歇息，听说许攸到来，非常高兴，“不及穿衣，跣足出迎。”曹操出迎时还“先拜于地”，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这就表现了与袁绍完全不同的礼贤下士、平等待人的气度、胸怀。重要的还在下面。许攸在几句寒喧、说明投奔之意后，马上便单刀直入地问曹操：“公今军粮尚有几何?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食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
‘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
“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这四问四答，跌宕起伏，真是写得非常精彩。胸中有数、故意试探的许攸是步步进逼；不明虚实、喜疑交聚的曹操则是层层设防。一进一退，直逼到曹操无路可走，真相大白。这个问粮的场面，逼真地表现了在规定情景之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性格。这个例子应该怎样来认识和评价呢？不少学者都引用来说明曹操的奸诈。仔细想想，曹操实在有点儿冤枉。实事求是地考虑，在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之中，突然有一位阔别多年的故旧从敌方投奔而来，一见面就打听关系到全军胜败存亡的军事机密，难道能贸然据实以告？要是曹操果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许攸刚发第一问，就老老实实地将真情全盘托出，那他和愚不可及的袁绍岂不成了半斤八两？正如曹操对许攸所说：“兵不厌诈”，用兵之道也。曹操富有军事斗争经验，临事冷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虚冒实，不露真情，不过是以诈防诈。其实，明智机变的许攸虽然斥责曹操是“奸雄”，但实际上并没有深怪曹操，他通情达理，在大声喝破之后，反而授以火烧乌巢的“急胜之方”，帮助曹操一举告捷。《三国演义》里写曹操阴险虚伪的地方非常多，但这个例子实在不能说明曹操的奸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主要是在表现曹操的聪明机警，以与袁绍的愚蠢庸懦作对比，从一个侧面揭示这场战争以弱胜强的原因。许攸奔曹之前，作者借人物之口下了四个字的断语：“弃暗投明”，这样鲜明的态度看，显然不会是以此来揭露曹操的奸诈。
另一段是，曹操破袁后，在袁绍军营中发现了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有人劝曹操：“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但他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即将书信焚毁，不予追究。这个例子也常常被人当作说明曹操的奸诈来使用。这样的认识，也是不符合小说描写的客观实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实际上，这样宽容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果断方式，是表现了曹操很有政治眼光，能从长远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因为在当时，曹操只是初获胜利，袁氏余党势力仍然比较强大，如果此时整肃内部，诛杀部下，必然会动摇军心，不利于将来更图大事。这恰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明智和宽广的胸怀。如此胸襟气量，大家比较一下，就是现代某些政治家也未必能够做到。把这也说成是曹操的虚伪和玩弄权术，只能说是出于一种偏见。
这段描写的意义，我们可以同作者对曹操这个人物的总的政治定位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作者对这个形象的总体把握，是要把他写成一个“奸雄”。第1回里，写有一个善于“知人”的（不是相面的）许劭，曹操自己跑去见他，问他“我何如人？”许劭回答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闻言大喜，一点也不生气。曹操身处汉末乱世，他终于如许劭所言，成了一个“奸雄”。从总体上看，《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按照“奸雄”这个评价来塑造曹操的。“奸雄”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具有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就是奸诈虚伪，还有与此相关联的自私残忍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英雄，还具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国演义》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21回）《三国演义》（而且是经过删改的毛评本）中的曹操，确实是多少表现出了他所说的这种英雄品格的。他确是胸怀大志，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不少问题上以此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的。
我再举一个旁证，来说明小说确是有意地要表现曹操这方面的品质。第16回，写刘备为吕布所逼，到许昌暂投曹操。他的谋士荀彧劝他乘机杀掉刘备，说：“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荀彧出，另一谋士郭嘉入。操曰：“荀彧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唯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穷困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表荐刘备领豫州牧。曹操非常清楚刘备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是将来跟自己争夺天下的劲敌，从他的内心愿望说，是非常想杀掉刘备的。他对荀彧的建议“不答”，“不答”就是在思考问题。因为他内心深处是同意荀彧的看法的，却又有更深远的考虑，因而一时难于下定决心。但他最终还是高兴地同意郭嘉的意见而拒绝了荀彧的意见。这说明，曹操在政治上确是善察安危之机，能从收四海之望、统一天下的长远目标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这些地方，都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是曹操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开阔的政治胸怀的表现，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它们通通解释为都是曹操的奸诈。
此外，书中写曹操优点的地方还有不少，如他在战争中注意发扬军事民主，在采取重大的行动之前，总是要召集众将商议，听取各种意见。在战斗中又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他渴求贤才，广泛地招贤纳士，争取更多的人为自己服务，因而造成“文有谋臣，武有勇将，威镇山东”的胜利局面。他对关羽恩义备至也并非出于奸诈，而是真心爱才的表现。他带兵军纪严明，制法遵法，割发权代首就是一例（第17回），不少人也以为是他奸诈的表现，同样不够实事求是。讨袁绍时，他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使得“军民震服。”（第31回）他派儿子曹彰北征乌桓时，临行戒之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使得曹彰“身先战阵，直杀至桑乾，北方皆平。”（第73回）这些地方，作者都比较真实地写出了曹操节节胜利、迅速统一中原的原因，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写反面人物而不回避写他的优点，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是很高明、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符合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本来就是丰富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三国演义》既写了曹操坏的一面，也写了曹操好的一面，而这两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矛盾而又对立统一的。这样写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写出了一个完整真实的曹操，一个有血有肉的曹操，一个不仅叫人憎恶，而且叫人害怕的的曹操。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出了一个聪明的、杰出的、了不起的坏蛋。
有的学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出了曹操性格的矛盾，却没有能写出曹操性格中这矛盾两面的内在联系，写出他性格变化的依据，因此说曹操的形象是失败的。这也不够公允。写出矛盾的内在联系，写出性格变化的依据，这是人物塑造的更高标准，更高要求，《三国演义》的作者没有能够做到，这只是他的不足，而不能说成是他的失败。成功和失败的衡量标准，只能是这个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从古至今，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对曹操的印象都是一个既可憎又可怕的奸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这就证明了它的成功。
性格复杂，即性格多侧面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不只曹操一个。周瑜和张飞，在书中都可以说是正面人物，但作者也能在写正面人物时不回避写他们的缺点。张飞的性格是以粗豪鲁莽著称的，鲁莽就是一种缺点；但他同时还有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粗中有细的一面，这两面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周瑜既有聪明干练、有勇有谋的一面，也有忌刻褊狭、不顾大局的一面。对张飞的描写，有些地方是很感动人的。如第28回古城会，写张飞并没有做调查研究，就误以为关羽真的投降了曹操，因而一见到关羽便“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公便搠”，谴责他背叛了桃园结义。可等到关羽斩了蔡阳，又听两位嫂夫人讲说关羽一系列表现后，张飞自知错了，竟然大哭起来，立即参拜云长。丈夫有泪不轻弹，像张飞这样粗豪的英雄是很少哭的，但他哭起来却非常动人，交织着悔恨、敬佩、感动等复杂的感情。他的嫉恶如仇和服从真理，都统一于他那率直粗豪的性格之中，心地光明，快人快语，叫人十分喜爱。
写人物不简单化，不单一化，注意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优良的艺术传统。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学习和继承的。《水浒传》写英雄人物，也是不回避写他们的缺点，如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作者都是充分地、毫不容情地写了他们的缺点，却又并不妨碍将他们写成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恰恰相反，因此而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血肉丰满。《红楼梦》写人物就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和水平。
再谈第二个问题，《三国演义》写人物，较少细腻的描写，而是主要采用粗线条的勾勒，常常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三国演义》通过战争的进程，着眼于人物的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常常避实就虚，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手法，突出主要人物形象。赤壁之战中，作者就将周瑜、鲁肃、诸葛亮等人对比起来写，他不是孤立地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性格，而是在人物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整个赤壁之战中，对诸葛亮用笔并不很多，但他的形象却非常突出，如果将这场战争比作在一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那么，年轻有为、机智果断的周瑜就是这出戏的主角，而诸葛亮则可以说是这出戏的总导演。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切都按着他的布置和指挥在活动和发展。作者对周瑜是正面写，而对诸葛亮是侧面写；写周瑜是实多虚少，写诸葛亮是虚多实少。实际周瑜成了诸葛亮的陪衬，写周瑜聪明，是为了衬托诸葛亮更聪明。而鲁肃在作者运用的对比手法中却处处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周瑜与诸葛亮一个聪明、一个更聪明，一个气量狭小、不顾大局，一个目光远大、胸怀坦荡的对比，主要就是通过鲁肃在其中的穿插联系体现出来的。比如小说写周瑜忌刻褊狭，目光短浅，为一己之私而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多次设计谋害在此次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是胸怀坦荡，雍容大度，为共同破曹的最高利益而不计私仇，一次次挫败了周瑜的阴谋。忠厚善良的鲁肃在周瑜和诸葛亮之间联络穿插，使对比映衬显得更加鲜明。周瑜以限期造箭来加害诸葛亮，既不顾大军圧境的危重局面，又低估了才智过人的诸葛亮，似智而实愚；诸葛亮不问究竟，欣然领命，还主动立下军令状，把交箭日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好象一点也没有看出周瑜的杀机，实际上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似愚而实智。周瑜的褊狭自私由鲁肃之口点出，诸葛亮的机智沉稳也在鲁肃的惊异赞叹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乘船取箭的过程，也由鲁肃相陪。大雾迷漫，鼓声大作，鲁肃大惊失色，诸葛亮则酌酒取乐，安闲自得：惶惧失措与勇敢沉着形成鲜明的对照。 更突出的例子是第五回的《温酒斩华雄》。这节文字，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关羽的形象写得成功时，特意引用出来加以赞扬的，称其“义勇之概，时时如见”。这是关羽初露头角的一场战斗，集中表现了关羽的英勇和威武。文字不多（前后不过一千多字）而直接写到关羽的文字更少，但却写得有声有色，把一个高大威武、生龙活虎的关羽形象突现了出来。这段文字写关羽，主要是虚写，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整段文字，没有一句从正面直接描写关羽作战如何英勇，战斗场面如何惊险紧张，而主要通过人物关系，运用烘托、映衬等手法加以表现。作者相信读者的艺术想像力，并启发和调动读者的艺术想像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先写关羽的对立面华雄。他把华雄写得很高大，很英勇，很了不起。但是写华雄不是目的，目的是写关羽。写华雄只是一种陪衬，一种铺垫。写华雄首先写他不平凡的外形：“其人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次写他口出狂言：“吾斩众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接着，就从实际战斗中具体地描写他的英勇善战。这又分几层写：先是“手起刀落”（毫不费力）斩鲍忠于马下，被董卓提升为都督。这是第一层。次写他夜袭孙坚兵寨，杀得孙坚狼狈逃窜，险丧性命，连头上的红头巾也换给别人才得以逃脱。这是第二层。再次是写他把孙坚的四员大将之一的祖茂“一刀砍于马下”。这是第三层。所有这些笔墨最后都落到了关羽的身上。这里写华雄是用欲抑先扬的方法，是为了写他乃关羽手下的败将，却先故意写他英勇善战。在上面层层铺垫的基础上，作者这才写关羽出场。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看，这样安排情节也是很吸引人的：面对如此英勇、气焰又如此嚣张的华雄，关羽能战胜他吗？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悬念，使读者不得不非常关心，而且急切地要读下去。 关羽的出场也不同寻常，作者加以着意的布置。主要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反应来烘托、映衬。如写孙坚损兵折将后“伤感不已”，写袁绍闻讯后“大惊”，写众诸侯聚集商议时，因被挫动锐气，一个个无可奈何，“并皆不语”。而这时却写刘、关、张三个人立在公孙瓒背后冷笑。众诸侯是不语，三人是“冷笑”。在那冷静而又紧张的场面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冷笑”二字意味深长：不只是笑那些身为将帅却对华雄束手无策的“众诸侯”，同时也是笑那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华雄，是对他的一种藐视。这已经使读者感到这三个人有些非同寻常了。接下来又写华雄来挑战，连斩骁将俞涉和上将潘凤。在这“众皆失色”、“惶惶不安”之时，这才写“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这几句话本来平平常常，几乎任何一个出战的武将都可能说的；但有了上面那些描写作铺垫，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在此时此地说出来，就变得不同凡响了。这样，经过多方面、多层次的烘托、映衬，气氛渲染得十分紧张。关羽这时出场，自然就十分引人注目，处于一种非常突出的位置了。 按理说，到这时关羽就应该和华雄交手了。但作者却不慌不忙，写得极有层次。在情节的安排上他又故作顿挫，振起一笔，使不长的文章变得波澜层迭、摇曳多姿。看作者先让关羽亮相，写他的外表：“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